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情结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自然性情的男女情爱：先秦时期

　　在先秦时代，人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处女观念，男女之间只要情投意合，即可随意进行交媾，尽情享受莫大的快乐。周代，在山林、河边往往建有社坛庙宇，内供象征男根的高谋石。每年阳春三月，万物勃发之时，无论已婚、未婚男女都要齐聚高谋石下，举行隆重的生殖祭祀，然后各择隐蔽处如桑台（社坛附近的桑林)自由性交。可以想象，正当春暖花开、采桑羞蚕时节，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携手步入郁郁葱葱的桑树丛中，将衣服尽除抛置竹篮内，然后纵情求欢。《周礼·地宫·媒氏》记载，仲春二月是男女相会，特别是未婚男女狂欢的节日。在这些日子里，要是有谁无缘无故地禁止别人的狂欢--野合，就会受到官方的处罚。《诗经·郑风·溱洧》描绘了这样一种情形：早春二月，绿野千里，两条清澈的河流交汇奔流。岸边，踏青的男女成群结队。其时，英俊少年，美貌女郎，身佩芳草，头戴花环，手捧花束，熙熙攘攘,聚会在两河之间。他们眉目传情，谈笑风生。姑娘赞道："啊，这地方真是美极了。"小伙子接上："是很美，不过咱们已经欣赏了好一会儿了。到河对岸去吧；那里不但景色优美，我还会使你快乐。"于是男女两两相携，步入花间草丛深处，陶醉在性欢乐之中。分手之时，小伙子赠给姑娘一束芍药花作为留念。这实际上是一首描述在河岸上举行村社庆典的诗，在此庆典上，青年男女可以合法地相互求爱，竞争角逐，然后进行性交。

　　《诗经》中有大量这样的男欢女爱及爱情内容的描写，对男女之间的接触与纵情狂欢毫无避讳，表明《诗经》对性的宣扬是直率的，有时甚至是夸耀的。人们对"野合"并没有丝毫的下流羞耻之感。《墨子．明鬼》上说："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而观也"，郭沫若以为此与《周礼．媒氏》上记载的仲春通淫，都是男女野合的遗习。事实上，在《诗经》成书之时，民间性节日、性庆典与性狂欢仍是非常普遍的。

　　秦、汉时期是封建礼教开始发展的时期，从秦始皇起，就以封建集权的行政、法律等措施大肆推行男女之规与女子的贞节。然而，封建帝王和官僚、贵族的淫乱、奢侈却是惊人的。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把从六国掠来的上万名宫人、女乐据为己有，大修宫室以蓄女作乐。据记载，当时有"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人倡优"，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汉朝帝王宫闱生活的秽乱也不亚于前代，几乎每个皇帝都在宫中蓄有大量的女子供其淫乐。少则几千人，多则逾万。到了魏、晋，由于社会动乱，不少人滋生出一种及时行乐的心理，加以道家宣扬房中术，认为"采阴补阳"可以延年益寿，有些人还提倡御女"多多益善"，甚至被夸张到可以"一夜御十女"，并要求尽量御"处女"，"处女"的观念此时才凸现出来，但在淫逸之风的盛行下又被冲淡了。例如，被汉成帝立为皇后的赵飞燕，在进宫前就和邻居的一个羽林射鸟者私通，入宫后居然伪装处女瞒过了皇帝而得宠。后来又和她的妹妹合德同宫奴燕赤凤私通，以后越搞越不像话。她未生孩子，为了保持将来地位的巩固，以祷神为名，别开一室，除了左右侍妾以外，任何人不能进入，而用小牛车载少年男子，装扮成女子进宫通奸。"日以十数，无时休息，有疲怠者，辄代之"，即每天要和十个以上的年轻男子交欢。南北朝时刘宋有个山阴公主，有一次，她对前废帝刘子业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刘子业听了这番话，只好答应她的要求，让她任意挑选了３０名年轻英俊的男子养在后宫。

