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改革30年系列报道二：打捞三十年争议人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3 10:51:42
争议可能是进步的助推器。但争议不一定解决问题，争议也不一定导致进步，不一定众望所归，争议完全可能长期徘徊于常识，止于争议。
三十年来的转型过程，制度和观念急剧变化，不断地扫瞄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无论是因为时代的机遇或陷阱，无论是被动接受或主动挑战，总之，一些人的作为在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公认价值尺度上，呈现出“测不准关系”，我们把他们称为这个风云激荡的新时期的“争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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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改革30年系列报道二：打捞三十年争议人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若干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而最关键的一点是，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党和国家的事实上的新一代领导核心。这位在党的长期斗争中考验和成长起来的政治领袖，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每一个决策都确定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走向。
这位务实的政治领袖前有包括“猫论”、“摸论”等独具特色的语录名世，后以“四项基本原则”和“不争论”指引乾坤。任何重大的分歧和尖锐的争议，在他面前都会变得特别简单，他都能以他的方式，一举平息。
伟人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议题
只有知道转型初期的价值观念和认识水平，才能明白当时的“大是大非”的内容和争议的“层次”。
一个“傻子瓜子”凭什么把当时的体制弄“傻”？
因为，1981年，“傻子”年广久雇工超过10人，1982年超过60人，1983年1月，达到103人。然而，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个体户”雇工只能在8人以内。事情闹到了党中央，有人主张要“动”他。遂有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其中两次收入文选 ）。
1980年，邓小平借谈“傻子瓜子”支持“个体户”，要求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放一放”和“看一看”；1984年，傻子的“雇工问题”，引起高层“震动”，邓小平说，“雇工问题”要“放两年再看”；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再谈“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原来，“傻子瓜子”考验着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而邓小平需要考虑的是全局和稳定，是政策上的“得失”。并用他的权威突破“雇工人数”的政策界线，和挑战由此带来的“剥削和非剥削”的观念。
为什么小岗村几个农民凭着本能所做的事情，会在后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方面的决定，还是“不准包产到户”，小岗村的农民们的行动，当时可能是一个“刑事事件”，根本不是争议不争议的问题，也应该没有人能公开承担得起这样的风险。
但是，因为“小岗村事件”符合邓小平的改革方向，后来不仅被追认合法，还成了一只报春鸟。其实，相隔不远，明显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人民公社的牌子，也被悄然摘下了。
还记得著名的“租界风波”和“洋浦风波”吗？向外国公司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给社会带来的，是普遍困惑和巨大的震动。体制内痛心疾首地表示反对的老干部为数不少，他们不能接受“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他们把它和旧时代的租界相提并论，斥之为“卖国行为”，呼吁“国家主权何在？民族尊严何在？”
邓小平总是成竹在胸，他的权威如同一张最大的王牌，一旦亮出来，能PK掉一切。他的语言如同谜底一样简捷有力，不容辩驳。关于“洋浦风波”，他的批示是：“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
虽然不是没有波折，但总的说来，邓小平始终稳稳地操控着意识形态的大盘。在意识形态的高端，离开改革路线另设议题是不能成立的。
转型中个体命运和观念激荡
在伟人政治的大盘之下，则是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个体命运。
三十年来的转型过程，制度和观念急剧变化，不断地扫瞄着每一个人的命运。无论是因为时代的机遇或陷阱，无论是被动接受或主动挑战，总之，一些人的作为在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公认价值尺度上，呈现出“测不准关系”，我们把他们称为这个风云激荡的新时期的“争议者”。
这个话同样应该从转型初期的语境说起。
曾经，比较体面的人士可以承认“白天听邓小平”，但不好意思承认“晚上偷听邓丽君”。而李谷一就在这个时候用了一嗓“气声唱法”，把自己弄成了一个“争议者”。某些很有地位的人物都在生气地谴责她。虽然，今天的青年要是看到那些文字不知道会笑成什么样子。但那时，这是严肃的“争议”。
曾经，张贤亮的作品因为写性而颇受争议。一位享有相当威望的作家同行说，“简直无法忍受”。可是，在今天，张贤亮的作品如果不能成为青少年的推荐书目，决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曾经，从公众人物到普通百姓，因为婚前或婚外的自愿性关系而被判刑，是没有争议的事情。今天，木子美的生活不受干扰。面对陈冠希事件，我们争议的是，“网络暴力”对当事人的伤害，和偷看艳照的罪与罚。
——如果我们可以给新时期的争议分一下类，似乎可以说，无论在现实生活或是艺术表现里，个人私德方面的争议，差不多都已经淡淡而去。
然而，另外一些争议却不那么容易被时代遗忘。
例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给中国描绘了国民收入翻两番的小康图景，以及“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一百年，但是他没有给我们设计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权利如何像经济收入一样，不断产生“增量”。因此，在这方面，无论是“政治强人式的民主推进”，还是基层的自觉演练，抑或是个人追求，都难以获得体制内外的一致认可。关于他们，如果有争议，只能溢出这个时代。
例如，总设计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没有设置禁区，他要求“大胆地试”，只要能够“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他并没有说改制过程中如何分配才算公平公正，没有说给国企管理者什么样的收入和股分，才算“激励”和“善待”。可是，石头无论摸不摸得着，河都是要过的。
于是，褚时健的功与过、罪与罚成为标志性的争议。你可以说，把褚时健等人的收入跟马明宇（1990年代中期的四川足球明星——编者注）们放在一起讨论是方法错误，但是，对于褚时健本人来说，如果不是“成功得太早”了，他有没有可能如马明宇一样拿到体面的年薪？
于是，国资是卖还是不卖？是“卖光”还是至少留下医院和学校？成为新时期的主题性的争议。又因为“效率先于公平”，“卖” 甚至等不及国家发出规则性指令，不得不在争议之中进行。
于是，郎咸平的话锋所指，都是争议；
于是，有“原罪”说。虽然紧接着就诞生了“宽宥”说，看上去是“没有争议”。但它如果是一个“被搁置的争议”，或许会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十周年、五十周年时被提起。
观念价值的“增量”
这个时代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激荡着各种观念。姓资与姓社，向左与向右，“新左”与“新右”，激进与渐进，公平与效率，权威与民粹，文化与传统，自由与民主，普世性与国情论。如果按照这样的线索梳理下去，我们真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争议的时代”。
争议可能是进步的助推器。但争议不一定解决问题，争议也不一定导致进步，不一定众望所归，争议完全可能长期徘徊于常识，止于争议。
正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能耗比过高和环境污染过重的“争议”，这个时代的思想和观念的产出，是否也存在“粗放型经营”，甚至被人为“掉包”，或错误地收获了败草秕糠？
换句话说，是否有诸多无谓的争议，或者无可争议的争议，占领了我们的公共频道？或者曾经有一些真正的价值，在争议中被蔑视，被罚下场了？
然而，所有争议都会落实到具体的人头上。
有人为这个时代贡献了真正的智慧，他们的思想、行为和观念推动了社会的迁变和观念的更新。有人以他们的命运为这个时代提供了议题，他们承受了时代的不幸，或者享受了时代的荣耀。
我们提供的这一份记录，是一份扫描三十年的参照。它们有的不乏超越的价值，但更多的，只是“转型期的悖论”。
三十年争议史
我们只能采撷在不同的历史节点曾引起广泛争议和非议的十五位人物，来作为这三十年中国争议史的一个略影。
也许还有更适合报道的争议之士，限于篇幅，也限于国情，只能有待未来的时光去打捞。
他们是：
张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1982年因抢救落入粪池的老大爷而牺牲，他的不幸去世，引起了今天看来也许是荒诞的大讨论：一个大学生的生命，和一个普通农民的生命，哪一个更重要？
柯云路——曾经的知名作家，1980年代前期以改革小说而风靡全国，1990年代因出版支持江湖医生胡万林的长篇著作，而遭受“为气功、中医和伪科学辩护”的批评。此事虽以胡入狱而暂告一段落，但“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迄今未绝。
何新——学者，特别是1989年之后，他建立起一套为威权主义和现实合理性辩护的自为理论，很难说，他的话语体系是诚实的学术诉求，还是政治投机。
马俊仁——前传奇教练，其神话始于1993年，他的“马家军”有5人13次破了3项世界纪录。如果说新的体育纪录往往意味着对人类的身体和勇气的赞美的话，马俊仁所做的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贬低：过去的世界纪录简直一文不值。这使得他从此陷入到世界性置疑中：这是体能的极限挑战，还是药物的胜利？
陈光——超前于时代的革新家，尽管早有“厉股份”等经济学家的鼓吹，但他早在15年前就锐意推进的“股份制”，后来才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康庄大道。
褚时健——一个创造了辉煌、也品尝了苦涩的功勋企业家。十多年前导致他倒台入狱的“59岁现象”，到今天已为合理的股权激励和机制安排所取代。
何智丽——前乒乓球世界冠军。她的不“让球”和对阵邓亚萍时的大喊“哟西”，让她一度成为“全民公敌”。
黎元江——锒铛入狱的知名报人。他以强力市场化手段锻造出一个强大的媒体王国，但也埋下了摔倒的伏笔。
冯锦华——他在东京靖国神社涂抹攻击性文字的行为，是深思熟虑的正义之举，还是愤青的卤莽行径？近十年后，他在做什么？
田文昌——知名律师，因替所谓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辩护、认为其罪不当死而引起网民群起而攻之。法律与民意，孰轻孰重？
仇和——政府官员，他依靠体制内力量统辖官僚阶层的强力改革行为，为他赢来了改革家、酷吏等“头衔”。这种强人专制，是走向民主政治的可行路径吗？
木子美——毋庸赘言了，她的身体革命和自由性爱，为这个时代混乱不堪的伦理危机，钉下了一个无法绕开的路标。
李银河——社会学家，她的性权利理论肯定是正当和人性的，唯一的疑问是，会不会太超前了？
经济学家们——经济学家们内部、以及经济学家和民众之间的争论，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在为这个国家前三十年的政治狂热和摈弃经济理性补课。
释永信——这个少林寺方丈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他为大陆版人间佛教引路的拈花一笑，还是在为末法时代写注脚？
邱兴隆——律师、法学者，他的“立即废除死刑”的倡议，在当下语境下，可谓惊天一呼。
26年后寻找英雄张华
蒯乐昊
30年争议者·大学生和平民，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所有人都以为：张华救活了那个老汉。其实，掉进粪池的魏大伯，当时也因为窒息时间过长，根本没有抢救过来
张华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
字幕：1982年7月11日，西安唐都医院第四临床教室
白色的临床教室大门被推开，一群朝气蓬勃的医学院学生陆续走了出来，22岁的马贤达走到楼道里，舒开胳膊伸了个懒腰，他眼光投向对面：“张华，你去哪儿？”镜头拉近，特写：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在当时十分时髦的人造革大方包，冲马贤达这里喊着：“进城，走！跟我一起逛街去！”
马贤达摇头：“星期天人多，我不去。”
镜头闪回，重复字幕：1982年7月11日，西安唐都医院第四临床教室
白色的临床教室大门被推开，一群朝气蓬勃的医学院学生陆续走了出来，有个学生手中擎着一只足球，抛给了另一个学生，他娴熟地将足球停在脚下，传给第三个人。镜头拉近，特写：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在当时十分时髦的人造革大方包走过来。传球的学生大叫：张华，走！跟我们踢球去！
张华笑起来：我又不会踢，凑什么热闹，我进城办点事，办完我看你们比赛去！
镜头再次闪回，重复字幕：1982年7月11日，西安唐都医院第四临床教室
白色的临床教室大门被推开，一群朝气蓬勃的医学院学生陆续走了出来，22岁的马贤达走到楼道里，舒开胳膊伸了个懒腰，他眼光投向对面：“张华，你去哪儿？”镜头拉近，特写：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在当时十分时髦的人造革大方包，冲马贤达这里喊着：“进城，走！跟我一起逛街去！”
马贤达犹豫片刻，张华笑着招手，“小马，快点儿！”马贤达终于答应了：“好，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
……
也许张华不会死
26年过去了，年过半百的马贤达无法忘记1982年燠热的7月11日，“那天我如果陪他一起进城，张华也许不会死。”可惜，生活不是先锋电影，无法反复倒带，修改剧情。
还是让我们继续来看历史真实的母带：
马贤达摇摇头：“星期天人多，我不去。”张华笑着跟他作别，走了。
镜头切换到西安市区：繁华热闹的康复路，全西北赫赫有名的小商品市场，衣服鞋帽针头线脑一应俱全，星期天这里人头攒动，格外热闹。忽然，康复路南口有人大叫：“快救人哪！”
69岁的掏粪老汉魏志德在康复路厕所掏粪时，被粪池散发出的沼气熏倒，跌入三米多深、池口只有两尺见方的蓄粪池。手里提着相机和一袋衣物的张华经过附近，听到呼救声赶到现场，一把拽住正要下去救人的裁缝师傅李正学，说：“你年纪大，不要下，让我下！”
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到一边，迅速脱掉身上的军装，沿着竹梯下了粪池。老汉这时已经俯卧在粪水里，只有头发露在外面。张华左手握住梯档，右手从一米以外的粪水中拽过老汉，一把抱在腰间，向着粪池上的人群喊：“快放绳子，人还活着！”
话刚喊完，粪池里浓烈的沼气把张华也熏倒了。“扑通”一声，他同老汉一起跌进粪水之中……
张华牺牲的时候才24岁。
“我是张华生前最后一个说过话的同学。”马贤达说，他跟张华是篮球场上的朋友，大学三年，小马所在的三队跟张华所在的空医系（四队）始终在同一个教室上课。张华死后，马贤达无数次设想过：如果那天，他跟张华一起进城，历史的结局会不会改写？
“也许他就不会死，张华性格热情、莽撞，而我处理问题沉稳冷静一点，夏天粪池里有沼气，这是常识，如果我在场，可能就会拦住他，用另外的方式下池救人。不过也难说，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根本来不及反应和细想，说不定我也会跳下去，那死的就是我们两个，谁知道呢？”
生命的孤本
我在春天来到西安寻找张华，我希望在这个城市里的，曾经认识他、见过他的人，能帮我拼凑起记忆的碎片。26年过去了，连碎片都不复是当年的形状。张华生前的母校，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宣传处的干事递给我一本百来页的小册子——《华岳魂——张华传》，这是张华死后，他人根据亲友回忆整理出的小传。宣传干事对我说：“你运气好，上次军报记者来，想找这本书都没找到，全校只剩下这一本了，我们找遍了资料室，这本书可以借给你看，但是绝对不能让你带出西安。”
我捧着这珍贵的孤本，仿佛这薄薄的小册子浓缩并传递了一条24岁生命的全部真相，但是读完全书，我在后记里居然找到作者的这样一句话：“对一些人物，书中没使用真实姓名……但是必须说明，书中所记叙的内容都有真实生活依据，有的人物是生活中原型的提炼、升华；有的人物则是生活中几个人的集中概括……”
基于这样的前提，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华在书中始终是一种高大全的形象，而且在任何时候，他脱口而出的话语都仿佛是激情的诗朗诵。比如，书中写道：张华在部队时，班长问他为什么不抓紧入党，张华这样回答：“从心里热爱我们的党，怎么会不重视自己的入党问题呢？但是，入党并不是我的目的。过去，我们看电影，看小说，那许多的共产党员，都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的人，他们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忘我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应该具备了这一切，才能迈入党的组织！”
传记中的张华，从小就是一个抢险救人的专业户：他，11岁时跳入刚刚化冰的江水中拯救起落水儿童；在饶河农场当知青时用身体做灭火机碾灭了森林大火；大学暑假回家时，在火车上救活了难产的孕妇母子；回到家中又在七里河跳入洪水救起了老大娘；秋游时在悬崖边一个箭步救回了滑坡坠崖的同班女同学……这些舍身助人的细节倒是非常感人，但一联系到作者后记里的那段说明，不免让我犯了踌躇：难道张华生活的环境中时时处处潜伏人命关天的险情？不知道在这些故事里，哪几个符合新闻的真实，哪几个则是文学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浪漫主义想象？
没有人知道他爱拳击
“张华绝对是好人！热情，仗义，是同学中的老大哥。”唐都医院检验科主任张惠中，正是张华去世那天踢足球赛中的一员，他与张华是同班同学。“要是那天张华跟我们去看球赛，他就不会死。”张惠中说，张华那天外出，是去看望他的师傅——他拜了位练拳击的老师，另外，他要去修相机和改衣服。传记里隐去了拳击师傅这一节，在那个年代，作为新生事物的拳击被认为是项粗暴、残忍、带有资本主义气息的运动，显然不符合军人的形象。
