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1968年的京畿

文革记忆：1968年的京畿 [原创 2008-06-29 09: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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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1968年的京畿
见闻两章
一，     拜访三十八军
黎明时分，火车驶过郑州北站，穿过邙山北的黄河铁桥，行进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视野极其辽阔，在晨雾与炊烟中，是从铁路边一直铺到天边的青纱帐。但风景如一，缺少层次与变化，全改了关中那万千气象。在京广复线上，不时有满载的对开列车驰过。窗外闪过安阳、邯郸、石家庄等一座座中原重镇和历史名城的身影。在薄暮中，驶向了当时作为河北省省会的保定府——一座多慷慨悲歌之士，英雄辈出的古城。
子夜时分，我们走出保定车站，投宿在一座西式楼房的饭店内。红木地板、楼梯、扶手，这一切显示着这座洋房曾是外国资本家或买办的宅邸。我们还是第一次置身在这样的住宿环境中，仿佛来到了另一重天地，连走路都格外小心起来。
一觉睡醒，晨晖已洒满洁白的房间。漱洗毕走上街头，却在整个保定找不到一处卖象样早点的饭铺。小米粥、玉米窝窝头，面条出锅后用凉水过了一遍。沿街寻来寻去，就是没有卖米饭小吃的。冀中重镇，河北首府，近郊就是名闻天下的白洋淀。本应物阜人丰，鱼肥米香，但在这个只搞斗争，不重生产的年月，再肥沃的土地也产不出什么来。偌大的一个保定府，别说美食，连可口一点的饭菜都买不到。我们都萌生了在三十八军办完事，赶快离开保定的念头。
行车近保定西北郊的时候，见到了当年彭德怀称为“万岁军”的三十八军的军容。值勤士兵两人一组，头戴钢盔，全副武装，胸前不戴像章，不挂语录牌，左手臂佩带红字黄底袖标。威风凛凛，行进在大街一侧，检查军风纪与维持治安。车上乘客言道，三十八军李军长(李光军,1964年-1968年10月在职)不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早请示、晚汇报盛行的时候都一如往常，连袖标都不用最时髦的红色，何况挂语录牌？听了这些介绍，我不由对这支主力中的主力部队肃然起敬。在神秘感中多了几份亲近感。
军部到了。门墙以八字形式朝南敞开。我们向门口卫兵说明了来意，被哨兵指向正面离营门不远处的一座平房内。那儿是三十八军政治部的接待处。
一个身材魁梧，颇具威仪的四十多岁的军人接待了我们。一看见革委会的介绍信，说：“哦，是张七号老家来的？”
我明白了，张致善大校，三十八军副参谋长，在本军领导系列中排序为七。
老军人紧板的面孔放松了，说话也和气起来。他告诉我们：三十八军在支左中与河北省军区有矛盾，以至使高蠡、安国、高阳一带的文化革命形势变得复杂尖锐起来。安国绵纺厂的几万公斤棉花被对立派放火烧了。怀疑有苏修特务在背后捣鬼。张副参谋长带两个副师长在高蠡、高阳支左中，被保守派打成重伤，从围墙上甩了出来，现在在青岛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养伤。
我请他给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写封介绍信。我们告别了那位让人从心底里崇敬和亲近的军人。也许是三舅的缘故， 我对原十三兵团系列的部队，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不管国家如何变化，政治斗争如何残酷，本来与本属人民的军队无关。但是，政治家要反手为云，俯首为雨，以军队做后盾和枪，这政治就显得污秽和肮脏。象三十八军这样国之干城的主力，它的位置不应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军中主将君命难违，也只能以袖标，和不应和时髦装饰来掩饰自己的不满和独立了。
二，狂热的革命，掩饰不了阿Q的贫穷和精神愚昧
从保定转道北京，住进了大前门外的旅馆，在此做两天的盘桓。
大前门一带，是京畿最繁华的地区。大栅栏、珠宝市商肆林立，被贴了红纸，换了时髦名称的牌匾，一块挨一块，林林总总，耀人眼目。沿街窄巷中，满是摩肩接踵的人流，簇拥着从一个个店铺进进出出。店堂里，装饰华美，奇珍异货，琳琅满目。如果不是刺眼的红字招牌，其他如来到了当年的十里洋场。不过店员行人的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已为单调而沉闷的蓝色、灰色、黄绿色中山装、军便服或列宁装所取代，使你没有忘记，这是在今天的中国。
