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在城市遭遇尴尬：东搬西迁16年

　　东搬西迁16年：城市边缘的“教育游击战”

　　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农村劳动力面向城市的流动，从一开始就是这种迫不得已。更为窘迫的是他们的下一代，不是“留守儿童”，就是“第二代移民”。尤其是后者，在种种制度壁垒下，突然成了无所依附的边缘人，甚至连接受义务教育这样的最基本权利，也被视而不见地剥夺了。制度的变更，总是滞后于现实需求，不痛不痒的言辞关注，怎比得上切实行动。易本耀和李素梅夫妇在北京的16年办学实践，就是这种困境下的坚持，他们说“什么都可以等，孩子们的教育不能等，成了文盲，就全耽误了”。

　　主笔◎王鸿谅   摄影◎黄宇

　　菜地里的“学校”

　　李素梅和丈夫易本耀都是河南息县人，县里把各村成绩好的高三学生集中起来学习，两个人这么认识了，可是当年都没考上大学。易本耀又接连考了两次，语文考过全县第一名，但数学和英语太差了。1983年，李素梅在乡里当了老师，屡考不中的易本耀应征入伍，当了3年坦克兵，退伍回来，做了乡粮管所的粮管员。

　　生活不易。寒暑假李素梅都会做点小生意，“一个假期也能挣上一两百”。易本耀也有过雄心壮志。“我每月工资还不到60元的时候，他敢一下子从信用社贷款4000元，说是批发那种大扫帚，进价一把3元多，结果拉回来一车全是小扫帚，零售一把两元钱都卖不动。”李素梅用手比画着大小，好气又好笑地说，“肯定是装车的时候给人骗了，他这个人，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赔钱的事情还不止一次。“有一年，他跟人合作下乡收购粮食，事情由对方操办，他管工人的吃住，在餐馆里赊了一堆账，结果一个秋收忙下来，对方说没挣到钱，能怎么办，欠的钱还得自己还，他就是太实在了。”

　　李素梅在息县当了10年乡村民办教师，每月工资从29元只涨到了69元。她参加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考试，被成绩不如她的人挤掉了。家里兄妹8个，因为一个姐夫在北京当兵，陆续都来到了北京，打工、卖菜、摆摊，站稳脚跟后，把父母也接了去，还屡次劝她也去，“做什么不比在村里教书强，一个月怎么也能挣好几百”。1993年2月，县里清退民办教师，促使她下定决心。

　　到北京后，李素梅跟着妹妹在五棵松河边的早市摆摊，卖儿童服装鞋袜，第一个月就挣了500块钱，等于她教书大半年的收入。虽然也操劳，但跟“一星期30节课还要当班主任”比起来，轻松太多。可是北京有另外的烦心事，除了她的女儿在老家，其他兄妹的孩子都在北京，“一共9个，最大的11岁，最小的7岁，都没上学”。北京公立学校的门槛太高，借读费和赞助费加起来，直接把他们吓了回去。李素梅看不下去，她自己在念书上吃过亏，“12岁哭着闹着才有机会上学，比班上的同学都大，特别自卑”。在当民办老师之前，她做过村里的扫盲老师。“我在上面讲，他们在底下打毛衣编草绳，根本学不进去，太费劲。读书还是要趁早，错过了这时间，再想补回来太难了。”她说。

　　家里人一起动手，在五棵松沙沟的菜地里用竹竿、油毛毡和石棉瓦搭了个10平方米左右的窝棚，砖头垒成课桌，水泥抹出黑板，把9个孩子都交给了李素梅。下定决心“一辈子再也不教书”的李素梅，1994年9月阴差阳错又当起了老师，只是和曾经的民办教师身份相比，更加名不正言不顺。“办学校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也没那想法，只想帮亲人们解决点眼前的难题，孩子们跟着课本学下来，就算哪天送回老家，也能跟得上班，不至于被耽误了吧。”李素梅说。没想到，消息传得还真快，陆续有家长辗转找来，说了一箩筐好话，非得把孩子留下。也就一年时间，到了1995年夏天，李素梅已经收下50多个孩子，她的菜地窝棚，真的成了一所学校。丈夫易本耀也在这一年辞职，到北京来帮忙，教他最拿手的语文，还给学校取了个名字，叫打工子弟学校。

