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富豪”的商业贿赂 颠覆社会公平价值观

“福布斯富豪”王德军为中国商业贿赂案提供了一个标本。从这个建国以来四川省涉嫌行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商业贿赂案件中，我们看到了商业与公权力是怎样在道德的真空中合谋。
中国正进入商业腐败的高危期，“王德军们”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秩序，最为关键的是，一旦社会精英阶层纷纷卷入腐败，整个社会的活力将大大减弱，国家的前途将变得渺茫。
拉美化，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独家调查
“千万行贿”：一位“福布斯富豪”的商业生涯
3月19日，曾经的“福布斯富豪”王德军在看守所中迎来自己的40岁生日。
这位原四川省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因涉嫌行贿总额超过2300万元，已于1月25日被成都市双流县检察院以涉嫌单位行贿罪提起公诉。这是建国以来四川省涉嫌行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商业贿赂案件。在此之前，与王德军行贿案有密切关联的田玉飞、杨国友等多名乐山当地官员已经被捕，并立案受审。
落马“千万行贿”
导致王德军落马缘起2002年东能集团收购犍为电力国有股事件。
东能集团是王德军一手创立的以水电、传媒、房产为主业的多元化民营企业集团，其总资产一度达到27亿元人民币。曾入选“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和“四川省民营企业集团综合实力20强”，在四川名气甚大。王德军曾以0.98亿美元资产入列 2004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第167位。
此前已开庭审理的田玉飞、杨国友受贿案所透露出的信息，为王德军行贿案勾勒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2002年，乐山市犍为县传出消息，作为该县国企改革的一部分，当地电力公司国有股将进行转让。王德军得知后很想低价收购。王德军通过关系找到时任犍为县长和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杨国友，想以内部定价的方式控股收购犍为电力。去年11月在法院审理杨国友受贿案时，杨也承认了此事。但杨国友表示，当王德军提出请其帮忙“内部定价”，收购犍为电力的国有股时，他“心里并不愿意”，但又不愿得罪背景深厚的王德军，于是借口此事需要县委书记田玉飞定板，将此事推了出去。
王德军见杨国友不配合，又通过关系联系上县委书记田玉飞，请田玉飞出面帮忙。王德军向田承诺，收购完成后，他将分给田1500万元。在金钱的诱惑下，田玉飞开始使用手中的权力为王德军的收购行动出力。在双方的默契下，王德军前后17次向田玉飞进行行贿。
根据成都市双流县检查院提供的资料，田玉飞总计受贿1859万余元，另有1330万余元的财产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其中，王德军向其行贿的金额最大。从2002年10月到2004年9月期间，王德军总计给田玉飞行贿钱物价值1490万元。根据田案卷宗所载，王德军第一次向田玉飞行贿是一辆价值40余万元的奥迪轿车。第二次是王德军直接带着150万元现金交给田玉飞。随后，包括高档住宅、现金、银行卡等在内的巨额钱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陆续送到田玉飞的手中。
为了扫平收购障碍，两人又密谋将县长杨国友拉入同盟阵营。2002年11月，田玉飞又指示王德军向杨行贿。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春节期间，王德军先后三次向杨国友行贿总计40万元。据杨国友在法庭上交代，第一次收到王德军20万元的行贿款时，他心里忐忑不安。专门找到田玉飞，向其汇报此事。而田玉飞则安慰他，称“王德军这个人非常可靠”，让杨国友将钱收下。在田玉飞表明态度后，杨国友将钱收入囊中。
在搞定犍为的两位主要领导后，王德军对犍为电力的收购障碍得以全部清除。
是时，国务院已经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停止电力国有资产的转让，田玉飞等人仍公然抗令，在没有进行招投标的情况下，双方大肆进行内部暗箱交易，在2002年11月27日与东能集团签订了收购协议。东能集团仅以4000万元的超低价控股收购了拥有4.6亿元总资产、1.9亿元净资产的犍为电力。在犍为电力转让过程中，也曾有包括乐山电力等多家企业想参与收购，乐山电力提出的收购价是东能集团的一倍。而另有企业甚至报出了上亿元的收购价。但在王德军的金钱攻势下，这些企业没有得到参与竞标收购的机会。
但王德军设计的美好蓝图很快就被粉碎。2004年12月，田玉飞事发被捕，王德军在犍为电力国有股收购事件中的巨额行贿事件浮出水面。12月20日，四川省纪委专案组飞赴北京，将正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EMBA的王德军带回了四川。从此，这位曾风光无限的民营企业家告别了自由。而他利用非法手段收购的犍为电力也被重新收归国有。
行贿之路
王德军发迹之前只是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通江镇一个普通的农民。由于家境清寒，初中尚未毕业，王德军就开始踏入社会，养家谋生。在家人的联系下，他跟着一个泥瓦匠师傅当学徒。随后又四处奔走，到各个建筑工地打零工。每月挣上二三百元的收入，补贴家里的开支。
经过几年浮沉，不甘于命运安排的王德军在1992年决定孤注一掷。他四处借债，并将家里的房子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凑齐10万元，在乐山成立了一家“悦来建筑公司”。在公司创立之初，王德军就认定要用自己的努力和诚信，将公司业务做大。他的创业并不顺利，虽然到处奔波，四处招揽，但开业数月仍未能拉到一笔像样的业务。
看着别的有背景的公司在建筑市场上呼风唤雨，财大势雄，王德军陷入了迷茫。王德军感觉到，生意要做得好，必须找到强有力的靠山作为自己的后盾。
王德军找到了一个能帮助自己的人——远房叔叔李玉书。
