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靠紅頭文件保妳，不是真本事 壹個省級黨校的“再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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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紅頭文件保妳，不是真本事
壹個省級黨校的“再造”之路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潘曉淩 實習生 梁琪彭彭 發自廣州
2010-11-04 09:27:11
來源:南方周末
黨校的教學，往往充滿風險。最尴尬的壹次，是老師說到壹個改革方案被學員不客氣地打斷，“老師妳歸納得不准確，那個方案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黨校副校長陳鴻宇說，“跟不上形勢，妳的課人家就不愛聽。我們不能光靠組織的強制性。靠紅頭文件來養妳保妳，那不是真本事。”
廣東省委黨校的秋季畢業典禮。在這裏培訓的官員，課程的務實和熱烈的程度也許遠超公衆想象。 （廣東省委黨校網站/圖）
爲什麽對我的舉手視而不見？
在市長離席的壹刻，現場壹度失控。壹名男子沖上台拉著市長質問：妳爲什麽對我的舉手視而不見？如果妳現在還拒絕回答我的問題，明天本報的頭版將是：市長應對血鉛危機堪比西方政府應對恐怖分子！
全場的哄笑並沒有幹擾記者繼續追訪匆匆離席的市長，兩人壹路“扭打”到洗手間，才被衆人攔下。“下課。”老師邊笑邊宣布。這是廣東省委黨校培訓省內官員的課堂壹幕，發布會上的市長及記者均由參加培訓的處級官員扮演。
這場新聞發布會與兒童血鉛超標相關，它具備了黨校案例的經典要素：備受關注、富于爭議、題材敏感。
在模擬新聞發布會點評環節，點評人廣東省委黨校社會與文化教研部主任張求會壹壹指出官員在發布會上犯的忌諱：市長回答完記者問題時大家不應鼓掌，尤其在回應負面新聞的場合；官員不應向媒體鞠躬答謝以示討好，要鞠躬也應向受害方鞠，否則不利于修複政府形象；官員答記者問切忌講空話、套話，現在的媒體，尤其是廣東媒體，絕不會完全照登妳的發言。
發布會上官員的小動作也被回放點評：壹名女官員戴著鑲水晶的眼鏡架，在與負面新聞相關的場合尤顯不妥；壹名男官員講話時弓著背，還不時用紙巾擦臉，極易被網友解讀爲心虛不自信，再次形成炒作熱點。
廣州媒體壹篇對話海南省省長的訪談還被列爲範本，文中記者質問省長：引咎辭職的改革方案壹直沒落實，下面該被問責的是否應該是妳本人？
課堂上響起輕歎聲。老師點評說：質疑、質問，是新聞專業主義的要求，哪怕面對的是省長，在座的領導們需要適應，而不是回避。“顯然，學員們在准備模擬新聞發布會時，思維方式已經受到了影響。”張求會說。此前，壹群來自廣東省某系統的學員在准備壹場模擬發布會時，壹致決定不在會上向公衆道歉，原因是：壹旦道歉，將沒完沒了。“在模擬實訓上都不肯道歉，在現實中就更不可能了。”張說，“官員學會放下身段，還需要壹個過程。”
事實上，類似的熱烈場面在這所黨校的課堂上並不罕見：在其他時候，他們或被要求分成正反兩方相互“開火”；或分組討論並現場總結呈辭，其務實和熱烈的程度也許遠超公衆想象。
在中國的各級黨校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仍是黨校的必修課，但越來越多發生在現實中的案例要求官員們直面。如今，在廣東省委黨校，類似上文中提及的案例教學、情景模擬教學、現場教學已經越來越多。
隨著時代的劇變，黨校教學改革之訴求在過去十年來愈發強烈。今年8月17日，中組部下發“2010-2020年幹部教育培訓改革綱要”，“改革”二字，多次在幹部培訓十年綱要中提及。
作爲改革之地的廣東，身處其中的廣東省委黨校顯然也因襲了這壹傳統。8年前，媒體曾經以“再造幹部搖籃”爲名，關注廣東省委黨校的革新；而如今，這所已然60歲的黨校，革新仍在持續。
“老師妳歸納得不准確”
廣州壹名國企高管最近“不怎麽熱情”地進入省委黨校學習，幾天後，情緒立即被調動了起來——在這個省級黨校課堂上討論的案例往往新鮮而富有爭議。
比如，從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連續爆炸案看政府如何應對突發事件；廣州番禺區鬧得沸沸揚揚的垃圾焚燒場該不該上馬；廣州二沙島違章別墅拆除是不是選擇性執法；從湖北省長搶錄音筆事件看出什麽等。
