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为何不就历史第二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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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杨树达

不就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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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何不就历史第二所所长

刘梦溪

    蒋天枢先生所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54年有载：“本年春，国务院派原在清华任先生助教之汪籛来穗，迎先生赴京，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友朋亦多促行。先生谢不就，荐陈垣代己。”

    蒋是寅恪先生的及门弟子，甚获先生信任，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即是寅恪先生生前委托其所编定。1964年还曾赠序给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内容简括，采摘谨严，所记1954年事应不误。但寅恪先生为何不就历史第二所所长?《事辑》只引文革中受逼迫所写的一次“交代底稿”，陈述的理由为“贪恋广州暖和”及“怕做行政领导工作”。另据抗战胜利清华复校以后，曾给寅恪先生当过助手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永兴教授回忆，汪籛1954年到广州迎接先生，可能谈话方式不甚得体，曾发生过不愉快。我想这都不是最具说服力的理由。又吴宓女公子吴学昭所著《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披露 1961年8月30日《雨僧日记》记载，为龙云起义立下汗马功劳的李一平氏，五十年代初期，尝有过迎请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的建议，得到政府认可。

《雨僧日记》所载，是寅恪先生1961年当面说给吴宓的，自属可信。这样，政府对寅恪先生的态度，便有两种选择：来北京担任历史第二所所长固可，去江西庐山自由研究亦无不可。如笔者推测不误，则寅恪先生一定感到很为难，毋宁栖身岭表，既能全人，又可以全己。可惜1954年1月16日郭沫若写给寅恪先生的信，我们已无法读到，蒋天枢《编年事辑》只著录了寅恪先生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沫若先生左右：1954年1月16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专此奉复，敬颂著棋。陈寅恪敬启。1954年1月23日。

全信连同行款署年，只有八十八个字。不知郭信是否涉及请先生北上事。亦不知“尊意殷拳”有无具体所指。兹有一点可以断言：到1954年，即距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过去五个年头，才想到迎请堪称“国宝”的一代史学宗师，在时间安排上，无论如何是太晚了。1961年8月30日《雨僧日记》透漏：“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香港。”别人“不知有寅恪”犹可，兼掌科学与文化要职、身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不应该不知道，否则无法解释1954年他写给寅恪先生的那封信。

《礼记·月令》规定：“聘名士，礼贤者”的时间，在“季春之月”。说明我国传统礼俗非常重视执礼的时间性。与人为礼，主要是掌握好人我之间可接纳的度，包括时间的向度和空间的维度。如果错过了执礼的时间，“尊礼”云云，就谈不上了。1993年7月号《明报月刊》王元化先生文章，提到陈寅恪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写序的事。实际上，此序是一篇绝大的文字。序中有一段展望先生对未来文化中国的憧憬，写道：

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残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如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喜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

寅恪先生是我民族为数不多的真正为本族文化所化之人，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里曾说，这样的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以此终其一生，寅恪先生都是个文化悲观主义者。直接抒写对未来文化环境的乐观憧憬，在先生全部著述文字中，此序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写于1942年，正值艰难的抗战时期。文虽为杨遇夫先生而写，未尝不是己身文化理想的写照。

可是抗战胜利了，国共两党的内战也打完了，先生所期待的“晴朗和平之宙合”并没有到来。相反，甲兵虽洗(寅恪诗有“谁挽天河洗甲兵”句)，足以导致国家机体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层创伤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接踵而至。1952年2月15日，《大公报》刊出陈垣的自我检讨文章，题目是《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为了树标立仪，不久《光明日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援庵先生的学问，向为寅恪先生所推重，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曾先后两次为其所著《敦煌劫余录》及《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现在却听读到“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语)的一代大史家的一篇检讨，个中滋味，可想而知。

我认为寅恪先生作于1952年的《男旦》诗：“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极可能也是为此而发。而同年所作的《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恐怕或者说至少也都与此类事件有关。再加上“闻客言，琉璃厂书肆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1951年《迂叟当年》诗题)之类的“流传故事”(1950年作《庚寅广州七夕》诗中有“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句)，以及报刊舆情一片“独讳尊贤信是真”(1952年句)、“文章唯是颂陶唐”(1953年句)，而且“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1951年句)。作为少年时代就有在其“海内尚称乂安”的环境里，已“知其将变”的史识和史思的“国老儒宗”，寅恪先生自然会产生严重的失望感。

