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惊天兵变,高层乱作一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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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惊天兵变,高层乱作一团(之一)

 

温靖邦

 

 

国家的安全、民族的生存受到外敌严重威胁之际,如何应付,朝野发生分歧,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而当中央政府的应变能力受到如是严峻考验时,竟有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只图自己私利的一班人应时而动。他们将对自己的行为向历史负责固不必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应该从中看出点什么来。

 

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国民党高层乱作一团,亲日派阴谋家也以为机会来了。温靖邦在六卷本抗战文学纪实《虎啸八年》里再现了“个中”真相。

 

 

 

国民党的中央大员,大都喜欢在家里办公。即使担任了某机关主官,冗务繁多,批阅文件、裁断臧否也在家里;除非有什么事情非得去机关不可,一年很少日子到办公室视事。

 

何应钦是个自律颇严、行为检点的人。每天都要到军政部,而且是按时到班,早上8时半就坐在办公室里了。

 

这天他也是照往常的习惯,准8时半坐到了办公桌后。端起副官刚刚沏来的龙井,轻轻啜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打开卷宗,批阅刚送来的文件。

 

忽然电话铃响了。

 

他不经意拿起来,问是哪里。

 

却是军政部门卫副官打进来的。向他禀报何辑五来了,已经在向里边走。

 

他唔了一声,放下电话。有几分纳闷,这么早来机关干吗?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没多久,就听见了那熟悉的敲门声。只不过平时是慢吞吞的,就像何辑五这个人的性格;今天却颇急促,这是怎么啦?

 

何应钦略抬高了一点声音说:“进来吧,辑五。”

 

何辑五进来,迅速转身把门关上,锁住。然后疾步来到办公桌前边,小声说:

 

“三哥,出事了!”

 

“出什么事?”何应钦惊疑地望着他,指了指沙发,“坐下说……”

 

何辑五递给他一纸电报,边落座边说:

 

“你先看看这个吧——西安我们的人发过来的……”

 

何应钦展开电报一看,大吃一惊。不觉霍然站起来,盯着何辑五说:

 

“果然出事了?”

 

“出事了!”何辑五点头说,“电报上只说把蒋委员长押到了新城大楼。看来还活着!”

 

何应钦不语。拿着电报,转出办公桌,在屋子中踱来踱去,不时又停住步子,读一遍电文,眼镜片频频闪光。他尽管皱起眉头做出一副忧虑的样子,可眉宇间却怎么也掩饰不住兴奋之色。

 

踱了一会儿之后,瞧了一眼弟弟。忽然意识到屋里根本没有外人,用不着装什么佯,嘴角边这才漾起了笑纹。喃喃说:

 

“这真是天助我也!”

 

“是呀,是呀,没想到会出这种事!”何辑五脸上也浮动兴奋之色,“他不存在了,黄埔系只有三哥您能指挥得动!天下事不就定了吗?”

 

何应钦站在那里,沉吟了一阵。摇头说:

 

“不,事情还没那么简单!现在得到的消息只是说他被抓了起来,并没有说他死了。如果没死,就有回来的可能!所以,应该……”

 

“应该设法让他回不来!”

 

“对!要做到这一点,目前唯一的办法是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

 

“对,借张、杨的刀杀人;或者……借国府杀张、杨的刀顺溜砍去,来个良莠不分,玉石俱焚!”

 

“三哥,这个……我不大明白!您是说……”

 

“用兵陕西,那么这两柄刀都会活跃起来!”

 

何辑五略一思索,惊喜地说:

 

“妙计!妙计!用兵陕西是个名正言顺的题目——张、杨叛乱,劫持统帅,当然应该大张挞伐!”

 

何应钦边沉吟边踱步。踱到弟弟对面,无意识地落座。半是自语地说:

 

“用兵陕西将是个进退有据的办法!弄好了,可收玉石俱焚之效;另一个可能——不,奇迹,如果出现了——他竟然平安回来了,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大兵压境才迫使叛逆让步的。我们也算是救驾有功呀!”

 

何辑五点头称是。忽然,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琢磨了一下,说:

 

“会不会有人也会意识到‘玉石俱焚’,反对出兵?”

 

何应钦笑了一下,“那是肯定的!特别是老蒋的亲友,他们首先想到的、顾及到的决不会是政府的威信,而是老蒋的安全!一旦没有了老蒋,政府的威信或升或降对他们毫无意义!所以我断定他们会主张谈判,对张、杨妥协,反对用兵!”

 

何辑五皱起了眉头。不无担心地说:

 

“他的亲友可都是些有影响的人物呀!对付起来恐怕不太容易吧?”

 

何应钦点头不语。沉吟一阵,说:

 

“一会儿我就出动,一一登门拜访。不管怎么样,也要把大部分有发言权的人拉上我的战车!”

 

何辑五相信哥哥的能力,相信哥哥能把战车启动。战车一旦启动,何家翻身的日子就到了。他喜滋滋小声说:

 

“三哥,如果成功了,以后您就应该是头号领袖了吧?”

 

何应钦摇摇头,“不要一口就想吃成大胖子!党内元老重臣多得很,以资历和声望论,我连前十名都排不上。不能急,须效法朱元璋,‘高筑垒,广积粮,缓称王’;牢牢掌住黄埔系,这样就可以进而掌握全国大部分军队,以后还怕什么事办不成!”

 

何应钦清醒地明白:蒋介石经过多年的翻云覆雨,把大权牢牢握在手里;而元老们时时想分噬其权,弄得他不得安宁。蒋介石尚且对元老们要小心伺候,作出让步,让他们分享一些权力;何况自己这样长期做蒋介石小媳妇的人。论资历、声望,自己无论如何也难与汪精卫、居正、林森、孙科、戴传贤诸人相比,即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些地方军阀也要高自己一头。第一步决不是也不能与这些人争锋,须把他们高高地捧起来。从而取得他们的支持,以暗渡陈仓,不动声色地去抓枪杆子。

 

他吩咐何辑五,迅速给养疴德国的汪精卫发电。告以事变,诱以宏利,欢迎汪先生回国主持中枢。

 

然后立马出动,准备分头去做大员们的工作。

 

 

第一要去的是戴传贤公馆。

 

这位在党内的资历、声望仅次于胡汉民、汪精卫,不低于张静江的人物,由于与蒋介石情同手足的私谊,由于其理论著述颇丰,被誉为国民党的灵魂,近年来影响日隆。

 

何应钦平素就十分注意与他的关系,趋访较频,时有馈赠。不久前一幅什么八大山人的真迹被何辑五猎获,提议送与蒋介石。何应钦摇头,老蒋只关注政治军事,对这类东西一向不大看重;还不如送给戴传贤。戴某人乃雅士,不贪财帛,对名人字画很感兴趣。

