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与争论中的中国前途

　　刚刚过去的一周里，选举网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网站学人、著名的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病逝，一时间学界哗然、民情悲痛。各界悼念、怀想这位宪政学者的悼文占据了选举网首页的各个角落，网站也为此建立了专门纪念蔡定剑老师的专题与语录(点击进入专题、语录);第二件事是选举网网友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其程度大大超出了一种基于平等交流的宽容尺度。鉴于情势苗头不对，本站编辑乔桥特地撰写了一篇《纪念蔡教授 恳请网友“休战”》，以图平息这场争论。

　　整个星期，选举网弥漫着一股沉痛、黑色、乃至聒噪的情绪。这股情绪时时刻刻揪动着自己，想必也会揪动着所有的读者;忧伤之余，先人的离去更多地激发起了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冲动。或许，抒情、争论的源起并不完全在于借题发挥，但是，更多的人还是习惯在经历刺痛心灵的噩耗之后，才捅破平时淡漠的面孔，进入严肃的思考中……淡漠、嘲讽，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这多多少少透露出心里对于现实的某种无力感。

　　“围观”的政治学

　　话题似乎扯远了，与标题没了联系。然而，无力感的根本恰是来自对于政治现状的深刻不满。鉴于缺少行动能力和行动渠道，特此，形成了对于政治丑陋的围观姿态，而网络恰是这一时代的最大围观场所。有草叶路人指责笑蜀“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的片面判断。作为有真正政治意识的公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上下契合的围观文化，必然导致面子化、短期化的决策文化，令社会创造力、变革力麻木停滞。但是，正如笑蜀先生指出：技术的革新使得许多现代科技已成为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没什么传播手段比围脖更能激发普通人的参与，让他们彼此发现，互相合作，从而改变他们的政治冷感，改变他们的碎片生存状态。如果这样理解，这里的“围观”本质并不是冷漠，相反是一种积极的解决个体碎片化生活的有力尝试。因为，它构成了某种结社意义上的行动力。

　　可是，是否最终会有一个围观的边际效应，即它所带来的促进作用最终会到达一个瓶颈，使得人们又不得不回到了那惯常的冷漠与反讽之中。托克维尔提醒过人们，只有充分激励除个人自由之外的结社自由，一个公民社会才是健康可持续的。围观的科技化成果——微博，意外给予了人们结社的新渠道，这种非典型公民社会，会不会因为一项技术的封锁而终止?会不会因为一种持续不断、且隔岸观火般的刺激而最终归于麻木?这几乎是围观进程中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谁记得宜黄血拆事件中，宜黄人说过什么，起过什么作用?谁记得谢朝平事件中，除了那个豁出去的工会主席，别的渭南人说过什么，起过什么作用?的确，它在最初形成了对政府的监督压力，也的确在开始尝试一种新鲜的参与方式时，体会到了行动带来的巨大意义。但似乎，它始终没有触及到结社自由的核心本质，而由技术实现的传播本身似乎就暗示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空间距离。最终，是否会像尉迟所言：互联网是不可靠的，围观是靠不住的，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沮丧都无以言表。或许，真正的缺失还是在于：没有一种制度内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也没有表现人民政治意志的合法参与途径。围观的政治学，期待“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量，多少让我们看到了乐观的影子。不过，尉迟的话多少显得有些无奈：但围观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不围观我们能做什么?

　　不做主义旗手，争做问题专家

　　本站看点这块，过去很少将关注的视角引向选举网的留言部分。那些围观的人群，似乎被遗忘在选网的角落，零零碎碎、“不登大堂”。诚实地讲，当自己作为读者时，我喜欢看留言。感觉置身在有着共同空间的聊天室里，在这里，人被拉近，而反倒是同作者的距离更远了些。

　　如果说，当前最吸引读者来选举网的动力是什么，我想很大程度应归功于网站的留言功能。面对中国本是零星可数的以政治学为主题的网站，能够开放互动环节并坚持至今的网站更是只有凤毛菱角的几个。