“客观地说，张华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青年，他豁达，爱交朋友，很讲义气，在文体方面非常活跃，是积极分子。但因为他是从部队考入大学的，考了三年才考上，所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我们都是直接从高中考入大学的，思想和经历比较单纯。张华当过兵，年龄比我们大，自然就不会像我们这样听话、守纪律。”马贤达说，当时在学校中，老师和领导普遍认为张华不守纪律，比较散漫。
“部队的生活非常规律，那天我跟平时一样，午休小睡，睡到一半，突然有同学跑进宿舍，推我说‘张华死了！’我说‘去去！不可能，他上午还跟我说话呢！’”马贤达根本没把这消息当回事，继续睡，没过一会，队长 （即指导员）进来了：“小马，快起来，张华死了！”
“同学说的我不信，指导员都说了，我还能不信吗？我一辈子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指导员说‘张华死了！’时，我的心‘咚’地突然往下一沉，然后他说：‘在粪坑里救老农，淹死了！’我的心，又是‘砰’地一下，往上面猛然一跳。”后来成为著名外科及肿瘤专家的马贤达，一生目睹了上千例死亡，但是再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悸动体验，他当时就对指导员说：“张华没白死！”
直接按摩心脏依然无效
在张华落池以后，围观和营救的群众一片惊呼，25岁的奶牛厂工人王宝安猛然醒悟：高温天气的粪池里一定有浓郁的沼气！他霍地一下站起身，大声喊：“快！先给池里泼几桶水，赶赶沼气，再找几条毛巾来！”
说罢，王宝安冲到马路旁，解下拉粪大车上的绳子，绑在自己的腰里，周围人递上毛巾，他捂着口鼻下到池内。暑天的粪池恶臭冲天，呛得他喘不过气来，王宝安憋了一阵，忍受不住，爬上来换气，卖甑糕的个体户青年刘玉庆，忙给他口鼻上又换绑了一块湿毛巾，王系好绳子再次下池，在众人的奋力协助下，最终将张华救了出来，人们用清水冲洗掉他身上的污垢和蝇蛆，但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大家马上把他送到只有一街之隔的西京医院，但已耽误了太长的时间，西京医院也是我们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当时值班的女护士一看：这不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吗，这才确认了张华的身份，马上送进急救室，值班医生、专家教授、学校和医院的领导全部来了。张惠中说，当时学校就表态，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
人工呼吸，无效！注射强心针，无效！清除呼吸道异物给氧，无效！最后，开胸，直接按摩心脏！依然无效。
在张华之前，陕西省一名女大学生邵小利，为抢救落水儿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社会上已经掀起了一阵争论，争议的焦点就是“大学生牺牲性命救小学生，到底值得不值得？”马贤达说，他当时的判断是，张华比邵小利更典型，因为他不光是大学生，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共产党员，又是解放军。
“我们当时为了学英语，也听一些国外的广播，VOA，BBC，评论中国这一代的青年是‘垮掉的一代’，张华的死，树立了一个新时代大学生和军人的形象，是一种很好的回击。这是我当时脑子里马上很直白地反应出来的。”
当时的马贤达是学校团、党支部的积极分子，因为他足智多谋，是学生中比较有主见的一位，连指导员都向他要主意。“当时指导员就问我：这个事情，你看怎么办？我很坚决，我说，张华死得光荣，学校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立场坚定。当时其实学校也拿不定主意，因为张华一贯比较散漫，要不要把他作为典型来宣传？可以说，我当时真的有力排众议的感觉。”
包括马贤达在内的负责板报宣传的几个同学当天下午马上动手，把几块大黑板连在一起，用墨汁刷得漆黑，再拿白麻线碾碎粉笔打了格子：端正仿宋，书写了一条巨大的横幅：“沉痛悼念张华同志！”
张华自己回答争论
马贤达说，当时关于张华的争论，实际上有两层，一层是社会上的，对于“大学生救老农，到底值不值得”的争论，另一层是学校内部的，对于张华这样平时表现不佳的学生，到底要不要作为典型大肆宣传的争论。
在马贤达看来，这两个问题都不值得争论：“不管张华平时有什么缺点，人命关天的时候，他跳下去了，仅凭这一点，他就是英雄，他就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爱生命、爱人类的人。生命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等价交换。如果一个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生孩子，结果孩子没生下来，母亲自己也死了，你会去谴责这个母亲当时就不该生吗？”“就算跌下去的是一个瞎子，一个聋子，一个残疾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吗？……在生命的天平上，难道精英就比老农更重？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怎能如此势利？我们都是学医的，任何生命只要有一线希望，都值得去重视和争取。”
“一开始，学校也没想到事情最后会变得这么轰动。”张惠中显然也站在张华这一边，“当时的教育观念跟现在不同，如果用今天对待大学生的眼光来看，张华根本就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学校对他最大的不满，是他在校谈恋爱。但他当过兵，当时已经23、24岁了，这个年龄谈谈恋爱，这在今天算什么呢？而且那个时代所谓的恋爱，也是很单纯、很朦胧的，不像今天的男女这么单刀直入。”
大学时代的张华，因为相貌英俊，身材匀称，体育又拔尖，性情开朗，比较惹女孩子注意，与他相恋的姑娘，为他的突然逝去无比痛苦。“她也是我们班的同学，现在在美国研究试管婴儿培育。”
“那个时代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文革’已经过去，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对毛主席的全盘迷信开始动摇，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深入人心，人的自我价值观念也刚刚冒头，当时的人们简直不知道该信什么了。‘大学生救掏粪老农到底值得不值得’的大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的。”唐都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华同班同学李陕区这样解读当年的时代背景。
张华并不知道在他身后引爆的这场举国上下的大争论，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已经对这个争论做出了回答。他曾经对他的好朋友董希武谈起过邵小利，当时社会上有人认为，邵小利用一个大学生的性命去换取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不合乎价值规律，张华对董希武说：“这是他们的算法，这种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庸俗的，落后于起码的文明道德。我如果碰到邵小利碰到的事，我决不去计算价值，人和动物的区别，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一语成谶，说完这句话后十几天，张华就实践了自己的信念。
基因消失了，但影因还在传递
第四军医大学以后的每届学员入校后都要被带到张华像前宣誓
历史用它独特的方式选择自己的英雄，张华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标杆，他被追认为烈士，叶剑英亲自为他题词：“新一代的理想之歌”。《华岳魂——张华传》就出现在这个时候，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学校为张华树起了铜像，直到今天，第四军医大学每个入校的新生，都会被带到张华的铜像前举行宣誓仪式。
张华牺牲后的第二年，华山游人道上出现险情，十多名爬上百丈崖的游人，从垂直80多度的崖梯上腾空跌落。张华生前所在的第四军医大学正好有数位同学在场，他们不顾生命危险，用身体和手臂阻挡，把一位正滚落下来的工程师救住，并抓住了两位飞身跌落的女青年。这些学生还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马上对受伤的游客进行了紧急救治：复位、固定、包扎，并用手臂交错，组成人编的担架，抬着病人侧行跪走，送到数里外的医院。
跟张华一样，这些外出游玩的军医学员中有一部分，离校前未向学校请假，属于“无组织无纪律”，所以虽然做了好事，回校后也不敢声张，但没多久，学校的高音喇叭就广播了别人写来的好人好事表扬信，正在学校视察的洪学智部长听到了广播，很高兴地说，“你们学校出了张华，又出了华山抢险队，这是‘两华精神’啊！”
在张华死后的几十年中，马贤达多次想过：生命的意义何在？每次积难险重的时候，或是亲人朋友死亡的时候，这种思索就更加强烈。作为张华的同时代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对于人生的意义有一个标准化的答案。“那就是一首歌里所唱的：长大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随着人的成长和成熟，我逐渐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生命的目的除了某个时代的、特定的政治意义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以人为本的、更加普适的价值。”
2000年，马贤达读到英国牛津大学理查德·道金斯博士的一本《自私的基因》，书中有这么一句深深打动了他：“When we die，there are two things can leave behind us：gene and meme.”（当我们死去，只有两样东西存留下来：基因和影因。）
“我开始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有两点，一是生物学层面的——把基因传递下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推动着整个人类的繁衍不息；第二个是社会学层面的——传递‘影因’，并尽可能多地影响他人。对于‘meme’，历来文学家、翻译学家、科学家的翻译各有不同，有人把它音译作‘秘米’，有人译作‘逆子’、‘文化传递单元’或‘敏因’。我把它翻译成‘影因’：一个生物的思想，语言，行为，道德，风格，以至言行举止……这些就像他的影子，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是可以被拷贝、模仿的文化单位，它可以传递，并影响他人。张华死了，死时还没生儿育女，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张华的基因，在人类的基因池中已消失了。但张华的行为、以及这一行为中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可以被传递下去。”
巧合的是，华山抢险的同学出发前也曾邀马贤达同游，他同样以“五一人多，我不去”婉拒了！但他自己也成了张华“影因”的接收者和传递者，在大学期间，两次与“成为英雄”擦肩而过的他立下誓愿：此生不要任何荣誉。2003年非典期间，马贤达是陕西省首家定点SARS收治医院的非典办公室主任，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因冷静周全的工作思路，实现了SARS的零误诊、零感染、零死亡，当非典结束要给他记功时，他拒绝了，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军队是个很认功勋等级的地方，但是认就认呗，人各有志。”这位军衔已至大校的医生，入伍数十年，没有拿到过三等功，也没有参评过一次先进。
有意或无意，有形或无形，张华依然在影响他的同学，他们常常想起张华，同学聚会时大家都唏嘘：“一晃，张华都死了20多年了。”
关于张华的集体误解
没有墓地，张华的骨灰在烈士陵园里占据着一个小格子
张华救人的康复路市场依然热闹非常，当年老汉失足的公共厕所已不见踪影，粪坑也不知何时被填平，张华救人的遗址处，如今是一块黑色的碑石，但也已经湮没在川行的人流之中。有人在碑前卖西瓜，有人坐在碑基上歇脚，周围忙碌的小贩，并不记得多看它一眼，大多数后来迁居至此的商户，也压根不知道当年的故事。
更加黑色幽默的是，由于张华的名字太过普通，在网络上想寻找张华的信息，你必须输入：“张华”、“粪坑”两个关键字，才能保证，找到的是你想找的那个英雄张华。
张华的骨灰，放置在西安南郊的烈士陵园，没有墓地，没有碑石，火化后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在烈士陵园的骨灰陈列架上占据着一个小格子。工作人员说，每年清明那天，他的父母兄弟会来西安烈士陵园祭奠他。
我盯着遗照上那张清瘦的脸庞看了一会，我为这个独葬异乡的年轻人感到难过。我问过很多人，除了张华的同学以外，所有人都以为：张华救活了那个老汉，以大学生的生命，换回了老汉的生命。其实，掉进粪池的魏大伯，当时也因为窒息时间过长，根本没有抢救过来。
这个普遍的误解是怎么造成的，如今已不得而知，在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宣传材料和张华的纪念碑上，讲到张华跌入粪坑以后，都不再提及掏粪老汉的死活。也许，这是一种宣传策略，故意淡化没有救起老农的事实，可以让英雄的形象更加伟大，让生命价值之争更倾向政治正确。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人们着重讲述张华的伟大之时，根本忘记了要去交代另一条生命的下落，如果是这样，这又是多么冷漠的一种残忍。在两种可能性中，我甚至宁可选择前者，因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等于默认了每条生命其实并不平等，我们争论良久得出的结论最终沦为虚伪。
张华死了，虽然他死得令人惋惜，但毕竟，他拥有了身后的盛名。当时那些跳下粪池最终捞起张华和魏老汉的围观群众，他们拥有跟张华同样的无私德行和人道善举，但是他们却在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并没有死去。
让我们还历史一个公平，让我们平等地记住这些名字：
张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大三学生，粪坑中救人光荣牺牲。
魏志德——西安灞桥区新筑公社社员，掏粪工，失足跌入粪坑，因公殉职，终年69岁。
王宝安——西安新城区奶牛厂工人，共青团员，两次跳下粪坑抢救打捞张华和魏志德。
李正学——康复路裁缝铺裁缝师傅，抢救的积极参与者。
参与抢救的还有：刘玉庆、王少军、王伯义……
我在春天来到西安寻找张华，西安的出租车司机操着秦腔告诉我，春天是西安最糟糕的季节，干燥、风沙、灰尘漫天。“我们这里一到冬天就会把路面冻坏，所以一到春天就到处翻修马路，你到三环那里看看，那里的灰尘大得能把你人吃了！”我找到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找到了真实的张华，古城长安被漫天的尘埃笼罩，显得面目模糊、蒙昧且含混，我看它总是隔着一层，仿佛历史的真相。
（注：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马贤达为化名）
张华 大学生
1958年出生，1975高中毕业后到农场劳动，两年后入伍。1979年8月，在沈阳某部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医科大学空军医学系。1982年7月，因跳入化粪池营救一位不慎落入池中的老农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24岁，被授予烈士称号。
柯云路：历史会证明这一切
吴虹飞 张莹莹
30年争议者·科学与伪科学
虽然胡万林已被确认有罪，但柯云路仍认为那是个错案
柯云路
62岁的柯云路头发斑白，不常笑。采访开始的时候，他将放着录音笔的茶几往自己身前拉了拉，方便你们，他说。他非常乐意分析女记者们的情感问题：“采访我的这些记者都是女孩，一多半都问我婚恋问题。前些天就在这个大厅里，有个女孩给我讲着讲着痛哭流涕。”
他喜欢谈论当下，表露自己生活的“即兴”：“我大多数时间是坐着，沙发上堆了很多书，每本书我伸手都能拿到。我随意抽出一本书看，在看的过程中忽然创作灵感来了，马上就开始写。我的纸笔就在旁边。”他反对“进度”：“我写得多的奥妙之一就是没进度，我绝不给自己定任务。”
他的生活也是“单纯”的：“我不做股票，也不做基金，也不炒房子，只靠写书，绝不进行商业写作。我为了单纯。”
“我的政界和商界的朋友大多很信任我，有问题就找我，我就利用多方面的特长吧，比如我懂点经济学、政治、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东方文化，来帮他们解决问题。”
也许这些话可以解释柯云路何以著作如此丰富，涉及如此广泛。在他28年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政治小说、商界小说、西方哲学、东方禅宗、情商开发、婚恋解答、家庭教育、气功、中医、神秘现象……内容纷繁错杂，时间犬牙交错。司马南曾评论：“柯云路的写作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阅读速度。”
那一段“独”的历史
谈及其过往，柯云路明确表示“我不是特别喜欢讲这个话题”，“首先我不愿意披露我的家庭，另外我不披露我的个人生活，决不把自己做成一个明星，提供各种各样的逸事、趣闻。”于是在有限的资料里，我们知道他1946年生于上海，父亲为工程师，母亲为家庭妇女，并无严厉家教。
他的文学道路从高中开始。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一零一中，第一次当堂作文课，语文老师站在柯云路身后看了半天，课后问他，是不是对文学很感兴趣。柯云路说，有一点。“文革”伊始，这位吴姓语文老师因当过右派被学生批斗，受其赏识的柯云路也被牵连，成为“修正主义黑苗子”。
“那天这个老师在宿舍吊死了，宿舍就在学校里，她的尸体被抬出去，人们围观的一大堆，我就远远地看着。那时候的心情大概跟我以后当作家有点关系。”
1966年底，柯云路在北大看到一张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提出反驳。他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得正确，便找到了写大字报的两位农大附中的学生。后来两人被抓，柯云路也被抄家。“打倒我的大标语从动物园贴到圆明园。”
1968年，柯云路到山西绛县插队，在农村呆了四年。“挣工分，种地，养猪，磨豆腐，犁地，耙地，扬场，摸爬滚打”，他说他一直在观察着这个社会， “那几年的生活跟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这个我怎么能写《新星》呢，写县、乡的干部也写得不像啊。”
1972年，柯云路到位于榆次的山西锦纶厂当工人。1980年，他的处女作《三千万》在《人民文学》发表，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1983年，柯云路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从我写作开始，如果说我有什么特点呢，我非常地单独，非常地独立，单独，孤独，独立，甚至用一个‘独’字也可以。”