 

何应钦把这轴玩意儿送到戴公馆,请戴院长赏鉴。

 

戴传贤将画轴展开。审视良久,两眼渐渐放光,大呼真迹;兴奋溢于言表。

 

何应钦当即表示,自己一介武夫,对这些一窍不通;戴院长喜欢,就请笑纳了吧。

 

戴传贤听了,愣了一愣,客气一番,说怎敢掠美。

 

何应钦正色道,戴院长不赏收,就是不认应钦这个朋友。

 

戴传贤哈哈一笑,打躬作揖,称谢不迭。挥手吩咐秘书收起来。

 

西安事变前夕,南京方面只何应钦一人得到预警,获悉张、杨可能对蒋介石会有不臣之举。何应钦除了压下这份情报秘而不宣,还把目光投射到了事变实际发生之后。未雨绸缪,对戴传贤的政治欲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煽惑。他郑重而严肃地对戴传贤说,党内有远大眼光伟大才干的大员,胡汉民死后,除委员长之外,无出戴公右者。党国领导机构最理想的格局应该是:委员长主军,戴公主政主党。倘能如此,应钦等作属下者宿愿足矣。

 

戴传贤尽管一副敬谢不敏的样子,而眼里的贪婪已经掩饰不住。当然,对何应钦的好感也与日俱增。

 

有这么一种情感投资作基础,这次登门进行深度腐蚀大力拉拢,戴传贤也就不会感到突然,也才不会疑惑,而以为顺理成章。

 

何应钦驱车来到戴公馆门口,却被告知院长出门公干去了。

 

他两眉深锁,着急万分,问门房可有办法联系。

 

门房见状,估计有军国大事。平时又受何应钦小恩小惠颇多,便小声告诉他一个去处。旋又叮咛,何部长可不要说是我说的。

 

何应钦一笑,叫他放心。

 

 

何应钦的车子离开戴公馆,先开回何公馆。让夫人取出一套便装,换下军服。然后又驱车出门。七弯八拐,转到大行宫。那里有一座西式小楼名叫威尼斯之梦,是意大利人办的餐馆和咖啡厅。

 

他吩咐把车停在稍远处,卫士和司机都呆在车上勿动。他一个人下车,款步向威尼斯之梦走过去。

 

此刻谁也认不出这是国军上将,是军政部长;只以为是个家私累万的阔佬。

 

他进了大门,马上就有一名女侍来迎着,殷勤地询问是用餐还是用咖啡。

 

何应钦心里有急事,看也不看他,没好气地说,餐要用,咖啡也要喝。边说边往里走。

 

那女侍紧紧追随,笑嘻嘻介绍,用餐在底楼,用咖啡在二楼。又问要不要替先生领路。

 

何应钦粗暴地挥了一下手,叫她让开,不要碍事。

 

那女侍愕然,只好退下。

 

何应钦在底楼找了个遍,没人;只好登楼。

 

楼上喝咖啡的人不多,只三、五对男女。

 

他一眼就看到戴传贤和一个女子坐在靠窗的小圆桌旁,头抵着头在笑嘻嘻小声说着什么有趣的废话。

 

那女子约莫二十岁。青色棉旗袍,外罩一件暗红色毛线织的外套;短发,不施脂粉。看衣着和举止,像是大学生。

 

一向长袍马褂的戴传贤,今天穿的竟是西服,而且是咖啡色;只是暗红底白圆点图案的领带结得不大地道。头发中分后梳,油光可鉴。

 

何应钦感到啼笑皆非,这戴院长真是名不虚传的风流才子呀。

 

他早就听说过,戴传贤除了把一些漂亮女子安插在考试院工作,不时召至私邸垂询一切;还喜欢在外结交女大学生,进行什么“柏拉图”式的交往。这样作可收左右兼收之妙:在内受用肉之盛宴,在外领略精神的诗之律动。何应钦心里冷笑,这家伙真会享受人生。

 

何应钦靠近桌前,戴传贤才发现。这位沉湎于“柏拉图”式情感游戏中的风流才子愕然仰望何应钦,半晌才回过神来。慢慢站起来,尴尬地笑着。

 

何应钦笑嘻嘻的,小声说:

 

“戴院长,实在对不起,打搅了!”

 

戴传贤伸手和他相握,不无惊讶地问:

 

“何部长是……怎么找来的?”

 


何应钦避开这个话题,依然笑嘻嘻的。说:

 

“怎么,戴院长不让我坐?”

 

戴传贤赶快道歉,请他落座。招呼侍者上咖啡。然后在何应钦和那女子之间作了简单介绍。这才知道,那是金陵大学的学生。看样子,是最近才勾搭上的,关系尚停留在初级阶段。

 

戴传贤疑惑地笑着,乜视何应钦。说:

 

“何部长……不会是到这里消闲来的吧?”

 

何应钦顿了顿,欲言又止。终于还是说:

 


“确有大事相商……”

 

说着掠了那女子一眼,没有说下去。

 

戴传贤会意,略点了一下头。然后抱歉地对那女子笑笑,解释说何部长有重要事情,得先走一步。改日再约。

 

女子不大高兴,小猫般唔唔作声,同时扭动一下身子。

 

戴传贤又小心赔了一番不是,这才了事。

 

何应钦在一旁忍俊不禁,打了几个哈哈。

 

戴传贤向侍者挥了一下手。侍者捧着黑色貂皮大衣过来,侍候他穿上。他又向侍者说:记在帐上。看来他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人也知道他是谁。

 

辞别那女子,戴传贤和何应钦下楼,出门。

 

戴传贤因系幽会,没带车。坐进了何应钦的汽车。

 

他建议去考试院办公室。

 

何应钦点头说很好。

 

汽车开动,七弯八拐驶到考试院。戴传贤变成了主人,热情邀请何应钦入内。

 

考试院的副官十分乖巧,一见院长和何部长来了,赶在头里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同时沏上两杯龙井送上。又把门轻轻关上,退出。

 

戴传贤伸手指茶杯,请何应钦喝茶。

 

何应钦按住杯盖,苦着脸摇头。小声说:

 

“戴院长,出大事了!”

 

戴传贤愣了一下。睨视何应钦,轻描淡写地说:

 

“能出什么大事?”

 

何应钦脸上的表情转成严峻,把声音压得更低,说:

 

“张学良、杨虎城叛变,委员长蒙尘,生死不明!”

