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献资料　　4

书纂言
〖书纂言〗四卷。元吴澄（１２４９一１３３３）撰。吴澄是元著名理学家，其生平事迹详见《易纂言》。吴氏撰此书，专为《尚书》作解。唐太宗贞观初年，命孔颖达撰《尚书正义》，今文、古文合为一编颁行天下，学者并无异说。到了宋代，吴□作《书裨传》、朱熹《朱子语录》均对古文《尚书》有所怀疑。陈振孙《尚书说》开始考定今文、古文。宋末元初，赵孟□又撰《书古今文集注》，开始分编今文、古文，各为之注，并指出伪书出现后，学者不察，尊伪为真的谬误。吴澄撰此书，继承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再一次指出了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为真；梅赜所造《古文尚书》为伪，故在诠释时，皆以《今文尚书》为主，而《古文尚书》则弃而不顾。自序言，晋世晚出之书，别见于后，但除此四卷以外，吴氏再没有为《尚书》作注，可见其所言，仅为推托之辞而已。原在汉代，今文、古文即自成学派，师承相延，吴氏只注今文，不及古文，实际上正有渊源，亦即专门授受之例，并非肆意删除《古文尚书》。其说解，既有前儒旧言，亦有自己所得，时出新意，多可资参征。唯说解经文时，多有颠倒错乱经文之病，均属自作主张，又不明确说明窜改之根据，《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是则不可以为训。“此书开创了《尚书》研究史上只为《今文尚书》作注，而不及《古文尚书》的先例。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传世。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十五卷，今本每卷分上、下，共三十卷。汉许慎（约５８一１４７）撰。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师事贾逵，由郡功曹举孝廉，官至太尉南阁祭酒、□长等职，博通经籍，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为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除此书外，尚有《五经异义》等书。此编自永元十二年（１０９）创稿至建光元年（１２１）成书，凡历二十二年之久。其书共十四篇，合目录一篇凡为十五篇。共分五百四十部，为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注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字。旨在分析文字形体结构，探究其原始意义。全部字头按部首排列，其五百四十部首，大体以意义为序，意义相关，形体接近者相连，始“一”终“亥”。每部字头大体“以类相从”，如木部，先列树名，次列树的各部分，再列木制品。字头用篆体，其下为字义，再后为形、义、音之间的联系。由于当时尚无反切注音法，遂一般不注音，个别字头注“读若某”。字形分析采用“六书”说，所谓“六书”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是古人分析汉字造字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运用“六书”理论，对每个字的形、音、义加以解说，是此书的显著特点。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字典，保存了大量古文字资料，对探讨经籍古义，乃至阅读古籍、探讨古代文化，特别是研究汉字的古音、古义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从汉字中析离出部首，以部首统类字书，是许氏的一大首创。六书虽然不是许氏首创，但却因许氏此书而更为系统化。故此书对后世影响十分巨大，研究、征引、阐发之作不断出现，乃至形成了“许学”或“说文”学。由于此编训诂简质，粹不易通；又因为音韵改移，古今异读，谐声诸字，亦每每难明，故自问世后，经过数百年辗转传抄，颇多错漏。唐代李阳冰曾加以整理，但多有任意改窜之嫌，致使此书每每失去原来面貌，李阳冰亦多受后人驳难。宋初，太宗又命文字学家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经徐铉校定后的《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大徐本”将此书原来的每卷分作上下，遂成三十卷。又根据孙□《唐韵》，在每字之下加注反切；对许氏解说不完备处，则加以补注；对当时经籍中常见，而许氏未及收录的文字，亦补录于各部之后，仿许氏体例加以训解，称“新附字”。使“大徐本”成为现今最广为流传的通行本。此书现存最早刻本为明代毛氏汲古阁刊本；另有孙氏平津阁仿宋小字本，藤花榭仿宋小字本，《小学汇函》本及同文书局本等；年，中华书局根据清同治末广东番禹陈昌治本缩印本，经数次印刷，为现今流传最广、最为普及的版本。
说文解字注
〖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１７３５一１８１５）撰。段氏精通典籍，精于音韵训诂之学。认为向来治许慎《说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未得许书要旨，故撰此书。于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６６）开始编纂《说文解字读》，至乾隆五十九年告成，为其注《说文》的资料汇编。段氏以此汇编为基础，加工精炼，历时１３年，于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完成《说文解字注》。卷帙一仍”大徐本“三十卷之旧，阐明许书体例，以许注许，订讹正误，使读者能正确理解《说文》，领会作者旨意。清代治《说文》者，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侧重于声，独段氏注形音义三者并重，以音韵为骨干进行训诂，不仅就字论字，而是形音义三者相互推求。不仅将《六书音韵表》附于书末，而且在分析字形字义及过录徐铉本切音之外，逐字注明古音所在部次，或直言第几部。段氏在书中颇多新见，对前人的错误观点颇多纠正，不少见解与甲骨文、金文暗合。在词汇学、词义学上也有贡献，对同义词的辨析也很准确。此书为段氏音韵训诂学的代表作，被公认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研究古文字离不开《说文》，而研究《说文》则离不开段注。王引之赞誉自许慎之后”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反映了清代学者对此书的高度评价。此书在语言、文字学理论、词汇学、词义学上都有重大贡献。其不足则表现为尊许太过，故许慎许多错误非但未得纠正，反而强为之解。又有增删篆文、改易说解之处，有失武断。后有徐承庆《说文解字注匡谬》、钮树玉有《段氏说文注订》、王绍兰有《说文段注订补》等订正其失，可供参考。此书初刊于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１９８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初刊本影印，圈点断句，订正明显错误，增加笔划检字。
说文通训定声
〖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清朱骏声（１７８８一１８５８）撰。为《说文》研究的重要著作。改变《说文》收字序列，以形声字声符为序，共一千一百三十七个。声符按古韵分为十八部，每部用《周易》封名标名。对文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进行设解，除本训外，详于转注、假借、别义等项，即所谓的”通训“，凡经传及古注之以声为训者，必详列各字之下。又认为转注就是字义的引申，与许说不同。此书被认为是《说文》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由于晚出，具有集大成之性质，受到历代学者推重。对于解经、查找通假字最为有用，最研究《说文》及古汉语文字、词意和音韵学的重要参考书。成书于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有道光二十八年初刻本、１９８３年武汉古籍书店影印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刊本等。
说苑
〖说苑〗二十卷。汉刘向（前约７７－前６）撰。此书成于鸿泰四年（前１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皆作二十卷，《崇文总目》则著录为五卷，是北宋初仅余五卷，经曾巩集补校理，重编为二十卷，六百三十九章，是为今本，然较原本七百八十四章仍有佚失，抵清代，又补入二十四章，合成六百六十三章。共分作君道、臣述、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二十类。内容乃据《说苑杂事》和编写《新序》的剩余材料，并加自编之事，按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故事、佚事、传说、寓言，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伦理道德。每类前首列总说，事后多加按语。所集以诸子言行为主，多记有关国家兴亡的哲理格言。如作者在《贵德》篇指出：好的政治，得民心，从而产生颂美的诗歌；而这种诗歌又有助于政治教化的推行。并分析《诗·甘赏》的产生说，召公曾于甘赏树下听断，甚得民心，”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于《修文》篇中进一步指出：”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赏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系统阐述了诗歌的教化作用。在《善说》篇，作者集中探讨了谈说技巧，指出”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谕之，分别以明之，欢欣、愤满以送之“，这是对古代论辩术的经验总结。全书虽以阐述儒理为旨，但体例颇近于小说，立意亦有所讽喻，其形象鲜明，寓意深远，对魏晋小说及后世的民间故事很有影响。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本。
思辨录辑要
〖思辨录辑要〗三十五卷，清陆世仪（１６１１－１６７２）撰。世仪撰《思辨录》前后历数十年，逐年随笔札记心得，体例如薛□《读书录》、胡居仁《居业录》、顾宪成《小心斋札记》，而初稿无所伦次。江士韶、盛敬等仿《近思录》体例摘其要旨，分类编辑，名《思辨录辑要》，分前后集。后张伯行又汰其繁冗，重为编次，分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诺儒、异学、经子、史籍等十四类，为后来较流行的本子。陆氏为学，清代学者说他“主干敦守札法，不虚谈诚敬之旨；主于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于近代讲学诸家，最为笃实。一般认为他属守程朱，以居敬穷理为归，反对陆王。其主要学术观点，均反映在此书中。其论居敬穷理，谓“千圣千坚，道理总不出此”，“格物之法，必由近及远，由粗及精，由身心以及家国天下，由日用饮食以至天地万物，乃至豁然”。梁启超认为陆氏并不专宗程朱，程朱将“性”分为二，说“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陆氏并不赞同，他教学者止须习学六艺，谓“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亟当讲求”，“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他又不喜观讲学，谓“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又说“近世讲学，多似晋人清谈。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其实他是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乃有感而发。陆氏自述存养功夫，对于程朱所谓“静中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亦有怀疑，谓“尝于夜间闭目危坐，屏除万虑，以求其所谓‘中’。究之念虑不可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间或一时强制得定，嗒然若忘，以为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处，而先儒教人为之？……故除却‘戒慎恐惧’，别录‘未发’，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虚寂灭”。陆氏比较注重实践，验证前儒教义，不合者则不迷信，对陆王之学，认为不对处便不苟同，其论明代王学先驱陈献章云：“世多以白沙为禅宗，非也。白沙曾点之流，其意一主干洒脱旷间以为受用，不屑苦思力索，故其平日亦多赋诗写字以自遣，便与禅思相近”，“其言养气，则以勿忘勿助为要。夫养气必先集义，所谓必有事焉也，白沙但以勿忘勿助为要，失却最上一层矣”。论王守仁“阳明之学，原自穷理读书中来”，“但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谓尝以庭门竹子试之，七日而病。是则禅家参竹蓖之法，元非朱子格物之说，阳明自误会耳”。“要之，致良知固可人圣，然切莫打破敬字，乃是坏良知也，其致之亦岂能废穷理读书？然阳明之意，主于简易直捷以救支离之失，故聪明者喜从之。而一闻简易进捷之说，则每厌穷理读书之繁，动云‘一切放下’、‘直下承当’，心粗胆大，只为断送一敬字，不知即此简易直捷之千念，便已放松脚跟也。胡阳明在圣门，狂者之流，门人昧其苦心以负之耳”。但又谓“王新建于致知之中增一良字，极有功于后学，恐人以世俗乖巧为知也”，可见此书门户之见甚少。有康熙元年（１６６２）毛天麒刊本二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张伯行正谊堂刊本三十五卷，又有乾隆中《四库全书》本，道光中嘉兴沈维□刊本，同治间江苏书局刊本、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唐受祺刊《陆桴亭先生遗书》本等。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清纪昀（１７２４一１８０５）等奉敕纂。纪昀字晓岚，－字春帆，晚号石云。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进士。授编修，擢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读学士。因故革职逮问，戍乌鲁木齐。旋释还，复授编修，历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溢文达。贯通儒籍，旁通百家，尤深于《易》，力辟“河图洛书”之非。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遗集》等。清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开始纂修《四库全书》，纪的任总篡官。纂修期间，对采入《四库全书》和没有采入的书籍，均由馆臣撰写提要，冠于书前，列作者小传、论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各书之得失、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完成初稿，五十四年写定，汇为《四库全书总目》，由纪昀、陆锡熊综合、平衡、润色文字，而以纪昀尤多。此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共著录先硷秦至清乾隆朝书籍一万多种十七多万卷，其中有３４６１种７９３０９卷收入《四库全书》，有６７９３种９３５５１卷没有收入《四库全书》而列入《存目》。于经部大旨屏除门户之见，各取所长，兼收并蓄，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经部共分十类，《易》类著录１５８种１７５７卷，附录８种１２卷，《存目》３１７种２３７１卷（内４６种无卷数），附录１种《书》５６种６５１卷，附录２种１１卷。《存目》７８种４３０卷（内１０种无卷数附录１种４卷。《诗》类６２种９４１卷，附录１种１０卷，《存目》８４种９１３卷（内８种无卷数）。《礼》类《周礼》之属２２种４５３卷，《存目》３７种２７７卷（内３种无卷数）、附录２种２４卷。《仪礼》之属２２种３４４卷、附录２种１２７卷，《存目》９种１０５卷、附录４种２２卷。《礼记》之属２０种５９４卷，附录２种１７卷，《存目》４１种５５４卷（内种无卷数），附录４种７卷。《三礼》总义之属６种３５卷，《存目》２０种３１０卷（内１种无卷数。通礼之属４种５６３卷，《存目》６上２４７卷。杂礼书之属５种３３卷，《存目》１７卷８７卷（内３种无卷数）。《春秋》类１１４种１８３８卷、附录１种１７卷，《存目》１１８种１５７６卷（内１０种无卷数）。《孝经》类１１种１７卷，《存目》１８种５３卷，《五经》义类３１种６７５卷、附录１种３６卷，《存目》４３种３４９卷（内７种无卷数）。《四书》类６２种７２９卷，《存目》１０１种１３４１卷（内１４种无卷数）。《乐》类２２种４８３卷，《存目》４２种２９１卷（内４种无卷数）。小学类训诂之属１２种１２２卷，《存目》８种６４卷。小学类韵字书之属３６种４８０卷，《存目》６８种６０６卷（内２种无卷数）。小学类书之属３３种３１３类，《存目》６１种５３７卷（内７种无卷数）。经部共计著录（包括《存目》）１７７３种２０４２７卷，为历来著录经书之冠。提要撰写者多为当时著名学者，由戴震主其事，考证精审，故一直为后世学者所推重和引用。叉子部儒家类著录历代儒家著述１１２种１６９４卷；《存目》３０７种２４７３卷（内２０种无卷数），为研究儒学和儒家著作必读之作。有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武英殿刻本、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浙江杭州翻刻武英殿本、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广东刻本、１９６５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等。
四如讲稿
〖四如讲稿〗六卷。宋黄仲元撰。仲元字善甫，号四如，黄绩之子，福建莆田人，咸淳七年（１２７１）进士，授国子监簿，不赴任；宋亡后，更名黄渊，宇天叟，号韵乡老人，教授乡里以终，除此书外，尚著有《经史辨疑》、《四如文集》诸书。按《福建通志》、《莆田县志》均载仲元有《四书讲稿》，但其书之内容，实际上对诸经皆有讲解，不止《四书》。其书主要以传述朱嘉之绪论为主，但亦时时有新意，发前儒所未发之论。如解“行夏之时”，则根据《礼运》“孔子得夏时于把”注，认为夏四时之书魄不取“三正”之说。《周官》“井田”，则主张周时皆用井田之制，而不取郑氏“畿内用贡，都鄙用助”之说。“伯鱼为《周南》、《召南》”，则又根据“诗鼓钟”及“内传”之“季札观乐”，认为“南”即是乐；又认为“周”，“召”为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此类解释，虽然按之于经文原旨，不必一一吻合，但却反央了作者好学深思，不轻易苟同前人之说，而能自抒己见的治经态度，对后人为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四库全书》所收录，为仲元裔孙黄文炳家藏本，雕版于明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朱彝尊《经义考》仅载仲元《经史辨疑》一书，对此书却失载，可见此书明代流布不广，朱氏不及得见。嘉靖二十五年刊本，今藏福建图书馆；除《四库全书》本及《经学五种》本外，张目又有旧抄本，题《六经四书讲稿》。
四书大全
〖四书大全〗四十卷，明胡广等奉敬撰。胡广事迹见《周易大全》。此书与《五经大全》同纂成于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当时颁行天下，做为有明一代科举考试《四书》方面的标准书。包括《大学章句大全》一卷、《或问》一卷、《论语集注大全》二十卷、《孟子集注大全》十四卷、《中庸章句大全》二卷、《或问》二卷。自朱熹著《四书集注》以后，《四书》地位越来越高，研究《四书》者越来越多，真德秀有《四书集编》、视洙有《四书附录》。蔡模有《四书集疏》，赵顺孙有《四书篡疏入，吴真子有《四书集成》，皆荟萃众说，以相阐发，而不免稍滥。元陈栎作《四书发明》、胡炳文作《四书通》较为简当，陈栎门人倪士毅又合陈、胡二人之书为一。加以删正，名为《四书辑释》，最为审要，义理明备，采择精醇，迥出他家之上，蔡清之《四书蒙引》、陈琛之《四书浅说》，其折衷是正，都以倪书为宗，对后世影响甚大。胡广等也全以倪书为蓝本，参以诸儒旧说，成《四书大全》。其中《大学章句大全》、《中庸章句大全》、《或问》则全抄倪书，只较倪书多出一些错误而已。其它所徵引，据书前所列引用先儒姓氏，共一百零六家，而倪氏亦列为其一，足见此书只以倪书为主，不可谓全抄倪书，据《凡例》，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为《四书集成》与倪书所遗者悉为增入。其体例先列《四书》正文，次列朱熹《四书集注》及诸儒之说。此书之颁行影响有明一代，治《四书》者惟以此书为主，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自此书始。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为之一变。《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版）著录此书为三－十六卷，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实四十卷。有明刊本、明天顺二年（１４５８）刊本、高丽刊本、《四库全书》本。
四书管窥
〖四书管窥〗八卷。元史伯□撰。伯□，宋慈抱《两浙著述考》作伯璇，宇文玑，浙江温州人，少嗜学，博通经史，深得朱子之宗旨，终身隐居不仕，除此书外，尚有《管窥外编》、《辨论诸经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等书。此书见于明代的《秘阁书目》，凡五册。杨士奇《东里集》则称共有四册，刻版于永嘉人郡学。永嘉人叶琮知黄州府，又刊置于府学。是此书明初所行，已有二本。但刊本皆已散佚，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入清，《四库全书》所收乃为毛晋汲古阁旧抄本。其中《大学》、《中庸》、《孟子》尚全，《论语》自”先进“篇以下皆不存，馆臣就其篇幅，厘而析之，足成八卷。其书引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栎《四书发明》及饶鲁、张存中诸说，取其与《集注》异同者，各加辨论于下；诸说互相矛盾者，亦为条列而厘订之。前后历三十余年，始于元末告成此编。对朱子之学，颇有阐发；而于元儒之中，对朱子之学贡献最大者，亦当首推伯□。历代大儒之中，唯朱子著述最多，辨说亦最多，其间有偶然问答不及详核者；有后来考证不及修改者；亦有门人弟子各自记录，其间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故朱子《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不一而足。即使《四书章旬集注》与《四书或问》之间亦时有抵牾。当时门人弟子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子书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考究其传述之真伪与年月之先后，但执所见－条，即据以抵排众论。纷纭四出，而朱子之本旨反为尊信者所混淆。传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于舛异；况朱门弟子断不及孔门七十二贤，又安能据其所传，漫无厘正？此种现象，既反映了宋元时期部分理学家的迂腐，又表明了他们独守一家，目光狭隘的门户之见，标志着儒学衰落时期的到来已为时不晚。伯□却能别出纷争之外，所撰此书，大体上与刘因《四书集义精要》相同。但刘因仅为之删除，伯□却能加以别白，足见其深得程朱理学之要旨。故其所撰，是研究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又一部重要参考资料。传本较少，仅见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四书或问
〖四书或问〗三十九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朱子生平，详见《周易本义》。朱子既撰《四书章句集注》，复因诸家之说纷杂不一，遂设为问答，以阐明自己的去取之意，解答学者对其注释的疑问，而又成此书。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此四书并非成于一时，《中庸或问》原与《中庸辑略》俱附于《中庸章句》之末；《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原来则各自为书。将其合为一帙刊行，大抵为南宋末年以后坊贾刊刻时所并。四书中《大学或问》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问，尝自称诸书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作已极为详密。《中庸或问》则朱子平日颇感不满意，《朱子语类》载游某问朱子《中庸》集编如何？朱子回答说：”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至于《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则与《集注》及《语类》之说往往多所抵牾，导致后学有执《或问》而怀疑《集注》者。其实，朱子之《集注》乃倾毕生精力之作，中间屡经修考，至老未已；而《或问》则无暇重编。故《朱子年谱》称《或问》既成，并不出以示人，书肆有暗地刊行者，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又《晦庵集》中有朱子与潘端叔书曰，《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工夫修得，只因《集注》屡更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云云，可见异同之迹，朱子自己亦不讳言。《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于折衷众说之由；其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未可于《语录》、《文集》偶摘数语，即为不刊之典矣。“《四库》所言诚非虚语，朱子原意以此作羽翼《集注》，由于后来无暇顾及，乃致两书观点不尽统一，因而《或问》中朱子阐发自己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人性论尚处在不断完善之中。所以，此书对研究朱子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有重要的参证价值，同时，对考证《四书章句集注》一书的有关情况，亦可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论语或问》、《孟子或问》有《朱子遗书》本，合刊本，元、明刻本皆有传世，清有《四库全书》本。
四书集编
〖四书集编〗二十六卷。宋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撰。德秀字景元，更为景希，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福建浦城人，庆元进士，历江东转运副使、知泉州、潭州、福州，所至有政声；入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于时政多所建言，奏疏不下数十万字；学宗朱熹，尝言“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庆元党禁之后，程朱理学得以复兴，多出其力，卒谥“文忠”。著《大学衍义》诸书。德秀早年从师于朱熹弟子詹体仁，对朱子推崇备至，曾有“巍巍紫阳，百代宗师”之语。朱子撰《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合而为一帙，自此，四书地位日显。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注虽参取旧说．而亦多与先儒异，建构起自己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见于《或问》、《朱子语类》、《朱子文集》中，不能一一尽载。而《或问》诸书又多属一时未定之说，门人记录亦有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其不一。德秀乃撰此书，博采朱子有关《四书章句集注》之说，条列以后，分附于四书各章之后，以备与《章句》、《集注》之说互相发明，而显现朱子之意。间或附以自己的心得及创见以折衷其讹异。于自序中说明曰：“《大学》、《中庸》之书，至于朱子而理尽明，至予所编而说始备。虽从《或问》、《辑略》、《语录》中出，然铨择刊润之功亦多，间或附以己见，学者倘能潜心焉，则有余师矣。然又须先熟乎诸书，然后知予用功深，采取精。”此编分《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十卷，《孟子》十四卷。其中唯《大学》、《中庸》为德秀手定，据《大学章句》序后《题记》称，告成于宝庆三年（１２２７）八月。而《论语》、《孟子》虽已点校，集编则末成；后刘承因德秀旧例，补辑成书，始成完帙。此书是研究《四书章句集注》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参考、辅助材料；而德秀间或所附的心得与创见，则可备考索南宋末年理学发展情况及德秀理学思想。另外，此书亦开创了后儒羽翼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先河，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自是以后，踵而作者汗牛充栋。然其学皆不及德秀，故其书亦终不及焉。”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浦城遗书》本传世。
四书集义精要