柯云路说，他无党派，而“我加入这些党派都是有机会的”；他曾经是山西省政协委员，“再往下很可能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了”，因从不去开会，这一职务没有得到保留；他身处作协，从不参加任何作协会议。山西作协曾经为十个有贡献的作家分房子，别人一番抢，“出去十分钟上个厕所回来可能就没了”，柯云路不要。他仍然住在榆次一间破平房里，没有卫生间，没有水龙头，家里一洗衣服他就去提水，骑自行车上街，在城乡交界处散步，跟农民聊天，图的是“那地方比较安静，离太原远，没人打搅我”。
“作家里面有很多群体吧？每个作家都可能有一群志同道合人际关系比较接近的朋友，每个作家都可能在苦难的时候呼救，写出比较好作品的时候会有人给他来捧场。我没有。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作为朋友来帮助我，我成功的时候也没有人来给我喝一下彩，我完全都是独立行动。没有一个作家能做到像我这样。”
这个特立独行的作家自称“人生最大爱好有三：文学，哲学，科学”。
文学：写“文革”是我的使命
柯云路的文学创作从政治小说开始。
其处女作《三千万》的主人公丁猛是还有些概念化的，成名作《新星》里的李向南则生机勃勃。柯云路借李向南之口，对政治发表宏论：“……真正能够使千百万人，一整代一整代最优秀的青年为之献身的只有政治！政治毕竟是集中了千百万人最根本的利益、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是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有生机的活力。”那时的柯云路喜欢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带着写长篇历史画卷的气魄。
时隔近二十年，关于这个看法，柯云路说：“那个看法到现在我觉得也不错，那时候对生活更投入，更入世，更有改革的激情，老想这方面对社会有点干预。当然我现在看得可能比那时更平和，更超脱，更达观一些，更乐天知命，因势利导一些。”
此后，柯云路写了《夜与昼》、《衰与荣》，仍旧是政治小说，笔调却不再热情，而是冷漠并具批判色彩。他说，这实际上是对人物、对社会描述刻画得深入了。
1996年至1998年，柯云路出版商界小说《超级圈套》和《成功者》。“那段生活接触了点商界的生活，我并没有从商。”
那几年，小说家柯云路正因其“生命科学研究”置身舆论漩涡中。1999年，北京某报批评柯云路是“当代中国的另一种文化人，具有写作速度快、善于把握热点等特点，以东拼西凑、谬误百出的理论为伪科学开道，自我评价甚高”。
2000年春，柯云路出版了以“文革”为题材的《芙蓉国》。“‘文革’比较敏感，我的名字也比较敏感，两个敏感搁在一块就是我的书它出不来”，他化名“辛克”，通过中间人与出版社联系，搞得出版社以为发现一个高水平的新人，非常兴奋。“它写了‘文革’的全过程，三教九流，从北京到中央到地方，全部写了。这样写‘文革’的书，我那是第一部。我当时就是想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写法来写‘文革’。”
此后，他迅速地出版了五部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其中《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据柯说，“经过七个出版社，到第八家，所有主编副主编全部签字，才出。”
“写‘文革’是我的使命。刚踏入文坛的时候时机还不成熟，我自己还需要一个提高的过程，另外要和历史拉开距离。”
为什么觉得写“文革”是你的使命？我们难免好奇。
“‘文革’首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给文学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素材，特别重要的创作素材，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是从他的良知也好，文学创作也好，是不能绕过去的。而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肯定适合写；另外我一直在思索中国社会问题，对这段历史能够梳理清楚，写它才有一定的思想性。”话里依稀可见《新星》时期社会干预的影子。
哲学：我已经救了很多人了
柯云路曾经的梦想是当哲学家。他说自己在高中阶段看完了所能找到的马、恩之前的西方哲学著作，与之有关的，是他2004年出版的《童话人格》，在这本书里，他使用俄狄浦斯情结解释古今中外的童话，包括认为《西游记》实则是孙悟空象征的儿子寻求如来象征的父亲认可的过程。“它在这点上无疑是正确的。”柯说。
2007年，柯云路出版《焦虑症患者》，书的简介中说：“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讲了一位心理学专家对一位焦虑症患者的治疗及他的康复过程。”在采访中，柯云路也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在传媒做到比较高级的年轻人，一大堆苦难焦虑，他自己老认为腰上长肿瘤了。我说要不你听我的话，相信你自己没病；要不你明天自己去查，你肯定没病。他当时听了我这个话腰就不疼了。”
“人生是非常不容易的”，柯云路说，他的《焦虑症患者》已经为很多人解决了焦虑问题，他也“被迫”写起了博客，回答来信，解决问题，被新浪称为“中国第一婚恋博客”。“每天都收到很多信，每封信都要死要活。我已经救了很多人了。”他还写了《曲别针的一万种用法》，号称“情商点金”，《中学生成功法》，关注家庭教育，这些书大多数都可以在其博客页面看到相关网购链接。“我是想关注一下当代人的精神家园怎么守护。”他说。
然而也许他最愿意的是与人谈禅：“这方面你问到哪里我答到哪里”，“禅宗讲的是困了睡觉，饥了吃饭，就这么简单。”
那么生活最简单的人最接近禅了？记者问。
你不要看外在，我们在同样一个生活环境里，你也吃饭我也吃饭，咱俩一样吗？
您焦虑吗？
我这么说吧，作为一个俗人我不可能完全不焦虑；作为一个悟了的人，我可能比大多数人少焦虑。
您觉得您悟了?
是。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那就一句话难言了。
科学：我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试图与柯云路谈曾经的那些争议是困难的。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话题是不是合适，我把这块定位为后现代化课题，中国现在是现代化，讨论后现代化课题就再过段时间，等人民都不愁温饱不愁医疗不愁这不愁那，大家都有富裕神儿研究问题的时候，咱们再……”
“气功和神秘现象，我还在做研究，而且我相信，过去的研究和今后的研究必将被人类有所关注。”“我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名誉，信誉，因为社会不太承认这个”，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我不后悔”。
“我就是告诉你吧，这种东西是肯定存在的，西方人都在信《圣经》，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手要摸着《圣经》说话，《圣经》里有很多神秘的东西，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手摸一下病人病就好了，这不都是神秘现象吗？为什么科学这么发达的人要信《圣经》啊？”
“这些问题，在现在主流文化的笼罩下，包括现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是不适宜大张旗鼓地讨论的。”
“中医现在也是我的一个研究爱好。可以告诉你现在很多中医的人在找我，他们知道我懂这个，他们找我交流，希望我考察他们。”
“我对中医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不乐观体现在我们现在学校里培养的中医不太懂中医，他们就是学了点中医的概念，跟西医的检查结合在一起，开几个成药方子，那叫中医吗? 中医就必须按照中医的思路来，八纲辨证也好，脏腑辨证也好，上来一看人，都不用号脉，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用药用得特别奇特，药房看到药都吓一跳，可是能一下子把病治好，很大的病可能用几毛钱就治好了……这才叫中医呢。这样的人在民间还有，所以我对中医也不悲观。中医以后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但并不是最近几年。”
“我那本书写的中医现在还在监狱里关着呢，”柯云路说。
“那本书”指的是《发现皇帝内经》，十年前，围绕这本书及这本书的主要人物胡万林，柯云路与司马南之间爆发口水大战，至今仍有余响。司马南在1999年说，“我实在看不惯他这个文化人和胡万林这个江湖骗子纠集在一起欺骗老百姓。我鄙视柯云路的人格。只要他还捧着胡万林，我就一定跟他没完。我从来不回避与柯云路正面遭遇和论战。”
虽然胡万林已被确认有罪，但柯云路认为那是个错案。
在谈到他与胡万林之间的关系时，柯云路断然否决了利益牵连，并且“我不是他的好朋友，我也没有替他翻案，这话题我不想回答”。他认为那些年有人向他“泼了脏水”。“我觉得历史会证明这一切。”
他表示他并不太在意那些争议：“空口说不行，你看看我的创作，在骂声不断的时候我没有一天停止创作，书还是一直在出，而且骂我最厉害的时候也正是我写作最强势的时候。”
“骂我那么多，报纸上登了头版，造了我好多谣，我去打官司吧，法院还不立案。我没有话语权。我请了好多个律师，可以打一百个官司，索赔能索一个天文数字，好多案子都快立案了，最后被撤下来。我也只能这样了，也不能气死，人有时候要放得下。”他又开始讲他的“禅”了。
柯云路 作家
1946年出生。1980年开始写作，并多次获奖。1980年代以长篇小说《新星》等广为关注，1990年代发表多部“研究”气功的著作，引起较多争议。
何智丽：叛逆者归来
郑廷鑫
30年争议者·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一场争议让她成为千夫所指：在对阵当时世界头号女单选手邓亚萍的比赛中，代表日本队出战的何智丽每赢一个球，就会喊一声“哟西”
何智丽
今年年初，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唐娜拒绝香港队的邀请，加入韩国籍。在《朝鲜日报》的报道中，她表示：“现在韩国是我的祖国。我将通过实力来战胜一切。”
这样的故事让人觉得多么的似曾相识，唐娜风波也勾起了一个久违的名字——何智丽，那个曾经的叛逆者。
2008年2月底，第49届世乒赛在广州举行，在比赛期间举行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嘉年华活动中，何智丽出现在众多世界冠军中，一脸的微笑，显得安静而温和，精心打扮下还是看得出岁月留下的痕迹，看不到的是曾经的怨气和杀气。
那是1987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进入半决赛时，领导要何智丽让球给队友管建华，何智丽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上场之后却把管建华打了下来，让整个球队为之震惊。在决赛中，她又再次发威，狠狠地击败韩国选手梁英子，夺得世界冠军。
虽然夺冠了，但一个中国队的运动员公然在比赛时违抗组织的决定，这在中国乒乓球队内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所以，何智丽虽然拿了女子单打冠军，但在代表团内却孤立起来。为了“个人利益”而公然对抗“国家利益”，这引起了队内领导的异常愤怒。
要知道，在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模式中，“让球”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并不陌生，在参加世界大赛中也时有发生。依靠有组织制定严密的“让球”潜规则，中国队常常提前把冠军收入囊中。在可能遇到的对手面前，“让球”可以保证最终出场的基本上都是对手的克星，这无疑大大地增加了夺冠的保险性。在国家队做了三十多年队医的关俨在名为《队医眼中的世界冠军》的回忆录中，对让球也有着详尽描述。
回国后，乒乓球队的领导要她写检讨，因为“不服从组织纪律”，她成了“不笑的冠军”。此外，她对待“让球”的双重标准也让不少人诟病。早在前八名进入前四名的时候，何智丽就接受了陈静的让球，进入半决赛。
她的出局终究是无法避免。在人才济济的中国乒乓球队，这样一个“不服从纪律”的队员，果然没有出现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队的名单中，虽然那时候的她正值当打之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9年，何智丽远嫁日本，成为“小山智丽”，也成为“海外兵团”——代表外国参加比赛的中国选手——中的一员。
1994年的第十二届亚运会上，30岁的何智丽代表日本队出战。她在一天时间内，连续把陈静、乔红和邓亚萍三大高手斩于马下，为日本队夺得一枚女单的金牌。
1994年在广岛亚运会授奖台上，左起：邓亚萍、何智丽、陈静、乔红。
坦白讲，何智丽在面对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强劲对手时能有如此好的表现，对当时缺少系统训练的她来说，正如有评论所讲，类似于“家庭作坊对国有企业的胜利”。
但是，又一场争议让她成为千夫所指：在对阵当时世界头号女单选手邓亚萍的比赛中，何智丽每赢一个球，就会喊一声“哟西”，比赛后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时候，更是不讲中文只讲日语。
这在国内的球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并且点燃了很多国人心底的民族情绪，许多中国球迷称，他们最难以接受的是何智丽那一声声“哟西”。
何智丽表示，她不是故意要那么做的，喊“哟西”也只是她平时惯用的加油方式。赛后接受采访讲日语则是因为当时在场的还有许多日本记者，采访地点又是在日本的广岛，而她的身份是日本乒乓球队的队员，在这种场合下，讲日语是很正常的。
但这不能浇灭很多人心里的民族仇恨，“汉奸”、“鬼子”、“卖国贼”的骂声也纷沓而至。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喝黄浦江水长大，由中国精心培养的运动员却在重大的国际比赛上为别国夺得金牌。
一边是国人的骂声，另一边，她在日本八次蝉联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三次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成为日本乒坛的“大姐大”。
1997年，何智丽发现丈夫小山英之和她手下的一名小队员有了“私情”，向来刚烈的她无法容忍，两人感情破裂，到最后为了离婚而对簿公堂。
离婚后的何智丽依然离不开乒乓球。《是是非非何智丽》一书的作者叶永烈介绍，她现在的身份是“大阪池田银行俱乐部乒乓球队的主教练”。还教日本的孩子学乒乓，教“妈妈桑”——老年妇女以乒乓球健身。
二十年的时光弹指而过，关于她的争议慢慢地平息下去。2005年5月，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上海举行，何智丽应世乒赛组委会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之邀作为嘉宾回到上海。
“终归还是要感谢祖国培养的。”“收到中国乒协的邀请时，你不晓得我有多么开心，真是开心死了！”“要为中日乒乓交流做点事情。”这是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她反复强调的话。
看得出如今的她，正在努力塑造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形象，当年那个敢于反抗让球安排、杀气凌厉一口一个“哟西”的刚烈女子，仿佛已是前生。
在提及国外生活时，关于困难与艰辛她只字不提，“人有本事，到哪里都不难。”这个时候，要强的性格才依稀可见。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何智丽还是当初的何智丽：
“在一次前往母校巨鹿路小学的活动里，她同卢湾区一位区领导过招，在客套地推挡了两拍后，她突然发力，双方总共打了有十几个球，那位可怜的领导一球也没有赢过。”
何智丽 乒乓球运动员
1964年出生。作为中国国家队队员，她曾获第38届世乒赛女团冠军、第39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在1994年的第12届广岛亚运会上，代表日本队出战的她在比赛中大叫“哟西”，并在赛后用日文回答中国记者提问，引发了乒坛的“小山智丽”风波。
陈“卖光”今昔
李宗陶
30年争议者·国企姓资与姓社
当年遇到巨大阻力和非议的股份制改革，如今早已成为国企改革的普遍经验
陈光
经验说，凡被高度简化的“模式”，必省略了可以帮助理解事件本质的关键性细节。这在陈光的两个别名里有所体现——从1993年至今，他背负着两个概括其国企改制模式的名字：卖光，送光。
山东省菏泽市电视台的人今天还记得当年新上任的行署专员陈光现场办公的一幕。现场是一栋市直机关干部居住的楼，划入城建拆迁的红线，因居住者地位身份的特殊而成“钉子楼”。陈光将电视台工作人员请到楼前，他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今天机枪架好了，我看你们谁往枪口上撞。”不剪辑，就这样播出去了。
熟悉陈光的人说，他好比一团火，走到哪里燃到哪里；还有篇报告文学说，1997年6月，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半年后被任命为专员），报到那天，陈光在黄河大堤上忽然“心海如潮，豪情勃发，双膝跪地，对着黄河连磕了三个响头……大声喊道：黄河！母亲！您的儿子来到您身边啦！”剔除文学的部分，多少可以感受到“风云人物”常见的那种个性。
陈光还在潍坊市委研究室工作时就表现出“爱学习”的特点，尽管他原先的学历并不高。据说他“脑子好使”、“文字能力非常强”，有段时间每月发表一篇有关国企改革或经济学内容的论文，颇引人注目。中央党校教授王珏到山东考察时，曾有意收他做博士生。
1994年五六月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到山东潍坊检查工作，诸城市委一位副书记在潍坊市委召集的汇报会上介绍了诸城国企改制的情况。会后，随行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健对这位市委副书记做了一些采访，回去后写了一则八九百字的消息，刊登在头条，这是媒体第一次报道诸城改革。
从“卖光”到“送光”
1991年，35岁的陈光当选为诸城市市长。从1992年起，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
“股份合作制”一词，是陈光改革班子的发明，用“合作”来掩饰或稀释敏感的“股份”，用了词语陌生化的招，是那个年代不得不产生的智慧。股份制在当时，无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趁理论家们一时没有回过神来，“股份合作制”上马先行了。
最早启动改革的四家企业之一四达厂建于1966年，主要生产绝缘材料，至1993年的27年间，“贡献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快天天走”，全厂135名职工的名册10年没变，1992年每人月工资100多元。
