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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5 16: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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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ic Trends: A Personal View作者：朱曉農（香港科技大學）會議論文：
中國語言學岳麓論壇 YueLu Forum on Chinese Linguistics
長沙, 25-27/12/2002 1﹑一個比喻﹕代序
2﹑從追溯歷史來源到演繹邏輯關係
3﹑邏輯條件確定和公理化
4﹑“解釋”的解釋
5﹑統一的夢想﹕齊一性和還原主義
6﹑還原主義與形式主義的異同
7﹑接近的現實﹑合作的前景
8﹑三大潮流﹕代總結 首先感謝會議組織者提供這個論壇。這樣的方法論務虛會在語言學界﹐不但語言學﹐整個學界都是少見的。原因在於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的判斷﹑評價標準由於無邏輯 (朱曉農1990b) ﹐所以只好重結果。重結果的最嚴重結果就是為了向往的結果可以不擇程序﹔結果反過來又促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種取巧心理﹐結果是沒有原則﹑沒有目標﹑沒有自信﹐當然也顧不上universal。科學的根基是邏輯﹐所以他重推導過程﹐重程序。方法論就是講究這個程序﹐講究運作程序的邏輯機制。我下面要談的是自己的一些學習心得體會﹐如果學得不夠好﹐請向我指出﹐我們可以討論﹑改進這程序﹐這是科學的調節機制在工作。我們學界還有很多非科學的因素﹐所以讓我們珍惜這樣的岳麓機會。 1﹑一個比喻﹕代序 文章起頭從研究起點談起。
要決定某項研究的起點﹑出發點﹐先要想清楚目標﹐也就是基本假設在哪兒。對了﹐起點取決于終點。從哪兒出發首先取決于想上哪兒去﹐其次是什麼樣的交通工具可用﹐完了再考慮其他因素。
打個比方﹐我現在香港﹐如果我想到深圳去﹐我就從紅磡火車站出發。如果我想去紐約﹐我就從國際機場出發。這是終點決定起點。
今天去紐約從機場出發﹔一百年前從維多利亞港出發﹔一萬年前呢﹐就得繞過西伯利亞跨過干涸了的白令海峽。那麼一千年後怎麼去呢﹖用點兒想象﹐從隔壁陽臺上還是從電腦平臺上出發﹖再想象也想象不出。這是由可資利用的交通工具決定的。
如果我想來長沙呢﹐可以從火車站出發﹐也可以從飛機場出發。而從哪兒出發﹐取決于我準備坐火車還是坐飛機。所以﹐取定長沙這個目標﹐會引出不同起點﹐不同方法 (交通工具)﹐不同路徑的思考。而不同方法的採用取決于其他考量﹐比如暈車還是暈機﹐時間富裕還是緊迫﹐便捷還是節約﹐當然最重要的是自己掏錢還是公家掏錢。所以對於起點問題﹐常常是系統內無解﹐系統外多解。從這裡可以得到一個很嚴厲的推論﹕說語言是個自足系統可能從一開始就是個悖論。
可能有人不同意上面的比喻﹕“不管去深圳還是紐約﹐我都是從家裡出發。”說這話的站得高﹐望得遠。從覆蓋一切的高度上他可以說﹕“我辯証法掛帥﹐以不變應萬變。”這話也對。任何科學都是從假說開始﹐通過可控性實驗﹐建立邏輯構造型理論。從這方法論的根本上來說﹐上哪兒都是從家裡出發也對。
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人即使同意上面的比喻﹐仍覺得把他借用到語言學中來沒那必要﹐因為語言學的目標已經定了﹐那就是“認識語言”。說這話等于沒說﹐或者還拿上面的比喻來說﹐你問他上哪兒去﹖他說出門去。也就是說﹐單單說認識語言﹐目標太泛。出得門來﹐東西南北﹑四面八方。還得說個具體地點。單單一個出門﹐就像女孩子逛商店﹐目標就是出門﹑就是逛。當然逛多了也熟門熟路﹐時不時地還能碰到驚喜。研究也是如此﹐做多了成了熟手﹐還不時做出些意想不到的發現。當然﹐個人怎麼做都無可厚非﹐但如果整個學科缺乏明確目標﹐結果不用問﹐必定是南轅北轍﹐東路西走。
如果概括程度低一點﹐說得具體點﹐對於那些在時間上有演化性﹑分布上有差異性的研究對像﹐我們可以說﹐研究的目標有兩種。一種是追蹤“本原(源)”﹐即在時間上追蹤來源﹐來源的來源﹐直至起源。一種是探求邏輯條件﹐一路演繹直至邏輯端點。兩者追到盡頭差不多合一﹐就像現在的宇宙學﹐讓人看到本原探究和邏輯端點探索的合一﹐即時間過程和邏輯演繹合一。
就因為這終點 (基本假設﹑研究目標) 不一樣﹐交通工具 (研究方法) 不一樣﹐路徑 (探索的領域) 不一樣﹐決定了出發點 (收集材料的着手點﹐買火車票還是飛機票) 不一樣。
2﹑從追蹤歷史來源到演繹邏輯關係 十九世紀的科學都是在追蹤本原﹐語言學﹑生物學﹑地質學都是歷史研究。歷史主義[注1]假定語言也有生長老死﹐所以探索語言演變的過程﹐直至它的起源。方法無非歷史的方法和比較的方法。當年胡適回國﹐口口聲聲科學的方法就是這兩法。沒想到在那之前﹐語言學開始轉向了。
語言學中的目標轉換是從二十世紀初索緒爾開始的[注2]。實際上這是當時或稍早時科學和哲學界大轉向的一個小插曲。科學上的理性主義轉向可以非歐幾何和相對論的出現為標誌。在哲學上﹐實證主義先驅﹑法國人孔德 (Conte) 說﹕“探索那些所謂本因 [案指歷時原因] 和目的因﹐對於我們來說﹐乃是絕對不去做的﹐也是毫無意義的。”甚至“完全不想陳述那些造成各種現像的動因﹐因為那樣只會把困難往後推。”他認為“人類精神如果不鑽進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僅限於在一個完全實證的範圍﹐是仍然可以在其中為自己最深入的活動找到取之不盡的養料的”(詳見《虛實談》§§7.1-7.2)。看看孔德的觀點﹐就可明白為什么當時語言學界討厭“鑽進”語言起源這類“無法解決的問題”﹑轉向“一個完全實證的範圍內進行(共時)研究”背後的大氣候了。
但是﹐只要科學研究的對像有時間的演化性﹐那麼邏輯上就跑不了要上溯追蹤起源問題。哪怕不要說現在﹐就是當時也顯得不那麼合理﹐你也得有個時間的起點——或者更應該說﹐邏輯的起點。那就是為什么牛頓要那個“第一推動”。我們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批判他“唯心”﹐嘲笑他“大科學家也迷信”。十九世紀對語言起源的種種猜想並不比第一推動更“唯心”﹐那只是在當時科學水平上的認識。一旦科學取得進展﹐現在又有很多新的探討了。
對於西方人來說﹐共時還是歷時﹐必須兩者擇一。
共時的問題一旦求助于歷史的解釋﹐立刻引出大麻煩﹐邏輯上開了個口子﹐你就得沒完沒了地追到時間的盡頭﹐你就和本原探研沒區別了。
而解決歷史問題曾有過形式化的努力﹐如半個世紀前趙元任 (Chao 1941) 對中古音的音位處理﹐高本漢 (1954) 不以為然。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還有人 (如Bynon 1977) 試圖建立語言演變的結構主義模型和轉換生成模型﹐結果都不了了之。
所以要麼歷時﹐要麼共時﹐不能騎牆﹐不能唱我們擅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這也重要﹐那也少不了”﹐不能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地古為今用。邏輯必須徹底﹗用我們熟悉的貶義話 (我把他看成是稱讚) 來說﹐就是論證走極端﹗在這方面採取任何中庸妥協折衷全面的態度都對科學有害﹐都會把研究引向中國特色﹐都會重復幾千年來矛盾辯證糊塗循環的文人傳統。從這個方面來看——玄學就不用去說他了——跟算命也離得不是太遠﹐就拿歷來受人稱道的“務實慎立論”的樸學來說﹐依然離科學千山萬水﹐甚至背道而馳﹐因為他不但做不到邏輯的徹底性﹐甚至可能連邏輯-演繹法都沒有。樸學只有一個功能﹐那就是用“務實”來教訓玄學——神韻氣功一類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但在科學眼裡﹐正像陸丙甫 (2002) 所說﹐“‘重事實，慎立論’的樸學傳統，對理論創新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說﹐樸學主義對理論格殺毋論﹐不管是“道﹑理﹑玄﹑禪”﹐還是“歐﹑亞﹑愛﹑喬”。我們的樸學傳統其實跟 (邏輯) 實證主義不是一回事﹐它是常識主義﹑感覺主義。連經驗主義都不是﹐最多是觸覺夠得着的感官經驗主義。對信奉“眼見為實﹐耳聽為虛”的人來說﹐用數學算出的宇宙結構﹐用邏輯推出的時間起源﹐用比較法構擬的原始語﹐統統於書無證﹐跟太上老君急急如律張天師推演八卦小鬼亂畫符是差不多的。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樸學大師阮元。他對於西方天文學理論一變再變大惑不解：“地谷至今才百餘年，而其法屢變”(《續疇人傳序》)。阮元不懂邏輯﹐不知道邏輯評價程序和理性批評標準﹐所以不明白理論嬗變的意義和科學進步的方式﹐到頭來只能倚仗素樸的“實-慎”信條﹐閉眼不看﹐躺倒不干﹐以不變應萬變﹐認為“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這就是“實-慎”重結果的樸學傳統給我們留下的教訓﹕重結果的結果是沒有結果。仿照老子可以說一句﹕“從虛的出發﹐到達了實﹔從實的著手﹐抓了個虛。”從假設-演繹﹑從理論出發﹐達到了理性進步﹔從阮元式務實慎立論着手﹐就會萬世循環地在對天道淵微的敬畏中“但言其所當然 (描寫﹖)﹐不強求其所以然 (解釋﹖)”。
呂叔湘先生在八十年代很強調“務實”﹐那是有特定背景的﹐那時玄虛的“文化語言學”在一些文化相對後進的地方蔓延。呂先生有一次對我說﹐那種“學”很像“禪”。所以呂先生的囑咐是有極強的針對性﹐也就是“缺什麼﹐補什麼”(朱曉農1988b)。現在如果抽掉了語境﹑片面強調“務實”﹐就不再是呂先生的原意﹐會起到反作用﹐會引起打不完的“語錄戰”。所以今天我們談方法論﹐最好是說隨機探索 (假設) 和邏輯評價 (檢驗) 這麼兩個步驟 (朱曉農1987) ﹐而不要用一些難有確切定義的詞。——————————————
