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活动 黄华

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前三天，即11月7日，他还主持了纪念十月革命六十五周年活动，登上红场列宁墓检阅台阅兵，并在庆祝宴会上发表演说。所以，当我在11月11日得知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消息时，感到很突然。

当时中苏之间虽然恢复了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但两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紧张、对立关系并无变化。苏联方面和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中国对勃列日涅夫逝世的反应。

考虑到勃列日涅夫长期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去世前几次发表讲话对我国示好和表达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从中苏关系大局出发，中共中央很重视这次吊唁活动，除发唁电、送花圈外，还批准外交部建议，由我陪同德高望重的乌兰夫副委员长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乌兰夫副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勃列日涅夫逝世向苏联驻华大使表示深切哀悼，并说：中苏两国人民存在着传统友谊。希望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两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苏方对中国派乌兰夫副委员长这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和发表这样富有深意的友好悼词感到欣慰，苏联媒体纷纷加以报道。

小平同志着眼于中苏关系的长远大局，并从多做苏联新领导人工作和争取苏联人民了解我改善关系的诚意，不断地考虑和采取措施。中央决定由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前往莫斯科出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活动。

苏联宣布11月12日至15日为哀悼日，15日举行国葬仪式。中央为此行提供了专机。我考虑到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正常航班可乘，为节约起见，便决定乘14日晨离京的中国民航班机及时于葬礼前一天中午抵达莫斯科。我同代表团的成员外交部苏欧司司长马叙生、副司长王荩卿和中苏谈判办公室主任李凤林一同离京，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代表团另一位成员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已在莫斯科。

行前，中央批准外交部为此行上呈的工作方针，主要有如下几点：一、从做苏联人民工作着眼，抓改善两国关系的旗帜，不主动谈分歧，不搞正式会谈；二、正面评价勃列日涅夫，他是苏联人民尊敬的领导人和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肯定他生前多次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三、关于两国关系，强调中国真诚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主张从实际出发采取必要行动，使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正常化和建立睦邻关系；四、吊唁时，参照乌兰夫副委员长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发表的悼词，强调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五、向苏联新领导人祝贺就任新职，转达我党总书记、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的问候；六、不触及党的关系，不参加“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

11月13日晚上，我打电话向小平同志报告行程安排和准备工作情况，并请他指示。小平同志表示，他考虑需要对原定方针作一些补充，要就勃列日涅夫逝世和中苏关系进一步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并向苏联人民说话。可以明确地说，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还可以用外交部长的身份主动要求拜会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他进行坦率的对话，在会见苏共新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时，可以加上希望苏共新领导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他说，为及时使苏联领导和广大苏联人民了解我们的主张，可考虑用外长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方式直接广播出去。由于我14日清晨离京，来不及在行前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中央决定改用书面谈话。苏联的电台和报刊当天宣传和登载了这篇谈话。它在苏联的领导层和普通人民中引起巨大反响。苏联人民纷纷打电话给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对这一谈话表示高兴并希望中苏人民重新友好。

根据小平同志13日的指示，此行任务更为明确和切实，分量也加重了。我向同行的代表团成员传达了小平同志的上述指示。

由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五小时的时差，我们代表团一行在飞行八个小时后于当地时间14日中午12时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杨守正大使见到我即低声告诉我说：中央有特特急电报来，要我去看。前来迎接我们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动情地说：在苏联人民悲痛的时刻，中国派重要代表团前来参加追悼活动，对此苏方感到满意，并表示热烈欢迎。他高兴地提到了我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他说：你的谈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声明。你在谈话中说勃列日涅夫生前多次表示将致力于改善苏中关系，反映了苏联人民要求改善苏中关系的迫切愿望，这句话说得很对。他还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在讲话中那句祝苏联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话中添上社会主义这个词就更好了。我感谢他对我这篇谈话的友好评议。从苏方的这种积极反应看，中央做出发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与及时广播的决定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这实际上是一项政府声明，有很重的分量。小平同志的考虑是：既向苏联领导也向苏联人民说话，希望他们明了我国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并积极推动这一进程。