1993年5月，四达厂改制，将180万元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当年10项主要经济指标均翻一番，每个入股的职工都可以得到占股本金54%的红利。有人测算过，在某些班组，生产力翻了一番，而提高80-90%的很寻常。效果如此扎眼，于是有人说“一卖就灵”。
改革初期，“股份合作制”是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结构。1990年代中期，江苏省某市在向诸城取经后曾想推广这一套改制方案，据说在座的厂长经理们一声不吭，谁也打不起精神接茬。
为什么？按诸城的办法，经营者当不上大股东，如在诸城某改制后的厂，一个业绩最好的业务员当上了第一大股东，而管理层的权力在改制后完全受制于职工股东们，还不如改革前的纯国企，他们当然要抵制。说到底，这套方案的设计，是平分股权、分散股权，意在使老百姓得益。这是一场利益的博弈，谁肯真正伤筋动骨，将少数人碗中的利益匀成“大锅饭”？
且这种改制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质疑。首先，姓“资”还是姓“社”？
有高级官员、知名学者撰文或写信给中央，直指诸城改革是搞私有化，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994年前后，争论还只是局限在一些内部座谈会上，大部分媒体没有声音——“不报道本身就是一种姿态”。现已是中青报副总编辑的刘健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些含沙射影；也有一些不涉争论，只报改革的结果。
1995年，刘健写的长篇通讯《话说陈光》刊登在《中国青年报》显著位置。同年，刚开播不久的《东方时空》栏目将镜头对准了陈光。
理论界的争论此时已摆上桌面。《改革》杂志1995年第6期刊登了吴敬琏等人的《放开放活小型国有企业》，同期也刊登了陈国恒、王金梁的《对“诸城经验”的几点质疑》。
春节过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带领9部委的官员专家再赴诸城，同行者中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朱总理自己安排行程：将全部企业名录拿过来，圈中哪家就去哪家调研。一直到离开诸城，朱镕基没有表态。
但在随后于青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朱镕基肯定了诸城的企业改制。
有人质疑，在初期的改制模式下，会不会造成国企资产流失呢？当时参与改制的职工摇头了，因为他们的分红与股本挂钩，低估资产会损害他们的收益。
还有人质疑，会不会引发腐败现象？记者在外围调查中发现，当时全国的眼睛都盯着诸城，1995—1996年，前往诸城参观的各地代表团络绎不绝，诸城市体改办一天最多接待过50个团体。至于调查组下来实地调研的次数已没人能记清，但仅国务院层面的就有2次。“（经济上 ）不能出一点岔子。”这是当时陈光的紧箍咒。
反对者同时记录了陈光当时的豪言壮语：“有一位曾以将国有小企业‘卖光’著称的同志，竟公开向一地方新闻媒体宣称：‘卖国有小企业有什么错？我以后还要把它们作为一般商品出卖呢！’”
“事实上，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地方复制了‘卖光’模式，它后来只是成了一个概念，一个热门词语。不管是赞扬‘卖光’还是批判‘卖光’的，他们所指的实际上都不是诸城的卖光——后来各地大规模推行国企改革，实际上是‘经营者持大股’，甚至MBO，跟诸城改革不是一回事，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卖给谁。”刘健说，“诸城改革，有下岗的厂长，没有一个下岗的职工。”
“送光”一词的广为流传，是陈光到菏泽任专员、市长后的事。陈光将资产仅500万元的诸城农用车厂无偿送给了北京汽车摩托车总公司，引来北汽摩的大批投资进行改、扩建。这家小厂后来蒸蒸日上，现在成了大名鼎鼎的北汽福田。
“‘送光’听起来比‘卖光’更猛，但在当时反倒最没有争议，连反对诸城改革的人也赞扬陈光送得好，因为是国企送国企，不涉及所有制。”刘健说。
改革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
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生物学家兼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教授在研究了中国历史后归纳出“摇摆不定”的特点，他称中国为“摇摆不定的巨人”。
刘健至今记得直到1997年5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江泽民总书记当天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这个讲话，是在邓小平去世后、‘十五大’召开前的特殊敏感时期，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执政宣言，表达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讲话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提法——要积极探索股份制等各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看完《新闻联播》，刘健给陈光打电话，陈光很激动，当即把江泽民讲话中有关国企改革的一大段论述背了一遍。
“第二天我就去了诸城。这次，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不再回避、躲闪任何问题了。我洋洋洒洒地写了7000多字，把几年来围绕诸城改革、关于这场改革的发动者陈光的争议，改革的实际效果全写了出来。稿子直接寄给报社领导，附一信：你们看有哪些内容不宜见报，我改。社长老徐亲自把关，他总共动了几处错字和标点符号，说：‘就这样，发吧！’”
《再说陈光》成为《中国青年报》1997年度被转载最多的一篇报道，全国两千多家报纸，没转载它的屈指可数。
再看1997年陈光离开诸城后改革的后续。诸城四达公司董事长窦宝荣说：“不要以为一改制就什么都好了。改制只是为加强企业管理提供了一个平台。如果改了制，你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它是不会好的。”诸城有20多家改制企业，后来仍不得不走上破产之路。四达公司这样的改革标兵，也很快遇到了新问题：企业每一次分红都会导致股本的扩大，职工以前想着不把股本亏进去就行，现在一心想要赚钱，风险意识淡化了；相对平均的持股，导致管理难度加大，管理者与职工都是企业股东，可能某个职工的股份比管理人员还要多，凭什么你要管我？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新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又形成了。
此前，就有经济学家和国企改制研究者们提出内行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将国有净资产折股卖给职工，没有竞价，是不合理的。此外，分红率太高影响了企业的持续发展。在有些改制后的企业，一时间出现民主的狂欢，譬如短期内罢免了三任厂长，最短的一位只干了3天……如当地一位干部所说：改革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
而在推行了“送光”新政的菏泽，全市企业亏损面由1997年的90%降到2002年的12%。对于资产重组这种形式，陈光说法形象：“与其说是送出企业，卖掉企业，不如说是送出包袱，送出债务。说是送出去，实际上是引进来，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养不活，换个爹娘就能养活了。”今天再看，那些送出去的企业，有经营好的，也有陆续破产的，至今还有原企业的下岗职工在上访。
2006年，陈光任职菏泽的第9年，全市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第一次领到了全额工资。当年菏泽财政收入30亿元，比上一年净增8.9亿元，增幅列山东省第一位，但总量仍是最末一位。有老百姓说，陈光在菏泽干了不少实事，他让停了的车间有了动静，让老百姓有活可干；菏泽的路变宽了，下水道不堵了，楼上的灯亮了，公务员工资涨上去了，黄河水也引来了。但同时，骂他的人还是很多。
陈光在菏泽一呆十年，似已懂得谨慎而低调。他在当地推行医疗体制改革时，曾有记者想采访他，他以“时机还不成熟”为由婉拒了。同样，当本刊记者为“改革开放30年的争议者”专题而请秘书转达采访要求时，得到回复：领导说，再等等吧。
陈光 官员
1956年出生。曾任诸城市长、市委书记，菏泽市长、市委书记。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践，在诸城工作期间，以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人称“陈卖光”。
马俊仁：跳出常识的成功者
黎洋程
30年争议者·英雄还是骗子
作为一个集体，马家军是否涉嫌禁药？人们没有得到答案
在场边怒吼是马俊仁的标志性动作
马俊仁的神话开始于1993年，那时中国运动员还从来没有在世界田径大赛上夺得过任何一次冠军。在斯图加特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家军做出了惊世骇俗的表演，曲云霞等5个女孩拿到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并包揽了女子3000米前3名，她们身材纤细，跑姿奇特，似乎从不疲倦，撞线之后仍不减速。
在国外，人们倾向于用常识来判断这一现象。当时英国队的主帅简·阿里森说：“她们肯定服了禁药。”英国的前国家队教练汤姆·迈克纳布也说：“并不是说女子不能跑到这么快，但大多数教练认为中国人在1993年便成功好像太早了一些。”
“太早”意味着此前没有人看出马俊仁有什么成功的迹象。在辽宁体育大院里，这位说话瓮声瓮气的教练一直受到同僚们的讥讽，“就是一个熬药的”，他成天在走廊里熬一些奇怪的中药汤，散发出的气味惹得天怒人怨，至于训练，则好像根本不懂。可是在一个月后的全国七运会上，马俊仁再次证明，国内和国外的专业人士们都是错的，他这个早年的农村体育教师却无所不能。他的队员有5人13次破了3项世界纪录。如果说新的体育纪录往往意味着对人类的身体和勇气的赞美的话，马俊仁所做的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贬低：过去的世界纪录简直一文不值。
在1993年，赞美之声淹没了马俊仁，很少有人想一想他的诸多难解之谜意味着什么。他不在乎常识，一再地颠覆常识，而人们也相信他真的置身于常识之外。他的队员们步幅小，步频快，跑动中很少起伏，几乎从不腾空，两只胳膊耷拉着。别的运动员只在最后200米冲刺，他的队员在倒数1000米的地方就拔足狂奔。他总是在嘴角上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和一点儿白色的唾沫，右手掐着一只秒表，每当他的队员们像装了马达一般在看台下踢踏着飞驰而过，就发出几声短促的高声怪叫。
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我从鹿和鸵鸟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就是奇特跑姿的由来。后来鸵鸟不怎么提了，鹿却越来越重要。有两个女性被他认为是“梅花鹿大仙”，一个是王军霞，更早些时候的另一个则是他的母亲。
早年，在训练队，女孩们养成了对他的母亲的信仰。作家赵瑜记录说，李颖和刘丽等“一大批老队员”后来回忆，马俊仁把“梅花鹿大仙”奉为了一位萨满意义上的神，“真不知道那几年是怎样度过的，脑子里啥也不想，也不敢乱想别的，只有苦练，好像一想别的，鹿仙就会知道，就会生气！”
马俊仁又以他一贯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宣称，龟血也对其创造的奇迹起了不小作用。“队员们需要营养。龟血能增强人的氧气供应能力。这是西方人所不懂的。”1993年末，他邀请满腹狐疑的西方记者们参观了他的营地，并示范了杀龟取血。这一系列行动使他成功进军红极一时的保健品行业，以很高的价码授权了一种跟龟有关的口服液，又用自己的名义生产了另一种。
从这一年起，他不再只是一个教练。他下海经商，当了老板，官司不断，毫利必争，成为辽宁体委的官员，当上了总教练，总是出现在电视上，参加各种酒宴，到处去做报告，凡有举措必搞新闻发布，总是自信满满，说话又虚虚实实，而他的神话也就种下了分崩离析的种子。
如今，人们惟一可以确信其事的是，马俊仁对他的队员们进行了严格的大运动量训练。在辽宁，在青海，马家军总是凌晨即起，队员们在公路上永无休止地奔跑，他则骑着摩托车驱赶。魏纪中甚至在几年之后不得不批评说，这种运动强度是残忍的。这也许能为马家军的卓越的运动成绩提供一个解释，但是显然不会是全部因由。作为一个集体，马家军是否涉嫌禁药？人们没有得到答案。
必须重复的是，马俊仁崛起于一个常识相对匮乏的年代。如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迷信的人，是队员们的暴君，是欺世盗名的骗子，是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者，是任意妄为的秩序破坏者，可在当年，这种种怀疑并不存在，人们把他创造的神话看作是自己的神话，把他取得的金牌看作是国家的荣誉，把他的成功归为不可思议之事，却很少去思考“不可思议”往往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认识体系中，马俊仁可以证明的一切都被赞美，而他不能证明的一切则被忽略。
社会学意义上的马俊仁，则标示着社会进步是多么艰难。在“走下神坛”已成民间俗语的1990年代中期，人们并未注意到他们对马俊仁的推崇正是新的造神运动。当年的马家军新闻中充斥着各种绝对化的奇迹，比如在原教练指导下的张林丽被描述为一无是处，尚未加入马家军的王军霞则被描述为是一个患病的“懒鬼”，几乎每个队员的成功，都有赖于马俊仁把废材变成天才。
马俊仁未能参加1996年奥运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6名马俊仁训练的运动员又没有通过违禁药物检查，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后来就去养藏獒了。早在风光无限之时，他曾经讲述过一个跟养藏獒有点儿相关的故事——在农村时，他曾经训练过11头猪，成功地命令它们排成一列纵队。这个小故事的真伪、奇妙和趣味，可谓集纳了马俊仁的全部风格。
马俊仁 传奇教练
1944年出生。1988年开始任辽宁田径队女子中长跑组教练，培养出曲云霞、王军霞等一批世界级中长跑名将，他指导下的辽宁队也因此被命名为“马家军”。后离开体育界，现为中国牧业协会犬业分会副会长。
何新：和现实渐行渐远
尼克
30年争议者·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
没有人知道，他的这套话语体系是诚实的学术诉求，还是政治投机
何新
最初，何新并不是以一个政论家的身份进入大众视野的。1980年代初期，他不但撰写文学评论，也创作小说，发表于1983年的获奖作品《蓝色的雪》是他“北大荒”知青生活的写照，小说叙述“我”和一位被押解的思想犯在严冬路上的遭遇，高尔泰的厄运是小说的原型，何新用优美且哲思性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人格独立、完整的知识分子形象。
但何新的主要才华在于对现实世界的跟踪、描述和解释上，他几乎参与了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所有思想运动，虽说谈不上是主力干将，却是特立独行的支脉。他的《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人道主义思想》写于1979年，发表于1981年，此文专门论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高度评价这部“不朽杰作”；1980年代中期，他深入于古史、古汉语等领域，陆续发表了一组颇具新意的《文史新考》，同时写作了影响广泛的《诸神的起源》。在何新开始受人注目的最初几年里，他虽价值观彷徨摇摆、时“左”时“右”，但基本置身于自由主义和主流知识界的队列中。
他和后者的第一道裂痕发生在1985年，这一年，何新发表了《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由对徐星的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的评价，引发出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整个新潮文学的全面抨击，在该文中，何新呼唤“献身精神和崇高感情”等传统文学价值。裂痕没有弥合，反而越拉越大，1988年，何新发表《中国当代文化备忘录：我的困惑与忧虑》，对包括文学、历史、中西文化比较和经济学等在内的全部知识界的新潮理论和激进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同时表达了对“新的巨大民族灾难势将不可避免”的预感。
1989年，是转折点，一种突兀的、牵强的、何新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逐渐成型。他说民主并不是单纯的价值问题，也不是抽象的文化问题，而是帝国主义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他说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他认为，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
在学术上，何新出身“蛮夷”，自学成才，是个勤勉多产的思考者，但他并没有打算——甚至有点瞧不起——把它们发到学术刊物上。他受人引荐，受宠若惊，成为高层领导者们的座上宾，从此开始学术和政治搅浑的一生。何新的争议或者说悲剧在于，他固执坚持的解释现实的这套话语，和生动的中国现实之间，渐行渐远，“资本主义”这个他所有叙事中的“假想敌”，正温柔可亲地接近我们的生活。
除了何新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的这套话语体系是诚实的学术诉求，还是政治投机。
何新 学者
1949年出生。1982年后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任职。自19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工作几度引发关注和争议。
褚时健：被委屈还是被善待了
何三畏
30年争议者·功臣与体制
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
褚时健
褚时健的时代过去了，他离开企业已经十年有余。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终结，他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今天，提起他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关于他和红塔集团的那段传奇的回忆。
他是以巨额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但是，此后他只是被作为“最具争议的财经人物”，同时，不断有人以崇敬心情和诗意笔触，去追忆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超级腐败案”
褚时健的故事可以这样概括——