[注1]說“歷史主義”是從他們的工作性質來說的。其實﹐十九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家是“自然主義”﹐持一種“有機”語言觀。在拉斯克﹑施萊赫爾﹑繆勒等等眼裡，語言像自然界的有機物﹐有生老病死﹐但沒有“歷史”﹐所以語言學屬于自然科學﹐而不是歷史學。
[注2] 其實區別出共時和歷時語言研究還有更早的﹐Dittrich在1903年就已經用了synchronie 和diachronie這兩個詞 (轉引自錢軍1998: 108)。
3﹑確定邏輯條件和公理化 共時探討邏輯條件用的是形式化方法formalization, formalism﹐形式化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公理化axiomalization。
公理化思想的源頭可以追到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學派“萬物皆數”的觀點 [注3]。古希臘已經出現了最早的但至今仍可作為範式的公理化研究﹕歐幾里德（Euclid）幾何學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邏輯學。現代的公理化研究﹐起點就是幾個元素﹐幾條公理。公理可以就是元素的定義 (朱曉農1990a)﹐也可以是陸丙甫 (2002) 所說的“很簡單的常識”。區別特徵的發現或發明是一個追求基本粒子追到盡頭、虛實轉化的典型例子。換句話說﹐把實物切分到最後﹐不是像墨子所說的“萬世不竭”﹐物質切到最小竟成了性質。二十年前我 (朱曉農1983) 也學著孜孜以求漢語的元素 (區別特徵)﹐找到了一個九元素的矩陣。那些年我迷公理化方法迷得厲害﹐大有太陽底下沒有公理化不了的。不僅對音系做公理化構築﹐甚至還著手把語言學中最意義的領域 (複句和修辭格﹐見朱曉農1989﹐1990a) 加以形式化﹐甚至公理化。諸如此類的智力遊戲﹑推理操練﹐自己玩得有滋有味。
語言學中的形式化工作經歷了三個階段﹕從結構派的搭建分類系統﹐到生成派的營造規則系統﹐再到自主音段派的構筑公理化系統。戈斯密 (Goldsmith 1976) 的聲調研究是公理化的一個好例﹕H, M, L是它的元素﹐像是點﹑線﹑面。Association Convention是它的公設或公理﹐“元音和調素從某根連接線外自動一一對應”像“兩點之間有且僅有一條直線”﹔“連接線不交叉”更是像平行公理在語言學中的翻版。
形式化有三個標準﹕自恰性﹑完備性和簡明性。很多談這方面的書說﹐只有簡明性不是必要的。按我的看法﹐從靜止的角度來判斷﹐只有第一個邏輯要求是必要的﹐第二個實踐要求和第三個美學要求都不是必要的。換一個動態角度來看﹐自恰性是起點要求﹐從一開始構筑一個形式化系統就必須具備的。完備性是終點要求﹐是某項研究努力達到的目標。而簡明性則是從起點到終點之間的途中要求。在研究過程中﹐常常有各種競爭性的模型﹐中國特式的思維(秦人邏輯)是不講﹑也沒法講 (因為不懂亞氏邏輯) 方法程序的﹐它靠的是悟﹐“取舍之間﹐一得之愚”﹐就這麼說者、滿意聽者犯暈地搞定。形式化工作當然不能如此﹐它得要個判斷標準﹐這個標準就是簡明為先。
從起步就必備的的自洽性要求來看﹐最新的優選論與其說是形式派的發展﹐不如說是個突破﹐也許更應該說是個潛在的破壞﹐詳見 §7“接近的現實”。—————————————————————
[注3] 畢達哥拉斯的高徒菲洛拉烏 (Philolaus) 說﹕“一切能理解的事物﹐都具有數﹔因為如果沒有數而想想象或了解任何事物﹐那是不可能的。” 4﹑“解釋”的解釋 有人在談到歷史來源和本原時用“本因”、“目的因”一類術語。也有人在談邏輯條件時會用“原因”。但我們前面只說歷史來源和本原﹐邏輯條件和邏輯端﹐而不說原因和本因。這是我有意避免的。我要把“原因”留給下面的實質/還原主義﹐留給物理條件﹐留給“因果律”cause-effect裡的那個“因”。
形式化裡的A-->B (if..then)﹐這個A最好就叫“邏輯條件”﹐簡稱“條件”﹐而不要叫原因。因為A-->B是否成立全看假定的初始條件(元素和公設)。初始條件改變即重新設定﹐邏輯結果也跟著改變。
至於歷史來源﹐最好也不要叫“原因”﹐它可能是原因﹐但只有在時空齊一性的條件下得到證明才能算。在歷史學範疇內談“原因”是件危險的事(朱曉農1986/89)﹐一則我們的學術傳統沒這習慣﹐“秦人不懂演繹法”﹔二則按照信奉胡塞爾現象學的錢鍾書 (p.c.)﹕“一個簡單現象可以有很複雜的原因﹐很繁多的原因﹐而且主因未必就是通常認為是重要的事件或因素”﹔三則有些被認作原因的事件往往只是時間上的巧合﹐由於歷史事件不像物理事件那樣可以重復﹐所以要分清歷史事件間的先後關係 (Sequence) 和因果關係 (Causation) 就多了一重困難﹔四是常會把一些實質上是“緣”的事件誤認為“因”﹐其實“真正的原因叫做因 (cause)﹐而一時觸發的媒介叫做緣 (occasion)”(潘光旦134)。
因此﹐同樣是“解釋”﹐歷史主義指的是歷史來源﹐形式主義指的是邏輯條件 (元素﹑系統﹑邏輯機制)﹐實質主義指的是廣義的物理原因。
歷史主義的“解釋”是一種“事後諸葛亮”。用十幾年前皮爾斯提出﹑漢森發展的新的“發現的邏輯”的觀點﹐是一種“溯因法”或“外展法”(the method of abduction) (謝謝袁毓林的提醒)。它跟邏輯主義的解釋的區別在於﹕形式主義要找到A-->B (“如果A﹐那麼B”﹐“B包含A”) 這個關係式中的充分條件。但外展法只是指出多種邏輯可能性中的一種﹐當然是按概率順序。
形式主義的“解釋”是指明邏輯條件。一般認為結構主義是“描寫性的”﹐而後來的生成派和現在的功能/認知派都是講究“解釋”的。但照我看來﹐誰都在做解釋﹐只是“解釋”有不同的解釋。我在《虛實談》§3中講了“解釋”的五個方面﹕
A）指明時間順序，即找到來源，追到底就是本原。
B）指明因果關係，追到底就是本因。
C）指明構成成分，追到底就是元素。
D）指明所屬系統，指出它在系統中的地位以及它跟其他成分之間的關係。
A是歷史主義的歷時解釋。B是實質主義的泛時解釋。C、D是共時解釋，也就是靜態共時描寫。共時狀態中的描寫或解釋只是相對於不同層次而言，上一層的描寫可成為下一層的解釋。對D作動態描寫，即為﹕
E）指明系統運轉時各成分之間的作用，即機制解釋。
結構派做的是 (C) 和 (D) 的解釋﹐生成派加進解釋 (E) 。因此我把結構派也歸入形式派﹐儘管後來的形式派——生成派——跟結構派打得天翻地覆﹐那是兄弟鬩牆。我的判斷標準是﹕哪些東西能取而代之﹐哪些東西就一脈相承﹐那麼它們就是一個派的。生成音系學可以取代結構音位學﹐非線性音系學可以取代線性音系學——它們都是一派的。但是﹐結構語言學取代不了歷史語言學﹐功能/認知語言學也難以取代形式語言學——它們都不是一派的。
記得潘悟雲問過幾位做形式音系學的﹐你們誰的“解釋”﹑誰的處理更可取﹖回答都是“都行”。潘悟雲不滿意了。其實這是個老問題了。只要看看二十年來五花八門的漢語區別特征矩陣就可以明白了 (吳宗濟1980﹔葉蜚聲、徐通鏘1981﹔朱曉農1983﹔陸致極1987﹔錢乃榮1988, 1990﹔吳宗濟﹑林茂燦1989﹔曹劍芬1990﹔王理嘉1991﹔林燾﹑王理嘉1992﹔羅常培﹑王均2002)。朱曉農的最可取﹐結果最簡明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有明確的標準和程序﹐找到了一條判別特徵矩陣好壞的充要性標準﹕少一對不足區分﹐多一對即成贅冗。國內研究區別特徵的文章也不算少﹐矩陣本身好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麼方法﹑什麼標準得出的。這樣從小處說﹐理論才有改進的餘地﹔從大處說﹐科學才有進步的動力。再往前﹐Hartman (1944)﹑Hockett (1947, 1950) 處理的北京音位系統也是沒法說誰比誰的好。簡明原則有時還真難把握﹐音庫簡單了﹐規則就煩了 (朱曉農1999﹐§2.4)。這是形式主義方法論的固有問題 (記得趙元任打的來回掃髒土的比方嗎﹖)﹐所以潘悟雲是得不到唯一確切答案的。因為從方法論的根本上來說﹐完全可以重新定一條公設﹕“連接線可以交叉”﹐從而發展出一個面目全非的“非戈音系學”。說它是“固有問題”還是輕的﹐實際上形式主義方法論與作為非自定義系統的語言之間有着天生的矛盾。這後面再談。
5﹑統一的夢想﹕齊一性和還原主義 語言在時間上有演變性﹑在分布上有差異性。還原主義或簡約主義 (reductionism) 的夢想就是想消除這種演變性和差異性帶來的“解釋”任意性 (這兒的“解釋” 又是一種意思﹕特設性假設或自成一家言的特色學問)﹐取得研究對象在時空上的齊一性 (uniformity, uniformitarianism)。
還原主義也可以追到畢達哥拉斯學派關於“聖四”(tetraktys) 的觀念﹐聖四代表構成萬物的四個元素﹕水土火氣。任何事物都可以“還原”或“簡約”為這四種元素的不同組合。語言學中的“還原主義”可以說是剛剛出現﹐那就是實驗韻系學﹑社會語言學﹑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這可以從“原因簡約”和“時間泛化”兩方面來說。
一﹑先說時間泛化。第一代歷史語言學和第二代共時語言學的根本區別在於時間維度。但在還原主義看來﹐可以用一個“泛時觀”來統一。泛時觀把共時變異看成是潛在的音變﹐而歷時音變則是實現了的﹑固化了的變異。也就是說﹐把分布上的差異性化成時間上的階段性。“泛時觀”這個概念見于朱曉農 (1988a)。它之所以能夠建立﹐得力于兩方面的進展﹕類型學 (Jakobson 1958﹔Greenberg 1978) 和社會語言學 (Labov 1976, 1995)。這兩方面的工作我們都在進行。利用語料庫進行類型學研究﹐可以看出普遍的模式和獨特的分佈﹐從而發現問題所在 (劉丹青2001)。把社會語言學引入漢語的研究﹐多年前沈炯 (1987) 已經開始了﹐近年來沈鍾偉 (1997, 2002) 的研究更是為社會語言學的一般原理提供了新的定量模型。下面引一段我研究所謂“反訓”的一篇文章 (朱曉農1988c) 的結尾一段話來說明什麼是泛時觀﹕ 「我們不贊成郭璞以來對古書上“臭”、“亂”一類例子所作的“美惡同辭”、“正反同辭”、“主客同辭”諸如此類的“反訓”解釋。我們把這些現象統稱“反訓”只是考慮到方便和習慣。實際上“反訓”的情況很複雜﹐很難說是同一類現象﹐只是為了澄清前代留下來的問題﹐才把這些雜七雜八的例子放在一起來談。
