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在工党和马克思主义之间

张亮：在工党和马克思主义之间

　　拉尔夫·密里本德：在工党和马克思主义之间

　　2010年9月25日，经过漫长而复杂的计票，英国工党在曼彻斯特宣布：爱德华·密里本德以极微弱多数战胜自己的哥哥戴维·密里本德，成为该党的新领袖。尽管一开始有五名参选人，不过，舆论普遍认为真正的角逐仅仅是密里本德兄弟之间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五个月来，他们逝世已经十六年的父亲、前工党左派、20世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密里本德（1924-1994）的名字重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拉尔夫·密里本德是谁？在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有点反马克思主义的工党中，怎么会有这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他又是如何看待工党这种改良主义政党的呢？要想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从头说起。

　　共产党，还是工党？

　　拉尔夫·密里本德出身于比利时布鲁塞尔一个波兰犹太工人阶级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母亲的家族都世居华沙。在1920年前后东欧发生的反犹主义浪潮中，这两个家族先后移民到西欧。在华沙时，他父亲曾是波兰社会党的积极分子，移居布鲁塞尔后虽然没有参加任何工人阶级政党，但却是一个关心政治的左派。在父亲的影响下，密里本德从十二岁开始对政治表现出了某种热情。1939年，一方面是基于自身的阶级经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和好朋友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他加入了当地共产党领导的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通过学习和讨论，初步了解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发动闪电战进攻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5月16日，在意识到最坏的局面就要来到之际，密里本德一家开始分头逃亡。最终，密里本德和他父亲利用假证件登上最后一艘逃离比利时的轮船抵达英国。流亡初期，他们靠英国政府的救济和打零工为生。艰难的生活强烈激发了密里本德的阶级意识，以至他很快就认定自己是一名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曾独自前往海格特公墓进行个人朝圣，在马克思墓前暗暗宣示了自己的信仰。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母亲的教诲，把出人头地、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当作自己的人生追求。功夫不负有心人，1941年秋季，他如愿以偿进入左派国际学生云集的伦敦经济学院。入学后，他积极参加学生政治活动，并向学校里的英国共产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请求，但因为他不是英国公民而未果。

　　在伦敦经济学院，密里本德遇到了英国工党中的大人物、著名的左派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没想到出身犹太富商家庭的拉斯基对这个年轻的犹太工人阶级子弟青眼有加，很快就把密里本德列入门墙，收为亲炙弟子，在生活、学习和事业等多方面都给密里本德以极大关照。因此，密里本德对拉斯基是超越一般师生感情的。所以，当拉斯基提醒密里本德“要自己进行判断，而不是透过卡尔·马克思的眼睛”后，密里本德一下子就明白了拉斯基的用意：此后，他既和共产党人交往，也结交工党左派，重要的是，他再也没有提加入共产党的事。1951年，工党左派力量大涨。在这种背景下，1952年，密里本德在朋友的劝说下加入工党，成为一名工党左派。

　　工党左派中的新左派

　　英国工党起源于1900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然而，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主张通过比较激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左派在工党中从来都是少数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整个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斗争方式在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因此，作为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运动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工党一开始就把改良主义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传统接受下来。其次，在形成后不久，工党即把具有鲜明英国本土特征的工党社会主义确立为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这种深受19世纪英国本土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意识形态在诸多基本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

　　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很难在工党中找到合适的生长土壤。需要指出的是，自1920年成立以后，英国共产党曾长期致力于与工党的联合，并提出了集体加入工党的申请，但工党年会却以绝对多数否决了这项议案，从而在事实上向马克思主义关上了大门。最后，在组织上，工党奉行非民主的集团选举制，这导致左派难以突破由改良主义者所主导的选举联盟，而不得不长期处于一种结构性的从属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工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这为工党推行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不过，成为执政党的工党并没有像左派和广大普通党员希望的那样，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反而日益强化“全民党”的身份和责任。这导致所谓修正主义思潮迅速泛滥，保守派牢牢控制住了工党的领导权。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工党政府追随美国，积极参战，期待通过武力获得和平。这招致左派和很多普通党员的强烈批评和反对。1951年4月，三名左派内阁成员宣布辞职以示抗议。当年10月，工党在大选中失利。这强化了左派力量，但并没有能够改变工党内部的权力格局：左派只能在工党之外通过参加、推动核裁军运动、和平运动等方式来宣示自己的存在和主张。1956年10月、11月间，保守党政府与法国和以色列联手入侵埃及，导致苏伊士运河危机。对于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工党不仅没有表示反对，反而给予支持。这让工党左派对整个英国政党政治都失去了幻想。于是，一些激进的工党左派知识分子和一些希望在共产党体制之外寻找到实现社会主义新途径的（前）共产党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发动了席卷英国各地的新左派运动。