他1928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文化，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署人事科长，到1963年，开始了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等企业方面的经历。1979年，51岁时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1986年，褚厂长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也是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开始了这一神话的终结。
据1998年1月新华社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历史的审判”及其余响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前后，褚案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议题，体制内外，纷纷争说。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涉案金额空前，超过当时全国已经披露的最高腐败金额若干倍，对体制内外构成极大的刺激，更因为它呈现了当时已经开始困扰国人的“世纪难题”——转型期的国有资产管理，以及国企官员的管理。
那时，这个声称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家正在“国企效益滑坡”的泥潭里摸索，尚未摸到有说服力的石头。旧的管理已经松动，新的模式还没有形成。一个远远高于地平线的“红塔”，是财政的现实依托，也寄托着体制的某种希望。
褚案既出，官民俱感震惊。在光耀四方的国资名义的红塔之外，褚时健建立了一个十多亿高的“私塔”——“秘密账户”，虽然每年都有国家审计，但都“没有发现”它。这笔巨款只有褚时健个人能动，他的贪污即直接从这个账户划入私人名下，没有别的技术含量。
但大批困境中的国企却迫切需要褚时健式的经营人才，当时官方的议题是如何“善待”他们。而民间反腐声浪渐高，官方对他们爱怨交加。据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还是“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提出：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个多少升华出了一点政治意味的经济案定了调。
但是，在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以后，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当时强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主审法官语）。
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而按当时中国对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额已经数倍于死刑。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宣判两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胡长清案的终审裁定：死刑立即执行。而这位江西省前副省长贪污受贿金额是人民币544.25万元，不明财产是人民币161.77万元，两项合计差不多褚时健被认定的一次贪污金额 （174万美元）的一半。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 （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因此，褚案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的讨论。
哀牢山的庄园主
在服刑两年后，即减为有期徒刑17年，随后，在2002年春节，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得以保外就医。这时，74岁的褚时健回到玉溪，家里只剩下年迈多病的老伴。后来，他在云南一个叫哀牢山的地方经营着一片两千亩的果园农庄。果园外面挂着绿色认证。据说他的果子在市场上很吃香，当地买不到，销往外地了。
他仍然往来无白丁，政商两界都跟他不乏联系。他当年的部下，多人成了今天的烟企领导，他们对他保持着尊敬。据称他还会从前来“问策”的企业里获得报酬。
现在，一切宠辱都已经过去。他可以在云南高原的阳光下平静地回忆往事了。他平时看看电视，新闻联播、电视剧，看看杂志，消磨时间。他到了红塔才学会抽烟。到现在，红塔没有那么红了，红塔也不需要他了，抽烟却成了习惯。跟大多数成年后学会抽烟的人一样，他握烟的姿势显得生硬——拇指也参与进去。
2003年，王石到云南哀牢山看望保外就医的褚时健。这位在不健全的市场上开始追求公司治理的新一代企业家认为，褚时健“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褚“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老人给王石讲他的冰糖橙的习性和高原水土的关系，展望大约六年后全面挂果的未来。然而，当六年后这些果树进入青春期，褚时健却是八十高龄了。这个情景给了王石以震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事的变迁，人们回溯褚案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理解”。到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在媒体上，有人深切地为他表示同情、惋惜和为他辩护。三年前，一位论者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 （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到了今天，话又可以这样说：某些国企的“大王”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拿到六千万以上的年薪了，而当年的“烟草大王”的名义工资收入，大约只相当于今天的一位公司白领。
此外，也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国有垄断型的、并且实行专营的特殊行业，人们在叙述红塔集团的税利情况时，主语一律使用单数词“他”，即一代“烟草大王”褚时健个人，“他创造了……”，“他贡献了……”，这是不对的。褚时健是一代枭雄，但不是现代企业家。假使任何一种毒品合法化和专营，同样可以在这个行业产生一个褚时健。
但这种看法显然没有占到上风。更多的人愿意以崇敬的心情和诗意的笔触去描述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他已经被“神化”，成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在他保外就医以来，一直有关于他“复出”的传言。以他的交往来说，产生这样的传言应该比较自然，但一个不可超越的情况是，在年复一年的传说和猜测中，今年农历正月初一，老人已经年过八十，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好。
而又有人说，今年对他是“比较关键”的一年呢。
褚时健 企业家
1928年生。原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在他的努力下，红塔集团由一个根本不知名的小企业，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后来被查出犯有贪污罪而被判无期徒刑。
冯锦华：八年时间，一个人变成一群人
林海
30年争议者·爱国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
他觉得民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每个人说话都跟外交部似的，那多恐怖”
靖国神社前被冯锦华喷涂过的地方已被用白布罩住
一个人的行动
两国的外交战已经打起来，日本方面一会说要去（靖国神社）一会说不去，中国外交部的话也很硬，说如果去了将对中日关系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
这是2001年8月上旬，离日本战败投降日越来越近。8月13日下午4点半，当选不到半年的日本第87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身穿燕尾服以首相身份去参拜。
韩国人愤怒了，20名青年人14日在汉城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剁小指抗议。报章上开始分析韩国人和中国人对这件事反应的差异。
下午4点多，一个中国青年人向公司领导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他按捺不住积压许久的情绪，琢磨着做点什么。他给几个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都在上班，不愿意一同出来，他只有一个人行动。他突然想到小时候看的抗日影片《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的一幕：一个中国人在夜幕下往日本占领区的柱子上刷上“还我河山”四个字。
他准备也这样做，买油漆，在靖国神社门口刷几个字。油漆店里油漆种类繁多，让他眼花缭乱。他把店员叫过来问：“有什么往混凝土上喷洗不掉？”店员给他拿来一罐说：“这个好。”他就买了这个。他没喷过漆，担心关键时刻喷不出来，于是又买了刷的油漆、刷子和手套。
买好了“作案工具”，他犹豫了，去熟悉的地方坐了坐，在一家肯德基店买了个大汉堡，边吃边想。想定了，干。
靖国神社附近的地铁站叫九段下。一出站，他心就凉了，靖国神社附近到处是警察，黑色防暴警车也停了好几辆。那天他穿的是白色裤子。这时候已经晚上七八点。
他先到了附近的公园里，试用了一下油漆。他担心喷不成，又专门买了两罐玻璃罐的饮料，准备把饮料喝完，往里面灌油漆，然后摔到靖国神社里面。但喝完后，发现罐子口太小，灌不进去。
公园里蚊子很多，他有些烦躁。他又犹豫了，万一被抓，他在日本的前程可能就要中断。但他想：如果就这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脸在朋友面前吹牛，谈论国家大事。
当他再次下决心“干”的时候，他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让朋友明天帮他去买机票，这是安排好的第二天的事情。老婆在山西太原即将进入临产期，他计划回国陪伴夫人生孩子。
那时候，他喜欢背双肩包。包两边的网袋里各有一罐油漆，远看就像放着两罐饮料。他手里还提了一个纸袋，那里面也是油漆。
靖国神社的墙是白的，他准备沿着墙一边走一边喷，没想到后边的树下有警察，差点被发现，他马上故作轻松地把油漆拿在手里摇了摇，就像准备喝饮料前一样，警察没有注意。
到了靖国神社南门，这里没有固定哨所。他趁警察不在的时候，选了一罐黄色和一罐红色的油漆，这是代表国旗的颜色。他先拿出红色的，猫着腰，喷了“该死”两个字，这个字喷在石雕的底座上。石雕是“一个像狗的动物”，看上去张牙舞爪，于是他站起来，把油漆“往狗口里喷”，喷满了，口里像流血一样。
越喷越起劲，他又往里走到门口，再喷了“该死”两个字。这时正好被一个日本警察发现，两个人都愣住了，警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跑不了，就继续喷，那个警察拿出对讲机说：这里发现一个捣乱分子，请求增援。
一会儿，许多警察来了。他把油漆罐一扔，坐在地上。警察问他：你是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他回答：中国人。
警察看到他身边的手提袋，问：“这个，可以打开吗？”他就打开了。“背包也能打开吗？”他又打开了，里面没有危险物品。
警察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问我？我还要问你。
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他被带到警察局。
4个月后，经过3次开庭审理，他被日本法院以“损坏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
“我首先不是英雄……”
冯锦华结审后在法院前留影，以纪念这次难忘的经历。
他叫冯锦华，1970年生于山西太原，1994年赴日留学，先在日本学校学日语，后考上日本东洋大学学法律，大学毕业后在日本公司就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了，这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公民个体在外国的刑事案件发表意见，冯锦华事件“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刑事案件，而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
那几年，也是中国外交的多事之秋。前有1998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后有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
冯锦华在日本时并不觉得外交部的发言是多么大的事，因为他看多了日本电视上经常播放日本外交部为保护海外国民的努力，回国后，他才知道这已经是很大的事了。
中国大使馆派人去看守所看他，对他说：你的事，全中国都知道了，外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你有什么就尽量配合它（日本法庭），尽量不要上诉。
大使馆帮他介绍律师，但收费有些贵，被他拒绝了。他的同事出200万日元把他保释出来。出来的当天晚上，他上网一看，国内门户网站的头条都是他的事情，他觉得20多天的“牢”没白坐。在监狱里时，日本警察对他说：“日本的右翼很厉害，我们警察都惹不起，你别折腾。”冯锦华回来后在枕头底下放了一把刀。
那时候，冯锦华留了一头浓厚的头发，戴着大框眼镜，气质上仍像一个留学生。网络上，许多人把他尊崇为“民族英雄”、“中国脊梁”，但他似乎并不符合“粉丝”心目中的形象，许多时候他还在为日本辩护，他觉得中国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太多。
当时有记者告诉他，《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提名他的得票率已经很高，他说，“我认为最应该选龚文辉这样的人。”（龚文辉那年通过自己的行动揭露了希望工程中的腐败问题）
有网友向他提问：“冯英雄，在你被关进去之后你有没有后悔过？有没有害怕过？”
他回答：“我首先不是英雄……”
还有网友问：“冯同志！你说实话！用过日本的产品吗？”
他回答：“用过，现在也在用。”
他的言论中还有：“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还不如中国当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厉害。”“（在日本）经常有被拘的人与警察吵，警察不敢打骂。”
反对冯锦华的声音最先在海外发表出来，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2月28日发表旅居美国西雅图的中国人王伯庆的文章《冯锦华的违法行为不应赞扬》，他认为冯锦华的行为是一种“暴民文化”——遇有不平就揭竿而起违反法律。“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清除这种传统的‘造反有理’的心态，更不能把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强加于他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2年，《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文章又引起轩然大波。说他是“汉奸”、“卖国贼”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
冯锦华坚决反对马立诚的观点，但却“也能理解马立诚为什么那么说”，“人去了日本后很少有不被那里感动的，马立诚肯定也是被日本感动了，那里空气清新，天空是蓝的。男男女女都穿得那么干净，人那么有礼貌，彼此间那么尊敬，互相碰了一下都说对不起，汽车见了人老远停下，这样一个社会怎么可能打仗呢。”
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就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件很小的事”。他觉得中国外交，民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看人家日本双簧戏唱得多好啊，一边是政府，一边是民间。”“如果每个人说话都跟外交部说话似的，那多恐怖。”
有一件事让他记忆深刻，一个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在私下场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控诉日本的侵略行径，于是当地官员陪同日本律师来采集口述证词，结果受害者却像官员一样大讲中日友好。
这让日本律师很纳闷：受害了，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小家”与“国家”
有时候，人不一定考虑到以后的事情，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不知不觉回头一看，十几年过去了。7年后，冯锦华这样看待自己的人生。他一头短碎发，皮肤白皙，身体微微发胖，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要小。
所有熟悉的朋友见了他都会问：锦华，你现在干什么？他则礼貌低调地回答：瞎忙、瞎忙。过去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多在中国的日企工作，月薪基本上都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社保各方面待遇都不错。
冯锦华至今没有固定职业，本刊记者见到他时，他在南宁出差，他和朋友在南宁有个工程。事业是他遗憾的地方，毕竟他已经38岁了。他的日语除了与日本记者偶然聊天外，很少说，有些都不太熟练了。性格决定命运，他并不后悔当初那样做，他喜欢尝试不同的生活。
冯锦华2001年12月10日接到判决书后没有上诉，十多天后，他低调地回国了一次，看望妻子和刚出生的小女儿。2002年1月7日，他又返回日本，日本的职位还在，他要回去赚钱“养家糊口”。
第二次回来，他很迷茫，不知道未来该干什么。他知道，今后不可能再返回日本工作了，虽然他并不一心返回日本，但今后的工作却是个大问题。
返回的那天，北京机场，爱国者同盟网等的网友租了一辆大巴到机场迎接他归来，这让他觉得很温暖，许多朋友一见如故。
在家里，他待了一段时间，接到了许多电话和捐款。有的人想见他，他都尽量去见。
现在他还记得，总捐款有2万多元，“我不愿意说捐给希望工程。”他说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冯锦华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2002年，他遇到了童增。童增曾参与1996年的华人联合保钓运动，是参与该活动的内地代表人物之一。保钓运动（保卫钓鱼岛）始于上世纪70年代，发端于香港，在海外华人中有相当的影响力。
