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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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到总参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彭老总。

彭德怀元帅是父亲在红军时期的老首长。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一生中,真正值得他敬仰和钦佩的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他再横,在这三个人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周恩来的顾全大局、认真严谨和对待下级同志的平等友善;陈老总潇洒的人生态度和文学造诣;每每提及,父亲都是称颂不已。

而在人格上,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彭老总了。在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父亲说出了他发自脏腑的一句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军委领导和总参谋部当时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父亲回忆,彭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彭告诉他,去年军委开了一个会,要搞精简整编,腾出力量搞现代化、正规化,这是项长期的工作。调你来主抓编制体制,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更好地落实军委这个决心。彭问我父亲:“整编是要得罪人的,怎么样,有这个信心吗?”

你怎么回答的?父亲说:“很干脆,一句话,你有我就有!”

彭老总怎么说?“要干,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从今天起,你就搬到我这里来办公。”父亲想不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反正我也用不了这么多地方。”

也够干脆的!(注:当时,总参谋部在中南海居仁堂,不久搬到北海旁边的旃檀寺。彭在6楼,总参首长都在5楼。)

总参谋部实际上就是全军的司令部,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工作都在这里归口。

 

彭德怀和父亲之间的相识相知是在长征路上。

父亲是一次反围剿时由共青团中央调到红3军团来的。红3军团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发展起来的队伍,后来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1军团会合,构成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期也称中央红军。父亲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红14军负伤后,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兼任少先队总队长,主要是搞青年工作和红军的动员扩编。一次反围剿开始后,和以往几次不一样,送上去的部队越来越多,但下来的伤员也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根据地却一天天缩小。大家心里都像压着块石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坚决要求上前线去。”

......

父亲说,毕竟自己离开作战部队已经4年了,他申请先进红军学校.何长工是校长,安排他在高级系.但父亲的想法是,要带好兵,就要通晓基层连队的那些套路,他说,还是和连排干部一起受训好。分到3军团后,他深知自己是中央机关下来的,严以律己,处处谨慎,可终归还是出了次洋相,而且是在彭德怀面前。他说了这段故事:“渡过湘江后,部队伤亡极大,连续几个昼夜的急行军,疲劳极了。半夜,通信员送来电报,通知天亮时带部队到军团部集合。我实在太困了,一下子睡过去。等一睁开眼,天已大亮,手里还攥着那份电报,惊得汗都出来了。等而下之我带着队伍赶到时,只见军团长彭德怀站在路边土坡上,在苏区,彭德怀的严厉谁不晓得?他铁青着脸,两眼直瞪着我。”

是啊!对于要强的他来说,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我还能说什么?报告!我睡着了。彭老总挥了一下手,只说了两个字:跟上!晚上宿营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通告,以后通信员在送达命令时,必须叫醒指挥员,签字后才能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彭老总。”

“我不能原谅自己,心里非常难受。这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过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总。”

这个小故事,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提及,一直到我自己也成了带兵的人后,面对上级,面对下属,才真正理解了这里的含义。

娄山关——遵义之战。

这是以红3军团为主打的一场硬仗,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捷。一渡赤水后,由于大量的战斗减员,彭德怀决定取消师一级番号,把他手下的残部整编成4个团,直接指挥。父亲的红11团担任穿插任务,要赶在敌增援前夺取遵义。但行至遵义城北十字坡时遭敌反击,团长邓国清负重任,父亲即率一个连抢占附近的制高点,以压信失控的态势。也许是杀昏了头吧,往前冲的太猛,后续部队跟不上,敌人反扑下来,写四顾一看,周围全是敌人,只剩下了自己。彭雪枫1936年在红大学习时写过一篇短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个片段:“因为过于狠心,张政委一个人跑到最前边的连里。敌人一个营实行反冲锋,这个寡不敌众,又无地形可利用,于是塌下来了。落在后尾的张政委不得不打手枪,边打边退......张政委又看见那个青年战士跟在后头。敌人紧紧追来,大喊道:小赤匪不要跑,捉住你!(注:1954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158、159页)”

我曾问过父亲,生死关头,你想到的是什么?他说:“有什么可想的?不要把子弹打光了。”

他数着枪匣里的子弹,边打边向悬崖边退去,万一打光了,就跳崖。他说:“宁死也不能当俘虏。危急关头,王平带了侦察排赶到了。”王平当时是红军11团的政治主任,自团长邓国清负伤离队后,他们两个就成了搭档。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时,父亲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王平同志救了我》。他写道:“不是王平,我也许难以幸存......”