 

戴传贤浑身震动了一下,脸色刹时变成灰白。呆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死死盯着何应钦,像是在审视何应钦脸上的每一寸肌肤,忖度是否有开玩笑的迹象。好一会儿,才声音颤抖着说:

 

“这种话……不可以随便说的!”

 

何应钦担保,事情千真万确。一接到这个情报,第一个通报的就是他戴院长。

 

戴传贤脑袋里轰地响了一下,霎时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两腿发软,摇晃了一下,无力地坐下去。脸上呈现悲痛和绝望的表情。嘴里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旋即拍了一掌桌子,大声喝道:

 

“张学良、杨虎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接下来,大泪滂沱,长号不禁。

 

副官以为出了什么事,撞门而入。惶恐地问:

 

“院长,怎么了?怎么了?”

 

何应钦挥了挥手,叫他出去。“戴院长有我在这里,你不用管!”

 

副官看了看戴传贤。踟躇了一下,只得退出。

 

何应钦双眉深锁,呆坐在那里,任戴传贤号哭。半小时许,哭声转小。越来越小,终于变成了一声长叹,停了下来。

 

何应钦这才说话。

 

“戴院长,现在不是悲痛的时候;首要的事情应该避免出现权力真空,不致因为委员长蒙尘而发生混乱,要让中央这台机器运转不辍才好!”

 

戴传贤掏出手巾擦干泪水。说:

 

“我……心乱如麻!依敬之兄高见,应该如何是好?”

 

何应钦略顿了顿,说:“我们应该暂时拥立一位领袖,暂代委员长决断军政大事!”

 

戴传贤心里一动,说:“敬之兄所见极是!那么这位临时领袖非汪精卫莫属了?”

 

何应钦摇摇头,“汪先生在党内尽管声望素著,除了胡汉民没人能相比;但是他一向和委员长不睦,一旦大权在握,必然排斥委员长的朋友和部属!恐怕不能考虑他吧?同时,如果委员长还健在,为了以后委员长脱险回来,能够顺利接掌权力,也不能拥立老汪!”

 

戴传贤点点头。又想了一下,说:

 

“那么,孔庸之如何?他是委员长连襟,现在又是行政院副院长!”

 

何应钦做出认真思考的样子喃喃念着孔祥熙的名字,然后又摇了摇头。说:

 

“孔先生当然不错,也可以出任行政院长;但是,做事实上的最高领袖不行。资历和声望都不够,只堪比肩于应钦等辈,难以服众呀!”

 

戴传贤觉得也有道理。端起桌上的杯子,慢慢喝了一口茶,说:

 

“吴稚晖、居正、林森如何?”

 


何应钦眼镜片闪了一闪,脸上浮起了嘲笑。说:

 

“这些人资历当然够了,只是又有别的不妥之处!吴稚晖说是委员长的朋友,可是不够谨言慎行,有无齿(耻)之徒之讥;居正、林森所属西山会议派虽已不复存在,恐怕真正假以实权,难免不会死灰复燃!”

 

戴传贤早就想说自己,又不好意思。故意双手一摊,说:

 

“别的堪当大任者,再也想不出来了!”

 

何应钦的眼镜片又闪了一下光,脸上露出了机智的笑。盯着戴传贤的脸,有顷,才说: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呀!”

 

戴传贤顿了片刻。故作诧异地望着何应钦,说:

 

“敬之兄难道以为……”

 

何应钦指了一下他,用决断的语气说:

 

“宜当大任者,舍戴院长其谁!”

 

戴传贤又佯作惊恐的样子啊了一声。马上伸出双手直摇,说:

 

“不妥,不妥!敬之兄怎么会想到不才身上……”

 

“季陶兄不可妄自菲薄,”何应钦严肃地说。“当此党国为难之际,应该勇于任事,挑起这副重担!这并非应钦在这里把国家名器拿来私相授受,实在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日后委员长回来能够顺利地重掌中枢,只有戴院长最为相宜!”

 

戴传贤又逊谢了一番。

 

最后,在何应钦一再“劝进”之下,默然认可了。

 

何应钦说:“戴院长接掌中央大权,不宜行动太猛,宜采取渐进式,于不知不觉之间进行!”

 

戴传贤问:“此话怎讲?”

 

何应钦说:“如果行动太猛,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因为一旦委员长蒙尘的消息公开,窥察神器者一定不少!如果采取渐进式,阻力会少得多。所谓渐进式,就是首先要形成以季陶兄为核心的决策层,任何大事都要以季陶兄的意见为意见,让大家逐渐养成这个习惯。久而久之,领袖就形成了!如果有人胆敢反对,应钦与黄埔军人誓为戴公驰驱左右!”

 

戴传贤大喜。脱口而出:“诚能如是,敬之兄应为最高军事统帅!”

 

两人互相着实吹捧了一番,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慨。就这样,无形间结成了联盟。

 

戴传贤又把话题拉回到营救蒋介石来。问何应钦有什么高见。

 

何应钦说:“张、杨劫持统帅,不是十分狂妄之徒是做不出来的!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让他们清醒过来,认罪伏法,送回统帅!”

 

戴传贤说:“你是说用兵?”

 

何应钦说:“对,只有大兵压境,才可能迫使他们屈服;同时,也才可能促成他们内部分化!”

 

戴传贤点点头,像领袖一般威严地说:

 

“我完全支持您的意见!用兵的意义,这个是……还不止于营救介石;这个是……也是一种态度嘛,中央决不会向任何要挟妥协,告诫天下妄人不可效尤!”

 

两人又对如何说服别人同意用兵进行了研究。

 

戴传贤自告奋勇去说服吴稚晖和陈果夫,何应钦也表示去联络别的人。又相约下午6时邀集同意用兵的人先到何应钦家中,边吃晚饭边商量;9时左右再邀请其他重要人物来,一起商讨。

 

戴传贤主张,冯玉祥虽然是军委会副委员长,暂勿通知为宜,以免他捣蛋。待大事谋定之后再告诉他吧。

 

 

突发惊天兵变,高层乱作一团(之二)

 

温靖邦

 


 

孔祥熙在上海私邸得到樊崧甫发自洛阳的密报,是12月12日下午4时。他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手执电报踟躇良久。夫人宋霭龄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以为凡事宁信其有预为防范,不会有坏处。特别要严防这种消息泄入社会,引起各界不安,造成金融波动。孔祥熙以为言之有理,马上召集上海市长吴铁城、警备司令杨虎、沪市银行业商会领袖来家里。通报了这个坏消息,吩咐即使数日之间噩耗如潮,大家也不要慌乱,各司其责,镇定维护治安。大家放心,中央机构完好无缺,国家机器运转正常,一定可以敉平骚乱。