站在旅店门口，可以望见全聚德烤鸭店的酒楼。金字招牌，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在那儿能享受得起一顿烤鸭（40元，一个二级工一月的工资）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只见一辆辆小卧车驶来，敏捷而灵活地在马路上调头、倒车，整齐地停在店对门的停车场上。从车里走下来一个个金发碧眼、高鼻隆中的洋人。挽着女伴，高视阔步地走过街心，进入堂倌忙碌吆喝的酒楼。中国人只能把唾液咽入口中，艳羡地看洋人在楼内灯红酒绿，饕餮大醉。然后相偕乘车扬长而去。
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精神物质上扬武耀威的仍然是洋人。贫穷、落后、愚昧的局面，靠激情，靠狂热、靠忠勇是改变不了的。当你营养不良，衣衫破旧，身体羸弱，却又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时，你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阿Q，那精神胜利法，实在掩饰不了内里的空虚，贫乏和苍白。在气度上自就比人矮了三分。
绕过前门、端门，从天安门广场东面的公安部门前走过，向东单走去。带着马永新三人到王府井大街去开开眼界，也不枉他们到首都一遭。
王府井百货大楼，东风商场，首都的货架总是满满当当的。首都绝不会露出供应匮乏的任何迹象。我好不容易挤进人堆中，从东风商场纺织品柜台中抢购了一段不要布票的紫底、银花的人造丝布。其欣喜程度不亚于过去考试得了一百分。各有所获的马永新三人喜滋滋地评论着王府井大街让人目眩神摇的闹市盛景。我只是默默地听着，对他们的话题并不感兴趣。
走过一家书店门口，那家书店以大幅广告正推出新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红色道令纸、烫金封面的新书，是中国书籍装磺中已算上品的平装书。书店柜台内外，已堆得满满的，红红的一片，几乎不见其他书籍。据报载，《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各种版本已达五十亿册，全世界人均一册有余。《毛泽东选集》印数已达二亿五千万册，中国成年识字者人均两套有余。望着人们千篇一律，不甚光鲜的衣着，望着大小商场里争抢不要布票的化纤布料的人群，我抚摩着光洁的“毛选”封面，不由感慨地说道：
“伐了多么多的树木，造了那么多的高级纸张，重复印了那么多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用不几套的宝书，还不如开动纺织机器，多造些人造纤维来弥补布票供应之不足，让大家也多有几件新衣服穿。”
马永新一楞，神色变了：“话不能这么说，领袖的书还是要印的！”
“一本书代表不了一个民族的全部思想文化成就。毛主席著作要印，但发行量以堪堪够用为度。一个国家的全部印刷机器都开动起来，日夜赶印着同一本书，这总不是正常的事！”
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买他的账。
“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否，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在于一本书。我不否认毛主席著作的灯塔指导作用，但它代替不了具体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也不能包揽社会的进步。革命建设这么多年了，秦始皇的二牛抬杠仍然没有退出其在农耕中的舞台，这能说明生产力全面进步了吗？”
“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迄及的顶峰，当然要大力宣扬。‘毛选’要印，印到全世界人手一套。”
李桂林（此人后来升任宁县平罗县委书记）振振有词地插话了。我冷冷一笑，不屑于搭理他们的观点。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之中，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什么最高，不可迄及。‘顶峰’之说还是免了吧！”我不客气地挥手斩断了他们的话题。
“你……”
三个人楞住了。我不再说话，和“飞鸣镝”诸友比起来，他们的学识、见解、眼光、胸襟、气度都差之远亦。我不过临时和他们凑班子来搞外调。话到此，我心里已鄙薄了他们许多。
这场无心的谈话使我半年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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