　　古人由于重视女子的贞节，也十分重视对方是否处女，探索一种检验处女的技术，从而出现了一种"守宫砂"。早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就有记载："取守宫置新瓮中，而置丹瓮中，令守宫食之。须死，即治，画女子臂若身。即与男子戏，即不明。"晋代张华所作的《博物志》中的记载与《养生方》几乎完全一样："蜥蜴或名蝘蜓。以器养之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擣万杵，点女人支体，终年不灭。唯房室事则灭。故号守宫。"这就是说，把蜥蜴用丹砂喂养，然后把它捣烂，这就成为一种红色颜料，把它点在女子手臂上，就终年不褪。如果她与男人性交了，这红色就会褪掉，所以蜥蜴又名守宫。这样，只要看女子手臂上有无"守宫砂"，就可以断定她是否是处女了。当然，如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对这种做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历史上"脏唐烂汉"之说广为流传，隋唐五代在性方面是非常开放的一个时期。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无耻的皇帝。他在文帝病时，逼辱文帝的宠姬陈夫人，使文帝大为震怒，炀帝一看情况不妙，就把文帝害死，自己继承了王位。为了满足其淫奢的需要，炀帝又用一个叫项升的人，役夫数万，大兴土木，帑库为之一空。所造的宫院豪华奇巧，有误入者，终日不得出，炀帝大喜，说："使其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为'迷楼'。"于是，选良家女数千居楼中，每一幸，或经月不出。后来韩偓作《迷楼记》，专述炀帝后宫及游幸之事。
３００年的大唐帝国正值辉煌的封建盛世，它的疆土开拓、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它在各方面都实行着比较开明、开放的政策，唐代社会是以它特有的开放风气著称于中国古代的，当时的贞节观念极其淡漠，淫佚成为世风，从上到下皆如此。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较大，主要表现在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从总的看来，唐代的婚姻缔结主要还是媒妁婚，要遵从父母之命。但是，未婚男女私结情好的事较多，这表现出唐代人对爱情和性追求的勇敢和大胆，对人性自由发展的向往。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唐代民间女子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平民女子自由的爱情生活。她们长年在外劳动，与男性交往较多，礼教观念淡薄，感情自然纯朴奔放，所以自由恋爱的事较多。

　　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这类事也不少，而且社会并不过分谴责。例如，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居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从《莺莺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

　　遍览唐人传奇、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当然，也决不能认为唐人都提倡婚前性行为，只是对此看法不苛而已。有些文人、学者对婚前"失贞"还是有所谴责、有所劝诫的。例如诗人李商隐曾批评当时的世风说："女笄上车，夫人不保其贞污"，意思是新娘子不一定是处女。在唐人笔下，不仅前代后妃、美人、西子、王平等纷纷化鬼作仙与今人同衾共枕，就连织女也丢下牛郎，夜夜到人间与情人私会。情人问她怎么敢丢下牛郎独自下凡，织女却说：关他何事？况且河汉隔绝，他也不会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用担忧。这些事虽属子虚，但都反映出唐人的一种性开放观念，唐人对婚外性行为并不认为是奇耻大辱，反而当作风流韵事。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妻子的贞节要求不那么严格，对婢妾就更无所谓了。

　　此外，从敦煌遗留的文献看来，至少敦煌地区的唐人有试婚的风俗。斯六九六五卷子，《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标为"断片"，"断片"原文被忽略而未录出，其实在那断片上通过微缩胶卷还能看见这卷残文的标题：《优先婚前同居书》。《优先婚前同居书》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是男女双方在正式婚配前实行试婚而同居时的一种文字协议。试婚风俗从一首《下女夫词》中也可得到证明，一个少女在考问意中人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就表示：

　　立客难发遣，展褥铺锦床。请君下马来，模模便相量。

　　所谓"立客难发遣"，说明女方对男方中意了。"展褥铺锦床"是当时的一种婚俗，男女将要成婚时，女家要为新房设床、设帐，以便夫妻共同生活，这里也是指准备同居了。还要请男方下马来"相量"，相量什么呢？就是双方拟定《优先婚前同居书》了。

