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論語》解疑惑——「為政第二」篇（楊致良）

（香港）楊致良
思無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義疏》梁·皇侃曰：「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猶如為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動也。云曰思無邪者，此即詩中之一言也，言為政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
《集注》朱熹曰：「“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程樹德撰的《論語集釋》（以下簡稱《集釋》）中引鄭氏《述要》：「夫子蓋言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託虛徐之意，即所謂“詩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詩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讀者易收感興之效。故夫詩之是非得失，則在乎知人論世，而非此章論詩之本旨矣。」
「思無邪」三字可以多種解釋，當然也不排斥引用詩經來解釋。但從論語編纂的系統性來說，不可能同前一段“為政以德”毫無關係。因此沒有必要將歌頌“馬”的詩經〈魯頌·駉〉中的幾個字來說明。甚至說詩三百有“善者”和“惡者”的說法，將讀者引入研究詩的歧途。
從文字上解釋，“一言以蔽之”的“一言”，不一定是指詩經中的那一句話，「思無邪」也是“一言”啊！
《別裁》中南懷瑾說的：「人活著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思想，孔子的“思無邪”就是對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問題，不經過文化的教育，不會走上正道，所以他說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就為了“思無邪”。」
〈為政〉篇的三段是有密切聯係的，也可說是為政的三要素。首先是講為政以德，無論是自身或是對屬下的要求，都要講德行。接著是要思想端正，有私心雜念，就不可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最後要方法合乎德行，就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十有五而志於學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隨心所欲不踰矩。
《義疏》梁·皇侃曰：「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年而志於學也。」
《正義》及《集釋》均引《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出就外傅，束髮就大學。」虞注：「束髮為成童。古以年十六為成人，則成童為十五。」
《集注》朱熹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謂之志。此所謂學，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古今學者大都在入學的年齡上作注釋。但當時的“國學”是王公貴族的子弟才能入學。然而，孔子的幼年，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貧且賤。」「丘生而叔梁紇死」，叔梁紇即孔子父。〈子罕〉篇中孔子自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所以孔子不可能入“國學”，全靠母親和母親的家族的教學。據錢穆《孔子傳》記載：「顏氏姬姓，與孔氏家同在陬邑尼丘山麓，相距近，素相知。顏氏季女名徵在，許配叔梁紇，生孔子。」「孔子生士族家庭中，其家必有俎豆禮器。其母黨亦士族，在其鄉黨親戚中宜尚多士族。為士者必習禮。孔子兒時，耳濡目染，以禮為嬉。已是士族家庭中好兒童。」《史記·孔子世家》亦有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尤其是孔子的外祖父也是知書達禮的儒者，由於孔子父親早亡，肯定會加倍教育孔子成材。
孔子母親去世，據錢穆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分析，應在孔子十七歲以前。《禮記·檀弓》篇記有孔子安葬其母的事：「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故知母親去世時，孔子尚在少年，即未到成年的十六歲。
母親去世後，孔子少孤，生活完全靠他，故只能做些低微的“鄙事”。在這種情況下，怎能不做事而專去求學，做“鄙事”也不是他的志愿，並且親身體驗到沒有學問就要受人侮辱，失去人的尊嚴，所以立志在鄉里中辦學，幫助附近兒童學習文化和禮樂，後來附近的人都來要求參加，竟然成了中國第一所民辦的學校。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有這樣的記述「孔子是第一個創設規模很大的私立學校的教育家。」
綜上所述，孔子說的：「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的“志於學”，似乎理解為“志於辦學”，更為確切。
從另一方面也可證明這一點。《春秋左傳》昭公七年，記有：「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並說「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也，以定其位。」昭公七年，孔子十七歲，此時已為當時魯國執政的“三桓”之一的孟僖子所知道和欣賞。又據《孔子世家》記載：「至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因以名鯉，而字伯魚。」可見孔子二十歲時，己聞名於國君。不是辦學教弟子，怎可能很快聞名全國。
