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毒酒案背后的团队（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1938年6月10日，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内的日伪高官被国民党特工詹长林、詹长炳兄弟用毒酒放倒一大片。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南京毒酒案，抗战初期连续惨败造成的、笼罩在中国军民心理上的阴霾被一扫而空。
大陆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述南京毒酒案的文字，几乎全部是以詹长麟个人为叙述主体。相对而言，他的支持团队被忽视了，有些文章虽然提及，但是也属于一笔带过的性质，甚至对詹长炳的记述文字也很少。笔者认识，这对于参与毒酒案的、已经湮没不闻的无名英雄而言，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南京毒酒案是军统南京区精心策划、实施的重大事件。
鉴于目前已出版和发表的记述南京毒酒案的文章大都大同小异，所叙述的史实大都没有超越《寻找英雄》以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当中的相关内容，笔者希望发掘出一点新的资料，尤其希望找到策划此次投毒行动的军统南京区的资料。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及了此事，但是很简短，未涉及军统：“一九三九年六月中旬，我南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在宴会开始时在酒中放了毒药逃走，因而，造成主客死亡及病害事件。”笔者在搜罗了中国期刊网上全部的关于毒酒案的文章之后，发现了一点线索。王炳毅先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真相》一文中谈到了这次投毒行动是军统南京区在军统的“天王”陈恭澍指挥之下的报复行动。[①]
据王炳毅先生所说，陈恭澍在他的长篇回忆录《英雄无名》中写到了南京毒酒案。1938年初到1939年4月，军统南京区的潜伏特工被日军捕杀甚多。陈恭澍从上海来到南京，奉戴笠之命实施报复行动。南京留守军统人员一开始决定在沪宁铁路上实施爆破，炸毁日军的军列，给日军一点颜色看看。实施地点被定在了山林丰茂、地形复杂、便于逃跑的栖霞山、龙潭一带。但是这种说法很快被陈恭澍否定了，因为日军因为江对岸的新四军经常渡江在此袭击小股日伪军，夺取列车上的物资。他们打了就跑，日本人很头疼，因此加强了警戒。日军为了维护这一带的安宁，配备了两个中队的巡逻力量，而且配备的军犬，靠着军统留在南京的几十号人，想在日军的虎口拔牙，无异于自寻死路。就在陈恭澍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姓宋的特工建议由在日本总领馆当仆人的詹氏兄弟投毒，被陈恭澍采纳。
但在王炳毅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真相》当中，并没有提及詹长麟、詹长炳的军统背景，而是将他描述成迫于生计在日本总领馆做工的普通人，是做了多次思想工作，并许以重赏之后，才同意投毒的。
对与陈恭澍，我并不陌生。我在研究生时代在导师的资料室里看过一本小册子《北国除奸》。这本小册子实际上就是《英雄无名》的第一部。此人是戴笠极其赏识的得力干将，先后在北平、天津、河内、上海等地制裁诸如汪精卫等大汉奸以及唐敬尧等预备投敌分子，可谓“功勋卓著”。从制裁汉奸的角度，我是敬佩的，但是他在抗战期间，被派到上海主持军统的暗杀工作，被汪伪76号捕获，还曾与被蒋介石派到沦陷区真正地从事反间工作的唐生明将军对质过。他被捕后，“被迫落水”，但是据其所言，很快又和重庆方面取得了联系“继续”从事反间工作，身在曹营心在汉。
由于本人对于汉奸极其不屑，不管其以什么借口落水，我都是极其痛恨。但是，对于那些打入敌人内部从事卧底工作的英雄，我还是非常敬佩的。笔者对于那些“诈降”的人，还是很敬佩的，甚至觉得快意。像马占山上将这样的，打不过投降，等日本人帮忙补充了枪械之后，再打日本人的，我就觉得很好，因为这种行为有点“玩弄日军于股掌之中”的意思。陈恭澍先生在加入汪伪特工总部之后，仍然和戴笠保持密切联系，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我不好判断，他是汉奸的成分居多，还是卧底的成分居多，也不做评论了吧。有一点是肯定的，此人得到了戴笠的谅解，并在抗战胜利之后得以善终，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戴笠能干的老部下”的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还是因为他是“卧底的功臣”成分起到了作用。
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就是陈恭澍先生的文笔很好。他的《英雄无名》多达五卷，从抗战之前写到解放战争，披露了很多军统的内幕，他以亲历者的口吻留下了很多历史事件的材料。不管其说的都是事实，总是有很高参考价值的。他的《英雄无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号称“中国近现代史的宝库”，在海外有着极其强大的影响力，大陆读者熟知的唐德刚教授的很多鸿文就在《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的。
