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思想解放波澜

罗耀九

　　自清朝贵族奠定了在中国本部的统治权之后，二百年间，中国的思想界基本上是一潭死水。士大夫们畏惧文网，只好在汉学中讨生活，抱残守缺，皓首穷经，为经典作繁琐的注释工作；明末的反清的民族思想只是在下层社会的会党群众中潜存，逐渐的趋于沉寂。从太平天国举起奉天讨胡的大旗之后，反清的民族思想一度抬头。随着封建经济的衰落、社会危机的增长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深，在人民中产生了反帝思想与要求适应新形势的其他思想。在十九世纪的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一反过去的平静状况，波涛起伏，激荡不宁。有以《经世文续编》为代表的洋务思想，有以《盛世危言》为代表的改良思想，还有以《时务报》为代表的维新思想，一浪超过一浪，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都是弥缝补苴，目的在于挽救衰败垂暮的封建清政府，并没有摧枯拉朽进行根本变革的意图。只有到了廿世纪将临之际，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才明确的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道划时代的光芒。这种政治理想的出现，把戊戌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大的提高了一步。辛丑和约之后，慈禧太后为缓和人民的愤懑，重开新政，西学在中国再度受欢迎，并出现书局多、报馆多、留学生多的现象。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一、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

　　清朝政府历来对于“邪说异端”是毫不宽容的。他们用处死、戳尸、毁版、烧书等残酷野蛮手段以钳制人们的思想言论，又以科举取士，八股试帖，使知识分子醉心于功名利禄，非圣贤之书不敢谈，非圣贤之语不敢言，精力时间耗于无用之学，思想处于僵化状态之中。对外则采取闭关政策，雍正皇帝把外国传教土全部赶出去，包括学有专长的科技人才，使中外文化交流长期断绝。人们很少了解世界形势。天朝上邦、文明古国的观念使人们妄自尊大，把域外都看作是蛮夷之国。但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毕竟震醒了一批人的头脑。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恨事使得他们反复的考虑中国为什么会受欺凌？除了船坚炮利不如人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因素？不少知识分子苦心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之后，这个问题逐渐明确了。中国的落后，关键在于封建帝王的愚民政策，使学术风气衰落。窒息了思想自由，以思想愚昧之民与智识发达的碧眼儿相较，焉有不败之理！封建政府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所维护的封建传统习俗，都是压抑新思想新风俗的严重障碍物，是国家富强的大敌。要国家免于危亡，必须与这些大敌作斗争。

　　第一，否定君主的绝对权威 辛亥革命以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真命天子是一定要有的，“民不可一日无君”。其他的国体、政体可以没有，而且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君王是不可想象的，正如说没有父亲一样。无父无君的思想都没看成是大逆不道。皇帝就是国家，皇帝的话就是律令，“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皇帝是金口，他与他的祖宗的话都是无可怀疑。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严复发表过一篇《辟韩》，批判了君主的权威，但是不敢否定君主存在的必要。只有到了廿世纪，君权至上的观念才遭到否定，并且从根本上要求废除君主制度。柳亚子写了一篇《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从国家的产生过程来破除君臣观念。他说：“讲起上古时侯，一个部落里面，没有什么皇帝，没有什么官长，人人都是百姓，后来因为事体很多，或者内部的争执，或者外部的劫掠，没有一个总机关，一定和乱丝一般，无从下手，所以从百姓中间，公举几个有德行有才干的人出来，教他代全体办事。……谁知到了后来，那几个办事人弄起权来，……办事人也不要你们公举了，靠着拳头大，臂膊粗，强占了第一把交椅，就世世代代传下去，碰到子孙昏庸，又有人来抢劫，抢到手的就是帝王，抢不到手的就是盗贼。你想这帝王既不是大家公举的，他还肯来顾恋百姓么？自然作福作威，无所不为，摆出这豪奴欺主的样儿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君王与盗贼是一路货色，没有什么神圣可言。