“妳會發現我們選擇的話題都很實際、草根、去精英化，”廣東省委黨校副校長陳鴻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同時也是普通百姓最關心的，這是時代的需求。”
陳鴻宇說，案例的內容資料全來自輿論曾經的關注焦點，內容來源既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媒，也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財經等市場化媒體。
上述案例多出自廣東本省的重大公共事件，也有部分發生在省外。比如，廣東省委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簡稱“中青班”）在上處級官員創新能力導讀課程時，以“仇和現象”作爲分析案例，教學資料正是2004年南方周末對其的深度報道。
案例分析在國外的行政學院中非常普遍，但在中國的壹些黨校中，則似乎有些顧忌。
風險主要是考慮案例選擇對不對，能否用于“嚴肅而抽象”的理論教學，畢竟很多事情還在探索中，未有定論；二則擔心教員引導得不到位、學員對案例的分析不深入，不好做不如不做。
而更大的困難，是案例背景材料的完整性。法國國立行政學院關于公務員罷工的案例，部長和省長之間的電文來往都可以用來分析，國內的案例分析目前還很難做到這壹點。
對于廣東省委黨校來說，大面積鋪開案例分析等互動式教學方式，等于把話語權先交給了學員，老師很難駕馭甚至很難歸納，這都是案例教學的難點，因爲台下坐的都是具有很強實操能力的官員。
此前有壹名老師在課堂上談司法腐敗問題，言辭激烈，而課堂上正坐著不少政法系統的官員，現場氣氛壹下變得凝重而尴尬。現場的政法委書記們說，實際情況並非如老師說的那樣。而最尴尬的壹次，是老師說到壹個改革方案被學員不客氣地打斷，“老師妳歸納得不准確，那個方案就是我本人起草的。”
廣東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鄭盛廷的話說得實在：“高校裏講課面對的是沒有多少社會經驗的青年學生，黨校的學員對實際問題可能了解得更多，對政策文件掌握得更充分——那件事是他在處理的，妳怎麽講得過他？所以我們的理念是，與其讓老師照本宣科，不如先讓學員來說，老師來點評，幫妳總結。因此，我們要求黨校的老師要從台前退到幕後，從‘演員’變成‘導演’。”
每節課結束，學員
在未來的廳級官員身上“動真格”
所有的改革都要突出重點，在廣東省委黨校，最受關注的常設培訓班次是“中青班”，于是它自然成爲首當其沖的改革對象。中青班分爲中青壹班和二班（壹班是45歲以下的優秀正縣處黨政官員，二班是40歲以下的優秀副縣處黨政官員)，學制均爲4個月。中青壹班的學員按照慣例是副廳級幹部的後備。
中青壹班的特殊在于，各級組織部都非常關注。“其他班都是各地直接把名單彙到學校來就可以了，中青壹班的名單是要由各地區各部門領導圈定，報送省委組織部批准的。”本屆中青壹班的支部書記陳清說。
支部書記往往責任重大，因爲要組織這些學員們學習、考察、研討。而這種建立在同學基礎上的“人脈”積累，也是壹些學員們看重的壹點。這種所謂的“人脈”訴求甚至成爲了教學上的壹個小阻力。
改革之初，爲了讓學員有更多參與小組交流、個人發言和情景模擬的機會，黨校決定把中青班壹個大班分成兩個小班，變成壹支部、二支部。不想有些學員不太願意，因爲這樣“人脈”就給切掉了壹半。“但是從教學效果考慮，我們頂住壓力，堅持小班化教學。而且我們也反對把似乎已經習以爲常的‘潛規則’變成‘顯規則’。”陳鴻宇說。
作爲這個班的學員並不容易。在當下的設計中，這些學員，入學後先摸底測試；然後考壹次電腦知識；黨性分析還要考壹次，學員自己寫黨性分析的材料，“不能寫得假大空，寫不好打回去重寫”；還有壹次開卷的基本理論考試，“雖然開卷，但有些是沒得抄的，這壹次是真正筆頭上的考試”；往下是壹次結構化面試，學員自己抽題回答，其他學員補充，老師點評，這是第五次考核。最後是在教師的指導下，獨立完成壹篇8000字以上的研究現實問題的理論文章。另外，四個月學習期間要寫三萬字的讀書筆記，也算是壹次考試。如此密集和多樣化的考試，甚至使來學習的壹位高校副校長都感到驚訝。
雖然進入中青壹班的官員是被謹慎挑選，但不等于進來的，將來就會升官。鄭盛廷說，我們壹直強調不以學員被提拔了多少，作爲衡量培訓效果的尺度，總結裏寫進去的，要劃掉。“不能讓學員有這種奢望，以爲進了中青班就能夠被提拔。有些學員確實挺優秀的，更要防止這些年輕人滋長驕傲情緒。”不過顯然中青壹班是官員進步的壹個重要階梯，壹個大概的統計是，有六七成的學員，日後被提拔了。
另壹個難題是，要不要對學員進行考核和鑒定？“以前覺得學員在黨校的表現與其被提拔使用很難挂鈎，多壹事不如少壹事。”廣東省委黨校培訓部主任劉冬松說，“後來大家明白了，對學員進行考核和鑒定，黨校如實地記錄和反映學員的表現，學員就得遵守黨校的學習紀律。”