本文並沒有解釋存在於古書上的數以百計的反訓詞﹐只是指出了一條理解反訓的通道﹕假定現代人在制造反訓時的語言心理、思想觀念、推理形式跟古人是一樣的﹐因此﹐尋覓現代活反訓﹐探討成因﹐發掘創造者、運用者的心理因素﹐是搞清古書反訓的堅實基礎和可靠前提。更一般地﹐這是一種從可見事物著手去推測不可見事物﹐從可驗證研究出發去理解不可驗證的想法﹐從共時分佈去構擬歷時過程的方法。這種方法在歷史研究中極有前途﹐它把對不可逆事件演變的研究轉化為研究可重現的共性﹐把對個人靈機一動、創造性運用 (也可能錯誤運用) 語言的非理性因素的探索轉化為研究穩定的民族心理範疇、邏輯形式和思想觀念。我們在音韻學中主張上述原則﹐也願意在訓詁學中引進這一原則﹐更願意看到在一般的歷史研究中貫徹這條原則。」 二﹑再說“原因簡約”。音變的原理﹑機制並不是獨立的﹑“原生”的。我們的嘴巴喉嚨活動服從生理學、解剖學﹐我們的聽辨服從神經生理學和心理學﹐我們的發音傳播服從聲學﹑空氣動力學。所以﹐歷時音變和共時變異如果有什麼“內在”原因的話﹐一定服從一般的原理。音變原理﹑機制就可因此而“還原”或“簡約”為物理﹑生理﹑心理問題﹐它們只是一般原理﹑普遍機制在韻系學 (歷史音韻學+共時音系學) 中的表現。
我借用“還原主義”這個術語表示的是“語言非自足﹐語法非自主﹐語料非自備”的意思。邏輯實證主義最早用還原主義這一概念來表示“高層次”的規律可以用“低層次”的規律來解釋。按這種解釋﹐語言學可以還原為心理學﹐心理學可以還原為生物學﹐進而還原為化學﹐最後到物理學。還原主義也許並不是一個很合適的名詞﹐因為一方面喬姆斯基也把語言學“還原”為心理學﹐進而生物學 (所以才有那個LAD假設)。當然他只是口頭上說說﹐並不真的想做。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語言學問題都能還原的。這對任何系統都一樣﹐系統的問題並不能完全還原為成份的問題﹐原因在於還有成份之間的關係問題。所以也許“還原主義”該叫做“實質主義”。
認知語言學本質上是實質/還原主義﹐用Stjernfelt (1995) 的說法是“連續主義”（continuism）。它把語言能力看成是更普遍的認知能力的一部份﹐“語言僅僅是壯觀的認知冰山的确一角”(Fauconnier 1999: 96)。认知语言学的诞生以首屆國際認知語言學大會召開 (Duisburg, Germany, 1989) 和Cognitive Linguistics學刊出版 (1990) 為標誌。在這之前﹐已經有幾部重要著作問世﹐如Lakoff & Johnson的Metaphors We Live By (1980)﹐和1987出版的 Lakoff的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和 Langacker的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我還想介紹一下我的一位極為多產的老師Anna Wierzbicka 的工作 (1985, 1989, 1992, 1996)﹐她的方法被認為是認知語義學中一個“理想主義”極端 (Geeraerts 1999: 163)。按照Croft (1999)﹐類型學和認知語言學都認為基本語言單位不是句法成份本身﹐而是它們所棲身的建構﹐即把不同種類的語言信息組合成形式和功能的複合體的信號單位。近年來﹐把類型學的方法 (劉丹青) 和認知機制引入漢語研究 (沈家煊﹑陸丙甫﹑張敏 1998, 2002) 取得很大進展。語言在發生上遲于智力﹐所以可以設想語言的學習和使用會利用到人類的一般智力。沈家煊 (1999) 用兩個認知概念“轉喻”(metonymy) 和“顯著度”(salience) 來分析解釋無核“的”字短語的構成條件和理解機制。陸丙甫(1993)認為人類語言結構必須充份利用並受制於人類短時記憶的限度 (七塊左右)。這說明語言結構的某些基本制約可以還原為更基本的一般的智力因素。
差不多同時﹐Ohala主編的《實驗韻系學》（Experimental Phonology ，1986) 問世﹐標誌着實驗語音學正式介入歷時音韻學和共時音系學。在實驗韻系學眼裡﹐歷時的音韻演變和共時的音韻變異服從的是同樣的原理。今天的分佈是昨天演變的結果﹐所以分佈如果有什麼規律可言﹐那就一定服從演變的規律﹔而演變如果有什麼規律可尋﹐那就一定能從共時的類型學上看出來。Ohala甚至提出了一個語言學中從未有過的﹑連夢想都嫌奢侈的口號﹕凡是歷史上發生過的音變﹐都要叫它在實驗室裡重現。
我最近在學做“實驗韻系學”﹐寫了兩篇文章。一篇《群母的命運——論濁聲和摩擦》(朱曉農﹐印刷中) 是從空氣動力學原理來解釋群母的歷史演變過程﹐另一篇《親密與高調﹕小稱為什么變調﹖》(朱曉農2002b) 借用動物行為學（ethology）裡的一個高調理論來統一解釋從形形式式各類小稱調﹐到台灣女孩“美眉”﹑香港女孩“怡儀”﹑北京女孩“[sye si] 毛主 [si]”等十幾種看似毫不相關﹑以前難以解釋的高調現象。二十年前我 (朱曉農1982/89) 使用數理統計來處理歷史音韻學問題﹐也是一種還原主義的做法﹐即首先要確立“語言是個統計現象”這個觀念。
社會語言學我舉了沈鍾偉﹑沈炯的例子﹐他們的工作說明探討語言的社會因素不是僅僅憑印象談雜感﹐確定語言的社會參數應該也可以做得非常形式化。Labov的共時變異理論和王士元的詞彙擴散理論指出了語言成份的漸變過程。近年來沈鍾偉 (1997, 2002) 在這方面用數理模式來研究語音變化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他的基本觀點是：音變歸根到底是一種可觀察的個人/社會現象﹐其原理和新產品﹑新概念﹑甚至流行病的傳播相似。
6﹑實質主義與形式主義的異同 先說相同的﹐這很簡單﹐都想尋找解釋﹐都在使用演繹。不過﹐此解釋不同于彼解釋﹐見下面的“基本目標”。
形式主義與實質主義的區別在於﹕
·基本假設﹕語言系統是否自足﹐語言學是否自主。
·材料來源﹕通過內省﹐還是通過類型學/語料庫﹐來獲取材料﹑發現問題。
·物理背景﹕決定論還是非決定論 (包括量子論﹑突變論等)。
·數學工具﹕數理邏輯還是數理統計。
·基本目標﹕給出邏輯條件﹐還是尋求廣義的物理的因果解釋。
“語言系統是否自足”這個前提是形式主義和實質主義 (還有歷史主義) 的分界點。按我的理解﹐自足系統實際上是個自定義系統﹐自定義系統中的任何矛盾都可以通過重新定義來消除。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今的形式主義語言學﹐作為公理化系統它的目標是完備性 (語言的每個角落和每個角落的語言)﹐離四十多年前的理想更遠了﹐而不是更近了。問題就在於語言難以成為一個自定義系統﹐它的矛盾沒法靠重新定義來解決﹐所以只能靠縮小範圍來加深認識。前面說了﹐形式化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公理化。形式語言學如果能達到那境界﹐早就做到了。比如平面幾何﹐一個人做完﹐兩千年來其他人沒多少活可干。
我說語言難以成為一個自定義系統﹐指的是自然語言不是形式系統﹐人工語言當然又兩樣了。我們說話﹐並沒有想遵照形式邏輯去構筑一個形式系統﹐我們遵循的是一種我稱之為“秦人邏輯”的聯想系統﹑類推系統。其實﹐我們就是想構筑形式系統都不可能﹐因為在這世界上﹐古往今來﹐除了說印歐語的人創造出了個形式邏輯 (凖確說是兩個﹕希臘邏輯和印度因明)﹐其他民族不要說老百姓日常說話﹐就是名家辯者再百家爭鳴﹑孟子荀子再雄辯滔滔﹑知識精英再對著竹子苦思冥想也鳴不出、辯不出、格致不出個形式系統來 (朱曉農1990b)。
如果要打比方的話﹐可以“開源節流”來比喻。實質主義是外部開源﹐形式主義是內部挖潛。形式主義安排內部條理﹐實質主義尋找外在原因。兩者在學術目標上互補而不衝突﹐無論從哪個前提出發﹐都是要找出內在和外在的分界。
對“語言共性”的認識有內部和外部兩種定義﹕實質主義把他看成人類語言中共有的東西 (內部定義) ﹐形式主義把他定義為人類語言中有而動物通訊系統中無的獨一無二的東西 (外部定義)。本來內涵定義就這兩個標準﹕對內有周延性﹐對外有排除性。實質主義強調前者﹐形式主義強調後者。光從“形式”上看﹐半斤八兩﹐都是“只顧一點﹐不及其余”。這後八兩的理想比前半斤還更宏大。但從操作層面看﹐實質主義的定義更有利于本學科的研究。實際上﹐形式主義的研究也不涉及人類語言和動物通訊的異同研究﹐而按照它的外部定義﹐它主要應該研究這種異同比較。
我不把所有用形式化方法來處理語料的都叫形式主義。我把形式主義單留給那些基本假設是“語言自足”﹑基本目標僅僅是給出邏輯條件的研究模式。具有其他假設和目標的學者因為同樣需要處理作為系統的語言﹐不可避免地也要使用形式化的方法﹐但他們不是“形式主義者”。舉個我自己的學習例子。十多年前我跟Bob Dixon讀Field Method一課。Dixon是現今頭號描寫語言學家 (他也同樣有理論癖和理論建樹)。我跟他去調查描寫太平洋島上的一個叫Motuna的施格語 (ergative譯成“作格”是錯譯﹐看附錄3就可明白)﹐最後得了他教書幾十年給的最高分﹐還加批了一個“A masterly study”的評語 (那是他自賣自誇)﹐照他的評分標準﹐是因為我依樣畫葫蘆 (照Dixon 1977) 給Motuna並列句寫了這樣一條刪除規則﹕
If [...], [...] then it should be the case that
[(X)a(Y)V-x]^i, [(W)b(Z)V]^j
where CR (a, b), i≠j, and either if SA:O (a, b), then x=ro, or if ~SA:O (a, b), then x=ku, and then“b”can be deleted.
