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任国桢烈士-------北国擎红旗 并州留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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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擎红旗 并州留忠魂 ——任国桢烈士传略 宋文基 李鸿钧 士墓碑的人们，莫不在这座陵墓前停留、默哀，以表敬意，以示悼念。
半个世纪前，任国桢同志从大学毕业后，毅然以白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他根据党的需要，走南闯北，驰骋半个中国，沈阳、哈尔滨、上海、青岛、北京、唐山、太原等地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他刚毅沉着，高擎红旗，勇于开拓，披荆斩棘，创建了沈阳第一个党支部，领导了哈尔滨的地下斗争，为恢复、发展山东、北京等地的党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英勇就义于太原。此文记述的是他短暂一生的主要事迹。
少年立志勤学习
任国桢，原名任鸿锡，字子卿，曾用名任国藩，化名刘子厚。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三日，出生于安东县帽盔山下任家堡子（今丹东市振安区同兴乡变电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全家三十三口人，国桢兄弟姊妹九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四。家有四十八亩耕田，两把剪子的蚕场，四匹骡马，一辆铁轱辘车。家人躬耕为农，养桑放蚕，生活还算宽裕。国桢的父亲任殿芳是个忠厚老实、性格倔强的农民，对子女管教很严，国桢的母亲任刘氏，善良温淳、勤劳俭朴。
国桢天资聪敏，举止稳重，勤学好思，父母都非常喜欢他。连最不善于表白自己、夸称别人的任老太爷，也竞在亲戚、邻里面前夸起小国桢来：“俺家老四象样儿，盼他能成器。”
在国桢已经开始记事的时候，大家族之间发生了一些令人烦脑的事情，也恰恰由于这些事情，才使任殿芳让国桢成器的宿愿变成了坚定的决心。
国桢有个伯父，与他家隔沟为邻。伯父私心极重，虽与国桢父亲是一奶同胞，却水火不容，常常找茬滋事。有一年雨季，他为了扩大自家的地盘，暗地里将湍急的山水堵向任殿芳家一边，山水冲毁了土地，满院尽是积水。任殿芳无奈，用石头在自己的地边砌上了坝坡。可是，等到下雨的时候，又被扒掉，大水冲垮了坝坡，还冲倒了两间房屋。这下子可激怒了任殿芳，把他哥哥从屋里拽出来，狠揍了一顿。国桢的伯父仗他在县衙门里有熟人，继续为非作歹，任殿芳只好忍气吞声。由此促使他心底里早已隐藏的一个念头萌发了，决心拚上老命供老四念大书，将来好成为任家的“顶门杠子”，就这样，幼小的任国桢便成为任家的希望之星。
一九 O 六年二月，已满九岁的任国桢开始上私塾。私塾馆离家有十几里路，而且山路多，还要蹚过一条河，但任国桢求学心盛，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跟随大哥任国栋去上学，从没叫过一声苦。任国栋在以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吾与胞弟鸿锡从苗师读书二载，当时正值五道河无桥，霜降后，清明前，河结薄冰，每日我们披星戴月，往返走读，跣足涉河，异常困苦。，这个私塾的老师姓苗，学业不精，而且不务正业，误人子弟。为了找个好塾师，一九 O 八年，国桢又随大哥离家到五十里以外的影背山（今东沟县前阳乡脉起村）私塾馆继续读书。弟兄俩带上粮食，在私塾馆里立灶住宿。这样虽然给生活上带来一些不便，但他们学习的时间更多了。
这个私塾馆的塾师名叫王玉川，是任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当时已年近古稀，须发皆白。但他思想比较开明，对社会上的新思想有所接受。当辛亥革命爆发之时，王玉川以长辈的身分首先让国桢和他哥哥带头剪掉了小辫子。为这件事，国桢和国栋被父亲大骂了一顿，并险些挨了棍棒。
在治学严谨的王老先生的教诲下，国桢的学习成绩日益长进，他对学习不仅有极浓厚的兴趣，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一篇题为《业精于勤说》的作文中，对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观点作了新的阐发：“夫勤也者，愤发之谓也，朝研夕究，终能深造富有日新之业。”“可怪今世之人，业有不勤者，不咎其不勤之故，而曰业之难精。此等之人，其所学未有能精者也。”这篇文章，王老先生给批为甲等，并写了“思路颇佳，词亦平妥”的评语。
由于国桢学习＋分勤奋，善于思考，成绩优异，王玉川老先生非常喜欢他，不仅在学习上对他精心指导，在生活上关心照顾，而且还做了他的媒人，给他介绍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姑娘做他的未婚妻。当时国桢不过十二、三岁，这在今天看来未免有些可笑，但在那时却是极寻常的事。国桢当时虽然不同意，但王老先生首先征得了任殿芳的同意，就把这件事定了下来，国桢也无可奈何。
辛亥革命后，国桢进入安东县立第八高级小学读书。一九一四年七月，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本县东边道立中学，同时，他哥哥任国栋也考入了县师范学校。东边道立中学坐落在元宝山前，校长是当时全县赫赫有名的李献廷（又名李更香）。这个老校长曾在日本留过学，思想比较开明，所以，学校里的新思潮也比较活跃。任国桢读书刻苦，成绩突出，曾获得学校的奖励。
任国桢求知欲十分强烈，学习的兴趣广泛。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经常阅读《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 等小说，还喜欢背诵和抄写唐宋诗词。他当时受到社会新思潮的影响，经常和要好的同学谈论时政，探讨人生的道路。
在一九一四年＋二月间，这所中学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县的事件。当时驻扎在中学附近的安东商团的武装警察殴打了在校园吹号的一些学生，说是扰乱了他们的正常操练。这种蛮横行为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任国桢怒不可遏，挺身而出，组织和领导了学校的罢课斗争，带领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解除商团武装、向学生赔礼道歉”的口号。这次斗争最后虽被镇压下去，但在任国桢和他的同学们心中，已燃烧起来反抗黑暗势力的火焰，却是不可能熄灭的。
喜迎曙光求真理
一九一八年初秋，在人生的道路上度过了十九个春秋的任国桢怀着兴奋的心情，告别了亲友和故乡，去北京大学读书。他坐在由安东驰向北京的列车上，凝视着窗外的景物，回顾过去，向往未来，心潮起伏。他从童年迈入青年的时代，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的岁月。中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换上了“民国”的招牌，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无异于清朝。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苦于军阀混战和“洋鬼子”的欺凌，痛苦不堪。他当时虽然还不懂得帝国主义侵略的大道理，但对一些日本人在安东和安奉线（即今丹沈线，当时属日本管理）的横行霸道行径是时有所闻的。中国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进入青年时期的任国桢所无时不在思索着的问题。