〖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元刘因（１２４９－１２９３）撰。因初名驷，字梦骥，后改今名，字梦吉，号静修，河北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征授承德郎，擢右赞善大夫；天资聪明，才气过人，父早丧，事继母至孝，以母疾辞归，再以集贤学士征不起，卒谥文靖，著《静修集》等书。先是，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凡弟子门人及友人问答与《集注》有异同者，未及一一定归划一。朱子卒后，卢孝孙取《朱子语类》与《朱子文集》中有关部分，辑成《四书集义》一书，其一百卷。但后世读者颇病其篇帙硕大，内容繁冗，阅读多有不便。有感于斯，刘氏乃选择其指要部分，删除其芜杂无关部分，而勒成此编，故名曰“精要”，以便于后人览读。书成以后，张萱《内阁书目》作三十五卷，《一斋书目》作三十卷。考苏天爵所撰《刘因墓志》，亦称此书为三十卷，则张萱所著录为误注。今本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自此以下，则已全部佚失，故今本实为残帙。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此书。可知明代已罕见此书，故朱氏未及亲睹。所以，此书为元儒著作仅存部分中之一部，颇显珍贵。其书芟削《集义》浮词，标举其要领，使后世学者对朱子之说，不惑于多歧，甚有功于《四书章句集注》一书。苏天爵以“简严粹精”四字称之，诚非掠美。《四库全书总目》云：“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子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传本不多，最易得者为《四库全书》本。　“经疑”，此与袁俊翁《四书疑节》一书一样，皆程试之式也。允耘虽于元统初以书经成进士，但对儒家经典，却多有考究，并不仅限于《尚书》一经。其治经思想，以程朱理学为宗，在《四书》方面，亦倍尊朱子，故在此书的内容上，能够对前儒旧说辨别疑似，而对朱子义理思想，又多有发挥，正如《四书全书总目》所言：“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儒者学士均笃志于研经，以备于取仕。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初行科举，其《四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与《孟子》“道在进而求诸远”一节合为－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即犹沿袭元制。至十七年（１３８４）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是故此书与袁俊翁《四书疑节》一书，备录宋元以来明经取士之旧制，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科举程式及其考试制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传本不多，仅见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是《大学》四篇，含原始、原本、诸家改定、伪石经《大学》。二是《中庸》四篇，含原始、科段、诸家改及表章学庸。三是《论语》九篇，含原始、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论语各本、旧称论语为传、尊立、篇章、逸文等。四是《孟子》七篇，含原始、外书、尊立、篇章、逸文、别本、始末等。五是总说、分说十二篇，含合四书、四书次第、名义、字数、诸家演缀论盂、历代石经、古注朱注略说、前人考异本、学庸通论、《论语》通论、《孟子》通说、授读事略。翟氏一生以教书授徒为业，此为讲学家言，讲解无玄谈，博采众家，原原本本，系统清楚，立足初学者，汇辑甚富。下编《条考》，讲解《四书》字义，其《大学》－卷，《中庸》－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每一条考，博引诸家之说，附以自己解说。其说虽禾尽善，然颇有采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多取之。有清乾隆三十四年刻本，《皇清经解》本。　为《四书集注》之功臣，庄煦《题辞》渭此书非但羽翼传注、折衷语录、为诸家讲说之宗；而是旨义精深宏博，发微阐幽，实圣门抽关启钥、直窥堂奥之书。陆之辅谓说《四书》者不下百种，未有过于此书者。有关《四书》的讲章很多，唯此书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亦为明代《四书》学的－－部重要著作。有明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刊本、《四库全书》本。　四书释地》。全书计释地名一百五十五条，人物六十三条，训访典制二百零三条，凡四百二十一条。每条必究其根底，言必有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虽有偏执之词，然可信者十之七、八。是书名“释地”，然所释多超出地理范围，有关经要，故后为其补作者，有樊廷枚《四书释地补》四卷，宋翔风《四书释地辨证》二卷。有学海堂刊本，《皇清经解》本。
四书经疑贯通
〖四书经疑贯通〗八卷。元王充耘撰。充耘生平仕履，详见《读书管见》。此书黄虞穆稷《千顷堂书目》谓其已佚，可知明代已罕传于世。《四库全书》所收录，为明代范钦天一阁旧钞本，首尾尚属完备，仅第二卷中脱漏一页，第八卷中脱漏一页，无从校补，故《四库》一仍其旧，亦为仅存不多的元儒著作之一。此书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经义，盖仁宗延□年间，科举经义之外又有”经疑“，此与袁俊翁《四书疑节》一书一样，皆程试之式也。允耘虽于元统初以书经成进士，但对儒家经典，却多有考究，并不仅限于《尚书》一经。其治经思想，以程朱理学为宗，在《四书》方面，亦倍尊朱子，故在此书的内容上，能够对前儒旧说辨别疑似，而对朱子义理思想，又多有发挥，正如《四书全书总目》所言：”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儒者学士均笃志于研经，以备于取仕。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初行科举，其《四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与《孟子》”道在进而求诸远“一节合为－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即犹沿袭元制。至十七年（１３８４）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是故此书与袁俊翁《四书疑节》一书，备录宋元以来明经取士之旧制，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科举程式及其考试制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传本不多，仅见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四书考异
〖四书考异〗七十二卷。清翟灏撰。灏字大川，号晴清，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金华府教授。性嗜读书，经史百家、山经地志及碑石奇字，无不包孕而贯串之。自壮至老，讲述不倦。著有《尔雅补部》《通俗编》等。是书分上、下编，上编为《总考》。者，总论《四书》形成、流传、内容、逸文、概说、版本等，凡三十六篇（卷），其可分五部分：－是《大学》四篇，含原始、原本、诸家改定、伪石经《大学》。二是《中庸》四篇，含原始、科段、诸家改及表章学庸。三是《论语》九篇，含原始、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论语各本、旧称论语为传、尊立、篇章、逸文等。四是《孟子》七篇，含原始、外书、尊立、篇章、逸文、别本、始末等。五是总说、分说十二篇，含合四书、四书次第、名义、字数、诸家演缀论盂、历代石经、古注朱注略说、前人考异本、学庸通论、《论语》通论、《孟子》通说、授读事略。翟氏一生以教书授徒为业，此为讲学家言，讲解无玄谈，博采众家，原原本本，系统清楚，立足初学者，汇辑甚富。下编《条考》，讲解《四书》字义，其《大学》－卷，《中庸》－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每一条考，博引诸家之说，附以自己解说。其说虽禾尽善，然颇有采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多取之。有清乾隆三十四年刻本，《皇清经解》本。
四书蒙引
〖四书蒙引〗十五卷，明蔡清撰。据此书自序。此书成后而稿佚，后更加缀录，而原稿而复得，与后录之本相校，重复过半，又有一句二三说者，未及删正，遂定名为《四书蒙引初稿》，意非走说。至卒未能重定。嘉靖间武进庄煦参校二稿，为考定次序，勒去繁冗，条析类从，去十之三四，辑成一书，非复蔡氏原本之旧。凡《大学》二卷、《中庸》二卷、《论语》四卷、《孟子》七卷。末附《别录》一卷，为庄煦与学录王升商榷订正之作。此书为科举而作，其解《四书》尊朱熹《四书集注》，而多所发挥。学者称此书为《四书集注》之功臣，庄煦《题辞》渭此书非但羽翼传注、折衷语录、为诸家讲说之宗；而是旨义精深宏博，发微阐幽，实圣门抽关启钥、直窥堂奥之书。陆之辅谓说《四书》者不下百种，未有过于此书者。有关《四书》的讲章很多，唯此书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亦为明代《四书》学的－－部重要著作。有明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刊本、《四库全书》本。
四书释地
〖四书释地〗六卷。清阎若璩（１６３６一１７０４）撰。是书凡三续四编，计六卷。若璩以朱亮《四书集注》昧于地理、人物，训诂也有乖经义者，故作是书，或申其义，或补其缺，或厘其失，内容包括释地名、人物、典制、名物等。先成《四书释地》一卷，凡五十七条；复搜集宋尽之处，作《释地续》一卷，释地名兼及人物，凡八十条。复又作《四书释地又续》二卷，释地名、人物及训诂典制，凡一百六十二条。又得其他解释经义者一百二十二条，谓之《四书释地三编》二卷。合成一书，仍依最初之名，总称作《四书释地》。全书计释地名一百五十五条，人物六十三条，训访典制二百零三条，凡四百二十一条。每条必究其根底，言必有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虽有偏执之词，然可信者十之七、八。是书名”释地“，然所释多超出地理范围，有关经要，故后为其补作者，有樊廷枚《四书释地补》四卷，宋翔风《四书释地辨证》二卷。有学海堂刊本，《皇清经解》本。
四书释地辨证
〖四书释地辨证〗二卷。清宋翔凤（１７７６一１８６０）撰。阎若璩有《四书释地》六究释《四书》地名、人物、名物、典制等凡四百余条，其可信者十之七八，不可信者十之二、三。是书就阎氏《释地》中之未可确信者，复为辨证，以纠阎氏之误，立目凡五十条，每条首举阎氏之说，附己“按”辨正。如“首阳”一条，举阎氏《释地》所引“《史记正义》：首阳山凡五所。王伯厚考曾子书以为在蒲坂，舜都者得之”。宋氏按，征引《史记·伯夷列传》注、《史记正义》《西征记》《孟子》《说文》《庄子》等十数家之文，然后论辨诸家之说得失，断以己意说：“汉人多以偃师首阳为夷齐隐，惟马融注《论语》首阳谓在蒲坂，《汉志》河东蒲反（阪）县有尧山、首山词，雷首在南，则蒲坂之山，乃是雷首非首阳也，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又“天覆地载”一条驳正阎氏以《舜本纪》“北发息慎，南抚交□”为对文，而按引《六戴礼·少间篇》、《汉书·武帝纪》“北发”是国名。匡正阎说，颇可信。然也有不足取者，如卷下“宋存”一条，则于义难通。有《浮溪精舍丛书》本，《皇清经解》本。
四书通
〖四书通〗二十六卷。元胡炳文（１２５０－１３３３）撰。炳文字仲虎，江西婺源人，笃志家学，又潜心研读朱熹理学，上溯伊洛以接诛泗，渊源无不推究，延佑中以荐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调兰溪学正不赴，世称云峰先生，著《周易本义通释》、《书集解》、《春秋集解》、《礼书纂述》、《大学指掌图》等书。为元代著名理学家。炳文此书以赵顺孙《四书纂疏》及吴真子《四书集成》均阐释朱子之绪论。而尚有与朱子之说相悖者，因重为刊削。并附以己说，撰成此编。凡朱子以前之说，嫌于补朱子之遗，皆斥而不录，故所取于《纂疏》、《集成》者仅为十四家。二书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其所引均为恪守考亭学派之学者。大体合于经义与否非其所论，也即无关紧要；惟以合于朱子《章句集注》之意与否定其是非。此举虽不免有坚持门户，偏主一家，排斥他说之嫌，但观其凡例，于“颜渊好学”章之哀乐、哀惧一字之笔误，亦必给予辩明；于“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于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于心”，改本又作“得于心而不失”，对此版本先后之差别，亦悉加考正。反映了炳文治于一家之学，用心既勤且密。《章句》、《集注》所引共五十四家，今多已不甚可考，蔡模《孟子集疏》间有所注，但不甚详细。炳文尚能于此书中一一记载其名字，颇足以资考订。但如《集注》以“有妇人焉为邑姜”，所引“刘侍读曰”者，即刘敞《七经小传》之说。炳文对此却遗漏而不载，原因大盖在于刘氏生在北宋，闭户穷经，不入伊洛一派，讲求学术源流之家，病其学无渊源，不相攀附，故不复道其姓名，朱子虽然有引用，但炳文却不知所准为谁，遂采用遗漏办法处理。总之，全书引证丰富，几将南宋以来考亭学派有关朱子《章句集注》之说尽行收录；考述亦颇为典核，对研究朱子一家之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是一部重要的佐证著作。主要版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清光绪间重刻本及靖江朱氏刊本。　《论语》“夏曰瑚，商曰琏”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又“时见曰会，众俯曰同”一句，与《周礼》本文稍异，大盖宋室讳殷，故改殷为“众”，但存中仅引《周礼》原文于下，对其何以不同，却未加考辨。如此之类，稍显有所回护。此亦反映了元儒的迂腐观念，不知朱熹之学在于阐述义理，明乎所谓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本来不必为之讳言。《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存中谓《史记》作“八邑”，故不详孰是；其实，司马贞《史记索引》早已明言《史记》古本亦作“七邑”，所以，朱子所注乃取古本之说，原本无误，存中不迨详考，故持两端，疑而不能决。又如“三让”，引《吴越春秋》兼及杂说；而于历代史事则每每多略正史而引《通鉴》之说，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纵观全书，征引详明，特别是在人人习读不及细察之外，均能一一标示其出处，省去检索之烦，有利于后人阅读。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等传世。　“右明某义”例，标出经文之宗旨。盖过去程颐曾以此法教授弟子门徒，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此书。其间门目过多，间涉冗碎，故朱彝尊《经义考》谓读者稍嫌其繁琐。书中将樊迟请学稼列入“异端”门，与许行同讥；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为周室班爵之制，公迁将其列入“士”门，与处士同例。上述作法，显然处理不当，故颇受后学指斥。公迁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等各列为一门，以人隶书，体例近于类书，却又无所发明。公迁家学深厚，父朱以实师事吴中，绍朱子之传；公迁少承家学，亦延朱子之余脉，为学以程朱义理之学为宗，故在此书中，对于“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对阐述程朱之学，颇有贡献。书中所引诸家之说，独称饶鲁为“饶子”，亦见其渊源所自出。书成以后，明以来说《四书》者罕见征引，知其传本不多。入清，《通志堂经解》始为之刊行，书中附有后人参校之注。除《通志堂经解》本外，还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以重吾榜”，应星序亦云“奕奕魁文”，知俊翁曾首举于乡试。又立武、应星及元龙第一序，皆侧注“经史疑义”字；元龙第二序又侧注“四书经疑”字；而卷首标题，则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互相参错。考俊翁题词，称科目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如此而言，《待问集》盖为其总名，《经吏疑义》、《四书经疑》为其中之子部。今《经史疑义》已佚而不存，故立武、应星与元龙之序与书两不相符也，惟“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诸字，抑或重刊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疑节”？朱彝尊《经义考》中对此书有著录，但曰未见。今传本犹从元版传抄，全书体例，大抵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述义理，或用考证。如此之类，皆标问于前，列答案于后。《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盖当时之体例如此，虽然亦是科举之学，但若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此书是研究元代科举制度的直观材料。传本不多，仅见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穷困生活中，坚持著述。以明史巨作《史匮藏书》（二百二十卷）及《石匮书后集》等史学著作、《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文集》等文集名世。而未刊行之稿本也很多。岱平生似不以经学为意，《四书遇》是其仅有的几部经书著作之一，此外尚有《明易》《大易用》，均未见有印行。此书似是其三十岁左右至入清前读《四书》的心得笔记，非一时而成。张氏在《四书遇序》中说：‘‘《六经》四子，自有注脚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诠解而去其八九矣。故先辈有言：《六经》有解不如无解，完完全全几句好白文，却被训诂讲章说得零星破碎，岂不重可惜哉！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问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乌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名目《四书遇》”。由此可见，张氏读《四书》决不因袭前人注释，强在“石火电光”般的一闪中悟出某种妙解，随有所得，随有所记，基本上是其人生观、世界观、政治观的体会，反映的思想也十分复杂，如儒、道、佛荟萃琐屑之论，无不博引旁证，所及人物反引证语录者就达二百六十七人之多。然综观全书，“宗陆（象山）而悖于朱（熹）”，则是此书反映出来的基本宗旨。书中对宋儒程、朱及创立的理论体系，有所非议，也有所批判，其在或校定句读，或诠释字句。或调整章次，或订正学脉之中，凡三十多条，表现出其摆脱权威理学束缚的欲望，然而其崇尚明末极为流行的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并以此为武器来批驳宋儒。如《中庸·无息章》“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朱注：“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张氏批驳说：“博厚六字是功，不可云同体，圣人与天地同体在至诚，不在博厚、高明、悠久。”就是说，只要具备至诚之心，就可与天地同体，这与王阳明“心是宇宙的本体”，陆象山“宇宙就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的唯心主义观点几乎一脉相承。张氏思想也时有矛盾，偶有调和宋、陆异中求同，合二而一。其在《中庸·大哉章》中说：“世为陆象山者，则曰：‘我尊德性’，为朱晦庵者，则曰‘我道问学’。昔有兄弟两分其遗赀，诸凡桌椅之属，悉中裂而半破之。虽曰无不均之叹，两不适于用矣，岂不惜哉！”明季儒、道、释杂糅对其有所影响，尊儒佛合一，以禅理和道学陶冶儒经，用佛学、道学中所谓微音大义及方法论，来解释儒学天命、心性等基本观点。全书《大学》占二十五分之一，《中庸》占二十五分之三，《论语》占十分之五多，《孟子》占十分之三多。书成后未曾刊行，浙江省图藏有抄稿本六册，无《四书》原文。１９８５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宋宏达据抄稿本校点排印本，第一次刊布行世。
四书通证
〖四书通证〗六卷。元张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今河北安新县）人。先是胡炳文撰《四书通》，详于义理而略于名物。存中乃排纂旧说，撰成此书以附《四书通》之后，故名之曰《四书通证》。胡炳文为之作序，称北方有杜缑山（金人，名瑛金）作《语孟旁通》，又有薛寿之（元初人，名引年）作《四书引证》，但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删冗从简，去非取是。并曰：学者阅读自己的《四书通》，可知《四书》用意之深；览读存中的《四书通证》，可知《四书》用事之审严。今核其书，引经据典，字字必注出处。而《论语》”夏曰瑚，商曰琏“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又”时见曰会，众俯曰同“一句，与《周礼》本文稍异，大盖宋室讳殷，故改殷为”众“，但存中仅引《周礼》原文于下，对其何以不同，却未加考辨。如此之类，稍显有所回护。此亦反映了元儒的迂腐观念，不知朱熹之学在于阐述义理，明乎所谓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本来不必为之讳言。《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存中谓《史记》作”八邑“，故不详孰是；其实，司马贞《史记索引》早已明言《史记》古本亦作”七邑“，所以，朱子所注乃取古本之说，原本无误，存中不迨详考，故持两端，疑而不能决。又如”三让“，引《吴越春秋》兼及杂说；而于历代史事则每每多略正史而引《通鉴》之说，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纵观全书，征引详明，特别是在人人习读不及细察之外，均能一一标示其出处，省去检索之烦，有利于后人阅读。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等传世。
四书通旨
〖四书通旨〗六卷。元朱公迁撰。公迁生平，详见《诗经疏义》。是编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其分作十九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排列，并一一辨别其异同，分别以”右明某义“例，标出经文之宗旨。盖过去程颐曾以此法教授弟子门徒，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此书。其间门目过多，间涉冗碎，故朱彝尊《经义考》谓读者稍嫌其繁琐。书中将樊迟请学稼列入”异端“门，与许行同讥；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为周室班爵之制，公迁将其列入”士“门，与处士同例。上述作法，显然处理不当，故颇受后学指斥。公迁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等各列为一门，以人隶书，体例近于类书，却又无所发明。公迁家学深厚，父朱以实师事吴中，绍朱子之传；公迁少承家学，亦延朱子之余脉，为学以程朱义理之学为宗，故在此书中，对于”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对阐述程朱之学，颇有贡献。书中所引诸家之说，独称饶鲁为”饶子“，亦见其渊源所自出。书成以后，明以来说《四书》者罕见征引，知其传本不多。入清，《通志堂经解》始为之刊行，书中附有后人参校之注。除《通志堂经解》本外，还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四书疑节
〖四书疑节〗十二卷。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斋，袁州（今江西宜春）人。此编前有黎立武、李应星序；又有彭元龙序二篇。应星、元龙序皆称作者为俊翁，唯立武序作隽翁，盖为传写之误。俊翁仕履今不可考。立武序称其”以重吾榜“，应星序亦云”奕奕魁文“，知俊翁曾首举于乡试。又立武、应星及元龙第一序，皆侧注”经史疑义“字；元龙第二序又侧注”四书经疑“字；而卷首标题，则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互相参错。考俊翁题词，称科目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如此而言，《待问集》盖为其总名，《经吏疑义》、《四书经疑》为其中之子部。今《经史疑义》已佚而不存，故立武、应星与元龙之序与书两不相符也，惟”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诸字，抑或重刊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疑节“？朱彝尊《经义考》中对此书有著录，但曰未见。今传本犹从元版传抄，全书体例，大抵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述义理，或用考证。如此之类，皆标问于前，列答案于后。《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盖当时之体例如此，虽然亦是科举之学，但若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此书是研究元代科举制度的直观材料。传本不多，仅见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四书札记
〖四书札记〗四卷。清扬名时（１６６１－１７３７）撰。名时字宾实，江苏江阴人。康熙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著有《周易札记》《诗经札记》《大学讲义》《中庸讲义》等。是编乃其读《四书》随得随记之作，为卷《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各一。书不载原文，仅就一句、一段或一章阐发论说。《大学》不标古本之名，也不辨明古本、改本之是非，惧用李光地古本之说，古本开篇即说：”文贞公（李光地谥号）以知止属志学，以静安属主敬，能虑能得属致知力行，知所先后知本知至，此解确不可易。“其以”格物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竹“之说，也不主朱熹《补传》之说。《论语》以章为说，首论－一章之宗旨大意，次就某句之义说解之，旨在阐明义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论切实。如说”鬼神之为德章“，以前说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说到鬼神，似乎隐怪，不知何所接逗，然宗庙社稷，即人伦之极致处，不说到此，如何得完人伦分量。《孟子》一卷最为简略，似末成之书。有《杨氏全书》本，《四库全书》本。
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二十六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生平事迹，详见《周易本义》。此编为朱子注释儒家经典《四书》的重要著作，全书分为《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大学》与《中庸》原来分别为《礼记》中之一篇，《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南朝宋戴□有《中庸传》二卷，梁武帝萧衍《中庸讲疏》二卷，可见其书早就受到特别的重视而开始单行；朱子以前，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考证，《大学》之单行本仅有司马光《大学广义》一卷。《论语》自西汉文帝时已立博士；《孟子》一书，据赵岐《孟子题辞》称，文帝时亦曾立博士，但不久即废。从现有史料看，较早鼓吹《大学》与《中庸》，并给当时及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是唐儒韩愈及其追随者李翱。李翱撰《复性书》，将两书的一些观点融为一体并加以发挥而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为宋代理学开启了先路。发挥李翱思想，尊奉《中庸》，并把《大学》、《论语》、《孟子》并提的是二程。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发挥了二程，特别是程颐的思想，最终将四者合为一书，定名为《四书》，倾毕生精力，凡历四十余年为其作注，直到辞世的前一天，尚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注，堪称全力钻研，死而后已。在书中，朱子把《大学》重新区分为经、传各十章，对其章节次序，亦进行了重新安排；其他三书则一仍其旧例。自汉朝以后，注解经典大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借注解经典为名发挥自己的思想，如王弼《周易注》、郭象《庄子注》即用此种方法；另一种是广泛收集各家的注解，自己不多下断语，如何晏《论语集解》即用这种方法。朱子为此四书作注，则兼用两种方法。先广泛收集关于四书各家之注解，主要是在其以前的道学家的注解，从其中选出自认为有价值的部分，编成”精义“，再从”精义“中选出自认为可以加入集注的部分。其中，《论语》与《孟子》的注释因较多地使用了第二种方法，也即主要以程颢、程颐、程门弟子及他家之说为多，故称”集注“；而在《大学》、《中庸》两书的注中，朱子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比较多，故不称”集解“或”集注“，而称”章句“。朱子为此四书作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籍此宣扬程朱理学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宋儒们为取代旧儒学（汉学）、建立新儒学（理学），并传播新儒学的需要而作的精心的选择。故在注中，朱子竭力阐发了自己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人性论，构成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天理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论“、”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等六大部分；”天理论“、”人性论“是其宇宙论，或者涉及宇宙论。”格物致知论“是其认识论。”政治论“、”教育论“是其哲学思想在政治中和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道统论“则为其哲学思想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作辩护。具体的说，朱子”格物致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主要在《大学章句·补格物传》中，在此节中，他全面阐述了”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并加进了自认为原文缺佚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思想命题。”天理论“和”人性论“、”道统论“，主要在《中庸章句》和《孟子集注》中阐述，此二书的注解，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唯心主义人性论及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政治论“、”教育论“，也即朱子的政治思想，则主要在《论语集注》中给予体现，《论语》之注，反映了他的反动政治理论和倒退的历史观。需要指出的是，构成朱子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人性论的各种思想，在四书的注解中并非截然分开、互不相关，仅是彼此有所侧重而已。这一点，从朱子对四书的编排次序上亦可见一斑。朱子首列《大学》，下分别为《论语》、《孟子》、《中庸》，对此他曾有所说明，云：”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据此可知，朱子把《大学》看作理学的纲领，而《中庸》则为精髓，故如此安排，前后呼应，中间以孔孟言论为证，将四书巧妙地捏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今本次序为后人所改），既互有重点，又彼此连属，建构起自己理学义理的思想体系。由于此书重点在阐述理学义理，故对四书中的名物制度的训解不免疏略；在对待经文的态度上，朱子亦一如既往，对不合己意的字句时有删改，如将《大学》中的”亲民“改易为”新民“等等。此书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作品，是研究宋代理学和朱熹思想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初刊于光宗绍熙元年（１１９０）。朱子卒后，由于其弟子的吹捧，此书逐渐为世人所重，被视为”六经之阶梯“，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科举考试的命题与答案的标准。知识分子必读的官方教科书，对灌输封建专制支义理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堪称中国古代的”圣经“。而朱子对后世的影响超过二程，除了他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较二程：更为完备外，此书亦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书书名又被题作《四书》、《四书集注大全》、《四书集注》等；卷数亦有不同，计有四十二卷本、二十八卷本、十九卷本等。传本甚多，主要有明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刻本，清《四库全书》本，民国《四部备要》本，１９５７年中华书局版铅印本分作二册，版本最佳，１９８５年岳麓书社铅印本最便阅读。
四书纂笺