最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诗集》，补入了一百三十二首蒋天枢辑《寅恪先生诗存》未载的诗，其中1949至1953年补入七首，另有六首原列入“补遗”，现确定亦为此一时间所写。《诗存》失载的原因，大都是顾忌有“关碍”，或暂时佚而未见，或见而未取。余英时先生释证《庚寅广州七夕》诗，尝谓“领略新凉惊骨透”句，有先生现实感受存焉，以此引起争议。岂知1949年8月另一首《己丑广州七夕》诗，已有句：“帘外新凉惊节换，夜阑离绪总魂销。”正如英时先生所说，八月的广州，就节候言，是不会有什么“新凉”的，当然包括作者的现实感受在内。

1953年所作《咏黄藤手杖》，蒋辑纯是为了避嫌，将诗中第十九、二十两句改为：“擿埴便冥行，幸免两边倒。”原作为“幸免一边倒”，其对五十年代初宣布的“一边倒”向苏俄的国策，略致微讽之意甚明。现《诗集》恢复了原貌，殊可庆幸。与此有关的写于1952年的《项羽本纪》：“左转前行陷泽中，沐猴方始叹途穷。如何烂熟仪秦传，未读重瞳纪一通。”说明一个新政权“方始”之际便不断“左转”，将导致何种结果，寅恪先生早有孤明先发之见。说五十年代初的先生已有严重的失望感，应该不成为问题。何况迟至1954年才有人前来迎请，不是“尊礼”而是迹近“非礼”，先生之辞谢不就，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但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给先生的刺激应该特别大。这件事与杨遇夫先生有关。1950年12月23日，杨写信给寅恪先生，请询可否把陈作《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置于另准备单独出版的《金文说》卷首，如果同意，序文的题目可否相应改为《积微居金文说序》。寅恪先生复信表示同意。但杨的想法未获当时书籍出版审查机关批准，不同意书前有寅恪先生的序文。1952年5月2日《积微翁回忆录》记载：“二日，编译局来书言：《积微居金文说》序文经研究后，陈寅恪序立场观点有问题，于思泊序无刊登之必要；自序可保留云。”以杨先生的快爽性格，不可能不向寅恪先生告知这一突入其来的讯息。而寅恪先生得知这一讯息之后的感觉，只有“领略新凉惊骨透”这句诗可以形容。他哪里还会有应聘北上的心思，即使有“宏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的强烈愿望，恐怕也望而却步了。

寅恪先生没有应邀北上，并不说明广州是他最理想的居所。1948年12月15日，寅恪先生离京，经上海，赴广州，是相当匆促的。此前，胡适、博斯年多次电邀他飞台湾，也许12月15日这趟班机，就是为此而安排。但他16日从上海乘轮船去了广州，19日抵穗，再没有他行。1951年《题与晓莹结婚二十三年纪念日合影》：“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末易师”，已流露出两难的处境。特别1953年以后，寅恪先生的诗中有一种欲归无地的悲怆情绪，如“一瞬百年强半过，不知何处觅家乡”(《癸巳六月十六日》)、“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塘真合是吾乡”(《次韵和朱少滨》)，大有寻求归宿而不可得之意。不过话说回来，“栖身岭表”的情非所愿的选择，在意象上，恰符合他毕生所追求的“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的文化定位。

1993年7月14日初稿

2010年12月3日校改

附识：陆键东先生《陈寅恪的最后20年》问世后，知王永兴先生所说“汪籛1954年到广州迎接先生，可能谈话方式不甚得体，曾发生过不愉快”云云，应为实录。同时由陆著披载的陈寅恪先生口述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知陈的不就历史第二所所长，尚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学术轨则，能否守持的问题。拙稿写在陆著之前，对五十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环境及寅老己身思想之反应，聊发其覆，以增对一代大史家的了解之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