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魔鬼定律

　　奶牛定律
　　奶牛为什么会产奶？
　　因为它生小牛了。
　　奶牛为什么会生小牛？
　　因为它怀孕了。
　　奶牛为什么会怀孕？
　　因为它被人工受精了！
　　奶牛为什么会不断地产奶？
　　因为它不断地生小牛。
　　奶牛为什么会不断地生小牛？
　　因为它不断地怀孕。
　　奶牛为什么会不断地怀孕？
　　因为它不断地被人工受精。
　　乳汁流水线上的奶牛，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公牛，却不停地生小牛，不停地被挤奶。

　　奶牛定律——入了记者门，就是写稿人；吃进去的是素材，挤出来的是稿件，没完没了，吸干拉倒。
　　鲁迅先生说他好像是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在“出奶”这点上，记者像极了奶牛。报纸天天出，广播电视天天播，在稿件流水线上，记者就是“新闻奶牛”。
　　做奶牛不容易，做“新闻奶牛”更不容易。记者们给自己编的段子：“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笑中有泪，乐中有哀。
　　在现有的新闻制度安排上，各新闻单位都不约而同地对记者实行以数量为主、以质量为辅的考核方式。它的设计思路是：新闻总版量÷写稿记者总数＝记者工作量。
　　每家报纸记者的工作量都不一样，基本上是两种：字数考核和条数考核。字数的任务一般是一个月一万字左右。完成了，才有基本的奖金收入，没有完成，只有底薪。连续几个月完不成任务，下岗。
　　记者头上悬着一把时刻都会落下来的刀，每天操心采访写稿。进入新闻这一行，就穿上了“红舞鞋”，无法停止采写之舞蹈。有的记者说，天天要采访要写稿，写到最后连死的想法都有了，只是疲于应付了。
　　其实，记者写稿与奶牛怀孕相差无几，都要孕育，都要生产，都需要时间，也都有个顺产、难产、流产的时候。写得顺手，一次性通过，那是顺产；弄了一通宵，一个字都没写成，那叫难产；历尽千辛万苦写完后，稿件给毙了，那叫流产。
　　记者和奶牛一样，都要一胎接着一胎，连个喘息的时间都没有；记者和奶牛也不同，不管你肚子里有没有货，到时候必须生出个娃来，而且想要啥就得给他生个啥，啥时候要就啥时候生，一刻也不能耽误。因此，新闻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伤脑筋，少睡觉；省媳妇，费灯泡；喝白水，撒黄尿，一晚上写了条大稿，交上去就给毙了。”
　　在现有的考核制度约束下，记者每个月码出万儿八千的字数，还是在生死线上徘徊，要想多得，必须多劳。有的记者每年见报五六十万字，如此高的“产奶量”，一定会让长眠九泉的历朝历代的老记们睡不踏实：这些奶是怎么产出来的？读者喝这些“奶”，会不会长出小石头来？
　　不管怎样，看着这些“写稿王”的战绩，版面编辑会有一种安慰：稿件就像小母牛的奶，只要你用力一挤，总是有的。

　　候鸟定律
　　候鸟是指有迁徙习性、随季节变化有规律地来往于越冬地与繁殖地之间的鸟类。群体大，来去的时间、地点都很有规律，有固定的飞行路线、越冬场所、繁殖地与迁徙地。