〖四书纂笺〗二十八卷。元詹道传撰。道传为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其他不详，盖为元朝中叶学者。此编略仿先儒古经笺疏之体例，取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及《四书或问》二书，正其音读，考其名物度数，备注于本句之下；亦间或诠释朱熹所引之成语。诸如”真积力久“，道传考其出自《荀子·劝学篇》；”孝子爱日“句，道传考其出自《扬子·孝至篇》。如此之类，作者皆为其证明出处，免除后学之劳。书中所援引诸证，亦间有抵牾者。如《论语》中之”夏瑚、商琏“，朱子本来据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旧注，道传既引征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而考辨其异同，却又复言夏曰瑚、商曰琏本于《尔雅·释器》，但检校《尔雅》，实无此文，则显然为道传所杜撰附会。此外，其书对于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所引诸儒，多能详列其姓名里籍，亦颇省后人考索之功；惟《孟子·尽心章》引陈氏”厌于嫡母“之说，陈氏乃是陈耆卿，朱子所引，出自其《孟子纪蒙》一书中语，耆卿字寿老，临海人，见叶适《水心集》；道传对其却漏而失载，故不免有所疏略。综考全书，大致皆有根柢，极少空言，足见道传为学，务实而不务虚。其书与张存中《四书通证》相比较，则固在其上。此书《通志堂经解》本为二十六卷，此外，又有《四库全书》本。
松崖笔记
〖松崖笔记〗三卷清惠栋（１６９７一１７５８）撰。此书为作者治学札记。松崖为惠栋之字。体例与惠氏《九曜斋笔记》同，而精不及之。全书共二百五十四条，于著述之暇，取诸子百家，凡象纬、舆地、六书、训诂、方言、风俗、姓氏、谱牒、金石、文字、算术、历律之学，能够羽翼经传、发明注疏者，随笔摘记，莫不穷源竟委，曲证旁通，以为后学津梁。惠氏学识广博，其说经考诸条，犹为有见。其”唐人正义“一条，引《汉书·律历志》曰：”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谓唐孔氏五经义疏名”正义“盖取诸此，可备一解。”无极“一条，谓《列子》、《周书》皆言无极。《列子·汤问篇》云：”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无极之外复无极，可供参证。《推易始末》一条，谓毛奇龄《推易始末》一书颇不足观，其推移之义亦非发明，而”河图海书“一条谓毛奇龄《河图海书原舛编》可以不配。此书为作者随笔札记，疏失自所难免。其卷二”姨丈人“一条，”六宗“一条皆可商榷。此书曾经顾广圻、钱大昕校过。有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吴门日照堂刻本，《聚学轩丛书》本。
松阳抄存
〖松阳抄存〗二卷，清陆陇其（１６３０一１６９２）撰。为陆氏官灵寿知县时，从其所著《问学录》、《日记》二书中摘录切要之语成为一编，以示学者。灵寿为古松阳地，故名《松阳抄存》。共七十五条，分道体、为学、处事、教学、辨学术、观圣贤六门。篇幅虽小，而多论学之语。如论道体谓“局子《太极图》全是知天命之学”，论为学谓“张子《西铭》从《孟子·尽心》一章来”，论辨学术谓“罗念庵在阳明之后，深知阳明末流之弊，而欲以主静功夫救之”，“至若李见罗亦深言阳明末流之弊，而取止至善为宗旨，只是将阳明之良知，改头换面耳，非有二也，其学又在念庵、景逸之下也”等，多论及明代及清初学术。此书原本七十八条，张伯行曾为刊行，而删其与《问学录》相重复者二十八条，殊失陆氏本义。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金山杨开基重刊，重新编次，分为六类，仍以陆氏原本第几条注于本条之下，以存其旧。又有《四库全书》本。
宋史·艺文志
〖宋史·艺文志〗八卷。元脱脱（１３１４一１３５５）等撰。脱脱，又名康里脱脱，为蒙古蔑里乞氏，字大用，曾任右丞相。修宋、辽、金三史。此《志》即为《宋史》申请志之一，主要依据吕夷简等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艺文志》：王□等编仁宗、英宗《两朝国史艺文志》：李焘等编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趄国史艺文志》以及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中兴国史艺文志》等四种艺文志，并采用《新唐书·艺文志末注录”的方法，加注补录一些变馆所存宋代宁宗嘉定以后的新书汇辑而成，总共录宋一代藏书九千八百一十九部，一万－干九百九十卷。在录著方法上仍按经、史、子、集四部著录。经部共分《易》类、《书》类、《诗》类；礼《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经解》类、《小学》类十大类，共著录图书－千三百零四部。一万二千六百零八卷。其中《易》类二百一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自王柏《读易记》以下“不著录”十九部，－百八十六卷）；《书》类六十部八百零二卷，自王柏《读书记》以下“不著录”十三部，二百四十四卷）；《诗》类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二十卷（自陈寅《诗传》以下“不著录”－十四部，二百四十五卷）；《礼》类一百一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自石《中庸集解》以下“不著录”二十六部，四百六十九卷）；《乐》类一百一十一部。－千零七卷；《春秋》类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自王柏《春秋左氏正传》以下“不著录”二十三部，四百八十八卷）；《孝经》类二十六部，三十五卷（自袁甫《孝经说》以下“不著录”二部，六卷）；《论语》类七十三部，五百七十九卷（自王居正《论语感发》以下“不著录”八部，八十二卷）；《经解》类五十八部，七百五十三卷（自沈贵瑶《四书要义》以下“不著录”九部，一百四十六卷）；《小学》类二百零六，一千五百七十二卷（自刘绍《字学摭要》以下“不著录”六部，六十九卷）。于部《儒家》类一百六十九部，一千二百三十四卷、篇。此志实际上是记载宋代藏书情况及宋代著述情况的变志总目。但由于著录重复差误较多，故在所有史志目录中，此志最称芜杂。所以，在考据宋代经学著述及研究宋代收藏经学著作情况时。使用此志，须与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互相参稽。无单行本，《宋史》的版本颇多，最便于使用者，为１９５９年第１版及１９８２年第２版标点本。
宋元学案
〖宋元学案〗一百卷清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等撰。宗羲于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著成公明儒学案》，之后又依《明儒学案》体例著《宋元学案》，仅成十七卷并序而卒。宗羲子百家续作，又成八卷。全祖望于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年（１７４７－１７５５）再为续作，编次序目，重为增定，成九十一学案，也未竟而卒。底稿归月船卢氏、残本归宿愿蒋氏。后由宗羲裔孙黄稚圭、稚圭子平髓补充为八十六卷。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王梓材、冯云濠搜得各本合校，修辑缺遗，整认讹钟，始成百卷，刊割出版。道光二十二年版毁于兵火，何绍基谋刻于北京，榨材又为补脱正误，至道光二十六年刻成。此书之作，前后历经一百六十余年，成于众人之手。将宋元两代学术思想按不同派别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成九十一学案，共记宋元学者二干余人。全书首冠《考略》，历叙成书始末及各种版本分合、流传，次《序录》，次学案正文。所录各学案，安定第一卷、泰山第二卷、百源第九十一卷、濂溪第十一－十二卷、明道第十三－－十四卷、伊川第十五－十六卷、横渠第十七－十八卷、荥阳第二十三卷、上蔡第二十四卷、龟山第二十五卷、□山第二十六卷、和靖第二十七卷、刘李诸儒第三十卷、吕范诸儒第三十一卷、周许诺儒第三十二卷、王张诸儒第三十三卷、武夷第三十四卷、紫徽第三十六卷、豫章第三十九卷、横浦第四十卷、衡麓第四十一卷、五峰第四十二卷、刘胡诸儒第四十三卷、艾轩第四十七卷、晦翁第四十八－四十九卷、南轩第五十卷、东莱第五十一卷、艮斋第五十二卷、止斋第五十三卷、水心第五十四一五十五卷、龙川第五十六卷、梭山复斋第五十七卷、象山第五十八卷、西山蔡氏第六十二卷、勉斋第六十三卷、潜庵第六十四卷、木钟第六十五卷、南湖第六十六卷、九峰第六十七卷、北溪第六十八卷、沧州谱儒第六十九至七十卷、岳麓诸儒第七十一卷、丽泽诸儒第七十三卷、慈湖第七十四卷、□斋第七十五卷、广平定川第七十六卷、槐堂诸儒第七十七卷、鹤山第八十卷、西山真氏第八十一卷、北山四先生第八十二卷、双蜂第八十三卷、深宁第八十五卷、东发长八十六卷、静清第八十七卷、介轩第八十九卷、鲁斋第九十卷、静修第九十一卷、草庐第九十二卷、静明宝峰第九十三卷，以上为黄氏原本所有。以下为全氏所补：高平第三卷、庐陵第四卷、古灵四先生第五卷、士刘诸儒第六卷、涑水第七一八卷、范吕诸儒第十九卷、元城第二十卷、华阳第二十一卷、景迂第二十二卷、兼山第二十八卷、震泽第二十九卷、陈邹诸儒第三十五卷、汉上第三十七卷、默堂第三十八卷、赵张诸儒第四十四卷、范许诺儒第四十五卷、玉山第四十六卷、清江第五十九卷、说斋第六十卷、徐陈诸儒第六十一卷、二江诸儒第七十卷、张祝诸儒第七十八卷、邱刘诸儒第七十九卷、存斋晦静息淹第八十四卷、哭斋第八十八卷、师山第九十四卷、萧同诸儒第九十五卷、元□党案第九十六卷、庆元党案第九十七卷、荆公新学略第九十八卷、苏氏蜀学略第九十九卷、屏山鸣道集说略第一百卷。其中元□、庆元两“党案”之列，以其与两宋道学兴废相关而设。末三案称“学略”，以著杂学之分歧而列，三学略所收大都为重辟掸学者。每学案首列一表，备举该学案代表及其师友、弟子及师承系统，再立该学案所列经学家小传，叙其生平与学术宗旨，并列学侣、同调、家学、门人、私淑、续传四项为“附案”，另有附录记各家轶事与后人评论。此书为继《明儒学案》之后又一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专著，其成就有过于《明儒学案》。黄氏本为陆王之学、全氏学本程朱，于宋元学术深有研究，又同为经史学家，故此书搜采详备，持论博通，不涉迂陋微妙，于七百年儒苑门户源流分合，叙述颇详。全氏修补此书，兼为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此书列传精详处，可资补史。此书不载康与之、邓牧等人，贬王安石及苏洵父子，有其偏见，取材也间有繁简失当，重复误记等缺点，可能与出自众手、历时太久有关。王榨材、冯云濠重校此书时，遍涉四部之书，凡原书所遗，而显有可据者，作《宋元学案补遗》一百卷，收入《四明丛书》。除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外，又有光绪五年（１８７９）长沙案庐刊本、民国五年（１９１６）上海文瑞楼石印、《四部备要》本、１９３６年世界书局《宋元明清四朝学案》铅印本等。
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四卷。唐魏征（５８０－６４３）等撰。此《志》原是唐贞观年间《五代史志》的原稿，后并入《隋书》、系根据柳□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并参考阮孝绪的《七录》分类体系而成，利用隋代遗书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核对，删去重复，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著录，既反映隋朝一代藏书，又记载六朝时代图书变动情况，是继《汉书·艺文志》后，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其中经部按《易》、《书》、《待》、《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书》、《小学》－个大类，著录经学文献共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为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其中《易》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书》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四十一部，二百九十六卷；《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礼》以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二百一十一部，二干一百八十六卷；《乐》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春秋》，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孝经》十八部，六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论语》，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一十六部，一千零二十七卷；《纬书》十三部，九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二卷；《小学》一百零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另外，子部儒家类共著录儒家文献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通计亡书。合六十七部，六百零九卷。经部后有大序；每类后又均有小序，凡经部大序、小序共有十一篇，子部儒家类小序一篇。序中简要说明每类的学术源流及其演变。类下著录书名及卷数，又常常附以简要的注释。指明著者，记其时代爵衔，间或注明书的内容真伪及存亡残缺，如称“宋有”、“梁有或亡”，并以夹注，附入亡佚书目。此《志》所著录的经部著作及其儒家类文献，并大序、小序、注释等，至今仍不失为考见唐以前儒家著述概况的重要资料。清代以来，考补疏证者有十家之多，如章学诚、章宗源、姚振宗、张鹏一等人都有著作传世，其中以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较有影响。此《志》的单行本较多，后人的考补、疏证著作皆可算单行本；另外，又有《八史经籍志》本及１９５５年商务印书馆标点铅印本。
太极图说述解
〖太极图说述解〗一卷，明曹端（１３７６－１４３４）撰。为曹氏注解宋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著作。《太极图》为周敦颐利用道士修炼图改成的反映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图式，《太极图说》为周敦颐对《太极图》的说明文字。周氏认为“太极”是最原始的绝对实体，而“太极”本于无形又无象的“无极”，由“太极”的一动一静产生出阴阳五行和宇宙间万事万物。后二程得周氏图说，秘不示人，必致后世众说纷坛，矛盾叠出。朱熹尊以为经而注解确切，较为后人所取。曹端以前诸儒“非舍朱说而用他说，则信语录而疑注解”，曹端注解《太极图说》，则以朱熹注解为主，如朱注有难解者，则以自己心得解之，故曰“述解”。曹端开明代醇儒之先，为学究心“河洛”，专心性理，以为性即理，理之别名为太极、至善、至诚、大德、大中等，对《太极图说》有很深的研究，对朱熹之说亦深有体会，故其解《太极图说》能得其大旨，提出太极乃“理之别名耳，天道之立，实理所为，理学之源，实天所出”，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而末附《辨戾》一条，谓朱熹关于太极阴阳说的论述，朱熹的语录与朱熹的注解互异，曹端通过考证认为注解出自朱熹手笔，而语录为门人所笔记，错误难免，而应以注解为主，颇有见的，而不苟合。《太极图》为道学之本源，乃理学之一说，曹端注解，对于了解、研究《太极图说》及宋代理学均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有明张□刊本、杨氏刊本、《四库全书》本。
太平经国之书
〖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宋郑伯谦撰。伯谦字节卿，永嘉（今浙江宁波）人，初官修职部，后官衢州府学教授。宋人王与之撰《周礼订义》，首列宋代说《周礼》者四十五家，伯谦为第三十一人，居黄度、项安世之间，盖宁宗、理宗时人。此编发挥《周礼》之义，取刘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语为书名，故曰“太平经国”。首列四图：一曰成周官制，一为秦汉官制，一是汉官制，一乃汉南北军。所绘图中仅限于三朝职掌宿卫，其大意是想以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统于太宰，故惟冠以上四图，以明古制。正文列目三十，依序分别为：教化、奉天、省官、内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揽权、养民、税赋、节材、保治、考课、宾祭、相体、内外、官制、臣职、官民、宫卫、奉养、祭享、爱物、医官、盐官、理材、内帑、计、内治等，其中内外、会计又各分上、下篇。凡论三十二篇，都以周官制度类聚贯通，并设作问答，推明建官的缘由。所论多参证后代史事，以说明古法之善。其论“天官玉府”诸职一条，宋儒车若水所撰《脚气集》对其多有称赞。但书中亦有一些赘言，甚至有读后仍不知作者命意何在之处，如在“奉养”一篇，作者深责汉文帝力倡之节俭为非，即不明伯谦用意何在。又如在“宰相”一篇，作者主张应文、武共权，而不应以文统武或以武统文，并引南宋初年史事相证，但当时武将韩□胄等权倾一朝，正是以武统文，作者此论，不知是对武将专权不满，还是有意为其开脱。全书体例谨严，条理比较畅明，对《周礼》研究多有所得，＆127；足资后人参证。＆127；明刻本入藏北京图书馆，又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太玄
〖太玄〗十卷。汉扬雄（前５３－后１８）撰。扬雄仿《论语》作《法言》；此书则是其仿《周易》体例撰成。《太玄》的交象为一、二、三画，相当于《周易》封象二画的阴阳；《太玄》的方、州、部、家四重玄位，相当于《周易》的六个爻位；《太玄》的一、二、三画相交错于方、州、部、家四重，为八十一首，相当于《周易》的六十四卦；每首都有九赞，共为七百二十九赞，相当于《周易》的三百八十四爻；“首”相当于《周易》的《彖》，“测”相当于《周易》的《象辞》；《太玄》的《□》、《莹》、《□》、《图》、《告》相当于《周易》的《系辞》；《太玄》的《数》相当于《周易》的《说卦》；《太玄》的《冲》相当于《周易》的《序卦》；《太玄》的《错》相当于《周易》的《杂卦》。其间内容十分艰涩，扬雄在世时亦很少有人能看懂。实际一一此书的内容是儒、道、阴阳三家的混合体，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出发点，全书以“玄”为中心思想，它相当于《周易》的“易”、《老子》的“道”，作者借此，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扬雄指出：“玄者，幽搞万类而不见形者也。”“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即是说，不管天文、地理、人事，都由“玄”来支配；而且，“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玄是诸神的魁首，它在天而渺不可见，在地以无形而生众形，在人心腹而深不可测，放玄同“易”及“道”一样，是生天、生地、生万物及人类的创造主，也就是神。反映了扬雄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在此书中，扬雄又阐述了自己的知行论，他提出了“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的论点，认为“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他主张人要行事，必要遵循正道，而体现自然的规律；并且指出，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不遵循正道，当然作不出好事；而不体现自然，就象“拖车入渊，负舟上山”，也会劳而无功的。所以，书中反映的作者的知行论观点，有许多可取的见解。此书与《法言》一样，是研究扬雄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后人为此书作注者有宋司马光、明叶子奇、清焦袁熹等人。其书名又称《太玄经》，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诸本；司马光《集注太玄经》有《道藏》本、《子书百家》本及《道藏举要》本；《艺海殊尘》本所收《太玄解》，为焦袁熹撰。
谭苑醍醐
〖谭苑醍醐〗八卷明杨慎（１４８８一１５５９）撰。杨慎字用修，号升阉，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１５１１）进士。授修撰。平生著述甚富，推为明代第一，共２８０余种。学识广博，于书无所不读，力挽明世空疏学风。说经则通古韵，探篆籀，自声音以求故训。此书为其治学考证札记，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醍醐本为□酥之綦晶，佛家借喻为性，杨慎借之以名书，谓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生栈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意即精义以入神，非一龋之力可就，喻积学成书。全书共二百九十余则，每则又有细则，实共三百余则。所论凡经、吏、止各方面具备，与《丹铅总录》相类。其论经对孔子、朱熹推祟备至。所称周八士为南宫氏，引《逸周书》“南宫忽迁麟鹿之财”，“南宫’百达迁九鼎”语，谓“南宫忽”即仲忽，“南宫百达”即伯达，《尚书》所云”南宫适”即伯士，引据极为确凿。又渭先天图始于陈希夷，后天图续于邵雍。陈希夷授穆修，穆修受李之力，李之才授予邵雍，邵作后天图，见予邵泊温之序，朱熹所以不明言的原因，是惧后人议其流于神仙，辨析亦属详明。卷四《青云》条谓“青云之士，谓圣贤立言传世者，孔于是也，附青云则伯夷、颜渊是也。后世谓登仕路为青云，谬矣”，又引数例以证其误，其所考证大率类此。又如卷六《朱子自言传注》条，谓“朱子自言平生传注，《大学》、《中庸》、《论语》所得为多，《易》与《诗》所得仅如鸡肋，盖不满于《易本义》与《诗传》也。今世乃规规然一不敢议，岂朱子所望于后贤之心乎？”。此类考证，尚有不少。被清代学者所推重。清乾隆中李调元得十九卷本，其中有与《丹铅总录》等书重复者，皆删而不录，而以小字注明，编为八卷，收入《函海》中。又《四库全书》本九卷，即据旧本录入，李氏所删者惧在，可与《函海》本相参照。又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乃据《函海》收
汤子遗书
〖汤子遗书〗十卷清汤斌（１６２７－１６８７）撰，门人王廷灿辑。汤斌为清初理学名家，学源于孙奇逢，笃于程朱，而不薄王守仁。著述虽不及陆陇其等之多，然所作有体有用，尤属通达。卒后遗稿曾为田兰芳刻于中州，彭成又刻《节要》于吴门，蔡彬与蔡方炳谋刻全集，惜未刊成。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王廷灿搜遗文，补所未备，编为十卷。名《汤子遗书》。卷一语录，卷二奏疏，卷三序文，卷四碑记，卷五书牍，卷六赋、颂、论、辩，卷七传、墓志、行述、事状，眷八杂文，卷九告渝，卷十诗、词，卷末附汤氏《年谱》、《行实》、《墓志》、《祭文》。其中语录、书牍、记、论、辩等多关理学。语录为汤氏门人所记，沈佳、窦克勤、姚尔申手述二十二条，窦克勤日录四十九条，汤溥手述六条，王廷灿手述五条，范景手述十五条，后附《志学会约》十一条，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汤斌的理学思想。汤氏为学，身体力行，不尚讲论，讲求实用，语录谓“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界，亦是玩物丧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功夫体认过来，无一句不是实话。”又谓“先儒尝有言顿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顿者，但必学问真积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处，是顿因于渐也”，皆其治学心得。又谓程朱为“吾儒之正宗”。认为王守任致良知是“圣学真脉”，对王守人颇回护，语录谓“知善知恶是良知，这良知便是性之虚灵不昧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皆从此出，即孟子所谓性善、宋儒言主敬。阳明恐学者过于执著，反于心体上多一敬字，故教人提醒良知便是。其言无善无恶，只是教人涵养未发，勿过执著而已”。在《睢州移建庙学碑记》中认为“圣贤之学，其要存心而已矣。存心者，存天理而已”，与王守仁心学相合。强调正人心，崇经术，提倡朱熹“格物致知”说。《又答耿亦夔书》谓“能致知，则意可诚，心可正”，《答黄太冲书》主张“从早日用伦常躬行实践，体验天命流行”，在“识仁”与“尽孝”上下功夫，《篙阳书院记》谓“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则知吾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无间”，《孝经易知序》谓“天下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则民气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等。书中还提出兴社学、禁赌博、废淫祠、正学术、化民俗等主张。汤斌有关经不专著不多。此书实全面反映其理学思想。有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王氏树德堂刻本、《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同治九年（１８７０）眼州汤氏宗饲重刻本。全面收集汤斌著作的丛书，有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刊《汤文正公遗书》六种，同治九年睢廷魁等刊《汤文正公全集》，除收入《汤子遗书》－令卷，还有《乾坤两封解》一卷为解经著作，《洛学编》五卷为理学专著。《正谊堂全书》又收有《汤潜庵先生集》二卷。《吉林探源书舫丛书》又收有《汤子遗书择抄》等。
通书
〖通书〗原名《易通》，又称《濂溪通书》、《周子通书》。一卷，四十章。北宋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撰。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初为分宁主簿，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移桂阴令，又徙知南昌，以疾求知南康军。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后人遂称为濂溪先生，卒谥元公。为我国古代著明哲学家，宋代理学之祖，二程弟兄皆其弟子，除此书外，尚有《太极图说》，并出，以发挥《易传》和《中庸》思想为主旨，全面继承了《中庸》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对宋明理学时若干重要哲学范畴，特别是对所谓的”诚“和”主静“做了深刻的阐述，把”诚“与”无极而太极“都提到世界本体论和伦理观的高度，认为”诚“是圣人之本，宣扬产生万物的”乾元“，是”诚“的本源，即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元也“，”寂然不动者，诚也“，主张”诚“还是仁义、礼智信等一切封建道德的根源。并且认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过”诚“沟通了天人关系，为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了哲学论证。又宣扬”天以“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把天体赋予了道德的属性。提出“物”、“神”的概念，认为“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而“神”就是精神性的“太极”。在人性论上，提出善、恶、中三种类型，认为“圣人立教，俾人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把“天下化中”看作政治的极至。提倡“无欲”、“静处”，认为“主静”、“无欲则静虚动直”，无思无欲是修养的根本原则，是达到“圣人”的境界。总之，作者在继承了《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对自己建构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借助本书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其立诚、主静、无欲之说，成为宋、元唯心主义理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对后世理学思想亦有很大影响。因此，此书与《太极图说》，实开宋明理学之先河，无论对研究儒学发展史，还是研究宋儒思想，都是一部必读的重要著作。《局子全书》收载，此外，尚有《四部备要》本。
通雅
〖通雅〗五十二卷，卷首，三卷，明方以智（１６１１一１６７１）撰。始作于崇帧十年（１６３７），初稿成于崇帧十二年，至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刊行，前后历３０年。为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等之作。自序谓“今以经史为概，遍览所及，辄为要删。古今聚讼，为征考而决之，期于通达，免□拘鄙之误，又免为奇僻所惑，不揣遇琐，名曰《通雅》。卷首三卷，分音义杂论、读书类略、小学大略、诗说、文章薪火五目。正文分四十四门，即疑始二卷，专论古篆古音；释诂七卷，分缀集、古隽、□语、重言四目；天文二卷，分释天、历测、阴阳、月令、农时五目、地舆五卷，分方域、水注、地名异音、九州建都考、释地五目；身体一卷；称谓一卷；姓名二卷，分姓氏、人名、同姓名、鬼神四目；官制四卷，分仕进、爵禄、文职、武职、兵政五目；事制二卷，分田赋、货贿、刑法三目、礼仪三卷，分乐曲、乐舞（附乐器）二目；器用五卷，分书札、碑帖、金石、书法、装潢、纸墨笔砚、印章、古器、杂器、卤簿、戎器、车类、戏具十三目；衣服二卷，分彩服、佩饰、布帛、彩色四目；宫室一卷；饮食一卷；算术一卷；植物三卷，分草竹、苇木、谷蔬四目；动物三卷，分鸟、兽、虫三目；金石一卷；谚原一卷；切韵声韵一卷；脉考一卷；古方解一卷。广征博引，备注所出。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其大旨本尊疑、尊证、尊今，有疑必探其故，每释其疑必藉他证，考古所以决今，而不泥古。明代末期，以博洽著称者有杨慎，继起者为陈耀文、焦□，以智掘起，考据精核，迥出各家之上，对清初颐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均有影响，开清代考据训诂学风气。有康熙五年姚文燮刻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六年（１８８０）桐城方氏重刻本、又有日本刻本、１９９０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姚刻本。其稿本收入１９８５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方以智全书》本。朱彝尊《经义考》著录为五十五卷，是将卷首三卷计入。方以智又撰《通雅刊误补遗》，张裕叶补校，于乾隆间刊版。
通志·艺文略