這條總規則是從200多個例句中概括 (不是歸納!) 出來的。它概括了兩條規則、四條次規則﹐次規則概括了六類三十一種並列句型。舉這個例子並不是說我自以為高明得敢來班門弄斧﹐那不過是學生習作。我舉這例子是因為這是自己的學習體會﹐談起來貼切點﹕第一﹑形式化的方法不是哪個主義的專利﹐它是通用工具。第二﹑描寫的真諦並不像我從前學到的那樣把材料堆那兒像開雜貨鋪那樣﹐順手歸堆 (歸納?) 成“廚房用品”﹑“床上用品”等等。描寫的目標實際上是能多抽象就多抽象﹐“只要登上概括之梯﹐就沒有理由在哪一級上停下來”(《虛實談》*3)。
最後再談兩句材料的“自備性”問題。語音學中有條規矩﹐研究者本人是最不“理想的發音人”。本人的發音可以用來做些先導性試驗﹐用作發現是允許的﹐但要想用來證明﹐據此立論﹐那就犯了大忌。用技術點的話來說﹐那是造成系統誤差的來源之一。語法學中使用語料庫﹐以及實驗和統計的方法來測試句子的可接受性 (如Cowart 1997)﹐也是朝着客觀性方向的努力。要做到客觀不容易。我在研究中要是看到合乎自己觀點而哪怕有點怪的例句﹐常常會越看越合格﹔看到不合胃口的﹐越看越不像。我知道自己容易受暗示﹐也知道自己難免有偏見的﹐但我沒絕望﹐因為我明白﹐一旦認識到這一點就有擺脫暗示、偏見、影響的希望。
7﹑接近的現實，合作的前景 優選論的出現﹐按我的理解﹐在三方面偏離了形式主義。
1．它借助于語料庫。想當年從Jakobson起，標記論（markedness）就是以語音學和類型學為基礎的﹐現在轉了個圈又回歸到這個基礎上。與此相應﹐確定約束的優先順序（ranking of constraints）也就要依據在語言樣本中的出現頻率。
2．它不再認為語言是個自足系統，音系學不再是自主的。Kager (1999: 5) 說大多數音系學家都同意音韻標記植根于語法系統之外的因素。十多年前Ohala (1991) 和Anderson (1981) 之間關於“音系學是否自主”的爭論至此可以告一段落。Anderson認為音系學完全自主﹐它跟比如說語音學的關係為零。Ohala認為音系學完全不自主﹐它跟語音學完全重合。這段爭論很有意思﹐因為如果不知道什麼是外在原因﹐也就不知道內在“原因”﹔反之亦然。所以他們實際上是從兩端使勁﹐合力推進了語言研究。
3．它允許了矛盾命題﹐照Kager (1999: 4) 的說法﹐語言是個充滿矛盾對抗的系統。解決的辦法是為矛盾命題定不同的等級﹐或運用時有先後﹐總之不直接對抗。
有了第一個偏離﹐方法論上就放棄了內省法。有了第二個偏離﹐認識論上放棄了原來的“自足”假設。有了第三個偏離﹐本體論上放棄了語言是自定義的形式系統。總之﹐優選論的出現使得大家從本體﹑認識到方法都接近于“三不自”原則了。這就帶來了不同學派接近的現實﹐也創造了合作的前景。記得十多年前我在準備學位論文時﹐拼命抓住Lehiste (1970:vi) 一句話“A phonologist ignores phonetics at his own peril.”一方面把他當救生圈﹐另一方面又想證明他的正確性。誰知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已經是不證自明的“公理”了。
前面我提到對歷史問題曾有過短暫的形式化的努力。現在又有用優選論來處理語言演變的了 (如McMahon 2000)﹐這是統一歷時和共時的努力﹐與實質主義目標一致。至於共性和個性的問題﹐還有爭議。Kager (1999: 1) 那本書開宗明義﹕“語言學理論的主要目標是說明在所有語言都有的基本原理。”其實﹐ Prince和Smolensky (1993) 最早的零假設就是所有約束都具有普遍性並普遍出現于所有語言的語法中。但 McMahon (2000:10) 卻認為優選論在“努力解決普遍的音韻模式時﹐恐怕就難以處理個別語言的特定問題了。”照我看來﹐這實際上涉及的是個物理觀念和數學工具的問題。語言規則用充分條件﹑絕對蘊涵來表達﹐總是會有反例 (如 ONSET~NOCODA﹐SVO的次序) , 很偶然很偶然才會碰到沒反例的真正universal (VOICED --> VOICELESS) (見朱曉農﹐即出)。換個基本假設﹐換個物理觀念和數學工具﹐把共性看成是統計現象﹐就容易理解多了。那種很偶然的“真正”共性不過是100%﹐而100%和0% 都只是特例而已。
其實﹐自足性﹑自主性﹑自定義系統﹐作這些個假設只是研究的需要。有了這些假設就能夠建立研究範式和推進內部挖潛。我在《虛實談》§2中說﹕“各門學科獨立出來研究只是為了研究的方便，並不是那個研究對象本身是獨立的或者可以獨立[或自足]的。”所以我是不相信有誰真的把自然語言本身看成是個公理化或形式化系統。
8﹑三大潮流﹕代總結 語言學兩百年來有三大潮流﹕歷史主義﹐形式主義和實質主義。最後給這三股大潮各選一位代表。
1. 歷史主義可以選Grimm做代表。
2. 形式主義可以選Goldsmith做代表。
3. 實質主義可以選Ohala做代表。
以上所論﹐都是人家的東西﹐好像跟咱們關係不大。別看人家這個主義那個學派﹐根本上都一樣﹕尋找解釋﹐依靠演繹﹐信奉同一律。就這一條﹐把咱們這裡好多都排除了﹐咱們還有好多是信奉同構律的 (朱曉農1990b)。好在情況在改觀。幾個月前在南昌聽到沈家煊先生在慶祝《中國語文》創刊五十週年的大會上說﹐他支持尋求語言現象背後的解釋﹐很讓人振奮。像現代中國所有的科學學科一樣﹐語言學是一項引進的事業。像一切引進的研究有分佈差異事物的學科一樣﹐語言學在移植中需要調整。碰到原有的理論模式難以解釋的地域特色時﹐該怎麼辦﹖我在《虛實談》最後說﹕在科學潮流面前，西方人有下面前兩種選擇，而我們有三種：
1．做弄潮兒。
2．對抗潮流，想著創造下一代新潮。
3．置身於任何潮流之外，以不變應萬變，永遠保留批判權，永遠滿足於旁觀者清，永遠倚仗特設性假設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永遠滿足于自成一家言﹐永遠耽迷於特色學問。
第一個是補天派﹐代表是﹖第二個是拆天派﹐代表是﹖第三個是無法無理(性)派﹐代表就不選了。
本文上下兩百年﹐縱橫三大派﹐其實相對于我們的“樸學﹑玄學” 來說﹐它們的本質精神是相同的﹐讓我用一個詞來概括：它們根本上都是一樣的“科學主義”﹗它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在推動理性認識的進步。參考文獻曹劍芬1990.《現代語音基礎知識》.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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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答論壇議題 中国语言学岳麓论坛主要议题：
(1) 中国当代汉语研究现状与世界当代语言学现状的总体评估；
(2) 汉语语言学研究对象问题—汉语语言学家们究竟在研究什么？
(3) 汉语的“个性”与人类语言的“共性”；
(4) 汉语语法（语言学）建构的原理应该是些什么?
(5) 汉语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6) 描写上的充分性与解释上的充分性问题；
(7) 国内从事传统语言学, 形式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能不能合作?
(8) 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汉语语言学有哪些发展吸取了其他学科的成果？汉语语言学有哪些成果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9a) 语言的获得和使用，语言的变异、演变和发生，是不是汉语语言学的中心研究课题？
(9b) 汉语研究是否需要区分语言学 (linguistics) 和语文学 (philology)？
(10) 国内有没有/能不能形成一个可以与国际语言学对话，进而可以对语言学的普遍理论做出贡献的的学派？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來回答論壇議題中的幾個問題。(9a) 语言的获得和使用，语言的变异、演变和发生，是不是汉语语言学的中心研究课题？
答：可惜還不是。問題裡的“是不是”有歧義。“可惜還不是”把那兩重意思都回答了。(2) 汉语语言学研究对象问题——汉语语言学家们究竟在研究什么？
答：現在的中心課題仍是書面語﹐不過有改變的跡象﹐例如徐烈炯和劉丹青先生正在糾正以往把方言研究當陪襯作旁證的“正統語言學”觀念。不如此﹐在“正統的”英語語言學面前﹐漢語語言學怎麼抬頭﹖徐先生和劉先生讓我們明白﹐研究上海話和廣東話不是為亨不浪當的普通話語法作註腳﹔同樣道理﹐研究漢語不是為英語語法作註腳。
(9b) 汉语研究是否需要区分语言学 (linguistics) 和语文学 (philology)？
答：要區別﹐要辨清。兩者是包含關係。根據定義﹐語文學僅僅關心書面問題﹔語言學卻不僅僅關注活語言﹐它同樣留心書面語﹐古代的和現代的。見朱曉農 (2002)。(7) 国内从事传统语言学,形式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能不能合作?
