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代的汉藏关系

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的地位》第一章中称，公元821年所建的唐蕃会盟碑表明当时吐蕃是一个独立于唐朝以外的国家，吐蕃帝国很强盛，延续了两个世纪。夏格巴的《藏区政治史》第二章中则主要叙述了两点：一是历代藏王的传承；二是说吐蕃国力如何强盛，兵力如何雄厚，如何征服了周边邻地，并攻占过唐朝的都城长安，从中渲染藏汉争斗的一面，给人以唐蕃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争斗的浓重印象。
对于唐代藏汉两族人民之间，吐蕃王朝和唐皇朝廷之间，通过友好往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繁荣，这个最主要的历史内容，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均极少提及。
但是，大量史料说明，松赞干布的雄才大略及远见卓识，主要表现在他看到了吐蕃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最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是东方唐朝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迄今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所刻藏文中，在叙述了吐蕃王朝开拓疆土、征服邻地之后说：“南方门隅天竺（印度），西方大食，北方突厥、涅麦，均畏服（吐蕃），争相朝贡，俯首听命。” “东方有汉国，地极大海，日出之处，其国君与南面泥婆罗（尼泊尔）等国不同，教善德深。”①（恰白次旦平措、诺昌吴坚：《西藏简明通史》上册藏文本第212页。）这些碑文清楚地表明，吐蕃王朝视唐朝与被其畏服的南、西、北方邻国不同，对唐朝特别钦佩重视。正因为如此，从松赞干布开始的几代藏王均采取了主要与唐朝建立亲密关系的行动。
公元７世纪30年代，松赞干布首建奴隶制的吐蕃王国时，正值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太平盛世。唐朝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于整个东方世界以至欧洲都有巨大影响，引起了松赞干布的很大兴趣。松赞干布主动增进与唐朝的往来，大力吸取中原地区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他几次派遣大臣向唐皇请婚后，于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室女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时，唐皇以释迦牟尼佛像、珍宝、金玉书橱、经书、经典360卷作为嫁妆，传说还赠给各种宝器、食物以及卜筮典籍300种，识别善恶之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书60种，能治404种疾病的医方100种，医疗器具6种，医学论著4种，还赠送了大批绸帛、衣物。文成公主以车载释迦牟尼像，以大队骡马驮运唐皇的上述赠品，还带了大批工匠，携带多种谷物种子、牲畜入蕃。松赞干布亲自远道前往黄河源附近迎接文成公主。据藏文《吐蕃王朝世系明鉴》称，文成公主在沿途藏族地区曾经教过当地藏胞垦田种植、安设水磨、以草制绳索、制作甜食等等。文成公主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拉萨时，吐蕃人民万人空巷喜迎这位汉妃。文成公主博学多才，笃信佛教，在拉萨大兴土木，由她选址、设计，建成了大昭寺、小昭寺，深受藏民敬爱。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又从汉族地区引进了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中原的农具制造、纺织、制陶、冶金、建筑等生产技术也陆续传到吐蕃。至今，广大藏族人民还能根据先辈的传述，说文成公主曾经在何地教过吐蕃妇女纺织、刺绣等动人的故事。松赞干布在创制藏文的同时，还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聘请汉族文人入蕃代典奏疏。这一切，自然大大提高了吐蕃社会的生产力，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
公元704年，藏王赤德祖赞即位，其祖母没禄（莫罗）氏听政，又多次派遣官员到长安向唐朝为藏王请婚。公元710年（景龙四年），唐中宗允以金城公主嫁给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又带去了大量绣花锦缎、多种工技书籍和使用器物、龟兹音乐，还随带了工匠杂技等人员。金城公主入藏不久，唐玄宗即于公元712年登基，开始了与贞观之治齐名的开元之治，唐朝再次出现太平盛世，对吐蕃又有了新的巨大影响。金城公主才华出众，曾经资助南疆于阗等地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此后，遂有《礼记》、《战国策》等古藏文译本传世。这一切，对于吐蕃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又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在交往中，许多藏族文化同时也被汉族所吸收。如吐蕃社会传统的打球游艺、吐蕃妇女流行的椎髻、赭面等，也传到了中原地区，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