冯锦华来到了童增的公司工作，把家安到了北京。保钓运动在内地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他成为总联络人，征集人员，筹集资金。“什么人都来了，从博士到小学文化，从农民到高官，从老板到无业人员……有的会搞无线电，有的能搞到船只，有的能……”
近一年时间的筹备促成了2003年出海行动，当时北京是非典的重灾区，他们听传言说北京要封城，甚至准备步行到天津搭船。
比保钓活动本身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保钓活动聚集了一批爱国人士，北京、宁波、武汉、重庆……到哪里都有他的朋友。
历来外交无小事，“保钓运动”更事关国土争议。在中国外交上，草根民间团体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成了“敏感人群”。“有的人因为参加保钓活动，个人生活遭到严重影响。”1990年代初，有的人因为给日本大使馆写了封信，就被调查。
现在，环境宽松了许多。遇到抗战纪念日，或敏感的事件，他们会组织人员去日本大使馆抗议，现场警察和记者比抗议的人群要多，但警察还是很尊重他们。
一些成员的家境并不太好，有的人家里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土地被强制征收，走上上访维权的道路。周围的人笑话他们：你们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还保什么钓鱼岛呢？
冯锦华觉得，这并不矛盾。“自己的房子要保，国家的领土也要保。不能说，我的房子保不了，就说这个钓鱼岛也不要。我们要宽容对待政府，政府也在发生转变，全中国人都在为这个奋斗，有的人比我们付出代价更大，把程维高搞下马的人，我见过，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好……我们希望每个国民都享有公民权。”
有的时候他跟公安人员说：“我看到你们都很亲切，我把你们当作中国人看待，不把你们当作公安局的人，不管你怎么对待我，咱们永远都是一个血脉。”这时候，警察也被他们的话感动。
记者问：如果发生以前的事，你还会那样做吗？
冯锦华说：在日本，我看到中国要派航天员升空的时候，当时眼眶就湿润了，回来后反而没有这样的感觉。也有人这样问我，我真的不能保证还会那样做。因为在国外，我会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回来后，我已经感觉不到特别，反而是，日本人没有欺负我们，我们自己却做了一些让我们很伤心的事情。
冯锦华 社会活动者
1970年出生。1994年赴日留学，2001年因不满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神社两边的石兽座上喷漆抗议，造成轰动一时的“冯锦华事件”。2001年岁末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
报业狂人黎元江的红与黑
张欢
30年争议者·改革者与失败者
事发之前，曾经有记者问黎，是否有可能将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合并。黎马上回答这是一个“非常浪漫大胆的设想”，但是如果上级有这一考虑并成立一个合并小组的话，“我会主动请缨担任合并小组组长”
1996年7月，时任广州日报社长的黎元江在夜编中心亲自操刀画版
评点中国传媒30年得失成败，黎元江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
四年前，身为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他，因受贿罪而被判处12年徒刑。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他被认定为“1991年8月至2001年6月，被告人黎元江在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广州日报社编委会总编辑、广州日报社社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3万元、美金1.9万元、港币1万元”。
正是在他的任上，广州日报成功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转型。从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转型为中国最赚钱的报纸。广州日报也在199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一举开创了中国报业集团之路。
在广州日报的“鲶鱼效应”下，身处广州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三大报业集团相继发力，引领了中国报业改革先河。
知名作家张欣曾以那时广州报业竞争风云为素材写过一本畅销小说《深喉》，时至今日，三大报业集团竞争时发生的一幕幕传媒故事，就像是一出永远没有落幕的戏剧。而不论是小说还是现实生活中，黎元江都是那个红极一时的主角。
今天，身处广东省四会监狱，黎依然在坚持办报，他是监狱的优秀通讯员，负责报纸一版的评论，每个月能发10.5篇稿件。他仔细计算着自己每个月在狱中的发稿量，因为这关系到他的服刑积分与减刑。
办报的疯子
1996年7月，时任广州日报社长的黎元江在印刷厂查看刚印出来的报纸
在没有从事报业工作之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78级大学生黎元江更多是以一个理论明星的姿态出现在广东政坛。
1985年到1986年间，黎元江与人利用业余时间合作撰写了章回体政论小说《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普及政治读物糅合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特色，用演义的方法讲述社会主义运动史。此书出版后，吸引了包括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在内的很多人的注意。此书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也为作者赢得了“才子”声誉。
1991年，黎元江担任了广州日报总编辑，此时，他还不满40岁，行政级别属于厅局级干部，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媒体领军人。
据广州日报的老人讲，这时的广州日报衙门作风依然强烈，报纸的发行量不超过10万，固定资产在3000万左右，记者编辑队伍中一半人没有正规大学的文凭。
其实，这不单是当时广州日报的情况，当时中国的媒体大都如此。
黎元江入主广州日报后，很快就给这份党委机关报打上了黎氏烙印。他按照国际惯例建立总编辑直接控制下的“大编辑中心”，即集中的统编报纸几乎全部新闻版面的编辑部，将产业中的“质量”概念引入新闻的加工过程，保证了报纸一半以上的版面“当夜即拼”，大大提高了稿件的新鲜性。在办报业务中，黎元江还常年坚持评报、坚持剪报、坚持评好稿。
为改变报纸的人才结构，广州日报大举北上揽才，大把引入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硕士、博士，每年年底，他都要飞到北京亲自游说大学生。
“他是办报的疯子”，一位当年的广州日报中层干部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作为总编辑的黎元江。“看报纸简直成了他的爱好。有的领导出国考察纯粹就是游玩，但他不一样，他是真正去看去想。”
为保证新闻的新鲜性，广州日报把报纸的截稿时间一再推迟，深夜一点多，黎元江亲自在编辑中心看大样。
此时的编辑部无比安静，编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一旦黎看到不满意的版面，当即“唰唰”撕掉，编辑必须马上回去重新拼版。
版面交付印刷厂后，一般就到了凌晨三点多，此时的黎元江依然精力旺盛，还会召集手下的中层干部们开会讨论业务。
更可怕的是当这些骨干回家刚刚喘息没几个小时，早晨七点多又会接到黎元江秘书的电话，大家又要赶回报社开新的业务会议，这一开就可能到了中午十二点。
黎元江有句名言：“如果你做了一年报纸，都没让上头（指宣传部）批评一回，那就说明你一年什么都没干！”
在具体的办报理念上，黎元江的态度又是务实而创新的。他曾提出一个三段论：大前提是报纸必须导向正确才能生存下去，小前提是报纸必须吸引读者才能扩大发行，最后的结论是——报纸必须兼顾这两者才能存在和扩大发行。
他还是一个重视亲历亲为的老总，对细节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潇湘晨报》执行总编龚晓跃回忆当年的黎元江特别提到这一点：“此君当真是虎头虎脑，不苟言笑，所到之处，人皆噤若寒蝉。他一般不讲什么大道理，只说细节。他读报细致入微。记得1995年初的时候，他一连三天炮轰某版某标题下铺的灰网，第一天是‘我不喜欢这种网’，第二天是‘请不要用这种网’，第三天是‘我早说过了，不准用这种网，为什么还要用？谁还在用？’雷霆震怒，山河变色。”
尽管身处报社一把手，黎元江依然常年坚持亲自评报、剪报、评好稿，更把这种手段作为面向全体采编人员交流的一种工作方法。
一位北京的记者曾经写过一篇钱钟书拒当“东方之子”的新闻，这篇报道随后迅速转载到广州日报上。该作者致电广州日报，得知此文是黎元江看到后，觉得非常漂亮，马上剪下来，交给值班编辑。
当广州沙面地区的建筑群被评为文物建筑时，黎当即指挥采编做出八个版来报道这一事件，他明白，对于广州人来说，这是最好也是最吸引人的新闻。
黎元江升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仍然会经常回到报社看大样，指导采编人员。
在对待人才上，黎元江又有着一种豪放的江湖习气。他会严格控制成本，会经常和手下计算报纸加一个印张需要付出多少成本，但是当手下做出好的成绩时，又是大笔一挥，不吝重奖。
当年他挖来一位业务骨干，曾许诺给一套房子，市区内，80平方米，但可能会是旧房。随后这位记者做出了一次非常出彩的报道，被某位国家领导人看到后都说好。第二天，时任总编何向芹就带着这位记者去旭日大厦看房，把一套147平方米的新房的钥匙交给了这位记者。
新闻生意人
黎元江能够带领广州日报闯出一条报业改革之路，不单在新闻业务上，在报纸的经营管理上更是开创了中国报业的一片独到天地。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报纸中层给他的定义是——“新闻生意人，他首先是一个商人，然后再是传媒人，但他又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在黎元江时代，广州日报开创了报纸连锁店模式，并率先实现自办发行。
在发行上，他甚至会发动全体员工齐上阵，到广州各大住宅小区逐家逐户地搞推销，被称为“洗楼”。
当时广州最为火爆的报纸是《羊城晚报》，甚至到了要登广告都要推后若干周的地步。黎元江瞄准这一点，迅速扩版，把别人没办法刊登的广告拉入自己怀中。
广州日报此时还大举进军房地产，利用自身资金储备，和一些要从市区搬迁至郊区的企业达成交易，以资金换地皮，使得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为广州大房地产商之一。比如早年他们曾在闹市区得到一块地，盖了19层的大楼，光靠卖掉底层的商业用房就赚回了投资，另外还剩几千平米的大面积可供自己使用。
此时的广州日报社面积并不大，黎元江开始了自己把新广州日报建设成“地标”的宏大设想，他的理由是——只要我们像纽约时报那样在时代广场旁拥有了自己的地盘，广州其他媒体就很难再制造困难。
只是未等到这一设想成立，他就已经失去了自由。
回首当年辉煌，狱中的黎给自己的定位是“起了25%的作用”——“我大胆地给自己抬高一点。就是说，我在，可以带动报纸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功劳是一半；我不在，报纸照样发展，所以我不能占一半，只能说是一半的一半。”
罪与罚
报业枭雄黎元江命运戛然而变，令传媒界人士扼腕叹息。
其实早在广州日报狂飙突进之时，就已埋下了若干伏笔。强势的黎元江在报社内根本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唯我独尊的状态让他渐渐失去了理性的判断，而党报这种既带有政府机关色彩、又有企业本质的组织形态，又很难让外界监督这位老总。
知名报人李大同在《冰点故事》中曾提到了当年黎的一个举动。他去采访广州的报业竞争，广州日报给了李大同两份不同的材料，一份是1997年年收入16亿元，另一份是1997年每秒钟收入70元。李大同换算下来是23亿元，当他拿着这两组数据来询问黎时，黎无话可说。
知名媒介管理研究者、经济日报研究部副主任曹鹏对黎元江有着多年的观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广州日报为基础撰写的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
曹鹏对黎的判定是——“体制的牺牲品”。在他看来，黎与何向芹的悲剧不是单纯个人原因，更大程度上是体制性牺牲品，因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告收入连续多年雄踞国内报业榜首，俨然已是一个大型公司。当媒介机构的产值利润接近甚至超过很多大型企业时，如果再不按企业的模式进行管理，就会造成体制性的错位。
2002年1月，广州日报总编辑何向芹被“双规”。
就在何被双规前一天，黎元江显得焦躁不安，在那一天里，黎先去从化为农民送温暖，然后带着一大批报社骨干去了广州北二环，指着正在建设的道路要求记者必须提前介入报道，一定要扑下去，长期关注，因为这是广州人所关心的。接着又去了番禺等广州各个地区，每到一处就给这些业务骨干指出哪些事情是一定要跟进的。同行的人们都很诧异他的表现，因为黎明显有一种急不可待的情绪。
事后有记者回忆起这段往事，才理解了黎的心情，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或许会出事，种种安排带有一种托孤的心态。
曹鹏见证了黎元江最后的亮相：2001年12月，黎与何向芹高姿态参加央视《对话》节目，曹鹏问了总编辑何向芹一个问题：宣传部长黎元江是否还在广州日报拿工资。何给予了25万元一年的肯定回答。
黎元江和某些国企负责人犯罪有着相似之处：都是企业的创始人以个人超强能力，借助时势，把组织做大做强，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完善的制约监督机制，个人迷失了方向，在经济和作风问题上没能控制住自己，终于东窗事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黎元江和云南红塔集团的褚时健殊途同归。
在案件审判后，黎元江在表示愿意接受组织上给予的任何处罚的同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要求：由于其家庭具有癌症家族病史，父母兄长都因患癌动过手术或业已去世，他认定自己的时日也不会太多，“惟一能做的是再做点著述工作，我从本科到博士生攻读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专业目前在中国人才已不多了。我手头正在做《社会主义400年》第三卷，这一卷内容比前两卷更重要……希望给予从宽处理。”
2007年9月，囚犯黎元江再一次引来外界关注。正在四会监狱服刑的黎元江在狱中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结业证书。这是广东监狱系统自1949年建监以来首例。他的结业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获导师高度评价。
此前他曾表示自己的一生就跟报纸拴在一起了，一直到死，也会拴在一起。不一定能够再做所谓报业的领导人，但是可以做一个很有能力的骨干。
正在服刑的黎元江说自己不能不想两样东西：一个不可以不想《广州日报》，另一个就是儿子，儿子的成长历程是没有办法挽回的，真希望儿子永远是13岁（黎入狱时儿子的年龄 ）。
事发之前，曾经有记者问黎，是否有可能将广东的三大报业集团合并。黎马上回答这是个“非常浪漫大胆的设想”，但如果上级有这一考虑并成立合并小组的话，“我会主动请缨担任合并小组组长。”
八年后才能获得自由的黎元江在监狱里用散文一样的语言对自己做了总结：“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驾驶一艘比较大的船，我是船长，本来要开向胜利彼岸的，结果因为自己的主观原因，让浪潮一个浪把我打下水了。我现在是在水里游泳，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会爬上另外一艘船继续前进吧，我不会淹死。原来那艘船继续前进，我跟不上，但将来还有一些后面的小船跟上来，我想爬上那些小船继续走吧……”
黎元江 报人
1951年出生。曾任广州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在他的主导下，广州日报发展成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报业集团之一。2004年，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
李银河：性学梦想照不进现实
李宗陶
30年争议者·性权利有与无
她的核心观点指向两个字“权利”——某个人有做某件事的权利。她的理想国是：有这个权利，但可以不做
李银河
李银河的第一本著作其实是1978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简史》（与人合著），她若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做学问，估计不会引起今天如此戏剧化的效果——有人称她为“我的金赛”或“my hero”，也有人骂她无耻或哗众取宠。李银河学术方向的转移，也许证明在这30年的中国，性的话题比近代史更意味深长。
性学家李银河近年来的观点，其核心指向两个字“权利”——某个人有做某件事的权利，不是“提倡”——她反复矫正说。譬如，一个人有爱多个人的权利，有一夜情的权利，成年人在三方自愿情况下换妻 （未见换夫的提法）的权利，同性恋之间结婚的权利，不生育前提下人类乱伦的权利……她的理想国是：有这个权利，但可以不做。
凡此种种，确实打破了中国人“嘴上不说，心里明镜儿似的”的默契，也打开了部分人的想象力。沿着中国社会道德传统的路径，很难寻找到一个李银河，她有石破天惊的价值。然而，即使是研究性学的同行，偶尔也会眼镜滑落到鼻梁上，从学术角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她某些“远离国情的超前”。
反对者展开分析，这30年来，即使在边远的农村，一个人爱多个人、或者一夜情的权利也已较为普遍地被使用，不管这“爱”里有多少经济因素在起作用；换妻在某些城市的某一阶层，1990年代就已出现，但“作为一种并不普遍的现实存在，只能游离于社会的边缘之外，当事人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行为”；人类乱伦罕见于社会新闻，被绝大多数人斥为“禽兽不如”，这一观念的突破本世纪内估计难以完成；至于“在美国，一些寡居的妇人都养宠物犬陪伴自己。这 （兽交）很正常”似未考虑宗教传统，寡居的妇人也许出生于清教徒家庭，会定期去教堂忏悔，洗去罪孽感。引进这种“正常”的同时，是否也应考虑引进中世纪的赎罪券？其实，岂止与兽，人类的智慧早已延伸至植物，是否也该挑明运用黄瓜与胡萝卜的权利？
作为福柯追随者的李银河非常看重法律条文，她说：“按照中国人思维惯性，只有得到法律批准的性才是自己有权利做的（由婚姻法承认的、由婚姻证加以认可的夫妻之间的性权利 ），其他是无权做的，当然也是坏事。”她的梦想是用法律形式，对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早已演变得丰富多彩的性活动逐一赋予正当性。如果成为现实，可以想见，将是何其厚重的一本法典。