紧接着就是遵义外围的老鸦山争夺战。关于父亲组织敢死队的故事,我在上一章曾提到过。他说:“老鸦山主峰丢失后,彭老总急了,下了死命令,要我们红11团从侧翼攻上去,无论如何把主峰给他夺回来。我们两次冲锋都被敌人打下来。我组织敢死队......”

现在的军队中已经没有“敢死队”这个名称了,连《军语》词典中都找不到了。现在叫突击队,是根据战况的需要,一种临时性的编组。但父亲说,不同的是,敢死人是自愿的,也就是“愿意跟我上的,站出来!”

对一个前线指挥员来说,你可以选择攻击路线,可以编组战斗队形,可以灵活地使用火力,但是,你不能改变任务,不能延误时间。面对一次次失利、一次次被敌人反击下去,一批批战士倒下,你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平时的豪言壮语,都要在此刻经受考验,你必须拼死一搏。

父亲回忆说:“这是道死命令。出发时,正赶上陈赓的干部团上来了,他们从下面,我们在侧翼,两支队伍,一鼓作气,把敌人赶了下去。”

如果陈赓的干部团没能及时赶到呢?我提出了一个假设。

“没有假设。”父亲摆摆手。

彭德怀在给中革军委的报告中说:“红3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鸦山诸役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352页)

娄山关——遵义,这是一场血战,毛泽东用诗的语言记录了它。《忆秦娥》......“西风烈,升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那年,他25岁,年轻气盛。战评会上,他回忆说:“对老鸦山一仗,我有看法,我说他们是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呢!”父亲说了些什么,说的对不对,这并不重要。他不是3军团的老班底,一个外来的就敢如此放肆?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嘛。但父亲说:“彭老总支持了我的意见,把他们一个罚去当连长,一个罚去当伙夫:哈哈!当然,很快就回来了。”“彭不是那种爱搞小圈子的人,对干部一视同仁,看不惯拉拉扯扯那一套。下面的干部也一样,和黄克诚张宗逊还有彭雪枫杨勇王平,我们该吵的就要吵,但大家仍然很友爱。一个领导人自己很正派,带出的部队风气也就正派。”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有一座雕像,粗砺的花岗岩雕刻着两个相拥在一起的红军指挥员,它表现的是当年战场上我父亲怀抱着牺牲的战友邓萍。基座上有父亲的题字:“邓萍同志千古”。史料记载,红军二次攻打遵义,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红11团前沿,与张爱萍一起观察地形,被敌冷枪击中头部。

我找到父亲在1936年写的文章《第二次占领遵义》,该文收集在1954看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文中详细记载了这个事件。因为写作时间距邓萍牺牲才一年,我相信会比父亲后来的回忆要更准确些。文中记载,父亲带着参谋长蓝国清,陪同邓萍抵近敌前沿,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按作战条令,这个距离比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阵地还要靠前,太冒险了!父亲回忆:“军团的命令是,一定要在拂晓前拿下遵义,因为于亮增援的薛岳部就可能赶到。”也许是担心停留时间过长吧,蓝国清曾建议转移,邓萍没有同意,说这里便于观察。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小通信员居然从后面摸上来,是要报告什么情况,邓萍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这一下,把他们三个给暴露了。那样近的距离,一排子枪弹扫过来,惨剧就发生了。父亲后来回忆说:“那是九响棒棒(一种步枪,俗称九响枪),从前额打进,后脑壳出来,血溅了我一身......他是黄埔六期的。”

“我向彭老总汇报,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你们这些猪狗养的,都给我去死光好了!”“他向军委汇报说,我们的指挥员都在部队的前面,故干部减员相当大。”事后彭老总说了一句话,父亲说他至今都难忘:“革命的路还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还收集了父亲写的一篇关于乌江战役中的文章,记述了红11团抢占龙安河对岸高地,保障乌江渡口的故事。这是“背水一战”,用兵之大忌。他亲率7连抢渡过河,他们只有一条船,一点一点把部队渡过去。刚一上岸,对面敌人一个营就反扑下来了,他写道:“同志们!我们背后是河,不能退!退就等于死!”