此时，李玉书在乐山政坛正处于快速崛起的阶段，李玉书已经当上了乐山市五通桥区副区长，随后还升任了区长。虽然以前走动很少，关系疏淡，但王德军还是厚着脸皮找到李玉书，请求叔叔能在生意上关照自己，帮忙承揽工程。虽然他的好几次请求都遭到李玉书的拒绝，但王李二人之间的关系却逐渐熟悉起来。
1994年9月，全长126.5公里，投资总额31.56亿元的成乐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李玉书随后升任乐山市交通局局长。王德军的公司此时并没有达到承包高速公路工程资质，但他仍再次找到李玉书。李玉书没有再拒绝他，靠着李玉书的关照，王德军在成乐高速公路承揽了很多工程，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王德军充分感受了到权力荫庇的巨大好处。此间，李玉书的职务也进一步上升，1997年升任乐山市副市长，主管该市交通、城建。在李的关照下，王德军又迅速进军地产、酒店、电力、商贸、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家具、建材等十多个领域，产业规模迅速膨胀。而为报答李玉书，王德军帮助李将受贿得来的380余万元通过转移投资的方式“由黑洗白”。同时，利用与李玉书的特殊关系，王德军一路攻城略地，以行贿的方式将众多政府官员拉入自己的利益链。2000年8月，王德军将公司更名为乐山东能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当时乐山市唯一在国家工商总局获得批准注册的大型企业。
2001年，李玉书案发。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李玉书后被判处死刑。但此时的王德军羽翼已丰。多年的钻营使其在乐山政界建立了广泛的关系。在金钱开道下，他并不缺乏后续的支持者。
官商生态链
在苦心经营的十多年间，王德军用贿赂铺就而成的利益生态链交叉纵横，关系广泛。在李玉书之后，包括原乐山市委某副书记等诸多官员被王德军拉拢，成为其生意场上的新后台。据乐山市纪委有关人士证实，王德军在操作收购犍为电力国有股时，正是这位乐山市委副书记亲自带着王德军前往犍为找到杨国友联系的。
“王德军胆大心细，出手大方，做事不乏魄力。善于和官场中人打交道，而为人处事也不张扬。这种性格很为一部分官员所喜欢。”据一位对其有所了解的人士介绍，包括入选“福布斯”富豪榜，王德军都不事声张，在乐山当地媒体上从无报道。
王德军以利相诱，在行贿牟利方面，也自有特点。他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策略，拉拢恐吓，恩威并济，百法兼施，千方百计以使官场公权为其私利所用。
在双流县检方的一份资料中曾提及王德军的一次行贿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说法。2001年3月，王德军请几个公务员吃饭。饭后，几人打牌赌博，王德军给每人发了2000元作为赌资，并大方地表示：“输钱尽管找我拿。”当晚，一个公务员输了2万元。王德军抢着付了赌款。次日，王就约见该公务员，要求其帮助拿下一块地皮用于开发其地产“名都花园”，并又拿出5万元塞给该公务员。见该公务人员拒收，王德军当即甩出一盘录有当晚几人赌博场景的录像带威胁上交检察机关。该公务人员畏惧之下，不久便辞职离开。
“王德军在公司经营上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突出的才能，但与官场的良好关系以及其大胆行贿的手法，让他拥有了很多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前述知情人士表示。
“早在李玉书案发之时，王德军就应落马。但他竟能安然无恙，直至田玉飞案发才被牵出，这不能不说是监管机制出了很大漏洞。”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远泽表示。
在王德军的银弹攻势下，东能集团四处出击。广泛的官场资源网络为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甚至在其临时资金紧张，急需一笔巨额资金还贷的情况下，都能找到峨边县某官员出面违规批借多达3800万资金给其应急。事后，王德军则十分默契地将50万元感谢费送到了该官员的手上。    据羁押王德军的看守所警员介绍，王德军在看守所期间，对自己的作为深有悔意。他多次懊悔地表示：“在李玉书案发之后就应该回头。”但官场权力与商业结合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让王德军难以舍弃。曾使王德军在生意场上无往而不利的“行贿之道”最终让自己翻身落马，而他苦心构建的官商利益链也最终土崩瓦解。
纵深
反商业贿赂矛头直指“权力寻租”
本报记者赵刚杨利宏北京报道“不管涉及到哪个单位、哪个人，都要敢于碰硬、一查到底。”在3月8日召开的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会议上，领导小组组长何勇表示。
而自2月中旬以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连续两次就治理商业贿赂做出部署，把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作为今年反腐工作的重点，一场22部委联手阻击商业贿赂的反腐重头戏随之展开。
商业贿赂来势汹涌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中央重拳出击商业贿赂，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程宝库的奔走呼吁有一定关联，他从2005年5月起开始和他的同事一起呼吁对反商业贿赂进行立法，以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并先后两次得到了中央的批示。