顺着王炳毅先生文章提供的线索。我就想先找到陈恭澍的《英雄无名》先验证一下他的说法。陈恭澍的五卷本《英雄无名》是按照历史时期写的。南京毒酒案发生在1939年，属于抗战初期，笔者分析，应该在第三卷《敌后抗日斗争》中。因为是港台书，我怕一般的图书馆没有，就利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间，到国家图书馆查找。可惜，国图的查询系统显示有三本在架，却一本也没有找到，我无功而返。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一至三卷的ＰＤＦ版本，遍观一至三卷，未发现相关文字。第五卷是讲“华北戡乱”的，我也找到了电子版，可惜也没有相关文字。最后，我的朋友、北大历史系兰教材博士帮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室借到了第四卷《抗战后期反战活动》。我终于在书中发现了相关文字，但是与王炳毅先生所说的有些出入。
陈恭澍在第四卷“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一节中，介绍了抗战期间军统南京区的情况。他在介绍卜玉琳烈士的生平时提到了南京毒酒案。相关文字如下：
民国廿七年抗日战事重心西移武汉，南京区遂成为敌伪政治活动中心及后勤补给枢纽。“南京区”亦奉命兼及拓展对敌伪之行动工作。二十八年七月初，“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线同志钱念慈、张建华等之报告，得知日本派遣军总部将邀宴日本在华陆海军高级将校、以及当时伪组织“维新政府”首要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与会。“南京区”经妥善布置，透过该领事馆工友张建华兄弟之执行，乃置毒剂于酒瓶中。（其间，因毒剂限量与酒品种类之配合等问题，曾发生困扰，又一一予以克服）。事后获悉，此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仅毙领事馆馆员一人、大佐军官一人、以及伪组织高冠吾口部灼伤而已。当晚，日军宣布戒严，紧闭城门，大肆搜索，但一无所获。本案即卜玉琳同志全权擘划，曾经局本部通令嘉奖。[②]
笔者翻阅全书，未看到他处涉及南京毒酒案。两相对照，笔者有如下疑问：
从陈恭澍的文字可以看出，詹长麟应是军统内部人员，及他文中提及的“内线”，而不是普通工友。因为日伪举办宴会的情报是“钱念慈、张建华”主动报告的。钱念慈应该另有其人，也可能是詹长炳或者詹长炳的化名。张建华可能是詹长麟或詹长炳此时的化名，也有可能是陈恭澍记错了。毕竟詹长麟、詹长炳只是军统南京区的基层人员，而陈恭澍贵为军统上海区区长，把两个基层人员的名字记错很有可能。既为军统内线，应该不需要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而且要许以重赏。
另外，王炳毅文中，有两个基本的事实错误。第一，他把詹长麟、詹长炳的兄弟关系弄错了，詹长麟成了哥哥，詹长炳成了弟弟。第二，投毒的药品他弄成了“阿托品”[③]，因为《寻找英雄》之《1939年的毒酒案》一文中，詹长麟亲口说毒药是氰化钾，他本人不会记错。推敲他的文字，这些话都是陈恭澍在《英雄无名》当中介绍的，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要么就是笔者所看的版本与王炳毅先生有别。笔者搜集材料，一向有个习惯，但凡是书籍的材料，必然抄下出版社和版次。我对照了一下当时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显示，《抗日后期反间活动》是“中华民国七十五年七月卅一日初版”。既然是初版，笔者查看到了这个版本，相对而言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仔细对照陈恭澍的《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和“寻找英雄”栏目组的《1939年的毒酒案》，笔者发现，它们可以互为佐证。因为詹长麟和陈恭澍军统南京区的某些人物的姓名几乎一致。首先，是参与1939年投毒事件的关键人物，钱新民任军统南京区区长，卜玉琳、安少如等人协助他们投毒，他俩认知相同。不过1939年的毒酒案》将南京区副区长的姓名写成了尚振武，而多次出现在陈文中的却是尚振声，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为同一人，“尚振武”系詹长麟记忆错误或者“武”字系印刷错误。第二，他们都提到了赵世瑞，而且两者对于赵世瑞的职务——首都警察厅特警科科长，记忆也是一致的。第三，从投毒的情节、参加宴席的日伪要人的组成、投毒的后果以及为什么投毒功亏一篑的原因分析，两者都几乎一致。只是陈文对于被毒杀的一位日本人的身份与詹长麟的回忆不符，综合其他资料，可以肯定陈恭澍，对于那位大佐的记忆有误，被毒杀的应是两书记官，这一点从当时中日两国的报道当中就可以看出。虽说身份有误，但是人数却是一致的，都是两人。
笔者想把剩下的一些篇幅用于介绍支持詹长麟投毒的军统南京区和军统南京区的相关人员，让读者对于这个团队，以及这些幕后的功臣的情况有所了解，以告慰这些为国家的独立而献身的英烈。我的材料来源主要是陈恭澍的《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一节，综合部分网络资料[④]。我想获得多一些资料，可惜可在大陆找到的，实在是少。等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笔者如果有条件一定会去台湾寻找，让这些民族英雄的事迹更加丰满。
首先是抗战时期军统南京区的概况。从源头上来讲，军统南京区首任区长是赵世瑞，第二任区长是汪兆龙，第三任区长钱新民，第四任区长尚振声。[⑤]
