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也谈孔子与西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13 00:29:10
作者:小烧饼 点击数:511 更新:2006-10-21 | 上传者:小烧饼【个人专辑】【发短信】
孔子作为中国的“大圣至成先师文宣王”，在海内外备受推崇自然是值得吾国吾民自豪的事情。但像南文瑛君这样片面夸大这位乡贤在域外正面影响力的过度“与有荣焉”心理和过度强烈的文化自尊心理却是不足取的（参见2005年6月2日《华商报》“冰针”版南文瑛文《孔圣人启迪西方》）。同时，他（她）对孔子在西方的遭遇的描述也是不客观、欠全面的。
其实，西方人并非对孔子只会一味地顶礼膜拜，他们中不少人就对孔子的思想提出了质疑甚或批判。
西方人真正对孔子下工夫研究的，要数马克斯·韦伯（１８６４-１９２０）。韦伯曾被《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称之为“是在他同时代中，唯一引起世界注意的德国社会学家”。关于儒家学说，还有印度教和佛教，韦伯的结论是：它们都不适合于掀起资本主义精神，并含有重要阻止资本主义出现的因素。
１９９３年，《他说的仍在实行》一文的作者莫格（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ｅｓ－Ｍｏｇｇ）说：“孔子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有着实用主义哲学：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同时，两人也都缺乏民主的观念。” “和柏拉图一样，孔子认为‘明君’治国可以创造一个好的社会。他们都是成功的教育家，但在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上，也都是失败的政治家。”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６日，美国《标准周刊》在一篇批评东方不尊重个人自由的文章里这样写到：“西方保守派已经很快赞扬了孔子的伦理并把它看作是与我们自己的伦理是相似的，如自律和重视道德，同时也看到了东亚的成功。”作者又说：“但某些政治领导人，如新加坡领导人，在利用西方对孔子个人品格的仰慕以达到其专制的意图。”这种以捍卫孔子本位来批评对方政治观点的文章，在西方并不少见。
１９９９年３月，美国蓝盾（Ｒａｎｄｏ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孔子住在隔壁：生活在东方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在西方》。有人是这样评论这本书的：“他（指该书的作者）企图准确地分辨出两种不同哲学的根本不同，一个是西方哲学，由希腊文明演变而来并流传在欧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另一个是东方哲学，自孔子而来并流传在“筷子”文化里，从中国到马来西亚（家庭单元，社会义务和意见一致）。”“隐藏在亚洲生活稳定的背后，建筑在孔子伦理说教之上，弥漫着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行贿受贿和白领犯罪。”
勿庸讳言，西方不少人也有直接批评孔子的某些观点的。例如，有人认为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导致亚洲自古以来不重视商人地位的主要原因，而在美国这个“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却很尊重商业人士的价值（《亚洲周刊》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有人把孔子“重仁轻法”比喻成“只用一根渔竿钓鱼，而拒绝用渔网”。也有人指出孔子的思想中有与二十世纪的西方观念不合拍的，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与自由和平等是不合拍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合乎人道主义，等等。
由此可见，南文瑛君在西方人评价孔子方面是有着唯正面的刻意选择性的，而这种带有强烈主观选择性的言说对不明就里的国人来说显然有误导的嫌疑。
更为严重的是，南文瑛君还在该文中对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和“亚洲价值观”简单、片面地推崇备至。他（她）在该文结尾流露出的“东方文明”必将拯救“西方文明”的心态也是非常可笑的。岂不知，被称为“亚洲价值观”头号代言人的李光耀却在2001年5月底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明确无误地说，“儒家价值观”在信息经济时代已经过时。实际上，李光耀从“亚洲价值观”立场上后退，并不是在达沃斯开始的。我最早是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文章里了解到这一点的。吴先生在那篇题为《新世纪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文章中说，在2000年北京召开“21世纪论坛”期间，他注意到，李光耀没有讲“儒家价值观”，而通篇在讲如何发挥每个个人的创造性。“我特别提出要请领导们注意李光耀先生的讲演，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权威主义这套东西，在新经济中必须改变了！”（吴敬琏语）
另外，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也曾质疑过“李光耀命题”、颠覆过“李光耀推论”和解构过“亚洲价值观”。对于“李光耀命题”，阿马蒂亚·森的基本态度是：尽管这一命题“有时由某些非常粗糙的实证证据加以支持。事实上更全面的国际比较从来没有证明这一命题，也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治确实有利于经济增长。实际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更多地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
