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老兵王楚英：见证历史还是臆造历史？

资料图：2007年抗日老兵王楚英出席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举行的座谈会。

是出生入死，亲历多起重大历史事件的抗日民族英雄？还是捏造历史，沽名钓誉的说谎者？近年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始终围绕在王楚英身边，消散不去。

如果单从王楚英的自述来看，这个87岁的老兵拥有一段传奇般的人生：1923年出生，14岁就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担任排长，指挥击毁过3辆日军装甲车。在1942年~1944年的印缅战场上，他是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中将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又被派至英国陆军少将温盖特身边担任联络参谋，亲历了那场导致温盖特身亡的空难，并幸免于死。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侵华日军投降仪式上，他还负责了会场的警卫工作，成为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1954年，王楚英从香港“起义”回到大陆。此后，便一直留在南京工作，退休后又出任南京市政协专员，从事文史研究。

从2005年起，王楚英在报纸与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回忆文章，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种种传奇经历。

彼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度曾被遗忘的抗战正面战场，重新进入公众与媒体的视野，王楚英也从一个以往默默无闻的老人，一跃成为媒体的“宠儿”。

根据王楚英本人的统计，仅在2005年，前来采访他的媒体就有180多家，“北到哈尔滨，南到海南岛”。在一些国家级电视台制作的权威历史纪录片上，这个老兵也作为重要的口述者，频频亮相。

王楚英的口述，一定程度上重塑了那段曾被人遗忘的历史。他的回忆文章，曾在国内最为权威的军事历史期刊上长期连载。按照多位研究者的说法，这“从某种意义上确立了他在这个领域的权威地位”。

近年来许多研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历史论文与作品，都引用了王楚英的回忆。反映侵华日军南京投降仪式的著名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来自王楚英的回忆。

2009年6月，王楚英数十万字的回忆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军碑1942》。有业内权威专家评价：“这是迄今为止一部最权威、最真实反映中国远征军滇缅印征战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与研究价值……是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的生动材料。”

但逐渐有研究者发现，在这个老兵的自述里，不仅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史实性错误与不合常理之处，而且许多叙述前后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记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其他文献资料里，似乎从未显示过这个职务如此重要的军官的存在。

随着研究的深入，质疑者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有时候感觉，他像是凭空出现在那个历史现场的。很多细节根本经不起推敲，有些甚至很荒谬。”在写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封邮件中，一位研究者这样表示，“如果我们把他的讲述当作真实的历史，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那真是太可悲了。”

蹊跷的空难

在王楚英的自述中，最为惊险的经历，莫过于在温盖特将军空难中死里逃生一事。

奥德·温盖特，英国陆军少将，他是印缅战场上的英军高级指挥官，丛林特种作战的先驱者，于1944年在一次空难中身亡。

根据王楚英的自述，1944年3月24日，温盖特一行5人（包括王），乘SV918号L-5型联络机，在因道歧湖边的机场跑道降落时发生空难。

目前，世界范围内有关温盖特的传记主要有3本。其中最权威的，是1959年出版的《温盖特传》。该书作者克里斯托弗·赛克斯曾遍访温盖特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其有过密切接触的当事人。

现居北京的杨虎，是《温盖特传》的中文本译者。他在研究后发现，该书中描述的温盖特遇难经过，与王楚英的回忆有很大出入。

王楚英提供的失事地点，是在缅甸因道歧湖东岸的机场，而《温盖特传》所提供的失事地点，是印度的比什普尔山区，两者相距近160英里。飞行的时间、机型也不同，王楚英所说的起飞时间是上午11时，机型是L-5，《温盖特传》及其他文献资料所称，起飞时间是晚上8时左右，机型是B-25轰炸机。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机上乘客的名单完全不同。根据王楚英的自述，机上共有5人，他与一名叫开普生的英国中校幸免于难。而根据《温盖特传》及其他文献资料提供的名单，飞机上包括温盖特及其副官、无线电通信员、射击员、机械师与两名美国记者在内一共9人，全部遇难。

事后英军对空难现场的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道：“现场非常惨烈，解体的飞机残骸钻到地下18英尺深处，尸体难以判明身份，但在一些可以辨认的东西中，他们发现了那顶著名的遮阳帽的残片（注：温盖特平日总带着一顶遮阳帽，这也成为他的标志）。”

由于9位遇难者中有5位是美国人，而遗骸已混在一起无法分辨，所以美军把9人的遗骸一起运回本土，合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如今，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里，依然可以看到这块刻着9个遇难者名字的墓碑，与《温盖特传》里提到的名单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