就在任国桢考入北京大学的前一年的十一月（俄历十月）， 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劳苦工农大众在布尔什维克和导师列宁的领导下，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任国桢同志，对这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早有所闻，渴望得到俄国革命更多的消息，所以他报考了北大文科俄文系。任国桢进入北京大学后，学习更加勤奋，他曾对和他一同考入北京大学的同学董德芳说：“俄文比英文更难，而且文法严格、死板，要想在此短短四年中学好俄文，非下苦功不可。”除所学专业外，他还爱好古文，钻研音韵学、金石学，也看新书，写新诗。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民主和科学，主张“兼容并包”，聘请以创办《新青年》而闻名的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馆长，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教授齐集北大，并常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盲诗人艾罗先珂、印度浪漫主义诗人泰戈尔、中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等到校讲演。任国桢不仅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国内外学者名流的讲演，也都抱着浓厚的兴趣去听讲。
在当时内容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中，在众多学者、教授的讲演和文章中，最使他激动的是李大钊同志发表和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和演讲。“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啊！快快起来，努力去做人的活动！”李大钊同志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和充满革命激情的语言，使国桢热血沸腾，夜不成眠。对国桢思想影响较大的还有北大俄文教授亚力克赛 · 伊万诺夫。通过伊万诺夫的帮助，国桢经常往苏联的《真理报》和通讯社投寄稿件，介绍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因此，有人曾攻击任国桢是“苏俄的走狗”，“靠卢布过日子”。对这种恶毒的攻击，国桢并不在意。他一旦认准的事情，就敢于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任国桢在上大学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并且首先由北京的爱国学生发起，而北京大学又是爱国学生运动的大本营。
四日上午，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队伍五千多人，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天安门前，队伍中高举“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等大幅语开始游行示威，任国桢情绪激昂，和同学们一起不断高呼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进到赵家楼 —— 卖国贼曹汝霖的住所时，曹家大门紧闭，有个学生越墙进入院内打开大门．学生们象怒潮一样，蜂拥而人，任国桢奋勇冲进曹家大院。愤怒的学生们寻找曹汝霖不见，却碰上了躲在曹家的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学生们用铁拳把他痛打了一顿。不久，曹家大院起火，熊熊的烈焰，映红了半边天。
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学生们回到公寓，兴奋地谈论着。一向沉默寡言的任国桢，这时言语也多了，他兴冲冲地对同学们说：“这下子打得真痛快，可惜我没打着曹汝霖那个卖国贼！”
六月三日后，北京学生继续出动，到街头讲演宣传。北大每天都派出小组出校活动。任国桢抢先报名，第一天就参加宣传小组到天安门去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的罪行。反动军阀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逮捕参加讲演宣传活动的学生，驱赶听讲演的群众，整个北京城充满着恐怖气氛。但国桢和同学们毫无惧色，继续向群众宣传。就在这一天他和大批同学被军警逮捕，关押在北大第三院院内。
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任国桢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大飞跃，他更加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开始认真阅读当时能找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从而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非革命而不可能改变挨打受欺的现状；中国革命非走新的道路不能成功；有志青年只有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才有前途。
“五四”运动后不久，任国桢在暑假期间回到家乡。这时安东县属白菜地乡农民正掀起反抗“牛马捐”的斗争。该地久旱不雨，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政权还要补征牲畜税，激起了白菜地乡民的愤怒，殴打、扣留了征税的警官。以李登江为首的乡民组织起来，提出“生畜税从此永不征补”等六条要求，使反动官府大为震惊，调集兵力进行镇压。李登江集合乡民一千多人，包围了前来镇压的军警，把军警打得狼狈逃窜。随后，反动军警加紧侦缉和围剿，李登江为敌人所诱捕、杀害，至此暴动失败。任国桢得知家乡农民暴动情况后，情绪非常激动，他赞扬“乡亲们有骨气，打得好”。并说他要写一部小说，让外面都知道这件事。
任国桢当时非常注意社会的时事动态，对社会之丑恶、龌龊现象疾恶如仇，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激烈反抗。据他的同学回忆，在北大学习期间他曾参加反宗教同盟的活动，揭露帝国主义者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一九二四年，一群美国人和中国几个投机的败类，在中国上映污蔑、丑化黑人的美国影片《自由魂》。这部影片曾在巴黎上映，受到了制止，又被搬到中国来愚弄人。当任国桢看到这部影 片时，立即意识到这是“洋麻醉剂”，当他看见座位前一个绅士打扮的人拼命为此影片鼓掌喝彩时，愤然离开了剧场。
