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反思（下）:挤压空间的行政力量 - FT中文网

2010年11月08日 07:20 AM深圳反思（下）:挤压空间的行政力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童大焕
就像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甩开膀子大干了一场，天时地利人和，昔日深圳之敢做敢为，使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经过三十年的飞速发展，深圳已经成长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尤其是政府收入等多个方面都长期居于中国前列。与三十年前相比，深圳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深化改革难免会带来许多牵制和羁绊，不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可以轻装上阵。其中最大的牵制，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来自政府自身——政府太强大了，而社会和个人太渺小。政府要想改革社会和个人，就像捏一只蚂蚁拔一根头发那么容易，但是社会和个人要想动政府一根毫毛，可能就像搬一座大山一样艰难。
早在2004年，深圳市就计划在当年底实现全市土地全部国有化，名义上是全市户籍人口全部改为城市居民，使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和农村社会体制的城市，实际上的目的是政府土地储备。该次城市化进程涉及宝安、龙岗两区218个村27万村民，两区总量为956平方公里的集体土地，除了“已建成区、经批准尚未使用的建设用地、山林地、坡度大于25度不作为建设用地的园地”这四类土地以外的260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变为国有。（ 2004年7月1日 《新京报》）此等气魄，大有行政力量气吞万里如虎之势。
深圳市力主开办的南方科大的遭遇也让人感到，和成立之初相比，“行政化”的力量如今在深圳已是何等强悍。南方科大“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办学主张和全球海选校长、海内外招聘教授的漂亮开端与宏观蓝图，以及敢逆潮流而动的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最终被聘为校长，曾让对内地教育备感失望的社会各界望穿秋水寄予厚望。然而，据《人民日报》日前的报道，虽然申请早递上去了，校园建设也已开工，南方科大筹办已长达3年零6个月，至今仍未获批复。
南方科大遭遇的尴尬，恰恰来自它一门心思要去除的行政化：一是和深圳的关系要“磨合”，甚至要“妥协”，楼顶漏水想修，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动静；买一台办公电脑，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二是要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就是国家教育部）公关，想及早拿掉那个“筹”字，必须按照行政化逻辑：根据规定，高等学校的设置，必须从大专开始，然后是学院、大学，要按部就班地发展。但南方科大的目标却是一步到位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把南科大办成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大可谓大学史上的“奇迹”，这所1991年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仅十几年，就已经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一些专业甚至处于世界一流。它的成功法宝，一是耗巨资全球选聘一流教授，二是教授治校。显然，深圳不缺钱，但是，在深圳办事要想像香港一样“去行政化”，或者说拥有香港一样的行政效率，可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003年1月，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编纂的《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曾把深圳作为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而上海、北京以及广州分列其后。编篡该《报告》的专家解释，深圳即将实施的“行政三分制”将对深圳的发展起到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专家们一致看好深圳的城市发展潜力，在数据运算的基础上，把深圳的发展潜力放在了全国首位。
那时候的“行政三分”，的确把深圳又一次抬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曾经写下《深圳，你被谁抛弃》并差不多引起网络全民大讨论的呙中校，也专门为“行政三分”写下了另一篇网文《深圳，你不会被抛弃》。
然而，七年过去，如今再回头看“行政三分”，不过是“风过水无痕”的空气振动而已，什么也没有留下。
今年8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出炉了2010全球城市排行榜，北京凭借城市规模、经济实力、商业活动等综合影响力入围前15强，不仅名列中国内地各城市之首，还超过柏林、马德里、维也纳等发达国家的首都，成为前15位城市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首都。
仲大军认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的确如此。从世界范围看，在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地区，人口越稠密地区经济越发达，这就是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使得‘人多力量大'，能够主导世界市场，更容易获取全球资源。比如日本自然资源缺乏，但是能够获取全球资源，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只能廉价出卖资源。
今后的城市竞争乃至于国家竞争，人口的数量、质量和聚集程度是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眼睛只盯住金字塔顶端极少量“高端人才”的行为，显然是因小失大，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可惜在过去30年里，深圳没有认真思考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从而失去了一次次送上家门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补课，就要补所有“深圳人”的各项权利保障的课，也许也还来得及，但它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不知道它有没有这个魄力。
今天，中国的改革又站在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十字路口上”，许多人再一次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深圳。过去的30年，深圳在经济改革上带动全中国，人们普遍期待未来的30年，深圳能在政治改革上起着同样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深圳具备政治体制改革的市场基础，期待深圳这一层面再次走在全国前列。
但是，我的看法比较悲观。因为，深圳的行政力量如今太强大了，强大到缺乏足够的自省，又岂能指望它能作出更深刻的、甚至伤及自身权力和利益的改革？
在庞大机构的阴影下，“深圳人”多数又显得太卑微、太渺小。深圳的人才储备、对外的人才吸引力，都不如北京、上海甚至上海周边的一些城市。
因此，接下来也许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深圳一天天平庸、没落下去，它靠吃老本就足够吃一阵子的，不能指望它再一次充当中国改革的号角和急先锋，就像北大靠吃名声的老本就够了，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它成为教育改革的急先锋一样。
没有个体的崛起，没有大众的崛起，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崛起；没有个体的强大，就不会有城市、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决有个体的自由、尊严、安全与富裕，也就没有城市、国家的最终自由、尊严、安全与富裕。
通常而言，超级强大的行政力量下很难有真正强大的企业和个人，而个体的强大，才是社会创新与活力的真正源泉。政府的角色，理应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谦虚、谦卑、谦抑，不要把自己当成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角色，而应彻彻底底退回到“守夜人”的本分上，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提供特殊的服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