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
日期：2010-12-12 作者：田晓玲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田晓玲
    
    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以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Power）概念而闻名。日前，奈教授来沪，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题为“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实力”的讲演。讲演结束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一、不能把软实力理解为可口可乐或牛仔裤的影响力
    
    文汇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很少有一个关键词能够像您的“软实力”那样，在中国和西方被普遍接受。不过显而易见的就是，“软实力”概念在很多地方被误用了，诸如“经济软实力”的说法可能就是误用。您自己怎么看这些误用？
    
    答：你说的对。经济财富可以产生硬实力，也可以产生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来达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经济状况，比如现在的中国，就会吸引别人，产生软实力，但同时更产生硬实力，诸如提供给别人资金的能力，或者支持他人发展军事的能力。软实力不是经济，而是吸引和说服别人的力量，经济会对此有所贡献，但经济对提升硬实力更有帮助。
    
    文汇报：塞缪尔·亨廷顿说过：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大宪章，而不是巨无霸。您也说过：人们把软实力理解为可口可乐或者是牛仔裤的影响力，可能是一种侮辱。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来理解软实力和文化之间的关联？
    
    答：我觉得这种等同是一种误解。文化影响力可能会产生软实力，但也可能没有帮助，比如，一个人可能会喝可口可乐，穿牛仔裤，但仍旧对美国持反对态度。所以，文化影响力是否可以产生软实力，取决于它是否可以让一个国家更有吸引力。吸引力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吸引别人到你的国家来，这和让别人吃好、喝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文汇报：今天，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将其等同于软实力。在您看来，文化产业是否和经济进而与硬实力有更大的关联？
    
    答：文化产业可以对软实力的提升有帮助，尤其是那些可以让别人对你的国家有正面看法的文化，比如，电影产业就可以吸引别人对你的国家的生活感兴趣，美国的好莱坞是这样，印度的宝莱坞也是这样。实际上，宝莱坞的电影产量比好莱坞还要高。中国在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方面，部分要做的就是，提升自身电影产业的地位，让电影对其他人产生吸引力。
    
    文汇报：最近这些年，您又提出了另一个关键词“巧实力”。这是否意味着“软实力”已经不足以来理解和应对现实了？
    
    答：只用“软实力”来解决问题，的确是不够的。我所说的“巧实力”，意味着你既需要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在不同情况下，对两种力量的使用比例是不同的。比如，面对恐怖主义，的确需要一些软实力来防止普通人被极端分子所吸引，不能仅仅通过硬实力就解决恐怖主义，当然，也需要一些硬实力比如警察，来抓捕恐怖分子，所以，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才能形成聪明的策略。
    
二、公共外交需要更多的非正式交流平台
    
    文汇报：您在最近的文章中特别强调公共外交，那么，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大众传媒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外交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公共外交是指同其他国家的公众沟通，而不仅仅是同政府交流。现代世界，沟通是通过一个公众传到另一个公众，市民社会的出现为沟通带来了跨边界的大环境。传统上我们认识的公共外交基本就是一国政府通过广播电视把信息传递给另一国的公众；在互联网时代，更重要的公共外交形式则是，一国公民和另一国公民直接交流。
    
    文汇报：您曾预测2020年的世界将是一个有更多亚洲面孔的全球化加上以美国为主导的和平世界。现在的世界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吗？
    
    答：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亚洲正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亚洲经济在本世纪某个时候可能回归到占世界一半生产量的时代，所以，全球化将包含更多亚洲的特征。但是，在军事方面，我仍旧认为美国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你可以看到两者在同时发生，即亚洲控制力更大的全球化，同时美国保持着最强的军事实力。
    
    文汇报：随着权力的分散，跨国界成了新动向。展望未来，您认为会不会出现某种全球政府？
    
    答：我并不认为会出现某种像欧盟这样的机构来控制世界，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全球治理。我们会看到很多网络，包括公共的和私有的，来帮助我们协调各自的政策，管理跨国的进程。所以，将来更大可能出现的是全球治理（governance），而不是全球政府(government)。
    
    文汇报：您曾经谈到，全球治理出现了很多正式和非正式平台，G20可能属于正式平台，那么，非正式的平台又有哪些呢？
    
    答：那些非正式的平台，包括完全私有的一些小组或会议，他们在讨论国家间的问题。有时是全球安全的监管者在开会讨论，有时是食品药品监管者组织的专门会议。我的建议是，有很多方式可以进行跨国界的沟通，从而建立互相理解。
    