　　“黑学校”的尴尬

　　赵树凯的到访，让易本耀吓了一跳。赵树凯是山东莱西县人，在农村土生土长，1982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990年原机构撤销后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始终关注农村问题，尤其是劳动力的转移。90年代中期，关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课题调研，让他深刻感知了这个群体的苦难，也洞察到了新问题——“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1996年，赵树凯从五棵松的菜农那里听说了菜地学校，专门实地探访。易本耀见到这个干部模样的人，一时间有些慌乱。他说：“什么手续都没有，我们自己也说不清到底算个什么身份，我以为他是来检查工作的，马上掏出身份证给他看，还不停地解释，没想到他是搞研究的，一点也没为难我们，还夸我们办了件大好事，说民工的孩子一样有权利读书。”这夸赞让易本耀夫妇心里很暖和，更没想到的是，北京电视台就民工问题采访赵树凯的时候，他积极建议记者来报道这所菜地学校，“他觉得这个现象在中国改革历史上应该具有标志性意义”。于是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夫妻俩和他们简陋的学校出名了。

　　赵树凯后来在文章中回忆：“当时，政策意见的争论还很激烈。政府部门中一种认为应该限制农民流动的政策主张很强势，与城市市民中妖魔化民工的舆论倾向相呼应，有关限制打击农民进城的管理措施正在大张旗鼓地出台，甚至作为政府工作经验来介绍传播……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说明……劳动力虽然也是经济要素，但不是一般的‘物’，他们是一个人群，这个人群的移动，必然要带来更加广阔深远的社会后果，提出对于社会管理和公共物品的深刻要求。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政府内部刚刚关注怎样控制住大人的时候，殊不知他们已经拖儿带女地进来了。”

　　在这种争议的大背景下，易本耀夫妇没少受委屈。“什么风凉话没听过，村里的北京老太太，当面一拍大腿就骂，外地人还敢在北京办外地人子女的学校，反了天了。有些教育部门的领导，干脆把我们跟黑发廊、黑网吧归为一类，叫我们黑学校。”难听的话不往心里去就算了，关键是，“老是被赶来赶去地搬家，两个星期搬了3次，4个月搬了5次，怎么折腾得起？有时候是拆迁，更多的时候是当地派出所不让我们停留”。易本耀深吸了一口烟，再长叹出来。他手里的烟就没有断过，一根接一根，这让李素梅生气又无奈。“以前在老家时他也抽，可从来没这么凶，一天最多一包，现在每天两包都不够，一觉醒来，牙不刷脸不洗，先把烟点上，都是那时候愁的，是真愁啊。也想过关门不办了，可是孩子们怎么办？老易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白天晕晕乎乎，不停地抽烟，大把掉头发。”夫妻俩互为镜子，才知道对方老了多少，易本耀今年48岁，比李素梅还小一岁，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老了10岁。“他生气的时候也埋怨我，你看我以前多帅啊，都是你搞这个事。”李素梅说着，忍不住笑了。

　　1998年，赵树凯又组织了课题组，对北京的类似学校做了大范围调查，结果令他惊讶。从三环外扩展到整个北京近郊，到1999年末，“课题组共寻访到114所打工子弟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就学的学生总数为1.5万名。学校之间规模相差巨大，小的只有7人，最大的目前已经达到1300多人”。办学者多数来自两个地方，河北张北和河南固始，前者多为菜农，后者集中于捡破烂行业。办学的驱动很复杂，有心系教育的，也有谋利的。根据赵树凯的调查，“一个学生达到300人的学校，办学者一年的纯收入估计在5万元以上”。这些学校没有合法身份，处于相关政府部门监管缺位的空白地带，良莠不齐，纯粹谋利的办学者，会把教学条件压缩到最低水平，“在经费并不很困难的情况下，连三角板、直尺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教学器材都舍不得”。

　　易本耀夫妇跟那些谋利的人很不一样。《华声月报》时任社长范东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一个人的品格，很多细节都能看出来，社里的记者曹海丽写过一篇菜地学校的报道，照片是法满拍的，非常有视觉冲击力。旅美华侨任玉书看到后，给易本耀夫妇捐了1万美元，委托杂志社交给他。我让易本耀来取这笔钱，可他老是不要，那时候他的学校到处搬迁，正是最困难的时候，可他就是不肯动这笔钱，弄得我也很为难，这笔钱老放在杂志社算怎么回事？”

