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社会到唐朝的中日关系

中国和日本同是亚洲东部的两个古老国家，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很悠久，而中国的历史比日本更为悠久。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现在经常被称作“一衣带水”的邻邦。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不过那时中国的历史已经前进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春秋战国时期(据通说),而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居民，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阶段，就是说，国家还没形成。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较高，居住在汉族周围的民族和部落，自然要受到汉族的影响。中日两自人民间的最初交往，就是在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实现的。
2000多年前，传说秦朝方士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暂且不去讨论日本人是否为这些人的后裔，但是这却是有文字记载的漂洋过海走出国门、开辟中日文化九州岛是日本群岛中靠近中国的一个大岛屿，它的北部隔朝鲜海峡与朝鲜半岛相望，通过朝鲜半岛可达中国大陆。中国东移的汉族人民，最初就是通过朝鲜半岛这座天然桥梁到达北九州的。九州岛的西部隔东中国海与中国大陆相望。秦汉之际，中国的航海术已比较发达，完全可以乘大船从海路沿朝鲜半岛近海到达北九州，与此同时，北九州岛上的倭人，也已能够造出沿近海航行的船，到达朝鲜半岛甚至更远些的地方。因此，北九州和中国接触最早，接受中国文化也最早，当地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因而北九州不仅是日本群岛上的倭人接受中国文化的门户，同时也是日本群岛中最早形成国家的地区。班固在其历史著作《汉书》地理志中有关：“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记载，是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形成早期国家的珍贵记录。日本史学家把日本产生早期国家的历史阶段，叫做“弥生式”文化时期，(注6)从中国历史上看，大致在秦汉之际，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开始从“绳纹式”时期向“弥生式”时期过渡，大约到中国的晋代，“弥生式”文化便成为日本群岛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了。
  随着日本群岛上倭人国家的形成，中日两国间的交往也在发生变化．以前主要是民间的没有固定时问的交往，现在，早期形成的倭人国家已可通过乐浪郡“以岁时”和中国发生交往关系。这就使中日间的交往，多少具有定期的和半官方的性质。交往逐渐频繁，互相了解程度逐渐加深。可是，生活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环境中的中国劳动人民，对于刚形成国家但还残留大量氏族社会痕迹的倭人社会生活不理解，结合着他们要求摆脱压迫和剥削的愿望，于是日本群岛就被幻想成为“蓬莱仙境”.这个美丽的幻想，甚至迷惑了当时的统治者秦始皇。幻想长寿的秦始皇，派遣徐市去蓬莱仙山寻找长生不死仙药。据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徐市乘船出海数至日本，，最后，携带童男童女千余人以及五谷百工等去日本，“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注7)秦始皇以国家的力量，派徐市乘船出东海去蓬莱，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已通过海路和日本群岛发生了某种交往关系。至于徐市是否真的在日本“止王不来”达却是存留在中日两国人民时的一个美丽的传说。由于司马迁的时代距秦不远，这种传说的历史真实性可能更大些。而在日本，这种传说更为具体，甚至和歌山县还修有徐福(市莆)墓，墓前立一石碑，上刻“秦徐福(市)之墓”五字。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徐莆至日本“止王不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倭人“分为百余国”，从时间上看，正是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出现阶级分化，开始形成早期国家的时期。由于当时日本群岛上的倭人尚没有文字，中国史书中关于倭人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片断记载，就成为研究日本古代史和中日两国古代交往关系史的珍贵史料了交流航道的第一人。

杨坚在公元五八一年建立隋朝，结束将近二个半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中国统一。隋的第一代统治者文帝杨坚深知，如不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则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停滞、商业凋敝、人民穷困，国力衰微的局面就不能改变，从而自己的政权就难以巩固。所以，他较为坚决地整顿和重新制定各项政策与制度。这些措施缓和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矛盾，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顺畅；客观上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例如建桥和造船等技术发展比较快。当时已能建造船高五十余尺，长二百余尺、容纳八百多人的大战船。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隋的文化也开始繁荣，文、史、儒学、天文和医学都有较快的发展。佛教的兴盛尤其突出。隋文帝杨坚相信佛教，并借助政权力量加以提倡，使佛教得到迅速发展。民间流传的佛经卷数，超过儒家经典百倍，这点足以说明佛教传播的广度。


  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促进对外关系的发展。隋朝的对外关系主要表现为：(一)与外国进行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二)对外扩张战争。隋炀帝时期，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增加，不断派出使者出使南洋、西域、北方和东方，购买奢侈品。与此同时，对外扩张的意欲日炽，掀起了对高丽的扩张战争。隋对高丽的扩张战争，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却引起日益发展的倭国(即大和国)的注意。停顿近二个世纪的中日两国间的交往，重新开始了。


