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出路是创新马克思主义

小平同志开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方式现代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国力提高，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华振兴得以初步实现。小平同志在传统社会主义失败、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情况下，毅然实行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探索。
但凡嫁接或移植，就有诸多后遗症和不良反应。嫁接、移植的最终成功取决于对后遗症和不良反应的克服，并创造一种新的肌体。
嫁接或移植必然遭到原肌体的排斥。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统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理念在改革中被推翻、被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话没人听、他们的书没人看，他们被冷落了、被边缘化。国光同志的谈话较多地反映了这些人的情绪。国光同志本人对原先的改革是积极的，但改革的结果却是他始料不及。他们中希望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是不现实的，但他们政治上的敏感性，即西方现代化和西方市场经济的理念可能威胁共产党领导的警觉，有一定道理。
海归派为代表的西方型学者，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操作层面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对西方经济与体制模式的运作知识和技能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他们的话有人听、他们的书有人看。他们成了政府部门、学术单位、咨询机构的座上宾。这也就是国光同志惊呼的西方学派占据了主流地位和掌握了领导权。他们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运动中起着启蒙、推介作用。他们功不可没。他们中要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西化的主张，有的是有借鉴意义的，但全盘西化是当今中国无法接受的，也不应是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出路在于创新，既超越传统社会主义，也要超越西方式现代化；既要继承东方文明，也要吸收西方文明。历史责任落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这就是在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再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再创造人类的新文明。
传统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选择，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但不是中国的未来。
西方式现代化，是以物为本位，即物的生产、物的占有、物的消费作为价值目标、价值尺度。西方现代化引导人对物的过度追求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目前，全世界总人口65亿，发达国家人口仅14亿，还有25亿人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能源设施，24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备。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基本生活水准的情况下，现在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25%。现在一个地球已不够用，如果65亿人口都向发达国家看齐，将来80亿、110亿人都要像发达国家人那样生活，那要增加20个地球。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着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因此，西方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标本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众多。中国更不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眼下的中国也仅仅少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而绝大多数人、尤其是8亿农民还离现代化相当遥远，却已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瓶颈。
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成功地从“政治为本位”转向“以物质为本位”，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面临一个新的伟大转折，即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向以和谐为核心的全面小康，从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
可是全党没有认识到这个新转折，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口号停留在“政治为本位”的年代，经济领域的一些口号停留在“物本位”的年代。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概念混淆、理论混乱的现象。
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所面临的最紧要、最迫切的任务是理论创新，意识形态创新，马克思主义创新。党的十七大应该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应该是新转折的起点。
党和国家面临许多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先进性、资源瓶颈、环境保护、反腐倡廉、贫富不均、社会治安、维权运动、加强民众及年青人的教育、港澳治理、台湾统一、与美国抗衡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治党治国理念的创新，也就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创新。
为了迎接挑战，我们的武器库在更新，然而最迫切的是我们的思想武库需要更新。事实上，我们的思想武库也在更新，问题是不系统、不完整、不配套，发生“新瓶装旧酒”或自相矛盾的现象。
所以，我提出了改革意识形态的建议。一说意识形态改革，有人就会敏感和紧张。其实，意识形态改革是十分正常的。西方的宗教被民众接受，是经过了宗教改革运动；佛教传入中国，溶入社会，也是经过了改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先后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今天，党的意识形态同样需要改革，需要与时俱进。今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要改革、要创新、要发展。
国光同志一方面认为：“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谓创新马克思主义，就是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意识形态改革。而另一方面国光同志又非常惧怕意识形态改革，尤其反对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变革，说是“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其实，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意识形态改革的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创新，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改革。当然，意识形态改革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可能是国光同志担心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泛滥。所以十分忌讳意识形态改革。这就带来三个问题：
一是在不倡导意识形态改革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创新就成了一个口号、一句空话。尽管国光同志非常正确的指出，“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改革25年了，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什么样，至今没有人说得出来。
二是马克思主义创新，一定是吸收他人、他类的先进思想，这就必然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非马克思主义如此恐惧，又祭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这样的思想境界怎么能创新马克思主义。
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谁来评判？若不提倡意识形态改革，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也会以背离马克思主义而遭否定。
报载中国社科院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就是1964年成立的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后在**中被撤销了。我很有兴趣，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宗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还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我相信，口号一定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正如国光同志也强调要“创新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是捍卫，用马克思的话评判是非；而不是创新，用实践去检验、修正、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希望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中国的出路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出路也在于创新。问题恰恰在于中国不允许创新、不鼓励创新。中国缺乏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制度、创新的管理、创新的环境、创新的胸怀、创新的气度、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能力。
这也就是我提出改革意识形态的本意。事关我国的前途和命运，我愿与国光同志继续讨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