赵世瑞与陈恭澍是黄埔军校同学，当时编在一个连队。据百度百科介绍，赵世瑞生于1903年，卒于1952年，浙江诸暨人，黄埔军校四期生， 1933年下半年任职于南京首都警察厅，1935年因化解“藏本事件”有功，晋升陆军少将，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驻宜昌办事处主任。[⑥]汪兆龙是黄埔三期生，于1935年秋，接任南京区区长。
钱新民是云南人，黄埔军校出身，于1937年4月接任南京区区长。当时，尚振声由军统河南站站长调任他的副手。至1940年11月15日，钱新民一直担任南京区区长，在他任内，军统南京区有很多出色表现。他接任南京区区长之时，适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大量日本间谍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渗透。此时军统南京区的代表作就是破获了行政院秘书黄浚父子间谍案。这对父子被日本间谍南云造子拉下水，他们向日本间谍机关提供了很多重大的绝密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将国民政府准备封锁江阴江面，发动偷袭以全歼日本游弋在长江中上游航道之内的绝密情报，泄露给日本情报机关。他们还将时任国民政府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的住处泄露给日本间谍，日本间谍趁着黑夜摸到白崇禧位于清凉山的住所，准备将这位号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内首屈一指的军事战略家暗杀。[⑦]幸而，李克农及时将这个情报通过谢和赓报告白崇禧，使得这位国民政府实际抗战方略的制订者躲过一劫。南京区雷霆出动，一举破获黄浚间谍案，生俘南云造子等多名日本间谍。
尚振声，单名一个“方”字，河南省罗山县人，出身当地名门望族，其伯父曾担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弱冠之年尚振声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后，又入干部训练班学习，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1935年，他出任军统河南站副站长，后升任站长；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调任军统南京区副区长。[⑧]他面目清秀，文质彬彬，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与同事关系融洽。他调任军统南京区不久，即成为钱新民的得力助手。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军统南京区就在部署上做了两手准备。他们将指挥部转移到了江北的六合瓜埠山区，挑选精干力量组成“南京行动总队”留守南京，执行除奸和暗杀日寇任务。管容德化名徐曦担任总队长。十二月初，日军兵临城下，军统决定让副区长尚振声留在南京，统一指挥南京的军统特工。[⑨]南京大屠杀期间，很多军统人员避入国际安全区。他们当中很多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日军枪杀的危险，四处搜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报告上级。
由于情势变化，军统南京区将人员和机构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因为上海有租界的庇护，南京区在上海另外设立了一部电台，南京区的指挥机关书记室也一分为二，南京上海都有，而外勤人员（也就是具体执行任务的人员）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⑩]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日伪一网打尽，即使一地的地下组织被破获，建制还在，就可保持并补充战斗力。
在叛徒陈明楚投敌之前，南京区策划和实施了很多次针对汉奸和日寇的行动，极大地震慑了大小汉奸。军统的组织严密，日伪多次试图破坏，没有得逞。堡垒最终还是从内部攻破了。汪伪“特工总部”的大小特务，原先就有很多就是中统、军统的。而这批投敌分子恰恰是汪伪特工总部的骨干。他们落水了，就牵连一大批与他们熟悉的中统和军统特务落水。南京区被日伪破获，就是原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陈明楚投敌导致的。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陈明楚是化名。他在1937年底从南京区调到上海区担任助理书记。他在1939年初，加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11]他的同乡，时任军统南京区专员的谭文质在其拉拢下投敌。他们大肆出卖军统南京区、上海区的组织，军统留守南京和上海的大批特工被汪伪“特工总部”抓捕。谭文质可以成为南京区的“犹大”，他交出了当时南京区留守成员名单。汪伪特工们按图索骥，钱新民、尚振声、卜玉琳等骨干分子首先被捕。
1940年11月15日下午，汪伪特工总部万里浪手下的林焕芝发现钱新民现身上海。钱新民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林焕芝一面留守盯死钱新民，一面派人到76号召唤大批汪伪特务前来增援。钱新民没有发觉异样情况，等他理完发下楼，想走已经走不了了，出路都被特务堵死，他落入76号手中。[12]由于他随身携带了通讯录，76号的汉奸特务们根据通讯录上的电话和地址展开大搜捕。军统南京区在沪书记室人员大都被捕。76号将他们押往南京，关押在汪伪“特工总部”下设的南京区监狱，由汪伪特务头子马啸天、苏成德亲自审讯。