在机场同伊利切夫告别后，我们一行即驱车直奔我驻苏大使馆，看了那份特特急电报和我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全文。事后我才知道，谈话是胡乔木同志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写成并由小平同志审定的。谈话稿一定下来，中央办公厅即将谈话发特急电报给我驻苏使馆转我，并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及时向外播出。新华社的报道和我的谈话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行前，黄华特使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如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不幸于11月10日逝世。勃列日涅夫主席是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长期担任苏联最高领导工作。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代表我国领导人以及我本人，对勃列日涅夫主席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苏联政府、苏联人民和勃列日涅夫主席的家属致以衷心的慰问。

中苏两国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国家，并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中苏两国人民具有传统的深厚的友谊。中苏两国的和平友好，不仅完全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完全符合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两国的关系在50年代初期是良好的；从50年代后期起，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到60年代后期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他的这些讲话反映了广大苏联人民要求改善两国关系的迫切愿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勃列日涅夫主席的这些讲话表示赞赏。中国人民一向十分珍视同苏联人民的传统友谊，希望两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友好相处。中国人民诚心诚意地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排除障碍，得到真实的改善，并逐步恢复正常化。在这悼念勃列日涅夫主席的时候，我们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中国人民真诚地祝愿苏联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继续改善，苏联多民族国家的团结更加巩固。

谈话有两处突破了原来请示报告所定的表态范围。一是关于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谈话提到勃列日涅夫是“苏联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加重了对他正面评价的分量，同时指出中苏关系“到60年代后期，恶化到严重地步”，该时期是勃列日涅夫掌权的时期，这实际上是作了委婉的批评。二是关于两国关系。原定方针是不主动谈分歧，不直接提消除障碍的问题。而谈话则明确说道“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特急电报除了要我根据谈话精神表态外，还有两处对原定方针作了重要改动和补充。首先，原定方针没有要同苏方进行正式会谈，特急电则指示我以外长身份主动要求拜会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他进行坦率的对话，要利用这次出席葬礼之机，举行一次两国外长的政治会谈。其次，特急电报还指示我在会见苏共新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时，除原定表态内容，要加上“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的领导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这实际上表达了中方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人的意思。

11月14日，苏副外长伊利切夫在机场迎接我时，特别介绍说：15日上午9时将在红场上举行大型葬礼，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共产党代表团安排站在红场列宁墓左侧观礼台上，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安排在右侧观礼台上，他问中国代表团愿站在哪个观礼台上。我答复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方是主人，客随主便。伊利切夫听后，表示苏方会对中国代表团作出最好的安排。

事实确是如此。苏方不但对我们代表团参加葬礼作了很好的安排，而且对我们的所有活动都作了很好安排，使我们受到周到的照顾和礼遇。抵离机场时，我代表团车队有摩托车队开道。苏方媒体对我们的活动都以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更显著、更突出的位置予以报道。在所有的仪式和活动中，都把我们安排在社会主义国家队列较前的位置；在红场的追悼大会上，所有其他国家代表团都是只让一位成员上观礼台，而让中国代表团的四位成员都上了观礼台；各国代表团仅由苏方一名翻译陪同，而我团则由伊利切夫副外长全程陪同。葬礼结束后，苏方安排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礼节性接见各国代表团团长，以示答谢。因前来参加葬礼的代表团数量太多，时间又有限，因此安德罗波夫接见各代表团团长的时间很短，唯独接见我的时间较长。

苏方对中国代表团这种特殊礼遇和照顾，有些少不了是表面文章，有作秀的成分在里面，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方对中国和对中苏关系的格外重视和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心态。

11月14日晚7时，中国代表团去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圆柱大厅内举行的勃列日涅夫的遗体告别仪式。勃列日涅夫的遗体周围布满了鲜花和花圈，大厅内十多盏大型水晶吊灯被黑纱蒙罩，烛光微弱，气氛肃穆悲哀。有一百多个国家的政要包括美国副总统布什前来吊唁，各国代表排队依次向遗体志哀。按苏联礼宾官的安排，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们站在长队的前部。中国代表团排在前几名，我团赠的花圈最大，被放在显著位置。在排队向前行进时，我忽然听见后面不远处一位来宾大声说：“我是匈牙利的卡德尔，我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中国同志。”我马上转身举手向这位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致意。因为排队的人很多，又很密集，当时未能与他握手。我和杨守正大使等五人在勃列日涅夫遗体前约五米的地方鞠躬志哀。