　　易本耀当然记得这钱，这是他获得的第一笔大额捐款。“人家捐钱是给我办学校的，钱要用在刀刃上，我必须有个交代，现在，学校可能都办不下去了，我更不能动这笔钱，做人要有良心，有信用。”他说。于是筹钱的事都交给李素梅。“没办法，他就是家里的总指挥，他发话，我跑腿，借钱的事，都是我找娘家的亲戚，他从来不去。”李素梅心里当然有怨气，又能怎么办，夫妻多年，彼此脾性相熟，早就形成了互补的为人处世模式。“老易还是大男子主义的，固执，他决定的事情，我怎么劝都没用。”李素梅忍不住戏谑起来，“我算是看明白了，跟他啊，做朋友比做夫妻好。”

　　东搬西迁的漂泊

　　学校的第一次搬迁是“1997年4月22日”，时隔13年，易本耀还是能准确地说出日期。“怎么忘得了，这些日子都刻在心里了。”“第一次搬是因为沙沟要拆迁，把菜地建成市场，发动学生家长一起帮忙找新地方，往西搬去了甄家坟，只待了一个星期。4月28日，又向南搬到沙窝的一个木器厂，家长踩着卖菜的三轮夜里帮着搬桌椅板凳，260多个小孩排着队，一个多小时才走到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非法办学，把人都撵了出来。老师领着这些孩子在马路边继续把课上完，孩子们捧着课本，蹲在马路上开始大声朗读……”易本耀说着，眼角就有点湿润。

　　来了很多记者，也见了报，没有用，警察不肯让步。易本耀说：“换个角度想也能理解，流动人口归公安管，我们这种学校，没有名分，自然也归做流动人口，由警察来管。这么多人聚集到他们的辖区，他们也害怕出些什么安全问题，不好交代，就算他们知道办学不是坏事，可是遇到自己的现实利益，谁愿意承担风险？”接着，5月5日搬到彰化村原来的玉渊潭煤厂，10天后，又有警察来了，限令他们一周内搬走。短短两周，易本耀从138斤瘦到119斤，他实在受不住了。“不能再搬了，搬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没有意义。”他说。

　　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是范东生和方明。说起来，这里还有范东生的家庭渊源，他的外公沈钧儒与陶行知是朋友，彼此有诸多理念相投之处，任玉书就是通过沈钧儒的资助，才实现了留美学习的心愿。“任玉书写信求助，外公虽然与她素昧平生，还是施以援手。”所以，范东生特别能理解任玉书后来的捐款，“都是一样的”。方明是全国政协委员，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早年追随陶行知先生，协助筹备生活教育社分社，创立和带领过上海流浪儿工学团。一脉相承的渊源，把这些人都联系起来。范东生和方明到彰化村看了实际情况，又去了海淀区教委，范东生回忆：“当时也没有什么具体负责人接待我们，话里话外，多少有些我们是管闲事的意思。”不过他们两位出马还是管用的，易本耀说：“区教委马上出面做了协调，警察就不来找我们了。”

　　可惜安稳日子只过了两个月。“房东突然毁约，不肯续租了，7月2日让我们必须搬走。”易本耀苦笑，“原来警察不找我们之后，改成找房东了，说这是违法出租，玉渊潭煤厂就是个村办企业，也不容易，我们要是硬不肯搬，他们也为难。”可是易本耀自己更为难，原本以为这次可以长久安定下来，他才动用了任玉书捐款中的2.3万元人民币，修葺房屋重布水电，现在都打了水漂。“后来，连教委的人都提醒我，钱就用来添置点能带走的东西算了。”易本耀说。

　　易本耀只好提前给学生们放暑假，自己到处转悠着找新地方，他看中了北京海淀区五路居48号院北院。“以前是个涂料厂，有一排房子和一片空地，房东是区人大代表，思想比较开明，知道我的情况后，也愿意租给我，租金1年10万元，租约需要有资质的法人签署，也是范社长和《华声月报》帮的忙。”这次易本耀不敢用捐款了，又催着妻子去娘家借钱。最后，夫妻俩东挪西凑地拿出了5万元，预付了一半租金。只是校舍还没整饬好，警察又过来了。房东也有些扛不住，单方面毁约，把租约从10年缩减为5年。还是范东生和方明做了些斡旋工作，警察才默认了这个5年租约的有效性。“最后在这里一直待了6年零7个月。”易本耀感叹，“多亏了这几年的稳定，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不然，这所学校可能早就没有了。”在这6年里，易本耀的学校得到了一轮扩张，拓展了若干个校区，“1998年秋800人，2000年秋2300人，2002年秋5200人”。但是许多校区因为拆迁等各种原因陆续关停，如今最后剩下的，只有双槐树和龚村两个校区，人数不到2000。