　　君主神圣观念完全是君主自己和依附他的人捏造出来的。“人类之初者，固众人平等者也，无尊卑上下之分。”但是文化极低的上古人类都相信在“人世之外，别有神袄，其识迥超乎人类，而操人世统治之权”，可以降福弭灾，于是有狡猾者“亦假神术以愚民”。“巫”这种人就是“以神术惑民之人也”。他们成为天神之化身，或为天神之代表。酋长即上古之巫，君主又是由酋长演变而来。中国的君主称为“天子”，足证君主即天神不是人类。君主假借了神的威力使人们“从其命令，畏其权力，而王族、贵族、官吏、资本家，又依附君主之权力，以居于齐民之上。此自古及今的社会，所以成为阶级社会也”。如果站在无神论者的立场“则昔日君主之缘饰神权者，均为诬民之说，而君主即天神之说破矣。……君主既为人类之一，则君主不可居民上，非惟君主不可居民上也，凡一切王族、贵族、官吏、资本家，其依附君主而起者，均当削夺其特权，而使人类复归于平等”。

　　褫夺了君主头上的灵光，认清了他的凡人面目，在破除其蒙蔽迷惑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君主存在的价值。

　　“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民主国之总统，不得谓之君，招之来则来，挥之去则去，是无所谓君也。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日不可。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圩，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圩……天下之至尊至贵不可侵犯者，因未有如民者也。”应该受到尊敬的是人民。而不是君主。把数千年来颠倒了的君民关系再颠倒过来，恢复人民的崇高地位。国家不需要君主。无君的思想不能构成大逆不道的罪名了，从而为民主共和国思想的传播扫清道路。

　　但是在革命派人士中还有人想建立一个新的汉族的帝国，庚子以后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政治形势，使一些革命者如徐锡麟之辈滋长“取而代之”称王称侯的封建意识，针对这种思想状态，孙中山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侯，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的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

　　孙中山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不仅仅是自己摒弃了陈腐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家天下观念，而且能够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郑重劝导革命同志不应该存有为了坐天下而打天下的草莽英雄的思想。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第二、敝屣封建旧学 资产阶级的处世准则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名利思想为半径，一切事物的价值都是以这个准则来衡量。他们对待历史上的学术思想与圣哲言行也毫不例外，即使是温和的改良派也厌弃无用有害的儒学。《东方杂志》曾刊登一篇署名蛤笑的文章《论中国儒学之误点》，列举儒学的两大错误：

　　“一曰不言利也……人之生也，与禽兽草木未有以大异，其所以克自存以渐进今日之文明者，皆恃此趋利避害之一念耳。”西方之富强，即由于有经济学家斯密亚丹及边沁等深刻研究了求利之道，以指导社会前进。而我国“儒者之视功利，如蛇蝎之不可手触，……今日贫瘠衰弱之极，乃君相师儒数千年来所竭力讲求以致亡者……”这种空谈义理，耻言功利的儒家腐朽思想，妨碍了国家生产事业的发展，压制了人们要求改善物质生活的正当欲望。是国弱民贫的一个因素。

　　“一曰不好名也。……吾辈今日所坐享之文明，为问其何自来乎，皆古人好名之一念所留遗耳。文明无尽，故求名之心亦与之无尽”。可是中国的宋学家却倡导“尚知足而绝希望，重保身而戒冒险，主退让而恶进取，谬种流传，天下事乃尽坏于冥冥之中，千年以来，了无进步，而退化之征，不一而足者，此固其总因矣。”

　　我们姑且不论儒者能否言行一致，不求名不谋利；也姑且不谈中国的衰弱，儒学应负多大的责任；仅仅从作者理直气壮的谈名利，并且以名利观点批判儒家思想来看，足见他们巳破除了传统的是非观念，提出新的衡量人们言行价值的标准，不再为儒家的封建意识所束缚了。

　　梁启超也提出不要做古人的奴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古代之大贤哲不过是“匡一时之弊，规当世之利，而决不是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这种思想在当时甚为流行，有不少杂志发表反对受古人思想束缚的文章，把效法古人看成为“极谬之学说，足以致亡种之祸者”。批判“人心不古”的陈腔滥调，强调历史是不断进化；“由古世进化而有今世，由今世进化而有来世，今既胜于古矣，后又胜于今矣”，先圣先哲的遗训不再象过去那样尊崇了，他们怀疑圣人的语录，“从前的圣贤的言行，都是后人记出，是真是假，也不晓得呢？怎么可以说他一点儿没有错，桩桩要依了他的呀！”不仅是古人的话不可信，即使是自己老师的教导也要独立思考，是否有益于当前实际，“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是真理就听从，不是真理就反对。亚里斯多德与老师柏拉图研讨学问的千古佳话，他们并不陌生，《清议报》曾经刊登介绍过。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已难以约束他们的弟子了，青年人对旧学弃如敝屣。“新学之士，五经埋尘，三史覆瓿，于国学一无所知，而施施然拾他人之皮毛，欲取所固有者一切摧烧之，亦真所谓背本诬祖矣。”道学家们既詈骂又哀叹：“国粹主义亦几无人提论矣……今新学少年之诋国学，其瞎闹也……学风之坏至今日而已极，……文武之道，岂真今夜尽乎！”