這一段論語編者把其放在〈為政〉篇中，說明為政者不僅要「為政以德」「思無邪」「道之以德」，還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重視學習和教育別人，培養人才。孔子志於辦學，就是這個目的。
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這一句的解釋歷來有兩說：一說是父母耽憂的是兒子的疾病，另一說是兒子耽憂父母的疾病？
前一說，如《集解》引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義疏》梁·皇侃曰：「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為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唯其疾之憂也。」
《集注》朱熹曰：「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
《新解》中錢穆贊成：「子女常以謹慎持身，使父母唯以其疾病為憂，言他無可憂。人之疾，有非己所能自主使必無。」
《譯注》中楊伯峻也採取馬融的說法說：「做爹娘的只是為孝子的疾病發愁。」
上列諸學者均注釋為“父母耽憂兒子的疾病”。
另一說，是理解為兒子耽憂父母的疾病。如《正義》引王充的《論衡·問孔》：「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引《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清·劉寶楠接著說：「王充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為孝。」
《集釋》引梁氏《旁証》：「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若此者。」又引王樵《四書紹聞編》：「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為心，最當深體。」
《別裁》南懷瑾解釋這句話時說：「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這句話就是說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種憂愁、擔心，多麼深刻，你要去體會這種心境」「孔子對孟武伯就是說，對父母能付出當自己孩子生病的時候那種程度的關心，才是孝道。」
上述兩種論點，關鍵在於：孟武伯問的是「孝」，而不是「愛」。父母對兒子的是「愛」。
孔子善於啟發式的教育，這是個最好的例子，孔子不直接回答，而以父母愛子之心來曉喻，相信孟武伯一定理解他的意思，要好好地侍奉父母，以盡人子事親之孝道。
朱熹雖亦說：「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但他說的是為此而要「守其身」。“守身”果然重要，但並不等於“事親”，故而錢穆在《新解》中說這一說法：「似對《論語》原文多一紆迴，且於唯字語氣不貼切。」，
聯係《論語》本篇下二句，子游和子夏問孝，就更清楚了，孔子在〈為政〉篇中講的都是“事親之道”。孔子教我們，要像父母愛子之心那樣來耽憂父母之疾病，以盡“事親之道”，從而感化天下。
君子不器
子曰：君子不器。
《集解》引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義疏》梁·皇侃曰：「此章明君子之人不係守一業也。器者給用之物也，猶如舟可汎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當才業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故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集注》朱熹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以往學者都是將「不器」理解為不是「守一」的專才，而要做「周普」的通才。這樣的注釋未免有眨低專才之義。
然而在〈子罕〉篇中有這樣的一段對話：“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可見孔子也認為君子多能的也不多。
並且從《禮記·學記》中可以看到，對「不器」的理解也與此不同。
《禮記·學記》曰：「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意思是說：大德者不在於做官，大道不在於一事一物的名器，最大的信任不在於盟約，天時不是一樣而萬物得以生長。明白此四點，就可以有志於學了。猶如三王祭川，都是先祭河，然後祭海，或是祭的是源頭，或者是末尾，是為了求根本。
「器」，是指有名有形的事物。從《禮記》中看到的「不」，不是指「不要」，而是指「不在於」，所以「君子不器」可以理解為：君子不在於為名成器，而要“務本”找到物的源頭，這源頭就是道。
《易經·繫辭》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意思是說：超乎形象之上看不見的，稱之謂「形而上」的道，在目光之下看得見的，稱之謂「形而下」的器。兩者結合起來，化而加以取裁，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拿來用之於天下的百姓，就稱之謂事業。
萬事萬物，均有形有象，是看得見的，所以稱之謂：“形而下”的器，沒有它，世界就不存在。然而它的成長變化，都由「形而上」的道所主宰。
從《易經·繫辭》中知道「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是不能分離的。兩者結合才能有生命，才能有變化和通順。用之於民，才能有事業而有益天下。
所以君子要以道貫通於各項專業，不能著眼於成名成器。為政也要有一套管理的技能，也可說是一種專業。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人物，都是以道為主宰，統率了專業而獲得了成功。
