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牌争夺战

在
摒弃东德争议重重的体育体制多年之后，眼看着奥运奖牌数不断下降，德国又重新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式的体育学校。
近年来，德国政府斥资数亿美元翻新指定学校的游泳池、自行车赛道和体育馆。每所体校都重点关注特定项目──根据获得奖牌的潜力选择──并只录取有很大机会赢得奖牌的报考者。
这种大转变是试图赢得奥运金牌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激烈“军备竞赛”的显著范例。各国政府长久以来都将奥运视为国家成就的标志。但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受意识形态驱使而向体育运动拨款的时代似乎也随之终结。统一后的德国废除了东德的体育机制，遣散了教练，也忽视了原有的设施。
英国Surrey大学的体育史退休教授詹姆斯·赖尔登(James Riordan)说，1989年以后，能够将注意力放在比国家荣誉更有价值的东西上，人们对此简直欢欣鼓舞。不过随后，一个又一个国家意识到，体育是他们能打败其他国家的极少数领域之一。
渐渐地，西方教练意识到，类固醇并不能完全解释东德奥运代表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现在，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奥运规划中，以前的东方集团的特色十分明显。这些国家在有限的几个有希望夺得奖牌的项目上投入重金，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德国运动员赢得的奖牌总数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德国仅名列第六。德国的体育官员们毫不掩饰他们想阻止这种下滑趋势的决心。
德国奥林匹克运动联合会(German Olympic Sports Federation)的迈克尔·席尔普(Michael Schirp)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北京奥运会上保持第六的位置，然后在伦敦奥运会上有所提高，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精英体校。
但一些人担心，体校战略会削弱西德固有的地方体育俱乐部的传统，长久以来，正是这些地方俱乐部培养和训练了奥运选手。
德国西部的Saarland大学体育史教授艾克·埃姆里希(Eike Emrich)说，我们正逐渐采用东德的统一体育规划的策略，这样的方向完全是错的。
1989年东德瓦解之时，极少有人料到其训练体系会有再次兴起的一天。那时，东德刚刚实现了其有史以来的奥运会最好成绩，在汉城奥运会上名列第二，仅次于苏联。
Associated Press
德国链球女运动员Betty Heidlerin在2008年
德国田径竞标赛上
但其训练方法很快就被披露出来。少年儿童根据理想的身体类型被选中，送到体育寄宿学校，并要服用类固醇、接受严酷的训练。身兼秘密警察之职的教练会告发可能开小差的运动员。
这一旧体制的标志──也是其现在的复兴的标志──就是位于柏林东郊Hohenschoenhausen的Schooling and Performance-Sport Center。这片郊区是一座国家监狱、共产党人的住宅区以及这个占地166公亩的运动中心所在地。
体校现任校长格尔德·纽姆(Gerd Neumes)说，只有理解了东德，你才会理解这所学校，体育是证明这个国家的一种方式。
1991年来到这所学校之前，纽姆是西柏林一所高中法语部的主任。他表示，选上他担任这个新职位的人认为他没有体育方面的背景是种优势。能有机会窥见东德最秘密、最具声望的组织的内情也激发了他的兴趣。
不过，看到这个学校的第一眼，他就觉得很不舒服。57岁的纽姆说，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地方太不人道了，应该取缔，学校周围围着栅栏，就像是个绝密机构。
纽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放学校。与其他运动员“铸造厂”一样，纽姆的学校成了一所侧重体育但经费较少的普通高中。各种设施逐渐变得破败不堪。宿舍的墙面都剥落了。曾经干干净净的操场上满是芦苇，游泳池也遭到了破坏。
统一后的德国相信其传统的体育俱乐部，后者是西德体育的支柱。在美国，体育与公共教育关系紧密：运动员在初中和高中就崭露头角，不断成长发展，有的还会赢得大学的运动员奖学金。在德国，孩子们加入通常跟学校没有关系的体育俱乐部。
这些俱乐部有精锐的运动员，也有普通的游泳、自行车及滑冰选手。这样的体制让精英运动员扎根于社会。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训练时间只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专门的体校训练的孩子的一半。