　　候鸟定律——每年都要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版面，报道大量主题相同的新闻，有的稿件，只要换个时间和数字，照样可以发表。
　　移民城市深圳，有一批闻名全国的“候鸟老人”。这些老人的子女在深圳，冬天他们从冰天雪地的老家来到深圳，来年春暖花开又飞回老家。
　　或许是受到启发，深圳本地的退休老人，也生出了“候鸟”的习性。他们冬天到更南的三亚去享受阳光、沙滩和海水。这些“候鸟老人”甚至推高了三亚的房价。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说，要把这些“候鸟老人”视为海南的重要财富，好好利用他们的智力资源。
　　每年的冬春季节，报纸上一定会出现报道这些“候鸟老人”的“候鸟新闻”。第一次看到这类新闻的时候，很是关注。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这类新闻时，渐至麻木。
　　这类的“候鸟新闻”，新闻界有个传统的术语叫“四季歌”。
　　唱“四季歌”似乎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这类新闻在各种媒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几乎关联到所有的行业。
　　农业报道中的春耕夏种，秋收冬藏。
　　工业报道中的“年初开门红，年中双过半，年底捷报传”。
　　教育报道中的开学、放假、考试、毕业。
　　节庆报道中的“三五”学雷锋、“五四”讲传统、“六一”爱儿童、“七一”祝建党、“八一”贺建军、“十一”庆国庆……
　　还有各种固定的会议报道、大小长假的报道、各地大型活动的报道。
　　就连组织、纪检部门也有这类“候鸟新闻”。春季下发“严禁公费旅游”，夏季下发“严禁公费出国”，秋季下发严禁公车私用，年底下发严禁突击花钱，春节下发严禁公款送礼。
　　每年都是一种模式，季节更替中回响的都是相同的掌声，表现在新闻里就是“似曾相识燕归来”。
　　四季歌成了媒体的保留曲目，被一代又一代的新闻人唱成了怀旧经典。
　　燕子飞走了，大雁又来了，“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可是版面上、节目里依时出现的同题新闻却大量出现，“候鸟新闻”成了媒体的留鸟，记者写着写着就失去了激情，读者看着看着就失去了新鲜感，大家都迷失了方向，找不着北，变成一群“迷鸟”。
　　四季歌还是要唱的，就像候鸟注定要迁徙，关键是要唱出新音，飞出新姿。鸟可以依时来回，人不是鸟，“雏凤清于老凤声”，“新记”应该超越“老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候鸟新闻”同样要与时俱进。

　　三不问定律
　　律师询问女证人：“你的年龄？”
　　女证人：“我最讨厌别人问这个。”
　　律师：“这是法庭，必须诚实回答。”
　　女证人：“33岁零几个月。”
　　律师：“究竟零几个月？”
　　女证人：“129个月。”

　　三不问定律——同行相见三不问：女士的年龄、男士的收入、报刊的发行量。
　　要想知道一张报纸的实际发行量，除非你是报社的高层；如果你是报社的高层，说出来的发行量和实际的发行量又不是一个数字。难怪报社领导人都“虚怀若谷”，显得很“谦虚”。
　　报刊发行市场的乱象别说外人看不明白，就是业内人士，也不一定说得清道得明。现在报刊市场的竞争已经从互相攻讦这种等而下之的方式，进而形成一种潜规则的平衡——别碰发行量，那是大家共同的痛。道可道，非常道。凡不可言说的，均应当保持沉默。
　　报刊的发行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数据，却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它是一个长期困扰业内业外的疑团，至今此题无解。
　　一家报刊的发行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家报刊的市场地位和社会声誉，也表明了它可以掌控大量的广告资源，是报刊的生命线。
　　《中国新闻出版报》曾经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该报记者的联合采访，标题是《对报刊虚假发行量说不》，文章以大量采访所得材料，展示了“虚假”的严重程度：
　　发行量虚报的程度有的甚至可达到10倍20倍。如北京一家高档消费杂志，公开宣称发行量为44万册，而一家广告公司通过详细调查，发现连4万册都不到。上海一家财经类杂志，号称发行24万册，一家调查公司通过调查发现，该杂志在上海仅发行180册，在北京发行450册，推算结果是，全国最多1.8万册，虚报13倍之多。
　　发行量真像婴儿的尿布，水分好多。
　　此种状况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四部委曾联合发文，要求整顿报刊发行市场秩序。文件针对报刊市场价格战（报纸价格战和广告价格战）、虚报发行量拟定了5项措施。其中的“重锤”就是对11个城市的44家都市报进行发行量稽核。
　　国外对发行量监管严格，有专门的机构定期稽核，如果发现报刊社虚报发行量，不仅会员广告主会拒绝在造假报纸上刊登广告，报刊社的发行人甚至要面临牢狱之灾。2004年2月，纽约《每日新闻报》虚报发行量，导致3人被捕。《香港虎报》也曾经因为发行量造假导致6名报社工作人员被捕。
　　目前，国内报刊的发行量很多时候都是报刊自己说了算。有些书生气重的报刊负责人提出“可以不说真话，但是决不说假话”的自律要求。如果你要问发行量，他就一问三不知，其实也是如临深渊，如负泰山。
　　人们经常把发行量与女人的年龄并列，可是一般人哪能看得出来？化了妆的女人和化了妆的数字都容易媚惑人。何况逢人短寿、遇货添钱是我们的古训，大家见面三不问，你好我好大家好。
　　报刊的发行量和女人的年龄正是遵循这一规则。不同的是，女人年龄是越大越说小，报刊的发行量是越小越说大；相同的是，现代化妆术不独女人喜欢，报刊也有同好。