她似乎忽略了一点，在法律允许和不允许之间、在基于社会道德的提倡和禁止之间，还有广阔的隐晦地带；那些温和的赦免者，也许在一部反映第三者插足的电视连续剧中就可寻见。社会的容量和消化能力远在规则之上，法律并非全知全能。
同时，社会的宽容作为一种存在，常常是微妙而无法言说的。用时评作者张敬伟的话：“李银河用公开的表达损害了法律和道德对某些另类性行为的静默宽容原则，其观点让公众莫名惊诧是必然的。”
李银河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发生过许多极其渺视并践踏个人权利的行为，为此她记忆深刻：“将参加换偶活动的人判死刑，把搞一夜情的人抓起来判刑（流氓罪），把跳贴面舞、熄灯舞搞性聚会的人枪毙，上公园去骚扰同性恋者。”于是有人体谅：她今天在某些问题上的出语惊人，是对那个时代的报偿。
李银河曾在受访时称自己有责任推动历史前进，“不能让社会这么愚蠢”，但她确实被不接受启蒙的那部分网民的口水惊着了，她宣布自己的博客不是公厕，并决定在一段时间内“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刚结束的2008年“两会”上，李银河又委托一名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同性婚姻合法化”建议——没有征集到30位代表联名签署，设想中的“同性婚姻提案”只能作为建议上呈。这是自2003年以来李银河第四次的努力，前三次无论在人大或者政协会议上，这一主张均未获通过。
“我原本打算每年都提，一直提到它通过为止。”李银河这样做看起来更像是反讽，风格类似一个叫王小波的人。
“但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今年她有点无奈。
李银河 社会学家
1952年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第一位专门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
木子美的遗情和闹腾
南方人物周刊
30年争议者·性观念激进与保守
“我做着自己看来很正常的事，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要惊讶”
木子美
回顾三十年中国人性观念变革史，毫无疑问，木子美是一个符号。
木子美是媒体人李丽在1999年发表一篇文章时用的笔名，后来在某杂志上写性专栏，也用了这个笔名。
因为一部《遗情书》，木子美成了都市欲望的代言人。她的书和她的博客里，充满了一种绝望之下对性的渴求，而外界更关注的是她对性直接赤裸的需求，以及性伴侣的数量。
李丽想不到木子美会如此成名。她说：“我从小就是我行我素的人，我做着在自己看来很正常的事，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要惊讶，木子美怎么就出名了呢，我其实很迷糊。像在天空飞行，忽然就撞上了摩天大楼，就变得举世瞩目，很莫名奇妙。”
很多人给木子美贴上了若干标签，在外界的辱骂最为集中时，她写了一篇《那个受全国人民咒骂的女人此刻与我无关》，但是随后她把这场喧嚣看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游戏，看玩游戏的专家学者媒体大众到底怎么玩。
她心里直乐：“一个人的行为艺术变成了整个社会的行为艺术时，真的很有趣。”
大学时，李丽读的是哲学系，尽管她更乐意读中文。在无力的命运面前，她很感激这段时间：“这个专业给我的好处是，使我没有受到任何专业训练，给我更多空间、自由和胡思乱想，这是很宝贵的。”
我们无意给木子美或者李丽打上任何标签，在性的问题上，这30年中国人经历的激烈程度远超过欧美国家上百年的积累。
当我们记住木子美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30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最高人民检察院编纂的《刑事犯罪案例丛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列在“流氓罪”条目下：“被告人王XX，女，先后勾引多名男子与其乱搞两性关系。检察院以流氓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
木子美 中国性观念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1978年出生,曾是广州某杂志编辑，以有名有姓地写自己与众多男子的性经历而突然出名，从此形成“木子美现象”。赞之者认为她是个性解放的身体力行者，真实，不虚伪，忠诚于自我；贬之者则大骂她为“贱人”、“骚货”。
经济学家的非经济学争议
长平
30年争议者·公平与效率
我相信中国的情况将很快发生变化，从对经济学家的争议变成经济学争议，从中国问题的争议变成普遍性问题的争议
张五常与茅于轼
两年前社会学家丁学良教授的发难：中国有几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他的答案是不超过5个。从思想“立言”的角度看，他说得显然有道理。没有独创的思想，何来学术的争议？！
没有独创思想的经济学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现有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居功至伟。他们干的事情，可以称为全民的经济学教育，也就是给普罗大众上课。教学搞得好的经济学家，就是把西方的理论拿来研究中国的案例，使得人们忘了这是“西方经济学”。如果有一天搞民主研究的学者，也能让人摘掉民主头上“西方”的帽子，那他就可以和经济学家一样成功了。目前大学里仍然把经济学教学分为“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好像马克思是从东方来的一样——可见普及教育还任重道远。
从媒体的角度看过去，经济学家在大众层面的争议是近年来才开始的。在此之前的一二十年，经济学家对上是策士，对下是导师，地位非常尊贵。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作家的地位慢慢地被经济学家取代，他们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但是他们也跟作家一样，自己还得一边干一边成长。
陈志武教授曾经介绍说，两百年前经济学发轫于英国，首功就该记在媒体上。现在已经成为大师的人物，成为经典的书籍，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都是在媒体争论的基础上完成的。穆勒则干脆是由财经记者转变过来的，成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
其实，中国的经济学家的“发迹”又何尝不是如此。二十年前的报纸，也有经济版面，但是大多是商场促销信息。《经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相对专业，但是曲高和寡，自然没有人所共知的争议。其实那时候张维迎已经写出《国有企业的五种不可能》，但在媒体报道中，国企改制跟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国家政策变化。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说服决策者。
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造成理论短缺，逻辑饥渴，媒体只好频频请出经济学家发言。所有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有的如同切肤之痛，有的如同火烧眉毛，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股市改革等等，但是媒体呈现出的多数回答都是伪答案，甚至是为了争议而争议的答案。有的经济学家既然没有独创的思想，就应该借助媒体继续当好“二传手”，却又表现出不屑的态度，没有一个基本的论证，就抛出半拉子结论，经媒体一放大，就成了“标题党”。
经济学家没有耐心来解释，任由经济学爱好者争论，使一些本来有价值的问题，仅成了一个吵架的噱头。在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上，经济学家讲的道理还不如一些房地产商人如任志强来得多。
从媒体表现看，大多数有关经济学家的争议都不是经济学争议，而是社会新闻性质的争议。比如，经济学家该不该为穷人说话，经济学家该不该当独立董事，张维迎有没有搞学术霸权，张五常是不是美国通缉犯，等等。
有些看起来是很学术的争论，也会很快演变成社会新闻。比如厉以宁说股改成功了，吴敬琏说股市比赌场还黑，争来争去，最后厉以宁被怀疑有利益瓜葛，吴敬琏则因为“秉持社会良知”而获得赞誉。
不是说社会良知不需要，而是它本应该是一个学者最基本的东西，却成为一场学术论战的收获，不能不让人觉得怪异。这就好比我们去看一场拳击比赛，两个人在台上打了一阵，我们发现其中一个人是假的，另一个人因为其“真身”不战而胜。
经济学家遭到的质疑，首先是人品而非学术，或者是既无人品也无学术，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从经济学家自身来看，一些人学问不深，沽名钓誉；从公众心理来说，腐败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培养了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式；而大众媒体方面，虽然有专业财经媒体诞生并成长，但是互联网又把短暂的少年期拉回到婴儿期，也就是黄色小报阶段，客观公正为次，耸人听闻为主。这些原因，决定了争议的层次，争议的收获。
如果只能这样，那么我也认为这些争议是必要的，哪怕通过争议让人明白学者要有学术良知这种幼儿园的道理也好。再说，每一次的争论，都多多少少地让人们明白一些经济学常识。这些看起来没有学术价值的常识，其实是最厉害的东西，是一切学术和民生的基础。
西方媒体在完成经济学基础理论普及之后，很快又回到报道财经资讯和技术分析的状态。如果发生“安然丑闻”，首先会在时事新闻版面刊发。经济学家大多在象牙塔或者政府、公司做更深的理论研究或数据分析，而财经记者也学会了把高深的理论和复杂的数据写得像社会新闻一样好看，而不是由社会新闻记者直接把它的内容转换为社会新闻。
中国的情况也很快会发生变化，从对经济学家的争议变成经济学争议，从中国问题的争议变成普遍性问题的争议，也许一不小心还争议出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来。
无法定义的佛门方丈
张欢
30年争议者·传统宗教与世俗欲望
关于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该不该发扬光大，该不该走向世界，几乎没人有异议；而释永信方丈的具体方法是否适当，操作是否太过庸俗，也许暂时没人可以给出标准答案
普京在少林寺山门前与方丈释永信合影
在很多外国观察者看来，当下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国度。
比如少林寺与IPO，似乎永远不可能交叉在一起的两个词汇，在2008年的春天有了产生交集的可能。
据3月1日郑州日报报道，根据河南省政府上市公司会议安排，在今年排定的上市目标中，“少林企业、威科姆、郑煤机、生茂广电等19家公司要在6月底前上报IPO申请材料”。
会议所提及的“少林企业”即为嵩山少林旅游集团而非少林寺，且少林寺也不持股。
对于少林寺的上市计划，却有媒体透露，少林寺有意将来将旗下的少林国际禅修中心这块资产运作上市。
2007年，媒体就曾经爆炒过一轮“嵩山少林寺赴港上市”的新闻，尽管随后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明确表示，“卷入这种高风险的交易有损佛教精神。”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没有了少林寺这块招牌，不会出现这么多的是是非非。
释永信，当代中国最有名的僧人。和以往传说中的高僧大德不同的是，他的知名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争议。
《南方人物周刊》曾在2006年9月采访过这位极富争议的方丈。当时，他刚刚获得了由当地政府奖励的一辆豪华越野车，而且放出豪言“明年要拿更大的奖”。
面对种种争议，他对我们说：“佛门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但不受外界干扰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遵循古制而不泥古，对得起祖庭和自己的内心，对得起身处的这个社会。”
即便是近距离观察过、交谈过，也看了无数关于他的报道。我们还是无法把握住这位僧人的内心世界。
他究竟是一位不被人理解的高僧？还是很多人眼里的尘世中人？
少林寺也应该有企业的观念
至少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少林寺在释永信接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勃兴。
1999年8月20日，34岁的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正式升任第三十代方丈。自此少林寺进入了释永信时代，也开始了狂飙突进的迅猛发展阶段。
此前的1987年，释永信就已经接任了少林寺管理委员会主任，时年22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寺庙当家人。
在少林寺采访期间，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位年轻方丈的传闻。少林寺旁塔沟村村民告诉了我们很多这位方丈当年的故事，听起来与官方版本完全不一样。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17岁的安徽颍上年轻农民刘应成来到嵩山少林寺的时候，他看到的还是一副凄惨破败景象：十几个僧人，九个还是老人，守着一座破庙和28亩无法浇水的旱地过活。而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跟着老和尚一起干活种地，日后的闻名世界、香火兴旺是根本想象不出来的。
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几经周折他拜了少林寺方丈行正法师为师。行正方丈因为眼疾，需要一位助手，年轻的刘应成成了他的主要侍者，而少林寺正是一所极为重视宗法门头制度的寺庙。
当少林寺的历史掀到释永信这一页时，人们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代长老的新方丈。
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MBA学位的僧人，在他领导下的少林寺很多做法新颖却又备受争议，甚至有营销类杂志视之为“一所寺庙的营销奇迹”。
从1988年1月在少林寺院内首次公开对外表演开始，少林寺走上了“功夫经济”的道路，第二年改名为少林武僧团，开始了国内外的演出，1998年成立了“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少林素饼和少林禅茶，并注册了国内29大类近100个商标，向一些社会企业特许授权使用“少林”商标。
自1986年始，还先后创立了少林寺拳法研究会、少林武僧团、少林寺红十字会、少林书画研究院、中华禅诗研究会、少林寺慈善福利基金会。
虽然少林寺自己并不忌讳言商，但释永信辩解：“我们出家人学佛修行，不能老待在山里、寺里，安于清净的山门，卖卖香，收收门票，该主动走进众生的日常生活。我希望同修们能明白，佛教不避世；佛教如果避世，早就自取灭亡了。”
释永信说：“不是我太‘入世’，是我太超前”，“少林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官府供给、农禅并重、商业服务。不仅少林寺是这样，这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大趋势。”
“西方研究宗教的学者就曾提出，现在的宗教就是为了提供信仰这种产品。”“少林寺也应该有企业的观念，就是要给社会提供一种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只有坚持这个理念，少林寺才能更好地生存。”
少林CEO
2002年，美国探索频道曾为释永信拍摄了电视片《新少林方丈》。这部片子追踪拍摄少林方丈一天的生活：方丈如何坐奔驰车穿行于繁华的都市，如何用手机遥控少林寺内的日常生活，等等。这部片子在翻译成英文版时，“方丈”被译成了“CEO”。
美国《洛杉矶时报》在对释永信的报道中称，他“常常坐着配有专职司机的吉普车四处旅行，坐喷气式客机周游世界，与好莱坞名人过往甚密”，是“身披袈裟的首席执行官”。
英国《卫报》报道，少林寺的生意做得很大，每年收入达1000万英镑，其中1/3归寺院。对此释永信却表示，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应该解放思想：“每个和尚所做的事情不同。有的专心于修行，有的努力学习，有的希望赢得追随者。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如果有些僧人想成为经营管理者，我想也是可以的。”
少林寺与时俱进的作风，与明星方丈的大力作为一脉相承。以出世心做入世事，反对避世不畏曝光，是这位大和尚在自己的著作和身体力行中所体现出的一贯方针。虽然大和尚本人对CEO和“政治和尚”、“经济和尚”的称谓并不完全赞同。
在光大门楣的事功上，少林寺无疑是成功的，但在事关传统的“公共形象”上，少林寺却引发了巨大争议。
2006年，为表彰他对河南旅游的贡献，登封政府奖励他个人一辆豪华越野车，他的个人感言是“明年要拿更大的奖”，更是激起了舆论对他是否符合传统僧人戒律的争议。
人们指责释永信把神圣的少林功夫变成了庸俗的舞蹈表演，甚至跑去美国拉斯维加斯这个娱乐化色彩过于浓烈的舞台上表演，是严重影响了少林武功的声誉；还有媒体质疑，佛教宣扬的是“众生平等”，可释永信带领的少林武术团自称接触和影响的都是主流社会，“众生平等”从何提起？
面对各种质疑，释永信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武术表演只是少林寺这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上的枝丫，他更注重宣扬的是佛家禅文化，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目前少林寺还不得不靠武术来打开名气，甚至靠武术来拓展僧源。对于众生平等的指责，释永信认为社会毕竟存在阶层差别，佛教现在之所以要先接触主流社会，是希望利用主流社会的影响力来扩大佛教的影响，并不是他不注重“众生平等”的佛教宗旨。
关于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该不该发扬光大，该不该走向世界，几乎没有人有异议；而释永信方丈发扬少林禅宗文化的方法是否适当，如此操作是否太过庸俗，也许永远没人可以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我们采访这位方丈时，正值第一届“少林论禅”大会，方丈邀请了谭盾、朱哲琴、蔡志忠、袁和平等社会知名人物，以及一位科学家和一位神父。
就在论禅的同时，还在进行“功夫之星”的最后终极PK赛。
论禅结束后，方丈还接待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
就在这期间，登封市政府接待客人，方丈也要参与陪同。
方丈总是显得那么匆忙。
释永信 少林寺方丈