答：傳統語言學沒見它有什麼基本假設﹑最終目標﹐所以很容易跟其他學和稀泥。形式派與功能派能否合作﹐見本文7“接近的現實”。(5) 汉语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答：演繹﹐只有演繹﹐才是推動科學的動力﹐最概括的是假設-演繹-檢驗法﹐參看附錄2。(3) 汉语的“个性”与人类语言的“共性” 。
答：這個問題最好換一種問法﹕
“為什么語言個個有‘個性’﹐語言學卻要強調‘共性’？”。
隨便什麼東西都有它獨特之處﹐也都有和其他事物的相同點﹐就看你着眼在哪兒了。
強調共性導向科學﹐強調個性導致玄學、樸學等特色學問。
着眼共性才能發現個性﹐着眼“個性”永遠只是在瞎猜﹐因為不放到共性背景中就沒法說什麼是個性。
再說漢語個性並不強烈﹐它其實是個很普通的average語言。(10) 国内有没有/能不能形成一个可以与国际语言学对话，进而可以对语言学的普遍理论做出贡献的的学派？
答：讓我們懷着真誠的心來祝愿﹕只要我們注重程序﹐而不是結果 (O.J. Simpson﹕證據本身並非頭等重要﹐頭等重要的是取證的程序。小布什還是戈爾誰當總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點票點出這個結果而且大家都接受)﹐我們就有希望達到那個對非新教文化來說遙之又遠的目標。
是的﹐眼高永遠比眼低好。懷抱希望是一種積極健康的人生態度。附錄2﹕方法論語條兒一，贊成
1. 演繹﹐只有演繹﹐才是推動科學的動力。
2. 科學中﹐萬惡玄辯為首﹐百法演繹為先。
3. 概括 (generalization) 是必要的﹐歸納 (induction) 是無效的。
4. 抽象沒有底﹐邏輯要徹底。
5. “科學就是科學方法”(邦迪)。
6. 科學就是“小本錢做大買賣。”
7. 從無關處找到相關﹐“在不疑處看出有疑。”
8. 盡力證實大膽的假設﹔努力證偽小心的立論。
9. 對存在命題﹐去證實他；對全稱命題﹐去證偽他。
10. 操作決定性質。一個語言系統是什麼樣的﹐取決於我們何處**眼、如何**手。
11. 句子那麼長﹐人生如此短——我們消費不起特色學問。二，反對
1. “以理論就事實天經地義﹐以事實就理論天誅地滅”(張文裕)。
2. 事實擺多了﹐道理自然出來了﹔理論是藴涵在材料裏的。
3. 一份材料一份貨。
4.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5. “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阮元)。
6. 特色學問的“玄”和“實”。
7. 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科學。三，需要補充說明
1.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胡適) 。
2. “說有易﹐說無難”(趙元任)。
附錄3﹕ERGATIVITY不是“作格” 是“施格”（见附件） [全文完]
Linguistic Trends: A Personal View作者：朱曉農（香港科技大學）會議論文：
中國語言學岳麓論壇 YueLu Forum on Chinese Linguistics
長沙, 25-27/12/2002 1﹑一個比喻﹕代序
2﹑從追溯歷史來源到演繹邏輯關係
3﹑邏輯條件確定和公理化
4﹑“解釋”的解釋
5﹑統一的夢想﹕齊一性和還原主義
6﹑還原主義與形式主義的異同
7﹑接近的現實﹑合作的前景
8﹑三大潮流﹕代總結 首先感謝會議組織者提供這個論壇。這樣的方法論務虛會在語言學界﹐不但語言學﹐整個學界都是少見的。原因在於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的判斷﹑評價標準由於無邏輯 (朱曉農1990b) ﹐所以只好重結果。重結果的最嚴重結果就是為了向往的結果可以不擇程序﹔結果反過來又促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種取巧心理﹐結果是沒有原則﹑沒有目標﹑沒有自信﹐當然也顧不上universal。科學的根基是邏輯﹐所以他重推導過程﹐重程序。方法論就是講究這個程序﹐講究運作程序的邏輯機制。我下面要談的是自己的一些學習心得體會﹐如果學得不夠好﹐請向我指出﹐我們可以討論﹑改進這程序﹐這是科學的調節機制在工作。我們學界還有很多非科學的因素﹐所以讓我們珍惜這樣的岳麓機會。 1﹑一個比喻﹕代序 文章起頭從研究起點談起。
要決定某項研究的起點﹑出發點﹐先要想清楚目標﹐也就是基本假設在哪兒。對了﹐起點取決于終點。從哪兒出發首先取決于想上哪兒去﹐其次是什麼樣的交通工具可用﹐完了再考慮其他因素。
打個比方﹐我現在香港﹐如果我想到深圳去﹐我就從紅磡火車站出發。如果我想去紐約﹐我就從國際機場出發。這是終點決定起點。
今天去紐約從機場出發﹔一百年前從維多利亞港出發﹔一萬年前呢﹐就得繞過西伯利亞跨過干涸了的白令海峽。那麼一千年後怎麼去呢﹖用點兒想象﹐從隔壁陽臺上還是從電腦平臺上出發﹖再想象也想象不出。這是由可資利用的交通工具決定的。
如果我想來長沙呢﹐可以從火車站出發﹐也可以從飛機場出發。而從哪兒出發﹐取決于我準備坐火車還是坐飛機。所以﹐取定長沙這個目標﹐會引出不同起點﹐不同方法 (交通工具)﹐不同路徑的思考。而不同方法的採用取決于其他考量﹐比如暈車還是暈機﹐時間富裕還是緊迫﹐便捷還是節約﹐當然最重要的是自己掏錢還是公家掏錢。所以對於起點問題﹐常常是系統內無解﹐系統外多解。從這裡可以得到一個很嚴厲的推論﹕說語言是個自足系統可能從一開始就是個悖論。
可能有人不同意上面的比喻﹕“不管去深圳還是紐約﹐我都是從家裡出發。”說這話的站得高﹐望得遠。從覆蓋一切的高度上他可以說﹕“我辯証法掛帥﹐以不變應萬變。”這話也對。任何科學都是從假說開始﹐通過可控性實驗﹐建立邏輯構造型理論。從這方法論的根本上來說﹐上哪兒都是從家裡出發也對。
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人即使同意上面的比喻﹐仍覺得把他借用到語言學中來沒那必要﹐因為語言學的目標已經定了﹐那就是“認識語言”。說這話等于沒說﹐或者還拿上面的比喻來說﹐你問他上哪兒去﹖他說出門去。也就是說﹐單單說認識語言﹐目標太泛。出得門來﹐東西南北﹑四面八方。還得說個具體地點。單單一個出門﹐就像女孩子逛商店﹐目標就是出門﹑就是逛。當然逛多了也熟門熟路﹐時不時地還能碰到驚喜。研究也是如此﹐做多了成了熟手﹐還不時做出些意想不到的發現。當然﹐個人怎麼做都無可厚非﹐但如果整個學科缺乏明確目標﹐結果不用問﹐必定是南轅北轍﹐東路西走。
如果概括程度低一點﹐說得具體點﹐對於那些在時間上有演化性﹑分布上有差異性的研究對像﹐我們可以說﹐研究的目標有兩種。一種是追蹤“本原(源)”﹐即在時間上追蹤來源﹐來源的來源﹐直至起源。一種是探求邏輯條件﹐一路演繹直至邏輯端點。兩者追到盡頭差不多合一﹐就像現在的宇宙學﹐讓人看到本原探究和邏輯端點探索的合一﹐即時間過程和邏輯演繹合一。
就因為這終點 (基本假設﹑研究目標) 不一樣﹐交通工具 (研究方法) 不一樣﹐路徑 (探索的領域) 不一樣﹐決定了出發點 (收集材料的着手點﹐買火車票還是飛機票) 不一樣。
2﹑從追蹤歷史來源到演繹邏輯關係 十九世紀的科學都是在追蹤本原﹐語言學﹑生物學﹑地質學都是歷史研究。歷史主義[注1]假定語言也有生長老死﹐所以探索語言演變的過程﹐直至它的起源。方法無非歷史的方法和比較的方法。當年胡適回國﹐口口聲聲科學的方法就是這兩法。沒想到在那之前﹐語言學開始轉向了。
語言學中的目標轉換是從二十世紀初索緒爾開始的[注2]。實際上這是當時或稍早時科學和哲學界大轉向的一個小插曲。科學上的理性主義轉向可以非歐幾何和相對論的出現為標誌。在哲學上﹐實證主義先驅﹑法國人孔德 (Conte) 說﹕“探索那些所謂本因 [案指歷時原因] 和目的因﹐對於我們來說﹐乃是絕對不去做的﹐也是毫無意義的。”甚至“完全不想陳述那些造成各種現像的動因﹐因為那樣只會把困難往後推。”他認為“人類精神如果不鑽進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僅限於在一個完全實證的範圍﹐是仍然可以在其中為自己最深入的活動找到取之不盡的養料的”(詳見《虛實談》§§7.1-7.2)。看看孔德的觀點﹐就可明白為什么當時語言學界討厭“鑽進”語言起源這類“無法解決的問題”﹑轉向“一個完全實證的範圍內進行(共時)研究”背後的大氣候了。
但是﹐只要科學研究的對像有時間的演化性﹐那麼邏輯上就跑不了要上溯追蹤起源問題。哪怕不要說現在﹐就是當時也顯得不那麼合理﹐你也得有個時間的起點——或者更應該說﹐邏輯的起點。那就是為什么牛頓要那個“第一推動”。我們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批判他“唯心”﹐嘲笑他“大科學家也迷信”。十九世紀對語言起源的種種猜想並不比第一推動更“唯心”﹐那只是在當時科學水平上的認識。一旦科學取得進展﹐現在又有很多新的探討了。
對於西方人來說﹐共時還是歷時﹐必須兩者擇一。
共時的問題一旦求助于歷史的解釋﹐立刻引出大麻煩﹐邏輯上開了個口子﹐你就得沒完沒了地追到時間的盡頭﹐你就和本原探研沒區別了。
而解決歷史問題曾有過形式化的努力﹐如半個世紀前趙元任 (Chao 1941) 對中古音的音位處理﹐高本漢 (1954) 不以為然。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還有人 (如Bynon 1977) 試圖建立語言演變的結構主義模型和轉換生成模型﹐結果都不了了之。
所以要麼歷時﹐要麼共時﹐不能騎牆﹐不能唱我們擅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這也重要﹐那也少不了”﹐不能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地古為今用。邏輯必須徹底﹗用我們熟悉的貶義話 (我把他看成是稱讚) 來說﹐就是論證走極端﹗在這方面採取任何中庸妥協折衷全面的態度都對科學有害﹐都會把研究引向中國特色﹐都會重復幾千年來矛盾辯證糊塗循環的文人傳統。從這個方面來看——玄學就不用去說他了——跟算命也離得不是太遠﹐就拿歷來受人稱道的“務實慎立論”的樸學來說﹐依然離科學千山萬水﹐甚至背道而馳﹐因為他不但做不到邏輯的徹底性﹐甚至可能連邏輯-演繹法都沒有。樸學只有一個功能﹐那就是用“務實”來教訓玄學——神韻氣功一類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但在科學眼裡﹐正像陸丙甫 (2002) 所說﹐“‘重事實，慎立論’的樸學傳統，對理論創新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說﹐樸學主義對理論格殺毋論﹐不管是“道﹑理﹑玄﹑禪”﹐還是“歐﹑亞﹑愛﹑喬”。我們的樸學傳統其實跟 (邏輯) 實證主義不是一回事﹐它是常識主義﹑感覺主義。連經驗主義都不是﹐最多是觸覺夠得着的感官經驗主義。對信奉“眼見為實﹐耳聽為虛”的人來說﹐用數學算出的宇宙結構﹐用邏輯推出的時間起源﹐用比較法構擬的原始語﹐統統於書無證﹐跟太上老君急急如律張天師推演八卦小鬼亂畫符是差不多的。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樸學大師阮元。他對於西方天文學理論一變再變大惑不解：“地谷至今才百餘年，而其法屢變”(《續疇人傳序》)。阮元不懂邏輯﹐不知道邏輯評價程序和理性批評標準﹐所以不明白理論嬗變的意義和科學進步的方式﹐到頭來只能倚仗素樸的“實-慎”信條﹐閉眼不看﹐躺倒不干﹐以不變應萬變﹐認為“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這就是“實-慎”重結果的樸學傳統給我們留下的教訓﹕重結果的結果是沒有結果。仿照老子可以說一句﹕“從虛的出發﹐到達了實﹔從實的著手﹐抓了個虛。”從假設-演繹﹑從理論出發﹐達到了理性進步﹔從阮元式務實慎立論着手﹐就會萬世循環地在對天道淵微的敬畏中“但言其所當然 (描寫﹖)﹐不強求其所以然 (解釋﹖)”。
