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讲述彭德怀被关押期间的真实生活

2010年12月02日 14:47  新浪读书    摘自《亲历记：1978纪事》 吴思 主编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彭德怀被批斗

柳守忠/文

北京西郊那座戒备森严的什仿院，里面关押的到底是谁

1969年初春的北京西郊，春寒料峭，阵阵刺骨的寒风卷着沙砾，摇撼着路旁的大树。这一切，使得位于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间的那一座俄式别墅小院——什仿院，更显得阴森、孤寂。这座小院看上去虽不起眼，但在它的四周却有3米多高的砖砌围墙，墙上还架着1米多高的电网。而那院墙内的树木已长到十几米高，把院内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和后小院平房遮盖得严严实实，仿佛与世隔绝似的。

对于刚从江苏入伍来到首都警卫部队某连执行监护任务的新战士茅飞来说，这里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又好奇。凭着感觉，他猜想小院里关押着的绝非等闲之辈。
进了大门，就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驻扎着两个排和一个炊事班。部队住在前院的别墅里，后院住着11位被监护的“黑帮分子”。他们一人一间小房，彼此谁也不知道谁，连上厕所都是一个去了回来后另一个再去，相互间从来见不上面。 茅飞第一次在一号哨位上值勤，就和他监护的对象打了个照面——他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一看就是经过战火洗礼而训练有素的军人。
茅飞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背起手中的步枪，心里在犯嘀咕，脑海里一个劲地在转动：他是谁？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首都在沸腾，全国在庆祝。4月28日，茅飞上哨后，听到一号监房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在问：“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茅飞回答。“政治报告公布了吗？”“广播电台正播着呢。”“能开小窗吗？我要听广播。” 茅飞给他打开房门上的小方洞，院内的广播喇叭声音传进了监护室内。播音员正在播林彪的政治报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斗争。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唉、林副主席又在批评我了！”从监护室里传出的这句自言自语，使机灵的小战士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是彭德怀！

狭小的监护室内，简陋恶劣的环境和朴实崇高的灵魂

彭德怀自庐山会议以后，先是在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被软禁了6年，直到1965年秋，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迁住到四川省成都市永兴巷7号宅院。一年多后，来自北京的几十名红卫兵将彭德怀揪到北京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彭德怀和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另外10位老革命家一起，被监护到了这什仿院，开始了漫长无际的囚禁生活。彭德怀不会想到，从此他就永远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逝世。

那天放哨时，茅飞特意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里查看。刚跨进房门口，就被一股刺鼻腥臭味呛得差点呕吐出来——整天锁着的房门上只有一个方洞，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怎能不污浊呢。
“你是哪里人？”彭德怀问。“江苏省大丰县的。”茅飞答。彭德怀眯缝着眼睛打量一番，缓缓地点点头说：“江苏，那是块好地方哟。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当兵，可享福了，我当兵的那年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茅飞看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非常简陋：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小床，床上铺着和战士们一样的被褥，不过比战士们使用的破旧很多。还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椅、一只他自己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放着吃饭用的三只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和脸盆，以及洗漱用具。
彭德怀的伙食也和战士们一样。吃部队三类灶的标准，即每天0.45元，每月13.5元。他的基本生活很有规律，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所谓饭，大多是吃窝窝头，偶尔也吃顿米饭、水饺；所谓菜，一般是炒肉丝、炒白菜；至于汤，不是小米稀粥就是玉米糊糊。每次开饭时，由带班员和炊事员拎着三只桶，依次到每间房内打饭莱。茅飞看到彭德怀不论打给他什么饭菜，打多少，从来不吭一声，只是默默地吃着，吃着，吃得那么香甜。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监护连的事务长拿着工资表来到彭德怀的监房里叫他签字，茅飞清楚地看见他每月的工资总数是530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啊，是能买很多很多东西的。要知道，茅飞他们新战士每月的津贴才6块钱呀！“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事务长问。“不要！”彭德怀头也不抬地回答。“生活的营养品呢？”“也不需要。”“剩下的钱……”“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事务长早已熟悉彭德怀的生活规律，问了几句话后，便拿着他签了字的工资表走了。
彭德怀每月交党费，都是三四百元以上，而他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他始终舍不得换，经常拿出针线来缝补。