11月15日上午9时，我们到红场出席有十万群众参加的葬礼活动。莫斯科当时的天气虽然晴朗，但非常寒冷，气温约在-14℃。我穿着皮大衣、皮帽、皮靴，没有感到冷，可是许多与会者冷得直打颤。我们听从主人的安排，在列宁墓观礼台的第一级台阶左侧站立，周围是社会主义和个别亚非国家代表，右侧主要是西方和亚、非、拉各国代表。安德罗波夫和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和勃列日涅夫夫人站在我们后上方的列宁墓中央观礼台上。

勃列日涅夫的遗体安放在一辆炮车上，被鲜花和黑色及红色的绸缎挽饰围着，身旁站着几十名护卫军官，场面严肃壮观。在勃列日涅夫的棺木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墓地之后，我同杨守正大使等步行至克里姆林宫内，进入乔治大厅，参加安德罗波夫的接见。安德罗波夫是苏共的老一辈领导人，是位理论家。我们到达乔治大厅时，安德罗波夫已站在厅的那边准备会见来宾。轮到我时，我按国内指示精神同他谈话。我主要谈了三点，原话如下：一、我代表中国领导人和我本人对列•伊•勃列日涅夫主席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二、我愿转达中国领导人对您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表示衷心祝贺，祝您在新的重要岗位上取得巨大成就。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真诚希望在我们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两国关系会逐步恢复正常。

安德罗波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注意地倾听李凤林同志的翻译后表示，他十分高兴并感激中国党和政府派黄华同志来出席葬礼，相信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变得友好。我对安德罗波夫讲的几句话确实比别人长，连翻译竟花去了三分钟。全场的人，尤其是媒体特别注意中苏两家的亲切握手和较长时间的说话，而安德罗波夫同其他国家代表的说话时间一般才半分钟。

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参加完葬礼返回莫斯科大饭店后，苏方翻译随后也匆匆赶到饭店，要求同我逐字逐句核对我同安德罗波夫谈话的中俄文记录，说是上头要求逐字汇报。这个小小插曲反映了苏联方面尽可能捕捉中方对中苏关系态度的准确信息的认真心情。

莫斯科人对我们出席葬礼反应很好，许多普通人打电话给我国驻莫斯科新华社记者，表示赞赏我对新华总社记者的谈话和到莫斯科出席葬仪，并热切地希望中苏关系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日子。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为此比平日繁忙了许多。

根据苏方的安排，17日上午中国代表团应邀参观了坐落在莫斯科郊区“星城”的国立加加林宇航训练中心。这个设在莫斯科郊外的宇航中心，是为纪念人类第一位乘宇宙飞船进入太空但后来因车祸逝世的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而命名，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保密单位。作为一种特别礼遇，苏方安排我们参观这个中心。我们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该中心庞大而复杂的设备，看了训练宇航员失重和各种升天和返航操作技术。始终陪同我的是苏联空军第一副司令叶非莫夫空军元帅和其他五位身穿笔挺的军服和胸前挂满各种勋章的将军们。他们高兴地当然也是很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苏联的宇航技术成就。苏联当时的航天技术确实居于世界首位。我在加加林纪念碑前献了花，参观结束时，我表示衷心祝贺苏联科学家的卓越成就，并感谢主人对我们十分友好和热情的接待。

我这次赴莫斯科的使命是参加葬礼和同苏联新领导人探讨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三大障碍、改善两国关系以逐渐实现正常化这一重大问题。我同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正式会谈则是我此行的重头戏。这是二十年来中苏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也是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两国外长举行的第一次政治性会谈。

会谈于11月16日下午在苏联外交部举行。中方参加人为杨守正大使、马叙生司长、王荩卿副司长、李凤林办公室主任，苏方参加人为伊利切夫副外长、贾丕才司长。会谈从下午4时开始，至5时50分结束。