不久，任国桢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杂谈：《看〈自由魂〉后的我见》，文章尖锐指出：“我们细想想，美国人这一种艺术上的政策，不但是直接指出黑人不配有自由和自治，也是间接表示非白种的统御和管辖，世界不会有安宁，不会有人道的。我们在想一想，《自由魂》一片，形容黑人不堪言状的地方，能有外国人拍照中国社会陋习的甚吗？美国仇视黑人的动作，能有拳匪待遇中国人的甚吗？……所以用换汤不换药的法子，使中国不但不肯反对，还要躬身下拜、奉为圭臬呢。”文章讥讽警告北京反动军阀：“不要无为的派兵在北京大学门前，留神美人间接的污辱中国人民的人格罢！”任国桢这篇文章虽然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却相当有力地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和反动军阀为虎作怅的罪恶行径，维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
在这篇文章中，任国桢不仅公开申明自己的观点，并署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写明住址。在文章的结尾严正宣称：“言论自由，我个人负责！”表明他正视现实、蔑视权贵的胆略和坚定勇敢的气质。国民党特务后来以这篇文章为据在调查材料上写道：“任国桢发表过过激约言论……醉心于共产主义。”
一九二四年，也就是任国桢在北大完成从预科到本科的六年的学业的时候，已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抱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信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值得记述的是，任国桢和鲁迅先生的亲密友谊。任国桢在北大学习期间，听过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史略》，对鲁迅先生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非常崇敬。他在北大毕业后，曾留在北京一段时间翻译苏联文学争论的几篇文章，编成《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请鲁迅先生校订。鲁迅先生热情赞助国桢这一工作，校订后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并写了序言。国桢离开北京后，一直与鲁迅先生书信往来不断。
一九三O 年三月任国桢到上海受训时，还特地拜访了当时已移居上海的鲁迅先生。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沈阳建党奠基石
一九二五年夏天，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同志的派遣，来到沈阳（当时称奉天，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后改称沈阳），开展群众运动、从事建党工作。他带着第一次独立到地方工作的那种兴奋、激动而又有点忐忑的心情，离开了他曾经在那里学习六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古都北京，来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横行的沈阳，住在大南门里文化阁纸店，纸店的老板是他的同学。和他同时到沈阳的还有青年团的负责人吴晓天。
在任国桢到沈阳的前几天，日、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惨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发生了。工人领袖顾正红等数十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上海马路，全国各地立即掀起支援“五卅”运动，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暴行的革命浪潮。
任国桢到沈阳后，按照党的指示，利用各种关系，发动以声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为纲领的群众运动。虽说这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初出“茅庐”，但他是那样的沉着冷静，从容不迫，也显出一点“闯闯看”的劲头。
沈阳，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双重统治的地区，军警、特务、暗探密布，绑架、暗杀事件频繁发生。但这并不能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风，早已东渡山海关，到一九二三年已有人秘密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具有进步倾向的“启明社”、“文学研究会”等社团也已建立。任国桢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从学生运动入手，争取民心，立住脚跟，逐步开辟党的工作。他首先结识了进步青年苏子元 （苏子元同志，1925年入党，1928年派赴苏联，1956年回国，现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离休干部。） 苏子元曾参加过“启明社”等进步组织，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学说。任国桢同他亲切交谈，要他组织进步青年，声援“五四”运动，开展反帝、反军阀的群众斗争。苏子元按照任国桢的意见积极串连，往返于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间，在小河沿召开了各学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了奉天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于
此次运动以后，反动当局加紧了对学生的镇压。当天晚上，各个学校同时被军警封锁了，学生代表被逐出校外，教育厅长又发出了提前放暑假的“命令”，以此来瓦解学生的革命运动。
针对敌人的阴谋诡计，任国桢同志决定，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和过去有办暑假夏令营的习惯，以“基督教青年会”作掩护，开办“暑期大学”，传播马列主义，将学生运动引向深入。参加“ 暑期大学”的，主要是“学联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多数具有进步思想或倾向于共产主义。还有“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成员，也有小学教员、店员、职员等。每天下午五时到七时讲课，任国桢亲自讲授“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介绍社会发展史。为了躲避敌人的耳目，还让几个大学教师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讲一点新闻学和金融、关税等问题。通过举办“暑期大学”，马列主义在革命青年中迅速传播，进步青年争相传阅《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书籍。
