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渔船事件折射中日关系--中国广播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 全球最大中文音频网络门户

9月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我国钓鱼岛附近海域非法纠缠我国“闽晋渔5179号”渔船，并发生碰撞。随后，日方巡逻船对我渔船实施非法拦截，并扣留渔船及渔民。7日夜间，日本海上保安厅决定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我渔船船长，同时以涉嫌违反日本《渔业法》为由展开调查。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将把船长“带到最近的检察机关或是警察机构，按照日本的程序加以处理”。
事件发生后，我外交部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要求日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执法”活动，更不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渔船及人员安全的行为。我外交部连续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强调中国政府捍卫钓鱼岛主权和本国公民权益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放回包括船长在内的全体中国渔民和渔船。此后，我国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领导交往。
在我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被日方非法扣押的14名渔民13日由我国政府包机接回，渔船也于14日归国。25日，渔船船长詹其雄安全返抵福州。　　冲突探源
此次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近年来，日本在涉及主权争议的岛屿及海洋权益等问题方面大施手脚，一些非理性、非建设性提法、做法都与日本确立“海洋国家战略”不无关系。
从日本国内海洋决策来看，一是成立由首相亲自领导的“海洋权益相关阁僚会议”，完善海洋相关行政机构的职能。二是以“海洋立国”为目标，通过《海洋基本法》，制定保护海洋权益的相关报告及措施。《海洋基本法》表明，日本未来将任命海洋政策大臣、成立以首相为议长的综合海洋政策会议，还将讨论拟定海洋基本计划，如订定专属经济海域的开发、日本海域的安全保障等事宜。三是制定强化能源、渔业资源开发、加强监管专属经济水域等海洋政策。2008年制定的“海洋基本计划案”表明，日本计划在专属经济区的海底进行勘探和开发资源，大约十年后实现商业化。此外，日本还将针对“外国船只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水域内进行海流、海底科学调查及能源、资源勘测等活动”制定相关法律规定。
从日本海洋战略取向来看，一是以维护所谓“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为由，力图攫取周边海洋主权权益。今年2月9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旨在保护及促进利用专属经济区的新法案。该法案规定，为保护日本的专属经济区，由日本中央政府指定作为基点的“特定离岛”，直接负责建设和管理港湾设施。4月25日，日本政府综合海洋政策总部的“海底资源能源确保战略”出台。该战略表明日本将在所谓“日中中间线”至琉球群岛的东海海域、伊豆半岛至小笠原群岛的太平洋海域内正式开始调查含有众多稀有金属的海底热水矿床，并力争以2020年为目标实现稀有金属的产业化。海底资源和能源被日本定位为“瞄准20年后的海洋国家成长战略”的内容之一，以打开日本通往“海洋资源大国”的道路。二是日本自卫队加强“西南岛屿”军事力量的实际工作也已经先行展开。日本已为“西南岛屿有事”制定了一套对策方针，声称随时准备打击对西南岛屿的“侵犯”。同时，日本还想方设法依托“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突破“周边事态”的模糊状态，介入台海问题，强化日美同盟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三是为了实现从“岛国到海洋国家”的战略构想，日本不断加强对周边海域的海洋调查和军事控制力度，甚至将一般的海洋权益问题逐步演化为领土问题。按日本海上保安厅所公布的调查大陆架区域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钓鱼列岛就被划入日本的“专属经济水域”之内，大有据为己有之企图。
同时，因近年来中日国力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演变，两国战略态势发生微妙变化。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时，日本国内某些保守势力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导致中日双边关系的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在“中国威胁论”者看来，我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国家影响力不断提高，势必成为日本的战略竞争对手，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甚至构成对日本的战略威胁。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日本积极采取遏制措施防范中国，以制约中国的发展。　　面向未来，正确处理两国关系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在此航行、渔猎、开发、生产，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种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的“领土条款”，明确规定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重申了钓鱼岛等岛屿属于中国领土的法律属性。为了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行使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1998年6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至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足二百海里，则扩展至二百海里”。
我国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是完全相符的。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包含钓鱼岛所处海床在内的东海大陆架是一个广阔而平坦的大陆架。该大陆架是我国大陆的水下自然延伸部分，我国理应拥有该大陆架的海底资源。因此，我国渔船在本国的主权海域内进行航行及渔业作业，他国不得非法干预，更不能进行荒唐的“执法”行为。
由于中日在历史、台海问题、钓鱼岛领土主权和东海海洋权益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两国战略互信仍具“不确定性”。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应积极探讨两国未来双边关系的定位，避免在政治和安全层面产生摩擦和冲突，进而达成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历史性共识。就是在此次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我外交部还是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明确指出，“中日两国互为近邻，坚持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方向，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应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日关系中的问题，维护两国关系大局。中方的这一立场没有也不会改变。”
中日两国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需要注重“战略性”。这意味着两国应该超越双边关系，进行地区及全球性议题的全方位交流与协作。近年来，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只看到两国的利益冲突，而无视两国合作共赢的成果及前景，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存在误读，常常急功近利，忽视彼此“共同战略利益”，表现出有损两国关系的言行。这反映出，落实和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绝非坦途。
不可否认，中日战略共识与分歧同在，未来两国关系走向具有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保持上升态势。将遵循《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共识，相互支持、推动两国的和平发展事业，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二是平稳发展。两国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治理全球性问题方面逐步达成战略共识。三是出现反复与回潮。可能会因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恶化两国关系，并对亚太地区、国际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期望日方能重新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正确处理好敏感性问题，中日通过战略对话处理分歧，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来，共同开拓两国关系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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