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湖长歌

鉴　湖　长　歌
蒋鑫富徐志耕 著
内容 提要
江南水乡绍兴县山川锦绣，历史悠久。大禹治水、勾践尝胆、陆游诗情、徐渭画意、女侠秋瑾、国魂鲁迅……历代名士给稽山鉴水留下了灿烂的文化。今天的绍兴人，正以励精图治、万难不屈的壮志，在古越大地书写着新世纪的华章。本书讲述的一百个绍兴人的故事，是献给改革大潮一曲雄奇磅礴的浩歌。
关于创作《鉴湖长歌》的说明
一、这本书的写作动因和写作经过已在书的后记《长歌当笑》中叙述。采写前，曾将写作打算向徐书记和章长胜副书记(当时宣传部长)汇报过。
二、本书没有采用第三人称的笔法和没有正面记述历届县委县府的领导，是因为在开始采访时，曾请示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他听了情况介绍后说：“一个领导干部的历史角色和历史贡献很难评价。所以，我建议你们多采访绍兴县的群众、乡镇干部和企业家，他们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们认为陈部长的意见是正确的。根据陈敏尔同志的指示，我们着重采写了各式各样的劳动群众、基层干部和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对于领导干部的作用如何体现，因为采访时许多人都说到了历任县领导的事迹，用群众的评价来反映领导的政绩，更真实自然，效果更好。
三、《鉴湖长歌》的书名源于陆游诗句：“千金无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鉴湖”。我们稍加调整。此处“鉴湖”是绍兴县的典型风景，“长歌”可理解为“长篇”，也可解释为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作为文学作品，《鉴湖长歌》只是作家个人的感受，不代表领导的观点和意图。
四、本书拟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金炳华作序，拟请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题写书名。
五、本书将由作家出版社或其它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发行。
六、因为时间仓促，书中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领导指正。
作者 简介
徐志耕，浙江绍兴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国家一级作家。1964年入伍，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多年，1987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莽昆仑》、《我是一个兵》、《浴血淞沪》等，两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南京大屠杀》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在海内外出版发行，广受好评。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南京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
蒋鑫富，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新闻系毕业，1980年应征入伍，多年从事部队的创作报道工作，1990年在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做采编。1992年转业，先后在《轻纺城报》、绍兴县委报道组、《浙江日报》绍兴县记者站、《浙江日报》绍兴市记者站、《浙江日报》科教部工作。著有报告文学集《穿过硝烟》、《乡情》等作品，文艺和新闻作品多次在省内外获奖，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故乡新歌 　　——《鉴湖长歌》序  金炳华 　　/1
《故乡》和它的子孙  / 3
第一章：鉴湖晨曲
1、春江水暖  　　/ 3 　　2、凉亭工厂  　　/ 7 　　3、煽风点火  / 10 　　4、五朵金花  / 12
第二章：市场曙光
5、走四方  / 14 　　6、小小乌篷船  　　/ 16 　　7、弄潮  　　/ 17 　　8、血的代价  / 19
第三章：无梭化革命
9、狼来了  / 21 　　10、技改冲击波  / 24 　　11、大规模  　　/ 25 　　12、百团大战  / 27 　　13、信用  　　/ 28 　　14、恨布不成衣  　　/ 30 　　15、“恒柏”有恒心  　　/ 32
第四章：决胜千里
16、“远东”有多远  　　/ 34 　　17、吃亏在“后道”  　　/ 37 　　18、黄埔军校  　　/ 40 　　19、攻坚  　　/ 45 　　20、各领风骚  　　/ 48 　　21、情报战  　　/ 51 　　22、推波助澜  　　/ 52 　　23、十面红旗  　　/ 54 　　24、摇篮  　　/ 57
第五章：水
25、“大鼻头”急了  　　/ 61 　　26、封缸  　　/ 62 　　27、自治  　　/ 63 　　28、再造一个鉴湖  　　/ 64 　　29、移民  　　/ 66 　　30、地下长龙  　　/ 67 　　31、全球500佳  　　/70
第六章：四季芬芳
32、民以食为天  　　/ 73 　　33、我是地主  　　/ 76 　　34、聚宝盆  　　/ 79 　　35、同康笋  　　/ 81 　　36、水红菱  　　/ 83 　　37、鸭司令  　　/ 84 　　38、“东风”吹得游人醉  / 　　86 　　39、土货洋装  　　/ 89
第七章：湖纳百川
40、招兵买马  　　/ 92 　　41、日本来的门野  　　/ 95 　　42、洋女婿  　　/ 97 　　43、南腔北调  　　/ 98 　　44、朱大喜悲歌  　　/ 100 　　45、瞧这两口子  　　/ 102 　　46、救救陈天德  　　/ 105
第八章：寸土寸金
47、征地热 　　 / 108 　　48、守望与希望  　　/ 110 　　49、地生地  　　/112 　　50、土地官  　　/113 　　51、领导来视察  　　/115
第九章：路路通
52、大路通天  　　/118 　　53、船头脑  　　/120 　　54、山道弯弯  　　/121 　　55、路魂  　　/123 　　56、最后的渡口  　　/124 　　57、一年等于20年  　　/125
第十章：山河唱不尽
58、山阴道上行  　　/128 　　59、天下第一石  　　/130 　　60、印山探秘  　　/132 　　61、古镇旧貌  　　/135 　　62、书圣的书香  　　/138 　　63、百花争艳  　　/139 　　64、鉴湖莲花  　　/142
第十一章：凝固的乐章
65、南征北战  　　/144 　　66、我为上海添精彩  　　/14　　5 　　67、走出国门  　　/148 　　68、从建造到制造  　　/152
第十二章：中国轻纺城
69、红盾与万商  　　/155 　　70、烽火黄金线  　　/158 　　71、忠诚的卫士 　　 /160 　　72、OK，小马路  　　/162 　　73、外方代表  　　/163 　　74、专业市场第一股  　　/164 　　75、精明的“精工”  　　/167 　　76、控股  　　/170
第十三章：乡村都市
77、新城蓝图 　　 /172 　　78、新县城  　　/174 　　79、农民变市民  　　/176 　　80、新未庄  　　/179 　　81、新风村新风  　　/181 　　82、农民学者  　　/183 　　83、山水总相依  　　/186 　　84、情深深   /　　188
第十四章：思路决定出路
85、创新的火花  　　/191 　　86、三九的算盘  　　/193 　　87、回头看  　　/194 　　88、再回首  　　/196 　　89、攻坚克难   /198 　　90、公婆变公仆  /202
第十五章：高唱国际歌
91、发洋财  　　/206 　　92、老总打“飞的” 　　 /208 　　93、网络联世界  　　/210 　　94、手牵手  　　/214
第十六章：新跨越
95、沧海桑田  　　/216 　　96、滨海宏图  　　/218 　　97、柯岩新篇  　　/221 　　98、特色牌  　　/222 　　99、新生代  　　/227 　　100、再创新局面  　　/232
长歌当笑(后记)  /235
故　　　　乡　　　　新　　　　歌
­——　　《鉴湖长歌》序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羊年新春，我欣喜地读着描写故乡绍兴今昔变迁的长篇报告文学《鉴湖长歌》，被作品中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重的乡土气息所吸引。我仿佛回到了故乡，听到了亲切的乡音，见到了熟悉的父老兄弟。尤其让我感到高兴和振奋的是，从《鉴湖长歌》中感受到绍兴巨变的崭新图景和历届绍兴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满怀豪情奔小康的勃勃英姿。
绍兴是我的故乡。我虽然离家多年，但乡音无改，乡思不断，稽山鉴水总在心中。在上海工作时，我参加过绍兴县在上海举办的活动，接待过绍兴来上海参观访问的同志们。交谈之间，了解了绍兴县的有关情况。到中国作协工作不久，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在绍兴举行颁奖仪式，当我每一次回故乡，看到绍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真可谓是旧貌变新颜。我不认得崭新的绍兴城乡了，我为家乡的飞速发展而高兴。绍兴县已成为“全国十强县”。荣誉和数字的背后，是拼搏和奋斗，是不懈和创新。绍兴县的发展是一部创业史，也是一部改革史。
让我对今天的绍兴有更多生动而形象了解的，是读了徐志耕和蒋鑫富同志写的《鉴湖长歌》，它使我结识了许多面熟或陌生的乡亲，我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也走进了他们的心灵。一个又一个传奇般的故事，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引起我的回忆、共鸣和思索。正如鲁迅先生在上一个世纪预言的那样：“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感谢两位作家的辛勤劳动，让我们能如此真切地了解今天的绍兴和今天的绍兴人。作为报告文学，它是生活的真实记录。这部作品以一百个绍兴人为主人公，他们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也不同，但他们的故事是真实的、丰富的、独特的。新时期新生活，为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题材和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写一百个人在二十五年中的故事，既有场面的广阔，又有历史的纵深。这种广角度大纵深的散点透视手法，构成了江南水乡新时代的人物群像，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风貌。
《鉴湖长歌》之所以动人，还在于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报告性和文学性是报告文学的两个轮子，这部作品的作者善于描写人物，在每篇的引言中都有主人公的形象速写，文中也有个性描绘及性格化的语言。另外就是有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事性也是文学性。作者不仅写故事，还特别重视细节，重视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些深入细致的描写，使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我的又一个感觉是这本书的语言富有激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没有激情就没有文学。澎湃的激情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来源于对当今这个伟大时代的感动。作者以满腔的激情、飞扬的文字介绍一百个绍兴人的故事，字里行间跳跃着一颗烈焰腾腾的心。作者的巧妙还在于，把这种激情和飞扬寓于通篇质朴无华的自叙、甚至是口语化的自述中，使人读起来是如此亲切，就像面对面地互相谈心。谈他们的过去和现在，谈他们的曲折和成功，谈他们的喜怒哀乐，谈他们记忆中不能忘怀的故事。作者热爱这个时代，热爱改革开放的生活，也热爱稽山鉴水这一片热土和热土上的人们。他们与这块土地有一种割不断的亲情，才能这样满怀深情地礼赞绍兴这个江南水乡和名士之乡，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这十三年给绍兴带来的巨大变化。
作为绍兴人民的儿子，我衷心祝愿我的故乡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昔时，绍兴先贤、大诗人陆游曾在鉴湖之畔行吟高歌：“千金无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鉴湖”。
让我们以喜悦的心情聆听来自今天鉴湖的新歌，衷心祝愿故乡绍兴明天更加美好！
鉴 湖 长 歌
——100个绍兴人亲历的改革
《故乡》和它的子孙
初冬时光，钱塘江水波涌浪翻，宁绍平原谷黄酒香。临近故乡时，他深邃的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车窗外的景色，离乡的游子扑进了母亲的怀抱！
瘦高个子的中年人平头短发，颧骨突出，嘴唇上蓄有浓密的一字胡，他的相貌，蛮象他的爷爷。
对于绍兴，他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故乡的历史风情和山川人物，大多是从他爷爷的著作中读到的。爷爷在《故乡》一文中记下了当年回乡时的情景：“……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多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
孙子周令飞也是从北京回绍兴来的，也是爷爷回乡的初冬。时光飞逝了八十年，故乡已不是爷爷笔下的景致了。故乡变了。
踏着爷爷走过的青石板，他来到了鲁迅路，十字街口的古镇茶馆前，矗立着爷爷的全身铜像。爷爷浓眉下的炯炯双目，正凝望着故乡的一切，仿佛在惦记着沙地里的闺土、苦命的祥林嫂以及山里的贺老六和土谷祠中的阿Q。
一个世纪过去了，爷爷笔下的故乡的人物，已儿孙满堂，丰衣足食。他们多么想与关心他们命运的先生倾诉一番心里的话，就是倾诉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时代的变化。
因为，这正是先生所希望的。先生在上一个世纪盼望故乡的后人“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今天，先生的愿望已经成了现实。开放的时代为古越绍兴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江南水乡两次名列“全国十强县”。绍兴的人民，有太多的辛苦，有太多的甜美，更有千千万万的感慨。
让我们静听他们的述说……
第一章 鉴湖晨曲
1、春江水暖
厚嘴唇，细眼睛，黑红脸膛，刚染过的一头卷发纹丝不乱，虞德水用沙哑的喉咙讲述他如鱼得水的过去
讲啥？讲办厂，我蛮早，我是一九七二年办厂的。当时大队书记讲要搞副业，有个飞马牌采购员介绍了一个项目，讲大和地毯厂用茅草做地毯，叫我们原料加工。茅草有半人多高，是外面进来的。我们运来后先在湖里烂，再洗干净，最后扯清爽拉成丝，还要晒干。我领了几十个人做了几个月，因为大和地毯厂倒灶了，所以我们厂也停了。这是一九七二年的上半年。
为啥叫我办厂？讲起来话就长。我虽然是农民，农村户口，但我不会种田。因为老早辰光，我爹在上海摇船，我生在上海。我爹积了一些钱，到老家绍兴来买了八亩田，就是现在我这个大酒店的地方。他在柯桥火车站旁边造了饭店做生意，有田有店，爹想做工商地主。他也不会种田，弄了几年，这时土改了，农业合作化了，我爹就去上海修缸补甏了。
我七岁读书，读了三年，因为穷。后来大跃进，十二、三岁就掘田畈，到十四岁也去上海跟我爹学修缸补甏，在南翔酿酒厂。
后来人民政府压缩城市人口，我的户口迁到了绍兴，人仍然在上海当临时工。临时工做到一九六四年，我二十岁了，我从上海回到绍兴要求参军，那时光要求参军的人少，柯桥镇里的大会小会表扬我，话我思想好，我就当了兵。
到部队我不怕苦。我是步兵，学刺杀投弹，摸爬滚打，我训练成绩相当好，新兵打靶五发子弹打四十八环，后来我当代理班长。但是脾气不好，同连长吵了一架，想想没有意思，一九六九年就退伍回来了。
一回来，头一桩事体就是结婚。我这个人心急，三月九日见面，三月十一日结婚，闪电式，军人作风。老婆是柯桥镇的知青。蜜月只度了十多天，我就又去上海修缸补甏了，每月挣百把元，但厂里制度严，夜里不能出去，睡觉在会议桌上，领导开会到十点十一点我才能睏觉，寄人篱下，到年底我不干了。
回来当农民，我只会挑担，不会种田，给我评五折劳力，后来照顾我复员军人，拿五个半工分。我们村叫上谢桥，当时叫双梅公社红桥大队。
这时搞民兵整组，我先当民兵班长，因为话场好，有水平，虽然文化只有小学三年级，但我在部队锻炼了四五年，起码有初中水平，所以接下去又当了民兵排长、民兵连长，这样子在农村也算一个小干部了。
一九七二年搞茅草丝的厂倒灶后，过了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上半年，又有一个飞马牌采购员来介绍我们办一个废品加工厂。啥叫飞马牌？因为当时个人勿好做生意，有些有门路有本事的人到处和公社大队联系搞副业，他们四面八方跑业务，所以大家叫飞马牌。
这个飞马牌采购员是个女的，三十岁左右，名字叫范文雅。她介绍的业务是收来破布头、烂手套，发给社员先用碱煮，再到河里敲、洗。线手套把线扯出来，洗干净晒干，卖给工厂擦机器。当时五个人，我当厂长，一个采购员，三个老太婆，做了一年挣了两万元。
大队里有收入了，可是采购员嫌工资少走了。当时我们给她每月五十二元。她不干，大队书记叫我干。我一个人厂长兼采购，跑南昌、青岛，到废旧物资公司把破布头、废尼龙祙、纺织厂的下脚料收来，加工后卖给联合商店。那时光农民都很积极，农闲时全体出动，做了两三年，钞票挣了好几万，我们这个厂有了正式厂名叫双梅红桥回丝废品厂。
形势开始好了，问题也来了。绍兴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了我们大队，队长姓金，他是接受命令来的，批判我弃农经商破坏农业学大寨，要我们把厂关掉。
没有办法，只好老老实实停工。原料锁进仓库，仓库是庵里的几间旧屋。工作队命令我回生产队去劳动。
过了一段时间，快到过年了，大队里年终分配没有钞票，钞票买了原料锁在仓库里。这一来，社员们要造反了，工作队压力也蛮大，我当时是民兵连长和治保主任，他们问我分配怎么办。我讲做出产品就有钞票。这样，就又发动群众，煮破布、旧尼龙祙，洗干净晒燥，我去联系业务，赶在春节前卖掉，总算过年都分了些钞票。
时光勿长，四人帮粉碎了，双梅公社来了新的党委书记沈松法，他说要搞副业，要增加收入，要发展乡镇企业。
机遇来了，我有个堂阿叔在杭州丝绸联合厂退休了，他讲弄废品太脏了，你们可以办个丝织厂织绸被面。我讲没有机器没有技术。堂阿叔愿意来指导，他介绍我去余杭机械厂买了两台62式铁木织绸机，原料从丝绸公司进货，在庵堂改建的大队部里装好试机，一切都顺利，软缎被面红红绿绿地织出来，看得我心里甜蜜蜜，眼睛里流眼泪水。
我们大队书记叫张茂荣，我同他都是一九七三年入党的，我是支委，支部分工他管农业，我管副业，我两台绸机织出来的被面供不应求，客户排队要，头一个订户是蚌埠铁路局，西安民生百货店是派人寻进来的，年底我们挣了好几万元。
这时候，我手下有一百多人了，废品厂照做，但厂名改作红桥丝织厂了。另外大队也纷纷办厂上马，我们双梅公社有双梅袜厂、红旗袜厂、双梅船厂。那时光我们双梅在绍兴出了名，大姑娘都喜欢嫁到双梅来。有句话叫“双梅双梅、有囡要来。”老实话，我的丝织厂名气大些，所以全公社来参观学习，这是一九七七年的下半年。
我一看形势好，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又买了两台绸机。公社一看织软缎被面效益好，也要筹建丝织厂。沈书记对我讲，鸡娘孵蛋，公社有一爿十多台织机的纺织厂，大厂生小厂，你来办个丝织厂。我只好听命令调到公社去。
这句话是一九七八年的七月份，沈书记办好了丝织厂的执照、刻了公章，用纺织厂的介绍信，但没有厂房，连地皮都没有一寸。那时光，农业是基础，土地不能占用。我就选了一个溇底，组织人填平。沈书记问我啥时候投产，我心里没有把握。他讲，向国庆节献礼，十月一日织出被面来。
一边填河，一边平地，我两手空空赶到余杭崇贤机械厂去买织绸机。因为是老买主，人熟，写了一张欠条运回来两台绸机。水泥地刚浇好，墙还没有打起来，我就装机器调试，屋顶先用油毛毡搭搭。电闸一拉，绸机开动起来，头一批产品出来了。九月三十日，我捧着五条大红缎子被面到公社去报喜，好多人不相信，说虞德水讲造话，厂房都没有造好，被面怎么织出来？
沈书记也不相信，他问我是不是买来的。我这个人硬碰硬，做人要老老实实。我把被面抖几抖摊开给大家看，被面上特为织出“双梅丝织厂”五个大字，这一来大家相信了，都拍手祝贺。
公社信任我，我一门心思搞丝织厂，钞票没有、材料没有，都去纺织厂拿。纺织厂有意见了，只好分家。一算帐，我分了两台机器，一座厂房，七万元建厂债务。还有一块牌子，一颗印子，一本只剩七角现金的银行折子。
这是一九七八年年底，刚好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开大会，我们社员当时勿晓得精神，只晓得好好做。
一九七九年公社开始分任务，要丝织厂完成三万五千元的利润指标，超过奖35%。我是党员，部队里有规矩，上级命令要坚决服从，上级任务要无条件完成。我寒冬腊月去借钞票还债，鼓足干劲，想尽办法扩大生产，有段时间每个月增加两台机器，开足马力，形势大好。我对全厂工人讲：“好好做，年底每人奖励一只上海牌手表！”
那时候奖金发五元十元就不错了，一般只发奖状。一九七九年双梅丝织厂赢利八万七千元，结果每个工人得了三百六十元奖金，轰动了全绍兴！
政策松了，社办厂开始多起来了，我乘风破浪，从一九八O年开始，每年产值利润翻一番，连续翻了四年。一九八三年《浙江日报》记者陶仁坤给我写了篇报道，题目叫《虞德水如鱼得水》，一九八四年我把双梅丝织厂扩大，办了个“鱼得水实业公司”，不光织丝绸，也织布。我担心这个公司名字有点宣传个人的味道，虽然三个字与我的名字有两个字不同，但声音一样。领导思想开放，他们讲无非是个名称，企业是公社的，又不是你虞得水的，我一想这个话对。
这时候真是如鱼得水，政策放开，运气就来，做生意处处顺手。有一次我去西安参加展销会，夜头看了只电影《西安事变》，散场时听几个年轻人讲将军服的黄颜色好，第二天我又去街上看，果然有不少人买这种颜色的布，我当即到邮电局发了只电报给副厂长，要厂里立即用飞机、汽车运将军黄到西安来。两万多米布运到西安上了专柜，有一天的销售额达到三万多元。后来我们在北京设了经销处，厂里生产的丝绸、棉布进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和东风市场，鱼得水这条鱼从绍兴游进了北京城！
有一点勿可以忘记，企业发展靠党的政策，靠领导关心。那辰光县委王咸波书记到我厂里来，他大力支持我。他说：“农村就要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富起来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不要怕，县委支持你！”
鱼得水实业有限公司越做越大，一九八六年我的利润达到两百多万元，当年成为绍兴县的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许许多多报纸登我的照片和事迹，电台电视台也来采访。一鼓作气，一九八七年我又造鱼得水宾馆，因为我知道柯桥要开发，我捷足先登，就头一个买土地造宾馆。这时候我出名了，名气大了，荣誉称号也有了，报纸登、电台播、领导表扬，来我厂里参观的人马一班接一班不停，不光是县里省里，连东北西北云南广西都来人，还有中央的一些部委，除了西藏和台湾，全国各地都有来参观的，都晓得了绍兴有个鱼得水。
光荣是光荣，风头出足，可是苦头也吃足。你想想，这许多人路远迢迢来，总要接待，要给他们吃饭睏觉送礼品。先是一餐三桌五桌，后来一餐十桌二十桌！吃一天两天可以，一个月两个月这样下去，我实在吃不消。还有，我的工作耽误了，要我出去做报告，到嘉兴、到杭州，我头脑昏沉沉，人轻飘飘起来，工作迷失了方向，造成产品积压、企业亏损。我压力大了，这时又有人骂我神经病，说我稻田里造宾馆，一分勿值！
我枪法乱了。本来是考虑光织绸织布产业单调，亏了山头靠海头，造只宾馆可以相互弥补，谁想到有不少人骂我。
我压力大，有困难靠组织靠领导，我听说钱宝荣县长在深圳开会，就心急火燎赶到深圳去见他。我把我的困难我的苦恼讲了一通，我讲我吃勿消了。钱县长话：“你勿要怕失去面子，你赶快把库存产品处理掉，亏就亏，亏是为了再战，有困难县里帮助你。”我要求停止参观，我讲我要面壁三年。他讲好，他通知县委县府办，劝阻外地人来参观。这样一来，我负担减轻了，企业又有了起色。
改革开放深化了，乡镇企业象雨后春笋，我们绍兴办得好的厂很多。我不甘落后。县里领导给我们开座谈会，要做深化改革的开拓者，做永不自满的进取者，我想我的双梅丝织厂要扩大规模，要上档次。没有钱，怎么办？向银行贷款，难度大。有人想出一计，说卖股票筹集资金。我不懂股票，但入股分红我懂，我说好。第一次几个月工夫发行了一百八十七万。因为我们双梅丝织厂名气大，效益好，大家都相信。但时间不长，社会上有人放谣言，说虞德水犯法关牢监了。于是有些人跑来要退集资款。为了平息风波，我在《绍兴日报》上登了公告，还三个月一次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登报公布。我困难的时候，领导总关心我，这个时候，老市长王余良带了电视台记者到柯桥来，找我们企业家开座谈会，把我们这些人都拍上镜头，大家一看我虞德水同市长在一起，谣言当即吹散了。
这次发股票虽然只筹集了两百多万元钱，可今天回过头来看，有经验有教训。社会集资，带资进厂当时作为经验来介绍，另外八六年发行股票应该讲是个创新和尝试，我的做法比上海还要早。当然，教训也是深刻的，不光是二分五的利息压力大，主要是我后来造鱼得水大酒店仍然用了这个老办法，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背上了一件脱不掉的湿棉祅，一直背到今天！
贷款？到银行贷款？我想过，也去过。去找一位行长，还是向我借过钱的一位行长。约好七点半去，我一到，他先是揩办公桌搞卫生，接下来为自己倒了一杯茶。不给我倒，我忍了。可是接下来他脱掉鞋祙，脚搁到办公桌上剪脚指甲了。我气得立起来就走，这种人！
造鱼得水大酒店是一九九四年，当时集资八千万，25%的利息。因为轻纺城名声大了，柯桥没有象样的高级酒店，我看准机会，想干一下，谁知两三年后利滚利，债务背到一亿七千万！
造好大酒店自己放松了，这是农民企业家的特点。开始生意好，朋友多，我是县政协常委，有些不在乎了。所以酒店里有些问题也不重视，客观上没有人报告，另外认为宾馆酒店里有人赌博、嫖娼也难免。这样，问题就来了。
我这个人本来是不喜欢赌的，办厂辰光出去推销，客户上门学会了打“工作麻将”，就是故意输些钞票给客户，因为当时不能搞回扣，许多厂长总经理都是这样陪客户的。人这个东西怪气，一样东西学会了省不掉了，所以有时候也小赌赌。要命的是有一次二十多个惯赌在我的酒店里聚赌，赌资上百万，被公安局抲进了。我人在西欧，但我是老板，我有责任。后来又有一伙赌徒从另一家酒店逃到我这里，被公安局查出来。真当出事体是因为还赌资，有人用一张两百万元的支票到我这里兑现金，当时不懂这是犯法的事，另外人抲进去，把我也揭发出来，我主动去公安局讲清问题，承认也参加过赌博。后来先是监视居住，接下去关进了拘留所。最后法院判我赌博两次、赌资五万元，判处拘役四个月。
我放松了改造。回来后在几百人的职工大会上作了检讨。但老实讲，肚子里有些不大服气，我这个人爱面子，我认为关我太重了，我又不是干部，何况起先我向镇党委汇报过，作过自我批评，又主动去公安局的。个人受到创伤还是其次，主要是企业受了影响，本来想把大酒店的二十二间门面房卖掉，卖掉正好还债。可是出了这件事，回来心态调整了一年，机会失去了，房价跌落了。
亏得有一个要好朋友请我去内蒙古散心，我在那里办了个市场，花四百万搞了个“通顺商业城”，五年挣了一千多万。
本来我想离开绍兴，到外面去发展，我这个人一世的缺点就是爱面子。县里重视我，一亿多的集资款总要我来处理，领导保留了我的党籍，承认我对绍兴的经济发展做过工作，所以我勿好意思走。
现在？现在经营正常。现在集中精力还集资款，明年再奋战一年走出困境。通过县里支持、银行贷款和本身努力，只欠一千多万了。
名气大是压力，我有经验教训。领导对我总勿错，前段时间老书记、老省长沈祖伦来看我，他对县委徐书记说：“你们做得对。对改革者是不能苛求的。”
我要为领导争气，也为自己争气。越王勾践有卧薪尝胆的志气。我一定要重新开始。现在改制了，明年我要将双梅丝织厂的老厂房开发出来，造十层以上大楼，有二十多亩地来！
2、凉亭工厂
浓眉平头，大眼睛，大耳朵，大肚皮，大块头，重二百一十斤，忠厚老实的何建新难忘办厂时的艰辛—
我六十二岁，属蛇。过去这里叫峡山村，属漓渚区。“峡山何，徐山罗”，我们这里何姓是大姓，有四五百户人家。解放初叫第一农业合作社，后来高级社时叫和平社、先锋社，一九五六年改富强农业合作社，富强村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那时候叫“富强社”，仅仅是一种希望，有个盼头，嘴上讲“富强富强”，实际上是“苦强苦强”。
我一家七人，有三兄弟，加上爹，四个男劳力，一年做到头不倒挂就不错了，我们村里八百多人，有一半以上是倒挂户。全村一千两百一十八亩田，双季稻缺肥，两季亩产不到一千斤，还要吹牛皮，说单季达到八百斤，上交国家的公粮每年三十五万四千九百斤，剩下来的不多了。好的人家一年能找进一百多元算勿错，一九六三年那年我家找进了两百元，全家高兴得要命。
最苦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村里饿死了二三十人，许多人生浮肿病，何金奎一家死了好几个。我娘娘、我爹、我大阿弟都饿得奄奄一息。这时候，我当大队会计。
我结婚是六十二年，二十二岁，老婆本村人，彩礼是四个老酒坛，要两百多元钱订婚。屋里没有钞票，向东湖农场的老干部何才正借了两百元才抬着花轿吹吹打打把老婆讨进门，至今还有人挖脚底板，说我借了别人钞票讨老婆。唉，那时候穷。
穷人总想出山。有个业务员叫张联芳，是做推销的。他说他有路头，叫我们织电光带，这种彩带是出口当包装带的。听说能挣钞票，村里就开始办厂，在地主大台门的楼下做厂房，是一间地板撬掉的破屋。八台旧布机改装成铁木机，到下方桥去买来人造丝，四五十个人办了个织带厂，厂长是金水根，何水根当副厂长，我当会计。
开始织六根头，后来一直织到十八根，红红绿绿的颜色，蛮好看的。织出来的头一批彩带我和张联芳一起去推销，卖给广东汕头的陶瓷进出口公司。后来张联芳不做了，我逼上梁山了。
那时光交通勿便当，盘车盘船路又远，到了汕头还要用脚踏车带好长路，屁股底下坐起泡。到天津港去联系业务也很苦，那个地方到处是黄土，浮泥有一尺多深，一刮风，满天都是黄尘，几十里的路，坐在脚踏车后面摇摇晃晃，坐得背痛腰痛屁股痛。顶苦的是到呼和浩特，我同何水根一道去的。是去进原料买纱。我晓得那个地方又冷又脏，可能勿习惯。我同水根讲：“苹果买些去。”两角一斤的苹果买了几十斤，从天津背到内蒙古。果然那里一日三顿顿顿是窝窝头，水根小我六七岁，他吃勿惯。我讲，现在要学老红军了，红军长征吃树皮草根、皮带棉花，现在有粮食吃勿错了。那里还没有菜，我们买了几个猪肉罐头解解馋，这一来闯了祸！我们住的是回民旅馆，又是大房间。罐头一打开，马上有人骂，服务员要赶我们走，吓得赶紧收起来勿敢吃，吃猪肉是冒犯他们的宗教的。这样辛辛苦苦弄了好几年，一年总挣两三万，多时光有三四万。
办染厂是一九七九年十月，离我们这里五里地的沈家畈有个迎丰染厂，我们织的电光带经常到他们厂里去烫整加工。有一次我的老表来做客，讲起印染厂有一万元一天的收入，加工费的利润有一半多，我听了吓了一跳，真当眼热。
打听到沈家畈的印染厂是上海师傅来帮的，我的大老表是上海第一印染厂的，我把想办印染厂的想法同老书记何金水讲了讲，何书记话好，开始叫金水根搞基础，金水根感到压力大，手上没有钞票，他逃到农机厂去了。老书记叫我弄，叫我和大队会计何乃千一起做这桩事体。
头一桩困难是资金，办厂没有钞票弄勿来。我沙地里有个朋友姓周，困难时期我载了门板、木料到萧山县八字桥调杂粮认识的，这个人蛮好，后来我把女儿嫁给他儿子，排起来是亲家。沙地里经济比我们好一些，所以我想到那里去借些钞票来。
天还蒙蒙亮，我板浆，何乃千把稍，两个人一只小划船划了七十多里水路，下午到的八字桥。见到亲家，我一五一十把来路一讲，他蛮热心，当时就一家一家地去联系。
沙地里人很实在，听说绍兴的亲眷来借钞票办厂，都肯帮忙，就五十一百地拿出来。这班人来到我亲家屋里，我写借条，亲家当保人，写好还钞票日子，利息低的。那时光沙地里人生活也不是很好，不少人家还住着草舍屋。
过了两个夜头，一共借了三千元，我把三千元钞票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劲头十足地划着小船回来了。
三千元钞票要办印染厂，只好节省着用。排来排去先买几样要紧的东西，一只耐酸缸花了六十元，到上海金山去采购了一只0.25吨的炮仗锅炉，是烧柴的旧货，用了两百元。到下半年又买了一只不锈钢的染纱缸。五平方米的一个凉亭当作厂部办公室，凉亭旁边用毛竹、油毛毡和煤渣砖搭起了六十平方的厂房。五平方米的厂部派作五种用场，厂长室、会计室、接待室、饭厅，还有两个上海师傅的宿舍。宿舍是加上去的搁楼，摆两张单人床。穷人办厂，只好用穷办法。
两个上海师傅一个是织带厂的叫朱炳根，另一个叫吴少卿，南通人，长个子长脸，染色技术相当好，染毛染尼龙染布都会。我当厂长，当时艰苦办厂的故事后来写过材料，有人讲叫12125部队，就是一只缸，两根一米长的竹竿，十二个职工、五平方米凉亭，这就是我们创业的基础。十二个职工中只有五个男人，七个是四五十岁的老太婆，有金阿珍、沈阿糯是从织带厂过来的，勿要看这几个女人，一个个上岸会背袋，落河会摇船。
话起当时艰苦，当然勿会忘记。烧饭用柴草，关起门来烟煞，一开门冻煞，下半年西北风呼呼叫。漓渚纺纱厂来加工毛线，我们到金山买来2B蓝的染色剂，两根竹竿在耐酸缸里不停地抖，抖得手酸胳膊痛，水泥桥上去晒干打好包，没有公路，船摇到十多里外的偏门河埠头。夜头原料到了赶紧爬起，开着机帆船载回来。开始用手工染布，颜色不匀，有的要退货，只好用整理机整一整，重新再染，质量自然差一些。这样一来，七折八扣，人烦得要命，退回几次，蚀煞老本，还落个不好的名声。
辛辛苦苦办厂，收入多多少少有一些，沙地里借的三千元钞票，是过了两年后去还的，真当要谢谢。
记得是一九八一年，县里组织到无锡去参观，我去的。看到人家有规模、象模象样，回来我们也动手，看人家样，划出一百亩田三角红旗一围，银行里贷款了几百万，买来设备机器，分好几个车间。一九八三年开始大发展，那一年挣了四百多万！
县里根据一九八三年的产值利润实绩，重新排列命名，大和第一，我们第二，所以叫“绍兴县第二印染厂”，第三是兰亭，沈家畈第四，鉴湖祝阿泉第五，第六安昌，第七我忘记了，第八是福全大生，第九马湾，第十是花井头，就排了这样十个印染厂。陈礼安书记给我们开会，他讲：“现在办企业，一定要吃透政策，政策象一只碗，是圆的，你是用碗底，还是用碗口？一定要用足用活，用足用活政策，企业就办得好！”
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每一届领导都来关心。起初社队企业刚兴起，用电紧张，钱宝荣县长叫我上电厂，那时光我胆子小，这么大的项目一听就吓坏了，不敢造，后来钱清造了。不听领导话，真当后悔。
我们办企业是滚雪球，有些资金了，就弄些大。一九九四年我们挣了两千万，看秋国良办了个人造革厂，效益好，我们也办了一个，后来又办染化厂生产染料，现在有染色、印花、轧染、电厂、摇粒绒厂，新办高密瓷厂，转制后，变成了富强集团，下面有好几个公司，总资产有两个亿，一年的税利四五千万，人均年收入有一万一千多元，老早达到小康水平了。
我已经退居二线，企业里没有职务了，只兼村委书记。我八十年代时就交班了，现在儿子何国俊在管企业。那时纪根立书记来，我汇报，关于年轻人接班，我讲：“照理弄勿来，爹爹传给儿子，像皇帝接代，勿好。”纪书记话：“只要苗子选好，有能力，接班是对的。”国俊做了十多年了，企业有发展，还算勿错。
村里八八年就造新屋，旧屋没有了，现在要造新式的别墅屋了。
想想真当高兴煞，老早小队里种田，中午十一点钟漓渚到绍兴城北桥的轮船从田畈边开过，看到城里人穿皮鞋，手里拎一只皮箱，多少眼热，心想这样的日子勿晓得我们有勿有，想勿到今朝总算熬到了。
今朝富强村真的富强了，但勿能忘记穷日子，我经常讲过日子要节省。办厂初期那个五平方米的凉亭现在还保留着。苦头勿吃了，精神还要有，对勿对？
3、煽风点火
从沂蒙山到杭州湾，千里征战在他的脸上刻下了烽火岁月的印痕。他沉着稳重，忠诚质朴，年逾古稀的韩福之回忆起当乡镇企业局局长的年代感慨万千——
绍兴县组建乡镇企业局是一九七六年，叫我当局长。正式对外是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六年以前乡镇企业也有一点，总共不到五千万的产值，主要是一些土纺土织，农副产品加工和铁工厂修理小农具。比较好的是华舍、齐贤、柯桥几个镇。双梅靠近柯桥，也可以。当时有十个区，柯桥机械厂是搞得好的，各区的机械厂都不错，还有就是一些土法的小砖瓦厂。