在“暑期大学”结束时，学员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主张读书爱国，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另一种意见，认为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是爱国的当务之急，死啃书本，不参加社会革命活动，有负做人的责任。任国桢同志明确支持后一种意见。多数学员也赞成后一种意见。有的学员为了表朋自己的态度，在扇子上写道：“我们的导师是列宁，我们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全世界革命。”
“暑期大学”不仅向革命青年宣传和传播了马列主义，而且为建党创造了条件。“暑期大学”结束后不久，参加“暑期大学”学习的部分青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至义青年团。根据形势的发展，一九二五年八月，建立了中共奉天党支部，任国桢同志任支部书记。这个党支部是沈阳第一个党支部，为沈阳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任国桢同志是沈阳党组织的创始人。党交部建立不久，他被调到北满开辟工作。
一九二六年底，任国桢又回到奉天，继续担任奉天支部书记。这时奉天支部的力量有所增强，杨志云负责组织工作，杨韦坚、任福德负贵团的工作，奉天党支部的地址设在老精华眼镜公司的二层楼上。这是杨志云通过自己的老同学——老精华眼镜公司的经理仲肇发的关系借来的。任国桢和杨志云以准备投考医科大学、复习功课的名义住在这里，组织领导沈阳的地下革命活动。
当时奉天支部活动的主要任务是： 1、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最， 2 、宣传马列主义，动员群众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3 、开展工人运动，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当时参加组织活动的有南满医科大学的学生，有铁路和兵工厂的工人等等。支部活动范围比较广泛，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农民运动都是他们经常研究的课题。任国桢的工作很紧张，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进行宣传、鼓动，常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新的斗争。
任国桢很重视宣传鼓动工作，他认为，要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首先要使群众懂得干革命的道理。他曾对工人积极分子说：欲想拯救我们的祖国，非打倒军阀，打倒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不可，非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不可。他耐心地讲解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中国怎样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主怎样剥削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榨取剩余价值等等。他说，只要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地主、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人数超过资本家几十万倍，就一定能打碎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任国桢将自己带来的一些政治宣传小册子，诸如《十字街头》、 《灯塔》等借给店员、工人们传看，宣传救国救民的道叹．鼓动群众的革命情绪。据仲肇发回忆，当时任国桢经常利用闲谈的机会向他宣传革命道理，还准备介绍他到革命浪潮高涨的中东路去土作。三十三年后，已是白发苍苍的仲肇发在重游老精华时，想起任国桢在这里从事伟大的事业，想起任国桢对他的指教，不禁老泪横流、泣不成声地说：“我今天才知道你是先知先觉者，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精神和你的功绩是永世长存的。”
为了组织、发动群众斗争，任国桢经常和杨志云一起深入工厂中了解情况，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有时，他们还装扮成买卖人，背着香皂、毛巾、牙粉等物，到工厂、学校去进行秘密活动。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奉天制麻株式会社七百多名中国工人，由于无法忍受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的剥削、压迫，举行了大罢工。罢工爆发后，任国桢立即派杨志云等人及时同工人代表接头，鼓励工人们继续坚持斗争。同时，提出了具体斗争策略：如罢工工人按地区编成小组，推选工人代表；帮助工人拟定复工条件，主要是不准随便打骂中国工人，工资采取现洋本位，不以金票为本位等等。党的领导，给工人以很大的鼓励。
日本特务机关“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加紧活动，一方面调集力量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加紧侦察我党的活动，终于发现这次罢工同任国桢、杨志云有联系（敌人只知道任国桢是国民党奉天支部执行委员）。
两次入狱志愈坚
解放前的旧中国，天灰灰、地沉沉，黑暗已极，没有丝毫的民主与自由。反动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更地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敌人的白色恐怖，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是十分严峻考验。任国桢同志从一九二五年夏天来到沈阳，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去上海学习，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坐牢一年零十个月。他在残暴的敌人面前，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忠贞不屈的英雄本色。
任国桢同志第一次入狱是在一九二五年因参加援助郭松龄倒戈反奉的秘密工作，在郭松龄倒戈反奉战争失败后，在哈尔宾被捕人狱。
