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

前言　　环球财经副社长 彭晓光

　　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文仅是一家之言，谨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一，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虽然届时中国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且综合国力弱于美国)，而且，中国还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二，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仅仅在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弱。)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

　　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三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惟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毛主席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三步曲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环球财经副社长 彭晓光

　　一，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得咄咄逼人。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十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十年后“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布什—切尼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二， 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三， 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四， 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四个误区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一：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了成为“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做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三：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的幼稚)。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九个紧迫课题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几乎所有大国都成了美国盟友——当然，按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的逻辑，那无非是“仆从”、“附庸”的代名词而已。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

　　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地缘政治军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罗斯：极而言之，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同盟中，美国也根本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先于美国走向同中国的正面对抗。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欧元区在低碳新能源领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最大，与美国合作针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战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为欧元也是美元的攻击目标；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一方面，美国西方希望印度的发展能强于中国，否则印度作为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给美国西方的意识形态说教带来很大的难堪(国内某些自由派学者不顾基本事实，硬要论证印度的发展强于中国，这使他们成了公众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让印度经济腾飞成为第二个中国，美国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实将更难以承受。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辞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权益方面依然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中美对抗中，主动或被动支援美军是一回事，在美国居于幕后“隔岸观火”的情况下，走上同核大国、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全面对抗的第一线，对日本而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战略自杀。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二 ，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三 ，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意识形态传媒

　　四 ，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五，“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

　　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象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腐败，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现在“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

　　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洋奴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货币金融

　　六，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七，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未来10～15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中国内政

　　八，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美国内政

　　九，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

　　二是由于俄罗斯、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

　　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警惕国际热钱战略做空中国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较大波折，华尔街投行顺势启动做空方案，将会给对中国经济带来相当有杀伤力的影响

　　■ 中国建设银行  邵风高

　　目前，中国正处于严厉打压房地产泡沫的敏感期，国际热钱伺机战略做空中国，对中国经济构成潜在威胁，增加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因此，关注国际热钱唱空中国经济的主体、依据、途径、后果，尤其必要。

　　不断升级的“唱空中国”

　　唱空中国的声音早已有之，数年前就有“中国经济崩溃论”，但是中国经济数年来一路高歌，使得“崩溃论”不打自灭，中国金融界对此论调早已淡然处之。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次的唱空与以往的情形十分不同，具体表现为“四大质变”：一是唱空的主体发生了质变，从以往的无名小卒升级为热钱总指挥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二是唱空力度发生了质变，从以往的独唱升级为热钱阵营大合唱，从边缘的角色升级为主流角色；三是做空思路发生了质变，从以往的零散片面转变为目前的系统严谨；四是做空发生了阶段性质变，以往的做空只是对未来的构思，此次则是十分现实的做空行动，参与做空交易者已经“十分拥挤”。

　　最初的唱空者是对冲基金，纷纷发布报告表达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

　　英国对冲基金经理人休·亨德利(Hugh Hendry)宣称押注中国信用泡沫将破灭，造成经济萎缩，进而引发全球危机，其旗下资产管理公司已在国际市场买进20 家公司的选择权。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崩溃，这些选择权就能获利近5 亿美元。

　　知名对冲基金管理者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在今年1 月抛出观点，认为“中国飙涨的房地产市场，是靠投机性资金撑起来的泡沫，相当于1000 个以上的迪拜。” 查诺斯是对冲基金Kynikos Associates 的创始人，曾在2001 年以前准确预言了安然泡沫，并通过做空安然，获得了巨额收益和声望。

　　另外一个影响较大的是对冲基金公司Pivot 发布了《走向未知领域的大跃进》的报告，依据中国自1998 年以来12 年的投资周期数据，分析了在基建、制造业与房地产领域的产能与需求现状，认为中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低效而不可持续。

　　紧随对冲基金之后的是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也加入唱空中国的队伍，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 2 月指出，10 年内中国靠举债助长的泡沫破灭后，将引发区域经济衰退。花旗经济分析师Willem Buiter 和沈明高预测，中国泡沫可能在一年内或三年内破灭，届时将陷入衰退的困境。

　　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经济过热。中国应该逐步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并让人民币升值。但中国行动相当迟缓，没有尽快行动。”

　　因成功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闻名的麦嘉华(Marc Faber)也发出了同样警告，他在前几年还一直看好中国房地产投资，但最近指出，“市场告诉你事情不太对劲。不论如何中国的经济将会趋缓。未来9 至12 月，甚至可能崩溃的机率增加。”

　　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美国西北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他认为2004 年至2009 年底地方政府负债额达到11 万亿元，这比国内五、六万亿元的估计要高出一倍，并称今年中国政府累计负债或许会达到GDP 的96%。最糟糕的情况是，会在2012 年左右爆发相当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这份报告发表后，立即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国际上对中国的态度顿时变得狐疑不定，如果中国政府的负债水平果真这么高的话，会不会爆发类似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呢？

　　唱空狂潮引发做空高潮

　　唱空中国发生真正质变的标志，是国际投机资本之领袖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参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历来是制造局部金融危机的主力部队，也是国际热钱流动的指挥棒，一旦这根指挥棒挥舞着要做空中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严重冲击将十分严重而深远，这一点中国的决策层不可不查。

　　据著名杂志《经济学人》披露，2010年4 月高盛发表了一份关于如何对冲经济下滑的报告，尝试着曲线远程做空中国。通过一些战略布局，高盛(包含其客户)能够从中国经济的下行中获得杠杆收益。该杂志如此转述其内容：“高盛关注购买以下金融产品：与中国关系紧密的香港和记黄埔电信公司的信用违约掉期、一项亚洲(不包括日本)信用违约掉期的指数、从澳元、高盛的大宗商品指数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此指数由中国在港股上市的公司组成)下跌而获利的组合期权。”这些都是高杠杆的衍生品，也都是高盛运用最娴熟的看家本领。