会议开始，葛罗米柯首先对我前来悼唁表示感谢说，很高兴黄华同志同安德罗波夫总书记的亲切谈话。他也欢迎利用这个机会举行会谈，讨论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葛罗米柯说，我同你见面前去见了总书记，同他谈了话，听取了他对这次会谈的指示。我可以负责地代表苏联领导人，代表安德罗波夫表示：我们主张改善中苏关系。听了葛罗米柯的这个开场白，不禁使我对这次谈判有可能打破僵局产生了一线希望。我说赞赏葛罗米柯外长刚才的讲话。我们为了使苏联领导人和广大人民及时了解中国方面对改善中苏关系的热忱和诚意，我作为中国特使行前就此次参加葬礼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并由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外广播。莫斯科报纸11月15日已刊登。我对谈话作了简要说明，并特别指出，现在中苏关系举世瞩目，对此猜测很多，针对这种心态，我在谈话中特别强调，希望两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友好相处，两国关系能够排除障碍，得到真实的改善，并逐步恢复正常化。我的这番话的中心意思是希望中苏关系真正地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属于任何其他性质的关系。

在会谈中，我重申了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问题。我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屯驻重兵，出兵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出兵侵占柬埔寨，这些行动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是造成中苏关系紧张和对立的症结所在，这都是客观事实。中国提出消除这些障碍的要求是对现存的苏联的威胁作出的正当而自然的反应，这正是真正改善中苏关系和实现正常化的根本所在。我们希望苏联尽快从中苏边境减少和撤退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并劝告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使东南亚恢复和平。总之，中苏关系中积累的问题很多，解决需要耐心和时间，最重要的是需要苏联最高领导人从长远的观点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作出政治决断，消除重大障碍，推动关系发展，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

葛罗米柯多次发言，阐明苏联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积极立场。他认为我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是一篇重要的政治声明，很有意义，是一个积极的步骤。改善关系是中苏两国利益的需要，国际局势的发展也要求改善关系，这也完全符合苏联外交政策。葛罗米柯说：他可以负责任地声明，苏联将做一切取决于他们的事情，使苏中关系正常化。改善关系最后能否成功，要靠双方的努力。

在会谈中，我期待他就减少和撤退中苏边界苏军问题作出具体承诺或者有所表示，把磋商引向实际步骤。但是葛罗米柯重视的只是从双方讨论的问题中绝然排除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并不重视中方要求的解除来自北、西、南方面对中国安全的威胁问题。葛罗米柯反复强调不应把涉及第三国利益的问题纳入磋商范围，因为人们不应代替第三国作出决定，故应把有关第三国的问题排除在中苏磋商议题之外。他说，如果不能就此问题取得一致，可以先从一些局部问题着手，例如就发展贸易、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具体交往采取步骤，给两国关系增加新的空气，加点温，与此同时讨论各方认为应该讨论的问题。他说，我们能不能把尚不能取得一致的问题放在一边，先来讨论和解决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现实的和取决于中苏双方的问题。

我在发言中指出：我方提出的不是什么涉及第三国利益问题，而首先是消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和消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目前两国关系中存在紧张，部队在边境对峙，在其他边境也存在威胁我国安全的紧张局势，这种情况不改变，即使在贸易、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增加一些交往也无益于大局。当然，在双边来往方面有些事可以做，可逐项进行，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其意义也是有限的。

在同葛罗米柯会谈将要结束时，我再次强调要从长远眼光和两国根本利益来考虑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障碍问题，我说：我们把这些关键问题留下来，请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葛罗米柯外长认真考虑。希望苏联新领导作出政治决断和新的努力，以消除障碍和推动中、苏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中苏是两大邻国，谁也搬不了家，应该从源头和根本上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葛罗米柯对我说的这句话表示赞同，但强调说：中国不必害怕苏联。苏联丝毫不会威胁中国。葛罗米柯的这句话不符合事实，完全不适当。我当即对他说：我们不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但也不至于睡不着觉。

虽然如同我们代表团预计的那样，苏联新领导人不会很快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我和苏联领导人的会晤和会谈不会取得重大突破，但对中国政府派我出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和主动提出同葛罗米柯会谈，苏方是重视和欢迎的。会谈结束后，从来没有笑容的葛罗米柯向我露出友好的微笑，走了近三十米的长廊把我们送至电梯旁，握手道别。他的这种表现据礼宾官们说是罕见的。

至此，我结束了这次赴苏的使命，在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的第二天，即11月17日晚离开苏联回国。

----摘自《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