　　宋代的立国精神是重文轻武、苟且偷安，在婚姻性爱上，则体现为一定的享乐主义。婚姻多不重视虚飘的门第而重视实在的钱物，有市民化的倾向。学术文化上，则高举起理学的大旗，对现实婚爱状况提出严厉的批评。但在整个宋代，学界的呼吁并没有对婚爱现状起到多大的作用。在宋代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如果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被污，就是失节。五代时有个"寡妇断臂"的故事，说一个女子运送丈夫的灵柩回家，夜投旅店，旅店主人拒而不纳，牵着她的手臂推出去，她就拿起刀来砍去自己的这条手臂，说是被男人玷污了。这在五代并不普遍，但到了宋代被当作"楷模"大力宣扬。经过宋代的提倡，此风日盛，到了元代又出了一个"乳疡不医"的事可与前事相比，元明善作《节妇马氏传》云："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体肤给男子看见，都认为是被污辱，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宋朝初期，对于妇女贞节的观念亦很宽泛，同前代差不多。可是到了程颐、程颢的时代，对于贞节的观念就逐渐严格起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此时成为一句传世名言。自二程四传而至朱熹，而朱熹的论述对社会影响很大，他集宋儒理学之大成，不遗余力地倡导贞节观。当然，并不是由于这些道学家们的倡导，社会舆论、社会风气就改变了。宋朝的皇帝们不仅不做道学家，在性生活方面和历代帝王一样，也是十分恣意的。宋徽宗暗通妓女李师师，宋理宗爱幸名妓唐安安，南宋末年的贾似道"进娼优奉帝为游宴"，都是历史上出了名的。

　　然而，宋初和宋末的情形相差很远：宋初寡妇时常再嫁，而宋末寡妇多要守节。如就寡妇再嫁来说，历代的公主时常再嫁，而宋代除宋初的秦国公主荣德帝姬再嫁以外，以后的八十余位公主没有一个再嫁，八十余人中早死和未嫁的虽是大有其人，然而较之唐代真有天壤之别，自此以后贞操观的发展就日甚一日，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元朝末年有个武将潘元绍，有七妾，一次他准备攻打朱元璋的军队，由于形势危急，他怕自己如果战死，妾落入他人之手而失去贞节，就对众妾说："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脱有不宿，诚若等宜自别诀，毋为人嗤也。"一妾跪而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终无二心，请及君时死以报，毋令君疑也。"说完就自尽了，其他六妾也相继自尽。这七个女子可以算是"节烈"了，可是，这个潘元绍却没有"受国重寄，义不顾家"，战死沙场，最后竟投降敌军，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元代由于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其淫佚更是放纵异常，最典型的例子当推阿合马与燕帖木儿。阿合马官至平章政事，因受元世祖宠爱而势倾朝野，淫侈无度。如果有他喜欢的漂亮的女人，绝对逃不出他的魔掌。如果她是未出嫁的闺女，他就强娶为妾，至少也要将她奸污。他一听说谁有漂亮的女儿，他手下的一帮爪牙，就到她父亲那里说："你有个漂亮的女儿，嫁给我们的阿合马吧！我们叫他让你当三年的封疆大臣，或其他的高官显爵，你以为怎么样？"这个人也不敢不答应，于是只好忍痛舍弃自己的女儿。这样一来，所有美丽的女子，或因为自己父母的野心，或是慑于他的淫威，一个一个地都成了他的妻妾和情妇。

　　燕帖木儿秉国专权时，挟震主之威，肆意妄为。他"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礼三日邃遣归者，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他还常常"择美姬温软少骨者，枕藉而寝，谓之香肌席。脂红粉白，罗列左右，随其所取，以为花嬉玉乐"。据记载，他由于荒淫日甚，体羸弱而死。

　　明代正式确定了理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礼教加强，女子的贞节观受到空前的重视。同时，受社会淫侈之风影响，明代两性生活在某些方面相当淫秽，大量涌现出直接描写性的文学作品。

　　明朝是奖励贞节最有力的时代，明代《列女传》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明代开封有个农家女单三姐，年仅１４岁，貌美。单家近邻有一恶少，觊觎她的美色，趁她父母下地干活时越墙来强奸她。她极力反抗，到无路可走时，三姐就紧紧抓住中衣，恶少死命掰她的手，怎么掰也掰不开，一怒之下，操起菜刀来杀了三姐。父母回来发现她时，她仍死攥着中衣，坚不可解。官府闻知此事后，对她进行了检验，在确认她未失身后，才旌表她为烈女。如果死前已被强奸，那就一钱不值了，不仅失去了作烈女的资格，连她全家都不光彩。

　　自宋朝提倡封建礼教、女子贞节之风越刮越剧以后，男子嗜好处女的偏执心理也进一步强化了。在男人们看来，失去童贞的女子不论具体情况如何，都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破烂货，永世不得翻身。而检验是否处女的办法，又是极不科学的根据初夜性交是否"见红"。当时，统治者养婢纳妾都要求是处女，即使在民间，男子择偶时，是否处女也成为首要条件。所谓"水不厌清，女不厌洁"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心态。据文献记载，我国从汉代起就有了处女裸体检查的事，到明代已成时俗，这种检查的目的主要是察视是否处女。官方负责这项工作的，是稳婆。民间大多委托男方的女性亲属或媒婆去办理。