在廣東省委黨校，市廳班跟縣處班以六個人爲壹個課題組寫專題研究報告，而中青班要求每個人都要寫壹篇論文。廣東省委黨校從1998年開始搞論文導師制，壹個教授最多指導3個學員。“社會上傳言黨校可以由秘書代讀代寫，在我們這裏這些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每個人都配壹個導師，從選題、定提綱開始，就必須和導師壹塊做，優秀論文還需要有個答辯的環節。”中青班班主任陳莉說，“是自己寫的還是秘書代寫，壹看就看得出來。”
只是壹開始評優秀論文，導師們都想把自己指導的那些學員評成“優秀”，全班就只剩下幾個人得“良好”，得“良好”的學員就不幹了，因爲這樣的“良好”就成不及格了。後來專門成立了評審委員會，不讓指導教師做評委，而且規定優秀的不能超過30%，這下就正常了。
黨校更要“爭奪”學員
時代的劇變壹直影響著黨校的教學內容與風格。1949到1978年30年間中國各級黨校的工作任務主要是配合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所以當時黨校多是短訓班。1980年代初期，提出黨校要正規化，黨校的部分力量轉向爲教育經曆普通缺失的官員惡補文化，壹度還被授予頒發文憑的資格。
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各地陸續將官員送往美國、英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進行中短期培訓。而各個普通高校，也展開了“爭奪”高官的攻勢。
相比之下，黨校的入學狀況愈發微妙。陳鴻宇坦言，黨校目前培訓資源的分配很不均衡，廣東省委黨校各班次學員名錄顯示，受訓官員們多爲副職，壹把手或壹些“重要部門的”來得較少。“妳可以說他們工作繁忙，實在抽不開身，”陳鴻宇說，“但如果有出國培訓的機會，他們還是會擠出時間參加的。”“當然，還是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與境外培訓、高校培訓相比，我們的差距究竟在哪裏？”陳鴻宇說，“跟不上形勢，妳的課人家就不愛聽，我們不能光靠組織的強制性。靠紅頭文件來養妳保妳，那不是真本事。”
如今，改革後的壹個新做法是，到過黨校多次的學員，就不再“炒冷飯”接受系統培訓了，而是將聽課學習與研究重大現實問題結合起來，這種專題研討班成爲了省委黨校的主要班次，也成爲黨校發揮咨政智囊功能的依托。
今年廣東省委在省委黨校辦了六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研討班，每期的簡報都專門送交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去年辦了20期珠三角規劃綱要研討班，前年搞解放思想研討班，都是先聽課後研討，大家精彩的發言摘錄整理後，就直接報給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省委黨校校委委員苟志效說。
這些“短、平、快”的專題班往往是高層決策的“直通車”。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經要求，黨校教員和學員的重大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報送給他。2005年，縣處班的壹個研究報告針對廣東信訪工作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辦法，時任廣東省委副書記歐廣源批示了整整半頁紙，並要求全省信訪部門研究落實。黨校也是開展社會調查最好的地方，廣東省委省政府的許多課題問卷都是在黨校學員中進行調查，“不僅成本最低廉，而且很真實”。
當然黨校也不可避免地被視爲“密切人際交往”的平台，尤其臨走的時候“送別活動”就多了起來。在廣東省委黨校，壹個班結束的前十天，是嚴格管控小組和班級活動的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從廣東省委黨校大門走出去壹批批學員，有的壹路順暢成爲很高級別的官員；有的在黨校信誓旦旦後來卻锒铛入獄，才忏悔自己“放松了學習”；更多的是平平凡凡地上班、下班、行走在自己的職業道路上。副校長陳鴻宇說，“改革黨校教育，就是要使官員們明白，妳原本就是壹個普通人，要謹慎地對待自己、謹慎地對待權力、謹慎地對待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