　　当然，很多选网网友依旧抱怨这里没有绝对的web2.0式的开放空间。但是，我们的核心主张依旧保障留言版块做到基本的畅所欲言。为此，我们不难看到很多时候网友们为了某一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相互攻击。同时，留言的问题也凸显了出来，想必，许多老道的读者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高人在《多研究点问题》重现了胡适当年在五四时期的忧虑：倘若胡适有知，他绝不会料到，都到了21世纪，中国还在没完没了的坐而论道，大谈主义，回避问题，并且乐此不疲。

　　自己在用马甲潜水在留言区时，也常常会天马行空，一吐为快。不自觉就会犯了“规范冲动”的老毛病，并且潜意识里对言语的责任是不加关注的，或许，这类同于方绍伟曾讲过的“公地悲剧”。这是围观者心态的真实写照，往往缺少底气，只有怨气;发泄的时候甚至有只想到暴力，而没有真正的行动。冷静下来想想，那些不负责任的话语只能显示自己的平庸，因此，自己往往后悔得几个星期不愿再多嘴。

　　真理不辨不明——读者们也往往秉持这这一言论自由的金字招牌。高人兄的话，倒是值得反思：想想“有益”当然是“真理越辩越明”，以及辩论双方的观点、心思、水平也跟着“明”了起来，“有害”是说，这些老调重弹，车轱辘话来回说，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政治标签化意识形态化，转移或冲淡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诚心把人往“清谈馆”里带。

　　另一位网站的资深读者缪一轮先生，在他的一篇未刊稿里，也提到空洞玄虚的争论不仅毫无意义，相反分散注意力。在此，我节选部分刊出：我对本网关于民主宪政问题的讨论能够尽快走向健康、有益、深入、务实境界的愿望，且提醒和勉励自己和好友警防落入某些人有意无意挑起的空洞玄虚的无谓争论的“陷阱”。劝网友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上去，是我觉得我们党的高层与党内理论家中的健康力量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关注、认真领会的论述和举措正在发生，而我们许多网友忙于同你们进行这些无谓的争论，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

　　更为严重的是，某些无谓的争论甚至引发了人身攻击。我们无意影响言论自由，但我们真诚的劝解每一位选举网网友能够和睦于和平的讨论氛围中，诚恳地希望各执己见的网友能以平常心看待不同意见;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能心平气和地去争论，温文尔雅地做“反击”。另外，必须声明的是，如果超出道德的界限，网站也有权屏蔽任何含有人身攻击和无端指责的留言。

　　这里，不免想提及尊敬的蔡定剑老师。对比蔡老师的著作以及言论，就会发现，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在拥有健康的良心与正确的判断力之余，会把问题放在一些最小的细节之上——这是立法者的精神!立法者是政体的真正塑造者与完善者，我们很难以想象没有联邦党人的辛勤立法，何来贯彻自由共和精神精妙的美国体制。因此，民主降临的时代，缺少的不是好与坏的辨别，而是是精心的立法者。

　　例如，在他最后的一本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中，他不仅呼吁中国必须宪政，而且侧重研究宪政从何入手，怎样具体推进宪政。他主张全国人大作为最高代议机关，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紧老百姓的钱袋子”;主张预算民主;主张公共参与……民主是繁琐的，很多的时候，勇气也会面临着现实的繁琐，后者更需要耐心与智慧。因此，尽管蔡老师是体制内学者，但是大家并没因为他没有什么大胆越界的言论而怨恨这位勤劳的宪政学者，相反，我们承认了他的勇敢，认可了他的执着方式。而这，可能更是一种真正朝向民主的生活方式。

　　争吵“中国政治优势”

　　读者火力交加的主义争夺战，自然集中在“中国怎么走”这个宏观的大问题上，不同的意见分歧区分开了左派、右派;官方派、学者派、民间派等等。上星期，蔡定剑老师的离去引发了人们讨论宪政前途的空前热情，从那些纪念蔡老师的讨论留言中看，绝大多数的人们接受了宪政民主作为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从这种大的舆论角度看，民众倾向将宪政民主作为普世主义的基本价值加以接受，这多少引发了官方对于普世主义的内在担忧。因此，也就有了关于“中国政治优势”的提法，似乎，这种提法的诱惑力在于迎合了民主主义的自负心理。当然，最关键所在则是，价值认可事关政治合法性问题。