    　推敲定律
　　贾岛于驴背上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又欲改“敲”作“推”字，炼之未定，吟哦不已，不小心冲撞了当时京城长安的“代理市长”韩愈。韩愈立马久之，谓岛曰：“‘敲’字佳。”一锤定音，贾岛遂以此句名动京城。

　　推敲定律：自己朝思暮想得出来的东西，最后还是别人说了算。
　　记者写出来的稿件，好歹都有个标题。往往见报之后，改动最大的，就是标题。最不是自己的东西，也是标题。
　　标题如网之纲领，刀之锋刃。标题像衣服的领袖，美女的明眸。常言道：“人美在眼睛，文美在标题”。“读书看皮，读报看题”。总之，标题很重要。越是重要的东西，越不是自己说了算。
　　标题的话事权在编辑，尤其是值班总编辑。冯印谱在《新闻标题制作100招》中讲了两个例子。
　　（1）抗战胜利后，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某晚值夜班，看见一位年轻编辑出于正义感，把一篇“中央社”的稿件扔入废纸篓。他随手捡起一看，原来是一篇国民党军方公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消息。徐铸成略一思索，在稿件上加了一个标题：
　　戴笠精神不死
　　然后把这篇稿件安排在要闻版上，跟国民党压制工潮和绑架学生等新闻处理在一起。这个标题既没有脱离原稿的内容，又有延伸和隐含的意义：虽然特务头子戴笠死了，但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并没有随着戴笠的死去而消失。第二天见报，读者看了心领神会；国民党官员看了，哑巴吃黄连，找不出任何打压的理由。
　　（2）在抗战时期，某地一个国民党县官天天叫嚷要老百姓“有人出人，有钱出钱，节衣缩食，支援抗战”。这年清明节，县官给他母亲扫墓，竟然利用职权动用车队浩荡出动，并在府上大摆宴席，还要当地报馆记者予以报道。老百姓怨声载道。报馆总编迫于压力，不得不编发扫墓消息，但他巧妙地制作了个标题：
　　某某县长扫他妈的墓
　　第二天见报，读者看了拍手称快，县官看罢七窍生烟。
　　我值夜班，尤其重视标题。
　　2006年5月28日深圳商报的头条是关于清华力合传感公司自主创新的新闻，这个公司就是“非典”时仅用一周时间研制出国内首台“红外人体表面温度快速筛检仪”的那家公司。他们又搞了个新产品电子健康秤，成功叩开欧洲市场大门。
　　记者的标题是：
　　（主）深圳产体重秤欧洲受青睐
　　（副）清华力合传感公司凭借自主知识产权，击败日本同行拿下欧洲庞大“体重”市场
　　总编室主任刘晓博将主题改为“深圳体重秤称遍欧洲人”，我觉得“称遍”不妥，就在他的基础上改为“深圳体重秤‘衡量’欧洲人”，衡量有双重的含义，也准确些。还把副标题改为“清华力合传感公司凭借自主知识产权成功打赢狙击战拿下欧洲市场”，去掉了日本。该标题获得了当年的深圳新闻奖。
　　2008年12月3日，深圳商报中国新闻版报道了金融风暴吹拂下，山西煤炭价格跌去一半，很多倒卖煤炭的人吃了大亏。开始的标题是：
　　“煤倒”一夜之间变成“倒霉”
　　我给改为：
　　倒煤人成了“倒霉蛋”
　　新闻标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记者也经常有对编辑改的标题很不满意的时候。但是，见了报，要改也无门了。
　　回头看看韩愈“大编辑”钦定的字，似乎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其实，贾岛就是用“僧推月下门”也未尝不妙。譬如，这和尚若是月下散步，回到自家僧门又何须去敲，推门就是了。又如，倘若这厮是不守戒律的花和尚，在月色溶溶之夜私访尼姑或女施主，一敲，禅院深深，动静太大，总是不雅；一推，人神不知，尽在不言。