一九二五年八月，任国祯在沈阳建立起奉天第一个党支部后不久，即被派到哈尔滨开辟工作。他到哈尔滨后，先在《东北早报》任编辑，继而参加了“中华民族自决会”和“反宗教同盟会”，利用这些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具有进步倾向的组织和出版物，联络群众开展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
两个月后，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正当直奉军阀第二次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将军在前线滦县誓师，倒戈反奉，挥师东进，一路势如破竹，仅两三个星期即攻到沈阳附近的新民县境。郭松龄将军的这种革命举动，震动了全中国，得到了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任国桢同志得知郭松龄倒戈反奉的消息后，立即和早已来哈的国民党知名人士钱公来、朱霁青以及当时进步人士陈晦生、彭寿朴一起商议，分头进行支援郭松龄的工作。钱公来负责国民党工作，任国桢和朱霁青负责财政工作，从经济上资助郭松龄。为此，他积极奔波于沈、哈之间，秘密进行募捐和宣传活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援助张作霖，郭军在新民县附近巨流河受挫，反奉战争失败，郭松龄夫妇惨遭杀害。
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后，张作霖杀气腾腾，加紧追查同郭松龄倒戈有关的人员。
任国桢同志在狱中，表现非常坚定，顽强地看书学习，想方设法与外面取得联系。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任国祯同志刑满出狱。他当时身体很虚弱，衣服破烂不堪，但斗志却更旺盛。他象一只飞出笼子的鸟儿，准备迎接新的风雨。根据党的工作需要，他只在火车上托人给家里捎回“我在哈尔滨被事，现已出狱”几个字的纸条，便匆匆忙忙来到沈阳继续担任奉天党支部书记。他到沈阳继任奉天支部书记半年后，又被日本警察署逮捕，而后转送奉系军阀。
关于这次被捕的情况，当时的《盛京时报》上有如下报道：“本年五月初旬，奉天制麻会社有中国职工六百多名同盟罢工，事后始知出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连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杨志云及国民党奉天党支部执行委员任国桢等数人之阴谋，于是即由奉天附属地日本警察署于
任国桢被捕以后，遭到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敌人除知道他是国民党奉天支部的执行委员以外，别无所知。一年后，即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从北京回沈阳，被日寇炸死于皇姑屯，张学良为父丧，释放政治犯，任国桢得以出狱。
任国桢出狱后，因与组织失去联系，暂时回到家乡。家人对他获释回家，都很高兴。特别是老母亲乐得老泪纵横。小侄子任福申好奇地问这问那：
“叔叔，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共产党就是打倒列强，打倒吃人者，救国救民的。”
“叔叔，共产党挣钱吗？”
“为穷人办事不能想钱……咱现在不挣钱，为的是将来大家都能挣许多钱，过好日子。”
福申听了点点头，似乎明白了叔叔讲的道理。福申向国桢提出这种问题是有来由的。当国桢在沈阳坐牢时，有一次他曾听到爷爷、奶奶和小叔叔的一次谈话：
“四儿命真苦，出牢才半年，又被鬼子抓去了，就是卖房卖地，也要把他救出来呀！”奶奶泣不成声地说。
爷爷又急又恼，大声说：“这回是鬼子抓去的，说他是共产党，花钱怕也难救他的命！”
小叔叔说：“一家人省吃省穿，每年花几百块大洋供他念书，不成想……”
“当初真不该送他上大学！”爷爷长叹一声。
任国桢回到家，任老太爷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担心的是儿子还要走，不知哪一天又要闯出大祸来。所以他打定主意无论如何再不让国桢离开家门。
老人家哪里知道儿子的心情。国桢与组织失去联系，如同离群的孤雁，非常难过。他千方百计打听安东地下党组织，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一九二八年初秋的一天，有两个人来到任国桢家。这两个人一个是高个子，一个是矮个子，都戴着呢料礼帽，穿长袍，有一个还拄着文明棍，这阔少爷的打扮，正是他们借以掩护的伪装。他们就是安东地下革命者，大个子姓陈，家里开磨坊；小个子姓史，操山东口音，他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被满洲省委（一九二七年十月建立）派到安东来开展工作的中共党员，以修鞋作掩护。任国桢和他们相见、交谈；而一旦别人来时，又高声谈笑。经过多次往来，他们竟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不仅老史和老陈常来任家，任国桢也以到“青年会馆”看报的名义去找他们。一次，任国桢来到天增胡同市场找到了“缝鞋匠”老史，他们一见面就低声耳语。打那以后，安东就爆发了安东制丝厂工人的大罢工，接着，又爆发了安东鞋匠工人的罢工。安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此伏彼起，反动当局惊慌失措。许多同志回忆，任国桢亲自指导了安东的革命斗争，安东的第一个党组织正是国桢在家养病期间建立起来的。这说明，任国桢在安东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任国桢通过安东地下党终于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可想而知，当时任国桢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决定立即启程到奉天同省委联系。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弟弟一言不发以示反对；发妻任薛氏听说丈夫要走，便痛哭失声，她最担心的是丈夫又被抓走坐牢受罪，她也惦记国桢在外奔波，没人照顾，非要带着儿子跟国桢走不可；老父亲任殿芳听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你念了一辈子书，家里都沾不着你一点光，还得跟你担惊受怕。你有家有口，不往家里拿钱，还要走，谁养活！”
“爹，我不能不走……” 任国桢耐心、委婉地向老人解释走的理由。
“哼！这次说什么也不让你走了。”
“爹，是这样……。”
“哼！不管怎样，你实在要走，就砸断你的腿，”这时，任老太爷的火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原打算让儿子念大书，好替任家出气，没曾想，他却成了个“危险分子”，家人成天提心吊胆。
任国桢见此情景，只得缓和下来，不同老人争辩了。但是，由于不能同党立即接上关系，使他心急如焚，闹起了眼病，两眼红肿起来，充满了血丝，本来就高度近视的眼睛，这下子更看不清东西了，他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在院子里来回地踱步，心里默念着：走，走！找党，找党！
过了些日子，国桢眼睛好了，父亲的火气也小了，加上大哥任国栋帮他劝说父亲，父亲最后终于勉强同意了：“走是走，得往家里寄钱养活家口！”
接着，任国桢又打通了弟弟、发妻的思想，又和哥哥、儿子一起 步行了五十多里地，到影背山探望了自己的老岳母，重游了母校。这样，出走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归群鸿雁振翅飞