    文汇报：您在讲演中提到了两种形式的力量转移，一种是从国家到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转移，另一种是从西方到东方的力量转移。后一种力量转移成为现实了吗？
    
    答：从GDP数据来看，这种转移正在发生。我们看到，亚洲正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件好事，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脱离了贫困。
    
三、“美国衰落论”是错误的
    
    文汇报：有人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美国化。如果从软实力角度来理解，这种美国化是否是美国软实力的体现？答：我并不认同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化。我们来看日本，1860年代它开始向全球开放，二战后它又开放并融入到全球化，但是有意思的是，日本的文化并不像美国的文化，所以我的观点是，全球化更应该被理解为现代化。
    
    文汇报：这次金融危机后，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力量尤其是硬实力开始下降了。您怎么评估美国目前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答：我不认为美国的硬实力或者软实力开始下降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衰退，美国的经济暂时放缓了，但是美国仍旧是全球非常有竞争力的大经济体，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判断。而且，美国仍旧保持着相对于别国更强大的软实力。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比较了全球不同国家的软实力，结果表明，美国在这种比较中是胜出的。所以，有关美国衰落的看法，不论涉及美国的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是错误的。
    
    文汇报：在您看来，美国对中国的接收和开放加速，是否是由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的？
    
    答：在媒体看来，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不仅更倾向于与中国合作，也包括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这也是G20产生的部分原因，因为我们发现，仅仅靠G7或G8是不可能解决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问题的，的确，美国对中国更开放了，同时也包括对巴西、对印度以及其他很多国家更开放了。在我看来，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直坚信在很多大的全球问题上要同中国展开合作，比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认为现在正在向更深入合作的框架发展。
    
    文汇报：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是学界一大热点。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
    
    答：它在中国运行良好，但是它是否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同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发挥作用，这并不确定。中国模式至少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成功。每个国家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意思的是，中国是否需要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许多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必须更少依赖出口产业，更多地发展国内的消费。
    
    文汇报：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更加注重借助软实力来建立自己的国际形象。对此您有些什么建议？
    
    答：中国需要继续延续邓小平的建议，不要过分自信，也不要过分激进，否则，你会吓坏你的邻居。我的建议是，中国可以继续沿用本世纪初的外交和政策。另外，我认为中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合作，更加大力培育和发展市民社会，这样就可以在世界上建立起更加互信的环境。中国现在其实非常稳定，可以接受一些批评，这样做，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文汇报：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您觉得这主要是得益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提升？
    
    答：中国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同时也是因为中国提高了它的外交角色。这是好事。中国在经济成功的同时，能够像佐利克所说的那样在国际社会上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角色。这增加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同时也就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
    
    文汇报：今年早些时候，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世纪尚未到来”，想以此来安抚某些美国人。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是否还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答：我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让某些美国人不要再担忧中国，让中国人意识到仍旧要谨慎。目的是避免双方的误解，因为误解可能会带来冲突。所以，对于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的人们来说，他们可能太过激进，容易导致冲突；对于那些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的人而言，他们会变得很害怕，并且可能会对中国做出过激反应。我的另一篇文章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题目叫“不要害怕中国的崛起”。
    
    对于中国的强大，某些美国人的确没有做好准备。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需要共同努力，来确保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否则，将会出现一种惊人的争论，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
    
四、我认为自己更像“狐狸”
    
    文汇报：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经用“刺猬”和“狐狸”来描述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按照这一分类，您认为自己属于哪类知识分子？
    
    答：这个问题很有趣。“刺猬”意味着你有一个想法，让所有的事情都套用这个概念，而“狐狸”意味着从一个想法跳到另一个想法。我认为自己更像“狐狸”。
    
    文汇报：您同时身跨美国政界和学界。那么，您是更喜欢在政府就职，还是在学校里做研究？
    
    答：两个都喜欢，两种生活我都很享受。长期来看，我更喜欢学校里的生活，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和年轻一代待在一起工作，有机会保持对知识的好奇心，有机会保持公正，同时具有创造性。所以，我尽管也喜欢政府工作，但是我更重视学校。
    
    文汇报：在政府里工作可以使您的研究对现实产生更大的影响。
    
    答：是的，你在政府里工作，可以直接把你的想法用到现实中去。而你给媒体写文章时，希望能够引起在政府中任职的某些人的关注。这种关注，有些时候会有，有些时候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