　　苦李定律
　　王戎是西晋“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自幼聪慧，风姿秀彻而身材短小。据说能直视太阳而目不眩。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见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苦李定律：众人一窝蜂去争抢的东西，到手来不一定是好果子。
　　我国媒体工作者的任务，简要言之，其实就是两项：开展宣传和传播新闻。
　　宣传工作中，规定动作比较多。一年有总任务，一段时间有重点，一周有报道要求，还有各种重大人物典型，这些都属于集体性活动。
　　在日常新闻报道中，一些自选动作也惊人地趋同，就是突发事件，所有新闻单位也都悉数到场，“诸儿竞走取之”。
　　思维的相同相似，带来了结果的相差无几，以致网上有人戏言：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事情没有不瞩目的，会谈没有不坦诚的；反对没有不强烈的，交涉没有不严正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
　　这就造成了现在千报一面、万网同源的困局。新闻没看头，读者不满意。新闻是社会的记忆，媒体不能成为伪记忆的流水线。
　　如何攻难克艰？王戎观察问题的能力和求异思维值得学习。
　　诸葛亮一生谨慎，他的空城计让司马懿不攻自退；孙权草船借箭，让曹阿瞒喟然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历史上，每一个求异思维都能留下印记。运用到新闻上，也常能让人耳目一新，摘到好果子。
　　新华社的好新闻《布谷鸟，你不要再叫了！》也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记者去陕西报道八百里秦川的夏收形势，收集了很多材料却无从下笔。第二天凌晨，他忽然听到布谷鸟的叫声，由此联想到民间关于布谷鸟催收催种的传说，联想到当今农民高涨的生产热情，联想到夏收夏种搞得又快又好，整个八百里秦川，小麦已割完，夏种已结束，布谷鸟，你还叫什么呢？于是就以布谷鸟为主线，生动报道了夏收夏种的形势，并含蓄地告诉那些反对责任制的人，在事实面前，你们不要像布谷鸟一样叫了。
　　记者面对共同采访的新闻和共同的主题，不是不要行动，事实上，王戎也走到了现场。只是王戎在冷静地分析和判断后，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
　　王戎的故事还有好多。和李子相关的还有一个，他家中有棵品种优良的李子树，王戎常拿李子去卖。又怕别人得到种子，就把李子的核统统钻破。这就是“王戎钻李”典故的来历。
　　王戎之妻常以“卿”称呼王戎（按礼，妇人应以“君”称其夫，“卿”乃是夫对妻的称呼）。王戎说：“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其妻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王戎只好听之任之。成语“卿卿我我”即出于此典。

　　邹忌定律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

　　邹忌定律：听到的都是好话，看到的不一定是那么回事。
　　面对记者，被采访对象各有自己的目的和诉求，记者对采访对象亦有自己的偏好和需要。
　　在经济学的假设中，人都是理性的，人们采取一项行动都要在心里先盘算一下值不值。因此，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人们都会先考虑说还是不说，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记者在采访完一个人之后，也有自己的结论：这个人会谈情况或者不会谈情况。所谓的“会不会”，其实就是被采访人说出的情况对完成采访任务是否有较大帮助。
　　采访与被采访，其中满是陷阱。稍有不慎，就会掉到对方的“坑”里。从整体上来看，记者不是当事人，掌握的情况总不如当事人多。因此，在这种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下，记者掉“坑”里的时候占多数。
　　一些部门和单位为了某一件事举行新闻发布会，一些企业向社会推出新品举办的推荐会，由于信源单一，极难求证，记者和公众很容易“中招”。
　　有一次，某省文物管理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材料称，该部门经过千辛万苦，已全部追回近几年丢失的100多件珍贵文物，为此付出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避免了重大损失。当地几十家媒体陆续刊发了这条消息，唯独新华社的一名记者迟迟没有下笔。他越想越疑惑：追回的前提是丢失；如果管理严密，没有丢失，就无需如此劳民伤财去追回；那么，今天这一事实的背后是否昭示着该部门管理混乱，漏洞百出呢？思维的火花一闪而过，他立即着手调查采访。果然，实际情况如他所预料：仓库铁锁锈迹斑斑；气窗没有护栏，形同漏洞；珍贵字画被虫蛀、鼠咬，布满蜘蛛网……半个月后，一组三篇反映该部门严重管理问题的报道刊发，引起轰动。
　　这个“弗如远甚”是一个典型的邹忌定律的例子。邹忌窥镜自视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暮寝而思之，他想明白了：“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这些人原因各不相同，但表现惊人的一致。如果邹忌不“望闻问切”，不进行多方印证，最后只能是盲目自信，这丑就丢大了。
　　从“邹忌PK徐公”事件可以看出，邹忌不是糊涂蛋，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可是记者却不一定，有的记者是真糊涂假天真，大部分记者则是假糊涂真偷懒。毕竟，多方求证，费时费力，远不如你一个人说、我一个人写省事。