动一动都要先喊“报告”，时不时还要转移“提审”

长期过着被严密监视生活的彭德怀，已经习惯了那机械般的程序：清晨6点起床，一天中每件事都先喊“报告”，取得值勤哨兵同意后方可进行。“报告，我要洗漱。”
哨兵表示同意。 彭德怀每次洗脸都要洗头，打上肥皂后使劲地用手揉搓，最后把脑袋栽到脸盆里冲洗。他的洗脸水和室内的用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他室内始终保持着一脸盆干净水，反正往返都是倒掉旧的换盆新的。早晨洗漱完毕，他开始叠被子。他整理床铺的格式也和战士们一样，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没有丝毫的马虎敷衍。
洗漱、叠被完毕，他照例报告：“我要解个大便。”“等一等，”哨兵回答。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那天彭德怀连续报告了四五次，哨兵回答依然是“等一等”。他被憋得实在受不住了，终于咆哮起来：“你不会下个命令，叫我不解大便吧！”“等一等！”哨兵还是这样回答。 彭德怀哪里知道，关押他们的这座什仿院的后院，只有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被监护的人员都是在起床后才能大小便，大家只能轮流着上厕所，不等一等又有什么办法呢？
吃完早饭后，彭德怀就坐回到办公桌前，举着一副放大镜看书报。当时，每天发给他们一份《人民日报》。他的桌子上还摆放着《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每天认真地看完报纸后，就反复阅读《毛泽东选集》。上面用红蓝铅笔、钢笔和圆珠笔画满了道道杠杠，还记了不少密密麻麻的笔记。

看书累了，彭德怀喜欢在屋内活动一下身子。每到这时，他就要报告：“我要活动活动。”哨兵也会随口应道：“可以，你活动活动吧。”彭德怀立起，在十几平方米的室内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大步走动，有时还练正步，或双手一抬一落，不断地运气，进行深呼吸。他就像一头被关在囚笼里的猛虎，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骑在骏马上叱咤风云、征战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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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案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提审彭德怀一次。通常是上午早饭后，一辆红旗轿车驶到一号门前，将他和负责监护的哨兵一起带走。这一次，正好茅飞值勤。轿车驶到五棵松后，一直向北，开到四季青公社的一个农村小院的院门前。茅飞想跟着彭德怀进审讯室，被—名长得白白净净的专案人员挡住。他只好立在院墙外等着。彭德怀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子里。专案组的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摆放着一张咖啡色的油漆办公桌。彭德怀坐在特制的约半米长的木凳上，凳子用黑漆刷得油光闪亮而且较高，彭德怀坐在上面好像是半坐半站着。每次审讯，彭德怀总要和专案组的人发生争吵，往往气得面红耳赤。