　　合法与非法

　　打工子弟学校，是被现实催生的“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形态”，没有合法身份始终是心病。易本耀试图从各种政策文件甚至领导讲话里寻找立足依据，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管理办法》，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这个文件，首次指出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也属于流入地政府的责任。可惜，北京市的实施细则没有出台之前，只是镜花水月空欢喜。

　　北京各个区县对待打工学校的态度不同，同意审批并颁发办学许可证最早的是通州，2001年；接下来是昌平，2002年；然后才是海淀区，2003年。海淀只审批了3所，易本耀夫妇的学校是其中之一，他也将校名改成了“行知实验学校”。其他区县也陆续审批，到了2003年底，一共有66所打工子弟学校得到了合法身份。

　　最保守的还是丰台。易本耀曾经对形势做出过错误判断，在五路居安定下来后，2001年他以联合办学的名义，在丰台租下了好几处校舍。“有成人中专和六中，都是对方校长主动来找我，愿意以很低的价格把校园租给我。人家那是正规学校，多好的校舍啊。结果2003年借着‘非典’，丰台区全给封了，什么理由都不行，就是要把我们赶走。”

　　2003年资格审批的时候，易本耀也遇到了麻烦，他没有北京户口，就需要一个注册资金100万元的法人做担保。虽然2003年教师节前他曾经成为新闻人物，温家宝总理走访了他和玉泉路小学联合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可是这些看起来荣耀的名声，对于他的事业并没有实质性帮助，他还是只能求助于范东生和《华声月报》。

　　有了合法身份，真遇到难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易本耀最记得2004年，五路居要拆迁了，可是周边根本找不到空房，“跳楼的心都有啊”。拆迁期限的最后一天，他把全体老师集中到操场上，说明天开始停课，星期一到星期五停课放假。老师们分头去通知学生，校园里哭声一片。他不好意思再给范东生添麻烦，自己去找海淀区教委求情，终于借到了紫竹院路60号，原来紫竹院小学的空房。但教委的人说得很明确，这个地方只能给他暂缓两个月，马上也要拆迁了。易本耀守信，两个月后，2004年5月31日就搬去了龚村，这里是以前村小的校舍，曾经租给沙发厂。房子是旧点，但地方还算宽敞，易本耀花了18万元盖了彩钢活动房当教室，再加上改水改电、粉刷门窗墙壁等，一共花了30万元。“光是清垃圾就用掉1万多元，大翻斗车拉走100多车，1车100元，还得夜里拉。”

　　只是地方远了点，一下子从三环边到五环边，家长们送孩子上学越来越不方便。正好搬家的时候租了大公交车来运东西，易本耀决定继续租下去，可有些家长还是不满意，觉得突然增加一笔交通费，疑心易本耀是变着法收钱。后来偶尔的一次超载，还被学生家长投诉到了报社，结果公交公司不干了。这实在让李素梅心里窝火，她说：“多一件事就多操一份心，老师每天早上要跟车去接学生，放学还要跟着，就怕出问题。”

　　其实，跟合法身份比起来，易本耀更操心的是安全。他招聘教师的考卷上有一道问题，打工子弟学校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标准答案是——安全。“安全就是生命线，我们这样的学校，真要出了一点事情，谁也保不住。”李素梅有时候都觉得，丈夫的操心到了有些偏执的程度。“整天没事就在校园里到处走，找各种安全隐患，担心大风天树枝被刮断砸到学生，就请人来锯枝条，一棵树就花了6000元。学校旁边住着一户跟以前小学有纠葛的本地村民，院子里的一堵墙跟学校挨着，看着很危险，他就主动要给人家修个新院墙，人家提什么要求，他都答应，一下子花了2万多元。”可是易本耀不计较这些，他说：“这些隐患都消除了，心里才踏实，家长把孩子送来，那是信任我们，有个三长两短怎么跟人交代？”

　　毕业生的重逢

　　张怡婷跟夏刘华7年没见了，对方的样子早已模糊，可彼此一报出名字，记忆就都回来了，“马上觉得特别亲，一点陌生感都没有”。他们是易本耀和李素梅夫妇最早的一拨儿学生，趴在水泥板上读书认字，跟随学校的东搬西迁一起成长。