绍兴县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一九七八年以后，沈祖伦从省委办公厅下来协助王金友书记，第二年沈祖伦当绍兴县委书记。这个人思想解放，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他认为不发展企业，农村是富不起来的，农村改变不了落后面貌。但当时是计划经济，有许多框框，弄不好是搞资本主义。他问我：“老韩，你怕不怕？”我说：“你都不怕，我怕什么！”他说：“我把县委书记的帽子拿在手里，一定要发展乡镇企业！”沈书记这个人样子很象列宁，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列宁在十月》这部电影里的一个画面，就是列宁激昂地把手一挥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县委的决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思想上统一认识，讨论“要不要发展乡镇企业？能不能发展？单一的农业经济行不行？”下决心要解决这个认识问题，主要是解决机关部门和乡镇干部的思想问题。我记得先是组织科局长以上和公社区社干部的一把手到湖南桃源县参观山区经济和农产品加工的多种经营。参观完后没有回绍兴，直接拉到无锡看他们的乡镇企业，那时候无锡已经初具规模了，产值一年好几个亿，是全国第一。花了半个多月二十天的样子，沈祖伦书记亲自带队去的，有一百多个人，回来后继续讨论：乡镇企业要不要发展、能不能发展、不发展行不行，新加上一个“我们绍兴发展什么？”
统一思想不是一声口令就能统一的，因为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框框在人们的脑子中根深蒂固，主要是一些机关部门，脑子中老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们固守的就是许多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规章条条。
这样，第二次专门集中了各个部门的干部又去无锡，由管工业的常委李建光同志带队，二十多个人。后来又去过常州、无锡，一共是三赴无锡，我三次都去的。总的感觉无锡群众思想解放，各部门支持，我们有距离。
有一件事沈书记感触最深，省里搞农业机械化试点，分给我们绍兴两台大型机械。袍谷公社因为办了个鞋厂有钱，就马上买回来了。分给梅山的那一台因为公社没有钱迟迟运不来。那时候拖拉机收割机都是紧张物资要计划分配的，没有钱的苦头真的不好受。
对于“绍兴发展什么”的问题，当初许多人认为绍兴县的特产是老酒，所以都觉得办酒厂好，利润多。开会时，沈书记就号召一个公社办一个酒厂，全县有五十个公社。当时有五个部门拿出红头文件出来反对，他们说黄酒是专卖商品，是国营厂指定生产的，要经过国家酒类管理部门登记。另外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业务部门坚持反对公社办酒厂。
沈书记不管，他赶到杭州找当时的省委书记铁瑛汇报情况，铁瑛书记说：“根据实际情况办。”沈祖伦有了靠山，就大刀阔斧干了，办酒厂的工具要用到锡，锡是紧张物资，县里没有，他跑到省里找物资局长要，一家伙运来了四吨。酒厂办起来了，自然也有好有差，大多数是办得好的。
除了办酒厂，其它行业也有。记得双梅公社办了袜厂、丝织厂、纺织厂，他们领导重视，公社专门成立了工业办公室，有一套班子，党委有人分工抓。其它公社没有这样重视，我们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后来安昌的大和、马鞍、齐贤的加会、柯桥的州山、新甸和钱清都发展起来了，大多是发展土织土纺，搞染缸和酒缸。
第二件事件就是解决政策问题了，这是关键。因为三中全会精神开始贯彻时，只是从理论上强调解放思想，许多具体的政策法规红头文件都是不能违背的。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矛盾，有关部门就要卡乡镇企业，限制得很死，不能超过他们的圈子。他们有他们的职责，可是按照政策来乡镇企业无法生存发展。比如搞纺织，只能搞土纺土织，办纺纱厂不行，办缫丝厂也不行，办绸厂更不行，这些项目只能是列入国家计划的国营企业才能产销。乡镇企业只能织土布。办农机厂只能生产铁器和铁制零配件，搞铜的也不行，铜是国家计划物资。搞食品加工只能自产自销，不能外销。一切都是计划经济的框框，不能突破一点点。
那时候还很左，卖买粮食不行，喝酒要凭酒票。但是黑市米已经有了，因为农民搞了联产承包可以将多余粮食出卖，所以一些酒厂就买了晚米做老酒。
县委和县府领导思想解放，他们指示县委办公室和政策研究办公室制订出符合绍兴实际，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来。一句话，就是要给基层放松手脚。为了给社办酒厂获得应得的利益，沈书记带我去调查酒厂的赢利情况。他把烟酒公司的经理钱金华叫来，所有老酒都由他的公司专卖经销。沈书记要他把做酒的成本、销售价和利润算一笔帐给他。这个钱经理是有名的精明人，他一笔一笔地报了数字后，结果被沈祖伦狠扣了一通：“老钱，你的帐不对，你没有算清楚，酒厂里包装酒泥头里还有一张荷叶两张箬壳，这也是成本。还有，一个空酒坛值五元钱呢！”
老钱连连摇头：“这个沈书记厉害，真厉害！”
沈书记这个人很细，许多事情他都调查过以后，再叫下面的人去调查，目的是能否印证他的结论。因为他这个人深入基层，大事小事都抓，从群众到干部都叫他“大队长”，意思他象个大队长一样管得很细。有一次宣传部副部长沈永华去调查海涂的多种经营养殖情况，在汇报时没有讲关于鹁鸽的养殖内容，他立即插问：“鹁鸽的养殖成本是多少？你有没有了解过？”这个人就是实在细致，你讲假话他要批。
冲破了一些条条框框，随着解放思想的深入，政策开始从不完善到完善，一九八O年全省乡镇企业我们绍兴县名列第一。一九八三年年底，王咸波书记来了，他思想很解放，乡镇企业开始了大发展。
第三个问题就是乡镇企业靠什么发展？当时主要是解决人才问题。乡镇企业初期的技术力量，大多靠上海的退休老师傅及当地的一些手工业者，搞纺织印染的、打铁的、做木匠的，还有小商小贩中头脑灵活的跑市场供销的人。这些人当时很吃香，因为企业需要他们，真正的技术程度较高的人才很少。记得当时稽东乡有一个村办了一家塑料厂，女技术员是工厂跳槽出来的，她懂生产，她懂供销，把工厂搞得产销两旺，一年挣了一万多元。按约定技术员年底可分一千多元资金，可是村里认为太多不敢兑现。请示乡里，乡里也不敢作主，技术员一气之下跑了，这家厂也垮了，这样的教训不少。
后来乡镇企业逐步自己培训，也有的与大专院校挂勾技术支持，委托培养，到最后也有引进来的。现在？现在是高新技术了，设备最先进，技术也最先进，每个厂里都有硕士生、博士生，有的还请来洋专家。
发展到一九八三年，我们绍兴县有乡镇企业三千三百多家了，真正是异军突起，遍地开花，工农业总产值实际达二十多个亿，因为八月份市县分开，划出了六个公社和城区四个街道，所以统计上只有十二亿四千多万元。一九八五年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上升到三十亿元多，连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发电厂，一下子办了四五个，国家不投资，全是乡镇企业办的，连我这个乡镇企业局局长也感慨万千：绍兴的农民真厉害啊！
4、五朵金花
五十年代的副市长，干了三十年的经济工作，勤勉而谨慎的周联亚是绍兴国有企业兴衰的见证人——
和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道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企业的从大到小，从强到衰。这种强烈反差的根本原因，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生作用。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们在发展国有企业的同时也发展了乡镇企业，但文化大革命被打下去了。国有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当了许多年的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计划经济的弊端就是管得太死。比如乡镇要办砖瓦厂，我们就不同意，说破坏土地。农民要办电厂，我们绍兴缺电，有段时间理发店的吹风机也开不动，居民家里的电扇空调经常半停半开，工厂是轮流供电，面对急需发展的电力业，可是省计划部门不同意，说国家要建大电厂，投资几千万，可是没有钱，只好用高价向华东电网买电。
三中全会前，绍兴的工业规模小、档次低，除了新建布厂、红光绸厂和绍兴酒厂，主要的就是群众嘴里经常讲的“五朵金花”，这“五朵金花”是一化、二化、雪花、飞花和印花。一化就是后来的浙江涤纶厂，二化是浙江弹力丝厂，“雪花”是通用机械厂发展成电器厂生产的雪花牌电风扇，“飞花”是绍兴自行车厂生产的飞花牌自行车，最后一个印花是绍兴印花厂，这些都是国营企业，是绍兴主要的财政来源。这些厂有五十年代办的农修厂，文革后新建的化工厂，第一化工厂最大，有近千工人，省里投资了两个亿，设备是进口的，年产值一个亿，年税利有一千万。
改革开放前，绍兴县的经济不算发达，但在全省比较起来还算马马虎虎，税利每年净收一个亿，工资能够发出，后来超过了一亿。当时有些县还要财政补助，如新昌和嵊县。
一化一九八一年才筹建，效益不错，但它的利税要留成投入技术改造。西郭门的丝绸印花厂也不错，一年能上交一千多万。雪花厂也有一点，不多。二化弹力丝厂是旧设备，上交利润有限。农修厂改的自行车厂与上海凤凰搞协作，刚投产时产品俏得要命，要凭票买。因为是上海凤凰提供的技术，所以生产的一半自行车要打“凤凰”牌子，每销售出一部车要给他们七元钱。
一九八三年八月市县分开，“五朵金花”都划给了绍兴市，只留下了两朵苦莱花。一朵是绍兴化肥厂，化肥厂是支农企业，不但交不了税利，还要靠政策补贴。另一朵是花边厂，花边厂本来还可以，后来负债征地建厂房，又因国际市场的变化，再一个与萧山的花边竞争，后来破产了。
讲起国营企业，我有许许多多酸甜苦辣。一化是国家计委决定的大项目，因为是生产涤纶丝的，我们绍兴县是轻纺大县，据说可以年产一万两千吨，虽然产品由省里分配，但至少可以供应我们相当多一部分。当时乡镇企业一年就要一万多吨。我们跑了好多次，总算有了科研报告，搞了地质钻探，选址选了十多个地方，争取了四五年时间，一九八一年批准，我们立即成立筹建处。基建、安装、调试，真正是加班加点，只一年多一点时间，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就正式投产了。可投产不到一年，市里划走了，我当时真是灰心。二化的弹力丝厂是七十年代初上的项目，一直拖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投产。设备是从日本进口的，去日本考察才知道，这是用涤纶丝加上弹力丝的二次加工产品。日本都是小型分散的加工点，家庭式的作坊，效益不太好。省轻工厅带人去考察，认为这种设备轻纺产品需要，加工一吨能挣两三万元。这样就订了二十台，在敬老院的旧址上造了厂房。看样品是六台样机，是旧的，有六成新，谁知道运来后被掉了包，安装起来有好几台开不动，去考察的人也不懂。后来乡镇企业来加工的不少，一年加工几万吨，还要开后门，也辉煌了一时。
搞自行车也费了不少周折，是我带人到上海凤凰自行车厂参观，永久也去了。先是请求他们解决技术难点，钢管由他们提供，三角架帮助加工、飞轮由飞轮厂供货，零部件扩散加工，电镀也外包，这样带动了一批乡镇企业，刹车、档板、铃、踏脚有几百个配件，开始自行车厂只产几大主件和组装，后来慢慢形成了集团，自己生产。凤凰厂的条件很苛刻，一半产品由他们分配。
自行车厂被市里拿走了，我们平水的矿山机械厂就搞摩托车，仿亚马哈的样式，发动机是黄岩产的，另外配件自己做，开始数量少，要开后门才能买，但发动机的质量差。南门头的鉴湖机械厂一看摩托车销路好，做出样机后，因为成本高，质量达不到要求，外地的外国的摩托车都进来了，就下马了。
讲这许多，无非就是说明，国有企业体制落后，束缚太多，层层卡压，结果谁都不负责，效益不好，发展缓慢，关键是机制。
到一九八三年，我们乡镇企业占了全县工业总产值的90%，财政来源80%靠乡镇企业了，乡镇企业的劳动力达二十五万人，占了农村劳力的一半，发展得真快。
由于绍兴县在资源、技术上没有优势，当时只能是发展轻纺，小型、集体为主，重工业没有。轻纺工业占了80%，虽然结构单一，但更新快，翻得快，产值和利润成倍增长。现在一个乡镇有几个集团公司，浙江玻璃厂从做墙地砖开始，现在成了全国生产防弹玻璃的老二，股票在香港上市，他们的总经理是花一百万年薪聘来的！精工集团买了轻纺城的国有股票，民营企业收买了国有资产，真是难以想像！
国营企业转制了，转得好。许多干部也转制了，从国家干部转到民营企业打工去了，像杨汛桥镇的书记、柯桥开发委主任、农办主任等等，不要当官，都下海了。
时代变得真快！可惜，我们老了。
第二章 市场曙光
5、走四方
长脸型，大鼻头，双眼明亮，精明和善。属龙的陈金庆像游龙在全国各地跑过供销。讲起那段时光，他如数家珍——
我属龙，五十一岁，屋里是陶里乡同心村，读完初中到齐贤卫生院培训了一年，就当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我们村四百三十人，三个生产队，一个男劳力年收入不超过一百五十元。我的工分和书记一样，一年也是一百多元。
那时穷，新衣裳只有到正月里才拿出来穿，一条裤要穿五六年。我结婚是一九七五年，花了四百多元钱，一套藏青的确良是在上海纺织局的舅舅送的。村里原来有个纺织厂，十多台织机，做了四五年，垮掉了。
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鲍明杨老师介绍我老婆到加会福利厂去作粘丝工，每月工资三十六元。但必须带资进厂，就是每个人要带去三千六百元集资款，我三十六也没有。
怎么办？我同厂长讲：“要么我去找上海的舅舅，弄一吨原料来，给我们进厂”。厂长话好。我就到上海去了。我同舅舅讲了困难。舅舅虽然在纺织局化纤公司也是个头头，但他讲这种事体勿好弄，后来只给我弄了半吨。当时化纤计划价一吨是一万八千八百元，市场价要三万六千元，我帮厂里挣了靠万元，厂长当然高兴，他还给我报销了车旅费，他讲我这个人老实。不但把我老婆招进厂，还要我也进厂跑业务。
这爿厂叫绍兴县第二福利化纤厂，厂长叫叶月法，方盘大脸高个子，年纪比我大，也是个能人，大家都称他是“三所所长”，就是工商所、税务所、派出所路路通，社会关系多，人好。厂房在加会村大桥西边，是老平房，全厂四百多人，百把台织机，不少是驼背翘脚残疾人，可以不用交税。
厂里一共有六个供销员，进去后有分工。厂长分我跑东北片。我这个人远门都没有出过，真当叫我跑供销我有些怕，出去普通话都讲勿好，没有做过生意，业务怎么做心里一点数都没有。但是既然进了厂，总要听话，叫我跑供销就跑出去试试，一些一些学，慢慢熟悉。
记得是一九八五年的十月份，头一次去东北，火车坐了两日三夜，脚坐得发肿，厂里发给我一件军大衣，绍兴天还蛮热，到哈尔滨落车冻得路都走不了，气温是零下二十多度！鼻头冻得流鼻涕，嘴巴里热气呵出来立即在胡须上结成白花花的霜，手和脸孔冻得发麻。但感觉蛮新鲜，看到了苏联式的洋房，街上还有叮叮当当响的有轨电车。
我再转车到辽阳，厂长给我一个人的名字，话是他的朋友，叫我去找他谈业务。我拎一只包，包里是二十公分一块的样品布，有三星条华达呢、牙签条，还有牙刷、牙膏、介绍信和合同，那时候出差一日补助七角，我一日三餐吃方便面，一个月工资是四十二元。
找到了辽阳纺织站的王维俭，他也是业务员，中等身材，蛮热情，讲义气。因为是厂长介绍去的朋友，中午一到就给我接风吃酒。男男女女八个人坐落，先敬三杯，是白酒。王维俭先敬我，我能吃两斤老酒，我认为酒量勿错，就干了。东北人的习惯，你不干就是看勿起他，就不同你做生意，这么一来一去，八个人轮流敬，我吃得晕晕糊糊。
我大概吃了一斤多白酒，走路也摇摇晃晃了，他们送我回旅馆，一下公共汽车我就吐，吐得一塌糊涂。他们讲：“小陈忠厚，这个人好。”王维俭看中了我的深藏青仿毛花呢，那时是十一元多一米，他一下订了几万米。这是我跑供销的头一笔生意，一炮打响！
辽阳等了三四天，王维俭又给我介绍了黑龙江省棉纺站的一个业务员，那个小个子嫌我布料薄，他说东北天冷，布要厚一点。
我再转到佳木斯，旅馆住下，一家一家地跑纺织站。那时是计划经济，我都是同百货公司的棉纺织品供应站做批发业务。都要整包装，不送红包，也不要回扣，那时人单纯。到巴彦县总算订了五万米的华达呢。接下去又到大庆、齐齐哈尔、白城，转了一个月，成绩还可以。厂里八十台机器一日一百米在生产，要是推销勿出去，积压起来就麻烦了。
东北面粉大米好，吃很习惯。住招待所也便宜，两个人一夜四元钱。
吃苦头的一次是送货去海城西柳市场，那里是东北的一个布匹散发地。因为要赶上春节市场，我十二月十七包了一部五吨的解放牌车载满布出发，因为路勿熟，又碰到了寒潮，路上多开了两天，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半夜，汽车发动机冰坏抛锚了，真正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离盘锦还有十多公里，人冷得发抖，坐在车里冻得要命，只好裹着大衣落车走，想找人帮着拖车，我走了一个多钟头，寻勿着拖汽车的，寻一个小店买了瓶烧酒一包并干，同司机吃酒嚼并干熬到天亮。
第二天，我走到盘锦，我到运输公司叫车来拖，修好汽车把布拉到西柳市场，耽误了时机，只卖掉了一半布，一半仍然拖回来，真当苦头吃煞。
我也跑过西北，去过西安、延安。西安生意难做，我想延安是深山人少，就坐了一天一夜公共汽车去。一路上真是提心吊胆，因为山高路险，我看见好几部客车翻落山沟里。一到去跑业务，夜头住进招待所，一元八角一夜，可是一翻枕头，白蚤子活蹦乱跳，吓得我衣服也不脱，挨到天亮连忙走。
我在外面跑业务从来不看风景。到北京多少次没有去过故宫天安门，商店也不逛。只看布店，了解流行啥颜色、啥花样。有一次我在北京看到一种灰色洋粒子布好销，就剪了一块样品回来，给厂长，因为客户要订货。可是厂里做勿出来，做出来达不到质量要求。我这个人一门心思做生意，我是个农民，能进社办厂算不错了，领导看得起我，我要报答。
为了扩大业务我后来到处跑，听说武汉的汉正街热闹，是七个省的集散地，我也赶去那里设了一个点，住在无线电三厂的招待所，不少商贩批我的布，销量蛮大，好的时候厂里每天给我发两车布。
那时候合同一订，货到验收就付款，我日日要收帐，银行不能汇，都是现钞票带回来，多的时候有十七八万。当时没有五十元、一百元的钞票，都是五元十元一张，十几万元一大包，为防止出事体，我同另外厂的供销员一道回来。
从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开始有了新规定，按推销的数目发补贴，工资取消。出货一个月内收回货款的，一万元付一百五，如果货运出半个月就付钞票，一万元付两百元。超过一个月付款要扣。我这个人运气好，我没有一分钱的烂账。后来，外地客商不少直接到绍兴厂里来采购，乐清人做布生意满天飞，业务难做了，轻纺市场开始了，我花五千元钱订了一个摊位，就不再外出跑业务了。
除了新疆、西藏和台湾，全国各地我都跑过。云南、四川、宁夏、广东都去过，眼界也开过，苦头也吃过，但是蛮值得。
那时候县里每年年底都要给业务做得好的供销员发奖。我不算最好，许多人生意比我做得好，有些人吃的苦头比我还要多。县里领导给供销员总结了“四千精神”。就是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
现在生意难做了，产品更新快，出口业务大，要会电脑，要懂外语，我落后了，我把布摊交给儿子了。
6、小小乌篷船
中等个子的中年人，身材瘦削，精干机灵，四十八岁的吴友三讲起二十年前的事记忆犹新——
乌篷船里卖布？这个老早来！还是分田到户的辰光，快有廿年了。
我是阮社人，阮社余渚村人，就在柯桥西边十多里地，柯桥划乌篷船的，都是我们余渚人。老实话，柯桥这个轻纺市场弄起来，全靠我们余渚人。
余渚是个大村，有几千人，靠104国道，南边有铁路，以前除了种田，不少人都摇石头船。
分田到户了，劳动力多余了，另外村办布厂办染厂，我们村里没有厂，就八仙过海各人自己想办法。勿晓得啥人头一个想出来划划船载客人，有一个人带头，大家都看样。
我以前做过泥水工，一天能挣一元三角，要给生产队交四角。光靠种田收入少。我一家五个人，经常是倒挂户，好的一年找进了两元钱。为了挣些钱，我和姐夫商量好，也弄只船划划。有树的人家叫船作师傅做，我打听有人从临安买的木料，就和姐夫钱坤全两人一人一部手拉车，到临安里面天目山区，向当地人买了几副棺材板拉回来。路上走了四天，花了三百元材料费，又叫来船作师傅，竹作师傅做乌蓬，做好一只船花了毛五百元。
划小划船也不是随随便便好划的，要到派出所领船运证，要交三月一元的管理费，我的船编号是二百三十九号，一共有五百多号，余渚村一共有五百多只划船。
我开始划船是秋天，船歇在笛扬楼旁边，当时主要是接柯桥火车站下来的客人。那时没有公路，去华舍、安昌、齐贤的客人都要乘船，到华舍两元，安昌四元。划船蛮吃力，双手划桨，双脚踏桨，到华舍要一个多钟头，摇到安昌要两个多钟头，划得全身都出汗。一只煤油炉烧饭吃，天暗了船里过夜。那时生意好，过年更好，一天能挣十多元。
后来，接来的客人中有些是做布生意的，叫我们摇到华舍、安昌的印染厂去，做完生意又叫我划回到火车站，这些人大方，出手就是五元、十元。
勿晓得是啥人头一个想出来，把布厂里的布剪来样品，挂在划船里，买布的客人一看欢喜，就划到厂里去。这样一来，客人和厂里都高兴，小划船变成了介绍人，厂里就会给划船的人一些回扣，算是介绍费。我当时是把好几个厂的布样一块块剪来，有三四十个品种，放进一个皮包，拿出来介绍给客人。经常去的厂有阮社三佳纺织厂，华舍纺织二厂，湖门丝织厂、安昌为民布厂。客人来来往往熟了，有几个成了朋友。一个叫鲁金法的福建人，小巧灵光，有一次他看中了一块华达呢，幅面一米四，六元多一米，他一口气订了万把米，我一千米一趟给他划了十趟，厂里还给我一角一米的劳务费，这笔我挣了一千元！
做得好的一天挣好几千也有，癞子炎根，吴永福都比我好，他有一个大客户是洛阳人。我也有一个老客户是安徽人，女的，叫范月芝，她一来就寻我，经常是划到安昌，一直划了四五年。
客人蛮多，山西、重庆、河北、许昌，各地都有。轻纺城办起来了，汽车路开通了，划船生意就淡了。现在五百多只划船柯桥一只没有了，许多人都在轻纺城当了老板，有的还是大老板，资产上亿。剩下来有四五十只划船到柯岩风景区去了，都是一些年纪大的人。
我？我摆了一阵布摊，现在勿做了，现在做房产中介了。
7、弄 潮
平头大脸，风度翩翩，西装革履的滕荣四十岁的人生岁月中有二十一年为生计而顶风搏浪，他的生命之舟在绍兴找到了幸福的港湾——
我也是卖布的。我在绍兴卖布十多年了，我不单卖绍兴布，我也卖外地布，原来的摊位是三百三十四号，十一点八平方米，太小卖掉了，卖了四十九万元。新买了一间十五平方的，六十三万，摊号是二百四十三。
我不是绍兴人，我是温州人，我们大溪镇西林村是个穷山区，种田干一天只一角多分钱。我一家有六个人，初中毕业后种了两三年田，就跑出去当建筑民工，那年我十九岁，到湖北宜昌造房子，爬上爬下挑灰沙、背水泥、抬五孔板，一天干十多个小时，吃得很差，睡竹片铺，一个月才一百多元工资，干了一年我不干了。
我想挣大钱。听说甘肃金昌市做服装生意好，村里已有人去了。我借了两千元钱，到上海百货商店买了一百多米粗花呢的涤纶布，六七元一米，好些的十元左右，近两百斤重，我自已背，买不到座位票，在火车里站了两天两夜，在下西堡下火车，再背着布转汽车到金昌，我雇了个老师傅裁衣缝裤，摆了一个摊。金昌是个矿区，工人多，有工资收入，多的一年能挣一万多，我干了两年，净赚了四千多元钱，比做小工好。
挣了大钱的人回来贩木头，从福建贩到浙江。我没有本钱，我贩运竹笋，从福建将竹笋拉到温州罐头厂。做了三四次，亏了。因为我雇的一辆车没交养路费被公路部门查出扣了汽车，一车笋都烂了。
温州人不安分，总想赚大钱，我只好再做布生意。这时候，绍兴有布了，柯桥国道边东一摊、西一摊自发的开始交易。我了解了一下，品种主要是华达呢，厚薄都有，价格比上海便宜一点点，一米便宜几角钱。我打听到山西南郑县有个大市场，就批发了一些运过去。后来山东临沂有了布料市场，我最早从绍兴南门外的凤凰印染厂进货，这厂不大。做了几次，得知诸暨有白坯布买，买来白坯布自己印染不仅利润厚，花色也多，我就从诸暨买来白布，运到绍兴的凤凰印染厂、灵芝印染厂、第二印染厂去染，每米一元多，由厂里提供吃住，很方便。印好染好雇了汽车自己押运，统常我们是几个人合一车，一部五吨卡车载布的成本是二十多万元，十吨卡车装满货是五十多万，一天一夜开到山东，运费一千多元。这是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这中间，懂得了染色、定型、缩水率等工艺，这样做了几年，每年挣两三万元。
一九八九年闹风波，社会乱了，市场冷了，货压在仓库里，本钱是三分利、三分五的利息借来的，这一年我亏了五六万！
山东市场伤了我的心，不去了。我全国到处跑，跑襄樊、广西、湘潭、株州、三明、兰州、贵阳、昆明等地布匹批发市场。这时柯桥老市场已经有几百个摊位了，就是东升路市场，但品种少，基础上是本地企业生产的衬里布，没有人做买进卖出的生意，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刚办起来，布的花色少，于是到广东的南海县，那里有个地方叫西樵，进口布很多，花色也多。有马尔登、高尔夫、希特乙，都是涤纶布，便宜，只六七元一米。
我们拉来一车很快卖完，来多少卖多少，生意好极了，半夜里拉到柯桥半夜里就卖完，许多客户是等着要货，要货的客户全国都有，柯桥布市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一个月挣一万多元，一年挣了十多万！
这是一九九O年，我花六千七百元在东升路租了一个摊位，十五个平方，我有了立足之地。很快，老市场一楼都满了，有三百个摊位了，一个摊位涨到一万四五千，一九九一年到三万多，下半年要六万了，每日每夜都涨！我们村里和我一起做布生意的起先只十几个人，现在来了八十多户！
做布生意很辛苦，也有风险。当时做进口布生意，实际上是走私。因为广东布不是广东生产的，是从外面运进来的，所以一路上要检查、要罚款。但在广东本地，进口布公开卖，工商所的人只要收了钱就放我们走。记得是一九九二年初，我们几十个人合起来去广东普宁进货，回来六卡车布，车队到安徽祁门，说我们贩运走私布，被检查站没收了。
我们不服，我们明明是给当地工商所交了费的，应该说是政府允许的，这六车布价值五百多万元啊！我们要打官司，聘请了律师，交了不少钱，最后还是输了，我损失了二十一万！
我做了五年的进口布生意。我们希望绍兴的布质量好起来，我们把进口布的样品剪下来送给绍兴纺织厂仿制。有一次陈中他把俏销的乱麻涤纶送给色织五厂的袁伯仁，这是高粘度产品，开始不成功，后来进了新设备，做好了。绍兴布后来质量上档次了，我们就做绍兴布的生意了。我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做本地布生意，把绍兴布拉到广东去卖，生意也很好。
我来柯桥十三年了，我们是看着轻纺城发展的。现在，我们与绍兴的许多纺织印染厂有业务关系，与全国各地许多客商也建立了联系，我们有大批的客商。我在柯桥买了房子买了摊位，我把家搬来了，我也是绍兴人了。
8、血的代价
稳重而负责的姚子源谈起十五年前为了开拓市场而发生的车祸，谈起殉职的三位同志，他深沉地说——
我是幸存者，我们一起去八个人，回来只剩了五个，三个遭遇了不幸。唉，十五年了。县委书记陈礼安曾在一次大会上说过：“我们绍兴县对外贸易的发展，是用血和汗的代价换来的！”这句话千真万确。
那是一九八七年的年底了，面对全县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形势，县委县政府认为必须发动各乡镇组织产品出去展销开拓市场。得知一个绍兴老乡在福建当省外经贸委驻厦门办主任，而厦门又是对台贸易的窗口，所以联系好以后，县领导决定组团出发。这是一九八七年的年底了，本来想过了春节再走，但考虑到要抓紧时间，就临时决定先去一批人打前站，由县外贸局副局长陈祖荫带队，去的人还有供销联社副主任谢耀洲，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周秋贤，经济协作办的高建贤、二轻公司的章德荣、钱清区副区长和我，我当时是县府办副主任，还有一个皋埠区长龚松泉。皋埠当时的针纺织品和平绒急需寻销路，所以他带了不少样品去。
十一月七日一早，一部白色面包车把我们送到杭州。因为买的都是座位票，大家肩扛手提每人都背了不少东西。有纺织布料、王星记纸扇、东风酒厂的葫芦形老酒等等，全是展销的样品。第二天下午到福州，住进了海山宾馆。宾馆铺位不够，有几个人睏地铺。
九日上午联系车辆去厦门。本来海山宾馆车队有车，包一部面包车价格是一千元。但到马路对面的白鹤交通运输公司一问，租一部小面包车是五百元。白皮脸孔的陈祖荫性格开朗，用钞票蛮节省，火车里我们都吃盒饭，他讲：“好省点要省一些。”于是就雇了白鹤公司的面包车。
十二点从福州出发，沿福厦公路开。天热，头一天火车里没有睏好，几个人都打瞌睡。过了乌龙江大桥，车子进入福清县界。
路宽了，车子少了，要命的是司机也打瞌睡了。我们都是第一次去福建，情况不熟。驾驶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瘦高个，车子是他承包的，因为连续开车，人疲劳，眼睛稍微闭了闭，就出事体了！
这时我正和旁边的章德荣讲白话，忽然间只觉车子往右一斜，眼前黑乎乎的大卡车象泰山压顶一样冲过来，我大叫“勿对！”“澎”的一声巨响，一切都勿晓得了。
亏得我当时拉住了前面位置背上的一只把手。过了不知道多少时间，我慢慢醒了，我是趴在马路上的，满头满脸都是血，屁股上也是血，牙齿全没有了。我睁开眼一看，老王一身血糊坐在地上摸眼镜，章德荣呆呆的立着，老周在张罗。车子歪在路边，路上全是碎玻璃和血，人和行李全翻出来了。我一看手上的一只上海表没有了，后来在青草地里寻着的，表停了，是下午两点十分。坐在前排右边的老周因为脚搁在发动机上，撞车时最早甩出车门，所以他伤势较轻。我清醒时，陈祖荫和谢耀州、龚松泉，还有老高四个人已被部队的一部车送去了医院。处理事故的交警来了，他说我们的车违规占道，被福州郊区水电局的东风大卡车撞击后倒退了五十米，翻了三个跟斗！
我们四个人忍着疼痛收拾好行李，再拦车回福州。先去医院简单地清洗包扎了伤口，只好再回海山宾馆。
当时我们头晕乎乎也不管，心里顶急的是，老陈他们四个人不知拉到哪里去了？不知他们情况怎样？还有，必须立即向县里报告这一事故。那时没有手机，海山宾馆只有办公室一只电话可以打长途，老总是上海人，首先让我们先打。
我打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县委办公室主任颜达生，他一听我的声音，惊喜地叫了：“小姚还活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叫。
原来在我打电话前，已经有人向绍兴县政府报告了事故的情况。因为陈祖荫他们四个人被军车送到了福建省武警部队总医院后，医院立即动员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因为伤势太重，龚松泉和谢耀州已在途中去世，陈祖荫还有一口气，等到准备做手术时，他已不行了。绍兴人出车祸的消息在医院传开后，医院里有一个叫谢永法的绍兴人立即打电话给在鉴湖区烧饭的他的哥哥，说绍兴县政府有没有人到福建来，其中有一个人名字叫姚子源。因为当初准备买飞机票去厦门，所以每个人的身份证都集中在行李中，陈祖荫的口袋里有我的一张名片。医院的人在他们三个人身上寻找证件，只发现了我的一张名片。这样一来，就把陈祖荫误认为是我姚子源了。
还有一个高建贤当时就有近六十的年纪，他与陈祖荫是表亲。送到医院时，他已昏迷了，所以正在抢救。
从电话里我得知了陈祖荫几个人的消息后非常悲痛。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这件事，钱宝荣县长亲自值班，他向我们表示慰问，并决定立即派人到福州来处理善后事宜。
第二天上午，我们四个人不顾伤痛，包着纱布翘着脚，有人还呕吐。章德荣脚趾头断了不好走，我们背着他到武警医院。先到太平间向陈祖荫、龚松泉和谢耀州告别。我们一边鞠躬一边痛哭，一起出来的生龙活虎的八个人，顷刻间活活拆散，宁可我们断手断脚，也不要把他们三个人留下。我们要医院去买冰，把遗体保存好。
我们又去看老高，他已经醒了，但脑子还昏沉沉。我说：“安心住，县政府马上来人，你好好治疗。”老高人瘦，他断了七根肋骨。他说：“已经这样了，有啥办法。祖荫这个人真当为节省，要是宾馆里的车不会闯这样的祸水了。”
当夜福州交警队来了一位叫林森的科长，他来调查事故经过，认定是我们的车负主要责任，他帮我们向白鹤运输公司要求赔偿。他说：“你们绍兴人命大，象这样严重的事故，很可能一车人都没有命了！”正说着，他的对讲机里又报告了一起事故，还是在我们撞车的地方，又死了三个人。林科长说：“你们绍兴人真厉害！”
第二天县府办主任朱志飞带了两部车赶到了福州，他们代表县领导安慰了我们，又去医院吊唁了去世的三位同志，关键是要把遗体运回来。
我们几个人第二天乘火车回到了绍兴，医院一检查，立即叫我们住院，说都得了脑震荡，不住院医治很危险。
朱志飞他们在福州想尽了办法。原来想租一部冷藏车，可是福州人都迷信，不管花多少钱都不愿拉遗体。只好拆掉自己面包车的三排座位，用冰垫起来放上遗体。为了怕路上要检查，先到福建省公安厅去开通行证，又到卫生局联系，后来时间来不及了，天一黑就出了福州，一路上走深山公路，天亮就进入了浙江省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县里隆重地为陈祖荫、龚松泉和谢耀州三位同志召开了追悼会。他们是绍兴县开创外向型经济的先驱。后事安排好后，由副县长张陆文带队的一行七人又去厦门。经过五天的考察，他们与厦门十大外经企业进行了友好洽谈，并决定在一九八八年三月在厦门联合举行“绍兴产品展销会”。后来由钱宝荣县长带队，各区和有关企业的四十多人开着大卡车，将我们绍兴的轻纺、老酒、食品和轻纺机械等商品运到厦门展销，并邀请了香港同乡会和许多外商，连续三天展销零售，轰动了厦门，收到了很好效果。不久，绍兴县在厦门设立了经济协作办事处。接着，又在广州、深圳、海口、北京等地设立了窗口，绍兴产品的牌子打出去了。
真快，一眨眼十五年过去了。每年十一月九日，我们几个幸存者总要聚会，奠祭因公殉职的三位同志。要是晓得今天绍兴县繁荣发展的新景象，他们在九泉下也会欣慰的。
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战争年代不少人牺牲了。搞改革搞经济建设也要付出代价，也会有牺牲。当然，顶好勿可出事故。
第三章 无梭化革命
9、狼来了
一双活闪闪的眼睛，连着一个个夸张的手势，濮耀胜这个穿了多年工商制服瘦精精的人，说话时，总能自然地把自己与市场紧紧地联系起来——
说起轻纺市场里“狼来了”这桩事体，我倒真能话些东西。为啥呢？因为我到柯桥管市场与个体工商客户打交道，曾经是我的工作职责。我这个人，生来好管些事体，观察些问题。工商这碗饭，我是从东北支边回到绍兴后吃上的，当时在齐贤工商所。这是八十年代中期，轻纺市场初初起来辰光，我就被调到柯桥工商所当所长了，所以到现在还有勿少人喊我“濮所”。那时，轻纺市场要从棚摊变成前店后厂式的市场，是一些个体工商户建议提出来的，县里的人大会议把建轻纺市场确定为一九八七年的“十件实事”之一，责任单位是工商局，工程占地二十六亩，投资七百万元，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动工，九月十二日竣工，十月一日开业，是当时在全国领先的室内封闭式的轻纺市场，这就是现在还在用的老市场。我记得蛮清爽，首期门面是五百四十间。
市场开业时勿大好，有些冷冰冰的味道，我在负责工商业主的管理，进场都是些乡镇集体企业的单位店面，摊位上多数是卖勿出去积压在仓库里的布，从全国各地赶到柯桥来的布商也勿多，每日零零散散有几个。
后来，过了没多长时间，情况一下发生了变化。我记得是一九八九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后，大概是下半年，天已经有些冷起来了，我的毛线衫已经上身。市场里的外地人多起来哉，基本上都是温州方向来的，他们是带着从广东、江苏的面料来的，我也感到好奇，预感到问题和矛盾也要来了。当时，我摸摸绍兴的面料，硬梆梆闪闪亮，穿上身闷滋滋勿透气，而广东来的面料则是又软又挺手感好，穿上身爽快透气悬垂感强。没多长时间，这些面料就被争购一空。这样，一带十，十带百，广东布在市场里是越来越多，一大批一大批地来了，而且，来得多，销得快。这些布商日日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一到下午四五点钟样子，市场里的几家储蓄柜台前，都是这帮做广东布生意的人，市场里的绍兴人看得真是急煞，有好些人开始议论：总勿能看饭饿煞，我们家门口的市场，随他们在饭店面前摆粥摊，赚钞票，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了。我当时的心情是又高兴又着急，也盼望绍兴布俏起来。
这年底，市场里单纯从交易额看，形势蛮好，有三个多亿，第二年，增加了五点七亿。可是，绍兴布的份额只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还勿到。
这时候的市场，相配套的东西跟上去哉，如通讯、运输、三产都起来哉。客流量、交易量也从周边地区向外地扩散开去，有河南郑州的，还有东北的。情况勿妙的是，绍兴本地的一批厂长经理坐勿牢了，他们气得勿得了。像华舍有家纺织厂的老厂长干脆说，要用炸药包，趁夜头市场关门人没有的时候，去炸掉算了，免得这样下去，厂被这市场弄倒灶。
没过多少日子，这批厂长经理向人大政协联名上书，列数了这个柯桥轻纺市场的四大罪状：一是市场里的布，价格便宜，影响了绍兴企业的产品价格；二是企业里辛辛苦苦培养了好多年的供销员，都一个个地跑光了；三是外来面料对绍兴布冲击实在太大，受不了，不能让他们到饭店门前来摆粥摊，一定要把“狼”赶出去；四是县里花钱造市场，经营环境好了，让外地来的也同本地的一样沾光，等于对本地的紧了，没有好处，有失公平。
这些罪状提到县里，县里纪县长比较开明，他对市场的形势是持乐观态度的，但是，尽管态度乐观，压力也是勿小的，毕竟县里的纺织企业产品没出路是个问题，加上有些厂里的头，一碰到县里的头头就一连串地翻舌头，一致要求把轻纺市场的大门关掉，如再开下去，企业没有活路钱，市场里应缴的税，我们企业都来分担。我的耳朵里当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这些。的确，这些话，也有我们的理由，义乌等地方就采取过保护本地客商的做法，这可能是当时浙江市场的共性。
那时，我曾经找过两个外地的布商，一个是温州的，一个是东北的，他们是听了“若要富，绍兴柯桥卖布去”的消息，到轻纺市场来的，结果，绍兴人蛮有妒嫉心，还有红眼病，恐怕钞票都被外地人赚光，肚量太小。我听了后，很受启发。