〖通志·艺文略〗八卷。宋郑樵（１１０４一１１６２）撰。此书为《通志》之二十略之一，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是在其己撰《群书会记》的基础上增删合并而成，它不同于诸史艺文志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在于不是记一代藏书，一朝著作，而是”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不遗“，详于今而略于古，既记现存的著作，亦记历代散佚亡缺的著作。在分类上，先分十二大类，大类下再分小类，小类中再分种。经学文献共分四大类：经类、礼类、乐类、小学类；经类下分《易》、《书》、《诗》、《春秋》、《春秋外传国语》、，《孝经》、《论语》、《尔雅》、《经解》九小类。礼类下分《周官》、《仪礼》、《丧服》、《礼记》、《月令》、《会礼》、《仪法》七小类。乐类下分《乐》一小类。小学类下分《小学》一小类；每一小类下又分若干种著录。其中《易》小类分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论说、类例、谱、考证、数、图、音、谶纬、拟易，凡十六种，二百四十一部，一千八百九十卷；《书》小类分古文经、石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问难、义训、小学、逸篇、图、音、续书、谶纬、逸书，凡十六种，八十部，五百九十八卷，七十一篇；《诗》小类分石经、故训、传、注、义疏、问辨、统说、谱、名物、图、音、纬学，凡十二种，九十部，九百四十二卷；《春秋》小类分经、五家传注、三传义疏、传论、序、条例、图、文辞、地理、世谱、封繇、音、谶纬，凡十三种，二百四十六部，二千三百三十三卷；《春秋外传国语》小类分注解、□、非驳、音，凡四种，九部，一百三十二卷；《孝经》小类分古文、注解、义疏、音、广义、谶纬，凡六种，六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论语》小类分古论语、正经、注解、章句、义疏、论难、辨正、名氏谱、音释、谶纬、续语，几十一种，六十五部。四百八十二卷；《尔雅》小类分注解、图、义、音、广雅、杂尔雅、释名、方言，凡九种，五十二部，二百五十五卷；《经解》小类分经解、溢法，凡二种，六十九部，八百卷，共八十九种，九百一十三部，七千五百六十三卷，七十一篇。《周官》小类分传注、义疏、论难、义类、音、图，凡六种，二十一部，二百六十五卷；《仪礼》小类分石经、注、疏、音，凡四种，十五部，一百一十八卷；《丧服》小类分传注、集注、义疏、记要、问难、仪注、谱、图、五服图仪，凡九种，八十八部，三百四十七卷；《礼记》小类分大戴、小戴、义疏、书钞、评论、名数、音义、中庸、谶纬，凡九种，四十九部，八百一十八卷；《月令》小类分古月令、续月令、时令、岁时，凡四种，三十七部，二百七十四卷；《会礼》小类分论钞、问难、三礼、礼图，凡四种，五十四部，一千三百－十四卷；《仪法》小类分礼义、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封掸、汾阴、诸礼仪注、陵庙制、家礼祭仪、东宫仪注、后仪、王国州县仪注、会朝仪、耕籍仪、车服、书仪、国玺，凡十八种，二百一十六部，四千五百六十一卷，七十七篇，共五十四种，四百六十部，七千六百九十七卷，七十七篇。《乐》小类分乐书、歌辞、题解、曲簿、声调、钟罄、管弦、舞、鼓吹、琴、谶纬，凡十一种，一百八十一部，一千零四卷，此亦是《乐》小类总数。《小学》小类分小学、文字、音韵、音释、古文、法书、蕃书、神书，凡八种，二百四十部，一千八百三十九卷，此亦是《小学》小类总数。《诸子》类中《儒术》小类分儒术一种，二百零四部，－千六百一十三卷，三百七十篇，此亦为《儒术》小类著录总数。在著录中，先注明书的作者时代及官衔，简介书的内容，指出一书记事本末，点明一书写作特点，记述一书传播情由，提供一书取材来源，考订著述真伪，注明所记佚书及其依据，以明学术源流。其与诸史文志互为表里，是考据北宋以前历代经学著述的重要参考依据。无单行本，但民国间将《通志》二十略单独析出，名《通志略》，《万有文库》、《四部备要》收录。
通志堂经解
〖通志堂经解〗（又名《九经解》）一千八百六十卷清徐乾学（１６３１－１６９４）辑。曾署名纳兰性德（一作纳兰成德）辑，通志堂即纳兰性德室名。性德为太傅明珠之子，徐乾学的门生。此书实为乾学积三十年之力所辑，为谄附明珠，而让名于性德，于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付刊，乾隆年补刻。卷首冠乾隆之御旨，谓徐乾学阿附权门，成德滥窃文誉。二人品行本无足取，但不以人废言，故补刊齐全，订正讹谬，以臻完善。收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著作一百四十六种，其中以宋元诸儒著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也有不纯言经义者，如《春秋类对赋》体近类书，而做为经解收入。底本也不尽完善。其中《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署名性德自编，相传为陆翼王之稿。各书中，自《予夏易传》至《书》张文潜诗说后队凡六十篇，加－总序，俱载于性德《通志堂集》中，实亦为乾学所撰。故丁杰谓乾学辑刻此书，为一时好名之计，非实好古。此言颇可商榷，谓乾学阿附权门，尚有根据，其让名于性德，则不当谓好名之计。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所谓“然多数罕传之籍，得因其巨力以行世，亦末始非有功艺林也”。有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粤东书局刻本，１９７９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年原刻本影印本。
王文成公全书
〖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明王守仁（１４７２－２５２８）撰，明谢廷杰辑刊。收入守仁所著《传习语》三卷、后附《未子晚年定论》，为徐爱辑、钱德洪删定；《文录》五卷，皆杂文，其中有《宋子晚年定论序》、《修道说》、《大学古本序》等涉及经学；《别录》十卷，多为公移文；《外集》七卷，为诗与杂著（序、记、墓志铭等）；《续编》六卷，为《文录》续编，皆守仁卒后，钱德洪搜辑整理。后附《年谱》三卷、《附录》一卷，《世德纪》一卷，《附录》一卷，《年谱》与《世德纪》皆钱德洪所撰，《附录》为王畿撰。书中所收，以《传习录》最为重要。乃王守仁学术思想代表作，其他则与经学关系本大。备书本各自单行，隆庆六年（１５７２）谢廷杰巡按浙江时，合而刊之，仿《朱子全书》之例，称《王文成公全书》，当时重守仁学术，故有此举。守仁著作，大备于此。明人施邦曜，也辑有《阳明先生辑要》、分《理学集》四卷、《经济集》’七卷、《文章集》四卷，冠以《年谱》。崇帧八年（１６３５）叶绍荣编刻《阳明书要》八卷、附录五卷，康熙守仁五世孙贻乐编刻《王阳明集》十六卷，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张向达编刻之《阳明文钞》二十卷，均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王文成公全书》作《王文成全书》当有误，此书隆庆刻本收入《四部丛刊》，亦作《王文成公全书》。又有清刻本、民国二年（１９１３）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四部备要》排印本等，或题《王阳明先生全集》。
纬略
〖纬略〗十二卷。宋高似孙撰。似孙字续古，号疏寮，浙江绍兴人，淳熙进士，历校书郎、会稽主簿、知处州，为贪酷，诌事韩含蓄□胄，为人所不耻，退居姚江著书，有《疏寮小集》，另有辑本多种。似孙曾辑有《经略》、《史略》、《子略》、《集略》、《骚略》及此书等，其自记曰：“事有逸者、琐者为《纬略》。”可知此书实际上以辑录、考据疑义为宗旨，并不是解释论述纬书之作。全书征引较广博，但据明人沈士龙跋此书曰：其展□骚、招隐、八风、围棋、氍□、□牙之类，全录自《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诸书，无所增辑。知其辑录时所引诸书皆自类书中搜集。许多内容有裨于经学史的研究，如《通五经》类，所辑“石苍东海人，事夏侯始昌，通五经。蔡元，汝南人，学通五经。帝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井丹，扶风人，受业太学，通五经。”“张霸博览五经，孙淋、刘固慕之。汉人往往以通五经为重，其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也；‘五经纵横’周宣光周举也；‘五经纷纶’井大春井丹也；‘五经复兴’鲁叔陵鲁浅薄不朽丕也。皆通五经”。诸如此类，皆具资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其言笃实，无所□□，终出杨慎丹铅诸《录》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资矣。”传本有《四库全书》本，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张氏《墨海金壶》本及民国间《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温公易说
〖温公易说〗卷。北宋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撰。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山西夏县人。宝元进士，初授奉礼郎，签苏州判官，累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学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熙宁三年（１０７０）以端朗殿学士知永兴军，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迁资政殿学士。哲宗即位，召为门下待郎，进尚书左仆射，卒赠太师、温图公，谥文正，一生撰有《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纪闻》、《潜虚》等书。此书成于何时尚待考定，《宋史·艺文志》注司马光曾作《易说》一卷，另三卷，《系辞说》二卷，此为是书六卷的由来，但在宋代，书已不传，故《经义考》将其列为已佚之书。清修《四库全书》，馆臣于《永乐大典》中辑出，依《宋志》所录，重新厘作六卷，然内容已颜简略，其释诸卦，每卦或三、四爻，或一、二爻全封无解说者；唯《系辞》部分还属完备，而《说卦以下仅有二条。《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所缺部分当为作者未及完成而致。司马光撰写此书，是因为前人注《易》，多有虚渺无稽之说，如王弼以老、庄之学解《易》，作者便认为已非《易》之本旨，不足为据。故其所解绝不杂释老之学，唯以儒家“中庸”思想建说立论，认为阴阳相逐，非太极则不成，刚柔相戾。非中正则不行，强调天卜之德虽众却萃于刚柔；天下之道虽多却会于中正、指出刚柔者为“德之府”；中正者为“道之津”，故有刚而无中：则暴以亡；有柔而无中正则邪以消凡其说解，多不袭先儒旧说，如解“同人之彖”君子乐于忍人同，小人乐与人异。君子同其远，小人同其近“坎之大象”：水之流也，习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学也；以成大贤。“咸之九四”心苟倾焉、则物以其类应之，故喜则不见其所可怒，怒则不见其所可爱，如此等等，都与实际互有联系，成为宋人解《易》巾的义又－流派。在《易》学发展史上占有－定的地位。通行本为《丛书集成》初编本，另又有”《四库全书》本，《经苑》本及《榕园丛书》甲集本。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八卷，清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撰。始撰于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逝世前尚未全部完成。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五卷，泛论文史而侧重于史，外篇三卷。多论方志。此书为继唐刘知己《史通》以来最著名的史学论著，提出“六经皆史”的著名观点，在刘知己史学“三长”（才、学、识）论基础上，又提出“空德”说。分史书为“著述”与“记注”两类，推重“著述”。提倡编著通史和纂修方志，突出方志的史学性质。也反映了章学诚的经学观点。章氏曾学刘宗周、黄宗羲之学，继承清初“经世致用”的传统。此书内篇卷一为《易教》、《书教》、《诗教》、《经解》，卷二《原道》、《原学》，卷五《答客问》、《浙东学术》等篇多论及经术。在《匡谬》篇肯定“盈天地间惟万物”，《原道》篇以为“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强调“道”是事物的规律，提出“道寓于器”、“因器而显”的命题。在《经解》上篇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说，认为“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否认六经为传统权威，提出“贤智学干圣人，圣人学于百姓”，“集大成者乃周公而非孔子”（《原道》篇）。主张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把治经引向治史，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易教》篇），反对当时的学风，在《原学》下谓“学博者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鸯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殉之，不知博之何所取也”，又谓“言义理者似能思亦，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所以在《浙东学术》篇又提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反对空谈性命，主张“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原学》）。《博约》篇下谓“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所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反对偏于形式。固执门户的传统治学方法，，与正统派不同。在《原道》篇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学术与一时风尚不必求适合”（《感愚》），开学术思想摆脱经学传统束缚的风尚，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此书“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有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章华绂大梁刊本，为初刊本，又有《粤雅堂丛书》本，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刘承干嘉业堂刊《章氏遗书》本，内篇六卷，共九卷，又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１９５６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本，１９８５年中华书局《文史通义校注》本等。
文献通考·经籍考
〖读书记〗六十一卷。宋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撰。学者称德秀为西山先生，故此编又称《西山读书记》。根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西山读书记》有甲、乙、丙、丁四集，《甲集》言性理，兼及治道、出处。大抵本于经史格言，而述以己意。宋元之际，仅有《甲集》三十七卷，《丁集》二卷传世，而《乙集》、《丙集》却不传，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此书为三十九卷。今传本为明刊本，《甲集》、《丁集》卷数与《书录解题》及《文献通考》所记相同，分别为三十七卷及二卷；中间多出《乙集》二十二卷，三集相加，总成六十一卷。书前有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德秀门人汤汉序，称《读书记》惟甲、乙、丁为成书，甲、丁二集先刊行，《乙集》上即为《大学衍义》，已久进于朝廷，下半部末及缮写而德秀即卒，汤汉从其子真仁夫处抄得，厘为二十二卷，刊于福州。据此，则《丙集》原本未成，《乙集》一半为《大学衍义》。一半由汤氏整理续成。《甲集》自论”天命之性“至论”鬼神“，各分标目，前有纲目一篇，详细论述编排先后顺序之用意。《乙集》论虞夏以来名臣事迹，略仿编年体，前亦有纲目一篇，称所论止于五代，但书中却止于唐代李德裕，亦属未完。《丁集》上卷，论出处大义；下卷分处贫贱、处患难、处生死、安义命、审轻重诸目，与上卷互相发明。因性命为义理之源，故以为编之首。”性之发为情，而心则统乎性、情者也，故以性、心、情三者一编之纲领“。德秀为朱熹再传弟子，学宗朱子，尝言”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书中对德秀的主要理学思想，有比较充分的反映，如德秀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者一体而异名；主张修身在正其心，而”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进一步发挥了程朱理学的”性理之学“；进一步肯定了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为永恒天理，为人性所固有。全书分类注录，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列举阐述，并征引名言绪论，皆有裨于研究宋末理学发展情况。至于”致治之法“，德秀在：《大学衍义》中未及详述者，则于《乙集》中复加以详细阐述，古今兴衰治忽之故，亦在此犁然可睹。在宋儒诸书中，此编所论比较注重实际，不尚空言论理，是宋代正宗理学思想体系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作者避免了一般理学家不注重历史的特点，而是史论结合，别具特色。单行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另外，各种版本的《真西山全集》均给予收录。
吴文正公集
〖吴文正公集〗－百卷。元吴澄（１２４９－１３３３）撰。此编为吴澄诗、文汇编，又名《支言集》，由其孙吴当编辑。今传本为其五世孙吴□重刊于明永乐四年（１４０６）本，前九十卷为文，包括杂著、答问、说、书、启疏、序、记、碑铭、题跋、墓志铭、祭文、制诰、表笺等等，后十卷为诗。吴澄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答问、杂著、说、书、序等著述中。吴澄是元代著名学者，堪称大儒，为学主折衷朱熹、陆九渊两派，但基本思想仍属程朱理学范畴。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他遵从朱熹观点，继承了朱子“理在气先”和“理生气也”的唯心主义学说，认为“理在气中，原不相离”，承认“理”是“气”的主宰，继续鼓吹“理”，也即封建伦理纲常是最根本的，“气”从“理”中产生。在论学上，吴澄认为，为学之至要在于“心”，主张“学必以德性为本”，他推崇朱熹的“格物”、“诚意”之说，主张由心到物，闭门修养，他提出“养天性，冶天情，正天官，尽人伦”的主张，并指出“奚而养，奚而冶，奚而正，奚而尽？未知之则究之，既知之则践之。究者何？穷其理。践者何？履其事。”他进一步解释说：“若何而为仁义礼智之道，若何而为喜怒哀惧爱恶之节，若何而为耳目口鼻、手足四肢之则，若何而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求其所当然，是之谓穷其理。存之于心，则如此，见之于事，则如此。行之于身，则又如此。内而施之于家，则如此，外而推之于人，则如此，大而措之于天下，则又如此。躬行之焉，是之谓履其事。”不难看出，吴澄的用心同他的前辈一样，把封建伦理纲常看成是永恒的天理，警戒人们只能“履其事”，而不可悖其行。在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上，吴澄也仍然在拾宋儒的牙慧，他说：“朱子有言曰：天理人欲间不容发。”“不使天理有须舆之间，不使人欲有纤芥之留。夫然后神气清明，义理昭著，自能寻向上去，所谓下学而上达，庶可以入于圣贤之城，而不至沦于禽兽之区也。鸣呼！戒之哉，念之哉，敬之哉”。综合而言，吴澄虽可称一代大儒，他自己又以孔、孟、程、朱的道统继承人自居，但他对理学的贡献则在许衡之下，亦大不如自己的经学成就，说他在理学研究上既无新理论，又无新方法，仅具传声筒作用并不为过。这些，均可在此书中得以窥见。传本有明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刻本，《四库全书》据此本收录，另有明成化间刊《临川吴文正公集》四十九卷本，系将百卷本合并而成；清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万氏刻本，与成化本同一系统，书名题《草庐吴文正公集》，分四十九卷，卷首一卷，外集三卷。较为通行。
吴园易解
〖吴园易解〗九卷。北宋张根（１０６１－１１２０）撰。根字知常，浙江德兴人，元丰进士，官至淮南转运史，屡次上言陈斥时弊，权□为之侧目，后转官郴州，以朝散大夫终于家，著有《春秋指南》诸书，已佚《吴园易解》为其仅存著作。张氏此书，所释全用王弼注，以义理为本而不及汉、唐象数家之说，亦不袭沿河洛之谈，注文简约，仅具大略，有话则长，无说则短，故全书无支蔓之弊。书末附“序语”五篇，“杂说”一篇，都是探讨《系辞》之作，于经义颇有发明，自成一家之言又“泰卦论”一篇，凡于人事、天道倚伏消长之机玩味尤深，包孕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对研究儒学发展史及北宋《易》学思想有－二定的参考价值。书成后，流传不广，《通志堂经解》失收，明代有传是楼抄本，清有《四库全书》本。
五诰解
〖五诰解〗四卷，宋杨简（１１４１一１２２６）撰。杨简为宋代著名学者，其生平详见《慈湖易传令。《尚书》中的周诰，向以佶屈聱牙著称，颇不便于阅读，故吕祖谦撰《书说》，先释周诰，而后及虞、夏、商《书》诸篇，以先难后易而为之。杨氏此作，意亦在此，选取《周书》中的《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五篇进行连释。其说解时有新义，如《康诰》”惠不惠，懋不懋“，则归重于君身；”服念旬时“，则怀疑《孔传》言三月为过久；《酒诰》”厥心疾很“，认为系指民心而言；《洛诰》”顾畏于民□“，谓民愚而神可畏如□险；《召诰》”公无困哉“，谓困有倦勤之意等等，都能驳正旧文，自抒心得而不苟同于前人。其他如”先卜黎水“，用郑玄、顾彪之说，”封康叔时未营洛邑“，则采苏拭《书传》之说，”复子明辟“之训诂、圻父薄违之句读，用王安石《书义》之说。由此可见。杨氏说解并不专主一家之言。杨氏为陆九渊弟子，故治经以心学为本，加之当时为字说盛行之世，因此，书中又往往有穿凿附会字义之处，语言也迂曲委重。传本久佚，《文渊阁书目》著录一卷，焦□《经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四库全书》收录此书，系从《永乐大典》诸韵中辑出，依经文前后，厘作四卷，但缺《梓材》一篇。
五经稽疑
〖五经稽疑〗八卷明朱睦□（１５１７－１５８６）撰。朱氏字灌甫，号西亭，明宗室。定王未橡六世孙，封镇国中尉。万历中举周藩宗正，领宗学。家富藏书，有万卷楼。覃精经不，尤邃于《易》、《春秋》。著有《授经图传》、《陂上集》等。此书取《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等五经有疑义者，参。考异同，断以己意。凡《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各一卷，《春秋》四卷。独以《春秋》为多，所论亦精，大旨取直书其事、美恶自见之义。如“春正月不书王”、“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谭子不书名”、“柯之盟不书日”、“祭叔来聘不书使”之类，认为是传写脱误，不是孔子有意笔削，旁引曲证，足破穿凿附会之论其他如谓“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二“朝”字当作“奔”，“郑游速帅师灭许”，“灭”当作“人”。又辨左氏以“城小谷”为“城谷之非，公羊谓“晦不书事”之误，多属精核之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各经所说殊略，《周易》多采郭京之本，《尚书》既以古文《尚书》为疑，又以《大禹漠》、《皋陶谟》篇首之语为后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说，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驳放勋之非号，颇涉矛盾。《毛诗》多采用《小序》，缺少新义。《礼记》则所辨后儒增益之词，颇有见地。此书微引宏富，考证古义，时有可取。《明史艺文志》著录《五经稽疑》六卷，又载《春秋经传辨疑》四卷。其《春秋经传辨疑》当即《五经稽疑》中之《春秋稽疑》，为朱氏最先完成者，后一并收入《五经稽疑》。《四库全书》本共八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六卷，《总目》与《全书》不符。又有明万历刊本。
五经蠡测
〖五经蠡测〗六卷。明蒋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宁州（今福建霞浦）人。洪武初以明经官训导。此书为悌生于元末避兵蓝田谷中所作。前有洪武三年（１３７０）自序，谓幼读书，多有疑问，而不得释，及壮至老，瓢寻经传本旨，反复参究。旁摭证据，以志其疑，至老编为一书，附以平日读书管见，名《五经蠢测》。凡《易》一卷、《尚书》一卷、《毛诗》一卷、《春秋》一卷，仅四经，原有《礼记》，稿已佚，《易》也有残缺。其体例或载经文，或只标章句之目，或长篇叙论，或夹注于其间，颇不统一。其说《易》斟酌于程颐《伊川易传》与朱嘉《周易本义》之间，其说《书》对蔡沈《书集传》多所订正，其说《诗》亦斟酌于诸说之间，务持平允，在元明之间可谓屹然独立，不依傍门户。其说《春秋》仅说“膝子来朝”、“子同生”、“夫人孙于齐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钱”、“公及夫人姜厌会齐侯于阳谷”、辛巳有事”、“齐仲孙来”等七条，其说不甚主《胡安国传》。作者能覃精研思，多所心得，于元明之间亦可自成一家之言。《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悌生之名虽不及熊朋来，书则实在朋来之上，评价颇高。有明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浮梁闵文振刊本、通志堂刊本、《四库全书》本。
五经说
〖五经说〗七卷。元熊朋来（１２４６－１３２３）撰。朋来字与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宋咸淳十年（１２７４）进士，入元，隐居州里，以《三礼》教授，学者百数十人，后官两郡教授、福清县判官等职，学者称天慵先生，著有《小学标注》、《瑟谱》、《天慵文集》等书。朋来为学，倍守宋儒义理之说。是编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等五经，其说解，一延宋学之余脉，解《周易》亦言“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之说；解《尚书》，亦主张《洪范》一篇错简；解《毛诗》亦不主“小序”；解《春秋》亦不主《左传》、《公羊传》、《□梁传》。盖当时老师宿儒，相传如此，门户所限，使其为学不能有尺寸之逾。清儒惠栋撰《九经古义》，对此书的疏略有所指摘。如斥朋来论《大学》“亲民”一条，不知“亲”、“新”用，本马、郑之解《金滕》，为夏虫之见。又斥其论“言乃灌”一条，不考《史记·鲁世家》所引“无逸”及裴□《史记集解》所引郑注。论《周礼·乐师》“皋”宇与《大祝》“皋”宇，不考“皋”、“告”、“□”三字相同，乃谓郑氏先后异读，均为妄下雌黄。惠氏所驳难，多是文字方面，可见书中于古义、古音多有出入。此外，全书发明义理，所论颇为敦实醇正，而于礼经尤能疏证明白，在宋学之中，可谓切实不支之作。并且，作者将五经合为一帙，作出综合性的研究，在元儒中尚不及多见。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五经文字
〖五经文字〗三卷。唐张参撰。参里籍不详，书前自序题大历十一年（７７６）六月七日，结衔称司业。参盖为代宗时代人，为当时名儒也。今考《后汉书》记载，熹平四年（１７５）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云云。此书立名，即源本于此。其取《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等五经文字凡三干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为一百六十部。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曰：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讲论堂东西厢之壁。积六十余载，祭酒□、博士公肃再新壁书，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牍而高广，背施阴关，使众如一云云。如刘氏所记，则知《五经文字》最初乃书于屋壁，后来又改书于木板，抵开成年间，才易以石刻。朱彝尊跋曰：《五经文字》独无雕本为一缺事。但《册府元龟》却记载，早在周显德二年（９５５），尚书左丞兼判园子监事田敏献印版书《五经文字》，并奏称其自长兴三年（９３２）起即校勘雕印九经书籍。故此书实际在印刷术发明之初就有刊本，只因其本不传而已。清扬州人马曰璐曾刊刻此书，在其跋中曰，旧时所购宋拓石经中有此本，遂因旧样缮写，雕版于家塾。马氏刊本虽因宋拓而成，但以石刻相校，舛误亦不少，有字画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脱去“□”字注十九字，“□”字及注凡八字，《四库全书》收录此书时，已悉就石刻为其补正。此书对校勘五经文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尚有《玲成仙馆丛书》本，《后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小学汇函》本等传世。
五经异义疏证
　〖五经异义疏证〗三卷清陈寿祺（１７７１－１８３４）撰。《五经异义》为东汉许慎撰，分别叙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内容。郑玄撰《驳五经异义》，融合今文、古文，加以辩驳，附见于《五经异义》之内，至唐宋间原本失传。《五经异义》仅在《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诸书中偶有征引，《驳五经异义》主要在《三礼正义》中有征引，此外所存甚少。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有山西巡抚采进本，乃从诸书采缀而成，《五经异义》与《驳五经异义》错杂相参，颇失条理，馆臣为详加厘正，以《五经异义》与《驳五经异义》两全者汇列于前，仅有《驳五经异义》而无《无经异义》者附录于后以备参考，又取朱彝尊《经义考》所引《驳五经异义》数条及惠氏辑本，与整理后的采进本参互考证，除其重复，得五十七条，为《补遗》一卷，收入《四库全书》。此后各家辑本渐多，著名者有王复本、庄述祖本、钱大昭本、孔广森本等，寿祺取上述众本而参订之，其中篇题可考见者有二十五事，有顺序者田税第五，天号第六、□制第八，依次排列，其它无篇次者则以类相从，略具梗概。又采诸经义疏、诸史志传、《说文》、《通典》及近儒著述，与许、郑相互发明者，以资稽核，附以己意，加“蒙按”二宇，进行疏通证明，加以解说，故名《疏证》，大旨对许、郑二家无所偏倚。论者谓“汉师遗说，略见条流”为许、郑二书辑本中重要者。后皮锡瑞参核此书、益以衰钩辑本，参互钩稽，集其大成，名曰《驳五经异义疏证》，共十卷。陈书有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刻本、《皇清经解》本、《左海全集》本。
五经正义
〖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唐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等奉□撰。颖达为唐代著名学者，经学家，其生平仕履，详见《周易正义》。隋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经学分成南学和北学两派，南学大体上继承魏晋学风，重文辞，不重经术，学风比较虚浮；北学则继承东汉学风，拒斥老庄之玄虚，而崇尚儒道，学风比较朴实。学派不同，学风相异，致使诸经注讲多门，章句繁杂。唐朝统一之后，太宗有感于此，加之南北经学之不同对科举取士亦有诸多不变，欲将异说纷坛之经义统一起来，遂于贞观元年（６２７）诏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定义疏，初名为《五经义赞》，沼改作《五经正义》。后又修改增损，于永徽四年（６５１）始颁布于天下。前后历时约三十年，与其事者计有马嘉运、赵乾叶、王德韶、李子云、齐威、谷那律、杨士勋、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张权等五十余人。至于仅标署孔颖达一人之名，乃是因其年长名重位尊而总领其事之故。其《五经正义》分别为：《周易正义》十六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孔颖达等疏；《尚书正义》二十卷，伪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毛诗正义》四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七十卷，汉郑玄注，孔颖达等疏；《春秋正义》（或作《左传正义》）三十六卷，晋杜预集解，孔颖达等疏。其，体例为：首先释经；次及传注，并用大写之“疏”字以为标识。至于书名作“正义”，一则为唐朝政府出于封建大一统之需要，对前代纷杂经说进行统一整理，编撰出一套统一的经书注释为标准，使士子习有所宗，科举取士有所依；而从经学之意义上说，所谓“正义”也就是依据传注而加以疏通解释之意。《五经正义》中，《毛诗》与《礼记》主郑玄注，疏解亦较为朴实和详明，为其中较佳之作；《易》主王弼注，王注中参杂了老庄虚无的玄理，故疏文亦失之虚浮；《尚书》主伪孔传，则更不足为据。《正义》中博采了大量魏晋六朝以来诸家之义疏经注，实际上是对中古经学所进行的一次总结。《正义》既行，便把众说繁芜的经义统一起来，自此明经取士，皆尊《正义》之说，出现了经学史上的统一局面，代表了唐代经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但正因为士子习经应试皆墨守《正义》之定论，不敢另立新说，遂致唐代经学自此以后，难以再有新的发展。因五经之《正义》非出于一时，故不曾有合刊本问世。□宋儒合刊《十三经注疏》时，始将其编入《十三经注疏》中。
