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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权制度改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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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浙江民企 探索成功奥秘

　　编者按：近年来，浙江建筑业中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比例已占全省70%以上，并出现了在全国都有影响的大企业集团。以产权改革和创新机制为核心的浙江民企新一轮的崛起，形成了行业内独特的“浙江现象”，也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不久前，中建协在杭州召开的研讨会上，对浙江民营建筑企业的崛起作了全面透析，并引发了“国”“民”企业老总的有关话题对话。对此，本期“企业经济透视”特别刊登其中关于“产权制度改革”的对话，从中解读浙江民企快速发展的奥秘。
主持人：陈宇红 中国建筑业协会
嘉 宾：徐征宇 广厦集团战略发展部经理
余健尔 浙江省建工集团总经理
王宇凌 宁波建工集团董事长
王永泉 中成建工集团董事长
樊益棠 环宇建设集团董事长
潘培富 绍兴建管局副局长

产权改革：一个渐进过程
主持人：应该说产权是企业体制和机制产生形成的一个源头问题，企业改革的成功与否都与产权制度改革有着密切关系，我们这次对话是通过解读浙江民营建筑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窥视其灵活的经营机制。浙江民企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两方面的改革。听说广厦集团已进行了三次产权制度改革，每一次的改革是否都需要解决机制上的某些问题？需要对产权作一次新的调整？
徐征宇：广厦第一次的产权改革是1993年至1994年推行的股份制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原镇政府在广厦的700多万元股份进行了置换，所以，广厦从那次改革后就没有了国资。经过股份制改造，我们的几位老总创始人也都是自然人持股，这是一次大的变化；第二次大的产权变革是1997年，那就是广厦股份上市。应该说，第二次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变化比第一次更大。第一次是清晰了产权，使企业成了自我约束、自我经营、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广厦股份的上市，带来的变化更大。首先是制度建设，包括机制的创新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第二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的变化；第三是从生产经营向资本经营跨越；第四是企业家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上市前企业运作的方面只能算是一个大老板，上市以后，促进了大老板向企业家的方向转化，这是机制引导的结果。第三次产权制度改革是1998至1999年完成的，我们把原来职工持股会的那一块进行了自然人的量化，留出30％后，70％量化给全体职工。通过这三次产权制度改革，使广厦的机制越来越适应市场的需要，从而促进了广厦超常规的发展。
　　主持人：中成建工集团的产权改革与广厦不一样，由于规模较大，在改革中碰到很多的问题，到1999年才二次产权改革到位，请王总给大家作点介绍。
　　王永泉：中成建工集团一共进行了二次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次是1993年，当时企业的产权制度虽然改了，但真正的资产应该是不清晰的，企业制度是不完善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出资，包括企业的老总、经营层面的人都没有出资。真正的产权改制是1999年。当时，我们是通过了清产核资后，比较彻底的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的确，中成由于规模较大，在改制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的净资产接近4个亿，通过剥离以后还有3个亿，所以我们的改制比绍兴其他企业改制的进程要慢一些。
[画外音]产权改革是企业内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即使在有较宽松环境的浙江，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企业都是经过了多次产权改制后才逐步到位的。

政府扶持不可或缺
主：绍兴建筑企业的改制，政府给予了不少扶持，我们先请潘副局长谈谈政策方面的情况。
　　潘培富：绍兴建筑企业绝大部分是由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的机制都很灵活，即使原来的一些城镇集体企业和少量的国企，内部的各种机制也比较灵活。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了三方面新情况，一是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扩大，资产增加，对那些新增资产的产权如何界定？ 第二，当时这些企业观念和模式上有着向国企模仿的趋势，国企的种种弊端逐渐显露。第三是各式民营经济的兴起，使原来这些乡镇企业的体制、机制方面的优势逐渐消失。
　　同时，企业对改制存在着三种思想，一种是要求改革的愿望十分强烈；第二种是等待观望，；第三种是求稳不想改。所以，我们开展了针对性的工作。对改制要求强烈的企业，给予充分的支持，并抽调有关人员参与改制；对第二种等待观望的企业，我们进行宣传、引导，提供有关的改制资料和相关的政策，帮助改制；对不想改制的企业我们进行谈心，进行政策开导，督促改制。通过三年多的产权制度改革，全市92％以上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到目前为止，国有经济的成份已经降之总量1％以下。
主：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改制,这些企业的路会越走越窄？就会影响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潘：可以这么说，为了企业更快的发展，激活企业的内部机制,我们认为必须进行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