由此可见，南文瑛君贩卖给我们的只是一堆陈芝麻、烂谷子罢了。
(民主自由转贴）
孔子作为中国的“大圣至成先师文宣王”，在海内外备受推崇自然是值得吾国吾民自豪的事情。但像南文瑛君这样片面夸大这位乡贤在域外正面影响力的过度“与有荣焉”心理和过度强烈的文化自尊心理却是不足取的（参见2005年6月2日《华商报》“冰针”版南文瑛文《孔圣人启迪西方》）。同时，他（她）对孔子在西方的遭遇的描述也是不客观、欠全面的。
其实，西方人并非对孔子只会一味地顶礼膜拜，他们中不少人就对孔子的思想提出了质疑甚或批判。
西方人真正对孔子下工夫研究的，要数马克斯·韦伯（１８６４-１９２０）。韦伯曾被《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称之为“是在他同时代中，唯一引起世界注意的德国社会学家”。关于儒家学说，还有印度教和佛教，韦伯的结论是：它们都不适合于掀起资本主义精神，并含有重要阻止资本主义出现的因素。
１９９３年，《他说的仍在实行》一文的作者莫格（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ｅｓ－Ｍｏｇｇ）说：“孔子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有着实用主义哲学：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同时，两人也都缺乏民主的观念。” “和柏拉图一样，孔子认为‘明君’治国可以创造一个好的社会。他们都是成功的教育家，但在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上，也都是失败的政治家。”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６日，美国《标准周刊》在一篇批评东方不尊重个人自由的文章里这样写到：“西方保守派已经很快赞扬了孔子的伦理并把它看作是与我们自己的伦理是相似的，如自律和重视道德，同时也看到了东亚的成功。”作者又说：“但某些政治领导人，如新加坡领导人，在利用西方对孔子个人品格的仰慕以达到其专制的意图。”这种以捍卫孔子本位来批评对方政治观点的文章，在西方并不少见。
１９９９年３月，美国蓝盾（Ｒａｎｄｏ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孔子住在隔壁：生活在东方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在西方》。有人是这样评论这本书的：“他（指该书的作者）企图准确地分辨出两种不同哲学的根本不同，一个是西方哲学，由希腊文明演变而来并流传在欧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另一个是东方哲学，自孔子而来并流传在“筷子”文化里，从中国到马来西亚（家庭单元，社会义务和意见一致）。”“隐藏在亚洲生活稳定的背后，建筑在孔子伦理说教之上，弥漫着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行贿受贿和白领犯罪。”
勿庸讳言，西方不少人也有直接批评孔子的某些观点的。例如，有人认为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导致亚洲自古以来不重视商人地位的主要原因，而在美国这个“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却很尊重商业人士的价值（《亚洲周刊》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有人把孔子“重仁轻法”比喻成“只用一根渔竿钓鱼，而拒绝用渔网”。也有人指出孔子的思想中有与二十世纪的西方观念不合拍的，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与自由和平等是不合拍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合乎人道主义，等等。
由此可见，南文瑛君在西方人评价孔子方面是有着唯正面的刻意选择性的，而这种带有强烈主观选择性的言说对不明就里的国人来说显然有误导的嫌疑。
更为严重的是，南文瑛君还在该文中对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和“亚洲价值观”简单、片面地推崇备至。他（她）在该文结尾流露出的“东方文明”必将拯救“西方文明”的心态也是非常可笑的。岂不知，被称为“亚洲价值观”头号代言人的李光耀却在2001年5月底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明确无误地说，“儒家价值观”在信息经济时代已经过时。实际上，李光耀从“亚洲价值观”立场上后退，并不是在达沃斯开始的。我最早是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文章里了解到这一点的。吴先生在那篇题为《新世纪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文章中说，在2000年北京召开“21世纪论坛”期间，他注意到，李光耀没有讲“儒家价值观”，而通篇在讲如何发挥每个个人的创造性。“我特别提出要请领导们注意李光耀先生的讲演，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权威主义这套东西，在新经济中必须改变了！”（吴敬琏语）
另外，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也曾质疑过“李光耀命题”、颠覆过“李光耀推论”和解构过“亚洲价值观”。对于“李光耀命题”，阿马蒂亚·森的基本态度是：尽管这一命题“有时由某些非常粗糙的实证证据加以支持。事实上更全面的国际比较从来没有证明这一命题，也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权威主义政治确实有利于经济增长。实际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经济增长更多地与友善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严厉的政治体制相容。”
由此可见，南文瑛君贩卖给我们的只是一堆陈芝麻、烂谷子罢了。
(民主自由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