一九九O年七月中、下旬，老省长沈祖伦到绍兴考察农村经济工作，在绍兴县调查了几天，轻纺市场里也来了。当时，我都在场。他先是听了厂长代表谈的看法，这些代表向省长讲的内容还是那四条罪状。
“浙江市场向何处去？”我当时就注意看沈省长的神色，他在座谈间隙去上厕所，我领下楼去时，就亲耳听到他小声地说着这句问话。当他从厕所出来，再上楼听座谈时，听到当时柯桥区的一位副区长和工办的负责人对市场的评价是“糟得很”。
他皱皱眉头，没有说话，喝了口茶，从座位上起身打了个手势，说：“走，我们到市场里去看看。”在座的县人大、政协的同志都起身了，一起跟着走到了摊位前，沈省长在外地人的摊位前特别留意，他问一个乐清人的布是从哪里进来的，这个乐清人回答，从广东进来的，每隔三四天就雇用大卡车跑个来回，布的品种经常换，但每只产品都能卖段时间，至少有个把礼拜好卖。沈省长听着，同时还把有些话记到本子上。他问好后，就说，你们看看他们的生意话，我看这里的交易情况与绍兴本地的情况，差距不小，看到了就会明白，明白了就该研究怎么办的问题。
这天下午，已经快到吃夜饭的时候了，沈省长在柯桥区工所里停了下来，他说，我们再坐下来开个会，叫各乡镇负责工业的同志来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肯定了市场，鼓励了工商。他说，我看这个市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我看市场应该发展，而且现在就是个很好的时机。
会后，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人个个都像打了支强心针，总的都认为省长说了，就照省长说的去做。我当时认为是沈省长的话，其实这是给浙江的市场定了性，定了位。省长回省里后，县政府马上就动了起来，我们工商局连夜开会分析研究市场发展问题。我讲了发展的理由是市场经济充满竞争，现在是对“两外”勿满意，就是外地客商和外地面料，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我们可以学人之长，我们的优势是前店后厂，但是我们的产品为什么没人家好，人家把信息、产品、市场和经验都带来了，我们学学“拿来主义”。
就是这天晚上，县里的纪县长当即从绍兴赶到杭州，找到沈省长那里，纪县长曾给沈省长在绍兴县当书记时当过秘书，他们是很熟悉的。这天晚上，他们谈了什么我勿清爽，只记得第二天，纪县长就召开了由工商、乡镇企业、财政等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主要就是决策扩建轻纺市场，也叫东交易区，占地五十八亩，有三千五百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三层楼，一千零二十个店面，配套设施先进。当时就用了五台自动扶梯，四台货扶梯，花了二千八百八十万元。这个动作给整个浙江市场起了示范作用。为啥当时的投资控制在三千万元里头？按绍兴的实力是准备超过的。主要是有个难题，国家对超过三千万元的投资项目卡得紧，省里只能批三千万元以下的项目，为了赶时间，只有十多天，这个扩建项目就由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批下来了。
这件事被义乌小商品市场知道后，也马上动起来，扩建了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其他地方也开始圈地规划发展市场。柯桥东交易区项目被省工商局列为发展市场的重中之重项目。后来的国家工商局副局长曹天玷，是当时的省工商局长，接他班的是金连庆局长。当时，市场都以工商为主决策与管理，发展的思路是市场要扩建，扩建的办法本身就要市场化，这是个创举，轻纺市场扩建的资金问题，就是个创新。我们采用每间店面公开招商，扩建资金集资，根据楼层位置，具体分别为每间二万元、二点五万元、三万元不等，共筹集了二千多万元扩建资金。市场一九九一年底竣工，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开张，这年轻纺市场的成交额就是七点八亿元，位居全国专业市场第五位。
我说，业绩是机会给的。这体现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突出了“三个有利于”，不要争论姓“社”还是姓“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九九二年三月七日，也就是“妇女节”的前一天，国家工商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全国十大专业市场新闻发布会”。那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排名第一，成交额是十点三亿元。我们柯桥的轻纺市场还算是跟上节拍的，还算是喝上了头口水的，这其实全靠广东面料的冲击。这“狼”不来，我们还是在小打小闹，肯定不会下这么大的决心放水养鱼的，这“狼”来得好，好就好在让绍兴本地的纺织企业日子越来越难过，逼着这些企业更新产品，否则，就只好看饭饿煞，面对成批的积压产品，一天天等死。
10、技改冲击波
浓眉下，有一副可以翻动的眼镜，他的头发已经谢顶，说话慢条斯理的陈煜发，坐在一张小小的办公桌旁，电话铃声不时打断他的话题——
绍兴是“纺织之乡”，历史悠久。现在也是世界上有名的“纺织强县”。县里在柯桥新县城会展中心建了个“纺织博物馆”就是见证。博物馆不看不知道，看了就不得不服气。从我们绍兴古代的纺织文化，到现代的纺织文化都是令人自豪的。从古代的纺车到现代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在我们县里都能看到，这是件了不起的事。说起我们光明丝织厂搞技改的事，在绍兴县可算是最早的。我讲的早，主要是“光明”引进国外设备，而且是成规模的。不过，这事不全是我的功劳，这功劳先要给我弟弟记上。他叫陈炳发，一九八四年开始办厂，从事纺织，引进的项目是他定下的。一九九一年，他患病住在阮社的绍兴第四医院，一检查，结果是胸腔瘤晚期。后来，转到上海胸腔医院去看。因为，厂里的事情放不下，他是边工作边治疗，拖了将近一年左右时间，到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他离开了人世。这年，他才四十六岁。柯桥区对他带病工作，搞技改项目的事，总结表扬过。因为，光明丝织厂是区属企业，我弟弟没有做完的事体，总要有人做下去。镇里经过研究，叫我接上去。为啥要我接，是有原因的。当时，我从一家福利企业，叫为民布厂，是从厂长的岗位上，转到市民政局，又转岗筹建起市工科院纺科所不久，我是所长，对纺织技术业务多少总是有研究的，我的身份是国营企业的干部。因为专业的因素，我弟弟的技改项目在做可行性论证时，我也参与的。
那么，光明丝织厂为啥要搞技改呢？起因是广东布在轻纺市场里俏得勿得了，绍兴的布是给他们拎拎草鞋，落后了。我们厂就在柯桥，紧靠轻纺市场，只隔了两条路，104国道线和杭甬铁路。每天，看到市场里的情况，勿能勿想，厂要办下去，只能上像广东那边有的好设备，当时，我们看好的是日本的喷水织机。因为，我们厂里都是旧的有梭织机，有一百二十台，织起来，堆在仓库里，职工看了后，说是白织白织。
要上项目，说说容易，实施起来，困难真大，大的是资金难度，预算要三千万元，加上配套资金，要在四千多万元。“光明”要上项目引进日本设备的消息都传开了，勿能吹牛皮，我肩膀压实了，因为，这是绍兴县纺织企业中第一个搞技改的，县里特别重视，专门为“光明”的事情开了协调会，财政部门、金融系统、还有计经委、乡镇企业局等局办参加，还成立了以工业副县长张陆文为组长、柯桥区区长孟文涌为副组长，我弟弟(后来我顶上)等一些人为成员的技改领导小组。先是筹集资金，银行里贷了部分，企业自筹了部分，一共凑了三千万元不到点。因为当时超过三千万元立项要到省里去审批，难度就大了，等所有手续准备好，已经在一九九二年的下半年了。我们是与日本津田驹株式会社联系的，一次性订购了九十六台喷水织机。十一月初，设备运到了上海港，我们通过储运公司的大拖挂，将设备一车车地拉到厂里，前后拉了三四天时间，同时引进的还有整浆拼的五十六台双喷、七十六台多臂机等关键性辅助设备。日方来了两个帮助安装的技术人员，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调试正常后，投产的这天是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县里作为一件大喜事，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领导都来参加了投产仪式。县委书记纪根立说，这使绍兴县无梭化革命实现了零的突破。这在浙江省的乡镇纺织企业中，也是第一家。
洋设备进来了，要会用。我们厂有四百多个职工，我在设备进来前，就派了其中的三十名到厂名和性质都对口的苏州光明丝织厂去培训进修。洋设备开动后，这批培训回来的职工，成了技术骨干，头三个月，是他们由生到熟的适应期。三个月后，他们又一对一地带徒弟，一带二，二带四，大半年功夫，大家都熟练起来了。
我们做的是只当家的“花瑶”产品，它抗皱，垂感好，看上去细腻、挺刮。那时，别的社办企业和国营厂都在做“里子绸”，我有了好设备，产量和质量都上去了。这只“花瑶”，当时好行俏，布商晓得行情后，老早就等在我们厂里，排队要货，我们厂里每天的产量是六十万米，每米的利润有一元多，天亮亮，就是六十多万元，真是赚得勿相信，光明丝织厂的产品在轻纺市场牌子响当当了。后来，我们就设法与日方合作合资，办起了一家合资企业，叫绍兴福井光明纺织有限公司。产量高了，我们的十多个供销员就天南地北地跑，大部分的产品都销在百货商店里。又引进了二十八台喷水织机，六十六台倍捻机，大大得益。不过，这设备引进的压力真是够大的，我们是咬着牙进的。当时，一台倍捻机就要七十万元人民币，而国产的泰坦倍捻机每台只要四十万元就够了，相差三十万元，我们图的不是便宜，是先进，好在我们的产品档次高，好销，利润空间也大，还挡得牢。否则，我们引进设备时借的本钱，都是一分息，还起来，哪能吃得消。
有了洋设备，我们也没把旧设备搁在一边，有梭织机也同时用，跟跟做做新老设备联动了一段时间，但纵观世界纺织潮流，无梭化是必然趋势。今年，我已经六十岁，老了，应该要给年轻人压担子了。当时，我们“光明”来接阿弟班的时候，主要是为了上项目，是帮“光明”扶一把的，我老太婆当时就说，在全民单位，搞搞产品设计，给企业当当参谋，也没多大压力，收入也低不到哪里，直接跳到企业里，毕竟比较辛苦。所以，一九九八年，我就叫阿侄陈政，接替了我的班，陈政是我阿弟陈炳发的儿子，他现在是绍兴光明纺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我挂了个名誉董事长的名，我自己在柯桥友谊村的地方管着个叫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的厂，其实是“光明”的分厂。我住在绍兴城里，每天早晨六点四十分往厂里赶，要到傍晚五点钟才回去。十多年了，一直这样，企业平稳，信誉好，靠得是产品新设备好。
11、大规模
右手依然捏着一只手机，王永良魁梧的身材，往圈椅上一坐，显得很有吨位，他呵呵一笑，摇摇手，一口华舍地方的口音——
唉，大规模啊大规模，这已经是以前的事了，现在转制都转光了，一个个地真的都变小小公司了，我王永良也没有以前忙了。但是，小小企业总公司的牌子还一直在，公司地址是在我初发展时候的那座有些古色古香的楼里，在柯西柯华桥直落转弯角里，那座有六层高、楼顶上有个红红的井字架的办公楼，现在给南方集团了。我办公退到当初发展时的地方，主要是处理一些善后事情，因为我是总公司的终身总裁，必须留守。我除了在这里留守，还在永利公司担任着党委书记，这公司是原总公司的直属企业，现在是已转制的企业，总公司原来的总经理章金根在当董事长。
现在的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云耀，当时是到我们小小公司蹲点指导的领导。转制后，实践证明我们的转制是件好事，好在所有的企业平稳地转制，现在都迅速地发展壮大了，我背的包袱也减轻了许多。小小公司走到这一步，是成功还是失败，众说纷纭，我也说不清。当时，绍兴经济发展是要“大高外”，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当时县委县府专门为我们发了(92)41号文，我公司为全县综合改革试验单位，我是“大高外”的典型。原省人大主任李泽民，他在当省委书记时到小小公司来，说我们“小小”是“乡镇企业排头兵”，还题了字。因为，当时“小小”的摊子大，有五十九个企业，涉及纺丝、纺织、印染、机械、建筑、房产、建材、酒店等行业，有不少企业都是合并给我的，好的不多，多的是倒灶的企业，他们的债务都划进了。柯桥镇那时共有六百个正式退休的工人，其中有四百个都是我们“小小”在负担。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要做别人不大做的事，敢冒敢闯。在企业发展上，我抓住过规模化的机遇，绍兴纺织从有梭到无梭，每年需要的涤丝十多万吨，本地只能解决十分之一，缺口大，我就利用周围兄弟厂家等待观望的时机，上了涤纶加弹设备项目，把POY原丝加弹成DTY低弹丝供给纺织厂。那时，我筹集了一百万元资金，从黑龙江涤纶厂买回二台FK5涤纶加弹机，又通过中国环球租赁公司，从日本村田涤丝生产设备专业公司引进两台33-2高速花色牵伸变形机，生产出了涤纶低弹丝和差别化纤丝，这丝俏，价钱好。我又投了四千万元，从德国引进了年产四千吨的POY纺丝生产线，产品出来后，厂家抢着要，每日利润有六万元，记得这年是一九九一年的下半年。后来，我淘汰了从黑龙江买来的设备，与香港吉雄公司合资，上了条年产一点二万吨的仿真丝生产线和六千五百吨加弹生产线。我们企业因此被当时纺织部列为“八五”期间“全国化纤行业技术改造样板企业”，在绍兴，这样的化纤纺丝企业只有我们一家。当时，柴松岳还是副省长兼省计经委主任，他与我们县里的纪根立书记一起，叫我“不要小富则安，小进则满”，要我当好“领头羊”。
我看看势头不错，决定再扩大规模，就与美国、日本客商合作，又投了八千九百万美元，合资建办了热电厂，引进先进无梭织机、喷水织机和一亿米年加工能力的高档印染后整理设备生产线。这样，永利、永科等中外合资企业就办起来了，这也是小小公司的母体——浙江合成纤维总厂的四期工程。当时，在一个乡镇企业中，这样的规模和投入也是第一家。那时，台湾《新时代周刊》中称的“绍兴纺织大王”，指得就是我。
我的摊子大了，压力也大。我文化水平较低，叫我管这么大的企业，实在吃力。其实，总公司的母体“合成纤维总厂”和新上的项目，效益是好的，主要是被一批并入我公司的亏损企业拖牢了。当时，我手下这么多企业，个个都是独立的法人，他们缺资金，家家都要向银行贷款，要总公司担保。我是总公司的法人，都要我“王永良”签名。一年年，贷款越贷越多，好几个亿了，还利息也成了包袱，别说还本。其实，这么多钱，我总公司从来没有向银行贷过一分钱。到最后，企业不行了，要转制。这笔帐，就都算在了我“王永良”的名头上。好在当时柯桥这地方，我们企业多，地皮也不少，抵的抵，扣的扣、并的并，债务关系基本理清了。安昌印染厂、永科热电厂、阮社针纺厂、绿苑房产、永利纺织、永泰大酒店等都从我手上转制签字出去了，但我还是穿着几件湿棉袄，像金柯桥印染厂还没有转制出去。然而，归根结缔，我们小小总公司及其这么多企业能平稳地过渡，平稳地转制，并得到发展，是由于本届县委、县府正确指引的结果，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我们小小公司当时在“大高外”中起了引导和冲锋作用，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如“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等等。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想，我年纪还不大，我要总结经验教训，今后，我要多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我要努力寻找发展机会，为绍兴县的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12、百团大战
长方脸，高个子，说话喜欢打比喻、装手势的徐茂龙，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过去，他常把办公桌摆到企业现场，他总是以发展的眼光，盯着一个个企业强起来、大起来—
我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参加工作后，搞的一直是工业经济这个重点。尤其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到一九九八年三月，我在副县长这个岗位，又到常委、常务的角色，考虑的天天是发展这两个字。我今天看到的全县工业经济局面，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我们的企业现在真的强大起来了。这说明县委、县政府的引导决策正确，方向对头。顺应了发展趋势，抓住了发展时机，我很高兴。
当时，我们组建企业集团，先是推出一百家骨干企业，后来，发展到一百七十家，在此基础上，再组建一百个企业集团，同时，评比“经济百虎”，给企业鼓劲。当时，组建企业集团有三个硬条件，一是资产达到三千万元以上；后来，超过一百个集团以后再要组建集团的企业，资产就要在五千万元以上；二是按行业性组建，轻纺、印染是绍兴特色、再是机械、服装、建筑建材等；三是企业一定要规模化、科学化、专业化。否则，就是一般性企业。其实，我们这是在搭发展的平台，以创造最佳的规模效益。县里给组建成企业集团的企业倾斜政策，享受开干部大会的政治待遇，在向银行贷款碰到难题时，政府出面协调，对科技含量高的，财政补贴贷款利息，对新产品免税，对福利企业免税。
那时，企业要发展壮大，上无梭织机是组建集团的催化剂，也是我们全县企业发展搞大规模的好时机。所以，我主张一定要以集团化推动企业的现代化。如纺织就要上喷水、剑杆、喷气等无梭织机。当时，光明丝织厂引进的一百台日本井田驹喷水织机做了榜样，我就组织各乡镇干部和各企业的经营者去参观。后来，再向纪根立书记汇报，在全县掀起无梭化浪潮。我们的目标是全县装备两万台。于是，各乡镇都上无梭织机，我忙得很，口号就是无梭化，哪里有无梭织机，就去哪里开工业会议，为他们撑腰，为他们排忧解难。斗门的纵横集团全负债引进的无梭织机，开到一百台后，胆小不敢了，我就与企业老总说，胆要大，要上。后来，纵横集团形成超千台全多臂喷水织机生产能力。我说，有梭织机产不出高档产品，质量差、效益低、成本高、利润少。话说回来，组建集团只是个推动。一个集团没有无梭化，是难以发展的。
一九九三年，我们提出了“大、高、外、优”的发展战略后，经省、市批准，组建了一百二十八个企业集团，拥有总资产一百三十亿元，参加集团成员企业共有一千三百多家。全县90%以上的企业集团运行是正常的，发展也较快。例如当时，有规模趋大、档次攀高的，如经国务院批准，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列入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经国家农业部批准，浙江恒柏轻纺集团、浙江光宇建工集团、浙江越厦建工集团、浙江南方企业集团、浙江华能精工集团、浙江金来企业集团等六个集团列入国家级乡镇企业集团；经国家经贸委等六部委批准，先后有二十六家集团公司被列入国家大型企业序列；经国家建设部批准，有四家建工集团公司被命名为国家建筑一级资质企业。这些集团占全县经济总量的份额日益增大，一九九五年为35%，一九九六年为40%，一九九七年达45%以上。我记得一九九六年在全县的“经济百虎”企业之中，属企业集团的就占了六十六个席位。
凭借集团公司的浓厚实力，通过全资、合资、控股、兼并、收购、参股、参资等多种形式，一批集团先后创办和发展了六百二十一家企业，作为集团的控股层和参股层企业，盘活了存量资产。实现规模经营中，经过企业集团的组建和改造，全县培植了一批产权纽带连接紧密的企业集团，每个集团又形成了多只名牌当家产品，他们的产值和利税已占全县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浙江日月集团以“老凤祥”金饰品，这一名牌产品拓展市场，产量、销售和利税已连续多年居全国同行首位一九九六年又在全国一枝独秀，利税超过了一亿元。中国恒柏集团投资三千八百万元，引进全套具有国际九十年代先进水平的全自动电脑控制生产线，请意大利高级服装设计师打样指导，投产一年，“恒柏牌”高品质西服就打开了国内外市场。
我们还强调走“强强合作”发展大集团的路子，推出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与国际大财团、大公司成功合作。宏大实业集团与台湾国智经编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一千五百万美元，建成浙江国宏经编工业有限公司，进口全套国际最新设备，形成了年产一千二百吨经编织物的生产能力，产品畅销国内外许多名牌公司。继而，宏大实业集团又与香港一家跨国公司合资一千三百万美元，创建了浙江宏兴纺织有限公司，年产高级内衣内裤面料三千吨。一九九六年宏大实业集团的产、销、利均居全国同行前茅，并被推荐为“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我认为“集团军”就是有优势。一是来自“合成”的活力，二是来自构成整体的各个“细胞”的活力。我们把转换企业运行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组建和改造企业集团的基础工程来抓，不断地解决问题。如在企业集团发展到一百零二家时，我们发现这些集团的运行机制大多采用集权制和分厂制，管理机制不尽完善，存在不少弊端：集团过于集权，则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使企业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较难调动分厂的积极性；集团分权过度，总部对各分厂在生产、财务等方面又难以完全监控，导致下属企业滋长本位主义，集团被架空。那么，如何实现集团内部各项管理制度的最佳组合，做到统而又活，分而不散？我们就探索企业集团管理的有效机制。一九九六年，我就选亚太轻纺集团进行运行机制试点，通过试点实现集团内部各项管理制度的最佳组合，做到统而又活，分而不散，总结出了一整套企业集团“大管理、小核算、一体化”的有效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经验，再向全县推广。
13、信 用
高个子，大耳朵。为人随和，处事稳妥的许志炎，二十多年工作经历，养成了勤于思考，力求创新，少说多做，做要做好的个性——
信用是金。对信用这两个字，我一直很看重。县委书记徐纪平对信用问题，曾讲过“谁砸绍兴县的牌子，我们就砸谁的饭碗”这样语重心长的话。联系全县信用状况，可以说已不是局部的好而是整体的好，并且在国内外的信誉度更是越来越高。我在二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信用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无形财富，甚至比有形资产更为珍贵。
我一九八一年参加工作，先后从平水镇政府调任县供销社副主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现在主要是协助工业副县长做好有关工作。记得我在县供销社工作那段时间，恰逢系统全面改制，无论是社员股金的清退试点、还是王坛社的改制试点，齐贤社的改制难点，都是凌渭土主任叫我去打头阵的。尤其对齐贤社的改制我们处理得很稳妥。当时，齐贤社集资款已高达八百九十万元，而企业已严重资不抵债，集资对象每天到社里围堵催讨，我们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就千方百计为齐贤社在系统内筹措了相应的款额，做到一一归还，及时稳定了人心，赢得了信誉。就这样，我们县社总是把诚信充分体现到整个系统的改革和发展上。
诚实守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没有信用，就没有交换、没有市场；没有信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有序推进。回顾绍兴县经济发展的历程，特别在全县对技改的高强度投入上，主要得益于政府、企业、银行的良性互动。我认为与这互动有密切关系的是远期信用证问题。
远期信用证是一种兼融资于一体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进口商的资金压力，延长进口企业的进贷付款期限。绍兴县的近千家纺织企业正是利用了这点，普遍采取开证的方式，大规模从国外进口无梭织机，用短短三五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三四十年才完成的无梭化技改路程。但远期信用证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操作不当，极易引发偿还危机，从而把企业和银行推入困境。
一九九八年，绍兴县的纺织企业就在远期信用证问题上遇到了有力的挑战。这年是我们县里的企业还证高峰年，到期的信用证额度高达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三点二七万美元，占总额的88.66%，全县企业的负责率也超过了65%，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产品销售和外商投资份额。国内需要严重不足。买方市场的形成，使纺织市场一开年就陷于疲软，出现了旺季不旺的反常现象。可以说，远期信用证这把绍兴县纺织业赖以腾飞的利剑，已成为悬在全县纺织业乃至整个县域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期之剑。
面对困难局面，我们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信用证偿还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深入调查研究，协调银企关系，督促企业还债，积极主动地迎接还证高峰期。到一九九八年底，我们已偿还的远期信用证是二万五千三百七十点六万美元，占到期总额的80.33%，未到期四千零三十八万美元，占总额的11.34%，较为顺利地度过了还证高峰期。走出了一条政府、银行、企业三方联手，多管齐下，化解远期信用证债务风险的路子。
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县县委、县政府一是制定还证策略。全力督促和帮助企业尽快制订还证计划，筹措还证资金；二是控制机台总量。一九九八年初砍掉了大部分无梭织机项目，一九九八年二十六只重点技改项目中，没有一只是无梭织机项目，既控制了设备总量，又向全县企业发出了强烈的引导信号，保证了还证的顺利进行。三是转变发展战略，信用证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绍兴县的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还属于追求平面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县委、县政府还对全县纺织业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诊断，概括出“高档设备与低档产品、庞大产量与有限市场容量”这两对矛盾，并对发展战略作了及时调整，确立了“产业升级、市场拓展”的新战略，引导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上来，通过提高经济效益来增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
再是协调银企关系，支持企业还证。一九九八年，以开证大户县信用联社为例，在资金支持上，该社在深入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和资信情况的前提下，共为27家开证企业贷款1.83亿元，占新增贷款的38.1%，帮助企业偿还到期信用证。二是帮助规避汇率风险。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九九八年的外汇汇率变动较大，尤其是日元，一度跌破一美元：一百四十日元的大关，而绍兴县的无梭织机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日本引进的。为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该社积极为二十四家开证企业提供外汇方面的信息中介服务，同时，还帮助企业到中国银行办理远期结售汇服务，规避汇率风险。如为本县展望集团贷款四百万元帮助买进日元，为企业赢得汇差九十万元，有效防范了汇率风险，增强了企业的还证能力。同时，积极推进资产重组，并通过兼并、租赁等方式，走出了一条盘活存量资产，以强带弱，强弱互补，逐步增强企业偿还能力的路子。
最近，我还为主参与处理了孙端福利厂到期信用证偿还的一桩纠纷，这也可说是全县到期信用证偿还扫尾的一笔。创建于一九九六年的孙端福利厂，建厂初期虽有较快的发展，但后因故停产并与浙江中大技术进出口公司产生了债务纠纷。原来，孙端福利厂和浙江绍兴柏龙纺织有限公司因需进口韩国纺织设备，与浙江中大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商定，由中大公司代理福利厂、柏龙公司进口。县三通实业总公司为履约担保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要求债务人履约清偿债务，三通公司对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同年，柏龙公司和福利厂又因进口日产喷水织机，与中大公司商定，由中大公司代理柏龙公司、福利厂进口设备。绍兴嘉富纺织有限公司、孙端经济实业总公司、三通公司分别为履约担保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要求债务人柏龙公司、福利厂履约清偿债务，嘉富纺织公司、孙端经济实业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据统计，债务人柏龙公司、福利厂欠债权人中大公司人民币总额为二千六百八十多万元，实已无力偿还。因为，福利厂抵押给中大公司的帐面资产总额为三千三百零八万元，而实际价值只有三百五十万元。
为妥然解决债务纠纷，我们县府办会同县体改办，对浙江中大公司与孙端福利厂债权债务情况和现有资产及抵押物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案，使中大公司深深感到了我们绍兴县的信用和诚意，他们最后决定将偿还的资金再上项目，投入到我们县里的滨海工业区，建立“浙江中大工业园”。对此，我们滨海工业区管委会给予优惠政策，同意在符合工业区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给中大公司在90丘征地，估计项目在年底就可以启动，一举多得，也使我们新增了招商引资的伙伴。同时，福利厂也能正常生产了。这样，我们全县自一九九九年偿还了90%多的远期信用证总额后，至今已全部还清，确保了社会稳定。
的确，信用证的偿还事关全县的信用和形象。时任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现任市委副书记顾秋麟，当时，还专门请了《浙江日报》的一名驻地记者，采写编发了《绍兴县全力偿还远期信用证》的一篇内参文章，这篇内参受到省内外领导的关注和肯定。后来，关于信用问题，顾书记又专门批示说，要建设“信用柯桥”，这是迎接入世挑战，优化发展投资环境的重要措施和载体。他同时要求当时的副县长现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云耀负责，会同工商等部门，通过调研论证，形成一个建设“信用柯桥”的方案，他根据方案再作专题调研并提交县委、县政府决策实施。至今，这项工作有县工商局牵头，十八家行政司法机关、六家金融单位参与后，已建立了全县企业的信用信息平台。全县的信用氛围、投资环境因此呈现出良好局面。
14、恨布不成衣
身材高挑，文静端庄，为人亲和。来自王坛山区的徐爱华，在个私企业的发展中开辟了一片又一片新天地——
人出生在山里，这无法改变，但审美观念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王坛有最古老的“舜王文化”，历史悠久的舜王庙，以木雕、砖雕、石雕的精美闻名中外。我是搞服装的，服饰文化也要体现在精美上。我从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办企业，一直对服饰上的精美很迷恋。我一共有七个兄弟姐妹：一个给姨娘领养，两个阿哥，三个阿姐，一个阿妹。伢爹伢娘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岁了，都蛮好。我十五岁在稽东中学高中毕业。我感觉顶深的是老家半山腰上十多户人家，吃的是玉米杂粮；印像最深的是爹娘为养我们很苦，白天要干活，夜里要磨玉米。
说到办企业的事，起源于一九八二年我在上海虹口区服装培训班当学徒期间，当时，我看到上海人的衣着漂亮，就也想利用自己学习的服装手艺到老家王坛开个缝纫店。学成回来后，我从一台缝纫机开始，前前后后收了好多批学徒，学徒自带缝纫机。一九八三年，我从学徒中留下7个技术好的跟我开始办厂，我花了十多块钱，领了执照，仅有的一只烫斗还是借来的。办厂的第一年，我就把生意做到了远在上海的建筑工地，并跑到工地上为工人们量尺寸。第二年，我就开始自己搞服装设计。第三年由我设计、制作的服装已远销到外省许多省份，而且销路很好。这段时间里，我苦头吃了不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从上海交完货回到绍兴，因落大雪，去王坛的班车停开了，我心里急着赶交第二批货，就一不做，二不休，决定走回去算了，当我心急火燎地步行八十多里路，赶到家里的时候，已是夜里九点钟了，从早上八点开始，整整走了十一个钟头。还有，在我儿子临产前的五天，我还跑到柯桥轻纺城去进料子。我之所以能咬紧牙关，吃得了这份苦，主要是想做出一些名堂来，虽然我是一个女的。
九十年代，企业有了一定的积累，我就投入资金，用上了先进的缝纫机，开始为国内有名的服装企业加工服装。但我是一个要强的人，经过分析，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山里的企业，要与其它企业在国内竞争，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企业要做大做强，必须适时把握时机，果断决策。一九九二年开始，我就调整思路：企业由内转外，做外贸生意。但外贸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一是需要寻找一个准确的产品定位；二是产品的质量必须更上一个层楼。因为有了这样的考虑，所以我没有做大路货，而是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休闲、时装类产品，在后来的实践中，也正如我所想到的。为把好产品质量关，主要的生产工序、环节我都要自已作最后把关，以保证交给外商的产品经得起检验。印像较深的一次是，一个客商叫我们做一个国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但他们不相信我们的水平，就邀请了代理商、外贸公司甚至公证处的人也来了，对我们加工的服装检验了整整一天，最后，没找出毛病来。企业由此得到了大量订单，大批量的服装源源不断地销往许多国家。我觉得办企业，在自己挣钱的时候，也要为客商想一想，这样才能得到长期的合作，得到人家的信任。有一年，一个意大利客商来了一个二十万件的大订单，但我仔细分析后，觉得这位客商要的产品，在国外不一定会好销，就劝他少订些，客商在奇怪的同时，接受了我对他的建议，事后，这种产品果然滞销，客商十分感激。我这个企业就是这样在市场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一步步发展壮大的。一九九七年的时候，企业到深圳去参加一个服装展销会，我们的产品特别受欢迎，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企业在一九九九年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是全县最早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之一。
随着企业业务的不断上升，二OO一年我在越城区灵芝乡又办了一个分厂，效益一直很好。目前，公司在王坛的服装年产量是三百多万件(套)，共有十八条流水线、五百台缝纫机，企业总资产一亿多，去年自营出口一千零六十万美元，外贸交货值一亿五千万元，列绍兴私企十强。
企业要发展，人才最重要。特别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对人才的需要有着更深的体会。目前，我企业共有八百名职工，技术人员四十至五十人，本科以上十多人。我去年在县外经贸局的带领下，到成都招来了十多个人，其中有七个本科，三个专科，是国际贸易、服装设计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结合人才利用，在招聘人才，留住人才方面，我认为：对高学历者，不能光从待遇去看能否留住，还要看有否适合的岗位和发展空间，如何能结合人才自身的优势参与竞争。对新招来的人才要以情留人，给他们留出一定的学习知识的时间和自由。对高学历者，我主要放在服装设计和国际贸易上，服装设计有个叫尉军，二十四岁，成都人，肯吃苦，他来了一年时间，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进步很快。国际贸易上有个叫干磊，也是成都人，去年，我叫他到广交会上去洽谈，已有几个客户连接上，已做了十多万美元的订单。喜悦的同时，我也常想，我们县每年生产的布能堆成一座山，但是恨布不成衣，现在县里在柯西搞服装园区，我要为这话划句号尽努力。