呂叔湘先生在八十年代很強調“務實”﹐那是有特定背景的﹐那時玄虛的“文化語言學”在一些文化相對後進的地方蔓延。呂先生有一次對我說﹐那種“學”很像“禪”。所以呂先生的囑咐是有極強的針對性﹐也就是“缺什麼﹐補什麼”(朱曉農1988b)。現在如果抽掉了語境﹑片面強調“務實”﹐就不再是呂先生的原意﹐會起到反作用﹐會引起打不完的“語錄戰”。所以今天我們談方法論﹐最好是說隨機探索 (假設) 和邏輯評價 (檢驗) 這麼兩個步驟 (朱曉農1987) ﹐而不要用一些難有確切定義的詞。——————————————
[注1]說“歷史主義”是從他們的工作性質來說的。其實﹐十九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家是“自然主義”﹐持一種“有機”語言觀。在拉斯克﹑施萊赫爾﹑繆勒等等眼裡，語言像自然界的有機物﹐有生老病死﹐但沒有“歷史”﹐所以語言學屬于自然科學﹐而不是歷史學。
[注2] 其實區別出共時和歷時語言研究還有更早的﹐Dittrich在1903年就已經用了synchronie 和diachronie這兩個詞 (轉引自錢軍1998: 108)。
3﹑確定邏輯條件和公理化 共時探討邏輯條件用的是形式化方法formalization, formalism﹐形式化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公理化axiomalization。
公理化思想的源頭可以追到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學派“萬物皆數”的觀點 [注3]。古希臘已經出現了最早的但至今仍可作為範式的公理化研究﹕歐幾里德（Euclid）幾何學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邏輯學。現代的公理化研究﹐起點就是幾個元素﹐幾條公理。公理可以就是元素的定義 (朱曉農1990a)﹐也可以是陸丙甫 (2002) 所說的“很簡單的常識”。區別特徵的發現或發明是一個追求基本粒子追到盡頭、虛實轉化的典型例子。換句話說﹐把實物切分到最後﹐不是像墨子所說的“萬世不竭”﹐物質切到最小竟成了性質。二十年前我 (朱曉農1983) 也學著孜孜以求漢語的元素 (區別特徵)﹐找到了一個九元素的矩陣。那些年我迷公理化方法迷得厲害﹐大有太陽底下沒有公理化不了的。不僅對音系做公理化構築﹐甚至還著手把語言學中最意義的領域 (複句和修辭格﹐見朱曉農1989﹐1990a) 加以形式化﹐甚至公理化。諸如此類的智力遊戲﹑推理操練﹐自己玩得有滋有味。
語言學中的形式化工作經歷了三個階段﹕從結構派的搭建分類系統﹐到生成派的營造規則系統﹐再到自主音段派的構筑公理化系統。戈斯密 (Goldsmith 1976) 的聲調研究是公理化的一個好例﹕H, M, L是它的元素﹐像是點﹑線﹑面。Association Convention是它的公設或公理﹐“元音和調素從某根連接線外自動一一對應”像“兩點之間有且僅有一條直線”﹔“連接線不交叉”更是像平行公理在語言學中的翻版。
形式化有三個標準﹕自恰性﹑完備性和簡明性。很多談這方面的書說﹐只有簡明性不是必要的。按我的看法﹐從靜止的角度來判斷﹐只有第一個邏輯要求是必要的﹐第二個實踐要求和第三個美學要求都不是必要的。換一個動態角度來看﹐自恰性是起點要求﹐從一開始構筑一個形式化系統就必須具備的。完備性是終點要求﹐是某項研究努力達到的目標。而簡明性則是從起點到終點之間的途中要求。在研究過程中﹐常常有各種競爭性的模型﹐中國特式的思維(秦人邏輯)是不講﹑也沒法講 (因為不懂亞氏邏輯) 方法程序的﹐它靠的是悟﹐“取舍之間﹐一得之愚”﹐就這麼說者、滿意聽者犯暈地搞定。形式化工作當然不能如此﹐它得要個判斷標準﹐這個標準就是簡明為先。
從起步就必備的的自洽性要求來看﹐最新的優選論與其說是形式派的發展﹐不如說是個突破﹐也許更應該說是個潛在的破壞﹐詳見 §7“接近的現實”。—————————————————————
[注3] 畢達哥拉斯的高徒菲洛拉烏 (Philolaus) 說﹕“一切能理解的事物﹐都具有數﹔因為如果沒有數而想想象或了解任何事物﹐那是不可能的。” 4﹑“解釋”的解釋 有人在談到歷史來源和本原時用“本因”、“目的因”一類術語。也有人在談邏輯條件時會用“原因”。但我們前面只說歷史來源和本原﹐邏輯條件和邏輯端﹐而不說原因和本因。這是我有意避免的。我要把“原因”留給下面的實質/還原主義﹐留給物理條件﹐留給“因果律”cause-effect裡的那個“因”。
形式化裡的A-->B (if..then)﹐這個A最好就叫“邏輯條件”﹐簡稱“條件”﹐而不要叫原因。因為A-->B是否成立全看假定的初始條件(元素和公設)。初始條件改變即重新設定﹐邏輯結果也跟著改變。
至於歷史來源﹐最好也不要叫“原因”﹐它可能是原因﹐但只有在時空齊一性的條件下得到證明才能算。在歷史學範疇內談“原因”是件危險的事(朱曉農1986/89)﹐一則我們的學術傳統沒這習慣﹐“秦人不懂演繹法”﹔二則按照信奉胡塞爾現象學的錢鍾書 (p.c.)﹕“一個簡單現象可以有很複雜的原因﹐很繁多的原因﹐而且主因未必就是通常認為是重要的事件或因素”﹔三則有些被認作原因的事件往往只是時間上的巧合﹐由於歷史事件不像物理事件那樣可以重復﹐所以要分清歷史事件間的先後關係 (Sequence) 和因果關係 (Causation) 就多了一重困難﹔四是常會把一些實質上是“緣”的事件誤認為“因”﹐其實“真正的原因叫做因 (cause)﹐而一時觸發的媒介叫做緣 (occasion)”(潘光旦134)。
因此﹐同樣是“解釋”﹐歷史主義指的是歷史來源﹐形式主義指的是邏輯條件 (元素﹑系統﹑邏輯機制)﹐實質主義指的是廣義的物理原因。
歷史主義的“解釋”是一種“事後諸葛亮”。用十幾年前皮爾斯提出﹑漢森發展的新的“發現的邏輯”的觀點﹐是一種“溯因法”或“外展法”(the method of abduction) (謝謝袁毓林的提醒)。它跟邏輯主義的解釋的區別在於﹕形式主義要找到A-->B (“如果A﹐那麼B”﹐“B包含A”) 這個關係式中的充分條件。但外展法只是指出多種邏輯可能性中的一種﹐當然是按概率順序。
形式主義的“解釋”是指明邏輯條件。一般認為結構主義是“描寫性的”﹐而後來的生成派和現在的功能/認知派都是講究“解釋”的。但照我看來﹐誰都在做解釋﹐只是“解釋”有不同的解釋。我在《虛實談》§3中講了“解釋”的五個方面﹕
A）指明時間順序，即找到來源，追到底就是本原。
B）指明因果關係，追到底就是本因。
C）指明構成成分，追到底就是元素。
D）指明所屬系統，指出它在系統中的地位以及它跟其他成分之間的關係。
A是歷史主義的歷時解釋。B是實質主義的泛時解釋。C、D是共時解釋，也就是靜態共時描寫。共時狀態中的描寫或解釋只是相對於不同層次而言，上一層的描寫可成為下一層的解釋。對D作動態描寫，即為﹕
E）指明系統運轉時各成分之間的作用，即機制解釋。
結構派做的是 (C) 和 (D) 的解釋﹐生成派加進解釋 (E) 。因此我把結構派也歸入形式派﹐儘管後來的形式派——生成派——跟結構派打得天翻地覆﹐那是兄弟鬩牆。我的判斷標準是﹕哪些東西能取而代之﹐哪些東西就一脈相承﹐那麼它們就是一個派的。生成音系學可以取代結構音位學﹐非線性音系學可以取代線性音系學——它們都是一派的。但是﹐結構語言學取代不了歷史語言學﹐功能/認知語言學也難以取代形式語言學——它們都不是一派的。
記得潘悟雲問過幾位做形式音系學的﹐你們誰的“解釋”﹑誰的處理更可取﹖回答都是“都行”。潘悟雲不滿意了。其實這是個老問題了。只要看看二十年來五花八門的漢語區別特征矩陣就可以明白了 (吳宗濟1980﹔葉蜚聲、徐通鏘1981﹔朱曉農1983﹔陸致極1987﹔錢乃榮1988, 1990﹔吳宗濟﹑林茂燦1989﹔曹劍芬1990﹔王理嘉1991﹔林燾﹑王理嘉1992﹔羅常培﹑王均2002)。朱曉農的最可取﹐結果最簡明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有明確的標準和程序﹐找到了一條判別特徵矩陣好壞的充要性標準﹕少一對不足區分﹐多一對即成贅冗。國內研究區別特徵的文章也不算少﹐矩陣本身好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麼方法﹑什麼標準得出的。這樣從小處說﹐理論才有改進的餘地﹔從大處說﹐科學才有進步的動力。再往前﹐Hartman (1944)﹑Hockett (1947, 1950) 處理的北京音位系統也是沒法說誰比誰的好。簡明原則有時還真難把握﹐音庫簡單了﹐規則就煩了 (朱曉農1999﹐§2.4)。這是形式主義方法論的固有問題 (記得趙元任打的來回掃髒土的比方嗎﹖)﹐所以潘悟雲是得不到唯一確切答案的。因為從方法論的根本上來說﹐完全可以重新定一條公設﹕“連接線可以交叉”﹐從而發展出一個面目全非的“非戈音系學”。說它是“固有問題”還是輕的﹐實際上形式主義方法論與作為非自定義系統的語言之間有着天生的矛盾。這後面再談。
5﹑統一的夢想﹕齊一性和還原主義 語言在時間上有演變性﹑在分布上有差異性。還原主義或簡約主義 (reductionism) 的夢想就是想消除這種演變性和差異性帶來的“解釋”任意性 (這兒的“解釋” 又是一種意思﹕特設性假設或自成一家言的特色學問)﹐取得研究對象在時空上的齊一性 (uniformity, uniformitarianism)。
還原主義也可以追到畢達哥拉斯學派關於“聖四”(tetraktys) 的觀念﹐聖四代表構成萬物的四個元素﹕水土火氣。任何事物都可以“還原”或“簡約”為這四種元素的不同組合。語言學中的“還原主義”可以說是剛剛出現﹐那就是實驗韻系學﹑社會語言學﹑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這可以從“原因簡約”和“時間泛化”兩方面來說。