　　作为一名工党左派，密里本德既不感到快乐，表现也谈不上积极。因为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他其实更接近共产党人，而不是其他工党左派，尽管他对斯大林主义的非民主一向持质疑和批评的立场。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密里本德一下子发现自己原来和团结在《新理性者》杂志周围的“民主的共产主义人”具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于是，他积极参与该新左派集团的活动，成为其中的一名重要成员。该新左派集团积极致力于反思传统左派的思想缺陷和政治弊端，推动工党进行自我更新，以期寻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第三条道路”。1959年以后，工党左派暂时占据了上风。英国似乎历史性地出现了通过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1961年以后，工党右翼重新占据上风。这让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对工党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1950年代后期，在通过新左派运动这种自下而上的大众运动推动工党进行反思、改革的同时，密里本德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人阶级政党，工党为什么总是倾向修正主义呢？在1961年出版的《议会社会主义：工党政治研究》一书中，他给出了自己的初步解答。

　　对于这个问题，同时代的英国左派已有不少思考。工党左派通常把账算在持修正主义立场的工党领袖身上，认为是他们背叛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信仰，把工党引向了错误的方向。而具有英国共产党背景的左派学者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工党本身。在他们看来，尽管工党是一个由工人阶级构成的政党，不过，因为它没有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所以，从本质上讲，它并不是一个是真正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此而言，工党走向修正主义是自然而必然的。

　　在密里本德看来，尽管共产党左派的观点具有党同伐异的偏激色彩，不过，显然包含更多的真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工党社会主义不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而仅仅是当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局部调整与改良，既然如此，工党走向修正主义就具有了某种内在必然性。通过对工党的工联主义政策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他指出：“作为一个宣称追求社会主义的政党，工党其实一直非常教条，当然，被奉为教条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议会制。在别的问题上，工党领导人总是老于世故、善于权变，可一旦涉及议会制，他们却变得很较真，把它当作不可更动的参照系和政治行为的制约因素。”结果，虽然工党内部也存在一些希望超越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与迷信议会制度的改良主义者相比，他们在数量上和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上总是处于下风。于是，在意识形态上，工党把社会主义奉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可在政治实践上，它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的。

　　既然如此，工党该往何处去呢？密里本德认为，虽然保守派领导人所推行的全民党路线能够带来短期的选举收益，但因为这背离了社会主义理想，所以迟早会遭到工人阶级的质疑和抛弃；真正的出路就在于公开承认工党的阶级性，进而把工党改造成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最终通过民主的、渐进的方式把英国推向社会主义，尽管这么做或许会对短期选举产生负面影响。那么，怎么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1961年之前，和大多数新左派一样，密里本德把希望寄托在了工党领导层的身上，认为左派将能够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获得领导权。但1961年之后，他对此则不再有任何幻想了：“对于工党中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去相信……在任何实际的或总体的意义上使工党领导转变为左派的前景，这是不可能的或不现实的。”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1969年）、《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年）以及《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1982年）等著作中，密里本德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最终结论是：工党力图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框架中进行社会主义改良，而该制度的实质却是一套缓解、遏制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压力，从而堵塞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制度设计！也就是说，工党在缘木求鱼。

　　工党希望尚存！

　　按照密里本德的观点，工党实际上犯的是方向性错误。如此一来，工党还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吗？尽管有些底气不足，不过，密里本德坚持认为这种可能性依旧存在。

　　密里本德的这种坚持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英国左派政治现实的无奈接受。因为不管工党如何不堪，它终究是一个得到英国工人阶级最普遍认同与接受的工人阶级政党。更重要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工党的这种政治地位无可取代。也就是说，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工党，英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却只能寄托在工党身上。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只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对待工党，即怀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去批判、影响、改造工党，而不是另起炉灶，脱离工党去构想社会主义的未来。

　　不过，密里本德的这种坚持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对英国工人阶级的信心。1960年代末期以后，各种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取代了传统的阶级斗争，成为左派政治的主要形式。很多西方左派学者因此做出了工人阶级消失了的判断，认为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而在1981年题为“再谈阶级冲突”的演讲中，密里本德强调：阶级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权力关系决定的现实，因此，阶级冲突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的重要分裂，而这种分裂就是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他看到了工党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从而领导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那一丝希望。

　　在1980年代以前，有不少新左派像密里本德这样对工党心存希望。不过，进入1980年代以后，持这种立场的新左派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在1979年的大选失败后，工党左派曾积极致力于对工党的激进化改造。这赢得了新左派的热情支持，但却遭到工党领导层的压制和反对，最终导致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遭受更惨重的失败。很多新左派因此认为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停滞，工党也已经无药可救了，他们甚至得出了“一个撒切尔政府都比一个改良主义的工党政府更可取”的偏激结论。