一九二八年八月中旬，国桢从家乡到达沈阳，与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九月，到阔别二年之久的哈尔滨，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
当时的哈尔滨县委比较软弱，思想混乱。原哈尔滨县委书李纪常出身于流氓无产阶级，自私贪婪，为攫取财物，竟参与敌匪抢掠，并私自将党费及济难费任意挥霍。一些党员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争执不休，甚至有人竟公然提出撒多少传单，给多少钱的荒诞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满洲省委决定派得力干部任国桢去哈尔滨主持工作。
李纪常听说省委要派任国桢来参加县委工作，生怕露出马脚，乘人不备，携带党的活动经费一百八十元潜逃了。
任国桢来后，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任国桢指出，吸收工人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是对的，但只注意到李的积极，而忽略了他是个带流氓性的手工业出身，忽略了对他的思想教育和引导，这是错误的。在任国桢领导下，县委进行了改组，健全了组织领导，加强了党的纪律，县委决定将李纪常这个可耻的贪污犯和逃兵，开除党籍。这样，县委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
一九二九年，哈尔滨已发展到六个支部，党员七十四人，其中工人成分六十六人。七月，哈尔滨县委改为市委，任国桢任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对任国桢领导的哈尔滨党的工作很满意，省委在有关党务和组织的报告中说：“现在哈委执行目前的工作是能胜利的，工作较开展，任xx （即任国桢）较肯干（满洲唯一的干部）。已经开始打破过去和平发展的工作路线，在群众中提出了党的口号，开始走上斗争的道路。”
一九二九年二月，经党中央批准，任国桢为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六月任正式委员、候补常委。
任国桢在这时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革命活动经验，成为一个老练的党的领导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工作从市委到省委，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锻炼和考验，他一到省委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刘少奇、孟坚同志被关押一个月即出狱，任国桢同志又被派往哈尔滨工作，兼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
这时，哈尔滨正酝酿着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对修筑“五路”和反对国民党挑起的反苏事件的斗争。市委和任国桢积极领导了这场斗争。他们组织了“反日宣传队”，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丑恶嘴脸和国民党军阀的反苏行为，号召人民群众坚持斗争。
任国桢同志在哈尔滨工作期间，生活异常清苦，革命意志十分坚定。据他的老同学董德芳回忆，一九二九年清明时节，他在哈尔滨见到任国桢时，国桢身穿棉裤、棉外套蓝布褂，足蹬单鞋，头戴毡帽，和一铁路工人住在南岗俄人院的一间小屋里，他的床是一张破旧的躺椅，下铺稻草，上盖床单，其生活之穷困可想而知。董德芳要为他找个挣钱多的“好工作”，国桢想的是开导老同学，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他对董德芳说：“你要看清，何党真正为国为民真能救国，何党徒挂招牌，空喊救国…… 以为将来投靠之准备。只凭一人东跑西奔，终将一无所成。”董德芳对任国桢这些话当时没有认真思考，而热心地给他找了个薪水高的中学教师职业。可是当他到国桢住所去告诉这个消息时，国桢早已离去。以后，他们再也没见面。
辗转鲁冀见赤诚
一九三O年一月，满洲省委派任国桢到上海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经厉五年多艰苦地下斗争锻炼的任国桢同志，对党组织给予的这次学习机会十分珍惜。他认真学习革命理论，与同志们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间题，总结斗争经验。经过两个月的学习，任国桢同志怀着奔赴革命工作第一线的迫切心情，接受党中央的派遣，于二月中旬前往青岛，恢复山东省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山东，当时在愚昧与残暴闻名的军阀韩复榘的统治下，到处随阴森恐怖的气氛。山东省党组织虽建立较早，党的“六大”时，已有上千名党员，但多次遭到破坏。任国桢来山东前，遭到又一次大破坏，党的负责人有八人被捕入狱，党的机关有三处被破坏，全省的党组织已陷于瘫痪状态。
省委被破坏后，有的同志对敌人存在畏惧心理；还有的同志认为，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必须等中央派有经验的人来，才有办法。任国桢同志批评了这种等待主义和取消观念，带领大家积极开展工作。他与青岛市委同志巡视了各中心产业支部，召开市委会议，恢复和建立四方机厂、沧口、钟渊、宝来纱厂等中心产业支部。在斗争中，他经常找干部个别谈话，教育同志，训练干部。他把党的传单、刊物及时发到群众手中，坚定群众斗争信心。接着，又开展了“赤色工会”、“互济会”和妇女等方面的工作，救济被捕、遇难同志的家属和失业工人，以及营救被捕入狱同志的工作。
任国桢将青岛市的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旋即到潍县巡视，重新改组了县委，指定秋怀甫同志为县委书记，帮助县委制定了工作计划；他还参加了几个区委的会议和妇女支部会，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同志们振奋起了革命精神，重新积极地投入了斗争。
三月，在青岛建立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任国桢同志任临时省委书记。六月，组成中共山东省委，任国祯同志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至此，遭受严重破坏的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又得以恢复和发展。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群众的斗争趋向活跃。纱厂工人奋起反抗，痛打日木资本家的走狗——工整会会员；大英烟草公司工人向英帝国主义发起正义的斗争；青岛港渔民齐心反对敲骨吸髓的“鱼航税”；尤其是青岛人力车工人罢工的影响最大。青岛当时共有六十多家人力车行，大的车行都属日本人经营。资本家对车夫的剥削和压迫非常残酷，车租从三角增到五角五分，除去车租，车夫每日只剩四、五角钱，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于是，五千多名人力车工人压抑在心底的愤怒象火山一样终于爆发了。为了活命，全体人力车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一千多人到伪市政府请愿，还有许多衣服褴褛的工人手提木棍，怒不可遏地怒吼道：“若要求达不到，只有打！”为了及时掌握和指导这场斗争，任国桢租了一辆人力车自己拉，深入到人力车工人当中去了解情况，和工人促膝谈心。为了把这一斗争向全市汽车、马车等工人同盟罢工方面发展，任国桢派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到郊外召集工人讲话，提出党的主张．成立罢工委员会及分会；派代表去联络汽车、马车工人共同进行罢工斗争；组织募捐、纠察队；要求增加人力车票价；提出打倒“工整会”、国民党，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党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许多工人兴奋地说：“这些办法好！”“我们一定要这样办！”