企业需要扩张裂变，只有这样才能有新的活力，也才能不断壮大。二OO一年，当我获知越城区要开发家私工贸园区，觉得又是一个加快企业发展的好机会。于是，我与一家外资企业合作，在越城区家私工贸园区投资一千六百万美元，建造了新世界家居城，一期五万平方米已经开业，二期工程也已开始动工。
现在，我是省人大代表，县政协常委、市妇联执委、县服装协会会长、县工商联副会长、县个私协会副会长，头衔一大串。我也是苦出身，在我亲手办起来的企业有了效益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忘记生活还有困难的人，几年来，我已向社会公益事业捐款了一百多万元。
15、“恒柏”有恒心
用拨了十年算盘子的手，按动今天的电脑键盘，西装革履的恒柏集团老总夏柏潮，圆鼓鼓的脑袋，对123和ABC这些数字和英文显得特别敏感——
我们家有三兄弟，我排行老二。过去绍兴有句话，叫“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我夏柏潮小时候，一年到头，通常穿阿哥换下来的旧衣裳，阿弟就只能穿我换下来有补丁的破衣裳了。不像现在，路上看不到穿补丁衣裳的人了，我们三兄弟也都变成新阿大了，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像城里人一样了。这真叫“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现在，我精力花得最多的就是服装，从做西服延伸到做休闲服饰系列，真要挖空心思。因为，成衣是纺织业的最终产品，能打品牌，附加值又高。不像面料，品牌难打，因为容易仿冒仿织，所以，我选择做西服为主业，理由是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衣食住行，可见服装的市场有多大。
绍兴县是个生产面料的大本营，但几十年了，没有一家像模像样的服装厂，陈敏尔书记在绍兴县的时候，就感叹绍兴“恨布不成衣”，他鼓舞企业要把布变成衣裳。后来，我做西装，急的是“恨衣不成名”。所以，做有品牌效应的西服和服饰，是我的理想和目标。
我的西服品牌名字叫“恒柏”，寓意着我的一句座右铭：永恒的创造需要永恒的毅力。恒，指长远长久，柏，指常青稳健，拼起来是天长地久、永葆青春的意思。要让消费者穿“恒柏”西服，穿出我寓意的感觉和效果，这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越是不容易的事情，我的个性是越不服输的。我今年四十七岁，田里的苦活样样做过。夏履这地方风水好，山青水秀，前几年还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全球生态500佳”。听老辈人传说，夏禹治水路过这地方失落了一只鞋，后人为纪念夏禹治水的功劳，造了座桥，叫夏履桥。所以，我们夏履人能吃得起苦，面对难的事情，能用疏的办法去对待，而不是简单的采用堵的手段，这个道理我在读中学时，老师讲过。办厂后，我把这道理用在如何抢抓机遇，化险为夷上。我现在的“恒柏”西服背后，就有好多故事。
那是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在担任乡工业供销公司会计时，乡党委书记陈泉生找到我，说我有文化、又年轻，办个厂起来。乡里没给我办厂资金、厂房和设备，只给了我一张聘书。那时，夏履是全县最偏僻的山乡，进城乘轮船要乘大半天，村里的姑娘都往外嫁，光棍一抓有一大把，外面的人叫夏履地方为“贺老六乡”。我不愿当“贺老六”，就下决心集资办厂，集的都是村里准备买嫁妆的钱，凑了几万元，到杭州买了几张旧铁木机，用破庙作厂房，让集资的姑娘进厂做工，纺织厂办起后，购棉纱缺资金，我就请国营厂家先发货后付款，凭诚意和信誉，度过了难关。为了做大企业，我四处寻找联营厂。当时，厂里好多人反对，说绍兴县没有联营先例，一联营就会被大厂吃掉，我不信，但不知找什么样的厂才好。一天，我在城里听到一句顺口溜，叫“要穿的确良，宁可米勿量”。生产的确良，需要涤纶纤维。天津石化公司有原料，他们正好在寻找合作伙伴，我听到这信息，连夜赶到对方来绍兴下榻的宾馆。等他们开门看到我时，我满身都是雾水，他们看了我的样子，就跟我握手合作，投了一百六十八万元，联营了。我用他们提供的原料生产的确良，打了胜仗，赚了一千多万元。那年，夏履“贺老六”的帽子摘掉了。到一九八八年，市场上化纤布俏到了顶峰，我预感风险要来了，想另寻商机。一次，我出差去湖南，看到沿途苎麻成片，地头推积如山。而在这之前，我在深圳出差时，就了解到市场上麻类织物正被时尚女性看好，我问了几个店主，他们讲，穿麻类服装挺括、透气，看上去自然、粗犷，是国际市场上开始流行的东西，的确良闷而且透气性不好。这两个信息在我脑子里一碰撞，我就觉得又一次好机会来了。回厂后，我立即转产苎麻布，结果，我又赢了。我还注册了“越王牌”麻布产品商标，韩国的客商指定要我的麻布，后来，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十八个，价格比同类产品高出二至三元。在一九九一年的全国毛麻织物行业考评中，我的产品质量、出口、效益夺得三项第一。我成了“毛麻大王”，办起了毛麻总厂。我有了实力，就延伸纺织的前道和后道，用五千万元，引进了日本一百台喷水织机搞织造；再用六千万元在海涂征地建厂房，引进德国、瑞士、荷兰四条印染流水线；又用二千八百万元，吞并了绍兴本地一条闲置的“野鸭”西装生产线，同时引进美国GGJ电脑排版系统，还有意大利KD预缩机和MACPI成套烫流水线等世界一流的服装设备。
其实，我上西装项目的时候，市场上正是西装积压最多，不少服装开始转产的时候，好些人说我要扑空的，我不信。因为，我作了市场调查后，发现国内西装积压主要是结构性过剩、低档的没人要，高档进口的名牌西服又没有多少人买得起，我就想生产高档次、中高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恒柏西服”。这着棋，是我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象征，我的决心是要用集团的力量培植“恒柏西服”这只品牌，再是让品牌推动集团。
为了让“恒柏西服”品牌成为名牌，我不惜代价到意大利等国家聘用与引进与设备相对应的高级服装设计师，再向全国招聘高科技人才，联合设计适合人类得体、超值的天然绿色成衣，并与意大利知名服饰企业进行合作，在米兰国际艺术中心成立了“恒柏服饰协作中心”，这样，我每年都派员到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学习吸取精品西服的生产技术。去年夏天，我在世界“时装之都”巴黎和米兰作市场分析，发现“恒柏西服”必须提升品位，才能引导潮流。我的做法是花大价钱进口了目前世界上顶级的“1881”意大利西服面料，还有国际著名的“维达来”面料，又从日本引进天然铜氨丝里子布，按照ISO14000环境体系标准，生产款式更具时尚性、现代感、不断迎合和赶超潮流的西服。结果，这批西服投放市场后，很快形成卖点，每套价位均在三千至五千元之间，这也给了绍兴的面料生产厂家一个反差，这反差就是高档织机为何生产不出高档面料。
中国WTO的加入，给了我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我已在美国等多个国家注册了“恒柏”商标，品牌还打到了世界名牌“皮尔卡丹”的家园，现在订单多了，淡季没了。在国内，我通过“借网捕鱼”的营销方式，建立了一百五十余家欧式“恒柏”专卖店和八百多个商场专柜；同时，运用“借鸡生蛋”的办法，让六家“三资”企业，成为“恒柏”的加工厂，深圳一家生产“华伦天奴”的厂家，定牌生产“恒柏”T恤；海南一家生产“圣罗兰”的企业生产“恒柏”领带；另外，系列休闲衣裤和服饰也得到迅速延伸。
我一个生产队会计出身的“布衣书生”，虽然读过中学，但毕竟没上过大学，知识水平有限，需要不断“充电”，更新知识。平时除了自学《管理哲学》、《涉外经济法律》等，我先后到中央党校、中国纺大、浙工大学习培训；一九九七年，我读完了浙大经济管理研究生班的全部课程，在全省高级经济师统考中，我顺利过关，是全省最年轻的高级经济师。我还有个天天阅读英语报刊的习惯，这个习惯给我许多益处，与外商谈业务，我不用翻译可直接交谈，我写的《乡镇企业发展与科技》等论文，在全国与五十三家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室交流，得到肯定。最近，我又被评为“中国经营大师”，以前，获得过“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等称号。其实，这些都只能说明过去。我知道，今后真正能考验我的还是“恒柏”品牌的市场。
第四章 决胜千里
16、“远东”有多远
徐茂根剃着平头，办公室的坐椅旁放着个衣架，上班时脱下西装，换上工作服，让人看不出他是远东化纤集团的老总——
我今年刚刚半百年纪，属蛇，从出生到今朝，还比较顺。当然，也碰到不少困难，但我这个人的性格是内向的，对碰到的问题有耐心，总要到问题解决了我才会松气。这一点，我像我父母，做事体讲究实实在在。
我读完初中后，在生产队劳动不久就开始寻找出路，十八岁那年，我拜师学徒，做起了泥瓦匠。那时，在农村里的壮劳力都盼望出外，有现铜钿赚，又有世面好见。我算幸运，与建筑队一起，先到上海、又到武汉等地的建筑工地里，做砌墙头、搞粉刷的事，这泥瓦匠的活很苦，但我也学到了本事，学会了看施工图纸，也懂得了如何搞工程的预决算。因为，我读书时，数学成绩是好的。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被马鞍镇里安排到了水泥船厂当厂长。可能是因为这水泥船的钢丝网和混凝土材料，还有这船的造法与我的泥瓦匠工作的特殊性，有相通之处。我上任不久，水泥船厂就改成了搞纺织的“绍兴第二绸厂”。为啥要转产？是因为当年我觉得水泥船市场趋于萧条，水泥船效益开始滑坡，公路多起来了，机动车辆在乡镇里也多起来了，运输农产品也开始依靠车辆。而纺织行业，当时看市场蛮好。这年，农村里开始分田到户搞承包，农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多出来了，他们都愿意到厂做工。我搞纺织行业是新手，不过对管理企业心里有点底了。
我记得绸厂开始时，先是到杭州临平去买了两台旧的铁木机，每台一千二百元，花了二千四百元，化纤布一做，经济效益马上就出来了，我又去买了两台，这样，就靠四台铁木机起家，当年就完成了二万多元的销售。到一九八二年，我又积累了点资金，到杭州半山的一爿纺织机械厂里去买了十台落地式铁木机。到一九八四年，我看行情铁木机落后了，就改换成全铁木机，到年底改了一半。一九八五年，我买了二百六十台布机，其中有二十五台是1515A布机，是上海纺织部门搞的。一九八六年，我将旧铁木机全部淘汰，都换成了GA615布机，跟上了绍兴县里同类企业的发展步子。
办厂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跟上发展步伐，一步落后，就被动。我的策略是，设备好了，只解决了制造产品能力问题，有了好的产品，一定要有好的市场把我的产品买出去，把更多的钱收回来。这样，我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六年，培养出了一支共有十六人组成的销售队伍，天南地北四面八方地跑业务，与全国一百七十个大中城市的百货公司，大商场的二级站纺织品站，有了良好的供货渠道，建立了较好的信誉，业务来往远的有新疆、西藏、哈尔滨，近的有杭州、上海、南京、湖北，卖得好的主要是几只如“精纺华达呢”等布，还有只叫“巴马格英条呢”，布的每匹包装记上号，我规定都得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绍兴第二绸厂”一排字，生意好，一时赚了不少。“四千”精神，在我厂里真当变成了物质，我现在还把这精神当作无价之宝在用。
后来，我考虑到厂里已经有二百六十台布机，丝织的设备差不多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织的布，最好是自己有能力印染。我想法一形成，就与厂里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通了气，上了。先是花了四十多万元，买了五台染缸，还有一台定型机，这是在一九八六年下半年。一九八七年年初，我设立的印染一分厂正式投产。呵，不做不知道，一做味道不错，主要是方便。我的几辆运输车，不需要再为白坯布染色，一天到晚呼拉呼拉地拉进拉出了。一批业务员都与我说，现在，我们是心想事成了，要啥颜色就可做啥颜色，百货公司也高兴，真叫皆大欢喜。
我是厂长，一把手，想的问题，总归要比厂里的其他人多，但归根到底，到我心中的是数字，这数字，就是效益。哎，搞印染，我这一搞就上瘾了，我头一年就产生了稳住纺织、发展印染的思路。因为，印染的效益远远好于纺织。当时，我准备马上再上印染的二期项目。我为此专门作了测算，一年或一个阶段，十台布机的效益，到手的钱，只顶一只染缸的效益。
到了一九八七年底，我的染缸扩充到了三十只，装备了三台定型机。到一九八八年底，一九八九年初，我干脆形成了一条龙生产的流水线。这流水线的主要设备是加弹机，我到无锡第三化纤厂去买了两台，每台四十万元，一下花了八十万元，设备进来后，马上安装，不分昼夜地抢时间，为的是早出效益，设备一转动，感觉就来了，我又专门作了比较，结果是十只染缸不如一台加弹机。用日产量和效益作说明，那是一台加弹机可做三吨丝，当时，每吨是三千元利润，两台是六吨，每天有一万八千元的利润，这正好是我十只染缸的日利润。
因此，我在生产实践和市场营销中，得出结论，从买布机办厂到发展印染，又从发展印染到纺丝加弹，其过程的经济效益是呈直线走高，从生产产品的路径看，这三个转折都在往产品的上游延伸，也就是说，越往产品的源头走，利润空间就越大。进加弹设备不如上纺丝项目，这成为我的主攻方面。我掰着手指算，当时十只染缸的印染，每米布只有两角左右，我想，这印染一块，至多稳住算了，但纺织一块的命运就更不如了。
我决定要淘汰落后纺织设备。这样，二百六十台织机我找好买家后，一次性处理掉了，只剩印染和纺丝，真有轻装上阵的信心。包袱即将形成时，我立即甩掉了，这着棋，我后来一直感到是走得最成功的了，也是走得稳的一步。从此，我的心里就认准了“化纤之路”。
九十年代初，我对化纤市场的关注已越来越感兴趣。当时，国内外市场涤纶FDY丝非常走俏，但由于设备投入大，一条国产生产线要五千万左右。我将纺织厂买掉的几百万和所有能抽出的资金，共一千一百万元先进了一条流水线，是德国巴马格公司的，接着又凑了近千万元，引进了第二条流水线，再后来，我又花了四千五百万元，一下引进了三条流水线，共五条线，花了近一点五亿元。一九九三年，设备投产后，我立即抓新产品的开发研究，搞出了超细旦纺真丝产品，丝价最高卖到了三万多元钱一吨，这样，我仅两年不到的时间就收回来了设备的成本。这真是大转折的一步，也正像上了高速公路的车，慢不下来了，效益越好，跑得越快。我想，作为一个搞实业的，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大投入，如果没有大产出，那怎么行？好在后三条流水线的FDY纺丝线较少，我感到绍兴都是无梭化了，纺织行业我搞了九年，行情了解/当时的齐贤八方集团、柯桥的光明丝织厂都正在大批引进无梭织机，我就抓住了配合无梭化高潮到来的原料市场机会，利润大得自己都不敢相信，每吨可以卖到三万元，除去二万元的成本等各项支出，可以净赚一万元一吨，也就是说，叫“做吨一万，做吨一万。”
甜头尝到了，但要有危机感。我们有好设备，一定要有领先的产品创新能力。我的要求是产品档次要高，决不能照搬、照套，步别人的后尘。一九九九年，我们投入四千五百万元，利用计算机模糊控制技术研制成功“白云丝”等三十一只新产品，增利七千六百万元；次年，又开发成功自伸长复合丝等三十六只新产品，增利八千九百万元。这业绩，归功于不断创新。眼光在于我们早在一九九八年已形成了有二十二条纺丝流水线和六十六台加弹机的规模。当时，考虑到中国正要加入WTO，远东的规模效应是参与国际竞争，我想中国的台湾和韩国的涤纶丝为什么要比我们便宜得多，原因在哪里？市场上我们的产品无法与他们竞争，我算过他们主要是劳动成本高、运费高、中间高的差价大，但尽管如此，到我们眼面前的丝还是比我们产的价格要低。原来他们先进在设备，就是PTA熔体直接纺，是聚合后，省掉了做阳太切片的工艺流程。由此，成本大大降低。其实，切片纺与直纺，每吨可省一千元左右的生产成本。当时，我十万吨切片的纺丝量，有一亿多成本可省下来。我如果不上直纺，就无法与国际市场竞争。
一九九八年底，我决定上一条世界上最先进、单线产量最大的装置，是全部自动化控制的聚酯设备，是德国吉马公司的设备，主要是搞聚合；还有德国巴马格公司的设备，主要是搞纺丝的，与这些设备配套的工程，总投入要超八亿元。那时，县里正在倡导用高新技术改造纺织传统产业，在柯桥设了柯东高新技术园区，我的这只项目就落户在柯东，到二OO一年二月十二日，正式投产。
轻纺市场的发展是我企业壮大的后盾。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一年，个私经济发展，但在管理上不够规范，印染厂、纺织厂、纺丝厂的业务不少都与私营业主直接发生业务资金往来，业务量最小面广。我是规模化效应，对一家一家的小业主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面对，我的竞争是参与大竞争。
江苏的仪征化纤集团是国内的老大哥企业，我比它小，但设备不比他们差。我的优势主要是精兵强将多起来了。我一幢厂房，里面工作的只要几个人，而国营厂的要几十个人。现在，我们生产的产品已经可以与台湾、韩国的产品抗衡。本来，前几年，绍兴的化纤丝市场基本上被台湾和韩国的丝垄断，因为价格比较便宜，质量好。从我上了纺线大项目后，台湾和韩国的丝在绍兴几乎没有市场了。我们的涤纶丝市场覆盖面已经很广了，从绍兴周边直到广东市场。以前，绍兴要到广东去拉台湾和韩国进来的涤纶丝，现在，广东的用户要到绍兴来拉了。
我作过调查，全国的化纤丝年产量在四百至五百万吨左右。现在，绍兴每年就要消耗掉二百五十万吨左右的化纤丝，已占全国的半壁江山。地处县城西面的中国轻纺城钱清原料市场，与我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市场对我们的好处是，一能把我们的产品从多渠道销到全国各地，以往绍兴靠进口，现在可以出口，出口的主要在韩国、迪巴、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我集团外销一块有十八个部，在马鞍老厂里有十二个，柯东园区里六个，他们一一应对的都是进出货几百吨的大客户。我们集团的涤纶抽丝已是全国第二位，年产量三十二万吨，聚合四十万吨，也是全国第二，涤纶纺丝三十二万吨，是全国第一。
远东有多远。有人这样评估我们远东集团。其实，我们的“远”都是从结合市场变化实际中的“近”出发的。今年，我还要再投入六点七亿元，上纺丝第二条流水线，设备从德国吉马公司进口，去年立的项。到目前，我已有二十万吨的先进聚合设备，二十二万吨的熔体直纺能力、八万吨的切片能力，新引进的德国福莱司娜公司的短纤设备，是世界上单线产量第一的设备，属国内惟一。两条线，每天三百吨产量。我有信心的是，我的设备都是一流的，都是高科技含量。别人是无纸化办公，我是无纸化操作。县里徐纪平书记十分重视技术创新，我向他汇报时说过，绍兴县纺织面料创新科技攻关几年来，成效显著，远东结合自身优势，定将首当其冲，挑起肩胛。今年，产值是三十二亿，明年我是五十亿元目标。
我干到今天，苦的味道有体会，我苦在责任心强，不管何时何地，心里牵挂的始终是企业，出差在外，企业的事始终放在头等。但是，我也很高兴，一是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县委、县政府对我们集团的支持服务，还有我们集团的班子很团结，我下面的三个副总，都是同学，从办厂到现在都合作得很好，很稳定。今后，“安全”和“质量”是我们要常抓不懈的，因为，我们的产品和原材料都是易燃、易爆物。我的理想是要让远东集团像一艘航空母舰，一艘一流的航空母舰。
17、吃亏在“后道”
大眼，方脸，仪表得体。蒋张水用在军营把方向盘的手，在百花丛中采蜜，在七彩世界里书写人生的华章——
我捧过好几只饭碗，都各有各的味道，现在捧的这只饭碗最牢了，已经捧了近二十年，胃口也越来越大。印染这碗饭，吃了不少，还在吃，它赤橙黄绿青蓝紫，就像我的人生之路，酸甜苦辣尽在其中。我从出生到今天，已走过了五十四个年头。在马鞍寺桥有我童年时的许多欢乐，寺桥的水，寺桥的田，寺桥的父老乡亲，始终是我难舍难分的情缘。一九六八年，我应征入伍穿上了绿军装，成了空军地勤部队里的一名汽车驾驶员。后来，我还一批批地带徒弟，前前后后有六十多个。部队的生活给了我理想的追求，也给了我意志的磨炼。我在部队跑的是川藏公路，运输高原部队的军需和战备物资，我把部队看作是自己的家，一春又一春，一年又一年，眼睛一眨，我在军营度过了九个春秋。在我当兵的履历上，有嘉奖和立功的喜悦，也有与战友难舍难分的深情。一九七七年，“四人帮”粉碎不久，我复员回到了故乡，在公社农机站当起了管理员，后来又当了站长。绍兴县是农业县，当时，这农机站里的事情特别多，后来，农田水利这摊事情也带到了农机站里，我的事就忙不完了。有一段时间，我养起了蜜蜂。养蜂，是桩很辛苦的事情，大江南北地走，风餐露宿地过，为的是拥有甜甜蜜蜜的糖。我这样的经历，是体验，更是一笔财富。那时，我就有一个理想，要做出让乡亲们服气的事业。
想着想着，机会终于来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马鞍乡里的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去负责一爿倒灶的印染厂，话谈完后，这位领导就带我到现场去看。原来，这厂里有二十三万元的固定资产，但欠债已超过六十万元，有七十个职工，财务的帐面上，只留下了零点七一元的流动资金。呵，这样一个烂摊子，叫我怎么搞？我站在这位乡干部的身边，自言自语。但后来，我却干脆地表态说，既然乡里信任我，我就试试看，时间先定了一年。说定后，我就一心一意地进入角色了。我是如何进入角色的呢？我不是先去跑业务，揽生意，而是专门花了一段时间，找这厂为什么会倒灶的原因。老厂里上上下下地问，自己仔仔细细分析，发现除了在管理环节上不够科学，更关键的问题是印染的质量存在严重缺陷，色差不匀，次品成堆。我就找几个中层谈，找副厂长谈，终于，看出了问题的症结。原来，厂里管生产技术的一位副厂长的眼睛不好，有色盲症。我当时就拿来一块绿颜色的布，叫他看是什么颜色，他说是红色的，又拿了块红色的布叫他分辨，他说是绿色的，这下完了，我救不了他了，只好把他的职务拿掉了。你们想想，一个管生产技术的头头，是直接抓印染质量的。
为了尽快让染缸动起来，我的第二步是物色合适的副厂长，把好印染的质量关。哪知，第二个麻烦又出来了。有位原先要被开除的职工叫赵明高，向我提意见说，他每天辛辛苦苦做的工资，还是赔进去的多，这是为何？我不相信，就到现场去盯牢看。印染，需要用蒸气热染，这蒸气要输送。全厂有十只七石缸、一只老爷锅炉、二台烘干机、一台脱水机、几辆破板车。在印染车间里当主角，我一样样地看。结果，看出了很小的一个毛病，就是送蒸气的毛竹管是破裂的，在毛竹裂开的一条细缝里，吱吱地冒着气，这赵明高还算聪明，他用布条条一圈圈地扎牢。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风”和“气”我看就是一样的道理，只要是有裂缝的地方，气是肯定堵不牢的。这样，蒸气其实还没到染缸里，早就漏光了，这没有用蒸气蒸的布，染出来的质量肯定是有毛病的。于是，我就筹集资金，把自己的几万元钱也凑进去，共花了十二万元，买了O型缸。没有定型机，我就到柯岩的一家印染厂里染，花了本钱，质量就上去了，生意多起来，利润上去了，盈利的这天，我们厂里专门组织了锣鼓队，到公社里去报喜。
绍兴有句土话，叫“螺蛳壳里做道场”。我这个厂本来就是摊场要大的，却只有两亩地的范围，不够用，我就向公社去要，公社很支持，马上批了我九亩地。有地了，我就要添设备。当时，有位战友在省租赁公司负责设备的租赁，我看中了十一万元的定型机，是用红外线的，这设备到厂后，面貌变了，职工的精神状态和干活的信心大振。
有能力生产，业务还吃不饱，我睡不好也吃不香，就在同行中打听情报，终于知道广东方向很有花头。其实，往那个方向去，我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有十多个广东的战友。一九八五年，广东的坯布就到绍兴来染了，染得最多的是一只涤棉花呢。我的一位战友在承德丝织厂，他的家属也在纺织厂，帮忙有条件。公社书记很高兴，他对我说，给我撑腰，要贷款，他保证。我当时的确缺资金，线路接通后，我找到农行齐贤营业所，营业所主任俞小方答应先贷给我九万元，我也很满意了。因为，当时，我们厂没赚什么钱，就咬着牙买新设备，职工的工资好几个月没发了，有句话叫既要马儿跑，也要给马儿吃草。这九万元，我就马上给职工当工资。后来，又贷了十五万元，增添设备，布的印染质量已能在广东拿得出手了。到一九八五年，我一百多万元的亏损一下都还清了。一九八六年，利润二百万元。这样快的变化，公社里都给我们鼓劲。我的场地又不够用了，当时县里的沈祖伦书记，还有后来的王咸波书记都到我们厂里来看，要我们多染布，染好布。县政府当时的副县长纪根立号召说，印染行业要上项目，提高印染质量。我们顺应时机，发展自己。那时，我们发大财的印染产品是“涤棉花呢”，每米能赚一元多，我连续印染了三年，共有八千万米。
“英子呢”产品的印染，我占了半壁江山。一九八九年，除绍兴丝绸印花厂外，我是第一代印染大户。为了抓住这个发大财的机会，我花了一百八十万元，从上海印染机械厂买了台圆网印花机，日印花能力有十万米，这只产品都是绍兴本地纺织厂的布。那时，印一米有一元多，每分钟有八十多米好印。第二年，我又买了两台圆网印花机，花了三百多万，从此，我这个厂的印染设备能力开始平衡配套了。这年，我的年终利润超过了一千万元。
柯桥轻纺市场那时的布，已经被从广东方向进来的进口布垄断了。当时，我很有危机感，从质量和价格上去竞争，我们不敌他们。冲击使我清醒。我分析进口布的优势后认为，布一定要理透、减碱量要到位、颜料要更新、制网技术要从手工过度到用电脑分色。一九九二年，我眼睛的注意力开始向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我首先叩响的是浙江大学的大门，浙大的开源公司与我不谋而合，他们有电脑出色分色系统的技术设备，同时，还能为我们搞横向的科研合作。我想这是件好事。就先花了八十多万元，引进了一套电脑出色分色系统设备，投入运行后，效果好，花样精细。因为，布的花形清晰度最重要，这是手工无法比的。从此，我们结束了手工描稿的历史，成为全县首家拥有电脑分色描稿能力的企业。接着，我又花二十多万美元引进了瑞士生产的制网系统，这设备与浙大的设备比，有明显优势，浙大的只能制花形，做成网，就要用手工，而瑞士的制花形和制版制网能联合起来，这使我一下就跟上了印尼、韩国，还有台湾印花布的质量。
越时尚的产品，总是越有利可图。我们厂的印花水平档次提高、质量提升，市场的印染价格在原有的基础上，每米也提高了零点二元。我们做得最得意的是“高丝宝”这只薄型纺丝产品，它有重磅的，也有轻磅的，质量档次又分高、中、低三档；还有只是“乔其绉”，同样分重磅、轻磅，但是克重量完全不同，这只是八十到的克重量，裁十多米布，只有一手把，放在饭盒里，一压就放下了。这两只产品做了好几年，现在还在做。
当然，产品也不能一成不变，也要灵活，要在不变中悄悄创新求变。现在技术和设备都基本配套稳定了，主要是变变花形，在织造上变变经纬。在印染上助剂要选用下垂感好的，如“有机硅”等，这助剂原来每吨要一点五万元，现在每吨只要八千元，放了这东西，面料就不会起绉，垂感也好。在选用的颜料上，我分析过已经有过去的分散变成活性的，产品有“活性红”和“活性蓝”，都是德国的“巴斯夫”，每吨要五万元，活性嫩王每吨要八万元。后来，这些都是用国产的。在染色上，我原来是低温的直接颜料，六十摄氏度就上色，现在，我们要到九十摄氏度才上色，这使色泽的附着力增强，而且不褪色。一九九八年，绍兴的纺织业普遍吃紧，市场低迷，我是别样天地，业务不受影响，客户有增无减，原因就是我始终在技术和质量上做创新、提高文章。
从起步时的跳“涤丝科”到现在的“信息化”，我体会最深的是纺织业这个产业，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走路一样的产业，供大于求，市场饱和。绍兴县是个印染大县，过去年印染企业有一百二十多家，印染总量达三十多亿米，现在，区划调整后，也少不了多少。其实，作为大纺织的后道，印染后整理过不了关，是要吃大亏的。从绍兴县来看，我认为主要是在印染的大批量加工上，与现代化的市场需求有距离。萧山第三印染厂的染色业务90%左右是从轻纺城这里过去的，据我了解，他们有数百个老客户，一个布老板，一次就是几车布，几天就要，批量大、时间紧，但这家厂的质量和速度都能保证，这生意只能眼睁睁地让他们夺去。再是高质量上有距离，设备、工艺和人才始终要有新眼光，我们的减量机、定型机、预缩机等设备在先进性上，还没有到位。结合本企业，我的对策是不断调整结构，这结构问题有硬件和软件，是方方面面的，也就是说要做有心人。
今年，主要做的产品是混纺、涤绵、涤粘、涤綪和粘胶纤维、TR布，在市场开拓上，主攻国际市场，欧美、南美、中东地区，还有法国、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去年，我们集团的自营出口额达到了一千二百万美元。我们现在的年印染加工能力是二点五亿米，占全县的十分之一左右，企业净资产已达三亿多元。转制后，企业的活力更大了，我占51%的股份，担子也是重的。
18、黄埔军校
宽敞得像大会议室一样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一排“绍兴县十佳产学研基地”等铜匾，坐在铜匾下的雄师集团总经理戴仲明，他端实实的身材，笑眯眯的表情，他轻轻地说，以前，我这里是“黄埔军校”——
我是华舍人，二十二岁当上红星大队会计，开始办副业。那时副业不好搞，我就偷偷出差去办事，交通没有现在方便，总是到轮船码头去乘轮船，下午办完事回来，到前一个码头跨脚上岸了。为啥要这样？就怕被人看见说我“不务正业”。
那时，我对外是大队会计，对内是搞经营的。我跑的主要业务单位是绍兴土产公司，我批出了我们大队第一张加工纺织品的订单。一九七三年，向工商局登记，申请注册了一个加工厂，注册资金四千三百元，这笔资金是村里的“横扫款”，都是地主富农家里抄家抄来的。一九七六年，大队里任命我为厂长，眼睛一眨三十多年了。当时，上面派来的工作队很支持，厂址就是我现在集团的地点，原来是几间大队屋，我们有二十多个干活的人，这些人进厂是符合要求的，大队里规定要让困难户、倒挂户优先进厂。
我们厂加工的产品是只拳头产品，叫“人经土纬”，人经就是经头，是非人造丝，土纬就是土棉纱，这些东西都是废料。那么，这些废料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千方百计去搞来的。绍兴人是有情有义的聪明人，尤其是出门在外的绍兴人，对家乡的感情是很深的。那时，我们村有人叫黄如鍨的小伙子，他考上大学，在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河北保定人造丝厂，我通过这条线找到了原料的路脚。记得我去保定的这天是下半年，天刚刚冷起来，我坐火车在保定下车，乘公交车到厂门口，随身拎着只人造革的黑色拉链包，还夹着把雨伞。门卫把我叫住了，问我找什么人，我说，我是绍兴人，是来找同村人的，他是大学生，刚分配进厂。还在说话辰光，黄如鍨下楼来接我了，他说他老早就看到了我，说我头东张张西望望，一把油布雨伞，黄焦焦，一看肯定是南方人。他马上给我牵线。我采购的第一批原料，是他们厂里的废丝，搞了二百公斤，通过铁路打包运输到绍兴，价格是每吨五千元，这老乡现在已经是保定的政协副主席了。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是我们农民的心思。我这个加工厂，有废丝搞进来，就不愁关门了。后来，我们在这家厂里一直买了两年多的废丝原料。我们开发的第一代产品是“人经土纬”，每米价格卖三元，第一批布是销往省外的，是江苏的江都，为啥买到这些地方去？是那地方做劳保服装的厂多。我们卖掉布后，再从江都买回六张机台，每台一千元，共花了六千元钱，这些机台其实是江都人从我们绍兴买去的，然后再卖到绍兴，都是三改机，就是改装过三次的机器。这种三改机叫手拉机、脚踏机，后来才改成电动机的，多了一根纵轴带，几台机器可以集体转动。我们买来的六张机台，只要用一部马达好了，马达是十匹头的。另外，摇预支，纤经都是手工，做得歪歪斜斜开开停停。这样，我从不知东南西北去搞原料，到开始做人造丝、人造棉。废丝的产品已开始有一部分人不要了。我当时想，人经土纬的过程要马上变成新的东西才好，不然，就要过时了，不搞新东西，厂就要关门的。
下脚料，是我第二步发展的主要原料。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我们的产布量是很少的，只有几千米，叫人丝纺、涤丝纺和人造棉布。这些布的原料都是用下脚料做的，这次我采购的目标改变了，不在河北保定，是在丹东丝绸厂和福州丝绸厂。下脚料不像废丝，要先通过整理，下脚料其实是正品丝，是他们这些国营大厂在车间里做剩下来的丝，每吨五千元或六千元不等。与这两家绸厂挂上钩，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旧社会时，我们这地方有“日出华舍万丈绸”的美誉，主要是华舍以产丝绸出名。为何有华舍的地名，老辈人传说，在宋朝，有个姓华的人，在我们这地方落脚住下，繁衍后代，渐渐形成集镇。我能与做丝绸产品结下缘份，感到很有意义。清朝的时候，华舍有一千多家机器户，毛三千机台。民国时候丝绸最多，有三千四百机户，四千多织工，绸庄满街。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华舍还有7个丝织生产合作社，后来，都改成了县属集体企业，就叫华舍绸厂。我父亲他们老辈人都懂织绸。我们华舍地方与齐贤的下方桥不同，虽然都是搞丝织的，我们主要产坯绸，他们织的都是熟坯绸，就是织绸的丝，先进行染色，再织成绸。我把这些老的基础技术和优势都用起来，将华舍旧时绸庄的名声，与一匹匹丝绸推销结合起来，寻找销路，找到了在上海、杭州等丝绸厂里的许多华舍人。
经过市场摸底，我当时的目标是做丝绸被面。因为，当时的年轻人结婚，被面是凭票配给的。我们织的都是小花团的丝绸被面，做了好几年，每个能赚二元或者三元，工人的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当月都是不领工资的，帐要到生产队年底搞分配时结，厂里是把每个工人的工资先拨到生产队里，与参加农业生产的社员一起参与分配。我记得，通过我这个厂里的副业收入，生产队里已经没有倒挂户了，企业资产已积累到二百万元。
走一步，看一步。我在做丝绸小花团被面的同时，就去钻路头，搞涤纶丝原料。这样，事情就多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地位也就慢慢有起来了。我搞的第一批涤纶丝是通过关系，找到上海纺织局，纺织局再与金山石化公司打招呼搞到的。这件事靠我们村的一个知情者，他的娘在上海纺织局的一位干部家里做保姆，这条线的连接，使我们厂的发展开始有了新的希望。金山石化的丝我们如何去接呢？大队和厂里碰了个头，拿定了一个主意，就是用绍兴土货去换他们的洋货。考虑到上海大城市，居民的食用菜油比较紧张，他们都是凭油票的。我们大队就调集了十多吨菜油，用大油桶装载下船，用个壮劳力去送。从华舍落船摇到上海，一路上，大家信心满怀，讲绍兴菜籽油“上海阿拉”要吃上瘾，还讲金山石化的丝，到了华舍就能变成金丝金山。摇大橹的阿木，力气大，说话直爽，他讲这真当叫做“油水足哉”。
去上海是重船，船在西小江上哗哗地迎着白浪，出江后，就进了钱塘江，过嘉兴南湖，经嘉善，到松江，在金山地方水流急得船转弯时，浪拍进船沿，来去一趟，七天七夜，一共要半个月时间。去时的十吨菜油，换回了十吨涤纶丝。八十年代中期，涤纶丝赚钱，进口丝也开始了，低弹丝每吨要三万多元，真是谁家原料多，谁家就赚钞票多。
有了涤纶丝，就要开发新产品，同时，要有新设备，我把机台换成了铁木机，是从萧山枣东农机厂买来的K274全铁机，一次十台，每台二点四万元，花了二十四万元，再后来增加到了一百八十台。产品开发的是“8720新风呢”，是涤和棉胶织的，还有只叫“佳尔夫”产品，这只产品的原料是辽宁化纤厂买来的。说起买这原料，真是一步运，是财运。那次，我到辽宁化纤厂看到了积压五年的四百吨丝，我用每吨一万元的价格，全部吃进，对方高兴得很。当时，国外市场进来了只叫“高尔夫”的产品，我要研制比“高尔夫”还要好的产品，便将“高”字改成了“佳”字。因为，我有织纯精土布的基础，我认定的目标是，靠厂里的“草木才子”开发新产品发展企业。为研制开发“佳尔夫”，我做试验的丝用了三十吨。厂里的人，尤其是副厂长都说风凉话了，村里人告诉我，用了“辽化”的丝这么多，试验不成功是要乘“小轿车”的。原来，文革时，杭州监狱在小车轿地方，村里就把它引用到失败要受罚上了。我是有压力的，也是破釜沉舟，在染整上，我找了杭州第二印染厂。小样试验是将一根涤纶丝和一根尼龙丝复合，尼龙丝绸质地软，好揉合。用网络机网络后，手感、毛感都不错，一吨丝能做四千米，四百吨丝做了一百六十万米。这布织出来后，市场上很俏，我就看准时机，把存放在仓库里小样试验织出的三十吨，共十二万米“佳尔夫”都搭出去，买布的客户都愿搭，两匹好布搭一匹试样布，尽管这样，还是被客户抢得打了起来，主要是乐清的和山东的两个客户，他们最后动刀了，还叫了派出所。有位客户说，穿了这只布的衣服，五十岁的人只有二十岁好看了，好卖得很。
那时，轻纺市场已经热闹了。我看过进口的“高尔夫”，它是一根色丝、一根白丝，样品挂在轻纺城里，轻纺城里的卖布户头，晓得还有比“高尔夫”好的“佳尔夫”，都不约而同地到我厂门口，后来都挤到了我两楼的会议室里，这批原料开发的“佳尔夫”产品，我共赚了八百万元。呵，厂里的力气一下子大了。
我还要去搞这样的原料，再到“辽化”，不好的是，他们不做这种丝了。我马上转道南上，找到广东的汕头绵纶丝厂、南海绵纶丝厂、杭州化纤厂，为搞到这样的丝，我是赶来赶去地寻找，而绍兴的一批同行，也都眼睛发红，也在到处找丝。那段时间，真是叫追追逃逃，我今天到这个厂，过两天后，另外的绍兴人就赶到了。有时，都巧得撞个正着，大家各不相让，就住下来，研究能买到的对策，这就只能拉关系，先送些土产土货，后来这不顶用了，就在信壳里放金戒指。