一﹑先說時間泛化。第一代歷史語言學和第二代共時語言學的根本區別在於時間維度。但在還原主義看來﹐可以用一個“泛時觀”來統一。泛時觀把共時變異看成是潛在的音變﹐而歷時音變則是實現了的﹑固化了的變異。也就是說﹐把分布上的差異性化成時間上的階段性。“泛時觀”這個概念見于朱曉農 (1988a)。它之所以能夠建立﹐得力于兩方面的進展﹕類型學 (Jakobson 1958﹔Greenberg 1978) 和社會語言學 (Labov 1976, 1995)。這兩方面的工作我們都在進行。利用語料庫進行類型學研究﹐可以看出普遍的模式和獨特的分佈﹐從而發現問題所在 (劉丹青2001)。把社會語言學引入漢語的研究﹐多年前沈炯 (1987) 已經開始了﹐近年來沈鍾偉 (1997, 2002) 的研究更是為社會語言學的一般原理提供了新的定量模型。下面引一段我研究所謂“反訓”的一篇文章 (朱曉農1988c) 的結尾一段話來說明什麼是泛時觀﹕ 「我們不贊成郭璞以來對古書上“臭”、“亂”一類例子所作的“美惡同辭”、“正反同辭”、“主客同辭”諸如此類的“反訓”解釋。我們把這些現象統稱“反訓”只是考慮到方便和習慣。實際上“反訓”的情況很複雜﹐很難說是同一類現象﹐只是為了澄清前代留下來的問題﹐才把這些雜七雜八的例子放在一起來談。
本文並沒有解釋存在於古書上的數以百計的反訓詞﹐只是指出了一條理解反訓的通道﹕假定現代人在制造反訓時的語言心理、思想觀念、推理形式跟古人是一樣的﹐因此﹐尋覓現代活反訓﹐探討成因﹐發掘創造者、運用者的心理因素﹐是搞清古書反訓的堅實基礎和可靠前提。更一般地﹐這是一種從可見事物著手去推測不可見事物﹐從可驗證研究出發去理解不可驗證的想法﹐從共時分佈去構擬歷時過程的方法。這種方法在歷史研究中極有前途﹐它把對不可逆事件演變的研究轉化為研究可重現的共性﹐把對個人靈機一動、創造性運用 (也可能錯誤運用) 語言的非理性因素的探索轉化為研究穩定的民族心理範疇、邏輯形式和思想觀念。我們在音韻學中主張上述原則﹐也願意在訓詁學中引進這一原則﹐更願意看到在一般的歷史研究中貫徹這條原則。」 二﹑再說“原因簡約”。音變的原理﹑機制並不是獨立的﹑“原生”的。我們的嘴巴喉嚨活動服從生理學、解剖學﹐我們的聽辨服從神經生理學和心理學﹐我們的發音傳播服從聲學﹑空氣動力學。所以﹐歷時音變和共時變異如果有什麼“內在”原因的話﹐一定服從一般的原理。音變原理﹑機制就可因此而“還原”或“簡約”為物理﹑生理﹑心理問題﹐它們只是一般原理﹑普遍機制在韻系學 (歷史音韻學+共時音系學) 中的表現。
我借用“還原主義”這個術語表示的是“語言非自足﹐語法非自主﹐語料非自備”的意思。邏輯實證主義最早用還原主義這一概念來表示“高層次”的規律可以用“低層次”的規律來解釋。按這種解釋﹐語言學可以還原為心理學﹐心理學可以還原為生物學﹐進而還原為化學﹐最後到物理學。還原主義也許並不是一個很合適的名詞﹐因為一方面喬姆斯基也把語言學“還原”為心理學﹐進而生物學 (所以才有那個LAD假設)。當然他只是口頭上說說﹐並不真的想做。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語言學問題都能還原的。這對任何系統都一樣﹐系統的問題並不能完全還原為成份的問題﹐原因在於還有成份之間的關係問題。所以也許“還原主義”該叫做“實質主義”。
認知語言學本質上是實質/還原主義﹐用Stjernfelt (1995) 的說法是“連續主義”（continuism）。它把語言能力看成是更普遍的認知能力的一部份﹐“語言僅僅是壯觀的認知冰山的确一角”(Fauconnier 1999: 96)。认知语言学的诞生以首屆國際認知語言學大會召開 (Duisburg, Germany, 1989) 和Cognitive Linguistics學刊出版 (1990) 為標誌。在這之前﹐已經有幾部重要著作問世﹐如Lakoff & Johnson的Metaphors We Live By (1980)﹐和1987出版的 Lakoff的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和 Langacker的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我還想介紹一下我的一位極為多產的老師Anna Wierzbicka 的工作 (1985, 1989, 1992, 1996)﹐她的方法被認為是認知語義學中一個“理想主義”極端 (Geeraerts 1999: 163)。按照Croft (1999)﹐類型學和認知語言學都認為基本語言單位不是句法成份本身﹐而是它們所棲身的建構﹐即把不同種類的語言信息組合成形式和功能的複合體的信號單位。近年來﹐把類型學的方法 (劉丹青) 和認知機制引入漢語研究 (沈家煊﹑陸丙甫﹑張敏 1998, 2002) 取得很大進展。語言在發生上遲于智力﹐所以可以設想語言的學習和使用會利用到人類的一般智力。沈家煊 (1999) 用兩個認知概念“轉喻”(metonymy) 和“顯著度”(salience) 來分析解釋無核“的”字短語的構成條件和理解機制。陸丙甫(1993)認為人類語言結構必須充份利用並受制於人類短時記憶的限度 (七塊左右)。這說明語言結構的某些基本制約可以還原為更基本的一般的智力因素。
差不多同時﹐Ohala主編的《實驗韻系學》（Experimental Phonology ，1986) 問世﹐標誌着實驗語音學正式介入歷時音韻學和共時音系學。在實驗韻系學眼裡﹐歷時的音韻演變和共時的音韻變異服從的是同樣的原理。今天的分佈是昨天演變的結果﹐所以分佈如果有什麼規律可言﹐那就一定服從演變的規律﹔而演變如果有什麼規律可尋﹐那就一定能從共時的類型學上看出來。Ohala甚至提出了一個語言學中從未有過的﹑連夢想都嫌奢侈的口號﹕凡是歷史上發生過的音變﹐都要叫它在實驗室裡重現。
我最近在學做“實驗韻系學”﹐寫了兩篇文章。一篇《群母的命運——論濁聲和摩擦》(朱曉農﹐印刷中) 是從空氣動力學原理來解釋群母的歷史演變過程﹐另一篇《親密與高調﹕小稱為什么變調﹖》(朱曉農2002b) 借用動物行為學（ethology）裡的一個高調理論來統一解釋從形形式式各類小稱調﹐到台灣女孩“美眉”﹑香港女孩“怡儀”﹑北京女孩“[sye si] 毛主 [si]”等十幾種看似毫不相關﹑以前難以解釋的高調現象。二十年前我 (朱曉農1982/89) 使用數理統計來處理歷史音韻學問題﹐也是一種還原主義的做法﹐即首先要確立“語言是個統計現象”這個觀念。
社會語言學我舉了沈鍾偉﹑沈炯的例子﹐他們的工作說明探討語言的社會因素不是僅僅憑印象談雜感﹐確定語言的社會參數應該也可以做得非常形式化。Labov的共時變異理論和王士元的詞彙擴散理論指出了語言成份的漸變過程。近年來沈鍾偉 (1997, 2002) 在這方面用數理模式來研究語音變化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他的基本觀點是：音變歸根到底是一種可觀察的個人/社會現象﹐其原理和新產品﹑新概念﹑甚至流行病的傳播相似。
6﹑實質主義與形式主義的異同 先說相同的﹐這很簡單﹐都想尋找解釋﹐都在使用演繹。不過﹐此解釋不同于彼解釋﹐見下面的“基本目標”。
形式主義與實質主義的區別在於﹕
·基本假設﹕語言系統是否自足﹐語言學是否自主。
·材料來源﹕通過內省﹐還是通過類型學/語料庫﹐來獲取材料﹑發現問題。
·物理背景﹕決定論還是非決定論 (包括量子論﹑突變論等)。
·數學工具﹕數理邏輯還是數理統計。
·基本目標﹕給出邏輯條件﹐還是尋求廣義的物理的因果解釋。
“語言系統是否自足”這個前提是形式主義和實質主義 (還有歷史主義) 的分界點。按我的理解﹐自足系統實際上是個自定義系統﹐自定義系統中的任何矛盾都可以通過重新定義來消除。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今的形式主義語言學﹐作為公理化系統它的目標是完備性 (語言的每個角落和每個角落的語言)﹐離四十多年前的理想更遠了﹐而不是更近了。問題就在於語言難以成為一個自定義系統﹐它的矛盾沒法靠重新定義來解決﹐所以只能靠縮小範圍來加深認識。前面說了﹐形式化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公理化。形式語言學如果能達到那境界﹐早就做到了。比如平面幾何﹐一個人做完﹐兩千年來其他人沒多少活可干。
我說語言難以成為一個自定義系統﹐指的是自然語言不是形式系統﹐人工語言當然又兩樣了。我們說話﹐並沒有想遵照形式邏輯去構筑一個形式系統﹐我們遵循的是一種我稱之為“秦人邏輯”的聯想系統﹑類推系統。其實﹐我們就是想構筑形式系統都不可能﹐因為在這世界上﹐古往今來﹐除了說印歐語的人創造出了個形式邏輯 (凖確說是兩個﹕希臘邏輯和印度因明)﹐其他民族不要說老百姓日常說話﹐就是名家辯者再百家爭鳴﹑孟子荀子再雄辯滔滔﹑知識精英再對著竹子苦思冥想也鳴不出、辯不出、格致不出個形式系統來 (朱曉農1990b)。
如果要打比方的話﹐可以“開源節流”來比喻。實質主義是外部開源﹐形式主義是內部挖潛。形式主義安排內部條理﹐實質主義尋找外在原因。兩者在學術目標上互補而不衝突﹐無論從哪個前提出發﹐都是要找出內在和外在的分界。
對“語言共性”的認識有內部和外部兩種定義﹕實質主義把他看成人類語言中共有的東西 (內部定義) ﹐形式主義把他定義為人類語言中有而動物通訊系統中無的獨一無二的東西 (外部定義)。本來內涵定義就這兩個標準﹕對內有周延性﹐對外有排除性。實質主義強調前者﹐形式主義強調後者。光從“形式”上看﹐半斤八兩﹐都是“只顧一點﹐不及其余”。這後八兩的理想比前半斤還更宏大。但從操作層面看﹐實質主義的定義更有利于本學科的研究。實際上﹐形式主義的研究也不涉及人類語言和動物通訊的異同研究﹐而按照它的外部定義﹐它主要應該研究這種異同比較。
我不把所有用形式化方法來處理語料的都叫形式主義。我把形式主義單留給那些基本假設是“語言自足”﹑基本目標僅僅是給出邏輯條件的研究模式。具有其他假設和目標的學者因為同樣需要處理作為系統的語言﹐不可避免地也要使用形式化的方法﹐但他們不是“形式主義者”。舉個我自己的學習例子。十多年前我跟Bob Dixon讀Field Method一課。Dixon是現今頭號描寫語言學家 (他也同樣有理論癖和理論建樹)。我跟他去調查描寫太平洋島上的一個叫Motuna的施格語 (ergative譯成“作格”是錯譯﹐看附錄3就可明白)﹐最後得了他教書幾十年給的最高分﹐還加批了一個“A masterly study”的評語 (那是他自賣自誇)﹐照他的評分標準﹐是因為我依樣畫葫蘆 (照Dixon 1977) 給Motuna並列句寫了這樣一條刪除規則﹕
If [...], [...] then it should be the case that
[(X)a(Y)V-x]^i, [(W)b(Z)V]^j
where CR (a, b), i≠j, and either if SA:O (a, b), then x=ro, or if ~SA:O (a, b), then x=ku, and then“b”can be deleted.
