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沉沟之杨虎城回国

1937年，杨虎城将军(左一立者)出国前夕，在上海与于右任(右一坐者)等人合影子。

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时，杨虎城正在前往檀香山的旅途中。据亢维恪回忆，同行的旅客中，有一位叫周崧的旅美华侨，是美国的一个巨富，经常来访问杨虎城。亢说：“七月八日晚饭后，周崧先生来访。据说他刚接国内电报，说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县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云云。接着，杨将军特着我们收听广播，也获悉了大致相同的消息。”

亢说，为了证实此事并进一步了解事变的发展情况，杨让他马上给宋子文发一急电询问情况。

7月10日，宋子文回电：“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

次日，宋又来电：“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则回电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

跟着又给在西安的孙蔚如发电：“西安孙主席蔚如弟：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转。”

亢说，在此后的行程中，“杨将军总是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除由我们早晚汇报收听的广播消息外，每至一处，都郑重嘱咐我们，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同海外侨胞晤谈中，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到了旧金山以后，宋子文、孙蔚如先后来电，宋的复电大意是说“依目前情势，请杨稍缓返国”。孙蔚如的电报则说：“华北日军进犯，均被我击追。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余情续报。”

7月16日，杨虎城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另外，杨还分别给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和孙蔚如等人打电报，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杨还打电报给孙蔚如、邓宝珊和冯钦哉等人，“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

此时，十七路军已经进入改编阶段。

“西安事变”前的十七路军，下辖两个军，即孙蔚如的第38军和冯钦哉的第7军，实际上这两军下面都只有一个师，师长也由孙、冯二人兼任，另外还有三个警备旅，还有特务营等一些直属部队。如果以团为单位计算的话，十七路军一共有28个团，6万多人。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冯钦哉及所部脱离了十七路军，后被改编为第二十七路军。

余下的孙蔚如部则被改编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分别是赵寿山和原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

按：所谓“×路军”的说法，顾名思义，一看便知不是固定的一级建制单位，而是因某一次战斗或战役的需要，而将几个建制单位的部队临时编组的，与“左路军”、“右路军”的叫法差相仿佛。

但是在民国，“×路军”的这一级“编制”曾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尤以1929年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为甚，最多的时候，排到了“第二十七路军”，即冯钦哉的那一个。另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样一个“编制”特别有助于军头们扩充自己的部队，所谓“路军”，没有固定的编制，下边有多少个军都可以，也可以有若干不同等级建制的部队，没有一定之规，怎么方便怎么来。想当年，杨虎城的部队就全是他一手抓过来的，到后来成了气候，“中枢”也不能无视其存在了，只好给了他一个“十七路军”的“编制”，让他当总指挥。

杨虎城的部队，之所以只有两个军，每个军又只有一个师，却又有若干独立的“旅”，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山头”归到杨虎城手下的，不可能打散了另行编组，只能是大单位和小单位混在一起。

到了1928年底，“二次北伐”胜利，老蒋“统一”了中国，于是在1929年，召开了两次“编遣会议”，准备彻底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顺便统一军制。按最初的设计，全国的军队以“师”为基本的建制单位，“师”以上没有常设的指挥机构，如果有战事需要，再将若干个“师”做临时的组合。其目的是减少冗员，节约开支。

哪知道两次“编遣会议”开下来，不但没有达到整编的目的，反而引发了中原大战。在此之后，由于军阀混战、日军虎视眈眈、以及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但“路军”没有取消，反而又多出来许多的“军”。因此，在这个时期，是民国军制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

至于我们所熟知的“八路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来是广东的军阀部队，总指挥就是陈济棠，当时的准确名称叫“第八路讨桂军”，下面的的三个师长分别是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扬敬。到1931年，因老蒋监禁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成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于是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3个师也扩编成军。

1936年2月，“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取消了“第八路军”的番号。

到1937年8月22日，经国共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老蒋就将“第八路军”的番号给了红军。不仅如此，下面的115、120和129三个师的番号，也都是原东北军或因战败、或因改编而取消的番号，不知道老蒋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如果是故意的，这事办的可有点小家子气了。

突如其来的抗战，给了老蒋一个“整军”契机。为适应战时的需要，1937年9月，军事委员会明令将各部队一律改编为“集团军”。于是，就出现了“八路军”的番号刚刚颁布还不到一个月，就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这样一个现象。也是在这个时期，29军宋哲元部被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所不同的，宋哲元的“集团军”下面，是3个军，每军两个师。而第十八集团军下面，是3个师，每师两个旅，连“乙种军”的配置都不到。