　　新学少年们不承认任何古代的权威，无论是文、武之道或孔孟之言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时代不同，群事不一”，千百年后岂可死抱住四书五经“食古不化”。

　　第三、向封建传统习性挑战 数千年来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的精神力量是尊卑观念，其中尤其突出者是主奴观念。这种意识深入人心，日长月久，形成习性。梁启超曾经痛揭这种社会现象。他说，数千年来盘踞帝王宝座的独夫民贼都把人民看成奴隶。那些“拥高官，籍厚禄，盘踞要津者，皆禀奴性独优之人”。每个等级的官吏，各向他的上级稽首顶礼，又各以足踩踏他的下级。最下层的是乡曲小民。

　　奴性的养成是由于三纲之说毒入人心，“以君为臣纲，而奴隶箸于政治，以父为子纲，而奴隶见于家庭，以夫为妻纲，而奴隶伏于床第”。使人们即使备受痛苦，也隐忍安之。因此，“欲脱奴隶必先破三纲之说。”

　　有的文章说，我国全数皆奴隶，只有强盗才不是奴隶。与奴隶主义绝对相反的是强盗主义，“是天下之能冲决奴隶之网罗者，惟强盗”，“故我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欲革除个人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

　　号召以“强盗”精神取代顺从、服从的奴隶思想，这是骇人听闻的，是对传统的尊卑观念的大胆挑战。

　　有的文章提出要破除对祖宗的迷信。以科学思想解释祖宗。“祖宗仅为传种之古生物耳，及其死则其功用巳尽，复何神灵之有”！他们列举迷信祖宗之罪恶，最大的是“反背真理，颠倒是非，阻数千年知识之改良，阻数千百兆人之进化。”号召青年们“实行祖宗革命”。这样的批判，虽然是浅薄的。但却需要有与传统习俗决裂的勇敢精神。它对于封建家长制与封建宗法思想赖以立足的基础起了冲击作用。

　　二、茁长民主思想

　　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制度与分散的农业与小手工业者结合的自然经济，共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成长。因而长期以来毫无民主可言。虽然在历史上有过一些卓越的思想家发表过一些可称为民主的思想，但是影响不大，从来没有形成物质力量。只有在海禁大开之后，西方吹来的新鲜的欧风美雨，才使得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这具两千年的木乃伊发生变化。

　　严峻的历史事实促使人们苦思焦虑，要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被动挨打，光是向西方搬一点物质文明是不够的，而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立国的精神。洋务派的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方针决不能救中国。

　　甲午之战中国军队的惨败并非武器优劣的过于悬殊，而是另有重要原因。其中之一即是士兵没有人的尊严。梁启超说，西方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人人欲自保其生命财产，则人人不可不自出其力以卫之。名为卫国，实则自卫也。故胃之人启为战，人自为战，天下之大勇莫过于是”。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以国为一人之私产”，人民是这一个人的奴虏，“故彼其民为公益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也。驱奴虏以斗贵人，则安所往而不败也”。国家每年糜费巨饷练兵尚未临阵已不断的逃亡，虽养于千日，不能用于一朝。反之，乡民械斗，却摩顶放踵一往不顾。这说明在封建专制政府统治之下，国民只有卫家的思想而乏保国的观念。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国民应有的权利，当然也就不知道自己该尽的义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他们从世界各国的强弱情况剀切阐述国家之盛衰与民权之存废的密切关系。“统计历史，纵览宇蛤，孰文明，孰野蛮，孰优胜，孰劣败，靡不视民之有权无权，国之有民权无民权为因果矣”。“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国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剥夺人民的权利，集大权于一身，其结果必将走向反面，成为独夫寡人，为宵小所操纵而不自觉，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

