神马文学网“拆迁变法”征民意更要纳民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4 04:21:08
“拆迁变法”征民意更要纳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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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新闻 时间: 2010-12-17 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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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被征收人的同意权被替换成了“纳入政府计划”，这种简单化处理，方便了地方政府，却背离了公民的财产权保障。在这一程序性规定上，“第二稿”还欠缺说服力。
让人望穿秋水的“拆迁变法”终于有了新进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第二稿”）再度征求公众意见。虽然明确了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为“2010年12月30日前”，但何时公布征求意见结果，以及新条例出台的具体时间表，仍然悬搁。
此前一天，公开征求车船税法草案意见的结果公布，公开的时间距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不到一个月。民意征集的结果公开就该像这样“趁热打铁”，被寄予厚望的“拆迁变法”更应时不我待地向前推进。
在立法的民主化中，征求民意是第一步，汲取民意是第二步。“第二稿”确有不少进步可圈可点，但我们在“修改情况说明”中却看不到哪些修改对应了哪些意见。被认为是“拆迁变法”最大障碍的地方政府部门，他们的意见与多数民意有何根本性分歧，我们也无法得知。立法博弈事实上被笼统地整合成“社会各界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没有相应的数据公开，也看不到民意的“多数”何在。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目的就是推动立法博弈，寻找并凝聚多数共识，若没有科学的统计结果，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从“第二稿”的内容看，不少条款的修改欠缺依据——它既非来自于民意，也与社会常识相去甚远。比如，“第二稿”逐项列举了“公共利益”的范围，这本是一大进步。但“第八条”中的“(六)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建设的需要”，“修改情况说明”中并未给出说明。一些地方政府以“办公用房”为名肆意扩建楼堂馆所，如若对此不加限制而列入“公共利益”，恐有纵容地方政府大修大建之嫌。而后面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不但给“公共利益”的认定留了一个“尾巴”，塞入“行政法规”一词事实上还有“自我授权”之嫌，“行政法规”的制定者就是行政机关自身，这样的“后路”理应断绝。
而在“修改情况说明”中的“征收程序”一节，曾提及“旧房的标准、对危房和旧房应区别对待”，“有意见提出，全体被征收人同意才可以改造；也有意见提出，90%的比例太高，建议改为多数或者2/3、4/5同意。”但在“第二稿”中，这些意见均未被采纳，被征收人的同意权反被替换成了“纳入政府计划”，即仅规定“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虽然市、县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要经当地人大审议通过，但人大的审议通过和被征收人的同意是完全不同属性的两种权力（利），人大权并不能替代公民私权。这种简单化处理，方便了地方政府，却背离了公民的财产权保障。在这一程序性规定上，“第二稿”还欠缺说服力。
也因为行政立法的性质，决定了它无法配置立法权与司法权，因此，“第二稿”将大量与拆迁相关的内容转嫁给了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这更凸显出立法、司法与行政联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我们用“拆迁变法”来表达我们对“国家征收”制度的期待时，我们理应明白，这份期待指向的，并不仅仅是一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也应包括同样陷入难产中的“行政强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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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新闻 时间: 2010-12-17 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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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被征收人的同意权被替换成了“纳入政府计划”，这种简单化处理，方便了地方政府，却背离了公民的财产权保障。在这一程序性规定上，“第二稿”还欠缺说服力。
让人望穿秋水的“拆迁变法”终于有了新进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第二稿”）再度征求公众意见。虽然明确了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为“2010年12月30日前”，但何时公布征求意见结果，以及新条例出台的具体时间表，仍然悬搁。
此前一天，公开征求车船税法草案意见的结果公布，公开的时间距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不到一个月。民意征集的结果公开就该像这样“趁热打铁”，被寄予厚望的“拆迁变法”更应时不我待地向前推进。
在立法的民主化中，征求民意是第一步，汲取民意是第二步。“第二稿”确有不少进步可圈可点，但我们在“修改情况说明”中却看不到哪些修改对应了哪些意见。被认为是“拆迁变法”最大障碍的地方政府部门，他们的意见与多数民意有何根本性分歧，我们也无法得知。立法博弈事实上被笼统地整合成“社会各界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没有相应的数据公开，也看不到民意的“多数”何在。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目的就是推动立法博弈，寻找并凝聚多数共识，若没有科学的统计结果，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从“第二稿”的内容看，不少条款的修改欠缺依据——它既非来自于民意，也与社会常识相去甚远。比如，“第二稿”逐项列举了“公共利益”的范围，这本是一大进步。但“第八条”中的“(六)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建设的需要”，“修改情况说明”中并未给出说明。一些地方政府以“办公用房”为名肆意扩建楼堂馆所，如若对此不加限制而列入“公共利益”，恐有纵容地方政府大修大建之嫌。而后面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不但给“公共利益”的认定留了一个“尾巴”，塞入“行政法规”一词事实上还有“自我授权”之嫌，“行政法规”的制定者就是行政机关自身，这样的“后路”理应断绝。
而在“修改情况说明”中的“征收程序”一节，曾提及“旧房的标准、对危房和旧房应区别对待”，“有意见提出，全体被征收人同意才可以改造；也有意见提出，90%的比例太高，建议改为多数或者2/3、4/5同意。”但在“第二稿”中，这些意见均未被采纳，被征收人的同意权反被替换成了“纳入政府计划”，即仅规定“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虽然市、县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要经当地人大审议通过，但人大的审议通过和被征收人的同意是完全不同属性的两种权力（利），人大权并不能替代公民私权。这种简单化处理，方便了地方政府，却背离了公民的财产权保障。在这一程序性规定上，“第二稿”还欠缺说服力。
也因为行政立法的性质，决定了它无法配置立法权与司法权，因此，“第二稿”将大量与拆迁相关的内容转嫁给了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这更凸显出立法、司法与行政联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我们用“拆迁变法”来表达我们对“国家征收”制度的期待时，我们理应明白，这份期待指向的，并不仅仅是一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也应包括同样陷入难产中的“行政强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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