　　关于处女的一些观念，在一些文人所写的狎词和反映社会风尚或性问题的小说中多有表露。例如在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八里就有一段故事描写初夜无红的情景，说一人娶妻无元，袁可潜赠之《如梦令》云："今夜盛排宴席，准拟寻芳一遍。春去已多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醒世姻缘传》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有个叫魏三封的人娶程大姐为妻，初夜不见红，就毒打拷问，然后押送她回娘家：

　　……开了街门，只见程大姐蓬头燥脑，穿着一条红裤，穿了一件青布衫，带上系了那块鸡冠血染的白绢，反绑了手。魏三封自己拿了根棍子，一步一下，打送到她门前，把她赔的两个柜，一张抽头桌，一个衣架、盆架之类，几件粗细衣裳，都堆放在大门口，魏三封在门前跳跶着，无般不识样的毒骂。

　　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又是由少数民族来统治，整个朝代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思想都比较复杂。就性文化而言，前期比较开放，中期汉文化礼教伦常占优势，后期渗透了一些西方观念，而封建礼教压迫之野蛮与性控制的严酷是清代性文化的一大特点。在清代，妇女的贞节观念发展到了绝对化的阶段，新娘的"验红"变得格外重要。如果新娘是头一遭，自然要见红。这红称"元红"（《醒世恒言》卷廿三）、"新红"（明人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廿三）或"喜红"。俞樾《左台仙馆笔记》中，《永平敝俗》记载：

　　直隶永平县某处，某地闺范极严，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侦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乐喧阗，贺客杂踏，则大喜；若是日阒然，则女家为之丧气，女子留否，惟夫家为政，不敢与争矣。积习相传如此，虽其意固善，然亦敝俗也。

　　有王姓嫁女于李氏，却扇之夕，李以新妇貌陋嫌之。次日，托言非处子，不举乐，仍呼媒妁送归母家。女幼失母，随其嫂以居，嫂知小姑无他，乃问昨夜洞房事，则固未合欢也。嫂曰："然则安知其下不贞欤？"力言于翁，使翁讼于官。官命验之，果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乐迎归。

　　在清末民初的一首俗曲五更调《新出五更里新人闹新房》中，从一更众人闹新房、二更新人入罗帏、到三更的"海棠枝上试新红"之后，新郎就喜孜孜地"脸红"了：

　　三更里明月相照，奴好似狂风吹折嫩腰，郎爱风流不顾奴年少。忍痛含羞随他来颠倒，弄出一点红，滴在白绫标。不怕羞丑拿到灯前照，新郎见了喜红，心中多欢悦，说奴是黄花女，喜竺在眉梢。

　　不但新郎要看，有时候连外头的宾客和男方的家长都要赞叹不已地传阅这块"血迹斑斑"、代表新娘贞洁的手绢。如果新娘不落红，外头又围了一大堆等着见红的人，那场面的确十分尴尬。

　　在清人华广生的《白雪遗音》中，有一首俗曲满江红《女子醉洒》，描写一个女孩被人灌醉失身的情形，这样的"初夜"真是不堪回首：

　　昨夜酒醉睡朦胧，醒来时裙带宽松，不由奴仔细想思量暗拍胸，必有个缘故在其中，枕边不见香罗帕，一双花鞋各分西东，乌云乱抖，发结蓬松，解开奴的钮扣露出奴的胸。还有一个奇怪的事，好好的裤子染鲜红，倒叫奴难情难解这奇逢，急得奴耳红面赤怀恨在心中。

　　近现代社会是一个动荡异常的社会，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大量涌入中国，使得本已松动的礼教越来越受到冲击。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猛烈抨击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强调女子的独立和解放。鲁迅的一篇《我之节烈观》向传统的女子贞节观发出了强烈冲击：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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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门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破，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在这种氛围中，许多女子为了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纷纷走出家门，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她们置传统的观念于不顾，在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下，全面解放自己的思想，进而解放自己的身心。不论是《海滨故人》还是《沙菲女士的日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她们倩丽的身影和绝决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