五礼通考
〖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清秦蕙田撰。蕙田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进士，官至刊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以经术篙行知名海内，立朝三十年，刚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其学以穷经为主，而不居讲学之名。卒谥文恭。徐乾学有《读礼通考》惟详丧葬一门，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礼之目，古经散亡，鲜能寻端竟委。惠田沿徐氏《通考》之体例，博及吉、凶、宾、军、嘉五礼，又分七十五类，网罗众说，汇为一书。把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又把天文推步、勾股割园，立观象授时一目统之把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之事物，立“体国经野”一目统之，并载人嘉礼。其非五礼所属之内容，然周代六官总名曰礼，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于“学礼”载钟律诗乐，又欲取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算经》为“书数”篇而未成。蕙田杂取乐律、算法而附存，虽失之博杂，也为有所依据，故论者有称其能竟朱子末竟之志者。其考证经史，元元本本，具有经纬，体大思精，含括万有，实说礼之渊薮，五礼之类典，有《四库全书》本。　“惠不惠，懋不懋”，则归重于君身；“服念旬时”，则怀疑《孔传》言三月为过久；《酒诰》“厥心疾很”，认为系指民心而言；《洛诰》“顾畏于民□”，谓民愚而神可畏如□险；《召诰》“公无困哉”，谓困有倦勤之意等等，都能驳正旧文，自抒心得而不苟同于前人。其他如“先卜黎水”，用郑玄、顾彪之说，“封康叔时未营洛邑”，则采苏拭《书传》之说，“复子明辟”之训诂、圻父薄违之句读，用王安石《书义》之说。由此可见。杨氏说解并不专主一家之言。杨氏为陆九渊弟子，故治经以心学为本，加之当时为字说盛行之世，因此，书中又往往有穿凿附会字义之处，语言也迂曲委重。传本久佚，《文渊阁书目》著录一卷，焦□《经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四库全书》收录此书，系从《永乐大典》诸韵中辑出，依经文前后，厘作四卷，但缺《梓材》一篇。
西铭
〖西铭〗宋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撰。此编原为《正蒙》一书中《乾称》篇的一部分。张载曾于学堂双□各录《乾称》篇的一部分，左书《砭愚》，右书《订顽》后来由程颐将《砭愚》改称《东铭》，将《订顽》改称《西铭》。南宋时，朱熹注解《正蒙》时。将其分出，独立成篇。本文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出发，论证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的观点，并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伦理学说，作者从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生（即乾父、坤母）出发，提炼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抽象命题，要求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并进一步扩大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境地，提倡视民为兄弟，视物为同类，尊老慈幼，同情残孤鳏寡。作者又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鼓吹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原则及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作者这种把全宇宙看作一个大家族，并说明个人道德义务的思想，深受后世儒者所重，在儒学发展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程颐《河南程氏遗书》所言：”《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孟子而后，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语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到道，元未到得《西铭》意思。……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在程氏看来，张载堪任孟子的继承人。无注本有清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刻本，《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１９７８年中华书局《张载集》将此编归入《正蒙》原篇中。有注本中，朱熹《西铭解》有康熙间刻《朱子三书》本，清李元春《张子东西铭全注》，则有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刊，《关中道脉四种书》本。
西山文集
〖西山文集〗五十五卷。宋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撰。学者称德秀为西山先生，故取以为集名。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为五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五十五卷，所依据的版本是明代万历间福建巡抚金学曾初刻、清浦城知县王允元补刻本。集中所载除诗、赋而外，惟有《对越甲乙稿》、《经筵讲义》、《翰林词草》三种自分卷帙。其余序、记等作，仅以类排列，而不别分名目。德秀学术出自朱熹，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集中所反映的德秀理学思想，或者羽翼未熹之说，或者在程、朱基础上发挥。德秀曾认为”天下未尝有无理之器，无器之理“；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虚之见。”在《文集》的有关篇章中，他继承了朱子“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挥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的命题，强调丁“居敬”与“穷理”不可分，认为“自天道而言，则曰元亨利贞，自人道而言，则曰仁义礼智，其实一而已矣”，主张天道与人道合一；认为“穷理”须与“待敬”相辅而行，提出“为学之大本，敬与致格而已”，反映了他正统理学家的道德修养和认识方法。同时，德秀在一些著述中，又宣扬了释、老之学，此既与其传统思想相停，又遭到了时人的指斥。此书对研究真德秀的学术思想、师承渊源及宋末理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参考资料。有明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刻本，清有《四库全书》本，民国间《四部丛刊》本，书名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惜抱轩笔记
〖惜抱轩笔记〗八卷清姚□（１７３１一１８１５）撰。姚闻字姬传，一字梦谷，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入《四库全书》馆为纂修官。后乞养南归，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近四十年。受业于刘大□博通经史，造诣颇深。认为学问之事，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不可偏废。推崇程朱义理，著有《九经说》、《惜抱轩全集》等。此书为其读书心得札记，凡经部三卷，史部三卷，子部、集部各一卷。经部说《易》三条、说《书》五十六条、说《诗》十二条，说《周礼》三条，说《仪礼》二条、说《礼记》十九条、说《春秋》一条、说《左传》五条、说《公羊传》一条、说《论语》十七条、说《孟子》六条、说《尔雅》七条、说小小十三条，少则十几字，多则上百字，或辨字，或释句，或解义，广征博引，进行考辨。如释“筋”字，谓藏字止是刺意，小人攸箴及箴言，皆刺讥之意，非筋箴之筋也。“多士惟三月”，蔡氏《书集传》谓作“洛次年之三月”，□谓即作“洛之月”也。论《尚书》古文为伪作，而自汉以来所传之今文《尚书》亦颇为所改易，转失其真。指出自东晋有伪本古文《尚书》，后人读古书有与此不合者，或反加窜改，以就伪本，使与之同，造成混乱。释《诗》“三事大夫”，谓上正大夫是六卿正官，此大夫在其下面皆有任，《诗集传》训其为三公，乃沿伪古文《周官》三事暨夫句所误，其例大致如此。有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刻本、《惜抱轩全集》本。
习学记言
〖习学记言〗五十卷。宋叶适（１１５０一１２２３）撰。此书为南宋著名哲学家，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的哲学著作。据其门人孙之宏《习学记言》序称：“初，先生辑录经史百家条目，名《习学记言》，未有述。自金陵归，间研玩群书，更十六寒暑，乃成《序目》五十卷。”可知这部带有批判性的学术著作，是作者于开禧三年（１２０７）被劾归里后，于晚年写成的。又据陈耆卿《□□集·上水心先生书》曰：“闻所著作有曰《习学记言》者，天下学子争师诵之。”可见当时此书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全书包括论经十四卷，论诸子七卷，论史二十五卷，论文鉴四卷。作者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关于宇宙观，叶适认为“天地阴阳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测”，即是说，天地阴阳之理是奥秘的，人们只能根据实际材料来论证，不能凭空话来猜测；他批判了老聃的“道先天地”说，指出“夫有天地与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后！”认为老聃虽为“虚无之宗”，但他所讲的某些道理，还“有定理可验”，至于庄周、列御寇关于“太始”、“太素”、“青宁”、“程”、“马”等等说法，则纯以空言窥测天地阴阳之密理，不过是毫无“定理可验”的臆说而已；对于《周易》“易有太极”的提法，持批判态度，并批驳了周敦颐、朱熹的“无极而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成套空谈；对风水、占星、天人感应等传统观念，叶适进行了尖锐批判，认为朝代的兴亡与五行生克毫无关系，指出刘向写《五行传》，用意在规讽当时之世风，但却使“《洪范》经世之成法降为灾异阴阳之书，至今千余年，终未有明者，殆可为痛哭耳，断言国家治乱存亡，在人事而不在天理。上述诸论，反映了叶适的宇宙观不失为简单明了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作者阐述了自己的人性论，承认人性天赋说，意识到人与生物的区别，在于人能“率性”，生物则不能“率性”，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作者论证了自己的“功利之学”，“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关于经学学风，叶适认为以郑玄为代表的汉代章句训诂之学只是折衷俗儒之是非，谈不上学问；魏晋以来空疏狂放的学风，那是弄坏了世道；宋代道学家们高谈天人性命、以功业为可略的风气。叶适认为其空洞疏阔还甚于魏晋学风，指出“末世所谓度内者，皆愚儒也，所谓度外者，皆群不逞也；安得度内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此即为作者倡导的正确的以经世为目的学风。叶适怀疑《大学》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指出一个心末正、意未诚、国家天下之事都没有接触过的人，是谈不上“格物穷理”的，认为怎样格物穷理，《大学》本身即没有讲清，“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能求而徒易惑也”；他自己认为，欲格物穷理，须耳目与心并用，“内外交相成”，对于孟子诸人过分强调“心”知，作者给予了指斥，“则执心既甚，形质块然，视听废而不行，与前说大异。盖辩士诸子之言心，其极未尝不如此；而后学初不考验，特喜其异而亟称之，则为心术之害大矣”。全书坚持气一元论、道不离物说和“以利和义”的功利主义思想，对佛、老、庄及孟子、朱子、陆九渊等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此书既成，即标志着宋学中以叶适为集大成者的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陆氏“心”学的鼎足而立；其同叶适的另一部著作《水心先生文集》互为表里，既是研究叶适儒学思想的重要参考材料，亦是研究浙东永嘉学派系统学说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明代有抄本传世，清有《四库全书》本。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瑞安黄体芳刻本，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永嘉黄群校《敬乡楼丛书》本，１９７６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为目前最好的好的版本。
夏小正戴氏传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擢甲科，累官给事中，考功员外部。《夏小正》本是《大戴礼记》之一篇，《隋书·经籍志》开始于《大戴礼记》之外，别出《夏小正》一卷，井注为戴德撰。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曾引《夏小正传》，故一般认为，《大戴礼记》旧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无传，戴德为其作传，遂自为一卷单行。崧卿撰此编，乃仿唐杜预编次、《春秋左传》之体，首为经文，后附传，再系以诸家注释及自己的说解。全书按四时次第，每三月为一卷，每月自成一篇，是全书为四卷十二篇。内容如其自序所述，星昏旦状，见中正当乡；如寒暑日风，冰雪雨旱之节，草木□莠之候，羽毛鳞□蠕动之属，蛰兴粥伏，乡□陟降，离陨鸣□之匝，罔不具纪，足见其搜罗之宏富。并在书中，时以多种版本较其异同；注文中也标明“旧注”，以与已说相区别。《夏小正》一书分经传和注释之例，即由此书开先河，故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抵南宋朱熹撰《仪礼经传通解》实际上就沿用了此书体例。书成以后，多得学者好评，《四库全书总目》即言：“‘大戴’之学，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崧卿独稽核旧文，得其端绪，俾读者有径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资矣。”因此，傅氏所撰此书，其参考价值是多方面的，并为后世学者全面准确的考证与研究《夏小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传本较多，主要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经训堂校刊考注本、岱南阁巾箱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先圣大训
〖c〗六卷。宋扬简（１１４１－１１２５）撰。此编搜辑孔于之遗言，排比成五十五篇，而各为其作注解。钱时撰杨简《行状》，称其家食者十四载，筑室于德润湖上，更名慈湖；始取先圣大训间见诸杂说中者，刊伪别诬，萃成六卷。而为之解。即指此编而言。杨简为陆九渊弟子，他继承了九渊“心”为世界本体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象山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易者己也……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把宇宙变化的总过程说成是主观的“心”的变化过程；他宣扬“人心自明，人心自灵”的观点。嘉定三年（１２１０），杨简面试对策，称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虚明无体，广大无际，日用云为，无非变化，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其立言宗旨，已开新会、余姚之学派。故所注此书，往往借以抒发“心学”，阐述自己的“心学”观点。其所注虽不免时有牵附，但秦汉以来，百家诡激之谈，纬候怪涎之说，无一不依托孔子之言为重，庞杂无稽，鱼目混珠，加之学者爱博嗜奇，不能一一决择；此书却能削除伪妄，搜取其精纯，刊落琐屑，而存其正大。其间字句异同，文义舛互、杨简均给予参订斟酌，归于一是，颇为典核，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求洙泅之遗文者，固当以是为骊渊矣。此外，亦是研究宋学中象山学派思想体系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有明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刻本，　《四库全书》本及清嘉庆间刻本。
乡党图考
〖乡党图考〗十卷，清江永（１６８１－１７６２）撰。永字慎修，江西婺源人。通中西历算，尤精于音律声韵。戴震、金榜皆从其受业。著有《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周礼疑义举要》等。其学远承朱熹“格物”遗教，意欲完成朱子未竞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被指斥为僭妄也有所不辞，痛惜经学研究中“著述家得其大者遗其细，如宫室、衣服、饮食、器用皆未暇数之”，遂“辑《乡党图考》十卷，自圣迹至－名一物，必稽诸经传，根据注疏讨论源流，参证得失，宜作图谱者．绘图彰之。界画表之”（自《序》）。故是书乃为《论语·乡党》篇名物制度的专门研究著作。卷一为图谱。有《孔子先世图》《孔子年谱》及宜作图者，为数三十，每图皆辅以文字说明。卷二为圣迹，考孔子一生足迹所至，立目十七。卷三为朝聘，立目十三，卷四为宫室，立目十一。卷五、六为衣服、立目三十一目。卷七为饮食，立目二十九、卷八、为器用，立目八。卷九为容貌，，立目十。眷十为杂典，立目二十，含吉月、视朔、朝君等。凡图谱三十，考一百三十九，每先博经文及传注、附以按语。如《吉月考》，引《周礼》之《天官》《地官》《夏官》《秋官》及注、疏等以证之，又附按语解说之。名曰《乡党图考》，然所考“不必皆《乡党》所有，事有相关亦兼考之”。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相台五经
〖相台五经〗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宋岳珂（１１８３－１２３４）编撰。珂字肃之，号倦翁，岳飞孙，岳霖子，河南汤阴人，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宝谟阁学士。宋时曾有九经刊版，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为最善。后杨时弟子、崇宁进士廖刚又将二本厘定重刻，当时称为精审。岳珂遂取廖本九经，复增以《公羊》、《□梁》二传，加之《春秋年表》及《春秋名号归一图》二书，校刊于相台书垫，其所刊便被称为《相台九经》。刊刻时，除廖本外，岳珂又反复参校厂其家垫所藏名本二十三种。故《相台九经》实为当时最精审本。其后便逐渐散佚。入清，高宗乾隆帝求得《易》、《书》、《诗》、《礼记》、《左传》五经，依照原样摹刻，故又称作《相台五经》，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经文、经义皆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今传本有光绪年间张氏家塾木刻本。岳珂在校刊九经的同时，又并述校刊之意，作《总例》一卷，也即《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书。其中分书本、字划、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七目。皆参订同异，考证精博。厘舛辨疑，使读者有所依据。正如《四库全书》所言：“实为有功于经学，其论字划一条，酌古准今，尤属通人之论。”九经虽散佚，但此编却独存于世，亦是研究我国古代经文、经义的重要参考材料，其与清高宗所求得的《相台五经》相配，参证价值尤高。传本较多，主要有《经学丛书》本，《经学五种》本，《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及《淡生堂余苑》本。
详注东莱左氏博议
〖详注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宋吕祖谦（１１３７一１１８１）撰。祖谦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其生平事迹，详见《古周易》。此书为祖谦研究《左传》的三部著作之一。据其自序，此书乃是祖谦屏处东阳之武川时，与诸弟子游，谈余语隙，波及课试之文，遂取《左传》，书其理乱得实之迹，疏其说于下云云。又据祖谦《年谱》，乾道三年（１１６７）五月持母丧，居明招山，学子有来讲习者，四年即成《左氏博议》。全书共一百六十八篇，体例为随事立议，以评论《左传》的“理乱得失”。由于此书实际上是祖谦与弟子讲习讨论之文，故所论较《春秋左氏传说》及《春秋左氏传续说》为浅显；但与其互为表里，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祖谦研究、评论《左传》的学术思想。马端临《文献通考》载作二十卷，与通行本不同。通行本每一题目之下，均附载《左传》原文，中间则征引典故，亦略为注释，故被人析作二十五卷。其注尚不知为何人所为，《宋史·艺文志》载有祖谦门人张成招标注《左氏博议纲目》一卷，《四库全书总目》疑当时书肆刊刻以张成招标注散人各篇也，是通行本标题作《详注东莱左氏博议》；宋慈抱《两浙著述考》则直书“其门人张成招注”。所注内容对祖谦思想多所发挥，多与祖谦《左传》思想吻合，如此，注者定为其身边之人，诸家或疑或认定为其门人张成招，盖为不诬。此外，杨士奇称此书别有十五卷本，谱家皆云未见，已散亡不存。有明代正德间刘氏安正堂刊本，《四库全书》本及《金华丛书》本传世。
项氏家说
〖项氏家说〗十卷，《附录》二卷。宋项安世（？－１２０８）撰。安世字平父，湖北江陵人、淳熙进士，光宗时官至校书郎，庆元党禁时上书请留朱熹，为言者劾罢；开禧用兵，起知鄂州，除户部员外郎、湖广总领，后被免职，著《周易玩辞》、《平安悔稿》诸书。此编为安世读经史诸书的札记，汇编成帙，大约成书于庆元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庆元中、安世得罪时，谪居江陵，杜门潜心，起居不出一室，送迎宾友，未尝□门，对话书皆有论说云云。《宋史·艺文志》著录其为十卷，《附录》四卷，又别出《孝经说》一卷，《中庸说》一卷。《书录解题》著录并同。自明初以来，传本久佚。唯散见于《永乐大典》中，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自《永乐大典》中按篇辑出，是为今本。卷一、卷二为《易说》；卷三《书说》；卷四《诗说》；卷五《周礼》；卷六《礼记》；卷七《论语》、《孟子》，以上为说经篇。卷八、九、十则先以《说事篇》，次《说政篇》、《说学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附录》四卷分别为《孝经》、《中庸》、《诗篇次》、《邱乘图》，各为一卷。原各为单书并行，以后才夏取之附于此书之后。今本《附录洲又有《考经说》、《中庸臆说》二书为二卷，余已散佚。安世学有体用，通达治道，而说经不尚虚言、其订复同异，考究是非，往往洞见本原，迥出同时诸家之上。除《四库全书》收载外，还有清代许氏刊卢文□校本，闽刻本及杭州刻本：而卢校本为诺本中最佳者。
象山集
〖象山集〗三十六卷。宋陆九渊（１１３９－１１９３）撰。九渊曾结茅讲学于今江西贵溪象山，故学者称其为象山先生，此编之名，即源本于此。九渊一生不喜著书，故此编所收，多为往来书信及短篇杂著等，开穆元年（１２０５）由其子陆持之编成，嘉定五年由其门人袁燮刊行，共三十二卷。《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并作《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与袁氏刊本相合。今本则别加《语录》四卷，总成三十六卷。前二十八卷，为书、表、奏、记、杂说、行状、墓志、墓碣等；《久集》四卷皆为程氏之文。九渊是宋代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其学与其兄九韶、九龄并称“三陆于之学”，此编即包含了他的全部学说。在此书卷一《与曾宅之书》、《与侄孙□书》，卷十一《与李宰书》，卷二十二《杂说》，卷十九《敬斋记》，卷三十四《语录》中，提出了著名的“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心是唯一的实在，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同此心此理”。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提出“心”和“理”为永无变化之物，“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企图证明一切封建的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也是水衡不变的，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卷一《与胡季随书》，卷五《与舒西美书》，卷三十二《养心莫善于寡欲》，卷三十五《语录》中，九渊阐述了存心、养心的认识胸方法论，他主张为学应以悟为宗，方法是“立大”、“知本”、“发明本心”。认为只要悟得本心，不必多读书，提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的著名命题，在卷一《与未元晦书》的三封信中，九渊与朱子辩论了太极图的问题，朱子认为“无极”即无方所、无形状，是太极的形容词，“太极本无极也”，太极无形而有理，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九渊认为，“太极”之上不能再有“无极”，“以无极字加之太极之上”，“正是叠床上之床”。此书全面反映了作者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思想，是研究陆九渊思想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亦是研究宋学中心学一派及宋明理学中陆王学派学术思想的基本材料。明代成化年间陆和刻本为现存最早版本，另外，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崇帧十三年（１６４０）递有刻本传世，清有《四库全书》本，民国年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１９８０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题《陆九渊集》，附录各本序跋、朱熹书信及《象山学案》，为古今最佳版本。此外，明清以来，又多有此书节本传世，或者题作《陆象山先生集节要》、《陆象山尺牍》、《象山粹言》、《陆象山先生语要》、《象山先生集》等，所辑内容及卷数亦颇不一致，计有六卷本、四卷本、三卷本及一卷本等。
像象管见
〖像象管见〗九卷。明钱一本（１５３９－１６１０）撰。钱一本字国瑞，号启新，江苏武进入。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进士，除庐陵知县，征授御史，出按广西。后以言直被斥为民，天启初追赠太仆寺卿。著有《像钞》、《四圣一心录》、《范衍》等。《明史》卷二百三十一有传。一本罢归以后，潜心六经，尤深于《易》，与顾宪成等分主东林讲习。积二十余年成此书，亦言《易》象之书。不取京、焦、管、郭之说，也不取陈传、李之才之义，惟即卦爻以求象，即象以明人事。象者天道，像其象者，尽人保天道之意，故名《像象》。大旨谓由辞得象，而后无虚玄说理之病；知象为像，而后有神明默成之学。对于言象遗理、言理遗象、仿佛其象而仍不知所以为象之弊加以批评。此书为明代《易》学著作中为笃实近理之作。有明刊本、《四库全书》本。
小心斋札记
〖小心斋札记〗十八卷，明顾宪成（１５５０一１６１２）撰。读书及答门人问学的笔记。始于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４９），止于三十九年，按年编次，为其代表作。宪成为学，推崇程未，主性善说。谓“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功夫。只是小心二字”。认为“吃紧只在识性，识得时，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识不得时，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总与自性无干”，“谓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谓之不思不勉，尚未必便是善”。又认为王守仁“致良知”说，“其意最为精密”。谓“阳明之于良知，有专言之者，无知无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恶是也。阳明生平之最吃紧只是良知二字”，“只缘就《大学》提宗，并举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为本体。既以心为本体，自不得不以无善无恶属心。既以无善无恶属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恶属良知。参互观之，原自明白”，反对罗钦舜的“知善知恶之知，随发随源，当于其未发求之”的观点。认为“分别非知，能分别者知也。认分别为知，何啻千里”，不同意“分别为知，良知亦是分别”的观点。又不满“揭无善无恶四字为性宗”，谓此论实源于佛学。自谓“余弱冠时好言禅，久之，意颇厌而不言，又久之，耻而不言，至于今，乃畏而不言”，尊朱熹“佛学至禅学大坏”一语。又讥何心隐等坐在利欲漆盆中，“假令其心术正，固是有用才也”。有明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蔡献臣刻本，只十二卷，又有子顾与淳刻本，十六卷。康熙间其曾孙顾贞观刻《顾端文公遗书》，收入此书，作十八卷，又有光绪年刻本。
小学集注
〖小学集注〗六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明陈选集注。选字士贤，浙江临海人，天顺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追赠光禄寺卿，溢恭□。此书为启蒙著作，分作内、外两篇，内容又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门，外篇分嘉言、善行二门。书前有自序，认为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是儒者为学的基础。朱子编撰此书，启迪童蒙；陈选为之集注，随文衍义，务取明白晓畅。全书内容为杂取经传中有关论幼仪之文，按类编列，而以具体事实加以说明。内篇中的立教、明伦、敬身，“皆述虞夏商周圣贤之言，乃小学之纲”；稽古门则“摭虞夏商周圣之行，所以实立教、明伦、敬身。”外篇中的嘉言、善行，皆记述汉以来所谓圣人之言，贤人之行。陈选所注，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选注为乡塾训课之计，随文衍义，务取易解，其说颇为浅近。然此书意取启蒙，本无深奥。又杂取文集子史，不尽圣言。注释者推衍支离，务为高论，反以晦其本旨，固不若选之所注，犹有稗于初学矣。”此书撰成于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为儒学启蒙教育的重要教材。对研究我国古代儒学教育及探讨朱熹教育思想，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主要传本有：《四库全书》本，《□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及《四部丛刊》本。
