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景县的骄傲——以唯物史观看待董仲舒的历史功绩

　　“纪念董仲舒诞辰2200年暨董仲舒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之十五

　　河北景县李秉文

　　两千二百年前，董仲舒生于广川。汉代之广川，即今景县广川镇。

　　董仲舒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幼年从公羊氏习《春秋》，学有大成，遂于家乡开馆授徒，弟子以千数。他以学名而振天下。中年时汉景帝征为博士。故举家西迁长安。这些《史记》《汉书》均有明载。

　　董仲舒一生坎坷，“进退唯谷”，一身正气，坚持真理。为民生民利鼓与呼，不计个人得失。以“宜民”为价值核心，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其观点的先进性，方法的科学性、一以贯之的坚定性，实在是空前绝后。他耿介做人，堪称楷模。其思想代表了百姓的意愿，代表了民族进步的方向。从中折射出华夏民族的优秀。广川这片土。养育出如董仲舒这样的优秀人物，不能不说是景县（广川）的骄傲。

　　一、正谊明道

　　董子毕生做学问，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粤有三仁对》）自律，言行一致，始终如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堪称文化巨人。他传承先秦文化，并发展创新。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属于他自己的思想论体系。对华夏文明发展，起到引领和推动的巨大作用，产生的深远影响无可替代。

　　“正谊”即订正传统中偏颇、模糊、谬误等不合于实的名，给有关概念以明晰的定义。这对于解决人们的认识，以及寻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促进民族思想发展，提升民族素质起到重大作用。其功不可没。

　　“明道”，即明确“道”的意义，是“正谊”的一部分，且是重要部分。

　　董子论“道”的基本定义是“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三策》）通俗的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同上）又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同上）

　　董子继承老子承认“天”的物质性，给“天”做出客观的定义：“天有十端”，（《官制象天》）“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十者，天之数毕也。”（《天地阴阳》）可以看出，在董论中“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综合或指其中的一端。据此，以上引句的指意即：自然法则或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客观现实不变，其法则、规律也不变。董子关于“天”的解释，充满唯物思想，打破了先秦一些人物主张“天不可言”和“天”等于神的束缚。董子的这一观点，可看作文明进步的一声进军号角。

　　“道”是理，其表征是“德”，“德”与“恶”对举。所谓“符瑞”，董子解释说“积善累德之效也。”（《三策》）“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同上）进而说明“王”只是个即时符号。“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恶足以贼害民着，天夺之。”（《尧舜不擅移》）故谓“宜民宜人，鬼神佑之。”（《三策》）董子在这里第一个提出“权为民用”这一命题。

　　纲常理念，先秦时诸子已表达过各自的看法和态度。为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董子提出刑德相辅的治世方针，以大量篇幅重新给纲常定义，其中一些概念，较之先秦，有了革命性进步。

　　董子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意为“三纲”是服从于“王道”的，“王道”须“宜民宜人”，“王”须有德，这便构成了“三纲”的先决条件。有违这个条件，就不成其为董论之“三纲”了。“可求与天”，理论支撑是“天志仁，其道义也”“（《天地阴阳》）”“天道施。”（篇名）“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王道通三》）故居纲位的王者就应“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同上）君、父、夫同理，对臣、子、妇负责。总之，“纲”是责任。而非特权。居纲之位，“爱利”下位者是其本分。否则，就会出现“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天地阴阳》）这就是董子对“纲”的诠释。

　　阐述“五常”，专篇有《仁义法》，《必仁且智》等，散见于各篇者亦不在少数，其释义更具合理性和说服力。在《仁义法》中谓：“以仁安人，以义治我。”“义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人；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

　　在《必仁且智》中谓：“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害也。”“不仁不智而有才能，将以其才能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

　　董子“正谊”、“明道”，明晰纲常理论，旨在治世。正如所谓“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谊礼乐皆其具也。”（《三策》）强调上位者的责任，“先正王而系万事”正是“纲”的本意所在。“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明尊卑，异贵贱，以劝有德”。（同上）这些均为强调“纲”的作用。