這條總規則是從200多個例句中概括 (不是歸納!) 出來的。它概括了兩條規則、四條次規則﹐次規則概括了六類三十一種並列句型。舉這個例子並不是說我自以為高明得敢來班門弄斧﹐那不過是學生習作。我舉這例子是因為這是自己的學習體會﹐談起來貼切點﹕第一﹑形式化的方法不是哪個主義的專利﹐它是通用工具。第二﹑描寫的真諦並不像我從前學到的那樣把材料堆那兒像開雜貨鋪那樣﹐順手歸堆 (歸納?) 成“廚房用品”﹑“床上用品”等等。描寫的目標實際上是能多抽象就多抽象﹐“只要登上概括之梯﹐就沒有理由在哪一級上停下來”(《虛實談》*3)。
最後再談兩句材料的“自備性”問題。語音學中有條規矩﹐研究者本人是最不“理想的發音人”。本人的發音可以用來做些先導性試驗﹐用作發現是允許的﹐但要想用來證明﹐據此立論﹐那就犯了大忌。用技術點的話來說﹐那是造成系統誤差的來源之一。語法學中使用語料庫﹐以及實驗和統計的方法來測試句子的可接受性 (如Cowart 1997)﹐也是朝着客觀性方向的努力。要做到客觀不容易。我在研究中要是看到合乎自己觀點而哪怕有點怪的例句﹐常常會越看越合格﹔看到不合胃口的﹐越看越不像。我知道自己容易受暗示﹐也知道自己難免有偏見的﹐但我沒絕望﹐因為我明白﹐一旦認識到這一點就有擺脫暗示、偏見、影響的希望。
7﹑接近的現實，合作的前景 優選論的出現﹐按我的理解﹐在三方面偏離了形式主義。
1．它借助于語料庫。想當年從Jakobson起，標記論（markedness）就是以語音學和類型學為基礎的﹐現在轉了個圈又回歸到這個基礎上。與此相應﹐確定約束的優先順序（ranking of constraints）也就要依據在語言樣本中的出現頻率。
2．它不再認為語言是個自足系統，音系學不再是自主的。Kager (1999: 5) 說大多數音系學家都同意音韻標記植根于語法系統之外的因素。十多年前Ohala (1991) 和Anderson (1981) 之間關於“音系學是否自主”的爭論至此可以告一段落。Anderson認為音系學完全自主﹐它跟比如說語音學的關係為零。Ohala認為音系學完全不自主﹐它跟語音學完全重合。這段爭論很有意思﹐因為如果不知道什麼是外在原因﹐也就不知道內在“原因”﹔反之亦然。所以他們實際上是從兩端使勁﹐合力推進了語言研究。
3．它允許了矛盾命題﹐照Kager (1999: 4) 的說法﹐語言是個充滿矛盾對抗的系統。解決的辦法是為矛盾命題定不同的等級﹐或運用時有先後﹐總之不直接對抗。
有了第一個偏離﹐方法論上就放棄了內省法。有了第二個偏離﹐認識論上放棄了原來的“自足”假設。有了第三個偏離﹐本體論上放棄了語言是自定義的形式系統。總之﹐優選論的出現使得大家從本體﹑認識到方法都接近于“三不自”原則了。這就帶來了不同學派接近的現實﹐也創造了合作的前景。記得十多年前我在準備學位論文時﹐拼命抓住Lehiste (1970:vi) 一句話“A phonologist ignores phonetics at his own peril.”一方面把他當救生圈﹐另一方面又想證明他的正確性。誰知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已經是不證自明的“公理”了。
前面我提到對歷史問題曾有過短暫的形式化的努力。現在又有用優選論來處理語言演變的了 (如McMahon 2000)﹐這是統一歷時和共時的努力﹐與實質主義目標一致。至於共性和個性的問題﹐還有爭議。Kager (1999: 1) 那本書開宗明義﹕“語言學理論的主要目標是說明在所有語言都有的基本原理。”其實﹐ Prince和Smolensky (1993) 最早的零假設就是所有約束都具有普遍性並普遍出現于所有語言的語法中。但 McMahon (2000:10) 卻認為優選論在“努力解決普遍的音韻模式時﹐恐怕就難以處理個別語言的特定問題了。”照我看來﹐這實際上涉及的是個物理觀念和數學工具的問題。語言規則用充分條件﹑絕對蘊涵來表達﹐總是會有反例 (如 ONSET~NOCODA﹐SVO的次序) , 很偶然很偶然才會碰到沒反例的真正universal (VOICED --> VOICELESS) (見朱曉農﹐即出)。換個基本假設﹐換個物理觀念和數學工具﹐把共性看成是統計現象﹐就容易理解多了。那種很偶然的“真正”共性不過是100%﹐而100%和0% 都只是特例而已。
其實﹐自足性﹑自主性﹑自定義系統﹐作這些個假設只是研究的需要。有了這些假設就能夠建立研究範式和推進內部挖潛。我在《虛實談》§2中說﹕“各門學科獨立出來研究只是為了研究的方便，並不是那個研究對象本身是獨立的或者可以獨立[或自足]的。”所以我是不相信有誰真的把自然語言本身看成是個公理化或形式化系統。
8﹑三大潮流﹕代總結 語言學兩百年來有三大潮流﹕歷史主義﹐形式主義和實質主義。最後給這三股大潮各選一位代表。
1. 歷史主義可以選Grimm做代表。
2. 形式主義可以選Goldsmith做代表。
3. 實質主義可以選Ohala做代表。
以上所論﹐都是人家的東西﹐好像跟咱們關係不大。別看人家這個主義那個學派﹐根本上都一樣﹕尋找解釋﹐依靠演繹﹐信奉同一律。就這一條﹐把咱們這裡好多都排除了﹐咱們還有好多是信奉同構律的 (朱曉農1990b)。好在情況在改觀。幾個月前在南昌聽到沈家煊先生在慶祝《中國語文》創刊五十週年的大會上說﹐他支持尋求語言現象背後的解釋﹐很讓人振奮。像現代中國所有的科學學科一樣﹐語言學是一項引進的事業。像一切引進的研究有分佈差異事物的學科一樣﹐語言學在移植中需要調整。碰到原有的理論模式難以解釋的地域特色時﹐該怎麼辦﹖我在《虛實談》最後說﹕在科學潮流面前，西方人有下面前兩種選擇，而我們有三種：
1．做弄潮兒。
2．對抗潮流，想著創造下一代新潮。
3．置身於任何潮流之外，以不變應萬變，永遠保留批判權，永遠滿足於旁觀者清，永遠倚仗特設性假設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永遠滿足于自成一家言﹐永遠耽迷於特色學問。
第一個是補天派﹐代表是﹖第二個是拆天派﹐代表是﹖第三個是無法無理(性)派﹐代表就不選了。
本文上下兩百年﹐縱橫三大派﹐其實相對于我們的“樸學﹑玄學” 來說﹐它們的本質精神是相同的﹐讓我用一個詞來概括：它們根本上都是一樣的“科學主義”﹗它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在推動理性認識的進步。參考文獻曹劍芬1990.《現代語音基礎知識》.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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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答論壇議題 中国语言学岳麓论坛主要议题：
(1) 中国当代汉语研究现状与世界当代语言学现状的总体评估；
(2) 汉语语言学研究对象问题—汉语语言学家们究竟在研究什么？
(3) 汉语的“个性”与人类语言的“共性”；
(4) 汉语语法（语言学）建构的原理应该是些什么?
(5) 汉语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6) 描写上的充分性与解释上的充分性问题；
(7) 国内从事传统语言学, 形式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能不能合作?
(8) 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汉语语言学有哪些发展吸取了其他学科的成果？汉语语言学有哪些成果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9a) 语言的获得和使用，语言的变异、演变和发生，是不是汉语语言学的中心研究课题？
(9b) 汉语研究是否需要区分语言学 (linguistics) 和语文学 (philology)？
(10) 国内有没有/能不能形成一个可以与国际语言学对话，进而可以对语言学的普遍理论做出贡献的的学派？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來回答論壇議題中的幾個問題。(9a) 语言的获得和使用，语言的变异、演变和发生，是不是汉语语言学的中心研究课题？
答：可惜還不是。問題裡的“是不是”有歧義。“可惜還不是”把那兩重意思都回答了。(2) 汉语语言学研究对象问题——汉语语言学家们究竟在研究什么？
答：現在的中心課題仍是書面語﹐不過有改變的跡象﹐例如徐烈炯和劉丹青先生正在糾正以往把方言研究當陪襯作旁證的“正統語言學”觀念。不如此﹐在“正統的”英語語言學面前﹐漢語語言學怎麼抬頭﹖徐先生和劉先生讓我們明白﹐研究上海話和廣東話不是為亨不浪當的普通話語法作註腳﹔同樣道理﹐研究漢語不是為英語語法作註腳。
(9b) 汉语研究是否需要区分语言学 (linguistics) 和语文学 (philology)？
答：要區別﹐要辨清。兩者是包含關係。根據定義﹐語文學僅僅關心書面問題﹔語言學卻不僅僅關注活語言﹐它同樣留心書面語﹐古代的和現代的。見朱曉農 (2002)。(7) 国内从事传统语言学,形式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能不能合作?
答：傳統語言學沒見它有什麼基本假設﹑最終目標﹐所以很容易跟其他學和稀泥。形式派與功能派能否合作﹐見本文7“接近的現實”。(5) 汉语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答：演繹﹐只有演繹﹐才是推動科學的動力﹐最概括的是假設-演繹-檢驗法﹐參看附錄2。(3) 汉语的“个性”与人类语言的“共性” 。
答：這個問題最好換一種問法﹕
“為什么語言個個有‘個性’﹐語言學卻要強調‘共性’？”。
隨便什麼東西都有它獨特之處﹐也都有和其他事物的相同點﹐就看你着眼在哪兒了。
強調共性導向科學﹐強調個性導致玄學、樸學等特色學問。
着眼共性才能發現個性﹐着眼“個性”永遠只是在瞎猜﹐因為不放到共性背景中就沒法說什麼是個性。
再說漢語個性並不強烈﹐它其實是個很普通的average語言。(10) 国内有没有/能不能形成一个可以与国际语言学对话，进而可以对语言学的普遍理论做出贡献的的学派？
答：讓我們懷着真誠的心來祝愿﹕只要我們注重程序﹐而不是結果 (O.J. Simpson﹕證據本身並非頭等重要﹐頭等重要的是取證的程序。小布什還是戈爾誰當總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點票點出這個結果而且大家都接受)﹐我們就有希望達到那個對非新教文化來說遙之又遠的目標。
是的﹐眼高永遠比眼低好。懷抱希望是一種積極健康的人生態度。附錄2﹕方法論語條兒一，贊成
1. 演繹﹐只有演繹﹐才是推動科學的動力。
2. 科學中﹐萬惡玄辯為首﹐百法演繹為先。
3. 概括 (generalization) 是必要的﹐歸納 (induction) 是無效的。
4. 抽象沒有底﹐邏輯要徹底。
5. “科學就是科學方法”(邦迪)。
6. 科學就是“小本錢做大買賣。”
7. 從無關處找到相關﹐“在不疑處看出有疑。”
8. 盡力證實大膽的假設﹔努力證偽小心的立論。
9. 對存在命題﹐去證實他；對全稱命題﹐去證偽他。
10. 操作決定性質。一個語言系統是什麼樣的﹐取決於我們何處**眼、如何**手。
11. 句子那麼長﹐人生如此短——我們消費不起特色學問。二，反對
1. “以理論就事實天經地義﹐以事實就理論天誅地滅”(張文裕)。
2. 事實擺多了﹐道理自然出來了﹔理論是藴涵在材料裏的。
3. 一份材料一份貨。
4.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5. “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阮元)。
6. 特色學問的“玄”和“實”。
7. 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科學。三，需要補充說明
1.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胡適) 。
2. “說有易﹐說無難”(趙元任)。
附錄3﹕ERGATIVITY不是“作格” 是“施格”（见附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