　　然而，极为巧合、极为让人诧异的是，同在2010年4 月份，摩根士丹利也发布了一份内容相近的报告，上面注有“高度机密(highly confidential)”的字样。报告主题是：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下行风险，如何从中获利？据《经济学人》披露，摩根士丹利设计的盈利方案是：投资者应该买入互换和期权，从而在韩国和澳大利亚通过降息提振需求的过程中获利，建议投资者买入原油、铜和大豆的虚值看跌期权，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导致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降低。

　　与此同时，全球主要评级公司惠誉对中国的态度似乎也发生了质变，一再强调中国银行的风险非常高，中国可能会被巨额不良贷款拖垮，其态度之悲观清晰可见，动摇了不少投资者对中国的乐观判断和坚定信心。惠誉报告认为，中国很多银行把贷款重新打包，出售给散户投资者、信托公司和企业，“卖出贷款的银行承诺在未来某个时候回购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贷款可能不会出现在卖方或买方的财务报表中。”通过把贷款放在账外，银行得以让贷款增长率符合政府设定的限制之内。2010 年上半年，中国央行公布的信贷额度是4.6 万亿元，但惠誉认为还存在1.3 万亿元的表外信贷，这使得真实信贷规模被低估了28%，可见表外业务对中国构成的风险相当之大。

　　唱空高潮引发做空高潮，国际热钱正在通过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卖空中国股市，卖空比例创逾两年来新高。彭博的交易数据显示，5 月4 日Ishares 安硕新华富时中国A50 指数ETF卖空比例占总成交量的39%，创2008 年2 月19 日来新高。

　　“曲线做空中国”是重要手段

　　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缺乏做空的金融产品，国际热钱直接做空中国经济难度很大，因此他们试图以“曲线做空中国”的方式获得利益。根据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做空中国经济的方案，他们选择与中国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进行做空，并最终把焦点锁定在韩国和澳大利亚。

　　关于做空工具的选择，一是韩元和澳元的衍生品。中国经济的繁荣伴随着澳元和韩元的走强，这是资本持续流入亚洲所致。中国经济一旦出问题，伴随经济衰退的必将是资本撤离亚洲，从而导致韩元、澳元的大幅下跌。因此，如果中国经济出问题，热钱则可以通过做空韩元、澳元获得杠杆利益。

　　二是石油、铜和大豆的衍生品。目前中国消费量占全球的比例，石油约占10%，铜占40%以上，大豆占20%以上。如果看2005-2009年的增量数据，就更加说明问题。在这五年中，对于全球需求增加，中国的贡献度分别是：石油260%，铜240%，大豆57%。可见，中国需求是这三种商品的绝对支撑。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出了问题，这三种商品价格必然失去支撑下行，热钱也可以通过做空获利。

　　三是五个股票指数衍生品。 HSI 香港恒生指数、HSCEI 香港恒生中国国企指数、KOSPI 韩国股票指数、AS200 澳大利亚股票200 指数、Ishares 安硕新华富时中国A50 指数ETF。

　　四是看跌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利率。在交易中，支付给对手方浮动利率，自身获得一个较高的固定利率。原理是什么呢？以澳大利亚的利率为例。目前澳大利亚在全球率先进入加息周期，但是中国经济一旦放缓，澳大利亚经济必然不景气，加息周期就会被打破，反而进入一个降息周期，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所以，投资者可以参与利率互换，收到一个固定的当前利率，支付给对方一个浮动的利率。等澳大利亚需要降息以刺激经济的时候，浮动利率会降得很低，从而实现获利。

　　五是做空中国经济相关的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是一项十分具有杀伤力的金融武器，曾经把雷曼、AIG 击垮，把欧元区搞得难以招架，现在已经针对中国使用，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具体包括：与中国关系紧密的香港和记黄埔电信公司的CDS、亚洲信用违约掉期的指数(不包括日本)、中国主权债务CDS。

　　对可能的后果需格外警惕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较大波折，华尔街投行顺势启动做空方案，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相当有杀伤力的影响。具体而言，有六大影响。

　　一是中国持续吸引资本流入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马来西亚等多国均有此遭遇，从资本大流入突变为资本大撤出。从事实来看，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态度已经由原来的充满信心变得狐疑不定。

　　二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陷入深度破裂。房地产一度是国际热钱投机中国的重要领域，但是现在热钱对房地产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质变，泡沫必将破裂已是共识，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野村证券近期频繁地向客户发布报告传达这个观点。

　　三是大宗商品大幅回调。尤其是铜、石油和大豆三类商品，属于热钱做空的重要阵地，必将遭遇严重的下跌。

　　四是外汇储备快速消耗，甚至可能出现兑换困难。中国外汇储备虽然很大，但是现金头寸很少，大部分是长期债券头寸，无法迅速大规模变现。热钱集中流出的话，中国很可能在兑换上出现紧张局面。

　　五是人民币贬值压力急遽升高。虽然当前普遍预期人民币会升值，但是需要高度警惕的是，人民币升值是热钱最大的期待，升值之后随即撤出，直接导致持续升值预期的破灭和大幅贬值的压力。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周其仁近期已经反复表达了人民币升值转化为贬值的极大可能性。

　　六是热钱从股市和楼市的撤出，洗劫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居民财富缩水效应反过来使得长期不振的内需更加疲软，中国转变增长模式的努力也可能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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