德国人对这类体育俱乐部有很深的感情。早在19世纪，这些俱乐部帮助德国的中产阶级摆脱了贵族的控制。俱乐部被视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论坛，人们在这里集会、讨论体育之外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许多民主社团。
在利用体育来荣耀国家的纳粹倒台之后，俱乐部的传统得以恢复，并在奥运会上取得了成果。虽然西德的体育实力比不上东德，但在奥运金牌榜上通常都在前五名之列。
Ian Johnson
柏林体育论坛中心，它曾是东德体育机制的骄傲
然后德国遭受了打击。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和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德国的奖牌数均名列第三位，但2000年悉尼奥运会却跌至第五位，雅典奥运会更跌至第六。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在于：其他西方国家都意识到社会主义体育制度在训练和战略方面的优势，因而对体育集中规划项目进行了大手笔的投资。在明智地运用这类优势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与本届奥运会的主办国相比。中国的策略是将重点放在西方国家很少支持的运动项目上，尤其是女子项目。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选手赢得的奖牌数目几乎是中国奖牌总数的三分之二──63枚奖牌中的39枚。
第一个采用这种战略的西方国家是澳大利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澳大利亚没能赢得金牌，此后便建立了一个集权化的体育机构，建立了运动规范，并向获胜者发放奖金。在悉尼和雅典奥运会上，仅有2,1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在奖牌榜上高居第四位。
日本采取了类似的策略。2000年，日本斥资200亿日圆（合1.854亿美元）建设了一个国家训练中心，对运动员的招收和培训进行统一管理。2003年，日本设立了一项国家体育基金，负责每年发放5亿日圆的津贴，不过对象仅限于有望获得奖牌的运动员。这个计划在柔道项目上产生了显著的成效──日本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的16枚金牌中有一半来自柔道项目，日本也因此超越德国跃居金牌榜第五位，而在那之前的40年中日本的成绩一直远远落在后面。
日本National Agenc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ports and Health（简称NAASH）负责管理体育推广基金，该机构的官员Kohei Yanagawa承认有人批评NAASH将更多的资金拨给了最具竞争力的比赛项目。不过他也说，我们的政策起作用了，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德国在上两届夏季奥运会中的奖牌名次下滑，这也促使该国采取了措施。今年，德国将在体育方面投入1.26亿欧元（合1.965亿美元），较上年增加25%。其中有三分之二将被用于训练中心等主要项目上。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协会有项计划意义更加深远。这个私人运营的组织与政府关系密切，目前正在帮助老体育学校回归本源。
在德国，教育机构由各州政府负责运营，不过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协会在2003年新创了一个类别──“精英”体育学校，这些学校有资格获得特别资金。问题是，学校只有专注于游泳和田径等有望赢得奖牌的运动员和比赛项目上，才能取得“精英”地位。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9所学校获得了精英资格，其中有20所前东德社会主义时期的老学校和19所西德的新学校。
这些学校并没有完全复制东德时期的旧模式。在这里，学生们每周上25小时的文化课，而且不会使用类固醇。不过不变的是，这些学校也获得了巨额的资金：为了使纽姆的学校获得精英资格，柏林州政府拨款5,000万美元用于学校的修缮，联邦政府斥资2,000万美元用于游泳池的翻修。
这里每个班的学生人数是普通公立学校的一半左右，学生如果因参加运动会或是伤病而缺课了，还会有老师对其进行个别辅导。与公立学校中那些加入了体育俱乐部的学生相比，这里的学生进行的体育训练也较多。很多学生都会在早上加练一节，而且还可以获得俱乐部或许负担不起的专门性辅导。
在纽姆的学校里，政府的资助使得他们的教室焕然一些，并且获得了最先进的设施。学校的主教学楼是一座一层的建筑，周边是公共活动区和小花园。一个名人堂里展示着著名运动员的事迹：环法自行车赛冠军、金牌得主扬·乌尔里希(Jan Ullrich)（后来他因服用违禁药品而被禁赛），还有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德国冬奥会选手、获得过五次金牌的速滑运动员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Claudia Pechstein)。对金牌的崇尚甚至在餐厅里也显而易见：大部分学生都在一个大餐厅里进餐，而那些入选奥运代表队的运动员则拥有独立的餐厅，那里的食物品种更多，天花板上也悬挂着德国的小国旗。