 

当晚,为了显示天下无事,孔祥熙还在众多记者关注下,接见了日本来华议员。从容酬酢,谈笑风声,一如往常。

 

大约8时许,副官悄悄进来,附耳禀报,南京长途电话,说有要事报告。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担心是西安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消息;而脸上的笑容如旧。轻轻咳了一下,站起来,向日本议员告罪,请吴铁城代为待客,称有个电话须去接听。

 

原来是何应钦的电话。

 

何应钦告诉他,“西安城门严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空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

 


这个时候,孔祥熙才真正开始惶恐起来,才开始“深虑其果真有变”。(《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58页,台北荣民出版社1968年版——温靖邦注)

 

他明白,孔氏家族的前途和命运都系于蒋介石一身;蒋介石一旦完了,孔氏家族也完了。

 

当时宋美龄也住在上海。他立即驱车去见,商量办法。

 

宋美龄听孔祥熙转述得来的消息,当即面如土色,昏厥过去。

 

孔祥熙和宋家佣人慌作一团。赶快抬到床上又是掐仁中,又是用冰袋;家庭医生也迅速赶到,几番折腾,终于把她弄醒过来。

 

此时,宋霭龄也赶过来了。

 

宋美龄望着大姐,又瞅瞅大姐夫,哇地哭出声来。这一下,惊天动地的长号,久久不能止住。一旁劝慰的人们束手无策。

 

宋霭龄拍了一掌桌子,杏眼圆睁,厉声喝道:

 

“这是哭的时候吗?赶紧想办法拯救介石,这才是当务之急!不然,还真有你哭的时候!第一夫人当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是那么沉不住气?”

 

宋美龄马上停止了悲声。抽抽嗒嗒说:

 

“对不起,大姐,我失态了!”

 

马上坐起来,下床。一起研究救蒋介石的办法。

 

孔祥熙以为,前一段时期就曾风闻张、杨与陕北暗通款曲,看来确有其事。张、杨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定是背后有中共唆使。宋氏姐妹俩也觉得这个分析有道理。最后,决定由孔祥熙出面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

 

大使不久前返国述职未回,领事衔一秘鄂山萌恰好在上海。

 

孔祥熙首先诘问鄂山萌,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持什么态度。

 

鄂山萌坦言,尚未得到国内明确指示;不过从来往电报中获悉《真理报》和《消息报》已经明确谴责了张、杨。

 

孔祥熙请他转告苏联政府,蒋委员长如果遇害,势必迫使中国投靠日本。那样一来,以中国的人力物力供给日本,做侵略扩张的资本,对亚洲、对苏联都将是严重威胁。希望苏联能向中共施加影响,保全蒋委员长生命。中苏合作问题以后可以从长计议。

 

鄂山萌指出,中共是否参加了西安事变,现在还不得而知;即使参加了,苏联也只能进行劝导,不便指手划足。但是,孔副院长的意思,一定会全部向莫斯科转达,请放心。

 

 

宋子文接到孔祥熙发给的电报,又从外电得到了一些只鳞片爪的消息,内心情感非常复杂。不久前,他和蒋介石发生种种分歧,大吵一顿之后,愤而辞职出走。现在蒋介石倒霉,乃顽固坚持错误国策的结果。一方面,他有点幸灾乐祸,认为让这个粗野的家伙吃点苦头未尝不是好事;而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识到万一蒋介石死于非命,莫说宋家势力会被严重削弱,何应钦等亲日派必然篡夺权力,大规模内战不可避免,日本人也会乘虚而入。不管从哪一方面考虑,都必须营救蒋介石脱险。

 

他抵达上海,立刻去见孔祥熙。

 

大家来不及多说,又一起去见小妹宋美龄。

 

车子驶出孔公馆的时候,孔祥熙告诉他,半小时前行政院秘书处来电话,说接到张、杨电报一件。电文列出八项主张,声称这次行动是做最后之谏诤,不会对委员长有丝毫伤害之意。

 

宋子文哦了一声,没说什么,琢磨这个消息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他们抵达宋美龄寓所。进门刚刚落座,孔公馆副官又飞驰来报,行政院秘书处打电话来,说又接到张学良一份电报,是致孔祥熙本人的。内有“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加以危害”等话。

 

宋子文指出,“根据这两电分析,可以判断介石还活着。张、杨此举不是要杀介石,而是要逼他做一些什么,犹古人所谓兵谏。”

 

孔祥熙问:“目前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宋子文沉吟片刻。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提问,说:

 

“也并不是说介石就没有危险!西安的情况有多么复杂,我们谁也不知道!张、杨不主张杀蒋,那么他们的部下呢?中共的态度怎样?那里有没有日谍活动?所以,决不能掉以轻心。我在香港接触过一些左翼人士,听说张学良和共产党厮混有日,关系发展较快。可以推测共方对张学良的影响很深。所以搞清楚中共的态度至关重要。这个,我们一会儿一起去看二姐,请她帮忙。另外,见完二姐之后,庸之和小妹必须立即回南京。南京一定是戏中有戏,你们应及时回去掌握局势。所谓掌握局势,就是不能允许用兵陕西,更不能允许用飞机轰炸西安;当然,最好庸之能立足行政院,控驭一切权力。”

 

孔祥熙面有难色,摇摇头,以为何应钦非等闲之辈,又手握兵符,定会有所动作。

 

宋子文瞪大眼睛用力指了一下,说:

 

“所以你必须及早赶回南京!”

 

孔祥熙、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一行四人,去宋庆龄宅邸,通报一切,请她帮忙。

 

不待他们恳求,宋庆龄就表明自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

 

宋美龄和宋子文也表示同意张、杨八项主张;只要介石平安无事,可望回来,什么都可以商量。

 

宋庆龄立即用电话与中共秘密派驻上海的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联系。转达宋美龄等人的意见,询问潘汉年有什么看法。

 

潘汉年转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共中央事前并不知情。事情发生后力主和平解决,已派遣周恩来等人赴西安斡旋调解。

 

事实与潘汉年说的相差无多。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毛泽东就有千方百计逼蒋抗日的主张。没料到,这样一个大好契机突然来临。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会议,研究对策。一边是死敌蒋介石,一边是倒蒋热情正炽的盟友张、杨。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在政治战略上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选择。后来的抗战证明,这是何等正确而清醒的选择!他认为,此次事变的纲领和行动,都应该给予尽可能高的评价;要纠正共产国际对张、杨的偏见和误解。又指出,在政治上应孤立何应钦,争取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能如是,时局就会大大改观。于是派遣周恩来等人赴西安调停解决。

 