　　民权的意义虽然如此重大，然而任何独裁者都不肯真正兴民权。古今中外毫无例外，专制独裁制度与民主制度总是水火不相容的。孟德斯鸠说“凡专制王国，必禁遏一切新奇议论，以纳其民于溃然不动之域”。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百家争鸣，人持一说，有言论的自由。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强化了封建专制制度，禁止人们议论朝权，焚书坑儒，“使之言莫予违，乃可逐其长据富贵之志”以后历代的起义者只知“恶专制而不知重民权，故其起事之初，抱一帝制自为之志，其心以为我将以仁易暴也，不知其根本的思想，正与所欲扑灭之政府无殊，故结果亦祇以暴易暴”。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也有部分人未完全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而宣传民权，使人民明瞭民权的重要性，便成为一个时代赋予的任务。

　　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做了不少艰巨的工作。

　　第一，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的争取民权。

　　“天之生人也，与之脑气，即与以思想之权；与以口舌，即与以言论之权；与以聪明才力，即与以作为举动之权。之数权者，与生俱来……”。

　　他们热情介绍卢梭的学说，歌颂《民约论》。梁启超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他说，《民约论》“施之于欧洲全洲而效，施之于日本而效”，“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在他们的心目中，《民约论》所设想的民主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等于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理想的大同世界。他们象小贩兜售商品似的推销《民约论》天赋人权思想。可贵的是他们的诚实态度，使人们不得不相信《民约论》确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妙药。热血人士因而在《民约论》思想的鼓动下投身于关心祖国命运的洪流中来。但同时有一些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官僚士绅，唯恐升斗小民们有朝一日完全掌握了民权，他们迫不及待的跳出来说，伸民权应先伸绅权，“绅权者民权之始，绅权进则民权亦进，其削也亦如之”。此说一出，就使得香喷喷的刚出笼的包子过早的露馅了——原来使人不胜向往的民权不过是绅权的代名词而已。

　　第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

　　在廿世纪头几年中，中国资产阶级的报刊有不少文章介绍西方有关自由平等的论述。在自由方面，谈得最多的是政治自由，特别是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意义。马君武曾有文章介绍弥勒约翰的《自由说》。弥勒约翰说，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是不能禁止的，人的思想没有表达之前，谁知道他想的是什么？所以重要的是言论自由和著述自由。

　　弥勒约翰说，一个人的言论固然“渺乎小哉”，然而舆论却可以以一人之力唤起之。“盖人间之事业，全由议论而来，苟其国之政府禁制一人之论，其效常至人皆莫敢发言。如是，则其国之事业不兴，政俗守旧，日趋败坏，是致弱之道也”。任何一人之言论皆不可禁止。正确的言论固然不应禁止，即使是错误的言论“亦未尝不与世有益。盖世间之真理，每因有伪误者反映而后益明。谬误者，产出真理之母也”。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当时进步青年从西方学来的一句口头禅。然而对“自由”含义的理解，却并非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革命先烈陈天华曾警告青年勿误解自由。他在《绝命书》中最后说：“近来青年误解自由，以不服从规则，违抗尊长为能，以爱国自饰，而先牺牲一切私德，此之结果，不言可想”。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在他辞别人世的前夕犹念念不忘此事。可见当时青年误解自由之普遍性与严重性。

　　“呜呼，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罗兰夫人临刑前的这句名言，在当时的报刊上也是经常见到的。不能把“自由”的含义与“放纵”等同起来。“人与人相处，必有法焉检束而整齐之，以维持其秩序，然后其群乃能成立。否则，人纵其私，荡然无纪，自由将为天下毒，而群且立焕而见隶于他群”。

　　自由而没有检束，其流弊甚大，必将危及集体的安全。因此，必须了解自由之公例。即“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一群之中，无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无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谓真自由也”。“故真自由之国民，常要服从之点有三：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自由与服从是相反相成，不可须臾分离的。真爱自由者没有任何都不服从的。

　　服从有原则，不服丛也有原则，即：“不可服从强权；不可服从私人之命；不可服从少数人之专制。如不能坚持这三项原则，服从不仅不能保卫自由，恰恰相反，是丧失了自由，成为奴隶了。这样的服从决不能有的，它是毁腐我民族之毒药，而割獮我国家之利刃也”。

