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

一生创作小说三百余本，编剧六百部，自称“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
直到现在，倪匡性情不改，交友之道依然是“聊得来的多聊，谈不来的不聊。”　 陈远 摄
◎关于倪匡
倪匡，原籍浙江镇海，1935年出生于上海，1957年到香港。武侠小说以《六指琴魔》为代表，想象奇特；也曾在金庸出国期间代金庸写《天龙八部》连载（这一部分后来金庸改写时删去了）。
最多产、多样化的作家
倪匡是最多产、多样化的作家，他自称“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倪匡也是最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作家，他从不拖稿、欠稿。但稿费、版税奇高，并有两大原则：请先付钱；货出不改。
自1957年由内地来港后，写了三十年，一个星期写足七天，每天写数万字。江湖中人更戏称他为“袋装书大帝”。出版界流传一个笑话：即使倪匡写的是无字天书，也会迅速售清。顶多下次购买倪匡作品时，看清楚是不是无字天书续集罢了！在香港，纯以写稿而致“富”的作家甚少，倪匡是其中之一。
写作动机
倪匡的写作动机，一、谋生；二、兴趣；三、没有别的本事（但后来又发现自己是个很称职的演员）。写作收入，稿费加版税，一年超过二百万港币。
华东人民革大 命运的契机
我到华东人民革大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那一年（1951年）我16岁都不到，读高中，有一次逃课在马路上乱逛，走过外百渡桥的时候，刚好有一阵风吹来，把墙上布告的一角吹了起来，遮住了另外一角，看不到布告的内容了。如果没有风吹着，我根本不会看那个布告，谁管他什么内容呢，可是风偏偏把布告吹了起来，我偏偏又有好奇心，就走上去把布告揭开来看。一看，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招生，最后一天，招生处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反正也没事，就走过去看看。结果就报了名。当时要求报名的人要年满17岁，可是也没有人管你，他们问我念到哪里，我说初中毕业，他们说好，那你来吧。就这样，我被送到苏州去受训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就分配工作了。
还没有毕业，就去参加了抓反革命。当时我们是跟着公安部出去走走，看看门而已。我记得一个晚上在苏州就抓了很多人。我们很迷惑：怎么那么多的反革命？后来了解到，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先是在上海展开，很多人从上海跑到了苏州。这是1951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后来枪毙反革命，我们跑去看，小孩子看到那种场面，回来吃不下饭。
接下来就是土改斗地主，斗争地主的时候，说我同情地主。怎么回事呢？当时让我写一个布告，公示判处死刑，写判处死刑理由的时候我问写什么，领导告诉我写地主。我说地主不构成死刑理由。领导说：让你写你就写，口罗嗦什么！后来我写的第一个关于卫斯理的小说，就把这段经历写了进去。
内蒙古岁月 不屈的灵魂
在革大受训完后，还有另外一段故事，才去了内蒙古。
在内蒙古，因为大雪阻路，煤运不进去，天寒地冻，很多人都冻死了。我拆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桥当柴火，我想河水已经冻到底了，要化冻至少也要到六月，那时我砍一些树再搭好就是了。我以为我在挽救同志生命，结果被冠上了“破坏交通”的罪名，“破坏交通”是现行反革命，很大的罪。我被关在一间周围没有人烟的小房子里，门也是透风的，里面只有一个炕，每天晚上，狼就围着小房子，嗷嗷地叫，狼叫声真是可怕。这小房子以前不知道做什么的，我垒了炉灶。当然没有煤，要自己收集干草，不然零下三十度的严寒，要死掉的。他们每两个星期给我送一次吃的，第一次给我送来一块很大的“花岗石”，我问：“这是什么？”送东西的人答：“豆腐。”好家伙，豆腐要拿斧头砍着吃。幸好那时候年轻。
我是骑马离开我所在的单位的，当时我的单位要组织一个法庭审判我，所以我要逃走。一个朋友给我偷了一匹马，朋友告诉我：骑着马一直往北走。我说，往北走不是蒙古游牧部落吗？朋友说：就是要去游牧部落呀，他们一定会收留你的。到了那里，你学蒙古话，过两年，改个蒙古名字，你就变成蒙古人了，娶个蒙古姑娘更好。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来，不会再有人管你。我就骑着马一直往北走，当时是五月中旬的样子，抬起头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北斗星，就像现在这个时候。从九点钟走到十一点钟，忽然天阴了，下了一场大雪，东南西北再也无法分辨，只好随着马乱走。大概走了几十里路，天快亮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小火车站，正好有一辆火车开来，我也不知道火车是朝南还是朝北，就上去了。没有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就好了。
上了火车，没有地方可去。一想，大哥在鞍山，不如到鞍山好了。到了鞍山，在那里报了一个临时户口，我在鞍钢做了两个月的小工。每个月的工资也不低，有四十多块人民币。那时候旧币已经改成新币，是第一套新人民币。
身边有了一点钱，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到上海看看再说。因为父母在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在那时就已经想到了最终目的地是要到香港来。
初到香港 文坛露峥嵘
初到香港的时候，什么活都干过。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身边的人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稿到《工商日报》。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写的那篇小说，十月份发表出来。文章登出来，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九十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让我继续写。我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后来我就到处去投稿，从我第一次投稿到现在为止，没有被人家退过稿。
写到后来，有家报馆的社长找到我，他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我反正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了。”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三百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过都没有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六百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六百字的社论。报馆一个月给我一百一十块钱，可以生活了。那时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个月要靠借高利贷生活。我看不过眼，当时我半个月发一次薪水，55块钱。我就跟字房工人说：“你们真是要借的话，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们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们还。”我离开香港十几年，前年回来，走在大街上有人看见我了就拥抱，一报名字才记得是当时报馆字房的工人。
当时台湾有个很出名的作家，叫司马翎，在我任职的那家报馆，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还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三块钱一千字，一天两千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