不过，在追追逃逃买丝的经历中，我最大的一步，是与杭州化纤厂打交道，这实打实的靠信誉和诚意。那天，我赶到杭州化纤厂已经夜里了，厂里的一位值班领导告诉我他们卖一次原料，最多只能一吨或两吨。我说，我不够用，要十吨二十吨还差不多。他问我，你是家什么厂？我说，我们是乡镇企业，在绍兴农村。一个乡下厂，哪有那么大的生产规模和能力？他不相信，说，先不卖，要到厂里去看过后再定。我说，好。时近腊月，天气冷，西北风刮得呼呼地响，我等他们厂里派人一起到我们厂里。第三天，厂里派了六个人，我们同坐在一辆面包车里，往绍兴华舍方向开，车到我们厂门口，他们看了我们的规模后，相信了，说，乡镇企业不能小看啊。吃过午饭，他们坐了会工夫，说要走，厂门口车一发动，抛锚了，雪越下越大，面包车咔咔地发动不起来，我就叫厂里干活的男职工一起来推，推了好一段路，车发动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与我说，丝马上派人派车去买去拉。我心里热乎乎的。第二天，我就行动了，买了一千吨，手续办掉，分批拉运。每吨三万多元，织出来的布利润都在每米二元或者三元之间。这步财运，我们厂里是扑牢的，赚了二千万元，我们华舍的绍兴第三纺织厂名气越来越大。
吃纺织饭，厂长苦在买“铁”上，职工苦在“挡车”上。我有了这几步运，头等大事就是要搞技术改造，不然，绍兴这么多纺织厂，马上就会被淘汰。技改技改，改了找死，不改是等死。吃上这碗饭，没有办法了，技改就是把赚进来的钱，大把大把地一下子花出去。这里面当时不同心态的人，是有不同看法的，矛盾也大。作为厂长，决定技改的项目，是顶着风险的。我的方法是“工艺改进和设备改造”并重。我们一只“强捻”产品，是仿进口的，第一只品牌叫“摩尔绉”，是用普通涤纶丝开发的，搞投入，把原来小的加捻机，改成强捻机，因为，加捻的桶子小，力气也小，每米只有一千转，强捻的，就进了一大步，桶子大了，力气也大了，每米有二千转，要求达到了。但这丝织出的布，在染整上又碰到了问题，这强捻后的布，硬梆梆、粗牢牢，质地、手感都不理想。
越是有技术难关，我这个人就越有信心。这个难题，我问县里的纺科所和分管领导作了汇报，希望能得到支持，县里的工业副县长张陆文很重视，他作了安排。我们华舍镇的其他纺织厂，那时也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为攻克难关，我们三纺厂与二纺厂、六纺厂等四家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了“四联厂”，专门请来了杭州丝绸炼染厂的专家师傅，一定要把这硬梆梆的丝，变成软绵绵的丝。我们厂里的一位职工说，这二千捻度的丝，织出来的布，做成衣服，硬得像铁砂皮一样，皮肉要磨得红血血来。这问题，还真把我们难住了，足足有一两年时间，攻关没有大的进展，我们厂里的技术人员也是急得要命。
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效益。我们的染厂一边搞研究，搞实验。一九九一年，开春时节，当听说江苏盛泽一带的纺织印染师傅分析出日本印染的技术要求指标，我们一下受到了启发。日本有“减碱量后，染缸布”的说法，就是经过处理后的丝，织成的布染一缸，要十二个小时，我们是没有经过技术处理后织成的布，染一缸，只要一个小时，导致碱汁水浓，碱急减下来，弹性没有了，要慢减，缓缓地减碱才行。这减碱本身，就是道新的工艺，这是将硬邦邦的丝，用烧碱剥落下来，一缸缸地做成一个样子，如果，减碱过头，就不行，丝容易霉掉或烂掉，布就薄稀稀了。有了这样的技术指标，我们就对捻度达到二千转的丝，全部采用了“减碱量”的工艺，试样终于成功了，果然，我们织出来的布质地柔软，透气性好了，悬垂感手感俱佳，体现出了很时尚的效果。
就像掘到了宝藏一样，我马上运用新工艺生产。但是，由于受设备的局限，我的“加捻机”太少，生产量很低，我就下决心买加捻机。我打听到金华兰溪纺机厂在生产，他们也是刚起步的，对加捻机生产还没有成批量。我去了后，一下向他们定下了四十台，他们的价格是每台二万元，我说，价格依你们，台数和交货时间要依我赶出来。他们答应了。没几个月时间，我就买进了五十四台。编号是兰纺机一号至五十四号，这就是说，这类设备，是因有了“减碱量”工艺，才有必要去研究能够把丝的捻度强捻的设备。我吃上了这类设备和新工艺的“头口水”。后来，兰纺机的加捻机成批地生产，许多纺织厂都去买去跟风了。当他们跟风的时候，我用这新工艺研发的新产品“摩尔绉”，已经是出尽风头了，轻纺市场里这只面料俏得很，布商都赚了大钱，我是定量供应给布商的，不是垄断给某个布商，如给某个布商垄断，我就没有主动权了，我要保证我的利润，每米都要保证在赚四元至五元之间。
“加捻机”与“减碱量”，这个配套的工艺流程，我们是花了心血和本钱的。绍兴人聪明就聪明在肯钻，但是，一有新东西钻出来，偷拳头的人也防不胜防。加会纺机厂就多次到我厂里来看加捻机设备，他们从中摸索，研究开发自己的产品，后来，研制成功了高速倍捻机。技术进步的速度实在太快，柯桥的轻纺市场里到一九九二年左右，从广东过来的进口布，在柯桥横行霸道，这进口来的东西，我们哪里是它的对手。首先，我们是设备落后，都是有梭织机，国外的如韩国、日本的，还有中国台湾的，都是无梭织机的布，产量高，质量好。我是被迫技改，我要买新的先进的织机。那年，广东东莞的佰璐纺机厂的剑杆织机，我有胃口和兴趣买。我带了厂里的两个技术人员，专门到东莞去了解，订了三台试样机，拉回来后马上调试，效果还好。我就将情况很快向镇里的平水龙书记汇报，我说，要大批引进剑杆织机，平水龙听了后，马上叫我一道到绍兴，向县里的纪根立书记汇报，纪书记很重视，他说，我总算看到绍兴纺织业的前途和希望了，无梭化的希望会越来越大的。
好事来了。我们订购的三台剑杆织机试样出来后的第二天，纪书记要来我们厂里看看的消息，就电话通知我了。他看了后说，好。这样，我们就在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号两天里，叫东莞佰璐送了两台剑杆织机过来没多少日子，我们买了共二百台，每台十万元左右，共花了二千多万元，这个数字不小啊。在当时，我是大踏步地前进。设备到厂里后，根据我们产品开发的要求，织物还比较单一，主要是这二百台剑杆机，都是平机台，而平机台只能织平疏织物，所以，还要进行必要的改造，要变单一为丰富，就是对产品织物的组织多样化，这需要装个能够变换方向的龙头。这项工程，我是向杭州纺织机械厂求援的，与他们联合研制，生产装备了二百个龙头，每个一千元，二十万元就搞定了。装了龙头后的剑杆织机，我可以织小提花，还能适应织造其他组织花色的织物。这炮打响后，周边县市的企业都来取经，萧山的工业副市长带队到我厂里，问技改的情况，那时，我正好又开发出“白纹丝”等新产品。他们尤其对我的强捻产品感兴趣，大加赞赏。
一九九四年五月，“强捻”设备在纺机市场里成了一匹黑马，尤其是新昌泰坦纺机厂的倍捻机。当时，强捻工艺已热不可挡。“泰坦”的设备，正好顺应了市场需要。我赶到新昌，先订了四台，调试好后，以每台四十二万元的价位买进后，马上开出订单，一期订了八十五台，后来又陆续增添，共花了四千多万元，这使我的产品大大地上了一个档次。到一九九七年后，国外的进口织机，如意大利的P401、P101无梭织机，每台价格要四十万元，我订购了一百八十台，要七千二百万元。但是，我在进口国外先进织机上，算是迟的，“头口水”被人家先吃去了。从此，我厂里的纺织配套设备都有了，国内的、国外的、自行改装的。纪书记看了我的设备后，拍拍我肩膀说，老外的设备现在不稀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织机绍兴县都有了，有几家已开始进入织机的数码时代。
先走的人，花费的力气多，成本大；跟风模仿的人，出力少，成本低。我戴仲明是全县纺织企业中练兵搞技改、培训技术人员的地方，什么“产学研基地”、什么“科技进步先进集体”、什么“经济百虎”等等我以前都有份，也少不了我的。为啥呢？从办厂到今天，我始终没有在技术创新上停下来过，在前进的路上，我每进一步，都是要有一批技术人员去动去钻的，下面还要与保钳工、甚至挡车工配合起来。我进的设备代价大，从操作使用到熟练适应开发新产品，保养维修，都需要技术要领，我因此长期在摸索中，所化的精力和成本只有自己心中有数，是摸着石子过河。前几年，我这里的技术人员，还有一些挡车工，都是脚踏几只船的，八小时外，就到另外厂里去了，有些厂不在自己身上挖潜力，就专门走捷径，借梯登高，小车开到我厂门口排队，下班铃一响，有挂钩单位的技术人员就被接走了，他们把我这里学到的技术，一下用到另外企业里去了。这样，能跨脚下船乘便船的事，在我厂里是有名有历史的，说起来，同行都晓得如强捻机、倍捻机、剑杆机等设备技术人员，不少都是一山望着那山高，我这里本领学好就跳槽到别的厂，收入可以提高，他们是我搞技术创新的直接受益者，也是见证人。我这里是绍兴纺织企业中的“黄埔军校”。前几年比这几年要发展得快，现在，我又进入了新的结构调整阶段。我打算在开拓外贸市场上攻坚一下，通道再开大点。在柯桥，外商直接设点了，他们精明得在我们的生产基地里，面对面地谈价格，而且像我们中国人一样，不怕麻烦地货比三家，给我们赚钱的利润空间很小了，竞争已到了白炽化程度，我要在创技产品上找突破口，而且，还要专门向开发冷僻的有特色的产业方向努力，只有这样，可能还有赚头。最近，我们接到张单子，是香港的，做涤粘TR纬捻布，要五万米，他们的报价试样是每米一点四五美元，而我们是一点八美元也做不下，可见，生意是很难做了。
我不怕，人家能做我也能做。我绍兴雄狮纺织印染集团一千四百多员工，集体的智慧是最大的力量，我只要抓住了开发新、特、奇产品的机遇，就有市场，总有钱赚。
19、攻坚
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头。开心时，笑意也不写在脸上。浙江赐富集团董事长赵张夫饱经风霜的皱纹里，刻下的是一道道攻关创新的记忆——
我与共和国同龄，六八届柯桥中学高中毕业。一九六九年，我拜师傅学石匠，每做一个工是三角钱的报酬。我先是在海涂里跟着师傅造闸凿石头，后来叫我带班，其实我榔头捏的时间不长。在造飞跃闸时，我们一帮石匠，开我玩笑，说凿墩子，四角方方，四个师傅四只角，我排不上，是五老师傅。但我共做了九年石匠，造闸的工程是属于马鞍建筑工程队的。当时，我的报酬最高，年收入是一千八百元，也是全农社(当时叫马鞍农社)最高的。在“一批双打”中，农社召开全体生产队长大会，点了我的名，还到我做过工程的地方去查帐，看我有没有吃混帐。结果，查来查去，查不出名堂，报酬都是做出来的。查帐后，农社里说，这样的小青年应该用，我马上就升为马鞍建筑队副队长。一年后，我调到寺桥砖瓦厂，足足干了八年。到一九八六年，搞起了弹力丝厂。在案头用电脑我比较早，能排到一二。因为，我厂是国家863计划的信息集成应用单位，并于一九九五年通过了国家验收。
我赵张夫，有个硬脾气，看准了要做的事体，就一定要做好，这也是我们马鞍人的精神。史书上说，马鞍主要是有座马鞍山，山的形状像马鞍的样子，所以，我们这地方就以这山的名字叫下来了。我的老厂，在山脚旁，也是属于“马鞍遗址”立碑的区域。一九八九年，我们的仙人山和凤凰墩两个地方发掘出土的文物，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期，我们这地方就已有人类活动了。石头创造了马鞍的文明，我这个石匠出身的马鞍人，就有石头的个性。
吃了石头饭后，我还吃上了做砖头、瓦片的饭。我到寺桥时，是两个拳头，一块白地办砖瓦厂的。马鞍寺桥是新农村，这村里好多砖瓦都是我在负责砖瓦厂时烧制的，因此，四近三方都称我“砖瓦大王”。一九八五年，我填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吸收我为中共党员。一九八六年，“赐富集团”的前身——绍兴第一涤纶厂，是与绍兴弹力丝厂联营的，这种联营，是静悄悄的联姻。因为，弹力丝厂是国营厂，上班下班，都是接送的，早出中归。上班来的人有几个技术人员，还有七十多个职工。他们八点钟上班，车到马鞍，总要九点钟了，过个把钟头到机台上擦擦动动，就要吃中饭了，中饭过后，就坐车回城下班了。这样办厂我当时很有想法，但是我对他们也没有办法。我是厂长，总要把问题考虑全面些，希望没有多少实际效果的事情不要继续下去了，要弹力丝厂的负责人按要求上下班，工作时间长些。结果，难题难解，他们把技术人员都撤走了，职工减少到三十个，真是静悄悄了。
一九八七年春节时，我这个涤纶厂，就像红军长征途中，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当时，纪根立同志刚从诸暨回绍兴当县长，我把情况向他汇报后，他就带我到弹力丝厂去协调。协调结果是，弹力丝厂的两台FK5加弹机给涤纶厂用，每年缴设备费用一百零二万元，这样，我们一直用了五年。实际上，这两台加弹机已经是“二手货”了，不过是进口的，德国巴马格公司生产的。这设备由绍兴弹力丝厂帮助安装，装好后，开不出，这是技术问题。我们只好自己上，同时，再要求政府出面，与绍弹去洽谈，再与杭州新华丝织厂技术人员协作。两台加弹机终于先后开出，正常运转，当年就盈利一百七十万元。
那时办厂，资金通常碰头。买设备主要是二手设备。天津美錂化纤厂是家国营厂，我当时为买到他们的设备，七次去天津。从绍兴到天津，我要从上海去转车，途中多次没有座位，都是站票，有几次还是先买了站台票上车，车上再补票的。路途远，吃不消站，我就用土办法，一张草席，往座位底下一铺，睡在草席上。到天津后，为了省点钱，我就找方便又便宜的地方住，先是住在火车站招待所，再打电话给厂方，厂方在电话里讲，说我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来看我会尴尬，条件太艰苦了一些。我讲，我们是社队企业，力量有限，请多多支持。后来，我在他厂里买了两台TH603加弹机，是日本产的，用了二百多万元，设备运回绍兴，只用了一个月工夫，就把投资收回了。接着，我又到处打听设备信息，又在湖南常德丙纶厂买到三台FK4加弹机，其中有一台还是从废品仓库里寻找出来的，价钱按机论价，分别是四十万元、三十万元、十万元，共八十多万元。同时，又在苏州化纤厂买了三台FK6加弹机，二百多万元，还有在丹东化纤厂买了两台，二百多万元，在陕西十棉买了四台FK64加弹机，也是二百多万元。其实，我买到的这些设备都是残废的，在厂里安装调试前，都是请师傅修配过的。就这样，到九十年代初，我已有二十多台加弹机，但都是二三手货。这样的设备，去应对逐渐激烈的市场竞争，已感到了设备落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我决心改变思路，不打算在加弹上下功夫。
中国有句话，叫“识事务者为俊杰”。我做不了俊杰，总也不能步人后尘，要办好厂，就要适应发展。我决定做纺丝产品。但当时，像我这个想法，是必须与政府的计划步调适应起来，县长纪根立知道这个情况后说，不行。马鞍镇里的领导一起去的。我对纪县长说，我们老百姓都说你是开明的，原来你是胆小鬼，我表示纺丝项目坚决要搞。镇里的领导，在县长面前，也不好说些什么了。纪县长说，我如批了，上面计划控着，我的乌纱帽要掉的。我与镇里领导在纪县长办公室里出门后，过了些时日，纪县长就打电话来说，叫我要上纺丝得快，要抓紧时间。
上海第二纺机厂是生产纺丝设备的。那时，如购买国产原装纺丝设备，一条流水线，要四千万元。这么多钱，只得找银行出保函。我拿着县农行的保函到二纺机，厂方说，这保函没有立过项，缺少手续，不能卖。我说，你们厂的设备是我买还是别人买，总得有人买，他们说我钱没有保障，我说，有保函。
发起总攻的时间到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正是进了二纺机设备不久，是在杭州黄龙饭店参加天津美錂化纤厂的用户座谈会。美錂的副总经理就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他们厂方来了二十多人，都是中层以上的，他要我对他们厂里的人教育几句。我们只有五个人参加，我与自己的几个人暗示了一下，说，我们社队企业，是“游击队员”，现在出击的时候到了。他们听了都不服，眼睛一双双地都瞟着我。过了两年，他们中的大部分又来到我们厂里，看了情况，吓了一跳，形势大变。
“飞马牌”供销员，为采购原料，我就叫他到处跑。有件事，可以说明我们厂的“飞马牌”精神。一九八九年，我与供销员沈建清一起到了北京，乘公交车去北京化纤厂，大概还有一站路，我下车了。下车后，沈建清问为什么，我说如果乘公交到厂门口，厂方看到了，就会说我们没派头，提前一站下，叫个出租车到厂门口，既经济，又有派头。
厂越办越大，实际上是设备革命的推动。设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就得不断提高。到一九九五年时，我与意大利苏密特公司谈项目，引进天马II优秀型剑杆织机，共八十台，我的这张订单，当时算是国内比较大的订户，一口气扩充装备，付出去了一亿多人民币，设备陆续进来，我召集的技术人员配合外方陆续调试，到一九九六年正月初一，我正式投产，共用了五个月时间。这年，意大利的天鹰无梭织机，是二点三米的宽幅机，我又付出去了一亿元。配套的倍捻机车间，设备是德国苏拉集团公司的，德方来给我们安装的技术人员与设备到的时间差不多。在安装期间，他们上午是九点至十点进车间，做个把钟头，中饭吃好就走了，我问他们为啥走得那么早，活干不出的。他们说，车间太大，天气又冷，门窗又没门，吃不消，要求装空调。我当时心里很气，但考虑到是德国的技术人员，说话不能太火，就压着气，说，这么大的空间，空调装了一下子也热不了，到热起来，就要下班了。过了会，我越想越纳闷，回到办公室，马上就给德国总部发了份传真，内容是，过去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身体素质差，主要是落后，现在，中国人在安装车间里不管天有多冷，都在坚持安装。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成为世界之最，后来，是闭关锁国图安享乐，步步落后。现在，贵国安装人员也在图安享乐怕苦怕冷，后果会如何呢？这份传真内容在德国总部引起重视，他们立即增派技术人员到我们厂里，并一再说明诚意，装了两个取暖器，在窗门上钉上了塑料布，齐心协力地把设备保质保量地安装调试成功了。
我的厂规模大起来了，用地矛盾突出，我就想尽办法，削山头，下海头，这样做当时只有我赵张夫，是第一家。削山头，就是用平整出来的山头地在老厂附近扩建厂房，再将山头上削下来的石方土方填到买下砖瓦厂取过泥的坑洼地里去。我在小山脚的三岔角里征了地，山脚下是石头墙，上面有坟头，不少坟主不肯给我打石头，就吵闹起来，工人来找我，我到现场看了后说，现在县里都在迁坟平坟，齐贤金铂山上那么多的坟头都炸掉了，你们不肯，我就打炮眼炸。坟主看我态度强硬，就软下来同意迁坟平坟，但要赔偿费用，包括用工费，我说这可以商量。后来，我每穴坟墓都按统一标准补偿。
还有桩事体，我也很有感慨，就是与外商较量。主要是要求外方对我五千多万元的加弹设备，在保函期内出了问题，没有达到合同要求。我就通过银行，把给外方10%的保证金收回了。因为，我给了他们设备资金的信用证，他们的设备在调试中有几项指标达不到要求。我说，你们不来调试好，我们就把设备的控制系统拆得面目全非，他们一听，有点怕了，就按要求把设备调试到顺利运转为止。
技术创新，需要智力、财力、人力，我从办厂到今天，这笔钱已经有十五个亿了。
现在，海涂里的一百平方公里土地都在搞工业开发区。我是在此以前，就打工业开发算盘的一个。二OOO年五月，我在新三江不远的三岔路口，征了三百多亩地。这是一块怎样的地呢？我有一天去现场踏看，原来是一块烂兮兮的泥浆地。这天，天有些阴沉沉，塘堤外面的外江潮水刚刚平息，有一只灰白色的鸟，两只脚又细又高，有点像天鹅，我看它从滨海入口的处上空低低地飞来，飞到我征用的这片地上停息。哪知，这鸟一落烂泥地，两只脚就陷住飞不起来了，鸟的翅膀拍了几下，就往下沉。快要陷进去时，几位民工找来了一根竹杆，本来想去拉去救的，结果，烂泥把鸟陷住了。我看了后，想这块地真是叫海底，我要下决心在这里建起厂房，让这只鸟的灵魂，停在这块不再是烂泥的坚实的土地上。我就将集团的聚合、纺丝、加弹项目分二期，各十五万吨聚合的全称为“美国杜邦聚合流水线”安装在这里资金投入是三亿元，再是二亿多元的从德国巴马格公司引进的纺丝流水线，还有一亿多元的加弹流水线，共八亿元。
近年内，我还要引进五亿多元的设备。搞织造要引进一百八十台无梭织机，年产一千五百万米布；纺丝要从二十五万吨的年产量，增加到三十五万吨的年产量。
利用本地草木才子的力量，培养了一支技术创新的队伍，企业现有职工二千八百多人，总资产已超过十五亿元。企业的体制已经转换成股份制，我占23%的股份。二OO二年，总产值二十亿元，其中二亿多元是纳税的。税中，内贸占万元左右。我个人和企业都获过不少荣誉，但归根到底是为社会作贡献，我一日不过三餐，没有什么爱好，一年到头，围着企业转，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一定要把企业办好。
20、各领风骚
温文尔雅，大头大脑，微微挺起的将军肚，胡克勤曾执迷于工艺美术，因而更注重学用与创新——
我祖上是书香门第，爷爷胡文彬早年曾与鲁迅先生一起东渡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到家乡在华舍张溇地方创办了一所曙光小学。我父亲有两兄弟，父亲管教很严，我是七五届柯桥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我从读小学开始到放下书包，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是班级里第一名。本来，我是工农兵的“红苗子”，由于我们家成分是小地主，在读高中时，卡住了，为此班主任李颐寿向学校拍桌子说，学校到底要不要尖子。我当时就下决心要争口气，高中老师对我评价很高，他叫石继昌，现在是绍兴一中的副校长。
高中毕业是一九七五年，高考尚未恢复。我回乡自谋职业找活干。我爱好书画，就学画，搞起了工艺美术。一九八九年，人才招聘信息多了，我就去应聘，进入了柯桥工业品贸易中心，地点在永灿大厦，这是家区属企业，后来，我成了管业务的副总。那时，下海经商的气氛很浓，我就这样试着游泳。
两三年后，我自己做生意，先做纺织贸易，一九九三年后，开始做面料生意。期间，我自学了中纺大的纺织专业课程，我做面料时，已经有名气了。在九十年代中期，做纺织品的附加值是每米布能赚十多元，这是奇迹。那时生产的都是常规品种和贸易产品。我因为学过纺织从前道到后道的专业知识，就在改变面料结构上作了探索。主要是打破了面料的斜纹、平纹的局面。像华达呢、平纹呢。我用不同的原料进行混纺，生产出了从视觉到手感都较好的仿亚麻织物。这只产品的附加值每米就超过了十元。向我买布的客户都从凌晨三点开始排队购买，我的生产成本每米只有十元还不到，但卖出去时，价格高到了每米二十八元。客户买去后，他们的价格高得吓人，每米到了一百多元。我开发的这只“亚麻时装呢”产品，后来风行整个轻纺城，好多女的都穿上了身，使绍兴的时装面料有了新的花样。其实，有好产品，就有好市场，而且，这是不可想象的市场。当时的时装面料，我们是叫厂里去加工的，这是轻纺城第一家运动计算机附助设计系统开发流行面料的企业。除这家企业外，我到舟山的一家企业去。在经营上，我单枪匹马，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开发新思路。
一九九七年底，我开始筹备恒美花色丝有限公司。筹办期间，我们绍兴的纺织业正处在低谷状态。我开始时的意识，是觉得绍兴纺织要走出低谷，在原料和产品开发上要创新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原料创新是纺织面料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我与同乡王源祥，合作经营，启动资金近五百万元。我们开发的第一只产品是与浙江工程学院合作的，名称叫“常温可染花式涤纶丝”，后来，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初战告捷，我们的信心就足了。第二只产品是与一个台湾搞轻纺企业的老总合作，我有个朋友告诉我，合作能快出成果，快出效益。当时，国际上流行一只叫氨纶空气包覆丝的产品，它是通过喷气压力让纤维形状扭曲蓬松，然后把氨纶丝固定的东西，我看到一只意大利的样品后，马上进行结构成份分析，搞清楚国外同类产品的生产原理。从此，我开始研制生产设备的方案。先设计图纸，然后照着图纸做，目标是要有创新的效果。这设备全称叫做“氨纶空气包覆丝机”。在国外进口可能要在每台一百五十万元以上。我每一批生产的数量是十台，一直生产到七十台，我们加工一台的时间大约要半个月左右。当时，用这种设备生产一吨氨纶空气包覆丝的附价值是一万多元。
经营顺当，运气也好。我从企业的整体看，算了笔大帐，投入与产出，再到收回的资金，正好拉平。这样，我们第一年就收回了投资，细算还有一定的盈利。在社会效益上，我们开发的绍兴弹力面料轰动了国内外市场，我的这套工作原理，在我淘到这第一桶金后，已被不少绍兴业主挖空心思地模仿去了，这就没有什么好稀奇了。
正如红军万里长征，我才走完了理想中的第一步。第二步，我就着手开发第二代、第三代产品，我要不断开发，不断创新。在企业整体发展上，我开始扩大生产规模。一九九九年，我收购了项里印染厂。这家厂的厂房、设备，已关门闲置了好几年，我花了一千五百万元，将厂房重新做了维修，更新了设备。这样，为我整体性搞产品开发打实了基础。我要从此进入国际贸易的轨道。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从单一的生产原料小厂，发展到向家用纺织品、数码纺织品生产延伸。对市场前景，我充满信心。
其实，小打小闹，搞发明创造，在绍兴的乡镇企业中，都有一定的历史。我记得原来叫厂办科研所或者叫技术革新小组，有好几百家，他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中有50%的新产品和60%的工业科技项目得到过开发实施，由此，成为绍兴乡镇企业科研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助推器”。可以说，绍兴乡镇企业的成功实践，每家企业的背后都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支撑。从八十年代开始，靠这种“前厂后院”模式，绍兴先后与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纺大等好几百所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型的科技合作关系。企业各有各的招法，聘请各类技术顾问，利用挂靠优势，开发自己独有的新产品。有不少还都填补了省内和国内的空白，也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我当时就听到过绍兴第一印染厂承接过国家“七五”、“八五”两个五年计划的“苎麻染色攻关”这一套大科研攻关项目。经过“三个三”，即三年脱胶、三年织造、三年印染的艰难攻关，终于攻克了难关，填补了国内空白，结束了国外独霸苎麻染色市场的历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话十分英明，“一印”的这项成果，轰动很大，我印象很深，他们通过实施“苎麻染色攻关”和“配套技术织物后整理项目开发这两项星火计划，前后创造五亿多元产值，利税三千多万元，出口创汇四亿多元，其社会带动效益更难估算。
当时，县里也有专门的科研机构，就是叫“绍兴县纺织科技研究所”。这个方面的情况，以前有一定的印象，不是很清爽，有所了解还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大概是二OOO年下半年，我在《浙江日报》上，发现有这样的一组报道，是“两家科研机构反差启示录”，讲的是绍兴县两个体制不同的科研机构两个样，县纺科所“等米下锅”名存实亡，“金昌中心”市场觅食红红火火。这是出现在题目上的内容。
原来，这纺科所在为全县纺织企业科技服务上是起过重大作用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纺科所的业务越来越清淡。根据所长介绍，他们以前都是根据政府下达的项目去做，绍兴纺机集团起步时，不少项目的开发研究都是纺科所为主帮助搞的，现在发展下去很无奈了，人也养不活了，谈发展就更难。他讲，他们懂技术的只在轻纺市场搞技术服务，收点服务费，基本上是各自干，向所里交点管理费而已，他自己也在外面干了。他们为何不去接项目研究，而只去搞些测试服务的小事情？他们自己有体会，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搞项目研究要配套资金，政府不交给他们项目，就不会给他们项目的配套费用。眼前有轻纺市场，凭特长做些小事情，信誉还是好的。说到今后的路怎么走，他们说，只要政府给项目，给贷款，总能搞起来，但内部又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说搞不好的，给最多的钱，也难搞好，机制不同。“金昌模式”是市场机制，两者的观念完全不同。
金昌科技中心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的前身是民营“金昌印花电脑分色中心”，现在也是“绍兴县轻纺科技中心”，其实就是同一队人马。它创办于一九九四年，是丁遐董事长和徐建平总经理合作搞起来的，他们两人是夫妻，靠三台电脑起家。一九九八年，“金昌”控股与轻纺城集团股份公司组建成县轻纺科技中心，拥有二百多名中高级技术人员、一百二十个计算机工作站，专门从事印花CAD开发、印花电脑设计、分色制版等纺织科技服务。
天有不测风云。二OO二年五月，这对正在创业发展民营科技的夫妻，出事了。根据媒体披露的消息说，原绍兴县轻纺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平因涉嫌杀害其妻子丁遐，后逃跑不久被追捕归案。于二OO三年一月十五日被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科技中心发生的这个事件，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但是，事件归事件，工作归工作。科技中心的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发时有不少企业要这家人家，县委徐书记说这就好办了，招标竞标来决定谁来搞。二OO二年九月，县里招标，对科技中心的下一步管理运转的业主寻找合适的人选，采用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原则，确定人选。报名竞争的单位有四十多家，经过综合筛选，进入打分程序的就有十家，我只是其中的一家。最后，凭我的综合优势，县里最后确定由我来接管轻纺科技中心。我感到责任很大，担子也不轻。我现在除中心董事长职位外，还有五顶帽子，绍兴县纺织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绍兴恒美企业总经理、绍兴县金昌科技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恒美数码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美国恒美国际公司总裁。我现在的意识是，首先要“角色转换”，原来是只为自己企业发展考虑，现在，自己应把科技成果产业化，我在用成果的同时，还要把成果推广开去。已在中试基地建起了一个培训中心，面向全国招生，培训内容包括计算机应用、纺织品设计，贸易、监测、设备操作技能，培训时间有短期和季度班，少则几个星期，多则几个月，根据学员内容需要，灵活定期，我们已与县社会劳动保障部门联络，进行正式资格的认定与发证。我想，这种多样化适用性强的技术有偿培训，是受市场欢迎的。目前，前景乐观。
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归属企业员工除科技中心拥有二百多人外，在安昌的恒美花式丝有限公司和恒美染整有限公司，有一千人，共有一千二百多人的实体，是发展的力量。我现在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优化拓展，除CAD外，要将它从印花领域拓展到提花、数码织物。在企业管理系统、自主版给用户、企业自身形象上我的质提升了，已经是科工贸一体化了。我的理念是，一定要把轻纺科技中心建设成名副其实的中心。要从原来的按需服务，发展到新产品展示中心，在面料的新产品开发上，我有新型面料创新的优势；纺织的原材料，我有新型、花型设计中心；家用纺织，我有提供图样制作、全程服务的人力和设备。
人的价值在于不断地创造。我要通过科技中心这个天地，为更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为绍兴县的国际纺织业制造中心和贸易中心出大力。我要把县委徐纪平书记对我的嘱托，变成时刻激励奋发的动力。把县科技局的指导服务，较好地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现在，我为了做大做强中心原来的CAD印花制版的“ERD管理系统”，与上海东华大学联手，共同开创新局面。
21、情报战
英俊聪明的吴永富，方脸短发，一年到头忙碌在轻纺市场里——
当兵退伍回来的第二年，就听说“麻纱奥涤丝”情报战这个惊险故事。那年，我刚开始跟小爹做生意，新鲜故事听得多，情报战这个故事有意思，我们阮社余渚村卖布的多数都知道。那是一九九三年六月，发生在柯桥的一场纺织科技信息大战。当时，柯桥镇政府一下子作出决定，奖励绍兴县江南织造厂一万元，好多企业感到不解。原来，这家厂在这年的头五个月，只有五十五张普通有梭织机创利达一百九十一万元，台机创利超三万元。管企业的王仙花神了。同行都说这可以进“纺织吉尼斯纪录”，其实，这年的轻纺形势并不好。一九九二年曾风行的麻纱织物已近尾声，新产品又接不上。为此，相当一部分企业只好“白织白织”地织麻纱，却不知往哪里去销。正当各企业都在观望时，“江南”的麻纱奥涤丝产品在轻纺市场一露面，就招来了客户的眼光，每米卖到十二元、十三元，总是一抢而空。
经了解，这只产品又名水洗麻，原产韩国，是江南织造厂去上海时搞到的样品。于是，厂里就全力以赴地进行分析研发，几经失败，他们不泄气，终于分析出了其复杂的织造工艺和构成原料。产品仿制成功后，王仙花守口如瓶，并告知每个研究人员，千万注意保密，全厂上上下下的人都架起了“反谍网”。
建立水果刀别动队，是王仙花反谍的第一招术。她为此组织了正副厂长，汽车司机和两个车间主任，作为主力队员，人手配了一把水果刀，每次总是在货车还未到厂时，队员们在她的带领下，趁着夜色将原料包装箱上的产品名称、型号、生产厂家、地址电话等标志全部挖掉，然后，再将这来历不明的无名原料存入仓库。当时，即使是仓库保管员也叫不出名来。这样，即使有人偷走了包装箱，也搞不清爽。队员们有严密的纪律，不管什么亲朋好友都发誓不泄密。
如此做法，实在费心费力。王仙花又想出了第二招，她跑到原料的生产厂家，叮嘱关照，只要不卖给绍兴的第二家厂即可。信息要高度保密，保费在每吨原料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二千元。原料厂家同意了，此后，就专门用光板箱，专为“江南”送货。此外，王仙花为防织布的丝头，零头布外流泄密，从进货单位到产品出厂之间的每道环节，加固了防线。周边企业的情报高手无可奈何。
施放烟雾弹、玩迷魂阵是王仙花的第三招。她觉得仅仅加固内部防线，也难免被情报高手破译出来。在平时的交往中，王仙花经常碰到问询的业务员，问她丝是何处进的，多少一吨，王仙花常常以假乱真，声东击西，75D牵伸丝，说是广东××化纤厂的，68D长丝说是江苏××化纤厂的，这样一来，与她接触过后的业务情报人员，几乎都没搞清她的底细。
为破解王仙花的“快发财”秘密，各路情报高手也是用尽了心计。俗话说，堡垒是最容易被内部攻破。情报人员最后找到了王仙花厂里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突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雇佣军”出现了，他们趁王仙花放松警惕时，窃丝成功，知道了这丝奥妙，也无非是涤纶长丝。但没有这种原料，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位厂长气得发怒，要求手下按他的一条绝计去做，这就是每天从早到晚，死死盯住江南织造厂的货车，就是盯得累倒吐血，也要把对方原料厂的地址找到。这天，一辆车号为“浙O4-A001178”的货车，终于被盯上了，一直从绍兴盯到无锡第三化纤厂，果然，这里在给王仙花的江南织造厂专门生产涤纶特种丝。终于，这场大约保密了两个月的“麻纱奥涤丝情报战”就结束了。
我卖布十多年了，像这样的事，现在已很少听到。因为，县里搞了科技中心，像以前这样的情报，如今都资源共享公开做了。
22、推波助澜
绍兴县文广局局长唐水淼，原任绍兴县科技局局长，笑嘻嘻的脸上，充满了对事业执着的追求和向往，他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稳重——
我一九七五年在平水中学高中毕业后，就当了上灶小学的民办老师。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考上了诸暨师范学校，两年后，毕业分配在平水区校当初中部的语文老师。一九八四年后，我在平水区校当校长，一九八九年后我进入县教委工作。一九九六年后我先后调任县政府办公室任信息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联系科教文卫线。二OOO年六月，被调任县科技局局长；二OO三年一月一日，组织上调我到县文广局工作。
回顾自己在科技线上做过的事情，对轻纺科技中心的建设，我体会较深。我认为，绍兴县是全国的十强县之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科技工作的局面开创有声有色，这主要是县委、县政府决策引导的及时与准确。
机制决定兴衰。“金昌”接项目按市场需求，客户盈门，县纺科所项目靠政府“订单”，门庭冷落。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古训，印证绍兴县纺织科技的发展机制转换，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县纺科所随乡镇企业的起步发展应运而生，顺应了政府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引导全县纺织业发展的规律。而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谁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市场规律，谁就能赢得发展和生存的机遇。
