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本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译作--顾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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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翻译史按时间序列大致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三个历史阶
段。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即明清之际开始的西学翻译，无论从规模、范围和影响的层面及深度上，都是前两个阶段所无法比拟的。尽管这三个历史阶段的后者对前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但把明清以来三百余年的西学翻译作为一个单元来进行考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尚无专门著述对这一历时三百余年的西书中译历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讨。
       翻译史的写法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结构，可以翻译家为中心，也可以翻译机构为主
线；可以通过翻译思想的变动，也可以通过翻译运动的兴衰来清理线索。西学翻译的研究，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切入，可以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可以从翻译出版的角度，也可以从翻译与文化等视角加以考察。
       译作是一个民族了解其他民族的最好的窗口，因为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著”。①1920 年3 月14 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说：“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②译本使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地区、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对于译作重要性的认识，在近代中国莫过于曾经从事过翻译活动的大学者王国维了。他在1898 年3月1 日致许同蔺的信中指出：“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①译作之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呢？1907 年周作人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斯妥夫人《汤姆之小舍》书出，致兴南北美之战，而黑奴终解。”②正是循着这一思路，本书独辟蹊径，以明清之际至新中国诞生前的三百余年西学翻译为考察对象，采用翻译作品为主线，以这三百余年影响较大的一百种译作的出版先后为经，以这一时期的文化人与文化运动为纬，来展示一部西书中译的历史以及这三百年来西书中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书译作入选的标准是译本的社会影响。根据《小罗伯尔辞典》以及《法语大拉
罗斯辞书》所释，影响一词的英语和法语influ-ence 是由中世纪拉丁语influentia 衍
化而来的，因而在原本意义上，它包含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体之力”的意思，这种“力”具有“神秘”的本质。而且，这一名词是由古典拉丁语中的动词influere（流向、流出的意思）演变而成的，后转义为“主宰他者的精神的、理智的力”。③本书收罗的译作，当然谈不上有主宰中国民族命运的天体之力，而中文释语中“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则道出了译作对社会文化的效应和作用，当然其中包含有精神的和理智的力量在起作用。
       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回返影响，也有超越影响。译作入选的标准首先在于它是产生共时性和历时性重大影响的名著，如《几何原本》、《圣经》、《新工具》、《民约论》、《法意》、《黑奴吁天录》、《原富》、《悲惨世界》、《物种起源》、《少年维持之烦恼》、《约翰·克利斯朵夫》、《共产党宣言》等等。其次是译作虽非名著，但在当时流传甚广并深刻地影响过国人的思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过强烈的反响，如《万国公法》、《泰西新史揽要》、《天演论》、《佳人奇遇》、《爱的教育》、《天下一家》、《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
       再者是影响深度也许有限，但在当时却是轰动一时或风靡文坛的译作，如《交友论》、《十五小豪杰》、《自由血》、《血史》、《妖怪学讲义录》、《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等等。最后是影响较深的文学名著或是其他学科输入史的“第一部”，这一部分数量最多，如《坤舆万国全图》、《同文算指》、《泰西水法》、《远西奇器图说》、《代数学》、《昕夕闲谈》、《社会学》、《学理管理法》、《威廉·退尔》、《浮士德》、《李尔王》、《性心理学》等等。由于本书结构的限定，它不可能是一本面面俱到的中国近代翻译史，也不可能提供三百余年来最有影响的西书中译本完整无缺的历史记录。
       上述入选的一百种译作中，有几大部的宏篇巨帙，有几种书的结集，有单本小册
子，也有诗歌和地图。本书试图通过这些译作，来展示这三百余年来西书中译发展变化的大致脉络。有些学科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译作，由于内容大专门，出版后并无太大的社会影响，则不入选；有些名著，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但译成中文后反应却极为冷淡，此类亦不入选。当然，这种入选标准是受到作者个人视界的限制，也与作者手头掌握的材料有关。可以说，或许有不少更有影响的译作尚未选入，但选入的都算得上是在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译作。
从《交友论》译出算起，西书中译的历史至今已近四百年了，但我们对于西书中译史的研究却起步较晚，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有零星的研究，且进展一直非常缓慢。
       西学翻译的资料浩繁，而与文化输入史密切相关的翻译史研究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中国人是何时知晓莎士比亚、阿基米德、培根、卢梭、孟德斯鸠、马克思的？牛顿力学、西洋人体解剖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何时传入中国的？中国人何时读到《圣经》？最早的西洋翻译小说是哪一种？最早的国际法是哪一种？最早的社会学著作是何人译介的？最早的心理学著作又是何时翻译的呢？中国人是何时知道西方经济学、伦理学、管理学、性心理学的？达尔文进化论、卢梭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马克思主义、易卜生主义、杜威实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中国又是如何传播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了解开这些谜，八十年代初，笔者就开始爬梳资料，从阅读译作入手，并广泛地涉猎各种文集、传记、日记、书信，从中钩沉同时代人的各种译作评论和读后感。
       清代著名的史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一》中写道：“文章学
问之事，即景多所会心，笔墨既便随处札录??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入大海矣。”在《与林秀才》中指出：“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札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①笔者生性愚钝，但对清乾嘉史学三大考史札记：赵翼《廿二史札记》⑶箨俊敦ザ房家臁贰⑼趺ⅰ妒呤飞倘丁返牟苫ǔ擅鄣脑欠ǎ翟谛南蛲?984 年，笔者为准备硕士论文《晚清西书中译与文化界》，在收集资料的同时不断地做札记。传统札记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考订辨伪，有文字校勘，有名物训诂，有典章制度，也有版本义例。本书各篇的着眼点在译本与原本的关系，译品之高下，译人译事，译述过程的追根寻源，移植传播的正本清源，特别注重译本的流传和时人及后人对译作的评论和感悟，当然也有笔者自己对译本、译事及文化界影响的浅见。
