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铺开民调“大手笔”　党内民主新创举

中组部铺开民调“大手笔”　党内民主新创举

此次“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的问卷由国家统计局设计管理司负责设计
日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铺开民调“大手笔”，委托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省区市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8万份问卷下发民众。近年来组织部门重视民意、听取民声的新闻幷不少，但是此次民调还是格外引人关注，因为委托第三方进行如此大规模民调，在中共组织工作中还属首次，这被舆论视为党务公开、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透出诸多积极信号。本社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评论员：柯　冠）
一、首次民意调查启动　评议干部乌纱帽
1、部署首次民意调查　中组部评议干部“动真格”
中组部相关负责人日前透露，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已委托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起每年在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其核心在于干部的选拔。此意味着，民调将从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其应有的名分。据新华社报道，此项调查将采用抽样问卷的方式进行，其内容主要是：干部群众对组织工作、组工干部形象、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对组织工作的具体意见、建议。国家统计局设计管理司负责人称：“对领导干部以及政府部门的民意调查问卷，其实很早就已经设计过。但是，中组部委托还是第一次。”（上海《东方早报》）
而且，本次“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与代表性——调查范围将涉及中央机关、省、市、县、乡、村各层次的干部和群众8万人；前所未有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委托国家统计局作为“第三方”独立完成。这样的举措，令人刮目，但深意不止于此。8个月前，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把选人用人的评判权交给群众。现在，中组部的“民调”，既可视作是对中央精神的落实，更释放出这样的信号——今后，干部的提拔任用、官员“乌纱帽”的去留将更多体现“公议”。（北京《人民日报》）
幷且，这种调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从今往后每年举行；不是在个别地方展开，而是涉及31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尽管该民调幷非涵盖所有干部，仅限于社会公众对于组织工作和组工干部的满意度，仍然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想像空间。（上海新民网）
2、民众监督又添渠道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选拔谁、怎么选、谁来评，这类“党务工作”常常由有关部门“闭门决定”，公众知道“结果”即可，不必公开“过程”。这就难怪“带病提拔”、“任上腐败”现象屡屡发生，贪官、庸官、太平官不断出现，舆论要求干部人事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现在，由中组部委托国家统计局就组织工作进行“民调”，在更高层级与更大范围内，为公众表达权增加了一种渠道。（广东南方网）
可以想见，当民众在选人用人环节的意见日益被吸纳，当官员必须重新掂量一项决策究竟是为了政绩好看还是民心所向，个人的行为是否失范，甚至于自己的“工作圈”、“社交圈”、“生活圈”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民众在官员前途与命运上的话语权得以扩大后，政府与官员的行为，才能主动地向民众的意愿靠拢。而官员的“乌纱帽”究竟掌握在谁手里，是组织工作的“要害”；对民意是否有敬畏之心，是避免权力“脱轨”的灵丹妙药。只有从选“官”到用“官”各个环节的连续监督，才能使各级官员增强责任心、敬畏感和廉洁度。（上海《文汇报》）
3、既要唯上又要唯下　官员慨叹做官越来越难
从中组部“干部满意度民调”的举措可知，民调、民意、公信度，已被主动纳入干部任免的标尺。网上、民间一片叫好声中，某些官员开始发出“做官难”的感叹：“这官越来越难做了，不仅要唯上，还得唯下。”可以看出，目前想在中国官场获得升迁，仅靠“听上级话、站好队”、“听招呼、听指挥”、“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是远远不够的。置身官场，官员的眼光不仅要向上看，更得往下看。仅以汶川大地震为例，一批不作为、不尽职的四川官员被就地免职，即为其继任者和同行们敲响了警钟。贵州瓮县等地发生恶性群体事件，一些官员丢了“乌纱帽”，一大原因便是漠视民意、招致民怨。（北京中新网）
人们注意到，无论是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铁腕新政的高调，还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组织官员电视辩论的创新，打破陈规、以民为本、尊重民意已成为中国政坛新星们必须努力修炼的不二法门。（四川新闻网）
二、组织工作揭开面纱　选官更重“民意秤”
1、委托统计部门进行　组织工作撩开神秘面纱
此次“干部满意度民意调查”引起广泛关注，如何保证调查的客观与真实性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如果调查缺乏独立性和科学性，其结果必然令人生疑。此次民调最为人称道的，是对这样一种关系自身形象和社会评价的民意调查，中组部委托“第三方”进行，是组织工作中一项富有革新精神的举措。这就免去了瓜田李下之嫌，使调查结果更趋于客观真实，从而让公众更乐于认同接受。（广东《羊城晚报》）