潘汉年在电话里请宋庆龄转告宋美龄等人,他愿意去南京,以保持联络。

 

宋美龄当即保证,潘先生到南京后安全不会有问题,她可以负责。

 

宋子文说,潘先生到南京后,可以下榻他的公馆。

 

最后,宋庆龄提醒孔、宋等人,必须尽快回到南京,以免亲日派乘机渔利。

 

孔祥熙、宋美龄连夜回南京。

 

宋子文迟一步走,打算在上海针对种种谣诼,向海内外发表谈话,以正视听。

 

第二天上午就在寓所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散发了一份书面言论。内容较多,摘要如次:

 

 


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

 


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须用有效办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

 


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

 


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

 


任何可能之解决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

 



力。至于采取何种办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

 


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 《淞沪日报》1936年12月14日——

 

温靖邦注)

 

 

宋子文的话不无深意,颇为耐人寻味。虽然慨叹事态严重,“系国家最不幸之事”;但没有对张、杨进行公开斥责,没有南京政府使用的“违法荡纪”、“劫持统帅”、“叛逆”之类的话。而且,在消息不通、谣言四起的情况下,仍敢于公开担保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一方面起到了辟谣和稳定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暗示了他对张、杨的信赖甚至一定程度的理解。另外,在宋子文看来,西安事变牵动着全国民众的心,引起国外关注,怎样解决,解决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国内政局的稳定与国家的前途。鉴于他个人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与张学良的私谊,表示愿赴西安协助解决。这就明显反映他是主张和平解决的,也隐含了他认为和平解决具有很大可能性。

 

宋子文发表谈话之后,立即挂了一节专列赴南京。

突发惊天兵变,高层乱作一团(之三)

 

温靖邦

 


 

外交部长张群,在外交大楼宴请一部分中央大员,答谢这些人在外交设计会议上的贡献。一共两桌,文武官员都有。

 

第一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材不算高,却长得宽厚饱满。油亮的大背头,笔挺的西服,锃亮的皮鞋;脸本来是长方形的,由于两颊丰满,倒感觉是冬瓜形了;眼睛和眉毛都有点倒挂,显得时时都在忧虑什么;大鼻子与厚嘴唇,又让人以为可能比较厚道吧。

 

他就是陈公博。

 

这是“汪系”第二号人物,是最铁杆的“汪系”大将。汪精卫赴欧洲疗养,他就几番力辞两个部长官帽,一个是中央党部的民众训练部长,另一个是政府的实业部长;只保留了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一职。却与“蒋系”干将张群一向友善,所以不论公私聚会张群都不忘请他。

 

酒宴进入高潮的时候,他见有副官上来,附耳对张群说了些什么。张群当即愣住了,盯了副官半晌,又小声问了几句什么。然后,匆匆离席下楼去了。

 

不一会儿,又神色慌张地上来。悄悄对孙科说了几句什么。孙科也变脸变色的,站起身来,鬼鬼祟祟地跟着他一起下楼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张群慌慌张张地又上楼来了。经过陈公博座位的时候,陈公博一把抓住他,问是怎么回事。

 

张群觑了觑热火朝天的酒宴,见谁也没注意他,就把陈公博拉到楼口背静的地方。小声说:

 

“我正要给你说,你马上悄悄离开这里,到何敬之府上商议事情!他点名请了你和汪夫人;我在这里虚应一下,很快就去!”

 

陈公博纳闷地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张群两边瞅了瞅,把声音压得更低了,说:

 

“蒋先生在西安被捉了!”

 

陈公博大吃一惊,睁大眼睛瞠视张群。好一会儿才问:

 

“是谁干的?”

 

张群愤愤地说:“西安还有谁,张学良、杨虎城嘛!”

 

陈公博摇头,唏嘘感叹。“真是想不到!那张学良一向对蒋先生那么恭顺,两人私谊不浅,怎么一下子就……对了,现在知不知道蒋先生下落?”

 

张群摇摇头,愁眉苦脸的样子。“只知道在华清池被捉,解到西安城里去了!”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蒋介石遭逢厄运,名士气很浓的陈公博不禁产生了恻隐之心,一向的不满情绪倒是消减了几分。“我尽管不大喜欢蒋先生,但是他的遭遇我也很同情!”

 

张群拉起他的手,动情地说:

 

“公博兄是个忠直耿介之士,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计个人恩怨,所以何敬之今天邀请的第一位就是兄台您!连汪夫人都被排在名单的第七名。”

 

接下来,张群请陈公博先去何应钦公馆。他自己则尽快把宴会收场赶去。

 

陈公博说要先去邀上汪夫人,然后一起去何应钦公馆。

 

陈公博有一种怪脾气,也算是一种名士派作风吧;一个朋友如果有三次对不起他,他就永远不认这个人是朋友了。蒋介石对不起他早就超过了三次,所以他跟随汪精卫回南京之后,决定只和蒋介石保持政治关系,绝不恢复私人的友谊。蒋介石有什么事邀请,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会去,也会贡献自己的“陋见”;但不卑不亢,不作多余的谈话,更不作多余的逗留,完了就告辞。从来不主动登门拜访。庐山是个避暑胜地,只要蒋介石住在牯岭,无论南京城怎样闷热,陈公博也忍耐着,绝不肯踏上庐山一步。他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谁都看得出来,连蒋介石的亲信们都颇为佩服,认为“公博真有骨气”。汪精卫和宋子文都劝过陈公博,让他对蒋介石敷衍敷衍,让让步。他嘴里说好好好,行动依旧如是。如今蒋介石遭难,他却产生了怜悯之心。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一生的脾气都不愿落井下石,也鄙视幸灾乐祸。他一世英雄,纵横捭阖,结果也像胡展堂和李任潮被人扣了,我不由得不洒下同情之泪。”

 

对于张学良与中共的来往,陈公博早就知道一点内情。有一个名叫钱公来的汪精卫派人物,曾做过张学良秘书,至今也在东北军里混事。此人向陈公博透露了不少情况。但是,陈公博从来也没打算提醒蒋介石,恪守“疏不间亲”原则。陈公博曾经对张学良有过比较好的印象,后来丢失了东北,逐渐产生了不良看法。他认为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是因为怕和日本人作战,现在又提出停止剿共是怕和红军作战,一致抗日只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他认为张学良是个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国的人。

 

一路上想着这些事情,不觉汽车停了下来。

 

司机向他禀报已经抵达赤壁路汪公馆。

 

陈璧君已经四十五岁。当年的漂亮面庞与秀颀体态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一张圆圆胖胖的脸、臃肿的身躯;只有短发和那一副近视眼镜依旧如昨。

 

她已经接到了何应钦的电话,陈公博一来她就问道:

 

“公博,你说,一会儿到何公馆,我们该持什么态度?”