主：能否说一些更具体的？听说你们提出了“提留、剥离、核消、搁置”的政策？
潘：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碰到了许多问题，如对收不回来的工程款怎么处理？下岗职工，包括企业的后勤部门，如幼儿园、食堂等人员如何安置？还有职工的保障资金如何提取？企业使用的国有土地如何办？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按照绍兴市工业企业改制的四大政策进行处理，即“提留、剥离、核销和搁置”。所谓提留，就是按企业在册职工总数的40％，每人提留10500元，作为企业下岗职工安置的基金，对企业的退休人员按每人１万提留出来，作为养老保险以外的费用。核销，就是把企业长期以来的呆帐、坏帐及一些不良资产，通过主管部门和财政、国资部门认可后，进行核销。剥离，是把非经营性资产从企业经营性的净资产中剥离出来。搁置就是对企业正在使用的国有土地，采取暂时搁置的办法。应该说这四方面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改制工作。把企业资产的水份都挤干了，留出的是一块高效的、优质的净资产进行改革，企业就能够轻装上阵。作为政府来说，虽然要付出改革的成本，但从长远来看，给企业带来了发展动力，企业施工产值的不断增加，税利也就会不断的增长，我们认为这是放水养鱼。
主：谢谢潘副局长的介绍。作为地方政府，给政策对企业改制十分重要，但也有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怕国资流失，其实，绍兴地方政府更多的考虑是培植税源。
　　潘：我们当初在改制时，虽然化了一些成本，但通过企业这几年的发展，企业的活力得到增强，上缴的税收也不断增长，改革的成本已通过税收返还，而且现在税收还在不断增长。因此，我们认为改制是要化成本的。


主：绍兴环宇建设集团的老总今天也在，请你谈一下你们在改制中绍兴市的政策对你们的支持。
　　樊益棠：我们环宇也是一家老的集体企业，1995年进行了第一次改制，1998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制。第二次改制是根据市政府的政策进行的，应该说，市政府规定的政策我们都享受了，但我们遇到的最大难点是经营者、经营班子多持股、持大股问题，虽然市政府文件明确要求经营者持大股，持股要10％以上。而我们这些经营者原来也没有很高的收入，我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当时的年收入只有五万元，而一般职工只有一万多元，在改制过程中，要拿出很多的钱入股都很困难，我们在1998年改制时，确定企业的资本金为3000万元，要拿出3000万元确实碰到了许多难题。
　　第一次改制时，我们是一千多名职工人人持股，当时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人人持股的“大锅饭”的弊端。尤其是到了年底，企业有多少效益人人都希望分红，把钱全部分光，最后改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到了1998年的改制时，提出了经营者持大股，不提倡人人持股，所以当时3000万的股，对我来说确实困难不少，虽然文件规定如果没有钱，经营者可以向银行借钱，自己的财产也可以作抵押，但实际上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当时我家里也没有什么资产，只有住的房子，借钱的地方也没有。再说高利率贷款国有银行也不允许，还有担保问题等等。最后通过协商，由我们企业先同银行联系好，绍兴其他的私营企业向银行贷款，我们的企业出面为私企担保，他们贷款后再借给我，我再借给企业其他经营骨干，这样就解决了经营者持大股的难点。
主持人：中成集团在改制时资产有几个亿，在经营者持大股的问题上，可能比环宇难度更大一些，是吗？
　　王：是的。我们当时清产核资时接近４个亿，通过剥离后，实际上还接近３个亿。但绍兴市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通过剥离，提留等等的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还有２亿多元，这些钱需要经营层、骨干层自己拿出来的。那时，我们确实做了不少的工作。整个集团的出资人并不多，只有268人，其中自然人18人，持股会一个。整个过程是，我们先出资5000万，使政府的集体股退出，我作为一个经营者，持股12％，当时我一次性拿出300多万，再贷款400多万，政府奖励我1200万元，因为当时这个企业是我一手创办的，应该说这1200万是我从1990至1999年这些年的承包奖金，我当时只拿了40％，还留有600多万元没拿，实际上政府真正奖励给我约500多万元。　　
[画外音]国退民进、企业改制，这是行业的一个老话题，但这一切离不开政策上的支撑，浙江民企之所以会快速崛起，同开明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密切相关，他们的一系列做法很值得我们关注。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这正是孕育“浙江现象”产生的土壤。
资本搭车：国企改革也能上路
主：浙江集体建筑企业产权改革的宽松环境真让人羡慕，政府的开明、政策的引导，培育了许多有实力的民营建筑企业和富有开拓精神的民营企业家。浙江建工集团是这次对话的唯一的一家国有建筑企业，听了民企的改制，国企改制模式的路该怎么走？
余健尔：参加这个对话很有感慨，解读浙江民营企业，对国企改革确实很有启发。我在去年首届21世纪中国建筑企业家论坛上，曾提出了一个观点：资本搭车。