夏禹治水而聞名天下，可以說得上水利專家，但他從不想到成名成器，心中只有天下蒼生，以德治水，所以成功。
無論專才或是通才，都是社會需要，造福人民。但如果不以道主導，沒有德性，則反而對社會有害。
在〈為政〉篇裡提出「君子不器」，就是同《禮記·學記》中第一句說的「大德不官」的意思一樣，大德者不是為了做官。作為一個君子，應該不是為了成名成器，而是導之以德，一切為了天下百姓。
攻乎異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對這一句的註釋，歷來眾說紛紜。古今學者各有不同的見解。
《集解》魏·何晏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義疏》梁·皇侃疏：「攻，治也，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
《集注》朱熹引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又引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新解》錢穆說：「舊說謂反聖人之道者為異端，因舉楊、墨、佛老以解此章。然孔子時，尚未有楊、墨、佛、老，可見本章異端，乃指孔子教人為學，不當專向一偏，戒人勿專在對反之兩端堅執其一。學問當求通其全體，否則道術將為天下裂，而歧途亡羊，為害無窮矣。」故此句譯為：「專向反對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
《集釋》引王闓運《論語訓》：「攻，伐異也。〈先進〉篇曰：“鳴鼓而攻之”。道不同不相為謀，若必攻去其異己者，既妨於學，又增敵忌，故有害也。」程樹德按曰：「論語中凡用攻字均作攻伐解，如“小子鳴鼓而攻之”，“攻其惡，毋攻人之惡”，不應此處獨訓為治，則何晏、朱子之說非也。」又引《中庸》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勿為已矣。」引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死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譯注》楊白峻譯為：「批判那些不正確的議論，禍害就可以消滅了。」他在註釋中說：「已---應該看為動詞，止也。如果把“攻”字解為“治”，那麼“斯”字看作指代詞，“這”的意思；“也已”得作語氣詞。全文便如此譯：“從事於不正確的學術研究，這是禍害哩。”一般的講法是如此的，雖能文從字順，但和《論語》詞法和句法都不合。」
上述各種說法都不同。何晏、皇侃和朱熹等都把「攻」字解釋為「治」亦即是治學。因而說攻乎異端是有害的。而程樹德和王闓運把「攻」字解釋為「攻伐」，錢穆把「專向反對一方用力」，都說攻乎異端是有害的。兩者的解釋完全相反。楊伯峻雖然亦將「攻」字解釋為「批判」，類同「攻伐」的意思，但整句的解釋郤與後者相反，說攻乎異端是好的，可以使禍害消滅。
儘管有各種各樣說法，但相信孔子的原意只有一個。不妨試從孔子言行來分析，也許能找到一些端倪。
首先，分析孔子所反對的是什麼？
〈八佾〉篇：「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對僭禮篡權的行為深惡痛絕。
〈先進〉篇：「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子反對的是冉求幫季氏向老百姓搜括錢財，助紂為虐。
〈陽貨〉篇：「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由此看來，孔子反對的是對人民和國家有害的事和言論。孟子所反對也同孔子一樣。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
至於對不同的學派就不同。據《史記》記載孔子曾問禮於老子。《論語》中也記載有：微生畝、石門的晨門、衛的荷蕢者、楚狂接輿、長沮、桀溺以及杖荷蓧的丈人等那些道家隱士，儘管道不同，甚至還譏笑孔子，孔子仍想聽聽他們意見。如：
〈子路〉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衛靈公〉篇：「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衛靈公〉篇：「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孔子贊成“博學”，但是有原則的，必須“約之以禮”。
〈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再者，對「異端」如何理解？
何晏說的是：「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諸子百家的學說均有合理的部份，應取各家之長，補自己之短，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不能將諸子百家籠統地稱為異端。
事有大小，異的程度有不同，所以不能稍有偏離中道的都稱之為異端。只有背離大道走極端路線的，對人民和國家有害的一些怪異的事和言論，才稱之謂異端。對這樣的異端當然要“鳴鼓而攻之”。
最後試分析這「攻」字，應怎解釋？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中說：「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故「攻乎異端」亦可以解釋為：「用功於異端」。
這一句是編在《論語》〈為政〉篇中的，前一句是：「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後一句是：「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前後兩句都是講「學」，中間一句講「學」的時候要掌握什麼方向，確實很重要。所以不可能是講「攻伐」和「批判」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