尚振声的得力助手、时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卜玉琳被抓到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关押。由于卜玉琳是南京毒酒案的关键人物，日伪希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卜玉琳从被捕之日起，就决心殉国，面对酷刑，他咬牙坚持，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他从入狱之日起，就开始绝食，没过多久，就悲壮成仁。笔者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卜玉琳的生平。卜玉琳，天津人家资巨富，为北洋纱厂少东家。少有报国之志，毕业于北洋大学，为人精明干练，沉默寡言，尽忠职守。抗战爆发前，入军统特训班受训，毕业后先到汉口工作，后调任南京区政治组组长，时年34岁。[13]
卜玉琳牺牲不久，军统南京区行动总队大队长王愈也壮烈牺牲。
拔出萝卜带出泥，汪伪特务无所不用其极，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对于一些意志不坚定者颇见成效。汪伪特工总部又顺藤摸瓜，一举捕获潜伏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京沪铁路与沪杭甬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李达三、军统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等，并且逮捕了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军统人员黄光逸和邵明贤。[14]黄逸光和邵明贤，都是军统高级特工，他们只与钱新民保持单线联系。
黄逸光与汪精卫有旧，其打入汪伪内部的目的就是伺机刺杀汪精卫。其原籍广东赤溪，为墨西哥华侨。他为人勇敢正直，孔武有力，富有冒险精神，在墨西哥曾只身搏虎。他爱好旅行，因旅行结识汪精卫。1935年，他与好友结伴徒步环游世界，途经巴黎，在欢迎会上见到汪精卫。1938年，他在非洲旅行期间，听闻南京沦陷，立即中断旅行计划，不远万里，乘船火速赶回祖国，他在汉口再度遇到汪精卫，急切表达抗日愿望。此时的汪精卫尚有与日本抗争之心，留他在家中住下，写信推荐他到昆明航校受训，并赠给路费。黄逸光在昆明航校学习期间，因为身体条件不太适合战斗飞行，只能转做地勤人员。他为自己不能驾机翱翔蓝天奋勇杀敌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汪精卫出逃河内之后，汪精卫的舅爷陈耀祖给他写来密信，密信的核心内容是希望他在空军内运动，鼓动空军将士参加“和平运动”。对汪精卫投敌深恶痛疾的黄逸光深明大义，是非分明，当即将密信交给上级。由此他与汪精卫的特殊关系，被军统得知。
黄逸光不愿长久做默默无闻的地勤人员，经香港到达重庆，主动请缨，希望能够上战场杀敌。军统几次制裁汪精卫都失了手，他来得正好，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打入汪伪内部。黄逸光慨然应诺，并表示要利用机会刺杀汪精卫。在军统的安排下，黄逸光“出逃”南京，参加“和平运动”，汪精卫没有忘记这位“忘年交”，亲自召见，抚慰有加，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希望他发挥“航空”专长，帮助建立汪伪的空军。不过，他向黄逸光表示，他现在资历不够，要一步一步培养他提拔他。因此黄逸光先后被任命为汪伪“教育部”专员、“宣传部”编审，后来才任命他为汪伪“航空委员会”委员。[15]
邵明贤是汪伪大员梅思平的老部下。梅思平曾担任江宁县县长。读者朋友可不要小看这个江宁县县长，江宁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下面的一个县，担任此职位的肯定是国民党中央大员。邵明贤出身杭州警官学校，是梅思平的“直接下属”，江宁县长手下的警察局长。梅思平在汪伪的巨奸当中，帮手不多，所以无法与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拥趸众多的汉奸抗衡。但是，他也希望扩充自己的势力，因此他当汉奸之后，立马想起了自己能干的老部下邵明贤。
同样，他也给邵明贤写了一封密信，信的核心内容是“希望邵明贤参加和平运动，如能前来南京，必将委以重任云云”。邵明贤当时正在贵阳训练警察，戴笠在抗战时期插手全国警政系统，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同样深明大义、是非分明的邵明贤，主动将密信上报，并打击提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汪伪内部，他也想伺机刺杀汪精卫。戴笠喜出望外，当即批准。1939年冬天，邵明贤全家到达上海。梅思平迫不及待地安排他担任了“浙江省党部”书记长，随后又把他提拔为“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邵明贤深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道理，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护，将军统南京区的秘密电台放在了自己的宿舍里。汪伪“中央党部”占据的办公场所就是位于湖南路上的原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职工宿舍就在路对面。[16]