孝经大义
〖孝经大义〗一卷。元董鼎撰。鼎为元代学者，其生平事迹，详见《尚书辑录篡注》。宋大儒朱熹作《孝经刊误》一卷，但却只为改定经传，删削字句，而末及为之训释。董氏遂因朱子改本，为其诠解。凡改本圈记之宇，悉为芟除；改本辨正之语，仍存于各章之末。所谓右传之几章释某义者，一一顺文衍出，无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谓不解经而别发一义者，亦即以经外之义说之，无所辨诘。惟增注今文异同为董氏所加耳。其注稍参以方言，如云“今有一个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均属如此。其体例略如语录，其敷衍语气，则全为口义之体；虽遣词未免稍冗，但发挥明畅，颇能反覆以尽其意，特有补助于初学者。书前有熊禾序，盖大德九年（１３０５）鼎子真卿从胡一桂访熊云谷山中，遂以此书质禾，禾乃属其族兄熊敬为之刊行，同时又为其撰序。《书总目》对熊序多有微词，指斥其：“序称朱子为‘桓桓文公’。案：《书》曰：‘□哉夫子，尚桓桓。’《孔传》曰：‘桓桓，武貌。’《尔雅》曰：‘桓桓，剃，威也。’均与著书明道之旨无关，颇为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颠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焉。”此论虽与鼎书无涉，但亦足以省人，为人书序时应谨笔而行，切不可任意为文；反之，既于书意无补，又遭后世所讥。传本较多，有明崇祯间汪氏刊《孝经大全》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孝经定本
〖孝经定本〗一卷。元吴澄（１２４７－１３３１）撰。澄为元代著名理学家，生平事迹详见《易纂言》。此书以今文《孝经》为本，仍从朱熹《孝经刊误》之体例，分列经传。其经则合今文《孝经》六章为一章；其传则依今文为十二章，对其次序有所改易。至朱子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按：朱子所删本为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载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与古文《闺门》章二十四字，则不列正文，并附录于后。后有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吴氏门人张恒跋，称其师观邢疏而知古文之伪，观朱子所论，知今文亦有可疑之处。因整齐诸说，附入己见，撰成是编，以为家塾课子之书，不欲传之，故未尝示人云云。可见吴氏不欲外传，盖亦怕承担随变改经之罪名。书中所论，瑕玉互存，如谓汉初诸儒始见此书，则不免舛误；早在秦汉以前，魏文侯就曾为此书作传，事俱见于汉蔡邕《明堂论》中。吴氏未及详考，遂有此武断之言。吴氏据许慎《说文解宇》所引古文《孝经》“仲尼居无闲”字，考知古文之“仲尼闲居”四字为刘炫所妄增。又据桓谭《新论》称古文《孝经》凡一千八百七十二字，如此则与今文异者四百余字；今刘炫本只有一千八百七十字，多于今文八字；除增《闺门》一章二十四字外，与今文异文仅二十余字。如此具体之论述，较唐人司马贞攻驳古文《孝经》，但泛称其文句鄙俗者，则特有根据。所定篇第虽多分裂旧文，不类原序；但诠解简明扼要，秩然成理。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朱子《刊误》既不可废，则澄此书亦不能不存。盖至是，而《孝经》有二改本矣。”有明朱鸿编《孝经十书》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孝经集传
〖孝经集传〗四卷，明黄道周撰。为发明《孝经》经义之作。著于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至十六年间。《自序》谓此书“绎《孝经》微义有五、著义十二。微义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反质二也；贵道德而贱兵刑三也；定辟异端四也；韦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圣所未著而夫子独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庙、明堂、释典、齿、胄、养老、耕□、冠、昏、朝聘、丧祭、乡饮酒”。而据其门人所笔记，谓黄氏此书，大旨本于《孝经》五大义：“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一也；约教于礼，约礼于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二也；则天因地，常以地道自处，履顺行让，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三也；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以此五义，别其章分，然后以《礼记》诸篇条贯之。而其书实仍依经文为次第，分《孝经》为十八章，经文之后，附《仪礼》、大小戴《礼记》以及子思、孟子之语以发明经义，谓之“大传”，共十八节；经传各条之后，附以作者自己心得，称为“小传”，共二百九十五节。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所谓“五大义”实为作者著此书之初例，而所谓“五微义”、“十二著义”，实为其著书之纲领。全书强调治天下者主要应顺天下之心，而不应强民之所难，反对刘炫、朱熹之说，谓刘炫“谬以闺门之语溷于圣经，宋子误以圣人之训自分经传，必拘五教以发五诗，则厥失维均，去古愈远矣”，“《孝经》皆曾子所受夫子本语，不得自分经传”。《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推阐颇为详洽”，较黄道周所撰《礼记》五篇注为精密。有《石斋九种》本、《四库全书》本。
孝经刊误
〖孝经刊误〗一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熹为宋代大儒，详细生平见《周易本义》。此编为朱子重新刊定《孝经》经、传而撰，书成于南宋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时宋子年五十七岁，主管华州云台观。书中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共删除旧文二百二十三字，故名之曰“刊误”。朱子认为，经中“仲尼闲居”至“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即今文《孝经》之前六章，古文《孝经》之前七章，为《孝经》经文，指出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胳连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怀疑。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则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乃是《孝经》之传也。并且，朱子认为传十四章，原本亦与经文无直接关系，所谓“传之十四章亦不解经而别发一义，其语尤精约也”。书后有自记，曰曾见胡宏《论语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恐骇，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程迥。顷见汪应辰，亦认为此书多出后人附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云云，以示说明古文《孝经》有问题，应分经、传早有学者提出，非自己首倡，以免担凿空妄言、随变改经之名。其实，作为一代理学宗师之一，并向以勇于疑经惑传著称的朱子，并非真受了胡宏、汪应辰诸儒的启发才有此举，其对古文《孝经》的不满意久已在胸。之所以要在后记中提及胡、汪诸人，如前所言，是为了免担随变改经之名。按《朱子语录》的记载，早在十数年前，朱子即有此意，如其云：《孝经》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以顺则逆，民无则焉”是季文子之词；“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人《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认为古文《孝经》不似今文顺畅，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又著一个“子曰”字，方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为二，恐不是。又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岂不害理，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份，岂不启发人僭乱之心？如此之类，足证朱子诋毁古文《孝经》，远非一日，晚年将至，终于对其进行了刊误，将不合其思想者尽行删除。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古文《孝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本，并论曰：“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朱彝尊《经义考》亦谓：“自汉以来注疏家莫能删削经文只字者，删之自朱子《孝经刊误》始也。”可见后世学者对朱子之举既敬又畏。主要版本有《朱子遗书》本，《四库全书》本，《经苑》本及《孝经十书》本等。
孝经义疏补
〖孝经义疏补〗十卷。清阮福撰。福字喜斋，江苏仪征人。阮元第三子，官侯补郎中。著有《孝经义疏》等。是书全载邢□《注疏》、陆德明《音义》原文，其所补者以“补字”区别之。据邢□《序》中有“剪截疏”之语，在陆氏下、邢氏上补人唐“元行冲疏”，所作极是。书中仍以郑玄注为本，谓“唐明皇御注、郑注半存其中”。此外，唐以前书凡可见郑玄旧注者，皆据以辑补之，而于唐陆德明《音义》所载郑注旧字旧义，为唐疏、宋校所删者，全部载入，以还郑氏旧观。惟偏信唐刘肃《大唐新语》，定郑注为郑玄孙小同所作，不免沿误。先是，阮元注释《曾子》十篇，谓《孝经》与《曾子》相为表里，因命福撰是书，故《曾子》十篇中，凡可发明《孝经》及可见孔、曾授、受关系大义者，也分补于各章、句之下。书中多述其父之说，如阮元为：《孝经》之“郊祀”，即《召诰》之“用牲于郊”，“宗祀”即《洛诰》之“宗礼宗功”，阮福更备引各经，论证行冲之义。又如释“顺天下”之“顺”字，全引《研经室集·释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之“敬”字，全引《研室集·释敬》，其义最为博通。福已意也颇可采，而于疑异之处，或考辨之而定其是，或以两说惧通而并存之，并不强为驳彼而主此。阮元《校勘记》也补于其中，九卷，连卷首《序》一卷，凡十卷。有道光九年初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孝经征文
〖孝经征文〗一卷。清丁晏（１７９４－１８７５）撰。是书成于道光二年（１８２２）。自《序》说：“《孝经征文》何为而述也？为宗儒之疑《孝经》者述也。疑《孝经》几于非圣矣，余滋惧焉，故述《征文》也。昔宋朱子作《刊误》一卷，删去子曰及引《诗》《书》之文，又谓：‘天经地义’、‘进思尽忠，退思改过’等语，出于《左传》，为取他书窜人”，开后人疑《孝经》之先。晏因博采《孝经》本文散见于古籍者，如《吕氏春秋》、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司马迁《史记》、刘向《说苑》、桓宽《盐铁论》、班固《汉书》、王符《潜夫论》、许慎《说文解字》注、王充《论衡》、蔡邕《明堂论》、贾思勰《齐民要术》、应劭《风俗通义》、徐干《中论》、范哗《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原书所引《孝经》之文，一一辑取以为证，以辨朱子说之非，疑《孝经》者之非。又注《孝经》者，自魏文侯始，次及孔安国、郑玄、韦昭、殷仲文、魏真克、刘炫等，古义可辑见者，也遂一采取以为解。搜采极博辨证也严。然既斥孔安国《传》为伪，书中仍兼引孔《传》。又开篇即解“仲尼’，据刘□述张禹之义，以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似不可取。为章十八，十八章外又遍征众说以攻孔安国《传》，并以王肃之说多同孔《传》，遂定孔《传》为王肃之伪撰。然异者以为，肃注多同于孔《传》，足为肃见安国《传》之证。附者有《集先儒说辨古文孔传之伪》、《日本古文孝经孔传辨伪》，有《皇清经解续编》本，另台湾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汇刊》本，尚附有《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以天下养养之至也》三篇。
孝经正义
〖孝经正义〗三卷。唐玄宗（６５８－７６２）注，宋邢□（９３２－１０１０）疏。□字叔明，济阴（今山东定陶）人，太平兴国进士。历官国子监丞、国子博士、诸王府侍讲、国子祭酒等；咸平二年（９９９），真宗始置翰林侍讲学士，擢为首任；深悉民事，居讲筵，多引时事为喻，以俚语说民疾苦；奉命与杜镐、孙□等校定群经义疏，后为淮南、两浙巡抚使，权知审官院，终于礼部尚书，著《论语正义》、《尔雅义疏》等。《孝经》为儒家经典之一，旧曾记名于孔子或其弟子曾参撰，实为孔子再传弟子以后之儒者所作，其书撰成于《孟子》、《荀子》之后，《吕氏春秋》之前，约当公元前三世纪中后期。《孝经》全书共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共分十八章；并且，亦有今文、古文之别，十八章者为汉河间献王所得，谓之今文；古文《孝经》传为鲁共王坏孔子旧宅所得，为竹牒蝌蚪文，共二十二章。古人因孔子曾有：观我崇人伦之在《孝经》一语，故《孝经》为历代统治者及儒者所重视，自两汉至齐梁，为其注释者达百余家，如孔安国、马融、郑众、郑玄、王肃、苏林、何晏等等。至唐，备注虽多存秘府，但书卷多有残缺，流行者仅有郑玄、孔安国两家。郑玄所注为今文《孝经》，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安国所注为古文《孝经》，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抵开元七年（７１９）三月，遂诏令群儒质定，刘知己诸人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注；司马贞诸人却力主今文，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二字及注中“脱衣新功”诸语，以驳孔注。厥后玄宗遂亲自于先儒注中采摭菁英，芟去烦乱，采其义理允当者，用为注解，于开元十年（７２２）书成而颁行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７４３）五月，玄宗又重注之，亦颁行天下。书中特别举出韦昭、王肃、虞翻、刘邵、刘炫、陆澄六家注本之异同，分列于经文之后。又－章之中，凡有数句，－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病其文繁；略之又恐义缺，故特存于疏中；因广发挥。书成以后，玄宗又诏令元行冲为之作疏，立于学宫，书凡两修，疏亦两成，最后由集贤院颁行中外。玄宗之注与元行冲之疏，是经学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系统地整理《孝经》的工作，保存了许多唐以前各家注《孝经》的宝贵资料。玄宗御注与元疏既行，则子安国、郑玄两家便逐渐被废置；而今文《孝经》得立于世，亦自玄宗此注开始。元行冲之疏，《新唐书·艺文志》作二卷，《宋史·艺文志》作三卷，所增一卷盖为行冲第二次疏解时所成。宋咸平中邢□就行冲疏蓝本，而再次为作疏。但今本《孝经正义》中，哪些为元疏，哪些属邢疏，旧文与新说已辨别不清。总之，邢疏是经学历史上第二次经官方批准的对《孝经》所进行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唐、宋两代分别对《孝经》的注疏，奠定了后儒研究《孝经》的基础。传本有《四库全书》本及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
孝经郑注疏
〖孝经郑注疏〗二卷。清皮锡瑞（１８５０－１９０８）撰。是书成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皮反对疑《孝经》非孔子之旧，郑玄《孝经》注非郑氏之书的说法，认为郑玄治经先今文后古文，而且注诸经以《孝经》最早，“其解《社稷》《明堂》《大典礼》皆引《孝经》。”今文（自《叙》）而唐人不考郑玄治今古文之异同，遂疑《孝经注》非郑氏之书。自唐玄宗《孝经》注书后，郑玄注遂散佚不完。作者据严可均辑本，博考群书，撰成是书。其所疏解者，惟郑玄注文中“引典礼”者，首列“郑氏序”“郑氏解”二条。有《四部备要》本。
心经
〖心经〗一卷。宋真德秀（１１７８－１２３５）撰。此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均给予著录，但书名题《心经法语》，是一书而两名。其内容为集录“圣贤”论“心”之格言，而以诸家议论为其作注，末附四言《赞》一首。大旨以“正心”为本，以“心”之精神为圣，在注中，作者完全继承了自孟予以来抵程颐、朱熹等对“心”这一哲学范畴的唯心主义观点。如在《易·坤》之“六二敬说”条中，德秀注以程伊川议论，认为“心敬则心自直”；在《孟子》“仁说”条中，德秀引朱子之说“仁者，心之德也”，注释其曰：“性乃仁也。”卷末所附四言《赞》则指出“万世心学，此其渊源，人心伊何，生于形气”，“道心伊何，根于性命”。实际上是对其全部注解的总结。此书为宋代理学家有关“心”论的专著，它将诸儒有关“心”论的唯心主义说解熔于一帙，并为其作进一步的阐述，对研究程朱理学体系中的“论心学说”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端平元年（１２３４）颜若愚刊此书于泉州府学，并附跋一首；淳□二年（１２４２），大庚令赵时棣又以此书与《政经》合刻，前有德秀门人王迈序，称《心经》一书行于世，至彻禁中。端平二年德秀率，后两月，从臣洪咨□在经筵，宋理宗赵的出示《心经》曰：“真某此书，朕已夜览而嘉这，卿宜为之序。”如此，则此书甚为当时所重。明代程敏政尝为此书作注，并怀疑书中有引《西山读书记》内容者，非为德秀原文，盖后人又多所附益。有《四库全书》本，《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题作《真文忠公心经》，另外，各种版本的《真西山全集》均收载此书。
新论
〖新论〗存四卷。汉桓谭（约前２３－后５０）撰。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人，遍习五经，尤善为文，是东汉经学家、哲学家。据《后汉书·桓谭传》记载，“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是原书当为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为十七卷，并题《桓子新论》，人儒家类。据学者考定，原本当亡于唐宋之间，今本四卷为清人严可均从《群书治要》、《意林》诸书中辑出。此书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宗旨，探讨治国安邦之策。作为一位以无神论著称于世的经学家，桓谭在书中批判了谶纬迷信，指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有，无世而不然”，强调只有通过人事，才能使“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反对神仙之道，认为“无仙道，好奇者为之”而已。否认目的论，否认天有意志，驳斥天命论。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于本书中阐述了形神关系，以“烛火喻形神”，指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从而论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精神不死，指出如烛尽火灭一样，形体死亡精神亦随之消失；驳斥长生不死的迷信，指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这些都是自然规律，人的主观愿望无法改变。今存辑本中，桓潭有关论述无神论的史料，主要在《形神》、《祛蔽》、《辨惑》诸篇中；阐述形神关系的论断，主要在《形神》篇；阐述自己政治思想，则主要在《王霸》、《求辅》、《言体》、《见征》、《谴非》诸篇。书中的诸多观点，对后来无神论思想发展影响甚大，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评曰：“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故辑本虽多为玉碎，但对于研究作者思想及探讨汉代儒学思想发展，仍具有无可替代的，最直接的参证价值。最早为《新论》作辑佚的学者是元明之际的陶宗仪，所辑入《说郭》中，清孙冯翼辑本人《岱南阁丛书》中，另尚有诸辑本，但唯严可均辑本为佳，严辑本除收录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外，尚有湖北黄冈王统藻刻本。近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依严辑本印行的新排印本，增加了补遗，更便于阅读。
新书
〖新书〗十卷。汉贾谊（前２００－前１６８）撰。谊别号长沙，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受学于李斯学生河南守吴公和荀况学生张苍，对老子和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多所承继，除此书外，尚撰有《五槽官制》、《贾谊赋》、《春秋左氏传训诂》及《治安策》诸书。此编内容主要是贾谊的政论文章，是其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集中反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五十八篇，列入儒家类，《隋书·经籍志》作十卷，题作《贾子》，《旧唐书·经籍志》则作九卷，《新唐书·艺文志》又著录为十卷，并始称《新书》之名，今本五十六篇，而《问孝》一篇有录无书，实际上仅为五十五篇。《过秦论》为此书中的名篇，在该篇中，作者集中地总结了秦统一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很快亡国的历史教训，述其经验，则是秦自孝公起就有统一中国的雄心，而用“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至始皇，奋六世之余列，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粤之君，倪首系颈委命下吏，及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秦亡的历史教训则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畚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至二世又不能“任忠贤”、“免刑戮”。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诸多不义，终致灭亡。所以，作者向汉初统治者建议的治安策，主张在政治上“去就有序，变化因时”；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不给同姓诸王以权力；并主张削藩，要藩臣“权力不足以侥幸，势不足以行逆”。这些思想除《过秦论》外，又皆反映在《宇首》、《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壤》、《权重》、《五美》诸篇。《先醒》、劝学》、《道术》、《道德说》诸篇，则主要反映了作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论述中，作者秉承老子、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对“道”多所阐发，“道者无形，和平而神”，“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应变无极”等即是其具体论断。同时，还把“道”具体运用于治国，指出“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作者否认人格神和造物主，承认万物由天地、阴阳二气自然产生，周流不息，变化无穷。他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具体运用于社会伦理方面，在《道德说》篇中，认为“变及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并提出慈与嚣、孝与孽、忠与倍、惠与困、悌与敖、恭与碟、敬与慢、贞与伪等几十对对立范畴；承认事物之间的对立与转化，强调改变法令制度，变无为为有为。《大政》、《修政》诸篇，反映了作者的民本思想，提出“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的命题，认为“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孽产子》、《铜布》、《壹通》、《属远》、《忧民》、《铸钱》等篇则是作者阐述自己经济思想的集中所在，其宗旨主张“铸钱收官，强本抑未”，“二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驱民而归之农”等等。《威不信》、《匈奴》、《势卑》诸篇，作者阐述了自己的民族政策，并力主要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以维护中原王朝的利益。全书大旨以儒家思想为宗，－些篇章议论警辟，正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言，堪称为“西汉鸿文”，其部分思想观点不仅又多为汉初统治者所采用，而且，诸如其重农抑商、加强中央集权、以民为本及抗击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攻掠等思想，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的版本甚多，或者题作《新书》，或为《贾子》，其中以明万历中新安程氏《汉魏丛书》本、万历二十年（２５９２）刻《广汉魏丛书人中流传最广，清卢文□《抱经堂丛书》本最善，《四部备要》本为通行本，１９７６年－亡海人民出版社《贾谊集》收载此书，最便使用。
新唐书·艺文志
〖新唐书·艺文志〗四卷。宋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等撰。此《志》以唐毋□的《古今书录》为蓝本，收书除据《古今书录》照录外，还增加了《旧唐书·经籍志》所不录的唐人著述二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卷。在每个类目内，分“著录”与“不著录”两部分，“著录”是指《古今书录》原有的著录；“不著录”是指欧阳修所新增入的唐代著作。在分类体系上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其中经部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纬》、《经解》、《小学》十一大类，较《隋书·经籍志》多出《经解》一类，共著录文献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不著录”，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其中《易》类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自李鼎祚《周易集注》以下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为“不著录”者）；《书》类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零六卷（自王元感《尚书纠谬》以下四家、二十卷为“不著录”者）；《诗》类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二十二卷（自许叔牙《毛诗纂义》以下三家、三十三卷为“不著录”者）；《礼》类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自元行冲《类礼义疏》以下十六家、二百九十五卷为“不著录”者）；《乐》类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自张文收《新乐书》以下十家、九十三卷为“不著录”者）；《春秋》类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自王玄度《春秋左氏传注》以下二十二家，四百零三卷为“不著录”者）；《孝经》类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自尹知章《孝经注》以下六家、十三卷为“不著录”者）；《论语》类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自韩愈《论语注》）。以下二家、十二卷为“不著录”者）《谶纬》类二家，九部，八十四卷；《经解》类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自赵英《五经对诀》以下十家、一百二十七卷为“不著录”者）；《小学》类六十九家，一百零三部，七百二十一卷（自徐港《书谱》以下二十三家、二百四十五卷为“不著录”者）。子部儒家类六十九家，九十二部，七百九十一卷（自陆善经《孟子注》以下三十九家、三百七十一卷为“不著录”者）。经部后无大序，每类后亦无小序；著录时首为撰者，次为书名、卷数，绝大多数无注释，有者仅为极少数。据此《志》可以考见唐代经学文献的收藏及唐代经学著述的情况，并且，从唐人经学著作的品目中，既可反映当时的著述风气，亦可为了解与衡量这一时期的经学文化成就提供了重要依据。单行本主要有清沈炳震《新旧唐志合钞》本，其对两《志》所收部数、卷数都重新核算，并加按语，颇便研究；１９５５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史艺文志》本，亦将其与《旧唐书·经籍志》合帙。
新序