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彭德怀都上交中央了

转眼到了盛夏，骄阳似火，烤得人汗流浃背。彭德怀的监护房里，更是闷热得就像一个蒸笼。彭德怀穿着裤头、汗衫，还是不断地用报纸当扇子扇风。自从被打倒受监禁后，他身上就患了皮肤病，尤其是夏天更严重。每次洗澡后，他都要浑身涂上药膏。背上够不着，茅飞就进来帮他涂，还常劝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请求住院治疗。
彭德怀总是这样说：“不麻烦组织了，我身体还能挺，实在熬不下去时再说吧。比起死难的烈士们，我还是幸运儿呢！” 夏天的衣服不够穿，他就把那件破了的圆领汗衫补了又补。说心里话，负责监护他的哨兵们最不愿他缝补衣服。每次缝补衣服时，按要求哨兵必须紧靠着他，预防他自杀。
这天，彭德怀又“报告”缝补他那件圆领汗衫了，茅飞走进监房，紧靠着他聊起了天。“彭总，这件烂汗衫扔在外面也没人要，你又不是没钱，怎不买一件新的呢？”“小家伙，要是我当国防部长那阵子，我可要批评你了。”戴着老花眼镜的彭德怀扭过头，朝茅飞笑了笑，“我们军队有个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这里面有政治哟。过去，我们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烂了也舍不得扔掉呀。我们的穿戴，都是人民负担的。人民子弟兵应该时时刻刻想到人民，想到我们的优良传统。丢了这个传统，就是丢了我军的本色呀。” 讲这番话的时候，彭德怀的神情非常严肃。那表情，哪里像一个身陷囹圄的囚犯，分明是一位慈祥仁厚、谆谆教导的长者。茅飞突然感觉到，彭德怀依然是人民军队的元帅！
那种来自本身气质的内涵，永远保留在正直的军事指挥家身上，永远不会褪色！

茅飞知道，彭德怀为了革命事业，一生无子女，只有一个侄女彭梅魁在北京。他只是在没有衣服换洗的情况下，才叫监护他的哨兵朱双虎到他侄女那儿取来他的旧军装。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墙角那只小皮箱，里面仅仅装着两套旧军装，最好的一套还是他当国防部长时穿的马裤呢将军服。1959年秋，彭德怀离开了中南海的住地永福堂，搬到挂甲屯吴家花园时，他把自己的元帅服和勋章、奖章全部上交中央了。他很坦然地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这样的胸怀和高风亮节，是常人能具有的吗？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沉重的政治压力，使彭德怀经常生病。有一次，他发高烧达到40度，嘴唇起泡，浑身发烫，哨兵马上报告连长，连长立即请示中央专案组。最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后，茅飞和另外两名战士将彭德怀送进30l医院治疗，住在西楼将军楼204室。
经过紧张的三天抢救，彭德怀才清醒过来。“我在哪里？”彭德怀问茅飞。“在全军总医院为你治病呢。”茅飞俯下身子对他说。彭德怀嘴角露出笑容：“谢谢你们！”过了一会儿，彭德怀问茅飞：“今天几号了？”茅飞看了一下日历回答：“今天是1969年8月11日。”茅飞和彭德怀正聊着，专案组的人突然来到病房，他们看了彭德怀的气色和病历，马上通知哨兵让彭德怀出院。其中一个高个子的还说：“放心吧，他死不了！” 彭德怀一听，愤怒地吼道：“是的！我不会死的！我向马克思报了几次到，马克思都不收我，让我回来了！我不能戴着这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死掉！这顶帽子不摘，我是死不瞑目的！”
茅飞发现，只有彭德怀暴怒的时候，才能看出他当年挥师百万、斗志昂扬的雄姿。这天天气特别闷热，彭德怀由哨兵搀扶着上了红旗轿车，重新回到监护小院。司务长拿着工资表让彭德怀签字，司务长说：“你大病一场，这个月是否买点西瓜、水果保养一下身体？”彭德怀摇摇头：“不用了，还按老规矩办。”“那你也该考虑一下你的身体呀！”茅飞忍不住插了一句。彭德怀望着他们，脸上微露笑容：“我知道你们是好意，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很多，我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这样做，我心里会好受些。你们就按我的话去做吧。”

无数次彭德怀请求重新工作，请求见见毛泽东，但都没能如愿

有一天，彭德怀抽一个机会对茅飞说：“你关心我，这个情我领了。但是我劝你还是和我划清界限，不然你会受连累的。我的侄女经常表示想来看望我，我没有答应。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呢？我不怕死，死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事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彭德怀深情地给茅飞讲述了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请他到中南海谈话，要他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并共进午餐的事。 那天上午3时15分，彭德怀应约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走过来，远远就伸出了手。彭德怀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毛泽东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
稍停片刻，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8万言。”彭德怀向毛泽东解释他向彭真等人谈过的不愿去大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备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当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彭德怀曾向毛泽东做了三条保证。此时，他为了进一步向主席表明他不去大三线的理由，便将三条保证重述了一遍：一，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二，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三，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泽东和彭德怀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正谈着，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先后来到。几人对彭德怀一番劝说后，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出来工作也是真心诚意的。”