因此，整个“八路军”系统，只有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领上将军衔。其他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参议宣侠父、参谋长叶剑英是中将。三个师长给的倒不低，都是中将，其他的就基本都是少将了。

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115师师长林彪中将了。在1926年北伐的时候，刚刚从军校四期毕业，分发到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的林彪，才仅仅是一位见习排长。如今，近过了十来年，实足年龄还不到30岁的林彪，一跃而与他在军校的教官叶剑英、一期学长宣侠父比肩，而他的另一位军校教官聂荣臻少将则成为了他的副手。

再对比一下林彪的同期同学，比他大9岁的刘乙光，现正在奉化溪口陪伴张学良；而他在入伍生队时的班长文强，脱离革命阵营以后，到杭州的浙江警官学校当了一名指导员，戴笠发给他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让他们每天骑着车子巡视各个分局。目前，刚刚因淞沪抗战爆发，被戴笠调到上海，做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校军衔。

八路军系统以外，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授中将；郭沫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授中将（这是郭沫若第二次被国民党授衔，早在十年前，郭就是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

又扯远了，接着说杨虎城。

回国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杨继续西行，在美国逗留到8月4日，赴欧洲。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和西班牙等国，于1937年10月21日返回法国巴黎。

早在8月份的时候，杨虎城就决意回国，最初，杨的意思是经苏联回国，并令亢维恪到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当时苏方人员说要向莫斯科汇报，但迟迟也没有回复。到10月6日，杨接到蒋廷黻给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

顾维钧是唐绍仪的女婿，时任驻法大使，当时正在日内瓦开会，故蒋廷黻托他将此电转杨虎城。

据亢维恪回忆，10月2日，杨虎城接到由日内瓦转来宋子文的一通电报，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这通电报，使杨虎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回国。

宋在电报中的原话是“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从这句话来看，首先，宋认为杨虎城可以回国，这是明白无误的。其次，宋是在征询杨虎城的意见，回不回来，杨自己定。

但最关键的一点，即这通电报，究竟是宋子文自己的判断，还是秉承了“中枢”的暗示，从电文中看不出来。

再说得明白点吧，杨虎城此番回国，是奉命而回，还是自行返国，这其中的差别大了去了！

1937年10月,杨虎城自法国启程回国，与同行者在轮船甲板上。二排左二为杨虎城,前排戴墨镜者为冯钦哉之子。

杨虎城此次出洋，基本是属于“发配”，既是“发配”，就不能自作主张。对此，杨自己自己也很清楚：“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因此，他必须研究，这次的电报是不是代表老蒋的意思，据亢维恪回忆，当时他们曾讨论过三个问题：

第一，宋的电报说“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何以未提张学良将军呢?

第二，要杨将军回去，何以蒋介石不电召，而说“宜自动返国?”

第三，杨将军同邵力子、于右任、孙蔚如等(特别是孙蔚如)多次函电往还，何以他们不来电说及回国的事呢?

经研究，亢等认为“宋的来电，定是蒋介石授意，这里必有文章” 。并建议“杨将军在海外还可多住些时间，再看形势的发展，并征询国内一些老友的意见，然后决定去留。如立即归国，恐杨将军安全没有保障。”

亢维恪等的“蒋介石授意”，似乎暗含着一重意思，即老蒋与宋子文串通好了，让杨虎城回国，然后不利于杨。

亢维恪等人的判断，自然是为杨虎城打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以理解。但依笔者个人的看法，以宋子文的身份地位、以宋子文与张、杨的关系、以宋子文所受的西化教育、以宋子文与老蒋的关系，似乎不大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再说了，杨虎城本已身在国外，不奉召唤不能回国，这一点杨很清楚，老蒋也很清楚。那么又何必多此一举，把杨骗回来，然后抓起来，不是摆明了自己找骂么？

对此，想必杨虎城也有杨虎城的判断，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杨虎城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从马赛出发，乘法轮“冉·拉保底”号启程归国。

在此之前，杨虎城曾给宋子文发电，“着重叙述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杨还于10月23日给蒋介石、于右任和孙蔚如分别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

在归国的途中，杨又曾给宋子文发过一封电报，但直到回国，上述所有电报没有得到一次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