〖新序〗十卷。汉刘向（约前７７－前６）撰。向本名更生，江苏沛县人，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治《春秋撰梁传》，一生撰有《洪范五行传》、《说苑》、《世说》、《列女传》、《刘中垒集》等书。此书撰成于阳朔元年（前２４），《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将此书列入儒家类。《隋书·经籍志》载：《新序》三十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新序》三十卷。今本十卷一百六十六条，较原本三十卷一百八十三章已亡快大半，为宋代曾巩所校补整理。今本内分《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内容为辑录先秦至汉初故事、较事、传说、寓言，其中以春秋时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借以阐明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伦理道德等等。其所采摘，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诸书颇有出入，既可为研究作者思想作参考，又可补诸史之不足。并且其文笔朴素洗练，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不足之处，在于年代，姓名方面容有错讹牾晤。《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主旨在于“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并曰：“其推明古训，以衷之于道德仁义，在诸子中尤不失为儒者之言也。”传本有《四库全书》本，《汉魏丛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本及１９７７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卢元骏《新序今注今译》本。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一名《伪经考》）十四卷，清康有为（１８５９－１９２７）撰。系作者主张托古改制的重要著作之一，初刊于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学术上受今文学家廖平《今古学考》之影响，廖氏主张今文经乃孔子真学，古文经为西汉刘欲所伪造，有为撰此书继承并发展了廖氏的观点。“新学”即新莽之学，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为“汉学”，有人认为实是王莽新代之学，而非汉代之学。“伪经”渭《周礼》、《逸礼》、《左传》、《易经》、《书经》及《诗》毛氏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都是刘歆所伪作。全书共十四篇，每篇一卷：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第一．《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第二，《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下），《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汉儒愤攻伪经考第七，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后汉书》儒林传纠谬第九（《说文》序纠谬附），《经典释文》纠谬第十，《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上、下），《书》序辨伪第十三（《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附），刘向说经足证伪经考第十四。其大旨有五：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末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也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要作伪经，因欲佐王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六、始作伪经者为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实成于郑玄。有为采用历史考证法，对史载传说进行纠谬、辨伪，自谓“采西汉之说，以定孔子之本经，亦附‘新学’之说，以证刘歆之伪经，真伪相校，黑白昭昭”，意欲“起亡经”，“翼圣制”，阐发六经之“微言大义”，实为其变法维新制造舆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此书猛烈攻击自东汉以来即被封建统治者尊为儒学正宗的古文经学都是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而制造的伪经，后人不辨其伪，“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有为此书在当时反响激烈，动摇了清儒正统派的立脚点；从而推衍为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察估价。在思想上冲破古文经学“述而不作”之旧说，打击了顽固派的“恪守祖训”，梁启超称为之“思想界之一太阳风”。在辨伪方面也有所创获，但将古文经传全部斥为伪造，将今文经传一律奉为足本，颇失之武断。此书为康氏托古改制的重要著作之一，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撰成的《孔子改制考》为此书的姊妹篇，后又撰成《大同书》，即以此书与《孔子改制考》为理论基础，阐述了康氏一系列思想政治观点，实为其宣扬变法维新制造舆论。此书刊行后曾多次被清政府禁毁。１９１７年重刊，康氏改名为《伪经考》，１９３１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新式标点本，复改为今名。又有１９５６。年北京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新语
〖新语〗二卷。汉陆贾（约前２４０－前１７０）撰。贾为楚（今湖北）人，以客从刘邦定天下，授太中大夫，为汉初唯物主义思想家，长于著述，除此书外，尚有《楚汉春秋》一书。此编又名《陆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七篇，与今本十二篇不同，又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亦记为十二篇，可知今本非是残本，盖《汉志》所记，兼有他论之篇。其篇目为：《道基》第一，《术事》第二，《辅政》第三，《无为》第四，《辨惑》第五，《慎微》第六，《资质》第七，《至德》第八，《怀虑》第九，《本行》第十，《明诫》第十一，《思务》第十二。全书基本反映了作者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进步的政治思想。如《道基》篇主张“天生万物以地养之”，“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一切都是按自然规律形成的。圣人之道是在天生万物’之下而生的。在《术事》篇中，作者主张政治上的革新，“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主张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梁封之败，而戒之于已”，“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书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在《辅政》篇中，作者主张政治上要用贤，并且在方法论上阐述了一些朴素辩证法思想。《无为》篇中，陆氏吸收了老子的思想，反对李斯只用法治的思想；主张学虞舜治天下的“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以及周公制作礼乐“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天下大治的作法。总结了秦朝对内对外政策，认为需要以德教化，反对秦始皇的侈骄，主张移风易俗。《辩惑》主要阐述实事求是，言不易合，否则便不能辨明是非。《慎微》则主讲要谨内行，指出“道无废而不兴，器无毁而不治”，反击对那种“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通世防非”的作法。《资质》篇主要讲“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认为要识贤任贤，而尽去佞臣之党。《至德》主要阐述统治者要不尚刑，治国必源之于民，“□道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主张“不要轻用师而尚威力”，反对如鲁庄公那样“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刻桷丹楹，眩曜靡丽，收十二之税，不足以供日邪之欲”的作法，而主张修养生息。《明诫》篇中，作者谁述了“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因此要求君臣谨言行，以免失度。《思务》中主要反映了作者的认识论，他提出了“广思而博听，进退循法，动作合度，，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见邪乃知其直，观花而知其实”，“圣人不必周道”，“见恶于外，‘则知变于内”。“心之所向，志之所行”等诸多观‘族。全书所论，多以阐述《春秋》、《论语》之文为主，故其说丰富了儒家思想。据《史记·郧生陆贾列传》记载，此书乃是为汉高祖探讨秦亡汉兴之原因而撰，所以：其思想对西汉前期的治国方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汉魏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及１９５６年中华书局出版《诸子评议补录》本。
性理大全书
〖性理大全书〗（又名《性理大全》）七十卷，明胡广等奉敕编辑。与《五经四书大全》同辑成于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九月，明成祖亲撰序言，冠于卷首，颁行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国门府县学。此书为宋代理学著作与理学家言论的汇编，所采宋儒之说共一百二十家。前二十五卷收入宋儒著作九种，计卷一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卷二、卷三为周敦颐《通书》，卷四为张载的《西铭》，卷五、卷六为张载的《正蒙》，卷七至巷十三为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卷十四至卷十七为朱熹的《易学启蒙》，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为朱熹的《家礼》，卷二十二、卷二十三为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卷二十四、卷二十五为蔡忱的《洪范皇极内篇》。以上即《四库全书总目》所谓“自为卷帙者”。第二十六卷以后分十三个专题汇编各家言论，计卷二十六、卷二十七为理气，卷二十八为鬼神，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七为性理，卷三十八为道统、圣贤，卷二十九至卷四十二为诸儒，卷四十三至卷五十六为学，卷五十七、卷五十八为诸子，卷五十九至卷六十四为历代，卷六十五为君道，卷六十六至卷六十九为治道，卷七十为诗、文，每一专题又下设小类，共一百三十多类。前二十五卷照录原书，后四十五卷根据门类逐条采录，只注姓氏，不注书名。此书广辑宋儒理学名篇于一书，堪称“大全”，所设门类也较同类各书为详，惟其成书太速，不免庞杂冗蔓，《四库全书总目》讥其“割裂□积以成文，非能于道学渊源真有鉴别。”清康熙间圣祖命儒臣李光地等“删其支离，存其纲要”，成《性理精义》二十卷，为此书删节本。又有应□谦改编本，名《性理大中》，凡二十八卷，对《性理大全》更其篇籍，删其繁文，补其阙略。明成祖《性理大全序》称此书二百二十九卷。《四库全书总目》称自周子《太极图说》至蔡沈《洪范皇极内篇》共二十六卷，查文渊阁《四库全书》实至二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有误，而后来各家多沿其误。有明殿刊本、明景泰六年（１４５５）书林魏氏仁实堂刊本、万历二十五年（１９５７）吴勉学刊本、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内府重修明板印本、《四库全书》本等。
性理群书句
〖性理群书句解〗二十三卷。宋熊节编，熊刚大注。节字端操，福建建阳人，官至通直郎，知闽清县事。刚大亦为建阳人，受业于蔡渊、黄□，嘉定进士，掌建安书院朱文公诸贤从祝祠。为宋理宗时人。此书采摭有宋一代诸儒遗文，分类编次，首列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横渠（张载）、康节（邵雍）、涑水（司马光）、考亭（朱熹）遗像并传道支派，接序分别为《赞》、《训》、《戒》、《箴》、《规》、《铭》、《诗》、《赋》、《序》、《记》、《说》、《录》、《辨》、《论》、《图》、《正蒙》、《皇极经世》、《通书》、《文》、《七贤行实》等二十门目。“七贤”中列司马光一人，与后来讲学诸家持论迥异。按朱熹于绍熙五年（１１９４）冬，筑竹林精舍，率诸生行舍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周、二程、邵、张、司马、李（李侗）七先生从祀，《集》中载其祝文，有：曰邵曰张，爱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之语。则朱子序列学统，本来有司马光。后来门户日分，讲学者乃排而去之。熊节亲受业于朱子，故不敢恣为高论，一仍师制而已。二十门目中所录之文，亦以“七贤”为主，而杨时、罗仲索、范浚、吕大临、蔡元定、黄□、张□、胡宏、真德秀等所作也间有采录；其上及范质者，因朱子撰《小学》曾收录其诗，旁及苏轼者，则因拭曾撰司马光《行状》之故。此书将绝大部分有关“七贤”的文字收罗为一帙，为研究程朱理学的一脉学统及道统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明永乐中沼胡广修《性理大全》，其录诸儒之语，皆因《近思录》而增广之；所录诸儒之文，则本此书而广之。并且，其“性理”之名，亦仍此书之旧而来。至于刚大所注解，盖为训课童蒙而作，所释甚为浅显。有元刻本，明代范氏天一阂刻本，《四库全书》本等传世。
续吕氏家垫读诗记
〖续吕氏家垫读诗记〗三卷。宋戴溪（？一约１２１５）撰。溪字肖望，一字少望，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别头省试第一，领石鼓书院山长，任太学博士。开禧穆二年（１２０６）迁兵部侍郎、国子祭酒，累官太子詹事，为皇太子赵询讲《中庸》、《大学》，又奉太子命类编《易》、《论语》、《资治通鉴》诸书，各为说以进，官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学者称眠隐先生，著作尚有《石鼓论语问答》、《春秋讲义》等。此书为戴氏续吕祖谦《吕氏家塑读诗记》而作。作者认为，吕氏之作，以毛传为宗，折衷众说，于名物训诂最为详悉；而篇内微旨，词外寄托，或有未贯，故作此编以补之，乃取“续记”为名。但在说解《诗经》时，实际上阐述的绝大多数为自己的观点，并非尽守祖谦之说。如认为《□有梅》为父母择婿之义；《有狐》之义为国人悯怜鳏寡；《甘棠》非受民讼；《行露》非为侵陵等等，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其大旨不甚主《小序》。但在论释中，却能平心静气，玩昧追索诗人之旨。与攻毛传、郑笺一派宋儒比，态度远不如其激烈；与宗毛传、郑笺一派宋儒比，却又时时出其观点之外，故此书实际上介于两派中间，各取所需，以成己见。原书久佚，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太半，约占原书十分之七、八，缀辑成帙，厘作三卷，是为今本。传本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及许氏抱经堂校刊本等。
续孟子
〖续孟子〗二卷。唐林慎思撰。慎思字虔中，福建长乐人，咸通十年（８７０）进士，十一年又中宏词拔萃魁，授秘书省校书郎，兴平尉，寻除尚书水部郎中，守万年县令，黄巢义军起，被执而死。此书《崇文总目》以及郑樵《通志·艺文略》均著录二卷，与今本卷数相合，知是原本。根据《崇文总目》记载慎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孟轲自己所著之书，而是其弟子己其言而成，不能尽伸孟子之义，故因其说演而续之。知慎思撰此编，以尽伸孟子之原义为宗。其书共分作－十四篇，大抵就孟子之言，推阐发明以尽其义，其间不独自立论，而必假借姓氏，类似于《庄子》、《列子》之寓言体例。全书委曲发明，所论述多有与《孟子》之原旨相合者，是研究《孟子》一书的参考资料。书成以后，口才人对其毁誉不一，后儒病其有僭经之嫌。《四库全书总目》云：“昔扬雄作《太玄》，以拟《易》；王通作《中说》，以拟《论语》，儒者皆有僭经之讥。蔡沈作《洪范九畴数》，《御纂性理精义》亦以其僭经，斥之不录。慎思此书，颇蹈此弊。然唐时《孟子》不号为经，故马总《意林》与诸子之书并列，而韩愈亦与荀扬并称，固不能以后来论定之制为慎思责矣。”《总目》所言近乎公允，《孟子》一书宋代以前一直与诸子地位相等，为之研究者甚少，故慎思此编，自有其相当的价值。主要版本有《函海》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子书百种》本。
学礼质疑
〖学礼质疑〗二卷。清万斯大（１６３３一１６８３）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考辨古礼，颇多新说，与毛奇龄相伯仲。如谓：“士止为小宗，不得为士宗”，认为士无祖庙也。然考《丧服小记》云：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又《荀子》曰：“放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杨□《注》继别子之后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迁之大宗也”。据此，则士亦得为大宗明矣，斯大之此新说非也。又如说“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谷在籍田之中”，然考《五经通义》则云：“大社在中门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贾《疏》及《通典》惧宗其说，知大夫不在郊而在国，而斯大新说之，误十分明显。其他如说“鲁郊惟日至一礼祈谷不名郊，自鲁僭行日至郊，其君臣托于祈谷以轻其事。后人不察郊与祈谷之分，遂以鲁为祈谷。见《春秋》不书祈谷，遂以祈谷为郊”，凡此皆自立异说，略无显据，不足为训。然其精确之论也不少，如辨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精确之论，《宗法》十余篇，也颇见推阐，为不可废之一家言。有《万充宗先生经学，五书》本，《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学庸正说
〖学庸正说〗三卷，明赵南星（１５５０一１６２７）撰。赵南星字梦白，号侪鹤，河北高邑人。万历二年（１５７４）进士，历官文选，员外郎、吏部尚书等职，与邹元标、顾宪成齐名，有“三君”之目。著有《史韵》、《忠毅公集》等。此书为明人《四书》讲章之一种《自序》谓近世之士“皆喜为异说，欲高出前辈之上，且浸淫于佛、老之说。余甚惧焉，命儿辈仍守浅学之说”，“乃以浅说为主，参以近日名家之说，会萃折中，昼夜思索，偶有所得，亦颇有先儒之所未发者”。《序》中所谓“浅学”，即指区别于近学之旧学，即程朱之学。此书包括《大学》一卷，《中庸》二卷，每节衍为口义，逐句阐发，而又以不尽之意附载于后。其解《大学》不从姚江“知本”学说，而从朱熹“格物”，并补传一章，亦为训解。其解《中庸》，不以无声无臭虚拟性天，而始终归本于慎独。此书词旨醇正、诠释详明，虽为讲章体，亦堪为明代说《四书》者之佳作。有明刊本、清顺治刊本、《四库全书》本。
荀子
〖荀子〗二十卷。战国荀况（前３１３０—前２３８）撰。荀子是先秦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是战国末期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继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并兼取众家之长，扬弃其中的消极成分，家居著书数万言，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此书，就是他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之作。《汉书·艺文志》称此书为《荀卿》，三十三篇；刘向《校书序录》则记其凡三百二十三篇，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书名题作《荀卿新书》；唐杨□分易旧第，编为二十卷，并为之注，又更名为《荀子》，定为三十二篇，是为今本。书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荀子在哲学、政治、治学诸方面的观点、主张，以及对孔子、孟子、墨子与宋□、尹文诸学派学术思想的总结和批判精神。书中的许多名论都是我国文化思想的宝贵遗产。《天论》、《王制》和《非相》诸篇：反映了作者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对天命观和不迷信思想，如《天论》中，荀子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梁亡”，以及人类可以“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与主张，批判了孔子、孟子等宣扬的“天命观”，表现出他“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制》篇中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的观点，解释了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解蔽》及《正名》诸篇，则反映了作者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如在《解蔽》篇中，荀子阐述人类认识客观的两个步骤是：其一，凭借耳、目、鼻、口等器官来感知；其二，通过思维“征知”。并指出后一步骤乃是克服认识片面性的关键。这些观点与唯物主义认识论完全吻合；《正名》篇中除阐述“几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也即强调“物理可知”、主客观接触才能构成认识的观点外，又着重对名、实关系进行了论证，提出“名实相符”的观点，并反对诡辩学说。《性恶》、《劝学》、《修身》、《礼论》、《乐论》诸篇，反映了作者的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如在《性恶》篇中，荀子阐述了自己的人性论，提出了“性恶”的观点，与孟子的“性善”论完全相悖，认为人由“性恶”走向“性善”，则全凭“礼”的“化性”作用；另外，上述诸篇中，荀子在“人能群”，统治者应“隆礼”、“尊贤”并重，以及强调后天教育、社会环境教育的重要性方面，都有明晰论述。《效儒》篇等所映了作者在思想上竭力推崇儒家经典的观点，荀子认为，世间一切的“道”都在诸经籍之中，也即其所谓“《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并且，荀子对儒家的圣人亦极力崇拜，认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在《正论》篇中，又进一步指出：“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荀子所说的“圣王”，便是指孔子而言。在《非十二子》篇中，作者对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盂柯等十二位思想家进行了批评，认为它嚣、魏牟”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陈仲、史□“忍情性綦□期利跋，荀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墨翟、宋□“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差”云云；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惠施、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奇辞”；子思、孟坷“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材剧志大，闻见杂博。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能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这一批评，实际上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派学术思想进行的一次总结。《富国》、《王霸》、《强国》、《成相》、《王制》请篇，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劝学》、《非相》、《儒效》、《乐论》诸篇。则又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思想。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在儒学分化中，代表革新势力，先秦唯物主义哲学集大成者荀子在思想上所具有的浓厚的思辩色彩。当然，作者的一些观点，如天道观中夹杂的神密主义，“性恶论”所导引出的阶级压迫有理及其作者极力倡导的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等等，反映了作者的时代与阶级局限性，对此，研究者可批判性地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杨□注本为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误注为十二卷，此本传播最广；清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卢文□、谢墉校嘉善谢氏安雅堂刻本为最佳，《四库全书》亦收载，有清一代以王先谦所撰《荀子集解》为最好；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本及１９５６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梁启雄《荀子简释》本为最普及易得之本，后书尤便于初学者使用。
延平答问
〖延平答问〗一卷，《附录》－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编纂。程颐之学，一传于杨时，再传于罗从彦，又再传于李侗。李侗六十一岁时，二十四岁的朱熹始从其受学。朱子与李侗学，前后不过数月而李侗即卒，故书札往来，问答为多。后朱子辑而录之，又载其与刘平甫二条，以成此书，因学者称李侗为“延平先生”，故以为书名。朱子门人、又采录朱子平时论延平语，兼及祭文、行状别为一卷，题作《附录》。李侗学术渊源于程颐，为学主“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获之前气象为何如”，肯定儒学和佛道等“异端”的不同，在于掌握“理一分殊”之旨。此编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李侗师承程颐之学，下启朱熹之学的理学思想体系。如书中载朱熹问“太极动而生阳”，李侗认为，“太极动丽全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贾也”。并认为“人与天理一也”。因为李侗－生著述不多，其理学思想唯赖此书以存，故书中内容是研究李侗理学思想及师承渊源的重要参考资料，对考察程宋理学的发展演变亦具有很高的价值。书行以后，李侗裔孙李葆初又采缀其祖之诸：定而增入－卷，改书名为《延平文集》，并且总题作朱熹所编。《四库全书》收录此书时，将葆初所增删除。仍录原本；而葆初所增之本，被《四库全书总目》归入集部存目。此书《宋史·芝文志》著录，题作《延平师弟子问答入一卷。除《四库全书》本外，今尚存明刻大字本，《朱子遗书》本及清代吕氏刊本。
研六室文抄
〖研六室文抄〗十卷，补遗一卷。清胡培□（１７８２一１８４９）撰。“研六室”为胡氏室名，以之名书。为其前后三十年间所撰论经之文的结集，共八十余篇，包括论、考、辨、解、说、议、书、序、跋、记、行状、墓铭、传等各种体裁。大体不尚新奇，不事穿凿，唯以经证经，皆所心得，诸经传以《礼》独多为为文古劲，有汉唐遗风。书中所考订礼制名物，皆深求经注之间，不逞私见，故谨严精核者居多。其考燕寝谓诸侯大夫皆东房西室，无左右房；又室中惟东向开户，南向无户，力申其说，与同时诸经反复参证论辨。又谓庙寝之室，止有一□在室之南，其北无□，与《诗经》所云“塞向之向”吻合，皆独创之论。他如考宗庙路寝明堂之同制。大夫无二庙。东夹西夹之与东厢西厢，左个右个，左达右达，各义实同，亦皆有所发明。于《毛诗·硕人传》、《论语》言斋之居必迁坐之考论亦皆自成一家言。卷五《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谓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沽名物，义理即从训沽名物而出者，不应执“汉学难而宋学易”之偏见。卷六《国朝诂经文抄序》综述清儒贡献有六：一为辨群经之伪，二为存古籍之真，三为发明微学，四为广求遗说，五为驳正旧解，六为创通大义，实是对清代中期以前学术史的总结，比较切中于实际。胡氏本通于诸经，而尤深于《礼》。议论平和，考证邃密，堪为大家。有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经川书院刊本、光绪四年（１８７８）胡氏世泽楼重刻本，多《补遗》一卷，共六篇，皆前十卷所未收者。
盐铁论
〖盐铁论〗十卷。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治公羊春秋，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露。按《汉书·车千秋传》载，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诸贤良，文学之士从反对郡国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开始，对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项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并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展开尖锐的辩论。而此书，即专门以记载这次辩论为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著录作六十篇，列入儒家类。自此以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将其列入儒家类，著录作十卷。今本分十卷六十篇，一仍古本之旧。各篇皆自有标题，互相连贯。书中大旨以儒家思想为宗，所论多遵从儒家六经，所言皆述古代先王圣主事迹，对桑弘羊、车千秋等则多所批评。《论□》、《水旱》诸篇主要反映了桑弘羊唯物主义自然观与贤良、文学士“天人感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对立，贤良、文学承继董仲舒思想，以春生、夏长、秋成、冬藏这一事物自然发展的规律与儒家思想的仁、德、义、礼相比附，认为先王的德治如同“四时之序”一样不能更改，实行德治，则阴阳调和，风雨及时，“水旱不能忧”，“岁无荒年”；反之，盐铁官营，就会“阴阳不调”，“水旱不时”，“天报以祸”，从而出现“灾异之应”。桑弘羊则认为，所谓“圣主”之时，同样有“水旱之灾”，饥荒与丰年，是“天之所为”，是由于“阴阳之运”的缘故，既非人力，亦与“圣主”无关，提出了“阴阳之化，四时之叙”、“日月之行，星辰之纪”以及“水火金木”都无“所本始”的命题。《刑德》、《遵道》、《利议》、《论诽》诸篇，主要反映了桑弘羊进步历史观与贤良、文学士形而上学不变论的分歧。贤良、文学们主张“法先王”，“法三王”，“法周公”，“法孔子”，他们遵崇董仲舒“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的形而上学不变论。桑弘羊认为，这是死守空言，无视“时世之变”，迷信往古，乖背今世，其目的是“称往古而留当世”，是“道古以害今”。总之，此书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中期以贤良、文学之士所遵奉的所谓正统儒家思想与另一“巨儒宿学”桑弘羊进步思想的辨论，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矛盾、各派思想斗争和桑弘羊的朴素唯物论、朴素辩证法以及进步的历史论，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史料。传本较多，其中以明万历中新安程氏《汉魏丛书》本流布最广，明代华氏活字版本最珍贵，民国《诸子集成》本最通行；注本中明嘉靖间张之象注本为最早，今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本为最好。另外，明代的《子书百种》本作二卷，沈廷余刊本作四卷。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二卷。南北朝颜之推（５３１－５９１）撰。之推字介，山东临沂人，初为南朝梁散骑侍郎，继奔北齐累官黄门侍郎，复降周，人隋为官，以文学知名。此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列入儒家类；《宋史．艺文志》载作七卷，亦入儒家类；今本二卷为明人所合并。《四库全书总目》以其《归心》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证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书成于隋开皇九年（５８９）以后，分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物、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二十篇。全书主旨大体以儒家思想为本，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训诫子孙及世人。内容多知人论事的世故之谈，对南北风俗，士人好尚、佛语玄谈、鲜卑语传播、俗文字盛兴、治学作文方法、音韵字训、典故考证、文艺品第颇有所述，多可取资。颜氏以文学见称，故书中的文学思想比较全面，他主张应推崇经学，认为朝廷宪章、军旅誓诰等应用文章，用处很大，因而轻视文学。他拥护并赞同孔子“上智下愚不移”的学说，认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主张教育的对象是所谓的“中等之人”，“中庸之人，不教不知”，在《教子》和《勉学》两篇中，特别强调了教育子女和勉力学习的重要性。他主张对子女应及早教育，甚至主张“胎教之法”，反对无教而放纵，拥护儒家的“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理论。他反对“高谈虚论，左琴右书”。反对“优闲”；认为读书求学问要有“指归”、“要会”，不能学习“无益之事”，强调“眼学”，不能专信“耳受”，注重经世致用的知识。此书为当时儒家教育思想的代表著作，具有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其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并被时人目为王言盖代”之作。清卢文强《抱经堂丛书》校订本为通行较佳之本，《四部丛刊》、《四部备要》、《诸子集成初编》等均收此书，１９８０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一书。