  倭国(即大和国)自倭王武以后，政治经济有迅速的发展，至崇峻帝执政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和其他矛盾逐渐激化。支持倭王政权的畿内(臣；连等)和地方(直、首等)大豪族，随同王权实力的增长，自己的实力也得到加强。他们根据自己的实力，程度不同地兼并土地，扩大田庄数量，增加私有部民，壮大自己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弱小家族的土地和部民被兼并，甚至连倭王的土地和部民也受到蚕食。倭王在反对大家族侵占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在努力增加屯仓(土地)、名代(王妃的部民)、子代(王子的部民)的数量。全国各地，尤其东部地方，倭王的屯仓、名代、子代等数量有迅速增加，形成倭王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可靠基地。


  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倭王，力图加强政权的控制能力。侯王开始任用官吏取代大豪族掌管各种技术工匠的生产，从此，逐渐形成官司制度和国造制度。（注1）王权的增强和豪族反王权的斗争，使当时的矛盾激化。代表新兴势力的大豪族苏我氏，凭借王权，以武力消灭物部氏，独揽朝政。这又引起倭王与苏我氏间的权力斗争。苏我氏以其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毫无顾忌地派人刺杀了反对他的崇峻帝，另立推古女帝。公元五九三年推古女帝即位，立厩户王子(即圣德太子)为太子，并摄政。厩户太子摄政时，虽受到苏我氏的掣肘，但仍实行许多有利于加强王权的政策。诸如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度，制定宪法十七条，实行历法，编纂国史，开展对南部朝鲜半岛各国的对外关系等等。其中尤需特别指出的是，实行崇佛政策。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受到大豪族苏我氏的支持，不仅迅速遍及全国，而且成为日本佛教与政治相结合的起点。日本佛教的盛行，对中国译刻的佛经、中国佛像铸制工艺、建寺工程及工艺等的需求，突出起来。加之，自隋文帝时起延长至炀帝时代的断续的对高丽的扩张战争，强烈地冲击着与朝鲜半岛南部各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倭王政权。摄政的厩户太子改变以前几代倭王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作法，开始派出使节赴隋建立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隋日建立外交关系


  日本推古帝八年(公元600年)，摄政厩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进行外交联系。据《隋书》倭国传载：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闭。（注2）


  《隋书》没有记述倭王所遣使节的名字，遣使的目的以及所贡方物内容。但是，隋文帝对近百年未曾朝贡的倭国颇感兴趣，特命隋吏去倭使处了解倭国情况。当文帝听到“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末明时听政，咖跌坐，日出便停止理务，云：倭(委)我弟”的汇报时，认为极无道理，竟然“训令改之”。（注3）倭国使节在隋了解到，文帝已革除北周武帝毁佛政策，正致力于提倡佛教，这与倭国的崇佛政策极其相近。因此当倭使回国向摄政厩户太子汇报后，厩户太子遂决定再次遣使入隋，以求佛经佛法的名义，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推古十五年(公元607年)，以大礼小野妹子为正使；译员鞍作福利等组成第二次赴隋使节团，携带侯王国书，启程赴隋。


  这个使节团是经过摄政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精心挑选委任的。小野妹子是大和地方的贵族，与倭王有亲属关系。鞍作福利是归化汉人的后裔，其先祖鞍作坚贵在倭王武即雄略王时代，迁居于大和地方的上、下桃原一带。后来，鞍作氏与苏我氏发生关系，曾被苏我氏称作鞍作臣，表明其相互关系的深度。鞍作氏一族在日本飞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


  小野妹子一行于当年年底到达隋都，向隋炀帝呈交倭王国书以及各种贡物。小野妹子在对隋官吏的谈话中明白表示：“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千人(《北史》为数十人)，来学佛法。”（注4）这里的数千人是数十人之误，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说，每次往返不过一、二只船，不可能一次载乘几千人。这数十名沙门，是倭王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求佛法并送留学生赴隋学佛法，是小野妹子一行的公开目的。但是，其实际目的在于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以及各种政治制度，同中国建立经济联系。在比《日本书纪》较晚的《经籍后传记》中，对小野妹子一行的目的，有如下叙述：


  以小治田(指推古帝)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袭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天子。（注5）


  这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叙述。好大喜功、暴厌任性的扬帝，对于偏居海岛的倭国国王恰在他需要通过外国朝贡以张大国威、显示自己业绩的时刻，向他呈递国书，深感满足。可是，当炀帝看到倭主的国书中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词句时，（注6）喜悦的情绪消失了。炀帝认为，倭王不持臣礼而持以同等国君之礼，是对他的不敬。但是，他又不愿因此失去一次显示自己业绩的机会，所以，尽管他心里不快，却只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勿复以闻”，就是说今后如再有这类国书不要给他看了，没有拒绝倭国国书或不准前来朝贡的意思。正因为这样，炀帝不仅令鸿胪卿热情接待倭国使者，而且立即决定派文林郎裴世清出使倭国，回访倭王。此后，倭国使节连赴隋都二次，都受到炀帝的款待，可见末因“日出”、“日没”的称谓，影响到两国的友好往来关系。