记得轻纺市场里的信息流形成产业，如一九九四年底结束的那场麻纱奥涤丝情报战就是一个例子。面对绍兴纺织业“只要敢织布就能赚到钱”的机遇，原轻纺科技中心的董事长丁遐和总经理徐建平，双双辞去了国有企业的工作，丁遐还是一家有规模和影响的企业技术科科长。她与徐建平是夫妻，一起筹集了九十万元资金，在柯桥轻纺城里租用办公房，配置电脑进行纺织面料的花样描稿。他们对面料的分色系统心里有底。起初，因人才缺乏，摊子铺不开，他们就用灵活的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对口人才，员工积极性很高。他们先后研制开发了有自主版权的“金昌EX6000”印花电脑设计分色软件，又编印了国内首本《印花CAD实用教程》，还建立了中国纺织网，很受用户欢迎，轻纺城80%以上的高难度、高精度、大幅面料的花样设计分色制版业务都是“金昌”承接的。前两年的年营业总额达五千万元，他们还以64%的股份控股与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起，投入五千万元，组建了绍兴轻纺科技中心。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金昌的“EX6000”印花电脑设计分色系统，以其先进性、适用性，广受用户欢迎，当时有六百多套流通在市场上。亚太轻纺集团当时以三十三万元的价格，从荷兰引进了两套CAD系统，由于系统故障难以修复，决定花四十六万元，买了金昌的六套软件，价格为国外同类软件的八分之一，而其应用功能却优于国外软件。后来，他们每天处理花稿六十只，每只比传统作业省二十四小时，结束了传统手工描稿的历史。中心同时也改变了一厂一个设计室的不合理资源配置，可以随时为用户提供国内外最新潮流的产品分析、小样制作等服务。过去轻纺市场里的小样运行以“天”为计数单位，叫“三天出小样、五天成批量、七天上市场”；后来他们实现了以“时”甚至“分”为计数单位，即“5分钟出小样，二十四小时成批量、四十八小时上市场”。信息化，大大加快了绍兴纺织业的升级换代。
扶一家，带一片。这是绍兴县委、县政府领导扶持民营科研机构的一项决策。当时，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现任绍兴市委副书记的顾秋麟，就“金昌”的势头，感慨地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谁能为中小企业服务，政府就应该扶持谁。当时的县长，现任县委书记的徐纪平充满信心地说，政府如何支持思进创新型的民办科研机构，一是要牵线搭桥做“红娘”；二是要放水养鱼给政策；三是要宏观调控抓引导。
我多次就轻纺科技中心建设的规范完善，听县主要领导的指示精神。我们科技局作为全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引导的职能部门，对纺织支柱产业的高新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徐纪平书记对“金昌模式”多次作过分析。他认为，绍兴县是纺织大县，在七百多家纺织企业中，中小企业是主体。全县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集中投入资金一百二十多亿元，引进了两万多台无梭织机，同时，有计划地淘汰了三万台有梭织机。高档设备，如何织出高档面料，县里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严重影响了绍兴县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的进程，轻纺大县迫切需要有一个综合性、市场化的科技服务机构，作为广大中小企业科技服务便捷高效的支撑。
一九九八年，县委、县政府决策筹建科技中心，要我们科委拟定个方案，科委的方案是要八个编制，八十万元开办经费，打算办成政府的附属机构。县里觉得不妥，就否定了。而当时“金昌”已成气候，得知这个信息后，“金昌”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拍即合，“金昌”的要求是要有控股权。对此，县里形成共识。为启动轻纺科技中心，徐书记指出按“股份制机制、集约化开发、市场化服务”的方针进行运作。总注册资金二千五百万，分别以64%和36%的比例，由“金昌”和“轻纺城股份公司”两家出资合作。政府在筹建中给予扶持，帮助解决五百万元的贴息贷款(现在，已在二次整合中还贷)，还划拨三十亩建设用地。同时，还减免了有关规费，这使科技中心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过去政府的科技经费是普降细雨；现在，是“四两拨千斤”，科技与经济贴紧了，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调控引导作用。这就是围绕服务中小企业，以创建国家级纺织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全国纺织业“硅谷”为目标，紧跟国内外纺织技术发展趋势，建立起纺织技术最全、与产业贴得最紧、开发推广最快、运作机制最活的轻纺技术高地。
令人欣喜的是，中心新建的“中国纺织网”访问人数已超过五十万人次，为众多纺织企业提供了网上报务，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网站之一。同时，与三十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协作关系，四百多家中小企业建立了长期的技术供求关系，绍兴县因此成为全国纺织行业的CAD应用示范县，同时，有一大批企业相继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CAD应用优秀示范企业。轻纺科技中心的建立、整合和发展的轨迹充分说明，我县“扶一家、带一片”的技术创新产业化、社会化新路子，有效地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对此《浙江日报》也作过系列报道，当时引起省政府的重视，鲁松庭副省长专门召集科技厅有关部门，充分肯定绍兴县的成功实践，并对全省市县科研院所的改革作出指示，要主动适应企业科技进步的需要，通过市场这个粘合剂，与企业开展多方位、多形式的合作，只有这样，企业才会如虎添翼，院所才能如鱼得水。
23、十面红旗
个子不高，嗓门不低，身体瘦小，力气蛮大的华翔纺织公司董事长马仕秀，常穿着布鞋，在办公室和车间里进进出出。他那双很有穿透力的眼睛还有那张说话一句比一句快的嘴，给人以智慧、耿直的印象——
我是个小个子，属猴，属得相称。我们蜀阜村，有近千户家庭，共三千四百多人，我是第一届。十五岁初中毕业后，到蜀阜小学当民办教师，教了一年多书，就不教了。我家编属第三生产队，那时我就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算是幸运的。
我们生产队里的帐目比其他地方要多要忙，忙就忙在不仅仅是些田头帐，更多的是一笔又一笔抲鱼的捕捞帐。我们村有一千多只抲鱼船，全大队专门成立了捕捞大队，捕捞大队的帐目是我管的，那时，每天要翻要记要算的帐本叠起来，足足有半米多高。每到下午三四点光景，呵，这一只只抲鱼船，都像射箭一样哗哗地靠岸回来了，村河两岸的石板圆洞眼里，都扎满了班船的绳索，齐刷刷地长长一排，“人呵人呵”，接着就对付排队秤鱼入帐结算的事。我的脑子还算灵，社员们都这样评价。我不管有多少忙，天气有多少热或者多少冷，帐都记得清清爽爽，没有一笔糊涂帐。
抲鱼，其实是桩很有趣的事情。我喜欢与大人一起去抲。跟了几次后，我单放了。我这个人水性和筋骨好，学会了一套抲鱼的本领，不管是抲大鱼小鱼，还是摸虾摸湖蟹，都有诀窍。暖天，我能在水里成天地沉，上岸也能成天地晒，鱼虾不比大人抲得少；冬天，刮风下雨下雪，我也能照样出船，船肚里一件破棉袄，后脚板上一瓶东风糟烧。下水去时，嘴里还含着烧酒，水冷得发刺，等沉下去，气一敝，鱼就抲上来了，主要是因为冬天里的鱼冻得木头木脑的缘故。现在冬天已经不像冬天了，像春天一样，那时的冬天真叫冬天，河江里都结冰的，但是穿的衣裳，除一件当家的老头棉袄，另外的衣裳反而没现在多，衬衫外头，多数是件穿了又穿的卫生衫，我这个人好动，好玩，也好奇，抲鱼给了我许多欢乐。
鱼米之乡，我们东蜀阜是名副其实的。我们大队有一千多亩田，农忙过后，女的做田畈杂活，男的落江抲鱼。因为人多田少，村里的副业收入抓得蛮牢，除了捕捞，大队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也都集起来，让她们在破庙里整废丝，织机是个人拿出来的木机，第一批设备是从绍兴地区丝织厂的老厂里改造成的铁木机，买了二十四台织机的主件，每台七百多元。到一九七二年，我们大队里买来木头，在农机厂里翻模做成了二十四台成品的织机。在这个废丝加工厂起步的过程中，“文革”也正在进行，我是个识得字的人，长得白净，个头小，红卫兵要我参加造反派，带上红袖套，我说，我不想加入，我也不带红袖套。因为我个性刚烈，态度硬，他们后来也放过了我。这样，我就成了安心为大队搞副业的人。大队支书是个很有威望的人，大队里都叫他铁头老太公，大队干部中有的在加工厂里借钱，借了上万元，老支书知道后，就查问，不能借，不让搞特殊。我的工分评的是九点七分。有一年，我最高报酬拿到四百三十二元，为啥这么高？主要是我多头有工分。上面开会我去，副业工分我对照，劳动工资也不少。后来，公社派人到我们大队，决定把加厂名改成红卫纺织厂，叫我去当厂长。
鲜红的锦旗挂墙上，七彩的被面当嫁妆。那时，我们红卫纺织厂的产品主要是做锦旗和被面。我们先后到丹东、新乡等地的化纤厂里去收购废丝，通过整理，好的丝织被面，差一点的做锦旗。我们的第一批被面，是销到上海黄浦区的，品种有七彩和三彩，经丝用真丝，纬丝用废的人造丝，这种被面当时很紧张，只有结婚的男女，才能凭票供应，配给一条。另外，我们还销往杭州、长沙；锦旗主要销往南京、北京，产品没有积压。
带出去的是产品，带回来的是原料。我们当时出差去，都是不跑空的，哪怕是收回来最差的废丝也好，不少国营棉纺厂做剩的棉花篷头，买回来后，我们就与废丝一起混用，做矿工劳保服装。有一次，我去河南新乡、辽宁丹东出差，路过这两大国家人造丝基地，发现露天里堆着一大堆一大堆，蒙古堡似的东西，外面都用芦苇盖着，下车去一看，原来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人造丝，每袋有五百公斤，半吨重，搬也搬不动。我打起了主意，买回了一吨的下脚料，整了三百四十公斤正品丝，一百六十公斤废丝，老太太们再将整好的丝，用手一圈圈地绷出来。当时，正值中国纺织业界，争论黄道婆究竟是不是中国最早的纺织技术传播者。北京的纺织专家组织人来拍我的情况。这年，是一九七六年，我们红卫纺织厂已有六十台木机了。到一九七八年，县里成立了乡镇企业局，韩福志当局长，鼓励我们的做法。从此，我们不再偷偷摸摸地办企业，可光明正大亮相了。为了扩充设备，我们自己买来木头，做整理机。我每天早上天蒙蒙亮起床，到轮船码头，乘哱哱船到柯桥，上岸后，再乘公共汽车到绍兴。江桥头是绍兴日用品公司的驻点，我就到公司去联系业务，推销我们厂的“人经土纬”布。那时，从上到下都在搞运动，上午讲革命形势，下午就办学习班了。我是“飞马牌”供销员，没有揪我，对我都客气，还叫我“大店王”。
上面做工作，要提我当脱产干部，我推掉了。我们大队里有个会计，叫马传中，他耐悠悠的，是个好好先生，没有个性主见，我看适合当干部，就推荐他去了。我那时当脱产干部，已经对纺织感兴趣了。六十年代中后期，什么叫“尼龙丝”搞不清，后来穿上了尼龙袜，脚汗一出，鞋袜和双脚臭煞人，说明这原料不理想；到七十年代中期，什么叫“涤纶丝”搞不清，但知道这东西搞得到，一定赚钱。于是，我心里一盘算，就去上海黄浦区找了卖锦旗的脚路，叫他们牵线到金山石化去搞涤纶长丝。后来，又通过松江县的领导去托关系，我们的回报是给他们七彩被面，每个按十五点八元计收，市场上当时要二十四元。这次，我只看到了半吨丝。拉回来后，因为是狭幅，共丝织了四千米布，薄刷刷的，只有一百五十克的克重量。头次亲手做出了这笔挺的长丝布，大家觉得新鲜，个个心里想做件合身衣服。我们按成本价卖给将要结婚的姑娘和小伙子，一件衣服的料，他们做成衣服上身后，都有意喜欢走到太阳底下去照照，亮闪闪的，蛮时髦，双手还插到裤袋里抖抖。
华舍是“小上海”。一九八四年，《浙江日报》专门派人到华舍找到我，他们新闻记者听说社队企业里有“大店王”，对要饭的路过厂门口给布施，领进食堂给吃饱，而自己出差上火车买不到票就往窗里爬，还躺在座位下，头常给乘客踢倒。那时，华舍有六个人在北京当兵，我们坐火车到北京后，就乘公交车到部队去担搁，住旅馆住不起，吃饭开支大，每天只有三角钱补贴，不够用。到部队里去条件好又省便。记者回报社，总编辑郑梦熊听了情况后，也亲自赶来了，他来的这天落雪。因为，华舍公路还没有硬化路面，全是砂石路，车难进来，只好停在路口。我用机船去接，船里我专门搬了一把旧滕椅，带了把雨伞，接上船后，我给总编打着伞，风刮得呼呼作响，雪越下越大，我围着滕椅冻得发抖。这年的十月十六日，我被省里评为“百名优秀厂长”之一。后来，《浙江日报》也报道了我的事迹。这年，我还被任命为华舍的工办主任、工业公司总经理。
趁热打铁。我到绍兴日用品公司借来了一百八十万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又牵头办起了华舍福利印染厂、镇二纺、三纺厂等四家单位。接着，同工办牵头，华舍十二家骨干企业发动，出资出场地的“全国纺织展销会”开始筹备，时间定在十月二十八日，会议地点就放在华舍福利印染厂，厂里的办公楼刚刚造好，吃饭也在这个厂的食堂里，每餐五十桌。函邀请都是红纸油印的，贴上八分钱的邮票。那时叫“五金千里百担一亩苗，万水千山乘火车”的精神。会议代表除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未发邀请函外，全国各地95%的各大纺织品站都发到了，正式代表有三百多人，都是用机船到路口去接的。这么多贵宾，我们没有大的旅馆，就用新的办公楼作为房间，职工家里每人都拿出眠床，被头、被面、被单、床单都是厂里全新的。发起展销会的十二个厂长轮流为代表值班，都很团结，会务费每个厂分担四千元，共四万八千元。开展时，我主持。王余良市长专门到展销会上来剪彩，展销会议开了四天，订单压得厚厚的。省租赁公司投了四百八十万元的租赁设备，还有杭州市农行的一个女信贷员，带着行长来，投了三百六十万元贷款，放利六点二厘，资金由我分解，全部用作技改资金，购买全铁丝织机，每台四千元左右。做到按期还款，合作愉快。
展销会上，尤其热闹的是各种纺织品。什么“涤纶花呢”、“涤纶条子、格子、薄丝纺、印花格子布”，一只花呢产品，是涤纶第一次与棉胶织，订购最旺。展销结束时，发给每位代表的纪念品是一块涤纶零头布。我们再用机船，一船船地送代表到大路口，上岸再用车送他们到绍兴汽车站、火车站。这次展销会开得真成功，这样的展销规模和场面，绍兴地方可以讲是头一次，华舍的千家万户都喜气洋洋。
华舍的名声和信誉都好了，开出来的纺织厂没有差的，生意都旺，企业的家产都大起来了，家底也厚起来了。华舍镇成了全省第一个亿元乡镇。一九八五年下半年，我通过省租赁公司，买了辆桑塔纳，花了六万二千七百元钱，这辆车是我们厂的头辆小车。一九九O年，我负责兴办了华舍涤纶厂，担任董事长。我是个保守派，一直认准搞集体的路，搞虚的假的我是坚决反对，要唱对台戏的。一九九四年，县里要搞企业转制试点，农经委工作组到了我这里。他们说，全县头批转制八家，翻箱倒柜算心算肝地搞了几个月，转制手续都好了。我说转制要实实在在转，不能假冒伪劣，否则，会越搞越空，要进一步到位，千万不能纸上谈兵，搞人人有股，就是人人勿管。果然，到年底，上面有精神来了，说转制要回头看。这一来，不但伤了企业经营者的心，还造成了集体资产的大量流失，也出现了许多不良资产。
无梭化是我们纺织业的前途和希望。我要把打好“无梭化革命”这场硬仗打赢，就一定要二次创业，不管有何风险，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一九九四年，我又建起了华舍热电厂，装备了三万千瓦的机组。一九九七年，我又在柯桥开发区创建了华翔纺织有限公司，装备了四百零四台进口无梭织机。一九九七年后，转制又开始了。其实，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转制时机，我们华舍的不少企业都是零资产转让，我的集体资产是一千二百万元。我老厂这块通过转制组建了有限责任公司，都是新的法人。我自己经营的这块，上缴国家的税收是转制前的十倍。
都说我是面红旗，还是面不倒的红旗。其实，我是老脑筋，我想要大家都富起来。从一九七O年举拳头入党宣誓起，我就是这样想的，想集体。一九七八年，镇里让我拿奖金，年终奖三百八十元，我拿了，第二天就赶到杭州延安路的一爿钟表店里，买了只英国的梅花表，这只表我带了好几年，后来送给了老岳父。一九七九年，按理年终有三点六万元的奖金好拿，我和其他两个供销员分，各拿一点二万元。因为，我们的承包指标是十五万元，结果，搞到了四十五万元，超额三十万元，最后，这笔奖金我只意思了一下，领了三千元。哪知道第二年开春，县里的工作组进厂来了，说有人写了人民来信，茶店里也有人在讲，我马仕秀年终奖拿了三点六万元。我听了后，很坦然。就叫工作组查。结果，不是这么回事。这下我反而成正面典型了。我当上了县人大代表，还成了省第六、七、八届人大代表，共十五年时间；县里共六届二十二年的人大代表，其中有二十年人大常委会委员；我还是省里的第十届党代表。一九八七年，我作为绍兴县第二纺织厂厂长，成为全县乡镇企业产值税制夺得全省“七连冠”的十大新闻人物之一。一九八九年，我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一九九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县委、县政府为表彰建设社会主义十大功臣，十面红旗，专门带队赴京，到人民大会堂举行表彰大会，我作为十面红旗之一，上台佩戴红绶带，胸前挂上了金光灿灿的奖章。
人要脸，树要皮。我这辈子风风雨雨地都走过来了，现在，虽然年纪大了点，但老有老的作用，我还要再拼拼。走过的路，党和政府都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我不会忘记，我要在新世纪绍兴跨越式发展的大好时机里，再抓良机。下一步，我正在筹建一个绿色BOTET年产一点六万吨的包装厂，贸易出口要在二千万美元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
24、摇篮
瘦长个，瘦长脸。儒雅沉稳，质朴诚恳。从乡村中走来的赵定忠，把职教中心作为培育轻纺人才的基地和摇篮——
我们这所学校，可以说是和绍兴县的纺织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诞生，同步发展，互相促进，共存共荣。绍兴县轻纺工业异军突起，我们这所学校应运而生。我们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毕业生，又为绍兴县的轻纺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才，推动了轻纺工业的发展。我本人近三十年的经历也是这样的一段历史。
你应该知道，八十年代初期，我们绍兴的乡镇企业不少是搞纺织和印染的，当时技术力量缺乏，一些技术难点要请上海退休的老师傅来解决，有的要等到星期六国营企业放假时找一些工程师偷偷摸摸帮忙。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培养乡镇企业急需的人才，一九八四年时，柯桥办了一所纺织技校，初中和高中混在一起。另外，齐贤中学里有一个纺织班，是职高。虽然是初级人才，但很吃香，企业有多少要多少。这就给教学部门提出了一个问题，也带来了一次机遇，就是如何面向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
我基本上参加了纺织专业职业教育的全过程。我一九七一年马鞍镇校毕业后在学校当民办教师，到一九八一年考入绍兴师范学校读了三年。这时，组织上分配我去宁波纺织工业大学学习，又读了两年，回来后县教育局分配我去齐贤中学教纺织班，同去的还有一个人叫茅德兴，教纺织工程，主要是织物工艺。至一九八七年，我们齐贤中学纺织班和柯桥的纺织技校合并，校址在万商路与小马路交界的地方，占地二十二亩，但大部分是初中班，只有两个职高班。
随着纺织业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不断发展，绍兴的纺织企业纷纷进口无梭织机，采用九十年代先进技术。我们纺织技校的教育规模和教学方法已经不相适应。可能是一九九四年的教师节，县里领导来慰问我们，还开座谈会，在会上许多老师都不提待遇，不讲困难，一致反映技校的教学与生产脱节了，大家要求提升学校的规格，扩大招生，并要求将东面的三十多亩地划给技校。当时陈敏尔同志刚当县委书记，他说：“这点地不够，易地新建！”他亲自来察看校址，选定了现在的这个地方。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日，我们绍兴县职业教育中心和柯桥中学新校址同时奠基，一个亿的投资。我们占五千三百万，柯桥中学是四千七百万，我们占地两百三十二亩，建筑面积四万八千平方米。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落成，从四个专业扩大到十六个专业，二十几个班级，是一所大规模培养纺织，机电、信息、服务类人才的职业学校。
我们的教学原则是“实际、实效、实用”。就是针对生产实际，能收到实际效果，学的知识实用。一九九O年以前我们为一些乡镇企业的技术厂长、科长举办培训班，我们到乡镇去上课，我们去过皋埠、平水、型塘。因为我们要结合生产实际，绍兴又是全国轻纺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所以我们的教材必须紧密结合工厂实际。普通高中的课本按国家教材讲就可以，我们的教材必须每年修订一次，因为纺织材料、设备和工艺创新太快了，教学必须与生产同步，教学理念必须超前。比如《机织学》书里讲到的设备是铁木机，我们县里已找不到了。我们绍兴基本全是无梭织机，可是无梭机在课本中是一笔带过。我们就大量收集资料，自编教材。如果照本宣科，是要误人子弟的呀！我们要求老师认真阅读专业杂志，有些内容要摘编，每学期要交流讨论，一致决定的内容就列入下学期的教学大纲，教材一年改一次，两年淘汰部分内容。每个专业老师都有四、五本自己摘编的教材。
同时我们经常下到工厂企业了解情况，一是了解材料工艺设备情况，二是了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把教材拿去到厂里征求意见，以前我们都是骑自行车去，我骑着自行车去海涂好几次。
纺织专业办得较早，至今共毕业两千两百多学生。中专生主要是纺织工艺，大专生主要搞纺织品的设计。通过学习，能够做到给你一块样品，你能把整块布织出来这样的水平。我们把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专门买来一台意大利进口的无梭织机供学生实践操作。
染整专业是一九八七年开办的，开始有的同学怕苦。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中级技术人才，给你一块小样，能够独立的出色、配色。全国中专校的染整专业教材是我们学校编的，一共两册，已经出版发行。染整专业人才现在供不应求，全县上规模的印染厂都有我校的毕业生，已经毕业了一千两百人，明年的毕业生今年已订抢一空。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给急需染整人才的天龙集团和天马印染厂办短训班，厂里招工，我们培训三个月。我们每年毕业两个班八十多人，而全县实际需要二百多人。
服装专业也一样，明年的毕业生已全部安排了。服装与染整、纺织是大纺织的三门专业。我们绍兴是纺织大县，却是成衣小县，绍兴的服装工业发展太慢，县里领导及有关部门有“恨布不成衣”的迫切感。一九九O年前，绍兴没有大的服装厂，我们只能培养个体劳动者为主，教育内容仅仅会做西装长裤，以学工艺为主，一个人能开店。随着市场的变化，绍兴的服装工业也逐步发展，我们将培养目标定为服装中级人才，即中小型服装厂技术员。现在这样的人才奇缺。我们的服装专业是全省服装理事长学校，有大专、中专班。大专增加了服装设计和服装专业的英语强化，中专生要求从接单开始，能看得懂、会核价、会制板、会打样、到能做出样衣。十五年来，服装专业毕业了一千八百多学生，大都成了企业的技术骨干。现在，我们对大专服装班又提了新的要求，就是“有一定设计能力，会适当创新，能达到中型服装厂技术科技术员的水平，有一定外贸基础，掌握一定服装专业的英语。所有课程围绕这个目的。前几天，服装专业有四个学生代表来与我讨论，也是关于大专服装班的业务水平的问题。最后，统一为两句话，专业理论比中专强，动手能力比本科强。
根据实际需要来设置课程，我们现在增加了英语专业、财会、计算机等新的专业。我们的英语专业今年四十九人大专毕业，达到六级考试的学生超过80%。
我始终执教《织物组织与纹织学》这门课，上下两册。一经一纬两根线，你说能织出多少种图案花样？千变万化！没有底！这门学科材料不同、风格不同、工艺不同、设备不同，引起织造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同。比如“氨纶”这种材料在纺织物品普遍使用，它有弹力，涨力大，原来只用于织袜，后来用于服装面料，做紧身衣很好，一下子就流行了。
工艺技术是生产力，有时一项新产品能救活一个企业。我们学校原有一家服装厂，因为老是亏损，厂长辞职走了，学校叫我去管，这是一九九三年夏天。我九月份去，搞了一只“大小姐”的面料，将涤纶与人造丝交织，这只产品的特点是粗犷、流畅、颜色鲜艳，市场肯定欢迎。但难度是染色，涤纶染色要求温度高，而人造丝温度不能高，否则要剥色。我要求印染师傅控制在一百十度，不能超过这温度。结果做得很好，产品一上市，就畅销，每米挣三四元的利润。仿造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来偷技术，我们只好把厂门关起来，一个月时间我们就扭亏为赢。你想想，实用的工艺和技术就是这样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前几天，杭州有一家纺织企业招聘外语人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去了两个，我校去了一个英语大专班的学生，这家招聘企业不选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把我们的大专生应聘了。为什么？他们招聘的办法是拿出一张报关单，叫每个应聘的人填，并能讲出来。我们的英语班开了国际贸易课，我们讲了如何报关、如何做单证，而且侧重学了有关纺织专业的英语，所以我们的大专生被选中了。我们侧重实用，这是社会的需要，市场的需要。
我们办学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企业碰到什么技术难题，只要来一个电话，不收一分钱，我们马上去帮忙。这学期柯岩一家新办的印染厂要安装和调试设备，我们派印染老师戴正明和周雪峰去帮忙，适当的减少了他们的课时。我们学校与企业挂钩在全县有三四十个教学基地，不少老师聘为企业顾问。
我从一九八七年下半年开始当这所学校的副校长，我仍然坚持上课，讲《织物组织与纹织学》。我们现在不但培养专业人才，还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外贸英语》以纺织品外贸为主，但也学《纺织概论》。
时代在发展，教学要与时俱进，“培养技术人才，繁荣地方经济”是我们的宗旨。绍兴的纺织业已经是中外闻名了，但是还要在材料上、工艺上，产品方面创新，比如现在大多生产服装用布，应该向装饰布和产业用布发展，如绝缘布、防水布、打字绸、滤网布、降落伞布、人造血管及高速公路下的铺布等等，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我经常对老师们讲，我们的教学关系到学生的前途，学生到我们学校是来学吃饭本事的，你要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当自己的弟弟妹妹看待。你的孩子，你的弟妹在上课，你能耽误他们吗？你误人子弟，以后他们凭啥去社会上立足？你误人子弟，我们学校还有啥信誉？
我是搞织物分析的，我能将一小块样布不走样地仿造出来。十年前马山有一爿厂年薪十万聘我去，我不去。我没有汽车房子，我的学生有了成就，当了厂长，他们工作出色，节日来个电话问候，过年了寄张贺卡来，我感到比什么都好。
我们学校有一百三十一个老师，二千五百个学生，再过一年就是校庆二十周年了，回顾二十年来学校的成绩，就是为绍兴县的经济发展输送了一大批人才，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学校有了一流的教学设备，有标准实验室三十个，服装工艺、计算机、CAD、剑杆织机等实验设备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我们还与浙江大学合作，成了浙江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绍兴分院，每天有浙江大学的老师坐班车来学校授课，来校讲课的还有绍兴文理学院和浙江工程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科技学院等六十多位兼职老师，我们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绍兴的跨越式发展培养更多更高级的技术人才！
第五章 水
25、“大鼻头”急了
他爱打抱不平，做出头烂，只要村民有怨气的事，他问明白后，都会去跑脚头。高高的身材，黑里透红的脸膛，一个大大的鼻头，这就是鉴湖镇横桥村的机电工孟兴尧——
要写我作啥？我又没有错事做过，我是农民伯伯，做做吃吃，勿哽勿噎。不过，要说写我的东西，有桩事体还好话话，就是十多年前我告状的事。
告啥状呢？污水。全村好多人都骂，都勿想吃的是污水，洗的也是污水。污水都是印染厂里流出来的，一天到晚地流，上面头头勿来管，我就去找头头告状，是村里好多人要我当代表去告的。
我今年已经有半百多年纪了，是属蛇的。老婆叫阳双央，为我烧烧菜饭，洗洗涮涮。一个小孩十六岁了，在读初中。我娘与我阿弟在过，爹爹已过世。我们只有两兄弟，我是老大，只读过两年夜校，自己的名字会写，有帐只能小算小算。我也是我们家中的一棵大树。我娘与我讲过，叫我做事体要想想别人家，好事多做些，坏事千万勿要去做。那时候，我们这里是城南乡。我在大队里开机船，社员与我关系都好，蛮客气的，他们有忙要我帮我都尽力。在选乡人大代表的时候，社员们都推荐我，我就这样高高兴兴地成了乡人大代表。那几年，冯张法是乡党委书记，我作为人大代表，要为人民群众说话。最大的问题是污水。我用家里的一只白铁水桶，一桶大概有二十公斤水好装，每天拎一桶家门口踏道边的污水，走到几里路远的乡政府找书记冯张法。早上他一上班进办公室，我就把一桶污水往他的办公桌上一放，与他说：“冯书记，我们横桥村的水，你到底管不管了？”他总是皱皱眉头，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回答：“管，要管”。叫我有话慢慢讲，气耐耐。
我们村是个穷村，靠的主要是一千多亩田，全村五百多户人家，一千六百多个人口，一年到头都在田里忙。这鉴湖坡塘江上的印染厂，特别是我们邻村的凤凰印染厂，只要他们的生意一好，我们就替死，好处没得，坏处成堆。我们村的后边有个小山头，新的坟头又多几了个，年纪还不大，都得了独个头字的病，村里人都在讲，是这坡塘江里的水毒，把命夺走了。村里人烂肚子的多，鹅鸭牲畜下水就勿长，水草螺蛳越来越少。村里的养鱼承包户，叫孟阿龙，北面池塘都是他包去的，他放养的鱼每日都有翻白的，捞了一划船这种鱼还勿能吃，都是头老老大，尾巴实实细的，一看就勿象好鱼，这鱼投胎到我们坡塘江里，真当叫做冤枉。
冯书记马上打电话给凤凰印染厂，叫厂长到乡里来趟，厂长到乡里后，话的总是好消息。一是这几天污水不直排了；二是付给我们村里每月钞票三百元，按每天用木船去远地方载一船水计算，每天一船，一船十元，就是三百元。这样，有好长一段时间，苦头实在吃勿过。后来，其他村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况，事体大了，乡里县里都着急起来了。我想，我大鼻头急得还值得。
过了不长时间，城南乡这边变成鉴湖镇了，冯书记在大会上讲，要搞个大工程，是治理坡塘江污水的“鉴湖复鉴”工程。冯书记是管大事的，他讲，我们绍兴是搞纺织印染的大县，鉴湖镇的南池江和坡塘江两岸有八、九家印染厂，三十多只染缸，三条漂白流水线，每日排放的污水有四千九百八十九吨。市县镇里都对污水治理下了决心，花五年时间，整治方案是八个字“治理转产，接受搬迁”。要二千万元总资金，厂里都要承担投资费用，下谢墅印染厂五十万元、光明印染厂二十五万元、财政十五万元，还有银行袋款、环保部门补助等。镇里专门挂出了“治污办公室”的牌子，全镇上上下下意见都是一致的，就是把污水弄清爽。
记得最大的一笔费用，是要在下谢墅村建排污泵房，全长四公里管线，管线直接接入浙江涤纶厂。到一九九五年，污水全部接入了市里的排污管线，河水好起来了。政府搞的“复鉴”工程，就象变戏法，污水变清水，我大鼻头真当高兴，后来一直没告过状了。
26、封缸
办事既讲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县环境监察大队队长陈新荣，中等身材，长方的脸，一双活灵灵的眼睛职业性地仿佛随时在观察着什么，文质彬彬的他在环境监察岗位上，已走过了十年的风雨历程——
说起封缸这个情况，我是赶上了时候。因为，我就是在全县大面积封缸限产前夕，从县委办调任现在这个岗位的。我在这个岗位上深感自豪，又感到担子不轻。因为，绍兴是水乡，绍兴经济的发展因为水富，也是为水而难。我是马山宋家溇村人，自一九六二年从娘胎里降生这天起，就是喝家门口的河水长大的。我家里只有两兄弟，我是老大，父亲已过世了，母亲现在与我弟弟一起过，都在马山。我家属是教师，是树人中学的办公室主任，有一个女儿正在读小学。我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对自己在干的工作充满着热情，我家里的人都很支持我的事业。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尽好绍兴环境监察的责任，尤其是水源，这是我环境监察的重中之重。
对印染企业进行大面积封缸限产，我记得是在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两年。其实，这么做县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当时，全县有一百三十二家印染企业，六十四个乡镇除了个别山区乡镇之外，几乎个个有印染厂。这样，就导致布点重复，污染严重。相对比较集中的是钱清、华舍、安昌、马鞍、柯桥、福全、漓渚等镇，这七、八个乡镇的印染加工量占全县印染加工总量的70%。因此，这些乡镇也就成为我们监察的重点。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老百姓千家万户，每天要喝要用的水没地方去取了，黑乎乎的污染水，谁都怕，谁都骂。安昌、齐贤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能吃到清爽水，晴天时，男女老少起五更就挑着水桶，争先恐后地到沙山里去挑泉眼水，我看他们带着舀水的勺子和碗盆，一下一下地跪着在舀，泉眼很小，取水的人多，他们为水四处奔波。于是，冒出了一批水贩子，他们用大的塑料桶，从山区的山塘水库里运出山来，装在板车上，进村走街地叫卖，少则五六元，多则十元左右一桶。每遇下雨天，他们都用坛坛、罐罐、水缸接天落水，家家户户都把这储存吃用的水，当桩大事体。以前，都吃惯了家门口清澈的河水，遭遇了印染污水，千家万户呼声强烈。
企业总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希望生意越多越好。当时的印染企业内部都设了加班费，染缸昼夜不停，污水直排河里，不少企业都是偷排、漏排，我们搞监察的一边接待群众告状的事，一边要下企业去巡查或突击查处被举报的企业。方徐印染厂是斗门的一家村办企业，一九九五年，我们接到方徐村群众的举报，说村里的印染污水在直排入河，河水已发黑发臭。那年，我还是副大队长，听完举报情况，就直接与邵立聪局长汇报了实情，局长态度很坚决，用他的小车，马上向县政府汇报，要求实行联合执法，工商、财税、电力一起出动。我们到厂里后，马上抽样取证，只见车间里一片繁忙，河沿里的排污管哗哗地在流。我们分头填单、拍照、笔录，一切监察手续到位后，把姓徐的厂长从办公室里叫了出来，叫他在事实面前承认并签字。回来后，马上向分管工业的徐茂龙副县长汇报，决定按规定封缸停产。作出这样的处理，徐厂长多次找关系要求恢复生产，我们没有松口。要求他完善污水处理设施，接入市里的排污管网，才能恢复生产。他这家厂，有七只染缸，二百多名职工，积累的资金不多，而接入市的排污管网共有六公里多长，投入资金要一百多万元，他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所以，厂门只好暂时关着。但是老关着，也不是个办法，我们也帮助他们厂一起到市城建委去商量，他们自己也多次到市有关部门去做工作。一年多后，徐厂长凑凑刮刮的把入网资金备好，终于接入管网，我们才松口。使污水得到集中处理，按国家标准要求排放。一九九六年六月，我们环保局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违规机缸封存行动。共有九十四家印染企业的七百二十八只机缸被封存。
随着市县外排工程的联动运行，还有全县“一厂一治”的普及，印染污水得到有效处理，水源水质得到恢复。同时，市县出巨资建造的小舜江供水工程，解决了绍兴人民的吃水问题。尽管如此，我们的监察工作始终没有放松。从去年六月一日开始，我们还设立了举报奖，不久，就冒出两个举报专业户，一个姓王、一个姓毛，两个都是三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其中一位，不到一年时间已领了一万多奖金了。这两个举报专业户很有特色，他们俩合买了一辆摩托车，白天的时候，在各印染厂家的四周巡视，如发现有偷排、漏排的，就骑车离开现场几公里的地方打电话举报，都是与我们单线联系的。等我们一到，他们再领我们到现场。这样，既保密，又能避免厂方报复，我希望这样的专业户多些再多些。