颜元集
〖颜元集〗清颜元（１６３５－１７０４）撰。颜元为清初著名学者，与弟子李□倡躬行践履，反对死读书和空谈的宋明理学，世称“颜李学派”。一生著述很多，而流传不甚广。清修《四库全书》。只将其《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列入《存目》。后人将其著作的大部分收入《畿辅丛书》和《颜李丛书》。１９８７年中华书局出版《额元集》，即以《颜李丛书》本为底本，以《能辅丛书》中参校。整理而成。所收包括了颜元现存的全部学术著作，计《存性编》二卷，《存学编》四卷，《存治编》一卷，《存人编》四卷，《四书正误》六卷。《朱子语类评》一卷、《礼文手抄》五卷，《习斋记余》十卷；《习斋先生记余遗著》一卷，《颜习斋先生辟异录》二卷，《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二卷，后附《颜习斋先生年谱》二卷等。颜元的主要学术观点尽反映在上述诸书中，是研究颜元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为《理学丛书》之一。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八卷。旧题春秋齐晏婴（前？—前５００）撰。晏婴字平仲，继承父位任齐卿，连位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正卿，执政五十余年，以节俭力行、谦恭下士著称于时，注意政治改革。本书所述均为婴遗事，当为后人摭集而成，非出晏子本人之手。书名最早见于《史记·晏婴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八篇，题《晏子》，人儒家类；《隋书·经籍志》亦作八篇，人儒家类，书名作《晏子春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仍《隋志》。因柳宗元以为此书当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所撰，其内容亦稍涉墨家，故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将其列入墨家，并作十二卷；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在归类上因袭《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则将其并入史部传记类。今本八卷，与《汉志》等相符，可算完帧。凡内篇六卷，外篇二卷。内篇中分深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篇分上、下。从学派关系上看，《内篇》多孔子称许晏子之语，而《外篇》则多晏子抨击孔子及儒家之语，故宋以前诸家书目将其列入儒家类，自有其一定的根据；宋以后又入他类，亦不失为有据。书中所述的主要内容，在认识论方面，晏子提倡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认为“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他承认事物相成相济，指出“内外皆坚，无以为久”；又承认地动说、事物的可分性，认为“天下有极大”、“天下有极细”。在社会观方面，晏子则主张尚同、兼爱、非乐、节用之说。上述为本书精华所在。综合而言，此书对研究晏子的思想、对待孔子的态度及当时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等等，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清经训堂刻本，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扬州汪氏翻刻本，１９６２年中华书局出版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本。
杨氏易传
〖杨氏易传〗二十卷。南宋杨简（１１４１－１２２５）撰。简字敬仲，浙江慈溪人，乾道进士，官富阳主簿，会陆九渊，问答有契，遂定师徒之礼，绍兴中召为国子博士，嘉定初授秘书郎。出知温州，终官宝漠阁学士，卒谥文元，因曾筑室于德润湖上，号慈湖，学者称慈湖先生为南宋著名哲学家，有《甲乙稿》、《五诰解》、《慈湖诗传》、《冠记》、《昏记》等书，由门徒编为《慈湖遗书》。杨氏师从九渊，其思想遂多从师说，他认为，所谓的《易》也即是“我”，“《易》者已也”就是杨氏著名的哲学命题，主张“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把宇宙变化的总过程说成是主观的心的变化，所以，在此书中说解《周易》唯以“人心”为主，而象数之学，则全略而不举。卷一至卷十九为说解经文，卷二十为泛论《易》学的杂论。由于作者排斥异端，专主“心性”之说，故其观点时出前儒之外，如其认为，《系辞》中“近取诸身”一节，为不知道者所伪作，并非孔子之言，诸如此类，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后儒对其观点毁誉不一，如明代杨时乔在《传易考》中斥其为异端之说，朱熹主张应毁其文字。虽然如此，但因杨氏为九渊门徒之冠，杨氏之说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明代，其说大行，如明代苏□解《易》，即专以《冥冥篇》为名。综合而言，杨氏《易》说上承汉儒王弼一派，又师从陆九渊，并进一步发展了“心性”之学，实际上是进一步促进了《易》学与释、道两家的合二为一，所以，此书对研究《易》学发展演变史、宋儒理学，特别是对探讨陆王学派（陆九渊、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及形成演变过程，都有着很高的参证价值。宋刻本今巳不传，未彝尊《经义考》载录作《慈湖易解》，为十卷，附《已易》一卷，当为明人窜改所致，除《四库全书》收载外，尚有《四明丛书》本传世。
叶八白易传
〖叶八白易传〗（一名《八白易传》）十六卷。明叶山（１５０４－？）撰。叶山字八白，里籍不详。据作者自序；十岁始读《周易》，越十年能压学究语。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从鹿田精舍见杨诚斋（万里）《易传》而读之，因自著《八白易传》十六卷，然属未定之稿，以后反复修改，叶氏有《重改易传序》二篇、《改录易传序》一篇可证，至嘉靖三十九年定稿誊清，藏之石匮，可见其为学之不苟。此书专释六十四卦卦辞、爻辞，对《彖》、《象》、《文言》等《十翼》没有涉及。大旨以《诚斋易传》为主，出入子史，佐以博辨，实为借《易》以言人事，非尽为经义而作。其体例先列卦辞、爻辞原文，再加“叶子曰”三字进行解说。《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书所言“往往可以昭法戒”。有《四库全书》本。
伊洛渊源录
〖伊洛渊源录〗十四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伊、洛为河南二水名，俗称作伊水及洛水，程额、程颐兄弟为河南人，河南遂被理学家目之为其学派的发源地，故朱子以“伊洛”标志二程。书中内容主要记载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四人及其门人言行事迹，其中以二程思想为最详，凡身列程门而言‘行并不显著者，亦具录其姓名、字号以备查考。书成以后，《宋史》中的《道学传》、《儒林传》即据此书为蓝本；宋人谈道学宗派，分道学门户亦均自此书开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故此书是研究宋代理学道统的重要参考材料；对研究周敦颐、二程及邵雍的思想，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传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同治五年（１８６６）福州正谊书院刻《正谊丛书》本，民国七年（１９１８）成都老古堂副本。
仪经补逸（汪克宽）
〖仪经补逸（汪克宽）〗九卷。元汪克宽（１３０４－１３７２）撰。克宽宇德辅。安徽祁门人，一字促裕，少承家学，后师从于吴仲迁。中泰定乡试，会试以答策切直被黜，遂弃科举。用力于经学，授徒于宣州、□州间，学者称环谷先生。入明，洪武初聘修《元史》，书成将授官，以年老有疾辞归。著《环谷集》、《诗集传音义会通》、《程朱易传义音考》及《春秋经传附录纂疏》等书。是编采《仪礼》、《周礼》、《大戴礼》、《小戴礼》、《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及诸经之文凡有涉及礼者，以吉、凶、军、宾、熹五礼统之。凡吉礼为目六十八；凶礼为目五十七；军礼为目二十五；宾礼为目十三；熹礼为目二十一，而终于《礼经附说》。《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克宽究心道学，于家度数非所深求，于著书体例，亦不甚讲”。所录每条必标出典，一类之中逐条排列，文相属而语不属，故不免有参差无绪之嫌。又因此书实考典文，非考故事，遂多引春秋之际失礼之事，杂列于古礼制之中，如祠礼，引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尝礼之桓公十四年王申御廪灾、乙亥尝；□礼之桓公八年正月五日再燕；大阅礼之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阅；朝礼，春秋之书朝三十六；遇礼，隐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等等均是，并系以论说，纠正其谬。也有不加论说者，如拾尝礼之文公二年断值公；□礼之襄公二十八年楚人使公亲□等等即是也。书中对前儒之说也有所驳难，但驳难中亦不免有失考无据之言。虽然全书体例比较特殊，但仍属研究《仪礼》一类著作，并且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对研究古代礼制。作者这种按类系目，以目列事的方法，虽与传统的研究三礼的方法不同，但却简捷明快，可称古礼之类书。不足之处在于每目条列诸事间无次序，选取材料亦多有可商榷之处。此书明程敏政《篁墩集》作《经礼补逸》，并称其“尤号精确，乃百计购得之”云云；《四库全书总目》亦作《经礼补逸》，知其以两名行世。有明刻本，刊刻者为克宽元孙，今藏北京图书馆，另有《四库全书》本及《通志堂经解》本等传世。
仪礼汉读考
〖仪礼汉读考〗一卷。清段玉裁（１７３５－１８０６）撰。是书摘经文及注为纲，为之疏通证明，不专古今古文，如同《周礼江读考》，不专生故书。止于“士冠礼”，其余十六篇未成，自翼能踵继之。其书说见不主于一家，亦不敬同公认之论。其认为《说文解宇》多从古文，《小戴礼记》多从今文。其推本家法，有为宋也荣、徐养原、胡承哄诸书所末及者。并对江永及其师戴震之失亦间有纠证。其创通大义，于经学有不可磨弃之功。有《经韵楼集》本。
仪礼集编
〖仪礼集编〗四十卷。清盛世佐撰。世佐字庸三，秀水（今浙江熹兴）人。举人，出身官龙里知县。是书成于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汇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断以己意。其以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析诸篇之记而分属经文，乃编纂之初以便检寻，惜未卒业而门人继之，因袭不改，实非朱子本义。世佐是编，经与记，一从郑玄旧本，经、记各自独立，不相混淆。其《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篇，经、记、传、注传有相混者，则从蔡沈《书经集传》考定“武成”之例，别列改本于后，而不敢移易经文。其持论颇为谨严，无浅学空腹高谈、轻斥郑、贾之锢习。又杨复《仪礼图》久行于世，然其说皆本《注疏》，而时人并《注疏》之意有失误者，也逐是正，辨误尤详。持论虽时有出入，而不失其参考价值。有《四库全书》本。
仪礼集释
〖仪礼集释〗三十卷。宋李如圭撰。如圭字宝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绍熙进士，官至福建路抚干，与朱熹一起校定礼经，著《仪礼释宫》、《仪礼纲目》等书。据《文献通考》引《宋中兴艺文志》，宋自熙宁（１０６８－１０７７）以来，废黜出《仪礼》，学者不复传习。乾道年间（１１６５－１１７３）。始有张淳定其伪，为《仪记》识误，淳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又有如圭是编告成。自废罢《仪礼》，学者鲜治是经，如圭乃全录郑玄注，并旁征博引，为之诠释，多发贾公彦疏所未备。传本久佚，《四库全书》所录乃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十五篇首尾尚属完备，《乡射》、《大射》两篇《永乐大典》已不存，馆臣乃参取清人惠栋、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并证以《唐石经》本，以成《仪礼》之完□。如至旧本十七篇，每篇即为一卷，馆臣病其繁多，遂析作三十卷，则为今卷数。《仪礼》一经因研究者无多，故经文及其注疏，往往脱误。如圭生于南宋，尚可见较多古本，故其所撰，为后世校勘《仪礼》多有裨益，《四库》馆臣据其补注疏本经文脱字二十四，改伪字十四，删衍字十；补注文脱字五百零三，改伪宇一百二十二，删衍字一百六十九。足见其价值较高，于《仪礼》研究颇有贡献。除有《四库全书》本外，尚有《墨海金壶》本，《经苑》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仪礼集说
〖仪礼集说〗十七卷。元敖继公撰。纪公字君善，原籍长乐（今广东五华），后居浙江乌程县，宋咸淳进士，对策件时相，竟归而不仕，人元，赵孟□曾从其授业，大德中，经江浙平章高彦敬荐，官信州教授。此书成于大德五年（１３０１）。前列自序，认为《仪礼》郑康成注，疵多而醇少，遂删其所注不合于经者，如意义有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再未足，则附以自己一得之见。又怀疑《丧服》一篇违悼经义，并不是子夏所作等等。其研究思想，大体上继承了宋代，特别是南宋儒学对汉学的怀疑与排斥思想。正文依《仪礼》十七篇各为一卷，于郑注之中，凡作者认为可取者乃取之，反之则不取，对不取者变不驳难。郑注向以简约、古奥著称，贾公彦疏亦未能一一申明，继公遂在书中逐字研求，务畅其旨，并多有所发挥，诚为可贵。卷末附《正误》一篇，考辨字句颇详；《丧服传》一篇，其中兼释《记》文，知其作于《记》后。《仪礼》中十三篇后之《记》，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将其割裂，分附于经文各条之下。继公却认为，其《记》有特为一条而发者，有兼为两条所发者，有兼为数条而发者，也有于经义之外别见他礼而发者。因此不移掇其文，以失为《记》者之意，故特附《后序》一篇，详述不能割裂的原因。可见继公治学以谨严为尚，与宋末元初王柏、吴澄诸儒动辄窜改经文有很大不同，虽然对前儒有所怀疑，但既不废其言，又不发无据之举。明刻本藏北京图书馆，另有《四库全书》本等传世。
仪礼今古文异同疏证
〖仪礼今古文异同疏证〗五卷。清徐养原（１７５８－１８２５）撰。养原字新田，号饴□，浙江德清人，熹庆副贡。精《三礼》，墨守郑氏而多所发明。通六书“古音、历算、舆地、氏族之学。阮元为浙江巡抚，延□校勘《仪礼》，不仕而卒。著述主要有《周官故书考》、《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论语鲁读考》、《顽石庐经说》等。是书胪举郑注所载异文为之疏证。凡文有详略义可两通者不复赘说，视宋世荣．《仪礼今古文疏证》为善书而宗之，而无意于胡承珙之《仪礼古今文疏义》。于古今文用字之例，末加以深究，故所见正误参半。养原以为，凡郑注所称今文者为小戴所清高堂生之本，熹平石经，乃兼采今古文，非郑立所谓今文本。其说甚为牵混。是书旁采前人注疏及时人之说，考据今古文异同。于版本、今古文师承源流皆有所探究。然或失于驳杂，或近于牵强。终为治《仪礼》者参考之作。有《皇清经解读编》本。
仪礼经传通解
〖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附《仪礼经传通解续篇》二十九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是编初名《仪礼集传集注》，北宋时，王安石独尊《周礼》，废黜《仪礼》，朱熹乃以《仪礼》为“经”，而将《礼记》及诸经史杂书中所载古代礼制，附在本经之下，兼取后儒注疏，加以诠释，晚年更定，始有今名。造朱熹段后，嘉定十年（１２１７）刊版于南康。书中凡《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四十二篇，中间缺《书数》一篇，《大射礼》至《诸侯相朝礼》尚未脱稿亦付缺如；自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则因草稿而成，并用旧名《仪礼集传集注》。中间缺《卜筮》一篇，目录内《践阼礼》第三十一卷以后，加之《序说》一篇。所载《仪礼》诸篇，皆非旧次，亦颇有所厘析，如《士冠礼》之“黑屦”，“白屦”及“□屦”本在“□词”之后，朱熹乃将其移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词本总记在后，此书乃将其分人前面各章之下；未取杂记女子十五许嫁笄之文，续经并立《女子笄》一目，等等，将郑注，孔疏以来《仪记》之原本体例，尽为分裂，全书体例，大略如此。朱熹卒后，《丧礼》及《葬礼》由其婿黄□续撰，黄氏仅完成《丧礼》十五卷便卒，此即是《续篇》之前十五卷。自第十六卷至二十九卷，则复由朱熹学生杨复撰补而成，两编合□，共为六十六卷。是此书实成于三人之手，但其观点却尽属朱熹一人。此编可称为古礼之大观，其所诠释说解，亦较为详尽，为宋儒研究礼学的代表作之一，与陈祥道之《礼书》及司马光之《书仪》与为表里，足备考索一代礼学研究之全貌。在书中，朱熹对《仪礼》贾公彦疏多有删润，□明儒刻印注疏，皆本于此书，致使明清之际，贾疏原貌极为罕见，亦见其对后学影响较大。宋刻本藏北京图书馆，另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传世。
仪礼经注疏正讹
〖仪礼经注疏正讹〗十七卷。清全日追撰。日追字模园，浙江嘉定人，诸生，从师于王鸣盛。于十三经皆有校本。而《仪礼》尤精，著述主要有是书。专据朱熹《经传通释》为主，附以杨复《图》、敖继公《集说》、陈风梧、钟人杰两《郑注》本及沈彤《小疏》、马□《易读》等，于每节经文标起止各二字，而以所校经注疏著明于下。有脱文脱句、异文异句异字；误句误字、衍文衍字，误倒等。标明以辨伪之语，降低三格以资识别。前有《例言》七则，及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王鸣盛序、张式慎后序。时人及后人对此书评价不一，或褒或贬，各有其据，非由臆说。是书王鸣盛序，举璞园“校士昏礼”中五条，认为是顾炎武《九经误字》中所未涉及者，并指出于郑玄、贾逵，之后，校堪此经者，璞园当为首席。周仲孚《郑堂读书记》则以为朱熹《通解》于贾逵之疏往往变易其前后，朱氏之见当为郑氏之所删除者。故此，讥责金氏专主朱氏为正宗，而忘忽贾逵之疏之所载，更延朱熹《通解》之误。此外，尚有朱氏所增附者，金氏亦据之以补人，如此正讹，恐其讹不触尽，如此看法，正与王鸣盛所见相反。通观《正讹》，确有误疏入注之类，然周氏尽以此类误舛非金氏，亦嫌过之。总之，日追未见宋、元时各旧本，根据薄弱，远不如卢文强详校、阮元《校勘记》之精。至若有与宋、元旧本暗合者，亦不能完全否定之。阮元《校勘记》序言谓近世校《仪礼》者，奉朱氏《通解》为准则，然于其佳处不能尽依，而移承其删润之说就而据之，是取其糟粕而遗其精华。金氏便是一例。有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张氏刻本。
仪礼商
〖仪礼商〗二卷。清万斯大（１６３３－１６８３）著。斯大字充宗，号跛翁，学称褐夫先生，勤县（今浙江宁波）人。师出黄宗羲之门，一生究于经学，主张“非通诗经不能通一经”，尤精于《春秋》《三礼》。著有《学者秋随笔》《学礼质疑》《礼记偶笺》《周官辨非》等。是书对《仪篇》十七篇逐篇解说，多有新义。其《聘礼》解“衣之裼裘曰：“裘袭外之衣谓之裼衣，裼衣即礼服。聘礼既聘而享，宾主皆裼以将事。推此则凡裘外之裼衣，皆礼服矣”；又考《聘礼》郑注曰：“踢者，免上衣，见裼衣。则裼衣之上更有衣明矣。贾《疏》曰：“假令冬有裘，衬身弹衫又有襦□，襦□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则礼服也。”斯大认为，裼衣之上不得更有皮弁、祭服之类。斯大又说：“袭衣，乃于裼衣上加深衣。盖裼衣直□，故露美。深衣交衽，故不露美也、今即以聘服皮弁考之，皮弁服之下为朝服，朝服之下为无端，无端之下为深衣，深衣为庶人之服，聘礼重聘而轻享，若享时皮弁而裼褐，聘时深衣而袭，则聘服反杀于享服三等矣，隆杀之义何在乎。且主国之君与使臣行聘于庙，而各服庶人之服以相见，以为此其充美，无是理也”。其解虽未尽合经义，然斯大学本淹博，用思尤锐，其每发前人所未发者，亦不可废也。卷末附《答应嗣寅书》，辨治朝无堂，颇为精核。有《万充宗先生经学五书》本，《四库全书》本。
仪礼识误
〖仪礼识误〗三卷。宋张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五试礼部而不中，被人荐之于朝，为人严重深博，善忍事镇物，颇有才智，与薛士龙、郑景望齐名，为乾淳间大儒，除此书外，尚著《古礼》等书，今已不存。是编乃乾道八年（１１７２），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刊刻《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德明《经典释文》一卷，张氏为之校定，因举所改字句汇为一帙，而成此书。其所引据，有周广顺三年（９５３）及显德六年（９５９）刊行监本，有卞京（今河南开封）刊巾箱本，有杭州所刊之细字本，有严之重刊巾箱本，参以陆氏《释文》贾氏疏，核定异同，最为详审。传本罕见，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散佚。唯《永乐大典》所载，散附经文之后，《四库》馆臣遂采而录之，《大典》中缺《乡射》、《大射》诸篇，故今本亦不存。张氏为宋代名儒，后人有“南宋初，治《仪礼》者莫如张促甫（忠甫）”之语，故此书亦深得后人好评。《朱子语录》曰：“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四库全书总目》称：“今观其书，株守《释文》，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则朱子所谓不能无舛谬者，诚所未免。然是书存，而古经汉注之伪文脱句籍以考识，旧刊诸本之不传于今者，亦籍以得见崖略。其有功于《仪礼》，诚非浅小。”《宋史·艺文志》注为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注为三卷，作者序亦称凡三卷，则《宋志》误注也。前两卷为所校之字，后一卷为《释文》误字。传本有武英殿聚珍本及《四库全书》本等。
仪礼释宫
〖仪礼释宫〗一卷。宋李如圭撰。如圭为南宋学者，曾与朱熹校定礼书，其生平事迹，详见《仪礼集释》。古代宫室，皆有定制，而《仪礼》一经，对其载述颇详。但由于时代变迁，制有今古，致使后世阅读《仪礼》，亦不得尽知当时的登降之节，进退之序，因此，有所谓不明于古人宫室之制，即不能全明《仪礼》之说。如圭此书，即专以考论古人宫室之制为主，其体例仿于《尔雅·释宫》，条分□序，各引经记、注疏而参考证明，详加说明，如据《顾命》东西序、东西夹、东西房之文，证明上古寝庙之制异于明堂；而不用郑《志》之成王崩在镐京，宫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诸侯之说。又如大夫士东房西室之说，虽仍旧注，而据《聘礼》之宾馆于大夫士证其亦有右房。据《乡饮酒》及《少牢·馈食》，证明大夫士亦有左房、东房之称，与天子、诸侯言左对右，言东对西者同。其书辨析精审，深得经义，发先儒所末发者尤多。此书《朱子大全》亦载，文字大略相同，仅无序引，《四库全书总目》已考其为误入。并称“如序、楹、楣、阿、箱、夹、□、户、当荣、当碑之属，读《仪礼》者尚不能备知其处。则于陈设之地，进退之位，惧不能知，甚或以后世之规模臆测先王之度数，殊失其真，是编之作，诚治《仪礼》者之圭臬也。”传本已佚，今本系从《永典大典》中辑出，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传世。
仪礼述注
〖仪礼述注〗十七卷。清李光坡撰。光坡为光地弟，字耜卿，家居不仕。力学宗宋儒，尤专心《三礼》。著有《三礼述注》，是为其一。取郑玄《注》、贾公彦《疏》，。总合大义，节取其言，又间取诸家异同之说，附于郑、贾之后。其于《注》《疏》原文有删削不当节取太简之失，于诸家之言尤时有未审之误。然其说《士冠礼》“母拜受，子释送”谓“母拜受，乃受脯而拜，非拜子也”，说解最为允当。又如说《特牲馈食礼》“主人洗角升酌□尸，尸拜受，乃拜受角，非祖考先拜其子孙也”，其说颇为可取。又如《丧服》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万斯同据此以为嫂叔有服之证，光坡不取万氏之说，也深有决择。《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则惧为度数节文，非空辞所能敷演，故尤为世所罕习，注家□寥，讲学家多避而不谈。光坡是书，虽瑕□互见，然疏解简明，使学者易读，颇为学《礼》者所参考。有《四库全书》本。
仪礼图（杨复）
〖仪礼图（杨复）〗十七卷，附《仪礼旁通图》一卷。宋杨复撰。复字志仁，一字茂才，福建福州人，受业于朱熹，颇有才智，尤善于考索，真德秀督闽，为其修建贵德堂，以供杨复著述讲学，学者称信斋先生，有《祭礼》、《家礼杂说附注））诸书。此书成于绍定元年（１２２８），序称：严陵赵彦肃作《特牲》、《少牢》二礼图，问学于朱熹，朱熹认为，还应作《冠》、《婚》图及《仪礼》堂室制度一并考之，才更算佳作。杨氏遂本尊师之意，录取《仪礼》十七篇经文，又节取前儒旧说，疏通其意，各详其仪节、陈设之方位，系之以图，凡二百零五幅；又分《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作图二十五幅，名为《仪礼旁通图》附于后。同览读《仪礼》者，必须先明白古代宫室制度，然后于所位所陈，揖让进退，才能不失其方。所以儒者，如李如圭、朱熹等人，在说解《仪礼》时，都要特出《释宫》一篇，以总挈大纲，方便学人。此书不采用这一方法，而改用随事立图，或横或纵，概无定向；或左或右，仅列一隅。－与李、朱方法相比，不免有无序及杂乱之感。并且，其见于《宫庙门》仅列七图，有漏略之嫌；又因作者对经文的连解时有与旧说不同者，故所绘之图亦与古制时有不合。但书中绝大部分图都能循经而绘，古礼之梗概，于此书可睹其大端，对后学颇有启发，多有裨益；作者这种另辟新径研究经文的方法，亦足资后世学者的借鉴。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仪礼图（张惠言）
〖仪礼图（张惠言）〗六卷。清张惠言（１７６０－１８０２）撰。是书以为治《仪礼》者，必须明于古人宫室之制，然后其所谓所陈，辑让进退不失其方。故兼采唐、宋、元及清代诸儒之义，断以经注，首述富室图，以总挚大纲。而后随事立图，或横或纵，或左或右，按而读之，礼之诸仪诸节皆清晰不淆，宛如亲临其境，且又于吉凶冠服元制详加考述。图所不尽者，又另立诸表使之明晓。卷二以下，俱依十七图次第加以图示。俾使读经之人，置图于左，可以随读随阅。而进退辑让之节，了然于心目间。惠言之图，要比宋人杨复《仪礼图》粲然毕备，详明易览。案《仪礼》一经，久成绝学，惠言能研究钩贯，条理秩然，实不愧通达穷经之绪。惟于“释宫”上本李如圭之书（误编于朱子集中）。惠言于天子、诸侯左右房图引“释宫”，不知非朱子之笔，未免失考。惠言精于《礼》，所著《易义》诸书。、早已刊行，惟此书至其没后，阮元从其女夫董士锡得手稿，于嘉庆十年（１８０５）梓成，而为之序，甚推许之。道光初年，阮元编刻《皇清经解》于惠言《易义》诸书，十采八九，唯独末录入此书。
仪礼析疑
〖仪礼析疑〗十七卷。清方苞（１６６８－１７４９）撰。苞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雍乾间，充《一统志》总裁，《三礼义疏》副总裁，礼部侍郎等。为古文“桐城派”代表之一。著有《周官集注》，《周官析疑》《礼记析疑》《方望溪先生全集》等。是书意在举《仪礼》之可疑者，详为辨正，对无疑者，则弃而不论，经文也不录。苞治《三礼》，于《周礼》差深，于《仪礼》自称治之达十一次，用力良勤，颇多发明之处。然也自信有过，未尽详考者不少。但综观全书，仍□多而瑕少，为治《仪社》者必参用之书。有《抗希堂十六种》本，《四库全书》本。
仪礼要义
〖仪礼要义〗五十卷。宋魏了翁（１１７８－１２３７）撰。了翁为南宋名儒，其生平事迹，详见《周易要义》。此编为了翁所撰《五经要义》之一，每篇各为条目，而节取《仪礼》郑注、贾疏精华，系之于下，其体例与《周易要义》一致。儒家经典中，唯《仪礼》一经，最为难读，诸儒训诂亦无多，其著见于史者，自《丧服》诸传外，《隋书·经籍志》仅著录四家，《旧唐书·经籍志》亦为四家，《新唐书·艺文志》为三家，而流传者仅为郑注、贾疏，余不复见。郑注过于古奥，不易读通；贾疏过于繁复，虽然详赅而伤于芜蔓，端绪亦不易明白。了翁对其删繁取精，分胪纲目，条现秩然，使品节度数之辨。展卷即知，不复以辞义古奥交杂为病。其梳爬剔抉，于后世学者最为有功。书中所采除郑玄注、贾公彦疏外，而绝不涉及他家之说，并且，亦丝毫不渗以己意，务以保持注疏纯正原貌为宗。《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虽所采不及他家，而《仪礼》之训诂备于郑、贾之所说。郑、贾之精华备于此书之所取。后来谈解虽多，大抵以注疏为蓝本，则此书亦可云提其要矣。”因此，了翁此书对《仪记》及其注、疏的普及作出了贡献。书成以后，传本较多，《四库全书》所录，为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此外，尚有《五经要义》本，毛氏汲古阁抄本，振绮堂影宋钞本及江苏书局刊本等等。
仪礼逸经传
〖仪礼逸经传〗二卷。元吴澄（１２４７－１３３１）撰。吴澄为元著名学者，其始末详见《易纂言》。此书掇拾逸经，以补《仪礼》之遗文。汉代，高堂生传令文《仪礼》十七篇，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又得篆书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传令文《仪礼》同，余三十九篇乃谓之《逸礼》，藏于秘府。汉平帝时，王莽曾立于学官，旋即被废，造郑玄注三礼时，亦曾引用。传至唐初，犹末散佚，约自中唐以后，再不见其书。吴氏所辑，共得经八篇，其中《投壶礼》、《奔丧礼》自《礼记》中录出；《公冠礼》、《诸侯迁调礼》、《诸侯衅庙礼》自《大戴礼记》中辑出，并与《小戴礼记》相参定；《中□礼》、《□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则辑自郑玄三礼注所引之逸文。编排次序仿宋熹《仪礼经传通解》，皆按行礼之节次，不尽从其原文。凡从二戴记所引录，都著出处；出自郑玄注三礼所引者，则不著出处。《逸传》十篇，吴氏自认乃是周末抵汉初人的《仪礼》释文，被二戴抄掇入《记》中，故仍依《仪礼》篇次，复从大，小《戴礼》中辑出，统为一编，按次为冠仪、昏仪、士相见仪、乡饮酒仪、乡射仪、燕仪、大射仪、聘仪、公食大夫仪、朝事仪。全书搜求虽亦有所脱漏，但条理精密，甚有功于《仪礼》研究，李俊明序称，吴氏此书继汉唐诸儒与朱熹后，造诣深奥，疏别户□各有归趣。好礼之士，往往先观疏注旧本，考朱子《通解》，然后即取此书所释而深研究。”李氏所论，可谓公允，吴氏此举，不但进一步拓宽了《仪礼》的研究范围，而且为后世学者全面认识与考索《仪礼》一经，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传本有《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