 


陈公博没有回答她的提问,却迫不及待地说:

 

“应该马上给汪先生发电报,请他尽快回来!”

 

陈璧君得意地笑了一下,说:

 

“已经 发了四封电报去,详细报告了西安发生的事!也许……也许汪先生明天就会有回电!”

 

“汪夫人真是深谙兵贵神速之道呀!”陈公博机智地笑了一下。旋把话题转回陈璧君最初的提问上来,“汪夫人刚才说,到何公馆去,我们该持什么态度……问得好!我想听听汪夫人的意见。”

 

陈璧君习惯地扶了一下眼镜,沉吟片刻。说:

 

“蒋介石与汪先生较量由来已久,就是合作得比较好的阶段,潜在的矛盾也并没有消除!按道理说,这次正是除掉蒋介石的好机会;可是……总觉得这个时候蒋介石就消失似乎不是什么好事。黄埔系军队,其他派系军队,除了他确实没人能统带。何应钦自称能统带,要不就是不清醒,要不就是夸海口。至于他说要拥戴汪先生,那就更靠不住。一旦乱起来怎么办?汪先生在军界完全没有基础,我们在南京还呆得住吗?总之一句话,现在还没到不需要蒋介石的时候!”

 

陈公博觉得陈璧君不愧女中丈夫,瞻顾周到全面,一言切中肯綮。点头说:

 

“汪夫人高见,令人佩服!所以,保全蒋先生性命,目前恐怕是最重要的!”

 

“对!”陈璧君赞许地指了一下陈公博,说:“保全蒋介石性命是前提,必须在这个前提下研究具体策略!现在要我说怎么办……我也没想好。公博你有什么高见?如果也没想好,我们到何公馆先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陈公博站起来,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叹气般说:

 

“好吧!”

 

两人分别乘坐自己的车,一前一后,驶向鼓楼斗鸡闸何公馆。

 

进了大门,副官领着到大客厅。

 

何应钦疾步过来迎着,领到一个方位,请他们落座。

 

陈公博放眼一看,部分中央执、监委员和一些部、院的长官都在这里,约莫二十来人光景。一点也不像是开会的样子。主人何应钦一会儿站起,走过去和谁说几句什么;一会儿又回到座位。显得有些焦躁,一反平素沉稳安祥的“何婆婆”作派。客人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似乎都六神无主,茫无主意。这些中委、长官,平日盛气凌人虎视天下,今天一个个不知如何是好。有的干脆缄默不语,闷头吸烟。

 

陈公博伸长脖子,小声询问坐在近处的居正:

 

“觉生(居正字觉生)兄,怎么不见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和程颂云(程潜字颂云)?”

 

居正是司法院院长,西山会议派骨干;也是与蒋介石对立多年,近年来才归顺的。他探头探脑窥察一下周围,这才小声说:

 

“可能是觉得这两人与蒋先生有什么关碍,不想让他们过早预闻吧?”

 

陈公博缩回脖子,了然地点了点头,哦了一声。

 

 

这时,副官匆匆进来;疾步而又全无足音地来到何应钦身旁,弯腰小声禀告了什么。

 

何应钦愕然。旋即,赶快起身,匆匆向门的方向走。可能是想要出去迎什么人。

 

不料刚走到客厅门,差点与进来的冯玉祥撞了个满怀。

 

冯玉祥还是那样高大壮实,脸还是那样黧黑;穿了一件黑色长棉袍,就像一座铁塔,把整个门都遮住了。

 

大家见到他,脸上都露出了不同程度的惊讶。

 

何应钦赶快伸出手去,尴尬地笑着,说:

 

“冯先生,您来了!”

 

冯玉祥伸出蒲扇一般的手,拨开何应钦的手。大声诘问:

 

“这么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不通知我?我不是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吗?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吗?不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吗?”

 

何应钦无言以对。讪讪缩回手,垂下。赔笑解释道:

 

“这个不是什么会议,大家是不期而聚……”

 

冯玉祥毫不放松,伸出胡萝卜般粗大的手指头,狠狠虚戳了一下何应钦,继续质问:

 

“那么西安发生事情,蒋先生被扣,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通知我?”

 

何应钦脸红筋胀,惶乱地解释道:

 

“事起突然,我也是刚得到消息不久。大家都很慌乱,一时来不及知照,请冯先生鉴谅!”

 

陈公博见何应钦太狼狈,赶快过去解围。劝解了几句,拉上冯玉祥,到自己身旁的一张沙发坐下。

 

何应钦大声吩咐,给冯先生上烟上茶。

 

原来,午后5点过钟,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军委会委员李烈钧得到了消息,忙用电话告知冯玉祥,称“西安发生兵变,蒋先生被捉”。

 

当时,冯玉祥大为震惊。踌躇良久,觉得与立法院院长孙科较为友善,便驱车前往孙公馆。

 

结果,孙科“亦方知长安之变”。具体情况孙科也不知道,这个消息还是程潜与朱培德告诉他的。

 

孙科说,朱培德告诉他,早在中午何应钦就在邀请一些人下午到他的公馆去商量对策。

 

冯玉祥大为不满,要拉孙科一起闯到何应钦公馆去。

 

孙科摆手挣脱,不愿同去;以为既然何应钦没有邀请,那就是有意避讳,又何必去讨没趣呢。还是等待中央正式开会时再和他们论短长吧。

 

冯玉祥却坚持要去,认为国家大事,不能让他们私议于密室。

 

冯玉祥刚刚落座,何应钦就以主持人的身份开始说话。他是担心冯玉祥大放厥词,左右会议方向,干扰讨伐动武的思路。所以赶在头里先声夺人。

 

“诸位,今天我们不是开会,只是碰碰头。我也长话短说。大家已经知道了,张学良、杨虎城胆大包天,勾结共匪劫持领袖!这个行动本身已经在向中央宣战了,已经是把党国踩于他们的足下了!像这样叛逆弑主都可以容忍,天下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诸位都是党国梁柱,请各抒高见,应该怎么办?”说到这里,掉头把视线投向陈公博,恭敬地说:“可不可以请公博先生赐教?”

 

何应钦怀的鬼胎是蒋汪矛盾很深,汪派大将不可能不主张炮轰西安以收玉石俱焚之效。

 

大家都把头掉向陈公博。

 

张群也笑微微鼓动道:“公博兄是大理论家,不妨发表一点重大原则上的指导性意见!”