黄逸光和邵明贤利用自己在汪伪中的地位，源源不断地将大量有价值的日伪情报，送交钱新民，居功至伟。黄逸光在1940年11月19日被捕，他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拒绝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伪恼羞成怒，于12月17日，将他杀害。黄逸光罹难前，索要笔墨，慨然写下这样的诗句：“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17]同日，邵明贤也光荣就义于南京。他们的牺牲都不是由于自身工作的失误，而是由于叛徒的出卖。
钱新民的身份被76号破获后，汪伪胁迫他于1941年7月间就任汪伪“特工总部”上海“虹口区”区长。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南京区受到巨大破坏，牵连了很多同志，钱新民一直深为自责。又“落水”实非其所愿，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经慎重考虑后，秘密派人到重庆与军统重新建立了联系。军统允其戴罪立功，命令他与尚振声脱离关系，并允其另立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他利用伪职作为掩护，将秘密电台设立在“特工总部”“虹口区”办公处。
尚振声被钱新民牵连，在南京关押了7个月，经营救出狱。他出狱后随即与军统取得联系，恢复工作。他秘密派出军统南京区交通站负责人程希贤经上海转香港赴重庆报告南京区被破坏情况，并请示机宜，随即被任命为南京区区长。尚振声已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过一次，虽释放，也受到秘密监视，于是他因势利导，加入汪伪政权作为掩护。他利用个人关系，谋得了清乡部队某部第七旅参谋长一职。他已“落水”，与汪伪特务成为一家人，多少可以减轻汪伪特务的怀疑。他立足已稳，利用职权范围，为军统南京站秘密开辟了一处新的据点。
此时由军统局总部派出的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高级特工程克祥（军统南京特派员）、彭盛木（台湾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与尚振声取得了联系，通过他的路径，将他们获得的重要情报转报重庆。他们都是通过周佛海妻弟杨惺华的推荐，打入汪伪“财政部”的，分任办公室主任和周佛海的机要秘书。[18]
1941年11月8日，军统南京区上海方面的交通员被76号逮捕，钱新民出现在他的通讯录上，因此再次被捕。76号从钱新民处搜出了与重庆方面联络的秘密电台和密码本。再次被捕，钱新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据与他同时被关押并得以幸存的军统人员回忆，他在狱中非常平静，心情开朗，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12月13日清晨6时许，钱新民被日伪枪杀于上海西郊中山路刑场。
虽然尚振声此时已经和钱新民脱离了组织上的联系，但是汪伪方面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尚振声再次被捕。1942年1月19日，尚振声英勇就义。据与他同时被关押并得以幸存的军统人员回忆，他当日就义，似有预兆。他于清晨“放风”时，拾到一面破镜子，他一手拿着破镜，一手抚弄自己的眉毛，眉毛应手而落。他对难友说道，“真倒霉”。话音刚落，警卫就在门外喊他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从容地与难友道别，并将衣物分赠难友以为纪念。他昂然步出门外，立即被五花大绑。他被押到上海西郊刑场，一路上，他大骂汪精卫、李士群群丑，骂声不绝。到刑场后，汪伪特务命令他跪下，他坚决不肯下跪，并大呼“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刽子手连开数枪，把他的胸膛打得像马蜂窝，他仍然屹立不倒，用他年轻生命中最后气力大声朗诵文天祥的《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9]他的牺牲可谓壮烈之极！   叛徒陈明楚和谭文质相继受到军统的制裁。陈明楚于1939年12月25日凌晨三点三十分，在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门前被军统的除奸队员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击毙。谭文质在1940年1月21日被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的赵圣、陈默击毙，地点也在愚园路。[20]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再次总结一下，参加南京毒酒案的军统南京区的有功人员名单。
行动执行者：军统南京区基层特工詹长麟
传递毒药者：军统南京区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詹长麟妹夫）、基层特工詹长炳
行动最高领导：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