27、自 治
胖乎乎的个头，言语不多，吹惯了西北风沙的吴子明，在县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的岗位上，双脚不停地为基层办事，他需要月月汇集信息——
我是绍兴市区人，一九六九年，我响应号召，到内蒙支边。有幸在内蒙读书。一九七五年，在哲里木盟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调盟科技局。一九八五年，调到城乡建设环保处。一九九二年，绍兴县环保局成立，我知道这个消息后，调回到县环保局，在局办公室工作至今。我在这十年的工作中，感触最深的是绍兴经济发展快，与盟不同，这里乡镇企业发展迅速，还有我童年时非常美好的河水遭到严重污染。一九九二年以前，绍兴县有环保机构，在城乡建设环保局，内有环保处。机构分设独立，与治理污染有关。当时，绍兴市委书记陈礼安有首顺口溜叫“钞票是多的，房子是新的，水是黑的，命是短的。”污染源主要是工业污水，90%是印染废水。自来水有许多村还没有接通，村民饮用靠河水，村民有纠纷。我们局在处理污染中有个做法，是硬性的，就是责令污染企业，必须要用船运回干净水，分给村民饮用。
当时全县有百余家印染厂，污水多，作为一个环保工作者，感到责任大，所以动作也越来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大。水污染治理，我们是从点源治理开始的，一个厂一个厂地治理，这是点治，要求每个厂都有污水处理设备，要使污水经过处理后排放。在点源治理上，全县投入了六千多万元，水治理好了，污水池里沉淀的污泥，主要是处理时加入的硫酸亚铁和硫酸铝等药剂，经过气浮、沉淀的处理产生的污泥，用泥浆泵打到地上后，天一下雨，就会造成二次污染。为解决这个问题，处理设施要配套，进入污泥压滤机，经过压滤后，许多干燥污泥掺入燃煤烧掉，解决二次污染问题。后来，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向一镇一治、联片治理方向发展。
其实，我的解释是“一厂一治”只是污水的一级处理，主要是沉淀法、气浮法，到后来发展到二级处理，达标排放。二级是在一级基础上作生化处理。当时，杨汛桥宏大针织厂是全县的首个试点，厂长孙镇发也很重视，他们厂在建造设施时，我去的，通过验收时，我也参加的。看到他们排出的水池里，还养了几条鱼，这说明水已达到排放和可供鱼类生存的要求。当时，每个镇都要百万元的投入，建造污水处理池。后来，在处理的技术上，是托中国纺织大学的环境工程系林少宁教授，县里聘他为城建环保局副局长，他是专门研究印染废水治理的。他搞生化处理，用微生物来分解印染污水中的有机物，不定期有时用活化法，就是加入化学药剂，使有机物被药剂吸附分离沉淀。那时的废水浓度低，成分单一，可是有些助剂，由于生化法用后效果都不太好，活化法效果较好，最后全县推广，有一百零八家印染厂都有活化处理装置。这年年底，绍兴市长张启楣为兑现上半年时说的“河水清了后，他乘机船来看，过关了，他拿着茅台酒来庆功”的诺言，结果，市长在机船上转了一周，看到了复清的河水说，他随身带的几瓶茅台酒就作为这天的庆功酒，一杯杯地干掉。大家看着清清的河水，欢笑声响成一片。
28、再造一个鉴湖
凸颧骨，凹眼睛，出口谈“水”的谢张洪，对小舜江供水工程建设深有体会——
都讲绍兴是江南之乡，但是，水乡缺水。我现在是为绍兴送水。我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从县农办一直被借用在县小舜江供水投资有限公司至今，已有5年了。我是小舜江供水工程的参与者，我就结合自己的工作，谈点感受。
小舜江是曹娥江下游的主要支流中的一条。主流是南溪，发源于嵊州竹溪赤藤岗，流经谷来、显潭、马溪、王坛等地，与发源于稽东胜起岭的北溪汇合后，经双溪、庙下、汤浦，在上浦小江村附近汇入曹娥江，全长七十公里，流域面积五百五十平方公里，多年平均经流总量为三点四四二亿立方米，主体水质达到饮用一级水标准，是理想的饮用水水源。
小舜江工程由水源工程、输水工程、净水厂及移民工程组成。水源工程实际上就是建造一个汤浦水库。坝址在上虞汤浦镇南一公里处，距绍兴市区二十七公里，集雨面积四百六十平方公里，设计总库容二点三五亿立方米，日供水量一百万吨，工程分二期实施，其中总库容零点九四亿立方米，库区五十平方公里，水面十三平方公里。日供水量四十万吨。输水工程，汤浦水库配套输水工程分为二个方向，绍兴方面通过全长约十二公里的输水隧洞，利用低谷电提水，将汤浦水库之水引至位于我们绍兴县宋六陵旁的净水厂，上虞方向从坝下直接用管道送至水厂。从汤浦到富盛山溪口出来，中间有调节水库，一百万方，抽水泵房，用的就是后半夜的低俗电。净水厂，现已改成宋六陵水厂，供市区和我们绍兴县平源乡镇。水厂由市里控股，占51%，绍兴县49%。还有输配水管网工程，从水库隧道到水厂，再送给千家万户，进市区的由市里投资。进县里的由县里投资。工程从皋埠阮家湾开始到柯桥的县自来水公司，共有三十四公里长的主干线，口径从一点八米到一米之间，还有通往各乡镇的支管五十九公里，共投资二点五亿元，前面几大配套工程县里折合已达八亿多元的投入。
我从参与小舜江工程来，感到当时移民工程是难度很大的工程，我有深刻体会。整个小舜江工程，实际上是市里牵头，由绍兴县和上虞市参与的项目。我重点结合移民问题讲。在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的三年中，我重点是做了移民工作，工程总移民一点六万人，涉及绍兴县的是一千九百二十八户，五千七百六十八人，共有七个行政村，辖属王坛和平水镇。移民的安置点涉及十四个镇六十七个村的九十个安置点，一般五十至六十人一个点。县里专门成立了移民领导小组，县委书记徐纪平在任县长时，他任组长，下设了小舜江工程办公室。我们先是调查，花了三个月时间的宣传发动，对整个库区我们划定了范围，抽调了市、县、镇、村四级的联合调查组。重点是调查库区淹没线下的实物，同时，到村到户。移民很有想法，要搬迁的地方是王坛、平水是南部山区的粮仓。地域好，老百姓生活环境条件好，他们溪坑旁是公路，公路旁是村庄、村庄对面是粮田。这是他们世世代代生养居住的地方，留恋故土的情结很深。我当时，直到现在来说，很理解移民户群众的心情。我认为，这种情感是用金钱无法等值和换取的。
舍小家为大家，安置移民作奉献。这是我们负责移民工作和移民户两者配套的境界。移民户最关心的是，给他移到哪里、什么时候移、赔偿政策？我们越是这时候，越是正面引导和解释。先是对房子的丈量，对主房、附属公建设施，山塘水库，机埠机耕路、高压线等进行调查登记估价，结果全部上墙公布。房子产权部门评估，共有四十多万平方米，移民资金共两亿元左右。县里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移民意见，我们移民的办法是“大分散，小集中”。经济发达的地方，就靠实力的优势，安置后无人上访。要求共有三条：一是要安置在交通方便的村；二是要有经济实力的村；三是村级班子战斗力强的村。对移民有四个政策，补偿、安置、补助和另外两点补充意见，印成了小册子，共二千多本，发到安置村镇，同时也给了移民村镇，这些准备工作，归纳起来是四句话，“移得出，安得下，稳得住，尽快能致富”。这样，移民能接受，政府也能承受。
我当时想，移民最大的急事是住房，最根本的事情是就业，安居后，还要能乐业。否则，就不稳定，农民是实打实的，尤其是山区的农民，他们生性纯朴，肯吃苦，但观念上相对比较封闭，这只能靠环境去影响。要他们移民，这是服从大局，是硬性的，但移民后，要他们把生活过好，这是软性的，靠我们的服务引导，还有他们自己的适应和配合。这有个过程，一代与一代都不同，不能苛求移民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搞服务引导的，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做些实事，多说些实话，也要争得移民的理解和信任，不应是对立面，应该是同一面的，都是为了千家万户的利益，这千家万户，老百姓总是绝对的大多数。
建安置房，图纸是统一设计和统一建造的，造价、规划也是统一的，共建了一千六百四十六套，三十二点四七万平方米，在移民新村，水电路都是配套的。
动迁的时候，我们是分两期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九九年八月。这两次，都是县里发动，专门成立搬迁指挥部。我在做两期工作动迁时，忙得团团转，忙的是有想法的移民，他们有信访到市里县里，最后却到了我们小舜江工程办公室，他们坐着，我们就给他们倒茶递烟，耐心解释把他们当客人，当亲人。搬迁的那天，县里组织了五十辆卡车，跑了数千车次，载的时候家具用卡车，人用面包车，这样安全，没有发生一起事故。
移民搬迁后，把房子堆平、清库，尤其是河道的障碍物清除，最重要的是猪栏，茅坑，要对污染源进行处理，县卫生防疫部门就组织力量用漂白粉处理。移民到新点后，我们就编组，每组大约五十至六十人，方式是自愿搭组，搭的人是摇号出来的，有公证处在场，搭组结果上墙公布。皋埠和陶堰的移民点相对说有些难度。因为，这两个镇实力没有西北方向的乡镇有实力。刁泥山移民点去的人就少，移民的理由是交通不好，原来，这地方公路还没有硬化。后来，我们就去丈量解决了刁泥山到甘山的近五公里公路硬化。县里拨款二百万元给皋埠镇，自来水不通的都接通。王坛镇的里村有四百多户，一千四百多人口，全村进了十四个安置点，他们分别安置在马鞍、孙端、陶堰。这个村黄姓是大姓，村中还有大台门，古色古香的，有一定的历史，但是是共有财产，我们在调查中，就分别按这台门时的辈份后代进行梳理，将有份的子孙给他们列出来，分别赔偿。但是也有好事多磨的。一九九八年六月，在王坛镇会议室和一九九九年四月在平水度假村大会议室里的两次编组摇号都作了公证，王坛的长征村，才二百四十户人家，七百四十六人开始时的政策是叫移民自己搭配，结果搭成了十一个组，有三户困难户没被搭进组里。我一想，不好，这三户不就成孤鸟了吗？搭进去后，又散掉了，再做一部分人工作，搭好后，又有人不愿意了，还是散了。我们终于想了个没办法的办法，用倒搭法，对原先的十一个组抓阄，也就是先做成十一颗阄，其中只有三颗是有1、2、3三个字的，其他八颗是空白的，谁抓了有字的就应接收一户困难户。这下灵，一下子搭下去了，谁也没什么说了。我们与移民户说，要相互照顾，出山后，一个组，就是一个家，是个不小的大家。
超长线路，超大口径，跨区域供水是小舜江供水的特色。下一步，我们要制定全县的十年供水总体规划，其次，把铺设二期供水干线，使日供水能力达到四十万吨，扩建滨海工业区水厂，再是加快城市及镇级管线建设，全县今后五年，小舜江供水管线建设总长度要达到三百公里，改造建于八十年代各镇，街道的供水管网，消灭供水空白村，使小舜江水真正流入全县的每户家庭，流进每个人的心田。
29、移 民
一口清脆的嗓音，耳朵大大，下巴尖尖的民生村移民组组长于国明，与移民组的乡亲一样，对老村老屋总是流露出深深眷恋——
我是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照县里的要求，按时从王坛两溪村搬出来的。当时，上面有规定，按要求搬的人均可以奖励一千元，我家是四个人，共奖了四千元。我想，小舜江工程是政府为老百姓吃上好水，花大本钿搞的工程，决定要搬迁的总是要搬的，拖后腿出难题，有啥意思？迟搬不如早搬，奖励不少，还能落个好名，我绝对不做钉子户，但是有困难和问题是要跟政府提的。
我抓阄编组在华舍民生村，这里还好，交通特别方便。原来，在山里头时，出门等车，要走几步总是急不得，半天一天回不来。现在，几分钟一班的公交车、中巴车，的士都有。不过我和我家里的人，总的看是生活和生产上与原来有距离，还没有完全适应。像我一户人家，有四个人，原来有一点六亩耕地，二点四亩粮田，一点一亩雷竹，一点二亩桑村，九亩多柴山，二亩茶山，我们一年到头不外出，翻翻地头，上上山头，每年稳笃笃有二万多元收入。所以，我们原来的地方有“山区小平原”的名声。
移民后，都变了。雷竹、茶叶、毛笋都没有了。现在，心里都会随时想起在山里时的季节，收啥东西都是有底的。现在，到民生村后，好象有些空荡荡，只分了一点六亩水田，每人才四分，种种粮食成本除过，要亏。另外，只有靠本事吃饭了，我原来做过木作，就找些活做做，老婆没有事好做，面对的是一个好象都可以去做，但又不知一下做啥去的市场。我正在想办法去适应，日子要过下去要抓经济，我是一家之主，要挡牢。
好在移民时，有笔赔偿费。我老屋是砖木结构的，有一百一十六平方米，是我爹传下来的，后来，我自己造了一百三十平方米的楼房，二层楼，共赔了三十七万元，农作物赔了十一万元，共四十八万元，移下来时，用了点，剩余的钱，以后要开支出去，小孩读书，头痛身热，买东打西都要钱。不过，我小孩说移出来好，比在山里头热闹。我一九六二年出生，属老虎，今年虚岁已经四十二岁了，最大的目的是要让小孩把书读好，大起来有用。我有五个兄弟姐妹，移民后都分散了，只有一个阿妹与我移在同一个村，有个阿妹移在齐贤，大哥在四川，三哥在南京。我们移民组共七十三个人，二十五户人家，叫我有事体招呼招呼，其实我也做不了什么大事，组里推荐我当组长，我就试试看，每年有二百元报酬，这是村里和组里对我的信任，我想，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好，会与民生村的本地村民相处得更加团结和睦，一起致富奔小康的。
30、地下长龙
圆脸、慈眉、头微秃的王定虎，年近花甲的他，说话有条有理，三句不离本行，他从事的是行善积德的民心工程——
想了解绍兴的污水外排工程，找我就对了，我几乎直接全程参与了这项工程。绍兴是古时候大禹治水的地方，可以说，我们这项工程是“当代的大禹治水”。大禹治水解决了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而我们这项工程则是在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我觉得意义是同样远大的。
我来负责这项工程，说明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和环保打交道了。我一九五四年出生于农村，是绍兴柯桥中泽村人，家里世代务农，我的长辈基本无文化。我也只有小学毕业，从十四岁起我就不读书了，在生产队当过会计、植保员等，尤其是植保员可以话是我当干部的起点，因为我一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二没有从军的经历，三没有亲戚家属在当干部，所以我当这个干部是一点背景都没有的。但是，我这个人有个好处，做事体相当勤快，一个人可以当两个人用；做事体的时候喜欢动脑筋，喜欢钻研，这一点应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一九七一年，乡里成立了植保站，要下面十二个村各推选一人到乡里工作，我们村推选了我，最后，由我和另外一个人管理全镇一万多亩田。我是从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在乡里领工资的。一九七八年时，乡里抽调了一批干部，我突然从植保站调到了管墅乡当党委副书记，管理十二个行政村。一九九二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成为了杨汛桥镇的党委书记，一当就是四年。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三日，我当上了绍兴县环保局局长，二OOO年六月，在环保这个岗位上，我退居二线，当了环保局的党委书记。二OO一年，我从环保局内完全退了下来，在刚成立不久的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担任了董事长。从一开始的植保员，到不久前的环保局局长，再到现在这个职务，中间虽然绕了一个圈子，但还是回到了环保的岗位上。
从我的经历来看，我干环保干了不少年。所以，对绍兴县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水污染的严重性，是了解得比较清楚的。我还记得刚上任没几天，就有不少老百姓来告状，说这个水像墨汁一样，水里面一条鱼也没有了。老百姓还编了两句顺口溜，说：“国民党无饭吃，共产党无水喝”；“鱼米之乡不见鱼，平原之乡无水喝”。那时渔场都没有了，老百姓喝水要到山里一桶一桶背落来，很辛苦。因为水污染如此严重，直接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绍兴县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所以一九九五年底，也就是我上任之前，这个排污工程就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做法是：污水管排，山水蓄排，河水快排。鉴于这些污水主要来源于纺织印染厂的废水，所以我们在一期工程铺设管道时，采用了三级铺法，县里铺总管，并下设了八个泵站：柯西泵站、华舍中心泵站、安昌泵站、马鞍泵站、福全泵站、周山泵站和钱清一站、二站；镇里铺分管，分管是连接到总管上的；有污水排放的工厂铺支管，支管是连接到分管上的，这样就实现了“一厂一治”。这些管道总长一百二十公里，总排放量是十五万吨，主要分布在绍兴县西部，连接了杨汛桥、钱清、湖塘、东浦、柯桥、华舍、安昌、马鞍和齐贤这几个镇。一期工程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省政府领导张启楣和国家环保局领导藏玉祥参加了竣工典礼。二期工程是一九九八年开始建的，当年就完工并投入使用了，总排放量也是十五万吨。三期工程是从二OO二年，也就是去年开始建的，预计总排放量是二十五万吨。这项污水外排工程总投资为四亿元，其中一期投入了一点八七亿元。但是，从一开始，这项工程就面临着“四无”问题：无资金、无技术、无办公地点、无设施。这项工程的资金分为三块：总管由县环保局负责，分管由镇里负责，支管由企业负责。县环保局的资金是这样筹集的：各厂先交污水入网费，这一步一共收了四千多万，我们又从建设银行贷了二千多万，这才基本解决问题。然后我们又问别人借了车，向县政府借了房，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这项工程。而这些排污管道投入使用后，我们却实现了“四化”：治理结合化，投资社会化，管理企业化，运营市场化。投入运营后，我们收取运营费每天每吨零点八五元，这样一来，到现在，我们只有存款没有贷款,实现了盈利。在我们之前，全国的污水治理机构都是亏本的，当时的国家环保局解局长，对这项工程的运营方式也表示怀疑。可是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成功的，后来，解局长在杭州召开的经验推广会上，把我们这套运营机制向全省、全国推广，甚至还向国外介绍经验。为此，一九九八年的时候，绍兴县环保局被评为“全国满意公务员集体”；一九九九年的时候，绍兴县被评为全国“生态示范县”。
但是，这个排污工程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把污水集中起来后再直接排入曹娥江，不让污水流入绍兴的河道。虽然曹娥江的容量比较大，有一定的自我净化能力，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治污才是根本。一九九七年的时候，县政府就立项要建能处理十五万吨污水的污水厂，这时，市政府提出要与县政府一起搞这个项目，经过开会讨论，仔细磋商后，一九九八年初，由绍兴县环保局带头，成立了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由它负责搞这个市县合并的三十万吨的污水厂。接下来就进行工艺招标，有七个国家的设计单位前来投标，包括：日本、瑞典、挪威、俄罗斯、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国内也有吉林化工、天津市政设计院、北京环保设计院等六家单位前来投标。因为国外的设计院要价都比较高，像德国的设计单位光是设计费就要五千万，还有，因为我们的污水的主要污染物COD的指数很高，最高可达到二千，水的PH值达到十一，呈强碱性，所以物化处理不能解决问题，而使用生化处理又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国外单位提出的方案都不是很理想。最后，我们决定使用国内的设计院。我们请了浙江省和国内的印染污水方面的专家，在六个设计单位中选了两家做小试，然后请专家们进行评审，最后选定了吉林化工做总试，总试费用为八十万，设计单位出一半，我们出一半。这次总试历时八个月。然后，专家们召开了论证会，结果是总体肯定，局部否定。于是又做了第二次总试，结果还是勿好，然后又做了第三次总试。这样一拖两拖，就拖到了一九九九年底，最后敲定由吉林化工设计。这个污水厂的一期工程总投资是五亿多，占地一千多亩，主要是采用了厌氧、好氧、絮凝沉淀的生化加物化方法，在二OOO年四月动工建设。到二OO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时，基本建成，实现三通：通水、通气、通电。二OO一年六月时，正式投入使用。这个污水厂的建设我们又做到四不：企业不筹资，政府不负债，耕田不占用(采取围海的方式)，人员不增加。而建厂的资金由国家的拨款八千多万，地方债券六千多万，以及二亿的工程贷款，分四十年还清。建成后，这些污水管道一直保持着高效、稳定、安全地运行，主要污染物COD的削减量很大，进入污水厂的COD指数是一千，出水时是一百八十。这一期工程还创造了好几个全国之最，所有工业废水、城市废水集中处理为全国之最，COD的削减量是全国之最；治理的单位容量是全国之最。
接下来污水厂的二期工程在二OO二年立项，总投资六点五亿，占地五百五十亩。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可行性报告很快就通过了，然后用了勿到三个月的工夫办好了征地等事情，接下来，我们进行了土建招标。二OO二年九月份，施工队进入了工程现场。在工艺方面，和一期比起来，二期更加先进和优化。首先，它采用了意大利工艺：在进行了工艺优化论证之后，我们决定采用意大利泰克皮奥公司的全生物污水处理技术。采用这个技术，使我们降低了处理污水的成本，一期工程中，我们采用生化加物化的方法，处理一吨污水的成本是九角多，而二期采用了全生化技术，处理一吨污水只需要三角多。而且COD的削减量也提高了，变成进水时一千八百，出水时一百二十。在设备方面，二期也超过一期，而且二期中有勿少设备是国产的，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成本。在二期工程中，我们还造了十二只直径六十六米，深五点五米的沉淀池，八只长一百七十四米、宽八十四米、深十一点二米的生化池，可以蓄十三万方水，相当于一只航空母舰。在二OO二年底，土建已经有70%做好了，设备招标也已经完成了。预计今年六月，土建将全部完成，九月，二期工程将投入运行。
现在，我们的三期工程已经立项，我们将投资八点二亿，占地二千多亩，采用循环经济，造一个能处理二十万吨污水的污水厂，一个永久性的污水排放管，和一个污泥发电厂。特别是这个污泥的处理方法将是一个突破。原来我们处理污泥的方法就是卫生填埋，但这不是污泥根本的出路，现在我们想利用污泥发电，我们预计这些污泥将相当于六万千瓦的机组，一年内可发电二亿度左右。这个我们已经做过小试了，是可行的。还有，污泥还可以变成煤渣，做成砖，或者铺路做路渣。我们还预计这项工程建成使用以后，收入可达到一亿，利润可达到五千万。
我们这个污水处理工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它有“三大”：一、为大城市建设服务；二、为大经济发展配套，轻纺城、柯桥等地方经商环境变好，袍江工业区、滨海工业区等招商形势特别好，外商投资也十分踊跃；三、为大环保服务，勿仅仅是解决了绍兴市内的河水污染问题，对缓解海洋污染等方面也很有好处。同时，这个工程还达到了“五满意”：一是政府满意，为政府减少了环境污染的压力，满足了政府提出的要求，树立了政府的形像；二是社会满意，水质变好了，环城河变清了，市民普遍反映良好；三是执法部门满意，污水达标处理，全部采用电脑控制，数据清楚，执法部门监督检查起来很容易；四是缴费单位满意，我们降低了污水处理的成本，企业所缴的费用自然也降低了；五是股东满意，我们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是一个企业，我们60%的股份是属于环保局的，40%属于市水务集团，因为我们不仅没有亏损，还实现了盈利，股东自然满意，香港的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想与我们公司合资，目前已经达成初步的协议，总共十二亿资金，两家公司各出一半，股本金是各出两亿，还有60%的资金靠贷款。
这个污水外排和污水处理工程，都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对绍兴的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品味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基本没有休息日。我还记得，外排一期的时候，我光是北京就跑了二十多次。因为这项工程投资大，风险也大，土建、设备等方面都不能出问题，所以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在抓工程质量上。为了减少投资成本，我们的设备不是让建筑单位包销的，而是自己直接从厂家买的，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道管理费和税收。所以，市里铺了十八公里可处理污水十八万吨的污水管，用了一点三亿，而县里，铺二十二公里、可处理污水十五万吨的污水管，仅用了七千多万。还有，在围海填涂的时候，我们县环保局设计好工程后，预计要投入一千七百万资金。后来，我们精确地计算了填涂的石头数量，比起原来不通过计算而向海里随便丢石头，要节省很多成本，我们结果只用了七百多万就完成了填涂，而且质量也比原来的好。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需要二十四小时进行管理，十分辛苦。还有，围海填涂的手续是很难批的，就算是市政府开破几辆车也不一定办得下来，更不用说我们这个县级部门了(县环保局)。我都不记得我们往省、国家计委、环保局跑了多少趟，鞋子都磨破了好几双，最后，终于给我们批下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项工程一路走来也不容易，建造过程中，辛苦不说，困难也是一个接一个。我记得外排一期工程铺管的时候，我们的管子经过萧山夹灶乡。要从一座民房底下通过，其实这对房子结构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房屋的主人不同意，认为这对房子是一定有影响的，如果一定要从这个底下走的话，要赔他家四十多万。我去了二十多趟，嘴皮子磨破，才总算软化了，给了那家人家一点补偿，他们也让我们把管子顺利地铺过去了。还有，二期铺管的时候，要通过斗门一个养鱼专业户的渔塘，那个专业户要我们赔偿他一百六十八万，我们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大笔钱，我又是一次次的跟他去协商，跟他去讨价还价，最后，总算赔了十几万钞票了事。还有，因为污水的运输需要电，所以我们要在斗门、马鞍两镇插铁塔(电线杆)，一共是三十多根，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愿意，坚决不让我们插。后来，县、镇政府的领导都出面了，经过多次协调，最后我们以一根铁塔赔一万多块来解决问题。这样类似的事情实在很多，由我亲自处理的就有勿少。不过，现在，看到这个工程正在正常地运行着，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我觉得辛苦一点，艰难一点还是值得的。
31、全球500佳
个子不高，外表精干的县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沈来云，对申报“全球500佳”信心满怀——
绍兴是水乡，水是生命的摇篮。水给了我们绍兴人聪明智慧和丰富的物产，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生态平衡的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绍兴人都在为这个目标不懈地奋斗。
县委徐纪平书记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一个小康目标的“生态情节”。县委副书记、县长冯建荣认为绍兴县申报“全球生态500佳”，确实是件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事。
我是东浦镇庆丰村人，一九八二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环境保护系，一九八六年毕业后，曾分配在江苏农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一九八八年初调入县城乡建设环保局从事环保监测工作。七年后，内部调整工作岗位，我到了环境管理科。今天，我们新任的环保局局长丁生产叫我来谈谈县里申报“全球500佳”的有关情况。我认为绍兴县的污水治理其实是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从科学的角度看，代价很大。但是，当初如果印染企业不经历这样的治理过程，现在根本是无法生存了。过去，我们的治理主要是技术不过关，印染废水对处理后，排入内河，其实仍不能吃，不能用，而内河的自净能力低，绍兴的水不象萧山的水流动快，他们每天开闸，我们的闸不是每天开的，流动不快。有句话叫“流水不腐”，就是这道理。
申报“全球500佳”的意义很大。据我所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全球生态500佳”申报对象，可以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或一个人，到现在已有六百家了。它产生的办法是由民间推荐的。在我国由国家环保总局推荐，政府是把它作为激励环境保护工作的一大杠杆。二OO二年，全国各地在第一轮中推荐了三十九个，在第二轮中，推荐了三十五个。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荐，究竟谁能获得，要到二OO三年五月十六日“世界环境日”前才能确定。在最后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荐的五家单位中，以一个县为单位出面的只有绍兴县。以前，全国以一个城市为单位出面的有过，那是大连和深圳。
我们去申报的理由主要是对水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绍兴作为“纺织之乡”，在水污染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全县的环境曾因纺织印染的废水排放，使河水遭受大面积污染，当时的情况是房子新了，钞票多了，体质弱了，百姓的意见大了，印染企业自身的生产也难以正常运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那样的环境下，既影响了生产，又影响了人民生活。
绍兴人在实践中认识反思，人多地少资源紧缺的绍兴县，是江南水乡。我们的支柱产业是以纺织印染为主，要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要做到人口资源生存与环境相协调，这样，才能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因此花大力气，治理水污染。这一点县委、县政府的决心是大的，治污的战略也是正确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们改变了原来“谁污染，谁治理”的分散点源治理模式，采取“政府规划、企业化操作、集中治理”的方法，面对每天数十万吨的印染废水，先后投资十二亿元，铺设了三百多公里的排污管网，一次性建设了日处理污水能力达三十万吨的污水处理厂，使全县100%的工业污水和70%的生活污水得到集中处理，现在，污水处理厂的二期三期工程又在全面启动，治理环境污染的容量大了，工业发展的空间也就大了。
外地染布商评说绍兴好在有鉴湖水，这水“做酒香、染布亮”，主要是绍兴的风水得天独厚。目前，我们的污水处理要达到国标COD100，企业赚来的利润只能都扔到水里去。现在经过处理后水，投入虽然很大，但是效果也是相当大的。企业偷排漏排少得很了，加上群众举报力度大，一些不进排污管网的企业排污费也照100%收，如发现偷排漏排的还要加重处罚，他们也没必要偷排漏排了，这就强化了企业污水处理的意识。如安昌五洲印染有限公司，间接冷却水循环利用，大大减少了污染水，又节约了能源。记得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我当选省政协委员的前一年，我曾经搞过几个课题，叫“减碱量废水回用”，后来，这成果得到了国家环保局科技进步三等奖。现在县里申报“全球500佳”，我认为是全社会对环保认识的提高，也是对绍兴所做成绩的肯定，与其他县市有区别，绍兴是纺织印染之乡，必须治理好废水，这是对子孙后代负责。
另外，我们除了对水的保护治理，还对气进行有效的治理：一是对污染源进行集中治理；二是降低了企业用热成本；三是有利于安全生产。在集中供热上，我们十四家热电厂实施了网络供热，全县早已结束了锅炉供热历史。还对土地进行开发保护。实施了以环境整治为核心的“双字号”系列工程，美化了集镇村庄。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之路，最终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走生态经济之路，工业经济就难以持续，两者要有机结合。
我们不仅仅是治理，还要争创治理污染的先进。这项工作是从一九九七年做起，先是争创全国生态示范区，浙江省只有两个，还有一个是磐安。对我们以水污染治理为主的环境保护提出了新要求，就是争创全国环境保护模范县。夏履镇是我县西北部的半山区镇，有“竹木之乡”的美称。这个镇没有一家污染企业，空气和地面水质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森林覆盖率达83%以上。全镇生态从娃娃抓起，鸟语花香，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一九九七年该镇申报“全球生态500佳”，成为全省惟一获得“生态500佳”的镇。县里从中受到启发，就打算以县一级申报试试。当时，我们县委的徐书记向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汇报后，他说，县一级申报“生态500佳”的还没有。我们县里就编制了申报方案。后来，市里争创国家卫生城市，看到我们绍兴县在申报“生态500佳”，也要申报。当时，深圳已作为“生态500佳”城市，因为河水污染被境外媒体披露，“生态500佳”以城市一级的申报就停止了。这样，市里也就无法申报了。去年底，国家环保总局通知，再叫我们县申报这下紧张了，那时，离申报截止时间只有十天，我们环保局马上组织材料上北京，县一级的只有绍兴县。现在，绍兴县作为申报单位，获得提名奖是肯定的了。
没有绿水青山，难保金山银山。我们申报“全球生态500佳”不是为了争牌子，而是要使全县人民坚持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争创的过程，就是我们县委、县政府引导全县人民提高环境保护认识的过程，提高生态建设效益的过程，不是牌子到，万事吉，而只是起点。绍兴县是全国的经济强县，要可持续地走上全面发展的文明路子，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就纺织业而言，绿色纺织，是我们整个生产的过程，从原料到成品，都要符合环境要求，如生产过程中，不能排放超标的污染物。去年，我们柯桥经济开发区实施并通过了园区环境ISO14001认证，全国只有十七家，这就是张绿色通行证。加入WTO后，欧盟OTS100认证，我县已有永通集团等企业通过。
现在，绿色纺织已在探索无水印染、微波印染。水无污染，对水乡的水源保护就是新的希望。
第六章 四季芬芳
32、民以食为天
齐肩短发，面带微笑，清秀干练的粮食局局长徐国娣，以乡镇干部的朴实，管理着天下粮仓——