 

陈公博没有打算逊让,早就在寻思发挥导向作用,以免大家误失方向。他咳了一下清清喉咙,说:

 

“指导性……说不上,也不应当由我说。不过,我想,我们今天的最大愿望是什么,想来诸位都是了然于胸的——那就是救回蒋先生!这个大前提确定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既然这样,那么一切策略,一切办法,就不能不围绕这个来考虑——有利于救蒋,那就是好办法;不利于救蒋,那就是孬办法!”

 

何应钦听到这里,觉得味儿不对,后悔点名请陈公博先发言。他希望强调的,应该是维护法纪而声罪致讨。以这个为主调,就可以推导至用兵动武。而救蒋一旦成为主调,则可能滑至和谈;让蒋介石消失的绝好机会就会失之交臂。他不无纳罕,陈公博一向与蒋不睦,为什么唱起了救蒋的高调?皱眉固然皱眉,也只好让陈公博说下去。

 

陈公博继续说:“当然,张学良、杨虎城公然劫持统帅,如果予以容忍,政府脸面何存,蒋先生何以能安全回来?所以,首先必须明令讨伐,而且派大军包围陕西,免得张汉卿拿着蒋先生要挟中央!”

 

何应钦听到这里,忽然感觉眼睛一亮,喜上眉梢。心里想,原来公博玩了个小花招。真聪明,不愧是大才子。

 

陈公博又说:“但是,只能重兵压境而决不能真的开火,以免玉石俱焚,到时候没有救出蒋先生,反倒害了他!”

 

何应钦眉头又皱了起来,心里骂道,臭文人,搞的什么鬼。

 

陈公博像个大策士般略挽了一下袖子,说:

 

“盘马弯弓故不发,在这样一种实力威压下,发电到西安要求放人!那时,也才可以谈谈条件,也才可以作出适当妥协!”

 

何应钦气得秋风黑脸的。

 

陈璧君却微笑着赞许道:“公博真是高见!这是明剿暗抚,软硬兼施,迫使张学良释放蒋先生!”

 

冯玉祥忽然站起来。挥了一下蒲扇般的大手,大声说:

 

“公博先生,你的高见恕不能苟同!你的用意当然是很好的,是为了救出蒋先生;可是也许事与愿违,客观上适足以害了蒋先生!”

 

说到这里,忽然又坐了下去。

 

陈公博微笑不止,平静地睨视冯玉祥。说:

 

“冯先生这话,我没听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张学良这人,大家都知道,公子哥儿性格,不冷静,常冲动,不计后果!咱们大兵压境,没准压服不了他,反倒还真的打了起来。战争之箭一旦射出,还能收回来吗?那样一来,蒋先生不被东北军少壮派开刀祭旗,也会死于咱们的飞机炸大炮轰之下!”

 

迟后赶来的李烈钧也说:“要救蒋先生,就决不能用兵!”

 

何应钦一向温和的性格荡然不见,神色严峻地说:

 

“这样一来,国法何存,军纪安在?西南、华北枭雄无日不在虎视中原,争相效尤起来怎么办?我们按兵不动,正中张、杨下怀,势必从容提出各种条件、漫天要价。要是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未见得就会送回委员长;尝到了甜头,就不想得陇望蜀?我看干脆政府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算了!”

 

“嘿嘿,”冯玉祥冷笑道,“敬之你这句话可就说远了!”

 

居正和事佬般劝何应钦说话不要带情绪,劝冯玉祥要从正面从积极方面领会何应钦的话。旋即把温和的微笑收起,换成一副严肃的嘴脸,说:

 

“不过我还是赞同何部长的意见,用兵陕西,大张挞伐,申法纪而儆效尤!”

 

“与蒋先生有矛盾,毕竟是我们国民党内的事情;张、杨背叛国家,大家就应该一致对付。汪先生如果在国内,他也会是这个态度。”陈璧君冷笑道,“觉生,你可不能站在西山会议派的角度说话呀!”

 

居正变脸变色的,花白的头发不断抖动。愠然说:

 

“汪,汪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戴传贤唬一下站起来,挥了一下手,粗暴地要人们住口。旋即走到大厅中央,厉声说:

 

“叛国贼如此猖狂,威胁到了国本,你们还在这里较什么劲?领袖已被劫持,张、杨公然窥察神器,不迅速下决心大张挞伐,反倒在这里争论什么与乱臣贼子谈条件、适当妥协,真是可笑已极!真这样干的话,除了大大降低政府威望,于事丝毫无补!据说张学良拍发了几份电报给一些人,假惺惺要求和谈,保证不伤害蒋公。这个可信吗?这是缓兵之计!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武力讨伐!理由有三:大凡叛变国家劫持领袖的人,往往心地强悍,决不会轻易认输,只会得寸进尺,此其一;本人读《资治通鉴》,以下犯上,劫持国君的情况历代也时有出现。历史的教训是政府兵力愈强大,威望愈高,讨伐愈力,国君生还的机会也愈多,此其二;张、杨秘密与共产党勾结,此说传扬已久,我看有真无假。此举定是按共产党意图而为,实属十恶不赦。无论是从反共的立场考虑,还是从败坏纲常视之,都万万不能姑息,只能发以虎狼之师出以雷霆之击,大张挞伐!此其三。有这三条理由,和谈腐懦之论可以休矣!”

 

说罢,昂首阔步回到座位。

 

何应钦领头高举双手拍起掌来。

 

居正、吴稚晖、陈果夫、叶楚伧、朱培德等人紧跟着大鼓其掌。

 

陈公博正要起而驳斥,陈璧君对他使了个眼色,他便把刚离座不到一寸的屁股又放了下去。

 

陈璧君递了一个纸条给他,上面写道:让他们吵去吧。

 

冯玉祥和李烈钧分别发言,对讨伐主张进行反驳。无奈势单力孤,很快就被讨伐的声浪淹没了。

 

戴传贤又站起来,双手往下虚按,要求大家不要鼓噪,让他再说两句。

 

何应钦也站起来,分别到几伙人面前,要大家息争,且听戴院长高论。他就像一个替戴传贤拉场子的伙计,把秩序整顿好以后,伸手向主要演员作了个请的姿势。

 

戴传贤很满意地向何应钦点头致意,那眼里的意思是:干得不错,伙计。

 

戴传贤这次的话很短,也比刚才冷静得多,换成了一副智者的嘴脸。他向冯玉祥等人指出,蒋介石的安全与否,不在于张、杨二人,而在于南京的对策。倘若主张和谈不啻示弱;则西安方面愈益骄狂,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那么蒋介石的安全就难测了。

 

戴传贤见主战派占了上风,马上趁热打铁,提议公推各部门临时负责人——速令孔祥熙回京主持行政院;由何应钦主持军事,负责具体的讨伐事宜。

 

主战派又是一阵鼓掌。

 

一旁恼了冯玉祥。只见他霍然站起,咚咚咚几步走到屋子中央,大声喝道:

 


“国家名器,怎么可以在这里私相授受?况且,敬之也只是军事委员会常委、军政部长,怎么可以统帅军队呢?”