　　批驳“诛名而不察实”“造伪饰诈”；提倡表里如一。要求上位者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强调“教化”功能及上行下效的作用。目的就是实现“上下和睦，习俗美盛，”“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的和谐社会。提倡“纲常”绝非为上位者制造作威使势的理论工具。

　　二、倡导更化

　　董仲舒首倡更化，是华夏民族史上第一位提出全面更化改革的伟大思想家。

　　因循守旧只能趋向没落；更化改革才会有出路。董子明确提出“更化”才能“善治”，“更化”就是“救弊补偏”，“更化”就是打破不合理的旧框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具有“为民”的思想基质，故其观点能代表百姓的意愿；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故其观点显示出强烈的超前性；有不计个人名利的耿介品格，故能不惧权势；有渊博的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故能提出无可辩驳的更化观点和可行性措施。

　　秦汉时期，正处于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期。董仲舒生于斯时，眼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半点实质性的好处，只是刺激了上层人物的权欲、物欲，更加深入统治阶层与百姓的矛盾。当时现状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贪吏当道，赋敛亡度，徭役繁重，滥施刑罚，造伪饰诈，趣利无耻。致使“百姓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荒年人相食。”（同上）“贫者穷急愁苦而上不救。”（《三策》）汉初立的“约法三章”早以弃之脑后。

　　董子概括社会形式，谓“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三策》）透视观象，分析本质，他认定“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同上）揭穿了谕辞颂圣者关于“文景之治”的虚伪性，抓住了事情的根本。是权为谁用和走什么路的问题。故谓：“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同上）所上《三策》，可看做呼吁更化改革的檄文，其论点可看做更化改革的方案。

　　《三策》以史为鉴，分析“治乱废兴在与己”的道理；以自然法则推及社会事物的是非对错。用南宋思想家陈亮的话来说：“仲舒欲以渊源正大之理，动其（指汉武）胶胶扰扰之心。”但董仲舒首倡更化的功不可没；所具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可与日月同辉。

　　董子的更化思想，透出社会只有向前发展才有出路的理念。他审视历史，以古圣王之善行劝勉皇帝，而不是绝对复古。一分为二的看待光先，只肯定古人言行中的利民部分。批判“改制”“符瑞”等空说，承认“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这就是更化的必要性所在。更化，“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己矣。”

　　更化的关键是端正思想认识，即董子所谓“正心。”空喊“欲善治”的口号没用，“功不加于百姓，殆王心未加焉。”故王者应“以天下为忧”。爱施兆民。”兴利除害，让百姓得到实惠。故王者要树立为民思想，“发号出令，利天下民者，疾天下之害于人者，”“公心以是非，赏善罚恶，”“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王者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故其思想，言行，直接影响用什么人、走什么道。故而董子对王者应怎样和不该怎样，用了大量篇幅论述。

　　改革用官制度，以解决“所用者非其人”的问题，是董论中又一重头。一是确立重德思想。“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二是约束官吏行为，定期考评，严

　　格奖罚。“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食禄者不可与民争利”。三是加强制度建设。“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负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防止官吏以权谋私，是制度的主要功能。四是用官“贤”为基本，以“称职”安排上下。打破“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的陋习。改革“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的官场格局，“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进入官员队伍。对此，计八大臣政绩，“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开拓了选官范围，也给平民争取了进入仕途的机会。

　　更化的另一重要内容教化，就是当政者要重视指出教化的两个方向：一是各级学校教育；一是社会教育。两大功能：一是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一是培养有用人才。“立太学教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这一建议，奠定了续后两千年的教育格局。“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兴太字，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教化行而习俗美”。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目的。

　　把社会教育提到“教化”范畴来认识，是董论的一大进步表现。这一认识，是董子从上行下效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故居上位者加强自律，加强学习就显得十分必要。“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当修饰也。”“务以德善化民”“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董论中体现出身教重于言教的覞义，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法则。

　　董子的更化理论，证明了他是一位务实的思想家，深具人民性的政治家。其见地深遂，在百姓中留下深刻影响，对历代仁人志士多有启发。以其思想为底蕴，以条地（景县旧称）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地方文化圈；其影响随着他本人的迁居和众弟子的活动，流布到全国。或渭“仲舒相江都，风流东南”，是之谓。

