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琅：不能简单地说改革失败了

　　的确，医疗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中国老百姓所面临的“三大民生问题”之一。现在有种说法叫“返贫”，据调查中国“贫困农民”中有40%以上是由于生病、又遭遇高昂的医疗费而“返贫”的。调查发现：我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有些人自己买药吃，还有人压根儿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在去看了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还有，调查分析认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

　　“三大民生问题”之二，就是“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是中国的特色，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教育早已不是“民生问题”了。目前世界上，中小学“义务教育期间”，除了战乱和非常落后的国家，哪个国家会向小学生收学费？哪个国家的中小学学费，会像中国收的这么多？恐怕是没有了。就连文革前虽然没有讲“义务教育”，却只是小学学费2.5元，中学学费5元，大学没有学费。中国的任何中学生，只要能考上大学，也就有了公费医疗、城市户口、国家负责分配工作。农村的孩子，只要成绩好，考上大学，可以不用家里负担一分钱。而现在所以敢向小学生大收学费，敢于对“义务教育”几个字视若不见？就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们发明了“教育产业化”这个邪恶的口号和理论！尽管对学生收费很高，但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极少，在全世界属于少得可怜的一种。当国内有人胡说中国是“举国兴教育”、“再苦不能苦教育”时，《参考消息》上有人指出，中国是用占世界1%的教育经费，来对付占世界25%的学生。

　　“三大民生问题”之三，是“住房产业化”。近年来房价却持续猛涨，涨速越来越快，一年比一年高。前几年还只有百分之几，今年的房价据说已经比头年上涨约1成。这情况合于所谓“市场规律”吗？当然不合。美国普通房子的价格，其相对价、有时甚至是绝对价，大都没有北京的中等商品房贵。苏联解体后，俄国许多社会福利，并未因苏联解体而被废除。俄国人民仍然享受着免费教育、基本免费医疗、不收水费、免费供热水、而交通费和电费都极其低廉。特别是，俄国政府在房屋私有化的时候，每人有18平方米是免费供应的。18平方米以上的部分，价钱也很便宜，决不像中国的购房老百姓、几乎要终其一生的努力才能买到一套带有“土地使用年限”的住房。我不明白的是，既然中国买的房都有“土地使用年限”，那究竟算什么“私房”呢？那么在本质上岂不还是一种“向国家租房”，不过是一口气租它几十年罢了。

　　我们中国，虽然骄傲地走着和俄国不同的政治道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名号还在，没有解体，但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几乎全部“解体”了。公费医疗几乎没有了，教育单位已成了“高价收费”的机器，水电费不断上涨，免费暖气、热水供应从来没有过，交通费也在不断上涨……。

　　既然医疗、教育、住房问题，成为了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那么，有关部门宣布这几项改革的失败，又有什么不对呢？

　　因为，改革初衷本来就不是为了满足民众的需要，而是为了转嫁财政负担，而且它也最终很好地实现了这个目标，虽然老百姓有些不满但是精英们满意了呀，改革不可能没有人承担成本和代价，作为改革初衷的目标都很好实现了，这怎么能说改革失败了呢？

　　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提高工资、减少积累（收买人心），国家财政连年出现赤字，减少财政支出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此就出台了各种给财政减负的“改革步骤”。首先是拒绝给企业提供资金，进行“拨改贷”，这是把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转嫁给银行承担；而企业还继续跟毛泽东时代一样要向财政输送高额的税收和利润，由于失去了原来返还份额，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的“提款机”。

　　例如大学教师的工资，在物价连年上涨的岁月显得很低，教育部多次打报告，要求给教师涨点工资。最后不肯涨工资，但是同意“破墙开店、文凭批发”，这实际上是开口子让教育通过自己掌握的垄断资源去社会上攫取财富，在财政之外去老百姓那里寻求财源，来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这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养官于民”政策。后来朱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则把这一政策后果推向了极端，使得高校在短时间内获取资源数量，迅速攀升到历史的顶点。

　　在毛泽东时代晚期，中国85％的人享有医疗保障，但是医疗事业的GDP不过300亿元人民币；在2000年中国医疗产业产值达到7000亿元，但是享受医保待遇的群体不超过人口的15％。由此可知，让老百姓享受医疗保障，其实对GDP翻两番一点贡献都没有。而不顾一切地追求GDP数量的增长，都是“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被包装成为“硬道理”。

以前教育、医疗和住房，都有很切实的解决方法，不需要人民自家出高价，现在都成了不出高价就得不到的东西，这三个方面都变成了别人可以“趁人之危”， 要上学，多拿钱来，要治病，多拿钱来，要房子出高价。一个人处于“危难”之中，必定意味着失去了选择余地，谈判地位就急剧下降，不得不接受对方的价格敲诈，谈判地位的极端不对称是不合理收费高价服务得以维持的原因，而所谓的改革使得多数人在这些方面的谈判地位急剧下降。精英们不是很喜欢说有“危”就有“机”嘛，改革如果不把不“危”的东西变成 “危”，又怎么能给少数人创造机会呢？

　201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