整整四年过去了，彭德怀对毛泽东和他的谈话记忆犹新。他激动地对茅飞说：“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是真理，一句话等于一万句吗？毛主席和我谈话时，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毛主席的话总不会过时吧？”
打这以后，彭德怀每次在被提审的时候，都向中央专案小组的人要求重新工作，要求见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时候他还激动地喊道：“我身体还可以干几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工作？我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党再工作几年啊！”每当茅飞听到彭德怀对他们大声要求出去工作时，他的心就像被刀扎了一样。

“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彭德怀临终前的遗憾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寒冬降临。按专案组的规定，冬天，每星期允许彭德怀洗一两次澡，由值勤哨兵带他到海军司令部大院的一个小浴室去洗。一次，茅飞带他去洗澡时，彭德怀像顽童似的悄声问：“你说快了吧？”
“什么快了？”茅飞不解地问。“快放我出去工作了吧？”茅飞心里很难过，但嘴上还是安慰他：“我想快了。”彭德怀微笑着说：“既然‘九大’开过了，文化大革命也要结束了，还关我干什么？放我出去还能给国家作点贡献嘛。” 唉，彭德怀想得太天真了！他哪里知道，在黄永胜的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可怜彭德怀至死还蒙在鼓里，幻想有朝一日重获自由，为党为人民再尽“绵薄”之力呢！ 人生苦短，岁月如斯，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彭德怀未能盼望到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那一天的来临！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与世长辞，结束了他76岁的顽强生命。
已经复员回到家乡的茅飞，是从连队战友的口中得到彭德怀逝世噩耗的。战友告诉他，彭德怀在逝世前两个月，中央军委派来专案审查人员征求彭德怀“临终谈话”。彭德怀舌头已经僵硬，但他还是流着泪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 “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周总理，我们相处了30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策略的。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我们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最后关于自己的“案子”，彭德怀只讲了这样一句：“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
茅飞听着战友的叙说，心里很悲痛。但在那时，年轻的共产党员茅飞也只能是默默地为彭总落泪，寄托他对一位真正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无限哀思。.pb{}.pb textarea{font-size:14px; margin:10px;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pb_t{line-height:30px; font-size:14px; color:#000; text-align:center;}/* 分页 */.pagebox{overflow:hidden; zoom:1; font-size:12px; font-family:"宋体",sans-serif;}.pagebox span{float:left; margin-right:2px; overflow:hidden; text-align:center; background:#fff;}.pagebox span a{display:block; overflow:hidden; zoom:1; _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text-align:center; width:53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active,.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active{color:#363636; border:1px #2e6ab1 solid;}.pagebox span.pagebox_num_nonce{padding:0 8px; height:23px; line-height:23px; color:#fff; cursor:default; 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pagebox span.pagebox_num{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padding:0 8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active{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pagebox span.pagebox_num_ellipsis{color:#393733; width:22px; background:none; line-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ext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  毛泽东:我对彭德怀比较清楚,他不能平反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 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 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 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 ”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 ,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 ”,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
保护“秀才”过关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 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 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会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 ”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
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 ”,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又岂知,更为遗憾的是, 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别!
杨尚昆和彭德怀友谊深厚,情同手足。1998 年初,在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篇文章的同时,他不顾疲劳,又开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文章。他强调一定要把彭德怀最突出的特点写出来,主要写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立下丰功伟绩,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弥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杨尚昆去上海,我随行去上海档案馆查档。这期间,他还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反复讨论这篇文稿。不料,杨尚昆这次归来后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将军》一文是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  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真相 
