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如何给中南海写信？

(2010-11-07 22:19:21)如何给中南海写信？
作者：胡佳恒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11-6

如何给领导人写信?怎么才能获得来自最高层的回信?长久以来，一直是大陆民众最想探知的中南海“秘密”之一。
仅在今年7月中旬，就有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复信普通民众。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给中山大学学生童华灵回信，赞赏他回乡做村官的选择;1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给77岁的老党员刘德炎所写的回信中说，刘德炎身患重症，还惦记党的事业，令人敬佩，“特为您请去一尊焦裕禄同志的铜像，因为您崇敬他，自己也在身体力行!”
进入8月，先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复信广西百色陇穷小学学生张玉玲，后有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给上海青浦区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学生回信提出“少年有志，国家有望”。
9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复信北川中学学生刘敏。
《凤凰周刊》记者统计公开报道显示，就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领导而言，九大常委都有过给民众复信的记录。十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也有十二人曾经复信或委托有关部门复信。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以来，以胡锦涛为落款的复信，已经发出超过十封。
“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中南海西侧院墙外，府右街乙27号。
如果不是悬挂着一块标有“中南海邮局”的黄色金属铭牌，路人很难将路边这座低矮的暗色仿古四合院，与上送下达中南海信件的中南海邮局联想到一起。来自各地的邮件，也只有被发送到这里，才可以盖上“中南海”的落地邮戳。
这个特殊邮局1950年2月开始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它最初位于中南海西门内，距西花厅不过百米，不对外挂牌，也基本不面向社会开展业务。
不过所有投递到中南海的民间邮件，都会聚集到这里。信件也被统称为“人民来信”。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据原中南海邮局局长崔敬章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来信能占到总邮件数量的80%至90%，每天至少一千封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两三千封。
中南海邮局退休职工尚元清说，来信多的时候，老式的2号邮袋(1600毫米×1100毫米)，一天能装下七八个。
就此测算，如果将毛泽东时期每天的人民来信码在地上，最少占地一百平米。也就是说，只需要一个半月，这些堆积起来的来信，就可以铺满人民大会堂中万人大礼堂的地面。
在尚元清的经验中，每天早上八点，他都会准时的将投递来的人民来信，送往中南海的信访部门。经过信访部门的程序处理，甄选出来的人民来信，会送到领导人手中。
这也是绝大多数的人民来信，在到达领导人案头之前，必经的组织程序。
自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政治秘书室，司职处理人民来信以来，六十年间，为中共领导人处理来信的“守门”机构，也历经多次变更。
最初中共中央、国务院系统分开处理来信。到1986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合并，组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简称中办、国办信访局)。
2008年大部制改革之后，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职能中，“处理民众来信、来访”的职能被去除。相应的，中办、国办信访局遭裁撤，其原先的信访职能，由新成立的国家信访局取代。国家信访局是由国务院管理的国家局，为副部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信访是执政党传统工作手段保留下来的组织形式，从长远来说，肯定是要纳入法治轨道，但是老百姓现在还有上访需求，现在把信访归口到国务院一方面保留了传统模式，同时也先把信访纳入行政体制，把执政党脱离出来。
“守门”机构几经嬗变，但“守门”基本法则却是一脉相承。
一般情况下，通过邮政渠道发送给领导人的信件，都会先进入信访部门的办信程序。所以发送给领导人的邮件是以何种形式寄出，收件人名称怎么写，并不重要。绝大多数来信都会经信访部门，转往信访内容所涉及的单位进行处理。只有极少部分来信，会被制作成简报形式，如《群众反映》等文本，报送领导人。而直接呈送来信原件，则更为少见。
近年来，多位获得温家宝亲笔回信的大陆民众，事后透露他们在投寄时，平信、包裹、挂号信、特快专递等都有采用。同时，由于并不知道温家宝的通信地址，他们只好在信封上直接写上“中南海温家宝”等“不规范”的收件地址。没想到这样的邮件，居然真的可以送到温总的案头。
什么样的来信要靠信访部门消化，什么样的来信才能报送领导人?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正处级干部李振洪，曾经办6万件次人民来信，据他回忆，为领导人办信，依据的一条重要工作思路，就是“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1963年，李振洪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介绍，因暴雨成灾，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大量农田被淹，灾情严重。而由于河南新蔡地势高于东邻的安徽临泉，出现异常情况。临泉低处筑堤挡水，新蔡高处则扒堤排水，双方集结了大批群众，一场争斗随时可能发生。
接信后，李振洪最初准备电话通知安徽和河南两省，请他们派人前往共同处理。但感到事态严重，就按照“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的工作要求，即刻作出摘报随附原信送刘少奇。刘少奇阅后做出批示，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小事”也是政治资源
近年来中央领导给普通民众的回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小事”，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小事不干扰”的准则。
李芳是湖南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她曾于2009年致信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的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温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
李芳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当时并未多考虑温家宝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写信的动机，是因为敬佩。
但温家宝以总理身份的回信，显然已经改变了这位农村女性的生活轨迹。签名辞典，是受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委托，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6万码洋的图书。如今李芳已增开一家新馆。
在更早之前，2007年，江西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赣州市滨江二小的186名学生联名写了一封“致温家宝爷爷的信”，托他们参加两会的校长刘艳琼，带到北京转交给温家宝，以表达对政府免学杂费优惠政策的感激之情。