　　董仲舒是一位学者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汉书．董仲舒传》载：“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书谏诤，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实证其政治观点的可行性。但由于从政时日短暂，又受各种因素制约，其政治思想终未能大面铺开，落得个“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但就此而忽视他政治家的地位，恐亦有失偏颇。

　　做为思想家，他方向明确，论证科学，有理有据，故能使其旗帜鲜明，卓尔不群，取得鲜有匹敌的成就。他反对秦朝“以吏为师，以愚黔首”的文化专制，更反对有汉以来门派林之，或死报门户之见，或臆断空谈而不顾实，“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放任混乱局面。赞同孔子的治学方法：“上揆天之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三策》）对孔子这个“术”，不仅只赞同，且在治学实浅中充实提高，用得更好，更具科学性。这也是董子治学成就斐然的重要条件之一。

　　就董子来说，“揆天道”，就是探索客观规律，并去尊循它;”“质人性”，就是了解人的正当需求，去满足它：“参古”，就是了解历史，正确认识它,借鉴历史经验。“考今”，即考察社会现状，归纳其是非优劣。董子使用这个治学方法，表现出重视实际，重视客观规律，一切从人类文明的需求出发，充分体现出异于他人的科学精神。这一点，在今天仍具极强的借鉴意义。

　　有人论定，董仲舒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此论的确中肯。董子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豪无门户之见，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大家风范。对先秦文化，只看是非对错，不论派别门户。只要你说得对，对百姓有好处，就吸纳。在董论中，可以见到老庄，邹衍，墨子，孔孟，荀子，韩非以及郦、贾谊等诸多人的影子。正是这科学的方法，务实的态度，使董子站上华夏文化承上启下的位置，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辨证认识，在董论中占了绝对位置。这是他科学、务实态度的结晶。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和人类自己的光明之路。如：

　　《三策》所谓：“事在彊勉而已哀。彊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与己，非天降命而不可得反。”由此及彼的推理，高杨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印证了关于“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立元神》）的观点。

　　“积善而明显，德章而身尊”；“君子不学，不成其德”说明因果的辨证关系。“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表述了仁和事物在不断变化，见出董子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先进性。

　　用“阴阳”表述事物的矛盾性，指出事物以矛盾形式存在。“天地之常，以阴一阳”（《阴阳义》）。矛盾充斥于整个宇宙，“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同上）矛盾的两方面不可分割，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凡物必有合，必有上，必有下…”（《基义》）；“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同上）；“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同上）；“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顺命》）；“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阳尊阴悲））。

　　人，是社会的主体，了解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

　　四、结论

　　归纳董子一生经历，少年从师学艺；青年时开始讲学授徒并坚持自学；中年后应召为博士，实在是坐了条冷板凳；武帝是应招対册，擢为第一，却两次被送到骄王处，皇帝内心目的是借刀杀人；时至暮年，致仕回家，遭“徙茂陵”，成了汉武的看坟户。

　　遭逢不遇，壮志难酬，虽是心有怨恨，但坚持真理，矢志不渝。他决不与那些口是心非，奉迎巴结，趋利无耻之辈同流合污。他没走“独善其身“之路，至死关注民生。不管皇帝听与不听，上书百余条，为民鼓与呼。总结毕生学习心得，著出十余万言，以待后世“同仁大有”。

　　其上书内容，被班氏收入《汉书.食货志》，无不是为民生，民利者而言。如：“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

　　“去奴婢，除专杀之威。”

　　“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从中可以看出，对民生的关注，对时弊的不满。尤其“去奴婢，除专杀”之条，旗帜鲜明的反对奴隶制，历史上唯董仲舒一人而已。

　　总之，董子理论涉及了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诸多领域，无不体现其明确的目的-利民、为民；立论和推理，体现出其科学性务实、求真和辨证认识；个人品格的榜样性-不计个人功利，为真理而争，不屈从权势。

　　董子生于古广川（今景县），成长于广川，是景县的光荣和骄傲。发掘董仲舒这座文化富矿，不仅有助于了解华夏文明史的全过程，同时也会对今天“走复兴之路，建和谐社会”，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研究董仲舒是今人的责任，更是景县人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