 

戴传贤站的位置距冯玉祥不过一公尺,连冯的粗喘也能感受到。见冯如此失态,不禁笑了。他眯细眼睛打量冯玉祥,说:

 

“军事委员会五位常委只有三位在京,任何一位都可以统帅军队!大家以为敬之最合适,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冯玉祥转身瞪着戴传贤,咄咄逼人地靠近一步,吓得戴传贤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冯玉祥厉声说:

 

“参谋总部是军令机关,参谋总长程颂云就在南京,为什么不能由他主持军队?军事委员会尚有办公厅主任在,运作正常,为什么不能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来统领?不论怎么说,也轮不到何敬之!”

 

戴传贤冷笑道:“冯先生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焕章尚在南京,应该由他主持军事!”

 

冯玉祥愣了一下,也没退缩,说:

 

“那又怎么样?”

 

戴传贤摇了摇头,脸上浮起了怜悯的笑。有意顿了一会儿,才说:

 

“且不说副委员长犹美国的副总统,只是一种陪衬,根本没有赋予实际的权力,只能与其他常委等量齐观;即使把部队交给你,八十万中央军你指挥得动吗?”

 

冯玉祥脖子一挺,说:“如果中央假以节钺,没有什么指挥不动的!”

 

何应钦正襟危坐,任冯玉祥、戴传贤吵了一个钟头。

 

后来,陈公博站起来插到两人之间,劝解了一番。说这只是个碰头会,怎么能算数呢,不合程序嘛;应该尽快到中央党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才是。

 

冯、戴两人不吵了,大家也接受了这个建议。派人通知在京的中央执委、监委和各部院长官,一起到中央党部开会。

 

此时已是深夜12时。

 

 

中央党部大会议室,电灯全部打开,照耀如同白昼。屋内坐了一百多位大员,绝大多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见坐在前面半尺高讲台上的戴传贤、何应钦、冯玉祥等十几位首脑人物一脸严峻,暗暗纳罕,禁不住交头接耳起来。

 

戴传贤一副最高领袖的样子,吩咐何应钦宣布会议内容。

 

何应钦站到台口,调整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嘴脸和沉痛的音调,宣布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委员长蒙难,未卜生死。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继而一片涕泣之声。

 

何应钦指出,此刻不是抒发感情的时候,应该尽快商量一个应变方案,以稳定局势。接着,称“应钦”等人与委员长的生死兄弟戴院长、党国元老居院长、委员长世侄果夫陈部长“一致商定”,主张讨伐叛逆,拿办张、杨。

 

没等他讲完,冯玉祥就起而反对。

 

李烈钧待冯讲完,马上站起来支持,反对何应钦、戴传贤等人的主张。

 

接着,朱培德发言,认为“季陶的意见,很有道理”。

 

吴稚晖更是声嘶力竭,叫嚷非打不可。

 

双方陷入了激烈的争吵,把何公馆的那一幕搬到了中央党部来。会场一片混乱。

 

争吵持续到次日凌晨3时,仍没法作出定案。

 

后来,戴传贤又跳到台前。不顾已然惨白的脸色和发软的四肢,再次作长篇发言。这位才子透支着精力和才气,讲到得意之处,渐渐又向吸食鸦片一样,亢奋起来。由春秋谈到两汉谈到宋明,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深深吸引住了会场。他说,明朝英宗皇帝曾被异族首领也先所率大军俘去;明王朝后方临危不乱,毫不妥协,组织大军征讨得力,以强大的实力威压,终使明英宗得以回来。项羽囚禁刘邦父亲“太公”;刘邦不为屈服,坚持拥大兵对抗,结果“太公”安全回来。

 

他情绪激昂,脸色由惨白而变得潮红,大声叫嚣:现在委员长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那样的话,我们还去和叛徒妥协求和,岂不是白白地上了叛徒的当;以后何以申大义讨国贼?若是委员长尚安全无恙,我们用赎票的方式将他救出来,他回来后将何以统率三军,领导全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居然不懂:一条蛇,你要使它不能伤害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扼住它的“气寸”(脖子)!也就是说,只有把张、杨的生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至低限度也要使他们的生命受到我们的严重威胁,委员长的生命才可保无虞。因此,我们一定要镇定,不可动摇,迅速大兵压境,去威胁、掌握张、杨的生命。

 

他挥动手臂,呼吁马上作出讨伐的决定。

 

戴传贤不愧是才子型的理论家,这番引古喻今的话,很快就使主战派占据了上风;加上他与蒋介石亲如手足的关系,使大多数游离中间态度的人倒向了他们一边。

 

这个时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站起来,建议等孔祥熙和宋美龄回京,再一起商量。又说,还是持重一点好。

 

戴传贤根本没把这个西山会议派骨干、现任空头主席放在眼里。睨视之下,指着林森说:

 

“林主席,你且请坐。局势倏忽万变,今晚中央还不能确定讨伐大计,明天全国将会大乱!”

 

何应钦又跳到台前,用威胁口吻透露,黄埔师生有数百人轮番找到他,警告要是再不发出讨伐令,他们将率部自由行动,奔赴陕西杀贼。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我们将何以善其后?说最后一句话时,一反常态,声音之高达至嘶裂。

 

吴稚晖在别人扶持下,也爬上台去。只见他老眼圆睁,白发颤抖,无齿的瘪嘴开阖了一下,终于疯狂地吼出了一句话:

 

“同志们,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赞成兵发陕西的请鼓掌!”

 

他和台上的戴传贤、何应钦率先鼓掌。引发了台下的掌声,訇然一片,淹没了全场。

 

戴传贤提议,张学良、杨虎城撤职查办;何应钦统帅军队,主持讨伐事宜。

 

又在何应钦建议下,党国一应大事,由戴院长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名义召集大家商议。

 

谁都明白,名为“召集”,实际上无形中将会取得主持工作的权力。

 

会后,何应钦立即开始调动军队,向西安、潼关、兰州一带运动。

 

在戴传贤的提议下,于右任以“西北宣慰使”名义,北上进行分化活动。

 

于右任是杨虎城的老上司,有恩于杨;杨一向也很敬重他。此行或可奏效。(全文摘自花城出版社所出温靖邦著《虎啸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