刘艳琼称，写信的想法，就是由一个叫钟以琛的五年级学生，向大队辅导员提出的。老师们觉得很好，就决定了——实际上，这种据称是学生自发给领导人写信的行为，在大陆颇有传统。
如何送出这封信?刘艳琼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个人关系呈递。她找到在主席台就座的全国公安系统劳模邱娥国，但得到的委婉回答是，会议期间，没有向领导递信的可能。后来刘艳琼干脆直接将信件交给了驻地的邮政服务人员，在收件人一栏上，写下“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第三天下午，刘接到电话，称信已收到，会尽快交给总理。她完全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到驻地房间时，温家宝的亲笔回信已经放在被子底下。信封上特别注明，“限今日到达”。
一年后又逢两会，相似的故事再度上演。
在两会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朱建华将手里的一封信，交到两会秘书处，希望可以转给温家宝。
信是十三岁的王孝进所写，作为湖北省监利县福田寺镇中心小学六年级2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家境贫寒的王孝进，3岁时母亲出走，6岁时车祸失去右腿，家用开支全靠父亲打零工维持。因为没钱，每到开学，王的父亲就会劝说，别再读书。
大陆媒体报道称，有感于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不再需要缴纳书本费，王孝进偷偷告诉同桌，“要给温爷爷写封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王孝进将信交给“要去北京开会”的朱建华。
同样在信发出后第三天，朱建华收到了回信，“请转达我对监利人民的问候，祝孝进小朋友学习进步。温家宝。”
收到温家宝的回信后，不仅监利县民政部门立即将王孝进全家纳入低保，出走十年的母亲也回家了。中南海回信的加持效应，非同一般。
无论是向温家宝募捐图书，还是对“温爷爷”表达谢意，与李振洪所描述的“大事”相比，这些确实只能算作“小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旁观者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可以捕捉到一个明显信号——写信者声称自己从新政策中受益。这一信号以民众与高官互动的形式释出，透过媒体不断放大，也不断减缓了新政策的施行阻力。
有章可循的回信规律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投书中南海，邮路是唯一的选择。但实际上，得到领导人回复的信件，其进入中南海的渠道也是五花八门。
已成经典的一则往事，发生在1975年。当时3个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黄仲玉、林克平、钟义信焦虑于大陆的通信卫星研究的落后，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信，向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给周恩来?林克平是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邮件要挂号。
于是，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通过内线的秘密渠道，进入中南海。
据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看到了这封来信之后很激动，当场批示“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11天后，周恩来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而这封成功“过关”到达周恩来办公桌上的来信，也改变了大陆通信卫星的发展轨迹。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这3个年轻人完全不知中南海内情，这封来信也不走秘密渠道，今天大陆的通信卫星事业，又会是怎样景象?
在1980年代初期，数量庞大的人群去信中南海，谋求平反冤假错案。此时当权者的身边人，也担任起转递申诉信件的中间人角色。
胡耀邦夫人李昭，就曾转递了大量人民来信。李昭回忆称，从富强胡同到东单三条的上下班路上，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她，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李昭的工作单位，当时有人戏称其工作单位纺织工业局，是“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后来纺织局专门派车接送李昭上下班，即是如此，也不断有人往车里扔信。最多时，一天能收到上百封信。这些信件大部分是给胡耀邦的，有时信件太多，李昭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俨然已具备信访机构的雏形。1983年离开纺织局时，已积攒好几包信。
事实上，通过领导人身边人投书，在现在的大陆政治生态中已不多见，这一奇景，也随冤假错案的大批平反，以及领导人个体风格的变化，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而在当下，每每临近节日前夕，如六一之前给儿童回信，五四之前给大学生回信，以书信示重视，已成为领导人的保留动作。
除此之外，透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也是增大领导人回信几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7年与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前文所述的全国人大代表刘艳琼、朱建华发出的邮件，都在第三天就得到了温家宝的回复，至今共同保持着获得中央领导回信的最快记录。
另一方面，在领导人视察过后，向领导人发去信件汇报本地改革喜讯，也更容易获得领导人的回信。
据《凤凰周刊》记者统计，胡锦涛2003年至2008年的共计10次的回信清单中，就有4次回信，是因为其调研过后，当地民众致信给他。
值得注意的是，这10次亲笔回信，没有一次是针对解决具体问题，以勉励言论为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任重庆市委书记时，也是在调研中，与当地民众结下“穷亲”，确定了两家贫困户为自已的帮扶联系户。2002年贺国强调动工作赴京后，仍与两家保持书信联系，贺国强甚至在回信中建议老乡，可以考虑种植烤烟脱贫。
当然写信人也会有出于功利的想法。某学校负责人在大陆媒体的询问之下，就坦诚的讲，学校临近庆典，给中南海写信，有希望借中央领导关怀，烘托气氛的考量。
在某些高校，逢中央领导回信周年纪念，还会隆重举办座谈会，以“深入贯彻中央领导回信精神”。
这也折射出大陆民众致信中南海的不同心态。如果简单划分给中南海写信的人群，大致可为两类：倾诉者，以及寻求帮助者。倾诉者向中南海表达喜悦。截至目前，领导人亲笔回信，并得到广泛报道的大多属于这一类。
每当外人问及如何能循例致信中南海时，李芳都会避开这一话题。她说，曾经有两个人问过她信封上的地址是怎么写的，在图书馆的网页留言上，也有人索要这个信息。提问的人，都是想通过她获取联系温家宝的渠道，给总理写信，以期解决自己的事情。
但他们并不知道，即使是领导人，在面对来信要求解决具体问题时，也会有无奈时。
199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接见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时，作内部讲话指，“我在上海时一个月大概收到群众来信三、四千封”，“我到北京以后，去年接到一万多封人民来信，这都是直接写给我个人的”“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往往许多信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能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心意，我批下去总是比较重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