　　真正的自由体现于六个方面，资产阶级学者是这样确定的：（一）四民（土、农、工、商）平等，无论何人不许有特权；（二）凡是公民都可参与政事；（三）殖民地能自建政府；（四）宗教信仰自由；（五）民族独立；（六）“凡劳动者自食其力，地主与资本家不得以奴隶畜之”。

　　他们把自由的涵义引伸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民族压迫；他们希望劳动者摆脱人身依附状态，能完全自由的出卖劳动力。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表现。这样的言论不少出自于改良主义者之口，反映了改良派与革命派共同的阶级利益。

　　关于平等的概念，他们也有些精辟的见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平等口号是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取消贵族的特权，通过政治斗争以达到目的。中国当时的平等口号意义似乎更广泛，有均贫富等贵贱的要求。如何才能平等呢？“能举世界之富贵而一一均分之乎？”即使能一时办到，“而今日平等，明日又不平等。何则？平等不可能之第一根原，即人类间智、愚、勤、情之先不平等也。……愚者惰者不能保其富贵，而又以自然之势至于不平等”。如果再来一次平均分配，其结果反而使人人安于愚惰，世界且因而退化”。要解决智、愚、勤、惰不平等的问题只有靠教育发达，这不是短期内能奏效的事，既然人类有智、愚、勤、惰，就不可避免的有富、贵、贫、贱之分，“愚与惰故得贫贱，智与勤故得富贵是也。是道行则人人争为智者勤者，耻为愚者惰者；而人类间之能力，发挥无余，世界于是乎一大进步，是一暂定适宜之平等法。大抵国家之兴胜，必多少合乎是理，国家之乱亡，必多少反乎是理者也”。这是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理来解释平等的问题。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谋求政治和经济地位，要求不分智、愚、勤、惰、贤、不肖，“人人出发点齐一”，共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机会均等。同时他们为了追求最多的财富，最高的地位，反对绝对平均，赞同将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来。为了促进社会繁荣维持社会秩序，为了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他们也主张以教育的手段帮助愚惰者转化。他们这种平等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剔除他们的利己主义，仍不失为一部分有用的思想遗产。

　　第三，提倡法治以保障民权。

　　在历尽艰辛，以巨大的代价争得了民主权利之后，应该如何保障它？巩固它？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曾经是资产阶级各派人土所思虑的一个中心问题。

　　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在革命时期掌握兵权者抑制民权。兵权与民权之关系很复杂。孙中山说：“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如果抑制兵权，“则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权欤，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所掩抑，不可复伸。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然不掌兵权不能秉政权，不秉政权不能伸民权。彼既借兵权之力取政府之权力以为己有矣，则其不能解之于民者骑虎之势也”。拿破仑称帝就是这种形势所造成的。君权民权的转捩点就在革命之际。因此孙中山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在“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使不相侵，而务相维，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逮平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定此关系，厥为约法”。约法规定军政府对人民的权利义务与人民对军政府的权利义务。人民组织地方议会以监视政府是否遵循约法。各地方互相联合，共同遵守约法，孙中山认为，这样就可以限制军政府专权。

　　这种设想虽然并不完善，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方向却是正确的，即确立法治的社会。

　　法治的国家，“非法之所定者，不能有命令，非法之所定者不得有服从。”

　　法律虽然有保障民权的作用，但不是先有法律后有民权。恰恰相反，是先有民权，然后才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法律，然而“我中国之法律久为文明人所诟病，为其压制社会之意多，而监督官府之意少，举立法司法行政之大权尽握于一、二人之手，据上流者为所欲为，莫敢谁何”

　　所以人民要使法律能保障自己的权利，必须掌握立法权，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制度。

　　孙中山还提出了五权分立学说，在三权之外，增加考选权与纠察权，孙中山自认这是他破天荒的发明。在三权之中“立法权者为司法、行政之源”，“所谓司法者，皆实行立法者之法；行政者，皆遵守立法者之训，其权乃民权也，利民者也”。掌握立法权的是国民、代表国民的为代议士。由代议士组成议会，制定法律。由此可以理解议会在国家政权机构中的重要性。

　　议会是立宪国家的政治核，它的作用不仅仅是立法，它还可以决定中央大官的任免，可以使下情上达，及时了解地方的利弊，考核政教之得失；它可以审核政府财务的收支，与来年的经费预算……一切国家大事都经议会讨论，决定可否，然后施行。