国企的改革从1983年的承包责任制到1993年的股份合作制，到现在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浙江建工从1999年起，花了三年的时间进行改制，到去年底，第二层面的11个企业全部改制完成。改制后的企业性质，多数是有限责任公司，也有几家是股份有限公司，整个股本结构4.5亿元。其中国有股本60％，职工持股会20％，经营者和经营骨干层10％，还有10％是其它社会法人。在第一轮的改制过程中，我们实现了既定三个目标，第一是国有的无限责任变为有限责任；第二把国有股变为多元的股东；第三确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是在整个改制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国有股本在整个结构中比重还很大，所以我们提出了国有股本搭其他所有制股本的车。通俗地讲，就是国有股本搭民营股本的车。我们认为资本搭车是目前解决国有企业在第二轮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途径，是否有效，我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是资本的人格化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国有股本从其股本单一性来讲，它是最清晰的，它的出资人就是国家，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它又是含糊的，因为国家、政府是一个大而广的概念，是国家的，是全国人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资本没有进行人格化。有人说中国企业家没有远虑，对这个话固然有偏见性，但我认为也有客观的存在性。我们国企的经营者，它有任期，三年五年，民企没有任期制，甚至没有60岁、65岁的概念，这是一个长远的概念，把资本人格化了，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而我们国企缺少资本人格化的概念，导致了资本的低效率；第二就是我们现在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出资者与委托代理者之间的关系是虚拟的，根据浙江省现在国有企业的改制,省政府下面就是国资委，国资委是由各厅局组成的，下面是25家大型企业，我们浙江省建工集团就是25家中的一家，它代表省政府对所在企业的资产进行管理。对资产进行保值增值，从架构上来看，很清晰，但这种委托与管理之间的关系是虚拟的。为什么说是虚拟的？固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按照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安排，与我们过去计划经济的本质不一样，资产管理最好落实在自然人身上，而现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它的出资者、代理人都没有对他进行自然人化。所以，现在的这种架构、模式，引来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它的责、权、利是不均等的。在改制过程中，我们现在的国有股本在某些企业中是相对控股，有些企业由于客观的原因是绝对控股，有这么一种关系，股东互相之间就不能衡制，某些情况它还会代替一种行政手段，用大股东的身份来冲击其他股东应有的利益。因此，我认为资本搭车是目前国企改革中的一个途径，在资本搭车过程中，要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要让资本说话，资本不应该受到行政的干预，尤其是国有资产。第二，国有资本在搭车过程中的“司机”，应该是其它所有制的股本，我们只是搭车。为什么？一句话，因为民营企业它对资本的终极负责，它是量化到个人上的。
主持人：刚才是国企的老总提出的“搭车论”，也许在座的民营企业都有可能成为余总的“司机”。宁波建工集团原来也是国有企业，你们是什么时候改制，变成民营企业的？
王宇凌：是去年的12月28日挂牌。
主持人：听说宁波建工集团在改制前是个明星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你们有1.7亿元的资产，这么大的国资怎么退出？
　　王：宁波建工集团原来是百分之一百的国有企业，有段时间是建工局、集团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次改制应该说是比较彻底的。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本如何退出，我觉得宁波市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很宽松，我们整个改制大约准备了两三年时间。首先是界定，分清经营性和非经营性，把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对于在建工程这块资产怎么确定，我们与体改委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后对所有在建工程都按账面不盈不亏，作为零来处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界定的任务是企业积余下来的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究竟是属于国有的还是属于职工的，这一点宁波市政府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因为这笔数字很大，有4000多万,假如说属于国有，那置换就非常困难，如果是属于职工，对于企业以后的发展是很有利的。最后这笔奖励、福利基金全部留给了新企业，没有作为国有资产来界定。这些改制前的文章做好以后，然后进行评估，我们最后评估是1.7亿元。
　　如何置换1.7亿多元的国有资产？一是支付改制成本，主要是理顺劳动关系的成本，一共去掉7800万，宁波市在这一点上做的很彻底，它是一次性对原来的劳动关系全部中断，去年11月23日是我们所有职工劳动关系的终止日，也就是说这一天，所有职工的劳动关系同企业部脱离了。因为新企业还没有成立，新的劳动关系还没有确定，怎么办？有建委担保，有企业的改制筹备小组同职工签订一个过渡合同，这个过渡合同到新企业成立为止。我们在理顺劳动关系中，很好地解决了人的问题。第二是非经营性资产的剥离，共剥离了2800万，主要是职工的住宅。第三块是不良资产的核销，宁波市有政策，凡是三年以上的呆账，经过法院判定的、不满三年且有证据的，都可以核销。我们核销的数字也比较大，共有5300多万。这些资产的核销，各级的纪检部门都必须参与，每一个案例都必须要有责任人签字，我们在改制过程中，这方面的工作做的时间最长。这样大致上还有2000万的资产，我们又把债权作抵押1000多万元，最后出资了500多万元买断。通过产权改制，我们的机制开始活了，职工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以前决策一个项目，要层层请示汇报、讨论，现在只要和董事会一商量，我马上就可以决定。
　　[画外音]浙江民企的成长，应该说得益于产权制度的改革，而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敢于破除陈旧观念，敢于冲破别人没有涉及过的禁区，也许这就是“浙江现象”给我们带来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