　　这场“中国政治优势”的大讨论由人民论坛发起，实际上，这就是一场“有没有中国模式”大讨论的前奏。因为，中外关注的“中国模式”的根本在于政治形态，其核心就是中国的政治优势。这场讨论先行于西方，后作为一种政体合法性的骄傲引入国内。自然，在民间，它获得的认可没有西方那样多。因此，认识政体优势，更是针对民间心理的一场攻坚战。它的标题以暗含肯定的设问句出现：中国的政治优势究竟在哪里。

　　几句话简单地总结其中所列举的政体优势：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目标性明确、政权稳定和政策具有延续性。如果说，换做施密特的政治学话语，那就是中国政体具有强有力的决断能力——这种决断力在对待非常状态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政体长期以来深受忧虑的政体弱点。但相反问题是，非常态的社会机制只能运用于非常态的特殊时期，如果把非常态机制常态化，则社会正常运行的制度和法治基础就将被改变，这样的社会运行机制没有可持续性。

　　但同时，此次报告的转变在于坦诚地展现了体制的隐患。作为官方的声音，这种忧患意识，值得我们重视。报告所列举的，也确实是体制的最严峻挑战：如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同人民群众脱离联系。更为有意义的是，面对自身优势，官方提醒自己警惕优势与劣势的辩证关系：政治优势不可能是空中阁楼。 任何东西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要科学发展，不能僵化。政治优势也是如此，很多东西可能创建初期是优势，但是发展一段时间，就可能会演变成劣势。

　　这一表述同时引导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体制有没有始终拘泥于一种恒久不变的信条?相比前三十年的教条主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理念或许是最具有变动性与开放性的。它虽说极有可能是基于政治斗争的结果，然而，这相反促成中国存在政治微操的空间。李侃如教授无疑看到了中国政治转向中关于稳定与变化的协调难题：中国领导人善于组织复杂的政府官僚机构，却始终不能缜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与制度，以避免他们自己的权力斗争扰乱整个体制。为此，党内似乎一直在寻求一种藏头诗般的政治微操，至于成功与否，这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与勇气。

　　值得人们高兴的是，已经越来越多体制内的学者已经积极地表现出真切而实际的问题意识。相比那些大谈主义的激进思潮、或者冷酷的保守论调，他们表现出了更多坦诚的问题导向，直面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客观上存在“时滞差”，推进体制本身的改良。对比那些阉官学问、藏头保身的唯诺学问，这无疑是公共理性的巨大进步。

　　同样对于中国政治优势的话题，选举网的语录标题则似乎更多暗含了某种疑惑，尽管只增加了一个标点：《中国的政治优势，在哪里?》但是这一个标点，多少还是反映出民众舆论对普世价值的某种倾向性。总得来说，真正西方的东西还没有理解，就妄自谈论自己的优点，或许难以真正实现自己的话语力量。一种健康的公民社会并不因为我们拥有政体优势而立即凸显，一种积极的公民理性也没有因为政体优势而自动获得。还是借用蔡定剑老师的那句“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其实，不光民主的背后，任何良善的政体背后都共享一套现代政治的基本意识，即公民身份的正确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缺少这一点，既没有好的民主制度，也不会有好的中国模式。

　　为此，还是得从西方学起。李泽厚在谈到这个话题时指出：我和自由派的相同观点，就是肯定中国学西方还不够到位，“西体中用”里的“西体”还不够。当然我也讲过“情本体”，这是“中用”，但现在觉得还不是“情”的问题，而是理性不足，中国急需建立公共理性。

　　行文至结尾处，看到网页上挂出了方绍伟先生赐稿的新作《中国“民主论战”中的四大派系》，突然提醒我，我们在意识形态与西方价值之间狭小的缝隙中，试图培养一个混合型怪胎——社会主义宪政。然而，“社会主义宪政”可以是一种“操作的努力”，但它决不能是一种“规范理论的努力”，那些负责任的理论研究者应该清楚，怪胎背后依旧是“西体”为基础。如果有这条清晰地认识，那么，完全可以解放思想，“打着红旗反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