这次人力车工人罢工，虽然在敌人残酷的镇压下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但这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势力，使工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三 O 年八月，由于受“立三路线”的影响，青鸟搞了一次“纪念苏维埃运动日飞行集会”，党的地下工作明显暴露，导致了敌人的大搜捕，使省委和青岛市的党组织很快就被敌人发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多人遭到了敌人的逮捕和监禁。
任国桢在山东工作期间，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立三路线的影响，但是，国桢同志毕竟是一位注重实际的党的优秀干部，他在实际工作中，比较注意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把政治斗争和工人的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山东工作期间，与他结成伴侣的陈少敏同志，（陈少敏同志，山东省寿光县人。十三岁做童工，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八年转为中共党员。她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后，一直从事工会工作．任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一九三 O 年她在青岛做妇女工作，因工作需要，与任国桢同志结为伴侣。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北京逝世。） 在后来回忆说：“一九三 O 年正是立三主义路线时期，国桢在具体工作指导方面，还是考虑到下面的具体情况。例如，组织工人进行日常斗争时，他经常告诉我们说：要注意工人的切身利益，从群众日常经济斗争中联系政治要求，哪怕得到一个铜板的胜利，就可以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提高胜利信心”。任国桢的这些观点，显然是和那些“左”的口号背道而驰的，无疑是正确的。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任国桢和陈少敏一起，到少敏家乡寿光县乡下短时隐蔽。是年十一月，任国桢按照党的指示，和少敏一起到了北京。十二月，中共北方局任命他为北京市委书记。
此时的北京，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任国桢来北京前不久，这里曾搞过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吃行集会”，结果有八十多名同志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和监禁。当时遭到逮捕的北京市委职工部部长黎玉同志出狱后，立刻找到任国桢汇报了狱中同志的隋况，惨痛的教训，使任国桢逐步认清了立三路线的危害。经过缜密的考虑，他决定利用一切条件营救被捕的同志，发展革命力量。经任国桢和市委同志多方奔走营救，加上参加军阀战争的阎锡山被蒋介石战败，向后方撤退，从而使许多被捕人狱的同志获释，重新走上了战斗岗位。
但是，党的基层组织已基本被破坏，很多党员士气不振，产生了消沉情绪。任国桢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情绪不解决，工作就无法开展。他和市委同志一道紧张地进行工作，恢复和巩固原有的党组织，发展、壮大新的党组织，先后在一些学校建立了党支部。同时，任国桢又对那些消沉的党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同他们交心，用心中不熄的火焰，去驱散别人心头上笼罩着的暗影。在很短时间内，许多党员又振作了起来，基层党组织又恢复了生气，由此推动了“左联”、“社联”、“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的群众斗争，北京市的革命斗争又重新趋向活跃。
但是，就在这时，一股寒流猛烈地袭来。
一九三一年二月，北京市委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任国桢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北京党组织面临着分裂危险的时候，他沉痛地提议：要在保护党的团结的原则下，进行党内斗争，反对任何分裂组织的行动。这实际上是对王明“左”倾路线的不满和抗议。
但是，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象瘟疫一样地蔓延，任国桢终于被打成“调和派”而被迫离开了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岗位。
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任国桢，遭受到来自党内的这种打击，他心里是特别难受的。个人受委屈是小事，党内出现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使他预感到党正面临着危机，担心党的分裂，会葬送革命事业。为此，这位在敌人面前表现得无比坚强的硬汉子，此时竟失声痛哭。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深情地说：“只要党内团结，革命成功，我虽然受了冤枉和打击，也绝不会抱怨党。”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是多么感人！
任国桢在被撤职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非常困难。据廖华同志回忆：“国桢同志被撤职后，等待组织分配工作。当时，经济断绝，借贷无门，靠典当衣服度日。他和爱人陈少敏同志与初生小女儿借住在前门外某公寓里，每天喝着稀饭充饥，衣衫褴褛，但他们丝毫也没有埋怨党组织。”（见廖华：《 任国桢同志传略 》）党组织对国桢这一段的斗争历史，也给了很高的评价。现在保存在中央组织部的“内战时期在山西牺牲的省级以上干部登记表”中是这样记载的：“任国桢，职务：山东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冬在太原被捕杀。曾在北平积极反对‘立三路线’”。（ 实为反王明路线）