7月14日，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调查的问卷由国家统计局设计管理司负责设计，“这个问卷大约有二三十个问题，分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民意调查”。中组部之所以委托国家统计局进行调查，“除了因为统计局具有专业调查水平之外，另外也是着意做到调查的客观与真实性”。（北京新华网）
中组部民调一经公布，即刻引发四方热议。众所周知，组织部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权力架构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执掌干部遴选、任命等相关使命。曾有戏言称，“紧跟组织部，年年有进步”，由于选拔程序不够公开，组织工作在民众心中颇有些“神秘感”，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猜测和疑问。毋庸讳言，当前选“官”用“官”方面的不正之风还屡禁不止，“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等问题仍很严重。而这些弊病，往往与一些地方部门组织工作不公开、不透明和暗箱操作有关。（上海《文汇报》）
2、民意愈益受到重视　弥补政绩考核体系不足
近来，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出了很多新鲜事：中组部委托国家统计局作为“第三方”，首次在全国范围调查干部选拔任用等组织工作的公众满意度；贵阳4个区县党委“一把手”公推竞岗；重庆官员上电视开展辩论赛……这些事件中透射出的信息是，选人用人更加重视“民意秤”。（北京《北京日报》）
贵州瓮安事件，给了人们一个深刻启示：对民调程序和民调结果的轻视，在一些方面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事实上，如果瓮安有民调，因移民搬迁、矿权纠纷、房屋拆迁等引发的不满反映到民意支持率上，还会演化成群体性事件吗？一个地方政府，如果不注重民意，不调查民意，很有可能走到民意的对立面，民意的表达，如果没有一个合理快捷的渠道，最终有可能被不理性的情绪所引导，造成社会的灾难。（广东《现代快报》）
长期以来，无论“选官”还是“治吏”，民意评价始终只是个“软”环节。自上而下，层层发现与选拔，仍是官员遴选的主要方式。决定一个官员任用与升迁的，更多的是上级组织部门。在这种由上而下的选人用人模式下，为了尽最大可能给官员的留任或提拔树立一个客观标尺，政绩考核是必不可少的程序。近年来，考核指标、权重、方式一直在与时俱进，考核体系也越来越严密。但是，这种由上对下的考核再公平合理、再严密，也难免百密一疏，为了考核交出的“成绩单”漂亮一些，不少官员总是能“研究”出对策。正因为如此，在对官员的选拔任用中，民意越来越为执政党所重视和强调，而动用国家专业调查力量，抽取8万人专门对组织工作进行民意调查，这个“大手笔”更是充分彰显了中央对民声的重视。（北京《瞭望东方周刊》）
3、“官员选拔”深度开放　提高用人公信度可靠性
中组部民调方案一经公布，即刻引发热议。众所周知，组织部门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执掌干部遴选、任命等相关使命。组织部门现在以民调的方式征询民意，肩负重权而问计于民，实为突破之举。通过民调，将组织工作延伸至民众能够置评的地步，提升官员任用、惩治用人腐败等程序的开放程度，无疑是一良策。（北京《新京报》）
而且，现今干部任用前公示，以获取民众反映，已是定例。但中组部民调所释放出的信号不止于此，而是希望组织工作的几大环节（遴选、任用、督察等）都向民众开放，进而将组织工作放置于更广泛、更稳固的民意基础上。（山东青岛新闻网）
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更大范围内的民主测评，正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漠视民情，回避民意，对民众的呼声不甚了了，那么“公信度”无从谈起。（广东《南方日报》）
三、民调加速政改步伐　破解官场潜规则
1、民调能否反映民意　科学性透明性乃是关键
本次“干部满意度民意调查”因意义丰富而被寄予厚望，民意调查样本量达8万之巨，抽样范围遍及从乡村基层到中央各层级的干部和群众，每年一次持续进行。幷且中组部也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民意调查工作的正常进行，以确保统计部门独立完成民意调查工作。这样的设计和规定，已经清晰表明中央对此次民意调查科学性和公正性的强烈重视。（湖北《长江日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亦认为，“民意调查能够很好地把民意和官方执政协调结合起来，但能否保障民意调查的科学性和透明性是此举成败的关键”。如果调查不透明，结果不客观，反而会使民众对调查失去信心。而要发挥民意调查的作用，重要的是该如何出台适合中国国情的调查制度，从而避免民意调查变成“欺上瞒下”、自欺欺人的遮羞布。（北京《财经》）
2、须防当地政府介入　警惕“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据知情人表示，中组部针对“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的客观与真实性问题已经做了具体部署，幷已于近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民意调查工作的正常进行，以确保统计部门独立完成民意调查工作。如果调查缺乏独立性而掌控在官员手上，那不等于是组织者自己调查自己了，哪里能调查出真正的民意？民众又哪里敢说真话实话？这样的民意调查既是劳民伤财更是强奸民意。所以中组部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民调”，姿态很值得赞赏。（河北《燕赵都市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政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燕继荣指出，调查过程中，要注意当地政府的介入。如果由当地领导干部陪同到群众家里去调查，群众会不会说真话？“对于调查结果的汇总，技术上的操作难度不大。但在结果公布的时候，会不会对数据进行某些调整？GDP增长率可以调，环境污染指数可以调，组织工作的群众意见也可以调”。（北京《中国青年报》）