  小野妹子完成使命后，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初回国，隋炀帝命文林郎裴世清同时赴倭回访。两个代表团于同年四月到达九州。当倭王政权得知隋使和小野妹子同时到达的消息时，真是喜出望外。厩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侯王政权主要执政者认为，小野妹子一行如能完成赴隋使命就很好了，根本没有奢想隋炀帝派使节回访。因此，倭王政权立即派出负责航海及对外事务的大礼吉士雄成，专程去九州迎接。与此同时，倭王政权认为以前接待外国使节的馆舍过于简陋，与隆重迎接气氛不符，特令在难波(今大坂)城高丽馆舍之上修建新馆，以安置隋使裴世清一行十二人。裴世清等一行在筑紫(即北九州)等到六月，新馆方始建成。据《日本书纪》载，六月十五日倭王派中臣宫地连鸟麻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等人陪伴隋使，用彩船三十艘，迎裴世宿等至难波新馆。到达难波时，“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角鼓来迎。”在难波新馆休息后，启程赴倭都。行走十日，接近都城。


  八月三日侯王又遣大礼额田部连比罗夫(《隋书》记为可多毗)，率五彩骑七十五匹(《隋书》记为二百匹)迎接，直送至都城的海石榴市衡。在这里，自王子以下各大臣、文武百官头戴金簪花，身穿绵紫绣织五色绫罗衣，列队相迎。（注7）倭王的欢迎仪式是相当隆重的。八月十二日，倭王会见隋使裴世清。会见时，裴世清所带的隋国礼品摆在侯王宫殿的阶下。当倭王见到裴世清时，高兴地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遗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裴世清回答说：“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渝。”（注8）裴世清随即呈上隋炀帝的国图书。


  据《日本书纪》所载，隋炀帝国书如下：


  皇帝问候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等至，具怀。肤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罩被合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倍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比如常也。故遗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注9）


  这封诏书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继魏明帝给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诏书之后，由日本保存下来的中国方面的第二个诏书。无疑，它是一份珍贵的文献。但是，据日本史书称，厩户太子看到达份国书与炀帝看到倭王国书时一样，很不愉快。厩户太子“恶其酗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注10）尽管倭国执政者对隋炀帝不以君主之礼平等相待表示不满，甚至不赏其使，但是，同隋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一事，对倭国说太重要了。所以，厩户太子与苏我马子决定，不因国书中的礼节问题有碍于两国的外交关系。当裴世清完成使命要求回国时，倭国执政者不仅设宴欢送，而且立即以小野妹子为正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仍任译员，组成护送隋使回国使节团，送裴世清归国。与使节团同路赴隋的尚有八名留学生，其中四名留学生：倭汉直福因、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以上三人为归化汉人)、奈罗译语惠明(即惠日，其祖原为高丽人，后归百济，仁德帝时代去倭国。去隋主要学习医术)。另外四名为学问僧：新汉人雯、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以上四人全为归化汉人)。这些留学生在隋学习很长时间，归国后在国家的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


  倭王于九月五日举行欢送裴世清宴会，十一日裴世清启程回国，小野妹子护送使节团同行，于年底至隋都。小野妹子向隋政权呈交倭王国书，鸿胪卿鉴于炀帝旨意，没敢送给隋炀帝阅读。厩户太子等执政者认为炀帝不满“日出”、“日没”的字样，经过一番考虑之后，遂改称东皇帝敬白西皇帝，其国书如下：


  东皇帝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秋季薄冷，尊候如何?想清恙，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注11）


  国书不卑不亢，保持对等的礼节。由于隋炀帝不看，自然不会发怒，因而两国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可见，隋炀帝的“勿复以闻”的指示，颇具匠心。小野妹子在隋都同隋国官员安置好留学生和留学僧之后，作长达半年的考察。据《日本书纪》，小野妹子于推古十七年(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九月回国。


  隋炀帝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六月，倭王政权第四次派使节赴隋。倭使是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等，同时学问僧慧光、灵云等人入隋学习。第二年七月，倭使回国。在隋朝不到三十年期间内，倭使四至隋都，考察了隋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佛学。特别是派出许多留学生和留学憎，入隋学习。这些留学生和僧，在隋学习时间很长，有的在唐建国之后，仍留唐学习，学习时间长达二、三十年。他们不仅专修佛学和儒学，而且对隋后来对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医药、艺术以及政府机构的设置、法制律令的颁布等各方面，广泛地进行学习。回国后都以其所学，作出相应的贡献。
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