　　对于自己的新左派同志以虚无主义的方式对待工党的这种做法，密里本德表示完全不能认同。他指出，工党中有不少激进左派，1979年以后，他们一直致力于工党的激进化改造，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工党还是有希望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低潮期，左派应当联合起来，而不应当相互诋毁、自相残杀，这种事情“最好让社会主义的敌人来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80年代以后，密里本德一改过去的作风，积极参与工党内的活动，甚至创立了一个小的智库，为当时工党左派的领袖人物提供思想支持。这些活动使密里本德在工党内积聚了相当多的人脉资源，从而为十年后他的两个儿子的从政和迅速崛起埋下了伏笔。

　　虎父无犬子

　　密里本德的家庭生活开始得比较晚。直到1961年，他才和自己的一个前学生喜结连理，并于1965年和1969年生下两个儿子，即戴维·密里本德和爱德华·密里本德。由于1980年代以后密里本德比较深地介入工党左派政治，他的居所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左派的政治沙龙，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从少年时代起就在耳濡目染之间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事实上，密里本德也鼓励儿子们这么做：爱德华·密里本德就曾回忆说，当年仅十二岁的他与家中的访客进行辩论时，自己的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跳出来支持他。结果，成年之后，他的两个儿子都选择了从政。

　　1989年，戴维·密里本德进入亲工党的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期间，他得到当时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的提携，随后成为托尼·布莱尔的主要智囊和亲信，并帮助后者赢得了1997年的大选。2001年，他成功竞选议员，实现了从幕僚向政治家的转型，并于2004年底成为内阁成员。爱德华·密里本德的从政道路和自己的哥哥如出一辙：在做过一阵子新闻记者后，他于1993年成为工党双雄之一的戈登·布朗的智囊，主要负责布朗的各种演讲稿；2005年，他在布朗的支持下成功当选议员，并在2007年布朗取代布莱尔出任首相后进入内阁。在现代英国政治史上，像密里本德兄弟这样一门两阁员的情况非常罕见，最近的一次先例得追溯到七十年前。

　　2010年5月工党下野后，布朗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随即，工党内的各路人马纷纷行动起来，开始竞选新领袖。包括密里本德兄弟在内，当时共有五名工党政治家宣布参选。不过，第一次电视辩论之后，几乎全部媒体都认为真正的角逐将只是密里本德兄弟之间的事情。其中的原因大致在于：第一，他们都是前内阁成员，知名度高；第二，他们分别是布莱尔和布朗的门人，代表了当前工党内影响最大的两个派系；第三，他们都年富力强，能言善辩，镜头感好，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魅力型政治家。由于密里本德是我非常关注的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之一，所以，我一向比较留意他两个儿子的新闻。当他们宣布参选时，我还在英国从事访问研究。记得第一次电视辩论一结束，我夫人就让我预测他们中间谁会最后胜出。我略一思考就说比较看好戴维·密里本德，原因是我觉得爱德华·密里本德的风格比较张扬，甚至有点咄咄逼人，不像戴维·密里本德那样具包容性。我夫人表示也有同感。

　　由于实力非常接近，密里本德兄弟之间的选战长时间处于胶着状态，以至新闻媒体和政治评论家们迟迟做不出预测。这种情况直到计票工作快要结束前才变得比较明朗。记得北京时间9月25日上午，我问时在我校开会的一位英国政治学教授谁将赢得当天的选举。他告诉我可能是爱德华·密里本德。这个答案让我有点吃惊。于是我追问为什么。他简单地说：戴维·密里本德代表的政治路线可能损害工党的政治利益。后来我才搞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原来，作为布莱尔的坚定追随者，戴维·密里本德一向为伊拉克战争进行辩护，尽管他曾透过助手表示自己其实对战争有保留意见。在国际社会和英国民众已经强烈质疑伊拉克战争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今天，这种立场显然不合时宜。爱德华·密里本德则不然。他不仅没有为发动战争投过赞成票（2003年时他还不是议员），而且一直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那是一个导致工党乃至整个英国发生分裂的错误。之所以在9月25日的第四轮投票中，他能够以不到1.3%的极微弱优势战胜自己的哥哥，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如果密里本德地下有知，我想，他一定会为小儿子的胜利感到高兴。因为爱德华·密里本德的政治立场比戴维·密里本德更激进一些，换言之，更接近密里本德当年的政治规划。按照英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四年后，爱德华·密里本德很有可能领导工党重新入主唐宁街十号。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那么，密里本德的政治规划是不是就有可能（起码部分）实现呢？对此，我的回答是：还是让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