　　张怡婷的老家在甘肃农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但迫于生计初三辍学，不希望子女延续他的命运，靠着搞装潢的手艺到北京谋生，熬过最初的艰难，马上把妻子儿女都接了来，那是1996年，张怡婷10岁，升三年级。偌大的北京城，父亲四处奔走，却找不到一所愿意接收她的学校，除了昂贵的借读费，还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走投无路了，辗转听说五棵松有个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学校，母亲就带着张怡婷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沙沟，看到的只是菜地里的三个简易窝棚，旧砖头垒成墙，上边盖着塑料布、草帘子，水泥板当课桌，砖头上铺木板当椅子。李素梅记得见面的场景：“她母亲一看这儿的条件，心都凉了，后来看到老易的字写得好，才下了决心把孩子留下。”那天刚好赶上一个单元结束后的随堂语文考试，张怡婷也拿了卷子答题。“连椅子都没有，我只能站着写。”张怡婷回忆。

　　夏刘华的老家在河南鹿邑乡下，他的童年记忆是“四代同堂，家里连电都舍不得用”。他1985年出生，比张怡婷大一岁，可是上学却比张怡婷晚一年。他和小两岁的弟弟在老家一起读的一年级，1996年随父母到了北京，都是二年级。父母在五棵松附近种菜，挨着别人家的墙，搭上一个临时窝棚就是家了，哪里交得起两笔借读费，也是辗转打听到沙沟这里，把两个孩子都留下了。

　　2003年易本耀拿到办学许可证之前，他们都初中毕业了。高考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报考，而北京是单独出题，教材也不一样，初中毕业后的抉择，对这些外地孩子来说，艰难又无奈。张怡婷去了河北的一所寄宿民办高中，那时候父亲的生意有了起色，可以每周开车接送她。高考时候，她考上了兰州商学院，她弟弟考上了兰州交大。夏刘华的家境没有那么宽裕，他和弟弟回了河南老家，突然觉得跟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没有归属感”。家里没有人管他们的学习，全靠自觉，老师们则觉得，这个学生“心事特别重”。“高一”的时候，夏刘华一度有了厌学之心，“想着干脆出去打工算了，出去闯世界，也能给父母减轻压力”。不过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高考，但是分数很低，只有300多分。“我就直接来了北京，跟父母说，不管什么学校，我也要在北京上学。”最后，他上的只是一个成人大专。弟弟考得比他好，上了郑州工学院，毕业后去了江浙。

　　张怡婷学的汉语言文学，今年6月毕业，暂时没找到合意的工作，考了教师证之后，李素梅就让她到学校来帮忙，跟她说“学校缺老师，你也能在这过渡一下，想想将来做什么”。张怡婷负责一个学前班的英语和一年级一个班的英语。夏刘华也是回来做一个过渡，他没有教师证，只能暂时代体育课。“年轻人在这种地方锻炼一下不错，但不是长久之计，我们的教师工资太低了，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这话由易本耀来说，实在令人惊讶，可他丝毫不回避。“我们的老师工资，最高封顶800元，加上课时费和其他收入，最高不到1500元。”

　　作为男性，夏刘华对未来似乎更加焦灼，和女朋友分手带来的打击，让他陷入了更深的迷惘。而张怡婷这边，虽然也有迷惑，但并没有太多压力，父亲的自强不息是她人生的模板，她感谢父亲给自己创造的条件。她总是记得小时候警察来查暂住证的情形，“大人把小孩锁在家里，不许出声。有一天半夜被警察吵醒，结果警察看到爸爸挂在墙上的书法，突然换了语气，跟爸爸聊了好久书法，然后什么也没查就走了”。上大学的时候，她偶尔跟同学感叹，现在好像制度没有那么严了，同学告诉他，“还是一样的，只是现在，你脱离了那个环境，你在上升通道里”。她想了想，也对，从出租屋到公寓房，她和家人早就脱离了当年遭人白眼的环境。

　　从1994年办学开始，易本耀夫妇“非法”办学9年，这9年到底是什么概念，放到张怡婷和夏刘华身上，再清楚不过，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时间，如果他们只是等待和观望，张怡婷和夏刘华们，命运很可能转向另一个方向。易本耀和李素梅说不出太学术的话来，但他们也能明显感觉到这种下沉和上升的命运轨迹。他们并没有太多奢望，超市的收银台前遇到一个曾经的学生叫他们老师，他们同样很开心，跟面朝黄土背朝天来比，能在城市立足，就是上升通道了。这种满足感，也是这么多年支持他们夫妇的动力。

　　以前的搬迁，都在西三环和西四环之间，2004年一下子搬到了西五环边上，如今，6年过去，龚村也成了夹在别墅区和锦绣大地市场之间的城中村，城市化的速度实在让易本耀感叹，“再拆迁，这学校就真的没法办了，还能到哪里去找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