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大量旧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王海晨访谈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3 12:39:38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到达西安时张、杨前往迎接。左起:蒋介石、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

  今年12月12日,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发生74周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因发动这一事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于张学良将军,一般民众的了解,多源于电影《西安事变》和相关的几部电视剧。历史学家对于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了解当然要深入得多。但限于资料,限于以往当事人披露的历史真相有限,再加之有些史学家喜欢“以论带史”,主观意图太重,所以,不少史著中的张学良与真实的张学良相差颇远,而有些影视作品中的张学良就更加失真。张学良本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人性格毫不护短,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

  哪些传闻让张学良大笑不止?张学良认可的真史又是什么?这是历史学家应当追寻和回答的严肃问题。但这需要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张学良本人的口述,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量的历史真相。张学良研究家王海晨先生对“张学良口述历史”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并据此对许多流行说法做了比对、勘误,这些成果,在他写的《从张学良口述看张学良被误读》一文中多有披露。(《百年潮》2010年第10期)笔者看到此文后,认定其有重要价值(尽管有的新说已为人知),便以此文为线索,采访了王海晨先生,请他讲讲张学良是怎样被误读的,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

  一、“我父亲不是土匪”,他是在维护地方治安,收取保护费的“保险队”里干事的。

  记者:您是即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的副主编,是张学良研究家,我想多问您几个问题。您曾说张学良看到写关于他的记载和传闻时常发笑,他笑什么?

  王海晨:从他口述中,可以发现,他一笑有些人乱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编者)说的;二笑“大家”乱评:我做的,没有他写的这么好,也不像他说的这么坏;三笑有人胡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四笑史家对历史细节关注不够,“九一八”时日本关东军发的布告,日子是后填上去的,说明他们事先已经把布告都印好了,却没人注意。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气,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说了80多次“胡说八道”、“胡说”、“瞎说八道”,至于“不是这么回事”、“不对”之类的“评语”就更多了。

  记者:从您的文章中看到,张学良说,“我父亲不是土匪”。这完全把我印象中的张作霖的“胡子”形象颠覆了。这真是新奇的说法,但我又确信这应是真实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王海晨:加文·麦柯马克写的《张作霖在东北》一书,第一句话就是:“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写道:“甲午后,作霖回家闲居一年,后经冯麟阁介绍,投董大虎伙为‘马贼’” 。

  张学良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我父亲和我二大爷为我爷爷报仇,打死了一个人,跑到毅军那当了几天兵,混个小官回来了,仇家不放过他,他又逃走了。他就跑到黑山县的一个交界的地方,跟一个人学兽医,帮人治马,给人打下手。那时候,有马的人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人,有一种叫马贩子,就是偷人家马来卖,卖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经过这个兽医来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他就这么样渐渐地认识了一些人,张作相啊,就是这时候认识的。”

  “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的人都跑了,社会治安混乱得不得了。他就纠合了十几个人吧,有十几条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

  张作霖没当过土匪,那他当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我父亲当过土匪,其实他当的不是土匪,那时候叫‘保险队’。什么是保险?就是这个地方的安全我负责,‘我来保护你,你给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闹事儿,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那个时候维护地方治安有两种,一种是“人民自己保卫自己,如晚上男人睡觉,女人上炮台警戒”;另一种就是“人民请别人来保护自己,就是我父亲这种。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二、为了提高东北地位,为了树立个人威权,也为了警告日本,不惜与苏联开战。“中东路事件: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