一九三一年九月，河北省委分配任国桢担任唐山市委书记。唐山，产业工人集中，煤矿工人运动有一定基础。但是，当时的唐山党组织也遭到破坏，国桢不畏艰险，积极投入了恢复党组织的开辟性工作。
从容就义留英名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九· 一八”事变爆发了。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政策，日本侵略者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城，四个月占领了全东北，使我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即发表宣言，提出了“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一九三一年十月初中共河北省委 （此时由中共河北省委临时行使中共北方局的职权）任命任国桢为特派员，前往山西工作，整顿和发展山西党组织。任国桢带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了满腔的民族仇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怒和对家乡人民群众的深切怀念，毅然踏上西去的列车，向太原进发。
当时的太原城，正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地镇压革命运动。太原城内警笛四起，密探特务横行无忌，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对这些严重的情况，任国桢心里是清清楚楚的，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不幸的是，任国桢同志到达太原才十几天，阎锡山的密探就发现了我地下党活动的线索。
“鲁太太在这里吗？”一个特务队长怪声怪气地问。
“不在，这里没有鲁太太。”房东答道。
“哎，那不就是鲁太太吗？”特务队长斜楞着眼指着炕上一个抱孩子的妇女说：“你们怎么说谎呀！ "
“……”
“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特务队长盯着任国桢等人问道。
“闲谈。”
“哼，南腔北调的，聚在这里干什么呀，统统带走。”
就这样，任国桢又一次被敌人逮捕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杜涤生（即鲁太太，当时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雇了一辆人力车来到了典膳所十八号，想隐蔽一下，但未料到，拉车的“车夫”正是敌人的密探。当晚，他把目标侦察清楚后，便暗中监视起来。当任国桢和其他同志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警察、特务便包围了这所房屋。
任国桢被捕后不久，阴凯卿、刘天章同志也相继被捕了。
任国桢同志人狱后不几天，和他同时到山西又同时被捕的陈伯英（又名王槐栋），贪生怕死，做了可耻的叛徒。由于他的叛卖，敌人很快就知道了任国桢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国民党满天清共委员会企图在任国桢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派专人对任国桢同志进行刑讯逼供。阴森森的审讯室内，纠察队和便衣特务分立两厢，室内放置压杠、皮鞭等各种刑具，但任国桢毫无惧色。每次审讯，敌人都用严刑拷打，甚至多次把国桢同志折磨得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个字。
敌人无可奈何，又唆使叛徒陈伯英等进行套供、诱供、劝降，任国桢看到叛徒的无耻行为，怒火万丈，挥手痛斥叛徒：“无耻的东西，人民早晚会同你算帐的！”刘天章、阴凯卿可志也都坚贞不屈。敌人再也无计可施了，于
昂的声音，使敌人惊惶失措，他们赶紧用棉花堵任国桢等人的嘴。在小东门外敌人的刑场上，面对着敌人的枪口，任国桢、刘天章、阴凯卿同志从容自若。罪恶的枪声响了，任国桢和他的战友倒下去了！
任国桢同志生前曾经说：“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共产党员任国桢同志和他的战友镇静从穷就义了。任国桢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任国桢、刘天章、阴凯卿三位同志被枪杀后，敌人不准收尸。当时有一个叫侯吉成的老乡，认识阴凯卿，他目击了三位烈卜被枪杀的 壮烈场面。为了永记烈士的英名，他冒着生命危险，在砖头上刻下了烈士的名字，分别埋在三位烈士遗体的脚下。
一九四九年，我人民解放军击溃了盘踞在双塔寺的国民党匪徒，一举解放了太原，鲜艳的红旗插在城头上，黑暗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欢庆解放的山西人民怎能忘记任国桢等烈士的英雄业绩啊！根据侯吉成提供的情况，人们找到了任国桢等烈士的遗骨，安葬于太原烈士陵园，修建了陵墓。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于太原市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悼念任国桢和刘天章、阴凯卿烈士。
陈少敏同志怀着对相处短暂而感情深厚的战友的深切怀念，解放后特意到瓷都景德镇给国桢塑了一尊彩色陶瓷遗像，陪伴着她度过了后半生的岁月。
出卖任国桢的叛徒陈伯英，解放后隐姓埋名，躲在家乡湖南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后被我公安机关查获，于一九六四年经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起诉，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了陈犯的死刑。这个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无耻叛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对任国桢同志的玷污（“文革”中，林彪、“四人帮”诬陷刘少奇同志为叛徒，竟株连到任国桢烈士，一度取消了他的烈士资格。）和对其亲属的迫害（一九七O年，年已八十三岁高龄的任国栋（任国桢的胞兄），因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惨遭枪杀。）早已得到涤荡和平反昭雪。现在，任国桢烈士的子女和其他亲属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工作。任国桢同志在参加革命后，有一次回家写了一副春联：
“破传说，信科学，努力往前作。打倒天堂，建设地国，共把新年贺。”
烈士的声音，犹如催人的号角在我们耳边回响，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让我们踏着烈士的足迹，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勇于创新，把烈士所期望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