民调的生命力在于数据的客观准确，中组部引入民意调查的目的也在于此。但由于受权力的干扰，一些地方的统计数字，几乎成了“魔方数字”，如何防止“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仅仅靠中组部一纸“不得干预”的通知恐怕不行。（河北《河北日报》）
3、民调加速政改步伐　党内民主迈向社会民主
“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是征询民意的一次新尝试、新探索，尽管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其进步意义不容低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评价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是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的第一步，由中组部率先发起，意义更大。”大规模的民调是为党内民主的举措，也旨在推进党务公开，它为干部选拔增添了民意的参照坐标，定然有助于运行模式的深度开放。（广东《南方都市报》）
“很多人都有参与政治的热情，苦于无途径表达。”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王鹤说，这次调查可以说是渐进、有序地引导人民参与政治。无论如何，中国必须走政改之路，而民调将有益于推进政改。（北京华夏经纬网）
四、是否影响官员去留　民调不能走过场
1、民调避免流于形式　统计失真问题不可小觑
长期以来，国家统计局搞过多次全国性的社会调查和统计工作，譬如住房价格的涨跌、居民收入的增减等，发布数据失真，与民众的切身感受大相径庭。这次的民调，是8万份的问卷调查，内容是否明确、设计是否科学、其结果如何，自然不得而知。但发放的标准是什么？发向哪些部门、哪些人？倘若缺乏公开的透明度和公平的规则，倘若被“少数”地方、“少数”部门的一些人趁机利用，混水摸鱼，虚张政绩，那么就会影响和掣肘民意调查的独立与公正，也就可能失去其真实性和科学性，不仅达不到民调的目的，还可能沦为新的笑柄。（湖南红网）
在开展民意调查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三大标准：一是抽取近8万人开展调查，这8万人对全国13亿人口来说，比例幷不高。因此，调查样本的选取如果不具有普遍意义，那恐怕是南辕北辙。二是民意调查过程的相对封闭性，避免出现民众因担心自身立场“泄密”遭至报复，而放弃客观立场。三是要设计合适的问卷内容。例如有一次我填写对市委常委的问卷，发现没有一项我能选择。有的项目，如“个人的廉洁程度”，如果与常委本人没有密切的接触，无论如何是无法在几个等级中做出选择的。可是偏偏没有“不瞭解”一项，于是只好保留空白弃了权。又如“开拓进取”一项，如果没有与这位常委发生过一定的工作关系，又怎样能判断某项开拓进取的成果与他（她）个人有什么关系呢？事后与其他参加的人交谈，大家都有同感，多数人只能选择弃权，交了白卷。只有保证以上三大标准，民意调查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才能符合中央通过民意反馈来验证组织工作成效的初衷。（上海《新民晚报》）
2、切莫雷声大雨点小　真实结果能否公之于众
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向来是衡量各项工作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如何把语境模糊的“满意”量化为更为具体、直观的政策准星，新近推出的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即是一次大胆试水，为群众表达诉求拓宽了一个制度出口，无疑给人以无限期待。（北京《法制日报》）
目前，公众最为关注的是，调查结果出来后怎么办；有关部门会不会公布最终的调查结果；“干部任用满意度”的调查结果是一份给上级领导看的内参，还是每个公众都看得见？如果满意度很高，那好办，有关部门会毫不犹豫地公开，因为这是他们的政绩；可如果满意率很低呢？公众以手投票表达了不满，有关部门有没有勇气向公众毫无保留地公开不满意率？试想，如果大张旗鼓之下的民意调查，最终只弄成个雷声大雨点小的“自娱自乐”，那么对干部的民调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只有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才能取信于民，使民调具有威慑力。（广东《信息时报》）
3、能否挂钩官员任免　“干部民调”应有问责功效
能否对满意度差的官员予以问责和处理，也为人们留下了新的期待。“干部满意度民调”不能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民调，而应该有实质性的问责功效，民调反映出的民意应该得到尊重，民意应该有“杀伤力”。如果调查程序完结后，只简单公布一个结果，就匆忙宣布“圆满”、“胜利”、“上了台阶”，那无疑不能服众。（陕西《西安晚报》）
安徽省前年就曾组织过一次“万人评行风”活动，历时半年、花费约20万元人民币、有50多万民众参与，声势甚为浩大。但据说因民调反映民众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意率非常高，组织者担心民调结果影响投资环境而未予公布。这样的情形但愿不要出现在此次中组部请民众给官员打分上。如果出发点不是为了反应最大可能的民意，如果落脚点不是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民调岂非一个更大的作秀？（美国《侨报》）
应该承认，民调作为反映民意表达的一种形式，在国内还不成熟。以前类似规模的调查也不是没有办过，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后来都跑了调，变成不痛不痒的工作总结。民调结果如何与官员任免挂钩？这一点幷未明示。民众希望民调更公开、更广泛、更准确，也希望“民调结果”真的有用，而不仅仅是走走过场、参考参考而已。在国内的现有体制下，民意不可能直接左右官员去留，但完全可以让民调结果通过影响上级决定下级官员的去留，民调同样可以有意义。（广东《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