　　无间道定律
　　港产系列警匪片《无间道》以其紧凑刺激的剧情获得了观众的热捧。在《无间道Ⅱ》中，黑社会老大之一、男主人公倪永孝之父被杀之后，他二姐引用他们父亲的一句话说：“出来跑，迟早是要还的。”其后，这句话多次在影片中出现，将江湖恩怨、因果轮回演绎得淋漓尽致。

　　无间道定律：跑同一个口的记者是一个圈子，今天你告诉我一条线索，明天我就给你一篇通稿，有事互相通知，有情况互通有无。犯此戒律者，圈内人共击之。
　　“出来跑，迟早是要还的！”在道上跑的人都明白这个理儿，并不只有黑社会才这样干。只是还的方式多种多样。可能是别人还你，也可能是你还别人；可能是预先还，也可能是事后还；可能是还好事，也可能是还不好的事。总之，一报还一报，理所当然。出来跑的代价，就是如此。虽无白马之盟，犯此，天下共击之。
　　记者跑口基本上是按照政府的行业管理而来的，政府有多少个部委办局，记者就要覆盖多少，不能有遗漏。记者跑口的体制从何时起成型，已无从考证。但是，从国内到国际已然普遍存在，却是一种现实。
　　在跑口记者中存在一种“结盟”现象，一个口形成一个圈子，同一个口的各报各台记者有事情，大家会互相通知，有信息大家会互相共享，甚至发展到轮换写稿子，代替领红包。入得这个圈，就要懂得这样做。你给我提供一条线索，我给你一篇稿件。今天你不告诉我消息，今后也甭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信息。
　　互通有无是记者圈中维系友谊的基本纽带之一。刚入道的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两眼一抹黑，消息来源，人脉关系都要建立。入道第一步就要先拜码头，政府主管部门要拜，同行中的前辈要拜，并肩战斗的“牛”记者要拜，傍上这些大家高手，就可以省很多事。第二步就要投桃报李。自己跑到的消息，要透点给别人。如果总是要而不还，你在圈子中立不了足。如果有重大新闻你总是藏着掖着不告诉同行，你的名声就会在圈子中迅速烂去，你就成了孤家寡人，所有的门都会向你关上。出来混到这一步，就离完蛋不远了。
　　造成这种“记者串联”现象的原因其实还在新闻单位本身。为了追求独家新闻，各个单位都制订了严格的处罚措施，每天的评报都把同城媒体作为假想敌，人无我有是应该，人有我无是漏报。经过长期博弈之后，记者就达成了一致，要报一起报，不报都不报，向前看，齐步走。在新闻生产线的前端，信息是互通的，在生产线的末端，各编辑部之间是封闭的。无形之中，就有了现在的千报一面、万网同源的格局。以致读者怀疑：所有的新闻是不是同一个编辑部编辑发布的？
　　“出来跑，迟早是要还的！”如果内容雷同，人云亦云，最后一定会被读者抛弃。求活之道在于形成独特的风格。“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前任总裁和CEO安迪．格鲁夫的这一名言依然振聋发聩。

作者丁时照 高级记者、深圳商报编委兼经济新闻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