 孙立忠 2010年02月11日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湘潮》 1959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坚持真理、正直无私的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给彭德怀捏造了许多罪名。其中对彭德怀的政治生命最“攸关和致命”的罪名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据我所知，其主要“事实”是：1、1957年彭德怀在莫斯科同定居在苏联的机会主义头子王明的私人代表进行“密谈”；2、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 彭德怀一生中共出过5次国（1950年10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去朝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除外），分别率领5个军事代表团出访。最后三次出国时，即1957年11月随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访苏、同年率领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及1959年访问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我都担任彭德怀的俄文翻译。从我多次给彭德怀出国时当俄文翻译的经历，可以这样说，上面说的1957年和1959年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作为见证人，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实际情况和看法叙述如下： 1957年11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下榻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饭店。别有用心的人说，有一个华侨曾到列宁格勒饭店找彭德怀和萧向荣（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说这个华侨是王明派来的私人代表，彭德怀和萧向荣都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的确，当时是来了一个华侨，但不是王明的代表，而是林伯渠侨居在苏联的女儿林琳和她的丈夫（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林琳是来列宁格勒饭店看望她的妹妹林秉元的。林秉元是林伯渠的三女儿，她这次也是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的俄文翻译。我和她是同事，都在军委办公厅外交秘书处工作。林秉元由于是第一次出国来苏联，感到特别兴奋，出发前在北京有好几个晚上未能入眠，加上出发前的紧张的准备工作，所以到莫斯科后，双眼红肿、发炎，病倒了，没有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留在列宁格勒饭店休息。她的姐姐林琳得知后，偕丈夫特意来饭店看望妹妹。别有用心的人说王明派代表来见彭德怀和萧向荣并进行“密谈”，这是对彭德怀和萧向荣的诬陷和恶意中伤。 关于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问题。这又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弥天大谎。大家都知道，1959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因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在贯彻“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中产生的浮夸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等弊病，从而受到了批判。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头子。与此同时，又有人揭发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于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外调人员曾多次找我谈话，要我揭发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事。当时我听到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时，感到非常惊讶和气愤。我想，对这样一个严肃的、与彭德怀政治生命休戚相关的的问题，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因此我向他们明确回答：彭德怀同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会谈”，更没有什么“秘密联系”。在阿尔巴尼亚，彭德怀虽然同赫鲁晓夫有过三次见面和接触，但那是礼节性的交谈。 第一次是在1959年5月29日夜晚，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的“游击队宫”举行宴会，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都参加了，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也应邀出席，出席宴会的还有在阿尔巴尼亚休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罗提渥。第二次是在5月30日下午，阿尔巴尼亚为欢迎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有1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集会，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邀出席了欢迎大会。在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彭德怀见了面，见面时礼节性地相互问候和交谈了几句，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等都在场。第三次是在5月30日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部长会议在“游击队宫”联合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也应邀出席，宴会后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这么大的宴会场合和群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彭德怀怎么能同赫鲁晓夫搞阴谋，怎么能“密谈”呢？另外，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党代表团住在“游击队宫”，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住在“达伊特”大饭店，两个代表团分别住在两个地方，相隔甚远，参加活动也不在一起。很明显，彭德怀不可能同赫鲁晓夫有什么“秘密联系”和“秘密谈话”。其次，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同时接待两个国家的大型代表团，这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显得相当紧张，特别是小轿车不够用，两个代表团只能合用一个车队。举行参观活动时，小轿车先把一个代表团送到这一个参观地点，而后再用这些小轿车送另一个代表团到另一个地点去参观。这就是说，两个代表团很难碰到一起。再说，我们和彭德怀朝夕相处，从未见过彭德怀单独出去见赫鲁晓夫，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单独来找彭德怀。所谓他们两人进行“秘密联系”和“秘密会谈”岂不是天方夜谭？调查人员说，不对，据有人揭发，就是那天5月30日晚上，在“游击队宫”举行宴会以后，又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一向不愿跳舞的彭德怀回军事友好代表团下榻的“达伊特”大饭店休息去了，赫鲁晓夫就跟着去那里找彭德怀谈了三四个小时。 我对他们说，这简直是瞪着眼说瞎话，当时我们大家都看到，彭德怀是在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陪同下回“达伊特”大饭店休息去了，而赫鲁晓夫、霍查等，还有我们军事代表团的同志们仍在“游击队宫”舞厅里一起继续兴致勃勃地跳舞，怎么能说赫鲁晓夫去找彭德怀“密谈”去了。