　　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许诺在他们执政后选举议员没有财产的限制，贫民同样有当选为议员的资格。他们这种言论固然是为了在革命中争取劳动人民更多的支持，然而也表明他们比地主资产阶级代表——立宪派有较多的进步性。

　　第四，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黨”字是个贬义字。“黨”字是由尚字黑字组成的，所谓“党”者尚黑也，“君子不党”。与近代“党”字的意义完全不同。这种古义仍残余在人们的头脑中，影响所及“必使天下之人心冰消瓦解，绝无团体”这是非常不利于资产阶级议会发挥它的职权作用。在立宪政体下，人民仍然不可能直接参预政事，全赖投票选举他们所信任的议员，以代表他们的意志。政党可以在普选时提出政纲参加竞选，以博取人民多数的信任，选入议会，参预政事。各个政党，宗旨不同，甚至互相攻击，互相排挤，以党的利益为重，是可谓天下之至私矣！然甲党怀私，则乙党攻之；乙党怀私，则甲党攻之。于是两党均无所容其私，“是非天下之至公者乎”！

　　在野的政党对政府有监督的作用，“政府苟有失策，政党必从而攻击之”，“政府以有反对者之故，必能加意戒慎，不敢冒昧开罪于人民”，“故无自由不能生政党，而无政党又无以保自由也”。

　　他们从西方近代的历史看到对立的政党在议会中能起相反相成的作用，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但是他们没有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各政党为了瓜分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利益，既会争吵也会妥协。他们强调政党是持有同一政治观点的人们在组织上的结合，标榜他们自己是国家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从而掩盖了政党所具有的强烈的阶级性。

　　三、预防“社会革命”的思想

　　正当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从西方学来了自由平等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在他们自己的阵营里却有人产生了怀疑。因为在民权最发达的美国、法国，有金钱有势力的人才能够掌握政权，大多数贫民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所谓民权者，实富权也。初以为民主最平等，共和最自由，殊不知自由者，富者之自由也，平等者，富者之平等也；而贫民之困苦如故。自由平等，于贫民乎何有？”流无数鲜血，仅为少数富民营一极乐园，尤属千古所最不平之事”。

　　在民主革命之后人民虽然普遍有选举权，然而“多数之贫民屈于地主一人之下，贫民衣食系于土田，而土田子夺之权，操于地主，及选举届期，贫民欲保其土田，势必曲意逢迎，咸以地主应其举，故富豪不啻世袭之议员，而多数之贫民，虽有选举之名，实则失选举自由之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议会掌握了制定法律的权力，虽然比专制君主以圣旨为法律要公平，但是议员们多数是资本家，“所订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成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

　　如果在民主革命之后所建立的社会不过是以大资本家的压迫取代封建贵族地主压迫的社会，那末，势必要爆发第二次的革命，即他们所谓的“社会革命”。这个问题孙中山在欧美考察时即觉察到了，他发现欧美各国虽然号称强盛，“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革命”。为了预防中国在文明发达之后，“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又成不平等的世界，孙中山提出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

　　这个法子就是“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这个法子并不能防止资本主义的祸害，这只是孙中山主观的善良愿望。平均地权实施的客观效果必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所以列宁称它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这个问题前人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无庸赘述了。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思想解放，如果集中到一点，可以以孙中山所制定的同盟会纲领概括之。这个纲领要求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国家，民主的“国民的国家”和幸福平等的“社会的国家”。完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孙中山提出这个纲领证明了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不象欧美老牌资产阶级那样成为时代前进的阻挠者。正如列宁所说：“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伯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一种新的社会思想是在经济发展向社会提出了新任务的时候产生的。在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的民族资本显著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他们要求扫除阻挠中国民族资本迅速发展的障碍物，建立起能保障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在这个斗争中，他们需要思想武器以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封建机构和它的思想体系；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他们一方面继承历史上固有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从西方输入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思想。这些外来思想的种子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土壤中发芽滋长了，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所努力追求的理想。虽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这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幻想，但是它包含着进步的内容，激发了群众摧毁衰朽的封建制度的热情和毅力。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思想批判，准备了对这个制度的武器批判，辛亥革命就是在新的社会思想与固有的反满意识相结合的推动之下爆发的。但是它没有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只是推翻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一个虚有其名的民主共和国而已。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封建结构和封建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留给了后人。

　　（选自《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