1965年出生。他是少林寺第30代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首个取得MBA学位的僧人。近些年来，释永信主导的以商业和市场化为手段、推动少林寺扩大知名度的一系列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争议。
仇和：仇氏旋风昆明再起
张欢
30年争议者·强人政治与民主政治
他是体制内官员，但他的许多做法又与现行官场制度背道而驰
仇和
“实在抱歉，仇书记暂时不打算接受媒体采访，两年内他不会接受采访的。”这是仇和秘书对我们采访要求的回复。
仇和，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在担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时曾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而闻名。
在中国官场，很少见有一位地方官员职位的变迁引发媒体和网民的关注。仇和从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一路走来，不但媒体广泛报道，而且网友也热议其中。
改革者、酷吏、官员秀……在一个地方大员身上如此多的标签让人们目不暇接，争议的仇和留给了人们无尽的仇和式的争议。他是体制内官员，但他的做法又与现行官场规则背道而驰，这种个人化的施政做法显然不是既有制度所能催生的。
他的明星之路起步于宿迁，最发达的江苏省里最不发达的地区。
9年里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为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在他的任内，各种激进甚至带有一定程度挑战意味的做法，很快就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2003年，宿迁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两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而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仇和。
宿迁市委副秘书长申思春对记者表述了他对仇和的评价——“破局者”。“在宿迁这样一个不发达地区，不用一些特别的做法，只会越来越落后。”
仇和面临的困境是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官员所共同面对的——如何能使自己的辖区用最快的速度追赶上先进地区。
仇氏“新政”并没有脱出“一把手”的长官意志。他是用传统的强力政治的手段推行自己的理念。他甚至会在查官员是否在岗时查到下属如实回答“我在尿尿”。
在经济改革上，他又显然是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追随者。打破官办学校和医院体制，至今在中国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他所留下的大力招商的模式至今仍在宿迁实行，他的继任者张新实甚至提出官员要为企业做“帮办”的狠话。
2006年，当仇和升迁江苏省副省长时，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就发表议论说，仇和的升迁引发了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但是“中国可要比宿迁市大得多”。
在担任副省长的两年多时间里，仇和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举措。
出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后，久违的“仇氏旋风”再度刮起。
上任伊始，仇便放出狠话：“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有陪同仇和下乡考察的官员说，有一次他去一个县视察，该县长以高标准的酒宴招待他，他当场就问：“是你买单还是我买单？”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党政机关一把手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在民众抢购下，《昆明日报》不得不加印了3万份。
接着就是“瞌睡门”事件，在2月20日召开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会上打瞌睡，被仇和毫不客气地“揪”出来，当场勒令辞职。
昆明市已从各部委办局抽调了100多人培训，并组成35个招商分局，分赴全国各地展开拉网式驻点招商。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昆明市招商引资任务将是2007年的两倍。
仇和 官员
1957年出生。历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等职。他在主政宿迁时的一系列超常规的激进改革，使他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2007年12月，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邱兴隆：和96名死刑犯同监
卫毅
30年争议者·死刑存与废
从国内法学界来看，大多是限制派和将来废除派，几乎没有人主张死刑要永远存在，但什么时候废除则意见不一，主张立即废止死刑的是少数派
邱兴隆
邱兴隆办公室里遍是卷宗，这些卷宗，都和著名的大案——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案有关。邱兴隆是曾的辩护律师，“他找的我，他担心会被判死刑”。
邱兴隆的名字，很多时候都和“死刑”联系在一起：他公开呼吁立即废止死刑，发表和死刑有关的论文，组织关于死刑的国际研讨会，还与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中国死辩同盟网站，为死囚辩护，“去年我们还救了两个人。”
在他的记忆里，有着许多让他无法忘怀的死囚倒影。
“当我看到他走出铁门、前往刑场时的眼神，心里非常难受，感觉好像是我杀了他一样。”邱兴隆坐在位于长沙的律师事务所里说这句话时，按了好几次打火机，才点着了手上的烟。
邱兴隆说的是一个姓苏的小伙子。1996年，在河北石家庄看守所，这个小伙子因为主动坦白偷了两万七千块钱而被判了死刑。
“当时的法律规定，盗窃两到三万就可以判死刑，一审判下来时，连看守所的所长都不敢相信他会被判死刑。”看守所所长看不过去了，把邱兴隆叫来，让他代写上诉状。他们都认为这个案子一定可以改判，但最后是——维持原判。
邱兴隆彼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但看守所长不必出门恭迎，因为，邱兴隆自己就和这个苏姓死刑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正等待着似乎遥遥无期的审判。
当1998年春节的热闹已过，邱兴隆被判无罪的时候，他已经在收审站和看守所里待了四年零八个月。这四年零八个月里，他一共看到了96个死囚走向死刑。
法学之路
30年前的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5岁的邱兴隆高中毕业。此时，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火已经烧了起来，这个来自湖南湘乡的少年希望能够成为士兵置身战场。他的士兵之梦没能成真。他不得不重返学校，补习了半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 （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
“当时说是读法律系，但整个国家其实没什么法，也就是《宪法》、《刑法》、《婚姻法》，而且《刑法》用得多，自然而然就对《刑法》感兴趣。”邱兴隆回忆。
在邱兴隆考上大学的1979年，国家颁布了《刑法》。“1979年之前，死刑被滥用了，任意性太大，没个准。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案子，死刑起到的是反动作用，被扼杀的是真理。”邱兴隆说。
1979年之后，尽管死刑是作为法律手段存在，但和政治的结合依然紧密。《刑法》颁布之后不久，全国性的严打开始。
“严打时期，死刑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了。比如说盗窃罪，1979年最多是无期徒刑，到了1981年，就可以判死刑了，盗窃罪一下成为死刑大户。”邱兴隆说了一个案例，当时有人偷了一批纽扣电池，受害人报案是价值四千多元，但当时公安局搞了个界定，定成三万多元，这就判成了死刑。这起案件后来被认为是一起错案。“因为后来发现那些电池是假冒伪劣产品，不值这么多钱。”
邱兴隆的办公桌上置放着一本他所著之书《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为此书作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高铭暄。
1986年，23岁的邱兴隆成为了高铭暄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一年之后，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邱兴隆本打算以死刑为研究方向，但高教授否定了，高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死刑是不便于拿出来谈论的，这是个政治问题。
如今是北京大学教授的陈兴良曾回忆与邱兴隆那段在北京的日子，“当时的邱兴隆桀骜不驯而玩世不恭，尤其是他性格上的易变和情绪上的急躁，多少为他后来的变故埋下了伏笔。他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创新冲动与冒险心理主宰着他。”
彼时，正值海南建省前夕，原本平静的岛屿一片喧嚣。在和朋友到海南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邱兴隆被校方开出的优渥条件所吸引，答应毕业之后到该校工作，并以教学实习的名义留在海南，办起了一家书店。
1989年，匆忙回京完成博士论文的邱兴隆，7月份办理了分配到海南大学的手续，并准备在8月份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看起来，他的学业之门马上就可以关上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此时，属于他的“传奇”之门才刚刚打开。
1989年7月20日，邱兴隆被警察带走了。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警察在他那里发现了几部书稿。当晚，邱兴隆便被以“涉嫌非法出版”之名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站。
“收容审查的最长期限本应为3个月，但等事情查清，我被整整关押了185天，收审结束时，还留下一个尾巴——取保候审。”邱兴隆回忆。
陈兴良记得，从收审站出来之后，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邱兴隆找到了他，他安排邱洗澡、吃饭，并陪着他买了全套的新衣服换上。
在邱兴隆被收容审查期间，海南大学已经致函中国人民大学，表示不再接收他。
1990年，虽然邱兴隆获得了自由，但当时北京市收容审查站只是口头宣布事情已经查清，其不存在违法行为。当邱兴隆提出要书面结论时，遭到了拒绝。“从承办人员那里了解到，之所以不给书面结论，是因为当时行政诉讼法已经出台，我属于被错误收容审查，而且超期，出具书面结论等于给我提供诉讼的证据。”邱兴隆说。
当时，他的老师高铭暄、王作富教授曾在多种场合以他的遭遇为例，呼吁制止滥用收审、侵犯人权的现象。
“收审释放”的影响巨大，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遇到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又要他出具收审他属于司法错误的法律文本。邱兴隆感到了心灰意冷，与中国人民大学不辞而别，“失踪”了。
和死囚在一起的日子
他下海做了一个书贩。“当时觉得，读了博士又有什么用呢？我感到了一种自卑。”邱兴隆还在不停地吸着烟。
在他回忆里，1993年，他在河北石家庄向一位书商追款，没钱给他的书商给了他一批盗版的《读者文摘》精华本，他接受了。这些书后来被查了出来。
“当时正值全国扫黄打非，而石家庄又是盗版书的重灾区，甚至因为我是法学博士生的原因，我被某些地方领导刻意树立成了反面典型。”
1993年3月，邱兴隆被石家庄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出版”为名收容审查。1994年8月，已经被收审近一年半的邱被以“投机倒把”罪名逮捕。他从收审站转到了看守所。
由于一直没有终审判决，邱兴隆就一直呆在看守所里。这种厄运意外地给邱兴隆研究死刑提供了便利。
邱兴隆觉得看守所里的“亚文化”对他是有帮助的。每个刚来的“新人”都要对号子里的人讲自己的入狱起因，不说实话就挨揍。作为法学博士生的邱兴隆在看守所里很有名，囚徒们往往把他当成救命稻草，将自己的经历和犯罪过程详述给他听。
“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邱兴隆见识了各式死刑犯，有刚进来的时候大无畏的，但临到上刑场时，屎尿弄了一裤子。执行死刑的人都有经验了，把犯人的裤腿都扎好；也有不怕的，笑着走的，还开玩笑说，哥几个再见啊，上路了。
邱兴隆思考，为什么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的人，就非把他杀了不可？还有那么多人，即使按照并不合理的法律规定，他也不该判死刑，为什么就判了死刑？“如果我是法官，在判死刑的时候，我会受到煎熬，但有的人也许不会。”
看守所里的一次经历让邱兴隆深感触动。
1996年的冬天，他和两个死囚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邱兴隆当时胃出血，拉出来的全是一块一块的血，往盆子里吐的也全都是血。“吐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邱兴隆说他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没有死，也没有人把他带走。他听到牢里的人都在大声地给他报号——这里有人生病了。
好不容易，有个干警过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邱兴隆，踢了他一脚，以为他是装病，走了。那两个和邱兴隆同号的死囚用手铐使劲砸着铁门，大声叫道，你们还管不管啊，人都要死了！
“他们是死囚啊，但他们在想着救我，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杀人的时候也许很凶残，但这个时候的他们又怎么解释？我觉得人性本来是善良的。”邱兴隆认为这样的经历影响了他日后主张废除死刑。
邱兴隆早期做学生的时候是主张保留死刑的。“做学生的时候，从学校到学校，没什么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守所的经历是一种财富，从素材的收集到思想的积累，都是在书斋里找不到的。在看守所里，抬头见刑法，低头见罪犯，想不思考都不行。”
邱兴隆开始有意地研究看守所里的死囚。为了了解他们，他故意让干警给他调号，因为“一个号子里最多只有两个死囚”，他想接触更多将要赴死之人。
对于死刑，彼时出现了一些变化。1996年的冬天，职务侵占罪出台之后，看守所里有个信用社的主任原本因为贪污被判死刑，后改判为职务侵占罪，获刑15年。“我清楚地记得，当他的镣铐被打开之后，他大喊一声：活——了！整个看守所都听得到。能听得出来，那种求生的欲望是多么地强烈。”
邱兴隆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死刑的滥用开始刹车了。
死刑的反对者
邱兴隆留着一头长发，黑且瘦，这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流露着颓废感的摇滚歌手，而不像是律师和教授。他曾开玩笑地说，要把失去的头发补回来。在看守所里，他留了近5年光头。
1993年到1998年之间，看守所里的邱兴隆不知道作为囚徒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他曾经因病出去就医过一次，外边的街道他都不认识了，“变化太快了，这让我感到心慌。”他甚至认真地打算过，放出去之后，回湖南老家种两亩地，平平淡淡过一辈子。
1997年12月，在被羁押近5年后，邱兴隆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由于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所判刑期近一倍，他不服判决，继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998年12月20日，邱兴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无罪。
这个终获无罪的法学博士生，带着在看守所里用糊包装盒的纸写就的几百万字论著、手记以及九麻袋的书，南下重庆，回到母校西南政法大学任教。
1999年，曾经“很不听话”的学生邱兴隆向导师高铭暄教授提出重新申请博士学位。199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邱兴隆的博士论文答辩开始，刚准备说话，他已泪流满面。23岁就考上博士研究生的邱兴隆在36岁时拿到了博士学位。
对于死刑，学界已经沉默很久了。1980年代严打的时候，曾有学者对滥用死刑提出异议，当时被当作政治事件来处理，这些学者还被全国通报批评。
2002年，邱兴隆在湘潭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结果他发现，在那次会议上，除开国外法学者，主张立即废止死刑的中国法学者只有他一个。“目前，从国内法学界来看，大多是限制派和将来废除派，几乎没有人主张死刑要永远存在，但什么时候废除则意见不一，立即废止死刑的声音是少数派。”
邱兴隆做过民意测验，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一左右，大部分人主张保留死刑。
“很多人质疑过我，老百姓都不主张废除死刑，你为什么要违反民意？”邱兴隆认为，做事情是要考虑民意，但绝不能只考虑民意，如果民意第一，“我们都不要上大学，种田就行了，上大学就要培养精英意识，常人想不到的东西你能想到。”
在颇受争议地辗转西南政法、湘潭大学之后，邱兴隆做起了律师，但他无法完全适应远离学校的生活，2006年，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邀请，到厦大任教。“我在厦大领的工资基本上都花在长沙和厦门之间的路上了，在厦大就是精神寄托，证明自己作为学者和老师的存在。”
邱兴隆会给学生们说起他的经历。他非常认同费孝通说过的一句话——监狱是社会的窗口。有什么样的监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监狱可以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
“一个不重视罪犯待遇、不重视生命的国度，文明程度肯定不行。你在杀一个人的时候，就已做出了判断，人是可以被杀的。” 邱兴隆说，“宽容是一种美德，爱罪犯就是爱你自己。”
邱兴隆 律师、法学者
1963年出生。他在刑罚基础理论、特别是死刑等领域的研究为业内所知。这十年来，更以公开倡导“立即废除死刑论”而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