况且，彭德怀不会讲俄语，没有翻译怎么谈？ 调查人员说，不对，据有人揭发，赫鲁晓夫是用他从苏联带来的懂中文的苏联翻译同彭德怀“密谈”的。我对调查人员说，说实在的，我们连这样的苏联翻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调查人员又说，据有人揭发，赫鲁晓夫同彭德怀有“秘密联系”的渠道，他们两人在阿尔巴尼亚见面，是事先联系好的，赫鲁晓夫知道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所以他特意从苏联赶到阿尔巴尼亚去做彭德怀的工作。我说，这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赫鲁晓夫率领的由10人组成的党政代表团（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穆希金诺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等）是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尔巴尼亚政府的邀请于5月25日先到达地拉那，进行正式访问，而我们的军事友好代表团是5月28日才到达地拉那。当时彭德怀还惊讶地说怎么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赫鲁晓夫已来到阿尔巴尼亚，怎么他也在这个时候来访问呢？由此可见，说赫鲁晓夫同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见面是事先联系好的，完全是空穴来风，一派胡说。 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回到北京后，只过了10多天，彭德怀就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7月14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即“万言书”），反映贯彻“三面红旗”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于是大会批评彭德怀反对搞人民公社。同年7月18日，赫鲁晓夫也发表讲话，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此时，又有别有用心的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也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他们两人在国内外互相呼应。很明显，说这样话的人居心不良，是有意硬把彭德怀同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在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我认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一批评倒是正确的，中肯的，切中了彭德怀的本意。据我知道，彭德怀在访问波兰9国时，深感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我们国内搞“大炼钢铁”、“大跃进”等等，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致使人民的副食品和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特别是在游览匈牙利的巴拉顿湖时，彭德怀看到那里休假和疗养的军官及其家属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很有感慨地说：“1956年，他们国家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即‘匈牙利事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过短短二三年时间，他们的经济就恢复起来了，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军官们享受着良好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军队借鉴。我们军队也应该有一套制度，要正规化，使军队干部和战士都安心工作、训练、学习和休息才好。而现在，我们军队的正常工作和训练也被国家的中心任务 （指大炼钢铁）打乱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从彭德怀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彭德怀的确如毛泽东所说的从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但是，毛泽东只说彭德怀取了些经，并没有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呀！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证明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彭德怀出访中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讲话，作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证据。彭德怀反驳说：“苏联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苏联人听不懂，我怎么里通外国？”此人说：“有一次你和苏联人谈话，没有中文翻译在场，只有苏联翻译，谁知道你给苏联人说了些什么？……彭老总呀！我真没想到你会里通外国呀！”彭德怀满怀气愤却语气平静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没想到彭老总会里通外国呀！ 从上所述，无论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使出全身解数，编造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做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毛泽东只同意了前两点，对后一点却表示反对，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宜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搬离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那里种地、种菜。但是，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帽子一直还戴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央在处理一些领导人的“冤假错案”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能平反，困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有国际背景。20世纪90年代初，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告诉我说，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在第二份报告中，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这样，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下来了，长期未能结案。据我所知，对彭德怀的案子，毛泽东一直主张想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1974年，彭德怀含冤逝世。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次全会决议的精神，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给持续了近20年（从1959年到1978年）的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这个历史大冤案平了反，正式向世人宣布，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1978年12月25日举行的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彭德怀的一生作了公正而高度的评价，彻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怀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此时，九泉之下的彭德怀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