       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把东晋时著名高僧道安的佛典翻译理论的“五
失本三不易”中的“一不易”，概括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①“求真”和“喻俗”，事实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对科学性和可读性的一种要求。尽管笔者才疏学浅，但在撰写过程中，确是努力以这两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笔者的基本想法是，通过围绕一百种译作的原本内容，节译、摘译和全译，译注及传播、影响与接受等诸多资料的按题归纳，使零碎的残篇断简的札记，渐渐汇聚为一尊三百余年西书中译史的大致轮廓。
       这些札记开始只是自己学位论文积累资料的副产品，硕士论文完成后，札记也成
了一种读书的方式。正如胡适所言，抄录或笔记的方法，虽“极旧极笨极麻烦”，但却是做学问中“极必要的”。②在自己的实践中，笔者也深深体会到札记的好处，这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一》所说的：“使日逐以所读之书与文，作何领会，札而记之，则不致于漫不经心。且其所记，虽甚平常，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则文字亦必易于长进，何惮而不为乎？札记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心，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则如山径之茅塞矣。”这些译本札记愈积愈多，出于兴趣也曾陆续撰成短篇投之报刊，有幸先后有若干篇在《书林》、《民国春秋》、《博览群书》、《出版史料》、《上海科技翻译》、《历史大观园》等杂志上面世。
       1987 年笔者读到了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罗伯特·唐斯《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使我大受启发，由此展开了有计划的写作。影响是许多相互关系与相似性交织成的网，是依历史顺序而发生作用的。因此，本书大致以这些原著某个较有影响的译本的出版先后为序，努力在独立成篇的札记间寻找互相的联系，以建立一定的连贯性，并冠之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后 记
       说来惭愧，从事西书中译史这一课题的研究，至今算来已十多年了。1978 年考入复旦大学，正是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年代，各种新思潮风涌而入，就如同五四新文化时代，我们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中国人重新开始了解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杜威、罗素的著作再度成了青年人的抢手货；当然也有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经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之后，学友们也重新捧起了《资本论》，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特殊的兴趣。
       大家聚在简陋的阶梯教室里似懂非懂地谈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罗素的性道德观、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等等。中国人在重新发现世界。
我没法形容自己第一次在书库中查到了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觉敷译《精
神分析引论》时的震动，我很难想象正被当时一些时髦学者奉之为“圣经”的理论，早在五十年前已有了译本。我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在曾经诞生过像徐光启那样远见卓识智者的中国，到了清末却会产生像琦善、徐桐那样迂腐颟预的官僚，我深深体会到“闭关自守”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政策！它所造成的“精神断裂”带来的恶果远比我们能感受到的“物质断裂”引起的危害要严重得多。也就在那时起，我对这三百余年来中国究竟通过翻译传入了多少学说产生了特殊的兴趣。
       1980 年我在选修陈匡时先生“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时，决定把研究近代翻译的特点与意义作为大学的毕业论文。1982 年我在陈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清末译书及其特点》的毕业论文，同年考入历史系的专门史“中国文化史”专业研究生后，我又在朱维铮先生指导下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为完成硕士论文，我几乎跑遍了上海各大图书馆，并利用考察的经费，先后去过北京、天津、西安、兰州等地。至今我仍会想起自己为了查一两种西书中译本，怎样在凛冽的寒风中站在上海图书馆大门口，排队等那块进入参考阅览室的“阅览牌”；如何啃着冷面包挤上电车，横穿上海市，从复旦奔到徐家汇藏书楼；何等地厚着脸皮一次次地要求脸上结满了霜的图书管理员进书库去换书。
       研究固然是一种艰苦的劳作，特别是从事学术写作，就更与奢侈无缘，用大量的
精力和体力换来的常常是最微薄的报酬。伴随而来的往往又多是不时袭来的寂寞和不被他人理解的苦痛。但当一个人将一种工作视为兴趣和事业的时候，他就不会去计较这种劳作背后的功利价值，因为写作本身就成了目的。他会把研究和写作看作是一种精神的训练和人生的挑战，这种劳作为自己带来的快乐也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曾有人忠告：在资料的整理与挖掘中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只能是一种矿工的事业。
       我以为，学术研究固然需要建造学问金字塔的工程师，但也少不了敲敲打打的矿工，如果我所从事的这一矿工的事业所钻探出的矿石，能为现在和未来的工程师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我将感到莫大的荣幸。即使淘出的只是一些沙石，那么我也只能说：金有用，沙石也有用。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朱维铮先生、姜义华先生、陈绛先生、陈匡时先生在研
究本课题中所给予我的悉心指导。我要感谢邹逸麟先生，是他指导我写下了第一篇读书札记。我要感谢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编辑，因为他们的提携，才使其中若干篇有了面世的机会，使我得到了来自读者的反馈，使自己的自信心大大增强。其中要特别感谢王春南先生，由于他的奖掖，才使我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本书中相当篇幅的民国时期的译书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是在学术著作出版最困难的时期表示愿意接受拙著出版的。责任编辑毕小元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与笔者讨论原稿的修改，正是由于她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这一百篇在近十年内完成的文稿，能在本书中保持了基本协调的风格。尊敬的顾廷龙先生，在手术出院后不久即履践了他两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本书题签。我还要特别感谢已故的父亲和健在的母亲，他们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每每伸出有力的手，我的这本书首先应该是献给他们的。
       本课题的研究，曾先后得到过复旦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青年研
究基金项目的资助，特此鸣谢！

       邹振环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初稿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一九九三年九月改稿于上海沪太新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