程宝库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一再强调，中央重手治理商业贿赂是大势所趋：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框架已基本确立，但在改革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些缺陷和问题已经开始阻碍改革的进一步进行，有必要对其做一番认真的梳理调整，改革才能顺利前行。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侯国云认为，这么多年来，商业贿赂在我国相当普遍，相关部门却“熟视无睹”，是促使中央集中整顿商业贿赂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商业贿赂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蔓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毒化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对我国的商业贿赂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是直言不讳。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仅在全国药品行业，由于商业贿赂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即达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
然而，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自2002年以来，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商业贿赂案件数量变化不大。
中央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表示，一些行业和领域中，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企业运行的“潜规则”，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为了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一些企业在愤怒、无奈之余，也不情愿地选择了屈从，从而使得商业贿赂的“雪球”越滚越大。
沈认为，这种商业贿赂导致的恶性竞争剥夺了其他竞争者公平交易的机会，使守法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使诚信等公序良俗受到极大破坏。商业贿赂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反腐重剑直指商业贿赂
“把治理商业贿赂当做反腐工作的重点，这对我国的反腐工作来说也是个新提法、新方向。”侯国云认为，商业贿赂的根子依旧是“权力寻租”。
事实上，在2月15日的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已明确，“商业贿赂虽然发生在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有密切关系。”并要求重点查处政府机关公务员在其中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
沈德咏则强调，商业贿赂已成为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温床。在商业贿赂成为“潜规则”后，越来越多的经营者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不惜以重金腐蚀、收买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内的相关人员。在我国，已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如成克杰受贿案)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如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绝大多数都涉及到商业贿赂。
侯国云对记者说，政府官员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内进行“权力寻租”。从根本上讲是政府的行政权力和市场的界线过于模糊，一部分行政权实际上是越界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这部分越界的权力最有可能成为商业贿赂的对象。此外，我国干部管理体系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地方政府和某些行政单位的一把手权力过大，同级的监督机关经常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使政府官员较方便地在经济领域内进行“权力寻租”。    “治理商业贿赂，仅从企业这一侧发力是很难见效的，需要深挖其根，从行政体系的改善上入手可能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侯国云认为。
声音
不要站在先进生产力的对立面
王德军栽了，栽在了公权力的便车上。辉煌一时的王德军最终也没有逃离一个转轨时期商人的宿命：成功之际，往往是失去自我之时。
类似王德军这样的财富故事一直在中国演绎着。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商人们还没有参悟到财富的真正内涵：那就是要依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牺牲自己的人格去攀附权力。
这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尤其重要。经济转型之时，权力之手，控制着重要的资源和要素，土地、信贷这些都是政府控制的，要获得这些资源，就必须寻求官员的支持。正由于政府职能尚未得到根本转换，权力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才导致权力滥用的现象严重。而这又成为商业贿赂高发的原因之一。
道德、权力、财富是人世间最强大的三种力量，道德约束权力同时约束财富，这是商业文明的基石。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蚀社会道德；道德的缺失，使商人敛聚财富过程缺乏必要的自我克制。王德军已经为我们作出“很好”的注脚。
商人们大多时候是被迫献媚于权力，在一次次尝到甜头，又没有付出很大代价之时，他们便肆无忌惮地在权力和财富的道德真空中合谋。