行动直接领导：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
行动总联络人：军统南京区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
毒药选定者：军统南京区会计主任安少如
行动善后者：军统南京区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和李再生、王高科（王职务不详）
[①] 王炳毅，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真相，《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5期，第51页。
[②]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95-96页。
[③]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源头是蔡德金先生在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的《日本南京总领事官邸中毒事件》一文中将毒药写为阿托品。
[④] 陈恭澍的资料部分是曾担任军统南京区助理书记的李雨提供的
[⑤]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94、101-103页。
[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迁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后一度出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西北区区长。
[⑦] 读者可参见《毛泽东：李克农是个大特务》（《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范国平等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9页）。
[⑧]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101页。
[⑨]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94-95页。
[⑩]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98页。
[11]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96页。
[12]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99页。
[13] 卜玉琳是詹长麟的老上级，他是詹长麟的第四任直接领导。据詹长麟回忆，前三任领导分别为：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后来与詹长麟妹妹结婚）。在詹长麟的印象当中，他们脾气各异，但是都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精神。他们市场要求詹长麟反省自己的工作，主要从三方面反省。第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第二，破立，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第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黄泗清时常教导他，当特务要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要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即使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要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对至亲，也不能透露身份。
[14]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99页。
[15]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100页。
[16]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98页。
[17]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100页。
[18]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102页。
[19]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103-104页。
[20] 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英雄无名》（第四部），传记文学丛刊之九十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7月31日第1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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