较之吐蕃奴隶社会政治制度大为先进的盛唐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同样引起了藏王们的很大兴趣。松赞干布设置吐蕃王朝的各级官员，就是仿照唐朝的官制搞起来的。吐蕃王朝司法事务的官员“喻寒波掣逋”（意为整事大相），即系唐蕃会盟碑中译成汉文的“刑部尚书”。吐蕃建立的军事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是松赞干布仿照唐朝的府兵制搞起来的。后来，吐蕃王朝还仿照唐朝皇帝的年号以制定自己的年号，如藏王赤祖德赞就在唐蕃会盟碑中使用了“彝泰七年”的年号。这些，对于吐蕃王朝政权的巩固和制度的完备，都起了重要作用。吐蕃王朝与唐皇朝廷之间的使节往来也十分频繁。据《唐会要》、《唐书吠罗贰ⅰ缎绿剖椤泛汀锻返仁肥榧窃兀油罗醭踅ú痪玫墓?34年到吐蕃王朝崩溃的公元846年，在这213年间，双方官员来往共达191次，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中唐使入蕃66次，吐蕃官员赴唐朝125次。有时一年之中，遣使即达4次之多。公元648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往西域，为中天竺（印度）所掠。王玄策逃至尼泊尔、西藏一带，向吐蕃军队求援；松赞干布当即发精兵为王玄策击天竺，大破之，并遣使献礼于长安。公元649年，唐太宗卒，唐高宗即位，唐朝派使入蕃告哀，松赞干布特派专使吊祭，献金银珠宝15种置于太宗灵前，并致书唐朝司徒长孙无忌称：“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王”，还为他刻了石像，和唐朝其他王公将相的石像一同列于太宗皇帝的陵墓旁。这些史实都表明了唐蕃之间的政治关系异常紧密。特别是载于唐蕃会盟碑上的“甥舅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务令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等语，更是表明当时唐皇朝廷和吐蕃王朝之间，确实存在并盼望继续保持亲密友好的政治关系。
唐蕃之间确实也有过一些战事。但战争在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中并非罕事。要完全消除战争，只有人类将来进入大同世界才能实现。然而，唐蕃之间的友好交往却是历史的主线和基本内容，这是很清楚的。
我们并不否认当时唐、蕃确系两国，唐朝并未在吐蕃派官设治。但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大讲唐蕃之间的争斗和现今世人并不否认的吐蕃当时系一独立国的一面，却闭口不谈唐蕃之间非常亲密友好和共同繁荣发展的一面，他们的居心何在？是促进民族团结，还是煽动民族仇恨呢？
说到宋代的藏汉关系，范普拉赫先生的书中，轻易地下了一个“西藏对外关系的重心已从中国移向了印度和尼泊尔”的奇怪结论。夏格巴的书中则主要写了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始和僧人们从印度迎请高僧阿底峡入藏的宗教活动等零碎事件以及藏区各部割据混战、没有统一政权的情况。
统一的吐蕃王朝崩溃之后不久，唐王朝也于公元907年衰亡。与中国的五代十国大分裂状况相呼应，开始逐步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藏族地区，也形成群雄割据、互不相属、没有统一政权的大分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藏区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对外关系和政策。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宋朝国势不如唐朝强盛，与远离汉族地区的卫藏等地藏族各部联系交往较少，但与邻近汉族地区的甘、青、川、滇藏族各部的经济、政治联系却更为密切。
当时，一个由党项族为主建立的强大的西夏王朝，在今宁夏和陕西北部地区兴起，对宋朝和甘、青、川各地少数民族构成威胁。为了对付西夏的入犯，增加防卫力量，从公元11世纪开始，宋朝在原吐蕃王朝一度占据的今甘肃省南部、河西走廊、青海省东部、四川省西北部等藏族地区，大力推行屯田戍边的政策，加强对这些藏区的经营与治理。宋将王韶在今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大量开拓土地，招纳30多万藏人从事垦种。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在今四川雅安、甘肃临夏以及陕西一些地区的宋朝专设市场上进行，开始了尔后数百年藏区马匹与汉区茶叶的经常固定交易，发展成为两族人民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活动。藏汉人民之间生产、生活上互相依赖、支援的局面进一步形成。
在此基础上，宋朝向河西走廊等地的藏族部落拨发弓箭及其它武器，并招募藏族弓箭手，帮助藏族建立类似汉族民兵的军事体制，以共同防御西夏人的入犯及袭扰。
北宋开国不久，原吐蕃的一个部落首领斯罗在以邈川（今乐都）、青唐（今西宁）为中心的青海省湟水流域建立了政权。这是当时以藏族为主体的一个最大的地方封建政权，也是藏族的第一个安多政权。斯罗为了巩固政权，使自己真正成为甘、青一带藏族部落的主要统治者，需要宋朝皇帝的支持，便多次遣使向皇帝纳贡，并乞官职。宋朝十分倚重斯罗部在抵御西夏方面的作用，也以赏赐、封官等方式加强与该藏族部落的关系。公元1032年（明道元年），宋仁宗封斯罗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并给以优厚的俸禄。公元1041年（康定二年），宋皇又封斯罗为检校太保充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此后，斯罗的子孙继承人董毡、阿里骨、瞎征、陇等，世代均由宋朝封官任职。斯罗部一直向宋朝称臣。该部统治地区，隶属宋朝将全国划为26路（约相当于省）中的秦凤路（见图）。到公元1116年（政和六年），斯罗部地区全部改为宋朝的郡县。斯罗部曾经多次与西夏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宋朝对西夏的军事斗争。