王德军一次次对权力的投资都一一告捷，这导致他对权力的崇拜。在王的眼中，权力就是财富的灵丹妙药，使他对财富的理解，仅停留在人际关系上，即“关系就是生产力”。
他把成功“经验”无尽地放大。而对于先进生产力的巨大力量，王德军们往往是不屑的。
这是中国商人之不幸，亦是中国之不幸。
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典型。过分地迷信权力使他对财富的理解只停留在流通领域，从来没有把目光投向生产环节。对权力的迷信转移了他对其他资源应有的重视。就在他游刃有余地在官场钻营之时，欧洲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蒸汽机已经派上用场。
100多年后，我们的商人还在延续着胡雪岩的道路：不择手段摆平官场，充当着官场制度的附庸品，受制于官场的变化，很少关心科技的发展和现代管理制度的创新。而在太平洋西岸，英特尔、IBM和微软的创始人们已经在行动。他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商业世界。
当然，他们那里“企业很大，政府很小”。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王德军们毕竟是少数，他的故事，不足使我们对这个时代商人财富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在这个已被开创的崭新的商业世界中，百度的李彦宏、搜虎的张朝阳等等，他们对科技的迷恋和对理性化管理的理念，正在精神上打通商人的私利与社会共同利益的通道。而在那个旧有的商业世界中，仅仅靠迷恋权力的投机者，最终将使自己站在先进生产力的对立面上，失败是必然的。
观察
王德军行贿案：公权力越界之殇
当公权力的运行无法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时，王德军这样的“行贿富豪”就会获得充分的活动空间，吞噬着社会经济的肌体。
检视王德军的“行贿创业史”，其个人资产膨胀、产业开拓的背后，闪现的是一批手握公权力官员的身影。
王德军依靠其叔叔李玉书的权力荫庇，轻易地进入了他本没有资格参与的高速公路建设工程，赚取了第一桶金。反过来，他用其身处民间的便利又为其洗黑钱。王德军借助田玉飞等官员的力量，以4000万元的微小代价换来高达4.6亿元的国有资产。而公权力拥有者也得到了超过1500万元的巨额“回报”。越界的公权力与逐利的商业资本“水乳相融”，这在王德军案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钱权交易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令人不安和可怕之处在于，商业与公权的勾结是否会演进成为一个社会或一个地区主导市场活动的准则？一旦公权肆意越界，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的潜规则盛行，则将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形成巨大的颠覆。    王德军案中已经显现出这样的征兆。其受贿主角之一的原犍为县县长杨国友在受审期间曾表示：最初不敢收钱，是怕东窗事发。后来不敢不收钱，是因为如果不收钱，就是和其他收了钱的人过不去。正是对这种潜规则的认可与畏惧，让杨国友欲罢不能，滑向深渊。这值得警惕。
访谈
谨防社会精英阶层滑入腐败泥沼
访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程宝库
《中国经营报》：国家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商业贿赂的问题，你怎么看？
程宝库：中国经济正处在起飞阶段，这时侯提出反商业贿赂，是关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一件大事。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非常活跃，同时也进入了商业腐败的高危期，必须防止“腐败的泥沼效应”阻碍经济的良性发展。
目前我国一些地区的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如果参照欧美当年的增长曲线，应该会在六七年内迅速增长6000到7000美元，达到相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拉美的一些国家，在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经济水平以后，整个社会腐败盛行，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无法再向前发展。这种局面是我们国家所要极力避免的。
《中国经营报》：能解释一下你的“腐败的泥沼效应”是什么意思吗？
程宝库：“腐败的泥沼效应”简单说就是一旦当腐败在整个社会中达到一定的势力，腐败就会迅速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种腐败势力互相推波助澜，使社会反腐败措施的效力逐渐减弱，反腐败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中国经营报》：各种腐败势力互相推波助澜在商业贿赂中是怎样体现的？
程宝库：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官员手中的权力可能变现为巨大的商业机会，部分商人就会铤而走险，对官员进行商业贿赂。而商业贿赂又大大加速官员队伍的腐败。
而一旦“腐败的泥沼效应”形成，单靠商人和官员们的个人道德来约束商业贿赂将变得不太现实。
《中国经营报》：我们应该如何防止陷入“腐败的泥沼效应”困境？
程宝库：值得注意的是，从事腐败活动的往往都是来自社会的精英阶层，而一旦社会精英层的成员纷纷卷入腐败，整个社会活力都将大大减弱，整个国家的发展前途将变得渺茫。
反腐一直是我们国家的既定方针，但在这样一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国家提出要专项治理商业贿赂，正是看到了“腐败的泥沼效应”的高度危险性，为防止社会精英层过多地滑入腐败泥沼，现在提出反商业贿赂正当其时。 彭戈 赵刚 杨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