我请父亲回顾这个战例,政治委员是干什么的?就是出现在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的!湘江战役,红4师首先过江,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阻击桂军第7军的进攻,保障渡口,掩护中央纵队和红9、红5军团渡河。父亲说:“我那时已经调到师里。敌人从四面八方地压上来。中央纵队是大搬家,伤员辎重多。徐老(徐特立)、蔡大姐(指蔡畅同志)他们过得慢,我一急就喊,我的老祖宗哟,快一点啊!彭老总来了,他手一指,把师指挥部给我开设到最前面去。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人家讲彭老总骂人,我说他不是骂人,是严格要求,战争嘛!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他的指挥所就一直在最前线。”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寒冷和饥饿导致大量的非战斗减员。追杀了一路的蒋介石这时竟然都围而不攻了,他坐等着他的对手一步步走向死亡。父亲回忆说,为了顺利地通过草地,部队开始筹集粮食,庄稼地里有些没有长熟的青稞,搓下来烘干了可以当粮食。他们团是断后,前面的部队过后,地里的青稞已所剩无几。父亲带着部队从早到晚的在地里搜寻着,要求是第个人准备好自己的一份。他们当然知道,面对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草泽泥潭,这点点青稞意味着什么。白天搜寻,晚上烧烤,在荒芜的草泽中,夜幕下篝火点点。通信员因为终日忙着送信,没有时间准备干粮,父亲就把自己准备的那份给了他,自己再去寻找。可到哪里去找呢?地里的青稞像过筛子似的滤了好几遍,天都快黑了,他一个人还在那里默默地搜寻。彭老总不知怎么知道了,很感慨地对部队说:“都看看吧,你们的政治委员在干什么!”父亲说,彭老总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他,这话是彭雪枫告诉他的。

这是火与血的洗礼。一个合格的指挥员就应该是,战场上身先士卒,勇敢不怕死;战场下关心部属,吃苦在前;同志之间,秉公直言,不恂私情。在长征路上,这个共青团来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红军指挥员,终于被彭德怀认可了。

父亲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谈得最多的就是彭老总了。

父亲比彭老总小12岁,正好一轮。他回忆,真正与彭亲密的,深受彭赏识的是彭雪枫。黄克诚的许多回忆文章也记载了他自己和彭之间生死相随、情深意重的亲密关系。相比我父亲呢?耐人寻味的是,在父亲的回忆中,几乎都是彭老总批评他的事。

......

对彭德怀,父亲说过,彭也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的处理上是错误的,“如对粟裕,虽然不全在他”。但为什么彭德怀对父亲的人生理念和性格生成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

父亲说:“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他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我父亲影响极大。他们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功高盖世,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自己的山头。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他主动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红3军团并入红1军团。这支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基础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由初期17800人,仅存下了2000人。当他面对这批同生共死的弟兄,看着和他一样衣衫褴褛的红军将领是,这个岩石一样的硬汉,也落泪了。

彭手下的许多红军将领,包括我的父亲,那种刚硬作风,明显的带有彭德怀的影子,耿直正派,不屈服于邪恶势力。

虽然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错误地对待了像刘帅、粟裕、萧克等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他是反对树立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个人权威的。抗战期间,我党的领导层和国际国内的一些反法西斯的民主志士有了更多的接触,喜就是在这时开始思考民主、人权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关系,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新型人际关系的理念。虽然由此长期受到猜忌和冷遇,但他不惧孤立,在庐山仍秉笔直书,为民请命。

彭关心的是群众的疾苦和部队基层的生活,在他主持军队工作期间,数次调低高级干部的工资,增加了营以下干部的薪金。对比军队中一些用心于领导人的生活,是否能睡好、吃好、玩好,喜欢什么样的文工团员等等,人品之高下,不言而喻。

父亲就是在长期的战争和工作中,贴近地目睹和感受了彭老总的“立行”,后,对他钦佩和敬仰在不知不觉中升起。

因为淡,看似白;因为清,看似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西醴。”君子之交不是酒肉之交,不是利益之交,是心与心的交流,是一种天地共存的默契。俞伯牙弹琴,钟子期如痴如醉,因为他们达到了相通的境界。何谓君子?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天命之人,明道之人才是君子。

彭老总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

......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35分被折磨致死。在他的骨灰处理报告中写道:“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公墓。”

火化的费用是从彭德怀那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他的肉体连同他读过的62本书一起,在烈焰中化为灰烬。点点火花在烟雾升腾中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把痛苦和希翼留给这个世界,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对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从来就纷说不一。但我相信是有的,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着,存在在父亲和我的心中,存在在许许多多中国军人和老百姓的心中,激励他们走完人生。

......

彭德怀的罪行之一,就是分裂党。彭德怀被打倒后,党真的团结了吗?

鸦雀无声,恰恰是最可怕的。

别人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父亲,他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搞小圈子,吹吹拍拍,拉关系。我知道,过去的宗派又要来了。”

 

                                               摘自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