此外，宋真宗皇帝还于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加封凉州（武威）藏族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的官职。
斯罗、潘罗支等藏族部落首领臣属宋朝，借重宋代中央王朝所封官职，以加强对所部的统治号令。这种上下隶属关系是明确的。
以上已清楚地表明，从宋代开始，青海东部、甘肃西部、南部的斯罗、潘罗支等部藏族地区，已经开始隶属中国宋朝。
至于说到西藏与印度的联系问题，主要也只是宗教关系。况且，从当时的宗教状况来看，西藏地区也并非主要就是和印度联系密切，而是同时和青海、甘肃等安多地区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大家知道，佛教在唐代传入西藏，得到了弘扬，史称这一时期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后经吐蕃王朝末代藏王朗达玛灭教，使佛教在西藏遭到很大摧残，势力大衰。约一个世纪后，佛教又在西藏复兴、弘扬，这就是公元978年（北宋初期）开始的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促使“后弘期”来到的力量源泉有二：一是青海安多高僧喇钦贡巴绕赛在当地授徒传教，形成了安多佛教中心，山南桑伊寺主益西坚赞派人去安多学习并迎请佛教进入卫藏。这在藏传佛教史中称为“下路弘法”。二是阿里古格王朝的意希沃，派人去印度迎请高僧阿底峡等进入阿里传佛。后来阿底峡又辗转来到卫藏，再使佛教势力从阿里进入卫藏并得以复兴。这在藏传佛教史中称为“上路弘法”。因此，喇钦贡巴绕赛和阿底峡都是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著名人物。在卫藏地区佛教的再度兴起中 ，“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各有其作用。在教理系统化，僧人的修持规范化以及佛经的翻译等方面，“上路弘法”的作用十分明显；而在卫藏各地广建寺庙，招收僧徒，开展佛事活动等方面，则“下路弘法”的作用非常突出。而且“下路弘法”开始的时间还早于“上路弘法”数十年。“后弘期”中，卫藏地区建立的澎波杰拉康、山南唐波切、后藏夏鲁等著名寺庙，都是去安多向喇钦贡巴绕赛学习后返来的僧人建立的。因此，只片面强调“上路弘法”的作用和印度佛教对西藏的影响，是片面的，有失公正的。
此外，宋代汉族地区的文化也对卫藏地区的宗教有着影响。例如此时建立的夏鲁寺，其建筑风格就体现了藏、汉结合的形式，在卫藏地区影响不小。
还有一个方面的重要史实，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都没有谈及，那就是西夏王朝在宗教、文化上与藏区的紧密联系。这是宋代中国境内一个地区与藏区的重要关系。由党项族为主建立的西夏政权，可以说是西羌诸部落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未被统一进去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中国境内一个地方性的王朝政权。西夏的文化、宗教，虽然受到中原地区的重大影响，但仍然具有与藏族地区一致的许多特征。在西夏境内，不仅通行西夏文和汉文，还使用藏文刻碑、翻译佛经。西夏的职官、军事制度等，与吐蕃王朝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西夏在宗教信仰上保持着与藏族地区的一致性。西夏王室、臣民都笃信佛教，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是藏传佛教。在西藏佛教“后弘期”逐渐形成藏传佛教的各教派时，西夏王室与一些教派建立了密切联系，曾聘请不少西藏僧人去西夏传法。西夏王室仿照吐蕃王室管理佛寺的制度，将其与汉地管理佛寺的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佛教管理制度。西夏王朝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委任佛教高僧为“帝师”职务的王朝。西夏国王特胡曾派使者到西藏楚布寺迎请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杜松钦巴去西夏；杜松钦巴未去,派其弟子格西藏波哇代替他前往，被西夏国王尊为上师。当楚布寺兴建吉祥米聚佛塔时，西夏国王还送来了黄金和铜等物。
以上种种史实说明，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藏族没有统一政权的时代，从西藏到青海的斯罗政权和甘肃、宁夏、陕北的西夏王朝，仍然保持了宗教、文化的一致。中国宋王朝下属的斯罗政权和中国西夏王朝，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为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最前沿基地。
夏格巴的书中，闭口不谈斯罗等部藏族归属宋朝以及藏区与西夏之间紧密的宗教、文化联系，是对重要历史真相的掩盖。
总之，唐代藏汉民族开始建立了亲密关系；宋代，这种关系在一些方面，特别是东部藏族地区中，更加发展了。这个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完全否定了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的“唐蕃争斗为主”论及“宋代重心外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