柏林市今年仅在纽姆的这一所学校身上的运营成本就高达3,000万美元，较规模相当的普通高中获得的资金多了一倍。如今约有一半的学生住校，这也是回归东德传统的一个方面。
纽姆说，最好不要谈论这些花了多少钱，这比很多人想像的要多的多。
Ian Johnson
本杰明·斯达克在翻新的游泳场旁边
这所学校吸引了柏林和邻州的孩子们。14岁的足球运动员丹尼斯·斯比尼(Dennis Srbeny)说，我想这是让我能获得成为优秀运动员所需训练的唯一方式。
本杰明·斯达克(Benjamin Starke)说，寄宿生活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很难。不过到纽姆的学校和其他体育学校上学对他来说是值得的。现年22岁的斯达克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游泳比赛。
斯达克说，这有点像是东德时期的遗迹。但他肯定了这种做法。他说，很辛苦，但我并不后悔。
他的教练、传奇式的东德游泳教练诺伯特·沃纳茨(Norbert Warnatzsch)毫无疑问赞成这个新方向。他说，精英体育现在终于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他指的是精英体育成了专业学校关注的焦点。
纽姆的学校目前的学生人数已经因优胜劣汰而减少到了500人左右，少了一半。只有那些真正有希望获得冠军的运动员才被允许留下来。纽姆说，我们必须考虑投资回报的问题。
这项计划开展的时间尚短，北京奥运会尚且无法衡量其成功与否，尤其是学校的运动员年龄最小只有12岁。
不过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将对如何改进这个体系具有指导意义，该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模仿了共产主义集中化体制只重视“尖子”的做法。柏林一所精英体育学校的校长鲁德格·巴尼(Rudiger Barney)说，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他的学校将在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协会的指导下，在划船项目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东德曾经是划船项目的霸主，不过在德国统一后，该项目一蹶不振。巴尼说，我们需要看看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成绩如何，不过有可能无缘金牌。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协会的官员表示，这些精英体育学校并不是在排挤体育俱乐部。德国学校的地方规定使得该协会几乎没有什么直接控制权。
不过埃姆里希教授等批评人士表示，过于重视精英学校会有损体育俱乐部。他说，看到对精英学校的资助和重视，俱乐部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大部分俱乐部都是由自愿者运营的。他还称，集中化管理是不必要的，指出美国这个在奥运会上最为成功的国家并没有集训计划，也不对奥运项目提供直接补贴。
不过也有人表示，美国奥委会以及那些提供昂贵训练和教育的大学体育项目都享受免税待遇。
德国发展体育事业的努力面临着发达国家的普遍问题──经济障碍。在发展中国家，体育可以是一种脱贫的手段。而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致富的最佳途径是更好的教育，而体育学校通常不擅长文化课教育。埃姆里希教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与普通高中的学生相比，体育学校的学生上大学的可能更小。
归根结底，赢得金牌必须是运动员的梦想，而不是他们的国家或是学校的梦想。纽姆走过学校的大厅，一边向那些在国家或是欧洲运动会上获胜的学生点头致意。不过他也指出，由于集中化教育体制并不覆盖高中之后的教育，该校的很多学生毕业后都会放弃金牌梦想，转而追求别的目标。
他在健身房停下来，那里有15名学生正在双杠上做额外的练习。德国是现代体操的发祥地：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等现代体操的创始人认为这可以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抵抗外敌入侵──他那个时候是抗击拿破仑的军队。如今，德国的体操明星很少，中国等国家已经把体育作为了为国争光的途径。
纽姆说，有些体制招收13岁的小孩，除了整天训练运动员之外什么也不做，我们和这样的体制没法比；可以说，对人才的开发也是要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