种田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从小就听老人讲，三十六行，种田头一行。记得头一次下田插秧，是在我十四岁那年的“双抢”时节，天气热得要命，这天中午，一点风也没有，田中央热得像个蒸笼，我跟在母亲旁边，学着插秧，社员们都说我，千万不要读“六株大学”，太辛苦了。难怪小时候吃饭，父母总是叫我饭籽不要狼藉，让我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我家在原新甸乡(现在已属钱清镇)中心村，一九八一年七月我从安昌中学高中毕业后，到新甸中学分校当英语老师，两年后的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告别校门，调任新甸乡政府妇联主席。在这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我的礼拜天休息日经常到田里去帮工学农，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我们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有。父亲在上海第一机床厂干工会工作，后来由我姐姐顶替。我哥哥那时从绍兴师专毕业，当起老师。我的理想是做与农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工作，把学到的文化知识，用到为农民群众服务中去。一九八四年初，我向新甸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乡党委副书记钱阿多和组织委员金传福给我做了入党介绍人。加入党组织以后，我先后当起了组织干事和组织委员，一直到一九九二年五月，我调任夏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没几个月，夏履就撤乡设镇，我成了夏履的第一任镇长。这期间我感到有一件事做得很有意义，那就是生态建设，夏履通过生态建设载体，强化镇民的环保意识，一九九七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命名为“全球生态500佳”。后来，我又接任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二年后的二OOO年六月，我调任物价局党工委书记、局长，又过了一年多，我调任粮食局任党工委书记局长。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从乡镇干部到县级机关局办的现任正职，深深感到知识面需要不断拓宽。读书学知识需要时间和精力，在乡镇或在局办，每天的工作总是忙忙碌碌，我时常有种求知的紧迫感。因此，我前几年参加了绍兴文理学院的经济管理函授大专班学习，同时，又参加了中央党校的经济管理中青年班本科函授。现在，前一张毕业证已拿到了，另外，我还在读香港公开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研修班的课程，今年底可以毕业了。我为何要不停地学习，就是为了适应自己的岗位，在工作中不断开拓创新。
从事粮食工作，我认为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上班那阵子，电视正好在播《天下粮仓》的连续剧，我每集都留心看，看粮食的发展史，看粮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实际上，粮食是个事关每一个人的大事，也是最实在的事。我们粮食局前几年出过一本粮食志，我抽空经常去翻翻。对粮食的理解我已不是原先概念上的理解。我从书上摘录过绍兴地方为何称“鱼米之乡”的内容，说是公元前六世纪，越部族居民开始从狩猎业和迁徙农业过渡到定居农业，是稻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并开人工养鱼之先河。经过历代开拓，平原以种植稻麦油菜为主，猪禽鱼兼盛，史称“鱼米之乡”。做过这张卡片，我这个粮食局长被人问起“鱼米之乡”来，就能说出个底了。
民以食为天。在旧社会，绍兴自产粮食仅能维持民食八个月，加上酿酒，制酱等传统地方酿造工业耗粮巨大。常年酿酒十万缸，年需糯米十六万石，所产不敷所需，缺粮著于全省。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科学种田，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在粮食生产上，绍兴县有段很光彩的历史，这就是东湖农场。我小时候就听大人讲过，后来，走上工作岗位，东湖一个个故事令人鼓舞。场里有本场志，里面就记录了很难忘的事。那是一九五四年土改结束，搞互助合作社，毛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国家的第一部宪法。他在听取省委书记谭启龙关于东湖农场科学种田情况汇报时，产生浓厚兴趣，第二天就到东湖农场考察。当时，天还有些冷，雨蒙蒙的，毛主席披着银灰色大衣，戴着鸭舌呢帽，步行在农场的田塍上。毛主席看到农场平整的稻田，长着绿油油的草籽和麦苗，虽然考察时间不长，但对东湖农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把东湖农场当作全国一个典型。以至在一九六O年三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华东地区省委书记会议，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时，建议省委书记们参观东湖农场。毛主席专列停在绍兴火车站，因为下雨，毛主席没有下车亲临，领导同志在省公安厅长王芳、县委副书记信荣传和农场胡香泉陪同下到农场田头、牧场视察。四五十年来，东湖农场在当时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传统，坚持“五百亩为全县六十万亩”服务的办场方针，把东湖农场办成“良种基地、高产样板、试验场所、培训学校”，成为全县乃至全省的农业生产火车头，受到国务院颁发、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参观团曾经遍及大江南北，还有来自美国、日本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九六一年前后，粮食产需矛盾突出，逐步制订和形成以控制吃商品粮人口为出发点的“农转非”审批管理办法。“文革”期间，正常的“农转非”受到干扰，基本冻结，造成许多欠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粮食状况好转，各类“农转非”按政策规定管理。一九九二年前，粮油票种类繁多，共有三十九种、二百五十七个票面。在我县，实际流通粮油票有十七种、五十一个票面。我小时候，从城镇到农村，粮食到处紧张，缺粮户很多，三餐饭能饱就是很福气了。有的还都是糠菜糊、萝卜饭、稀饭，有粮票到粮店里去买粮也是搭杂粮的，玉米粉、番薯干等等。只要能饱粥，下饭的菜是不讲究的，有乌干菜，咸酱瓜、青菜、萝卜油炒炒已经不错了。平时，如果那户人家在买肉、买带鱼咸鲞，是条件上层，有固定工资的人家。今非昔比，现在丰衣足食，粮食生产是高效农业，现代农业。
在管理粮食上，我们绍兴县是出过经验的，而且是党委、政府尊重群众首创的典型。早在六十年代，农业遭受灾害，粮食歉收，稻谷形势严竣，县委、县人大通过总结钱清公社岭江大队管理粮食经验和漓渚公社兰亭管理区建立粮食收支帐册、凭证的管理试点，于一九六O年前后，在农村人民公社统一建立粮食收、管、用制度。
钱清公社岭江大队，也叫山头李村，三面环山，土质瘠薄，东临小江，地势低落。解放前，洪涝为害，粮食亩产仅八十五公斤，二百零四户人家有七十二户讨饭，村里流传民谣：“山头李，山头李，满畈黄沙泥，落雨沉海底，眼泪咽肚皮”。解放后，一九五四年组织低级社开始，建立“以丘缴产，潮粮入库，集体保管”制度，一九五九年亩产达五百三十八公斤，比解放初增长五倍以上，除年年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外，超卖给国家粮食八点二五万公斤，历年来从未向国家要过一斤粮食，并结存集体储备粮四点四万公斤。他们的管理粮食方法有:包产到队，分丘计产，统一保管，统一分配，年终仓盈仓亏按各队上缴粮食数比例分担。后来，绍兴县十五个公社一百十六个管理区六百二十一个生产大队全面推广《岭江经验》，建立了粮食管理委员会、粮食管理组和粮食管理小组三级管理机构，从粮食翻晒、入仓、保管、分配、加工、消费等各环节共配备管理粮食的人员四千八百七十一人，这年四月，省统计局、农业厅、粮食厅在全省农村推广《岭江经验》，五月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南、浙江、江苏省委关于粮食和农村工作三个文件，中央在批文中指出：“浙江省绍兴岭江生产队管好粮食工作的经验很好，可以在全国推广”。尽管这经验已过去四十多年，但岭江的精神，是我们现在粮食系统员工求实创新的传家宝。
在全国粮食供大于求，购销价格倒挂，粮食市场低迷的形势下，系统上下顾大局、识大体，做到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每年都较好地完成省下达的粮食定购任务和调拨任务，抓好中央、省、县三级储备粮管理。贯彻粮食收购条例，加大了对粮食流通的执法力度，较好地维护了粮食市场秩序。一九九九年，省、市粮改执法监察小组对我县实施两次执法检查，检查中没有发现粮食流通中的违纪行为，得到省、市检查组的好评。二OO一年四月，全国开展粮食清仓查库工作，余姚市组成的省粮食检查组来我县对粮食库存进行全面核实清查，检查结果符合要求。
二OO一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加快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重大决策，粮食实行“一取消，三放开”。对此，县委常委、副县长章生建要求我们局调整工作思路，转变职能，从抓微观管理转到抓全县粮食宏观管理上来。围绕确保全县粮食安全这个目标。关键问题是建设好粮食市场，它起着调剂余缺、平衡供求的作用。绍兴亚太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座落在新329国道和新杭甬大运河附近的华舍镇沙地王村，总投资八千万元，征地二百亩，新建营业房四百三十间，新建交易大厅、仓库、码头及生活设施，力争吸引省内外粮食企业、经营大户来市场经商，努力把市场办成全省重要粮食交易中心。
随着粮食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和农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为应付粮食市场可能出现的波动，我们加强了粮食安全体系建设。储备粮是政府调控粮食供求、平抑市场波动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重要基础。根据我县现状，增加了县级储备粮规划，我县储备规模从原有的一点二五万吨扩大到三万吨，分三年到位，目前已达到二万吨储备规模。由于历史原因，我县储备的存放还处在点多面广、共仓混存的现状，为加强储备粮管理，实行专仓储存，我们抓了县级储备粮中心的建设。储备中心建在水陆交通、运输方便的齐贤镇立岱村，征地七十亩，总投资二千九百九十六万元。
近年来，随着我县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县粮食缺口比较突出。从二OO二年情况看，我县需完成省下达的早稻谷委托收购任务八千五百吨，本年度轮换县级储备粮九千七百七十七吨，两项合计早稻需求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七吨，而本县早稻收购最多只能收九千吨左右，早稻缺口达九千二百多吨。这仅仅是政府所需的储备一项，而从全县居民消费、饲料、工业用粮等发展看，年粮食缺口在十六万吨以上。对此，我们在对内发展“订单粮食”掌握粮源的同时，积极向外地拓展。目前，县粮食收储公司已在安徽、江西等省建立储备粮采购基地，去年已采购符合国家储备标准的早籼谷九千五百吨，保证了储备所需粮源的到位。会稽山米业公司、可口米业公司等在苏北、东北地区建立了优质口粮的粮源基地；科盛饲料集团在吉林建立了玉米、大豆等的饲料粮供应基地。年引进粮源在十八万吨以上，从而较好保证了我县粮食供求平衡。
针对新阶段粮食产销面临的新问题、新形势，以及粮食生产逐渐向市场化、专业化、信息化推进的新趋势，为顺利实现粮食储运、加工、销售一体经营，以龙头来带动粮食产业化经营。一九九九年以来，我们在培育龙头企业、开展粮食产销一体化经营上进行了大胆探索。一九九九年底起，投入七百五十万元，将柯桥米厂异地扩建为“会稽山米业”，配备了目前国内技术先进、日产八十吨的两条生产线，列入全省七个重点粮油加工企业之一。该公司在本地与农户搞订单，并在省外黑龙江八五七农场建立了粮食生产基地，“柯桥模式”得到了省粮食局的高度肯定，会稽山米业有限公司去年被评为“县十佳农业龙头企业”。目前，我县已形成会稽山米业有限公司、可口米业有限公司为主的加工企业组团，日产大米能力达到三百吨，生产能力占全市大米加工企业生产能力70%以上，成为整个绍兴市的稻米加工中心。“会稽山”、“可口”、“科丰”大米打品牌、进超市，在绍兴市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占有率。
我们鼓励龙头企业积极探索产销一体化经营。会稽山米业有限公司与三十一户种粮大户、粮食贩销大户自愿参股一百万元，组建会稽粮农专业合作社，实行“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基地”的运作方式，将粮食生产和流通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经济效益结合体，实现粮食产销一体化，这在全省尚属首家。目前，合作社打算投资五百万元，在湖塘镇征地五十亩，兴建一个豆制品工业园区，专业生产豆腐干、豆奶等豆制品，打造好柯桥豆腐干品牌，并成为柯桥城区的豆制品供应基地。粮食合作社将粮食企业与农民联姻，目的在于使全县千家万户的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连接起来，通过这个产业化经营的孵化器，能使更多的种粮大户适应市场，推进我县粮食产业化进程。
33、我是地主
黑里透红的脸，粗壮灵巧的手，力气过人的种粮大户倪长兴，每天都要喝两斤自酿的新酒——
有句老话叫“吃饭勿要忘记种田人。”不是说我倪长兴是种田人，是因为，种田靠天，风雨日晒，太辛苦了。村里镇里县里真当都没有忘记我。我在富盛种田，名声老早在富盛外头了。现在，里头人外头人都说我是地主。
地主勿是随便能当的。在搞阶级斗争的时候，地主成份要批要斗，时代不同了，现在，党和政府鼓励我当好种粮大户，我感到很光荣。吃种田饭，我就记着“东湖农场”里种田过的人是最自豪的。这农场名气大，话起来个个有数。以前，上面头头都去过，毛主席到东湖农场也去视察了两次。过去农场科学种田从上到下都当大事。现在，搞现代农业产业化，我像个农场一样，有千把亩田，我这一生与田打交道算是打定了。
我今年五十五岁，一九四八年出生在富盛倪家溇村。我只读到小学毕业，一九六二年，参加农业生产，当过第一生产队和第七生产队的副队长，主管植保技术。分田到户后，我当七队队长。我家里五个人，老婆跟我做田畈，烧菜饭，儿子叫倪海强，我叫他做机手，拖拉机、收割机，这七机八机的东西他喜欢搞，我女儿在绍兴文理学院毕业后，当英语教师，现在已应聘到绍兴英江彩瓦有限公司，在当营销部主任。我还抱上了孙子，全家人日子过得很安稳。
我种的田是爿露天工厂，这工厂是当时的老支书李天荣给我创造的条件。我们村有平绒厂，规模已经搞得较大了，后来，不行了，亏损倒灶，现在已经转制。那时，工业上去了，农业也不能落后。因为，村里有批粮食任务，要卖给国家作商品粮。全村有一千三亩田，生产队的劳力都进了平绒厂做工，露天工厂里就没有人上班了。李天荣说，村里的商品粮任务，总是要完成的，露天工厂可以有几个人来承包承担。
村支委对这个问题开始进行讨论，并把全大队的生产队长也都叫来参加。结果，实足讨论了两天，没有讨论出大的结果，主要是种田种怕了，种苦了。第三天下午，李天荣提出了方案，他说，国家商品粮一定要有人负责。除商品粮田以外，其他的饲料粮、国粮田都分到户，分剩的田包干。这天，全村共有三十多户人家报名，每户都说种三、四亩。有一方田地连接在另外一个村的田畈里，共一百七十八亩，到结束还没人报名，李天荣就决定要我种这方田。那年，我三十七岁，年轻力壮，能做重体力活。村堂四周，我种田有点名气，种百把亩田我能吃得落。其实，当李天荣真的定下要我包，我好像又没底了。我怕，怕被说成雇工剥削。平时，劳动力又难雇，懂绍兴农活的人肯与我一起干的劳力，年轻的叫不到，年纪大的劳力有限。承包时，机械化作业程度低，手工做，资金少，那年包下的时候，我家里只有二千多块钞票，但在村里算是有钱的。
钱总会有的，每亩补助八十块钞票。李天荣对我讲了这个政策后，叫我也要承担义务，每年每亩要卖七百公斤国家粮任务。我算了算，秧田除出，每亩年产量要八百公斤。压力是重的，村里说，有困难可以提，请来的帮工我都付现钞，从不欠工钱。否则，我倪长兴说话不算数，牌子就倒掉。
一九八五年是头年，我种田种亏了。年亩产只有六百五十公斤，成本除去，总共亏了二千多元，刚好全家的积蓄都扔进去了。田里还要抛成本，我就借了一千块钞票，都是村里邻舍家的钞票。
第二年，平平过，亩产七百五十公斤。
调整结构抓大头很重要。我首先是种好稻。开始时，早谷只有每公斤两角三分四厘，晚谷每公斤是两角陆分。这样的低价，如何赚钞票？田里全是收成，一分不用，总共才三十四万块钞票。这钞票都是人工做出来的，当时劳动力还好叫，我最多一天，叫了一百六十多人，中午吃饭时，帮工的饭盒在蒸笼里有一百多个，满满两大锅。我种大田的消息通过农业局的葛国伟，登在了一九八六年的《绍兴日报》上，这是因为我的亩产逐年高了。后来，县农业局、粮食局的人都来看我。当时，包十多亩田的户头已不算小，我一百七十八亩，算是大了。农业的效益提不高，增长的速度也慢。
种好蔬菜是我的第二桩大事。我划出二十亩，种甘蔗、西红柿、西瓜等。那时小辣椒要二十多块钞票一斤，绍兴市郊的塔山村是比较富的村，已经建有暖棚了，他们就种小辣椒，饭店、宾馆都收购。我头年没有搭大棚，种出来的蔬菜由于量少，交通不便，到城里去卖不合算，在乡下卖又不俏，行贩不到我们村里来收购蔬菜。就这样，我种了三年蔬菜也停掉了。接着我就改成养水老鼠。种鼠每对要二千元，到快养大好卖的时候，卖出的地方说不收购了，结果成本也没收回，亏了一万多。我就再养了好几百只鸭，平时，就把鸭子都赶到稻田里，有一天，鸭都进了别人家的稻田，那稻田刚好施过农药，结果毒死了。从此，我有好几年没有养殖家禽。
家禽不养就养鱼虾。现在我已挖了七十多亩水塘，我与水产局挂钩搞点，三年时间了，收成不错。去年开始，我又搞稻田养鸭，共有二千多只，每天哗哗地一大班麻鸭，下水去吃虫草，上岸来吃谷吃饲料。以前老鸭在农村，都说“杀杀一上午，吃吃一筷头”，说明鸭毛多而难拔干净费时光，并且肉不多，几个人吃了一筷鸭肉就吃光了，这主要是吃法比较单一，加之食物结构现在已不同过去，鸭的吃法多了，畜禽产业化后，有各种各样吃法，鸭价也不低，收成好。
搞了副业，我的主业仍是粮食，粮食的出路一是要减低成本，提高机械作业率；二是要实施良种工程，做到优质高产。这个体会我是用教训总结出来的。那是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我正好收割晚稻，稻田里的稻都放倒了，天落雨，收不进来，过了两天，晴了，我带着许多帮工，把湿稻翻晒了一遍，天又落雨了，结果又淋湿了，这个把礼拜下来，稻子都在雨水中浸泡涨了，稻草也开始烂起来了。淋湿的稻只好在田头脱落，湿谷有的已经发芽了，就拿到茶厂里去摊开晾干，还用烘干机烘。由于稻谷多，还把部分湿谷运到影剧院、村委里，都是雇拖拉机一车车地载，装谷的麻袋每车总有千把只。这一年，我烂掉了一点三万公斤稻谷，好肉痛。
农业生产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我在实践中也证明了这点，开始千方百计装备农业机械。一九八八年，我个人就装了变压器，电最重要，在全县、全市和全省，一个大田承包户自己个人掏钞票装变压器的，当时只有我。这样，农用电就不会停了，要用电能随时接应得上，虽然成本大了点，但安全。如果是用集体电，伤个人就赔大钞票。我引进的先是收割机，有大型的五十铃收割机。当时，我已是全省十八个农机化试点之一。这收割机是省里给我们集体的，但这只是名义上，实际是归我在使用。村里派了机手，专门去学，这种收割机，比较实用，目前，我已经有五台了。
考虑到雨天，稻谷在田里难以收割，一九八九年，我开始配烘干机。因为，产前，产中要种什么，是由不得我的，怎么去管理种下去的东西是由政府和农技部门帮的，而产后的烘干机对我来讲很实用。这样，我就与县农机站的人一起，先后到温州、宁波等地去看，但看到的不是烘谷的烘干机，而是烘鹅毛鸭毛的烘干机。直到一九九三年，我终于打听到了宁波的农机研究所研制出了新的稻谷烘干机。后来，我与县农机总站还有粮食局的同志一起赶到宁波，买了一台。这年，我去参加县人大会议，听到报告中提到的“引进烘谷机一台”，这指的就是我，我是全省第一个装备的。我这台烘谷机，也是宁波试制三台烘干机中的一台，它的功能不错，每烘一次，能烘一千二百多公斤。当然，烘干的速度要看谷的干湿度。值得的是，我买烘干机的这年，雨水最多时间最长，我很有预感，这年的稻我在雨前都收进了，晒光卖光。但割得迟的人家都淋湿了。于是，我这台烘干机就派上大用，挨家挨户，共烘干了一百八十万公斤。后来，周边的村庄也都来借用。县里的张茂荣副县长到田头来开现场会，叫全县各镇去买烘干机。这里尝到甜头后，我每年扩大再生产，加大对农机固定资产的投入，农机类别有抛秧机、抽水机、高压喷雾器、打沟机，到现在已经花了二十多万元了。
我是绍兴县种粮协会的会长。种了多年田，有了机械化，农技我要跟上。从我做生产队开始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我多多少少已摸索出了一套“种田经”。我从没有进厂做过工，做了十八年的种粮大户，形势变得很快，市场化越来越大，农副产品的出路关键在于市场，有市场，就有生命。去年，已组建成会稽山粮农合作社的总经理杨水标与我商量，叫我参与成立个合作社。当时，省市各级都有政策，农业产业化，通过合作社拓市场，合作社有经营的职能，可以给我推销农产品。合作社首批会员三十一个人，都是全县的种植和销售大户。粮食局给我扶持又服务，徐国娣局长去年送给我们一台“三六低温烘燥机”使用，要十多万元，县水产局还把我的养殖列为示范基地和“联大户、增效益科技示范工程”。我很幸运，各级党和政府都关心支持我这个粮农。我回报的只能种出种好销售好更多的农产品。在我成为种粮大户的头年开始的十多年里，我每年交售给国家的任务粮都在十三万公斤左右。农业结构调整后，我现在任务轻了，种着二百五十亩田，每年只有三万公斤左右。我被推举为县第五、六、七届政协常委，去年的县十届人大常委，市二届人大代表、四届党代表、省九届党代表、九届人大代表，一九八九年“全国售粮模范”。一九九九年，我成为“省劳动模范”。
我这个人，体格好，做不败。以前，我天亮水泡饭，天热做田畈，午觉勿困转田畈，棒棒冰放胸口，夜头困地板。后来，条件越来越好我有三间二层楼，一九八九年以前，就有四只二十英寸的彩电，空调用起来，家用电器都齐了，银行里有存款，袋袋里有零用。田畈里秧苗绿油油，鱼虾啪啪跳，我这个地主，看到这光景，心花就开。
34、聚宝盆
高高的额头，鹅蛋型的脸，生性厚道的绍兴县茶场场长、中日合资绍兴御茶村茶叶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建立，问话不出三句，脸就会红起来，他身在茶场，心在市场——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走。父亲是老干部，最早是在钱清九岩乡当乡长，他是钱清第一任供销社主任，陶里乡大公社书记兼齐贤区委副书记，一九五八年到柯桥，后来又到了平水青山茶场。“文革”开始，调到县茶场当生产科长。我们三兄弟，我排行老二，阿哥在二轻系统，阿弟在县农业局。我只读过七年书，初中在攒宫读了不到一年，就放下了书包，那年才十三岁。十四岁这年，我就在场里放牛、放羊。牛羊都关在青龙山水库的地方，牛有六十多头，羊有五十多只，只有两个职工，他们带着我们四个少年，两年后的一九七O年一月一日，我转成了正式工，属于农业队的家属工。那时，要支农去，我就去帮灵芝乡的生产队耕田、值牛，插秧我是第一名，稍慢些的人跟不上我。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报名应征入伍到了舟山嵊泗的部队服役，一九七五年三月入党。当兵不到半年我就成了副班长，后来，代理了三年排长，那时搞备战备荒，岛上的标语几乎是“海岛一层土，大陆一座山，独立作战，长期死守”。一九七七年三月，我复员回到家乡，工作先未安排，正好县里“一批双打”工作组需要人，我就到了工作组。先跑面，先后到平水江水库、水利工程队，要求都是党员，我们一个组，五个人，都是党员。年底，叫我们回到茶场，我先当机修工，修茶机，当工段长。我年纪轻，场里叫我当团支部书记。一九七八年，我二十四岁，调到场部当了专职的工会干部，又调到供销科，当实物会计，买茶叶都要我这里开票。后来，我到县委党校读中专班。一九八七年，当场支部副书记、副场长。一九九一年，调任龙虎山茶场，当了三年支书。一九九六年至今任县茶场党支书、场长。那时茶场每年只有三百吨经贸出口配额，年销售额二百多万美元，但出口配额要经县、市、省和国家经贸部定，现在增加到三千吨。争取配额好难，那时全省茶叶配额企业只有三家，御茶村是其中一家。因为，要经过外资司、贸管司协调后才可以定。我们就跑北方，想尽办法，为加速企业发展打基础。我们茶场所处的地方是块风水宝地，在距离绍兴市区二十公里的宋六陵。这里四面青山，中间平地，是南宋帝后陵寝之地，现在丛丛参天古松就是地面文物的标志，属省级文保单位。六十年茶场前身为省公安厅劳改局所属的攒宫养鸡场，一九六六年县平水青山茶场并入成立分场，省农业厅又拨出专款新建茶叶初制厂，安置来自全省各地数万名知识青年，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从此绍兴县茶场诞生。企业改制后，成了县越州茶叶有限公司。那时，场里开始购置茶机械，改变了以往全部用手工加工茶叶的局面。茶场还兴办茶校，为茶区农村培养技术员。开展水利建设和茶园基础建设，填土砌坎，修筑梯级茶园。一九七三年，新建精制厂，生产红碎茶，80%以上销往国外。七十年代后期，茶场红及全国，是全国农垦系统先进单位。一九七五年，茶场的先进事迹在北京农展馆展出。一九八五年，利润超百万元。当时，我们做的红碎茶，全部通过上海、广州口岸出口到斯里兰卡、毛里求斯。我们还帮助王坛茶厂、金华龙游团石农场，开发红碎茶。到处都有我们茶场的名声。
茶叶一落千丈，走下坡路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九九O年出现亏损。负担重起来了，就兴办家庭农场，但还是亏损。一九九三年六月，在县、省茶科所、县农业局特别的支持下，通过筑巢引凤、借鸡生蛋的办法，寻找合作伙伴，终于寻来了日本福冈县八女市大石茶园董事长，在经过对中国各地产茶区多次考察、实访后，看中了我们茶场。在一年多的了解沟通后，于一九九三年六月正式签约，成立了“中日合资绍兴御茶村茶业有限公司”，从而揭开了茶场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注册资金为三百二十万美元，茶场出资40%，主要是水电、厂房、固定资产入股占40%，日方以先进的120KV蒸青流水线全自动设备及配套资金控股，占60%股份，合营期是三十年。当年，茶场租给御茶村二千多亩茶园，还有老式制茶机械及职工住宅折价作为投入资金，这一着棋，一下盘活了四百七十多万元的国有资产。我们有二百多名职工，一百多名离退休人员，这样一来，顾虑少了。我们的合资是当时绍兴第一家农业合资项目。
基础好，队伍素质高，是我们茶场投资环境的优势。加上一直来，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扶持，合资第一年，出口三百吨，出口额二百万美元。到去年为止，我们的总投资已超过了一亿元，茶园已扩大到了二万亩，遍及周边龙虎山茶场、兰亭林场、南部山区的富盛、平水、王坛、稽东、皋埠等五个镇的三十九个村。生产流水线也从合资时的二条增加到现在的十三条，连接农户二万多户，去年出口三千吨，我们县茶场的产品100%出口日本国际茶叶市场，占全国出口蒸青茶总量的四分之一，直接创汇一千二百一十八万美元。
有限茶园，无限发展。我们采取“走出去”的战略，扩建茶园，在江苏宜兴茗林镇，共同投资一千八百万元，创办了分公司。今年，在丽水松阳县斋坛乡，投资二百万元，创办了七百亩茶园的分公司。我们茶场在发展中，也面临挑战。合资前，场内职工外流，转制评估后，我们的总资产是一千六百多万元，县农业局对场里职工的身份没有置换，当时，茶场有家底，为帮兄弟茶场转制度过难关，我们贡献了八百万元给他们。本场内部置换了四十二个职工的身份，还有一百七十二人没有转，当时县里的精神是分批转，现在压力大了，省内同行业已都转制。对此，日本方的代表大川红亮在市长接待外方代表时，提出要求置换场内职工身份，同时，也找到了县委现在的徐纪平书记，回答是结合茶场实际，分批置换。我们就按这个思路，在理顺关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面临的挑战也大了。中国出口日本的农产品，一定要标明产地。去年，是大蒜、蒲草、香菇，今年是菠菜等要求原产地保护。浙江的四海集团今年在日本市场的蔬菜也占大部份，中国的业主对这些出口农产品有一轰而上的现象，容易导致低价竞争。近年来，富阳等地，仿制了蒸青茶流水线，全省最早只有三十条，现在已有八十多条。日本市场进口总量是一万吨蒸青茶，现在我们是二万余吨的总产量，供大于求。以前我们的合资方代表大川宏亮是自己销一半，还有给日本三井农林公司，去年销给一千多吨，今年，他就没有胃口了。我们茶场是全省二十三个现代农业龙头企业之一，全省的农产品出口形势竞争太激烈了。
作为县茶叶协会会长，我对基地联村大户的机制，感到欣慰。茶场在实现了茶园栽培管理机械化的同时，引进日本茶园栽培大棚遮阴技术，提高鲜叶内质，引进日本高科技EM活菌，进行有效的病虫害防治，茶园中增施有机肥。每年投入一千五百八十万元，向农民购买猪粪、菜饼、甘蔗渣、鱼粉、蚕蛹粉等，经过努力，不但提高了茶叶产量与质量，还为有机茶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提高了环保意识，保证了茶叶质量，被市环保局命名为“生态茶园”，经省级验收为“无公害茶园”。前几年，我为了平江的茶园基地，与镇党委的孙岳传说，我们有好基地，要充分利用。茶农对此很有积极性，镇里就顺水推舟。后来我们就租建了二千亩茶园，一租合同就是三十年，每亩每年二百五十元至四百元左右，共八十万元一年。我县共有十八万亩，每天在茶园里就业的农民工有一千五百人，每月要支出的工资就有四十五万元。另外，有了我们的茶园，农民的稻草、猪粪我们都收购，用在茶地改造中，幼茶要铺稻草，防冻抗旱，因此，我们每年要消化四千亩田的稻草，这稻草一角两分一公斤。中介机构更受益，平江万猪场里的猪粪，我们连续购买了好几年，记得在一九九八年，是我们收购猪粪最多的一年，共九千吨，每吨是一百五十元。我们所用的劳力，全部是本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如平水镇的平阳村，我们有一千多亩的租用茶园，在茶园里劳动的劳力，每天有一百五十人，女工每人每天是十五元工资，男的是二十元左右一天。他们安居乐业，我们共同致富。
我每年被评为县级优秀党员，在工作与学习的重要性上，我做到学用结合。近几年，正在读浙江大学WTO高级经济研修班，现在是高级经济师职称。但在知识结构和茶叶生产的专业技术知识上，还要多多请教学习。在场里，我是管理者，在御茶村，我是配合者。大川宏亮主管茶叶的栽培加工技术，内部事务和配套工作我跑，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大川宏亮的打算是要发展成有五万亩茶园的基地，办成全国一流的茶场，我们搞产业化是栽培、加工一条龙，主要产品是适销日本的蒸青茶，因此引进三条日产全电脑控制的蒸青茶自动生产流水线，在企业发展中，近三年又增加到六条，每条流水线长一百余米，把原来需五十至六十人操作的数道工序合并为一条流水线，集聚、杀青、初揉、中揉、精揉、烘干、拣梗、分级、包装为一条龙工序，现一条流水线只需三至四人操作即可。日吞青叶十二万斤，日产茶叶二点四万斤，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率，并改原始包装为真空包装，保证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经济效益。
同时企业还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科技队伍。近年来，招聘大、中专生达三十人，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二十二名。坚持持证上岗，确保安全生产，企业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数名或去日本接受技术培训，或去学校进修日语，以便进一步引进外智，增强交流，使专业技术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发展自己的作用，为企业扭亏增盈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从国内外引进以日本良种茶苗薮北、澳绿、本绿等六百余万株优良品种，是无性繁殖、施有机肥，属无公害绿色食品。其实，蒸青茶始于我国唐朝，千百年来，这茶被日本享用至今。在日本，这蒸青茶用途很广。不过，我感到日本另外的东西很先进，但茶产品发展还停留在我国唐朝时的水平。再是文字，我国的汉字在日本运用得普遍。当然，有了这茶文化和汉字文化的交流，我们中日邦交正常化才更有美好的明天。
35、同康笋
个头敦实，颧骨突出，口音硬朗，孙泽良坐在村委办公楼里，忙着接待远道来的客人——
我话讲不好，做体力活有底。我生在平水镇同康村，今年五十五岁。我有我的追求目标，让村里好起来，村容村貌好，村民家底厚，我就高兴。我二十五岁当同康第三生产队长，后来入党、当村长，一九九九年任支书。我们平水这一带老早就有官山越窑，有日铸名茶。平水在古代是因杭州湾海潮涨落到这地方平下来了，才叫这个名字的。“平水珠茶”唐朝就有了。到如今还留传有“平水大地方，十爿茶厂一爿当”的话法。另外，竹席、箩簟等竹器加工也早有集市，交易兴旺。我们村有一百八十八户人家。孙姓是大姓，有名气的是“同康三孙”，孙越崎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社会活动家、现代能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人称“矿业泰斗”；孙席珍是现代著名作家；孙孚凌是孙越崎的侄子，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是全村的自豪。
我们同康村的村落走向是条狭长的山沟沟，山沟两面都是青青的毛竹山。村里有三百多亩毛竹山，祖祖辈辈靠毛竹吃饭。一九八五年，我们开始搞竹笋山，当时，老百姓思想转不过来。都讲毛竹有啥花头，掘笋卖笋，每亩七百多元收入。我们就组织竹农到湖州的安吉、宁波的奉化等地取经，看他们如何搞笋山。回来后，还去富盛镇的文山里，那里的竹农说，他们一九八五年掘的笋山现在蛮好。当时，他们是用小块带起来的办法，先让三十多个竹农搞笋山，再请来了市里、县里的技术人员帮助，到一九九七年产量还低，后来，产量高了。竹农一般的观念是“七挖金八挖银”的老套套，我就要打破老套套，请来县林业、农业局的技术人员，叫他们在我们同康搞了毛竹园区，改变了现状。现在，已成了“五月六月开梅山”，同时，还改变了大年小年。以前，一季毛笋要等两年，现在不用了。有句话叫“大年少留竹，小年多留竹”。目前，我们村里已经看不出大年小年了。
人吃山珍海味，算是过神仙日子。笋是山珍，笋数我们“同康笋”。我有出笋的窍门。就是先要改变竹的数量和密度，原来每亩是八十到一百支，现在增加到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支，这样就年年有笋掘了。同时，还要改变施肥方法。原来是常年施肥，现在是季节性施肥。一月二月放催笋肥，土肥为主，增加竹笋专用复合肥；三月四月施笋穴肥，边掘边施，以人粪肥掺适量尿素为主；五月六月施鞭笋肥，以土杂肥、复合肥为主，深翻施，多出笋；八月十月施用笋肥，使笋芽分化，早产冬笋。过去是一年只有一季毛竹春笋，现在一年四季，季季有笋。
竹身可修，竹根也可修。我搞了“竹科技中心”，按季节培训竹农，成年人学竹业科技的气氛，也影响着下一代，目前，全村已考中大专院校的已有十八个，我们尝到了科学开山的甜头。施肥、掘笋和竹鞭调控等技术，能促使鞭笋增产，又能使笋质优化，笋身粗、大、嫩。目前，全村笋产量已到一百一十四万公斤，每亩收入猛增到四千多元。现在，全村的鞭笋收入已经超过了毛笋收入。掘笋山已扩大到二千多亩，有七百亩是样板。去年，全村人均收入六千四百零八元，笋的收入就占四千三百多元。我们村的孙阿根，七十多岁了，他们夫妻俩有六亩掘笋山，去年收入二万多元。他们的笋山里，一个窝有六支笋，笋又粗又壮又鲜嫩。
“同康笋”名气大，我们就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商标，我们已接到通知，“同康笋”商标已受理。
真话难听，吃毛竹饭其实是口苦饭。我们村里有二十多个竹匠师傅，专门做竹席、竹匾、竹扇，我们每户人家都有竹斧、竹板刀、竹锯、挖笋锄、笋撬等工具。早在六十年代，村里就开办过竹器厂。背毛竹真要命，两只脚常常边走边抖；上山施竹肥，一天只有几担好挑。一九八三年，全村分山到户后，我上山下山都跌过。有一次，后屁股跌得动也不会动，在眠床上困了好几天。不过，我们村里的妇女气力特别大，徐彩娟、尉丽娟，这两个娟，是两个“强婆婆”，能砍能背，能打竹器，也能吃苦，他们能背毛二百斤。村里年轻人都不愿背了，背的人越来越少，背得吓慌了。我要改变这苦的现状，村里下决心首先要改路。现在我们已投入三百多万元资金，做起了机耕路，搞了水泥作业道、排水沟、保土水平带，还砌了石墈、装了大水池、铺设了地下管道、造了引水渠。这样，我们就轻松地营造起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生态林。浙江林学院的方伟教授看了后，高兴地说，我们的生态林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省是数一的。这两年，就有德国、日本等十六个国家的国际竹子研究专家来我们村看过生态林。
有钱就好办事。以前村里穷，收承包款难，年年收到年三十日夜也收不起，要拖到来年的四月份。现在，承包款收得蛮方便，每年五天时间就收齐了。全村承包款，包括农业税、特产税等，共有六万多元。村级经济有实力了，我就办公益事业，我们村是长寿村，平均寿命有七十七岁，寿星也越来越多，六十岁以上的有九十多个。其中，八十岁以上的有廿多个，九十岁以上的有四个，我就给他们发放退休金，女的每月十六元，男的每月二十元。村里家家户户条件都好起来了，全村有二百多只手机，是绍兴市的第一批电话村，小轿车、货车、农用车、翻斗车六十多辆。现代交通使山村通向世界，连起了山外头的市场。
36、水红菱
瘦长个子瘦长脸的孟松桥，挥动着粗糙的双手，指间夹着香烟，他与红菱有一段情缘——
陶堰是个有名气的地方。我们潢泾村种红菱在陶堰镇是好算算的。我听好几个教书先生讲过，早在会稽太守马臻修筑鉴湖时，就造起了堰坝。因为姓陶的宗族都聚居在堰坝下面，所以就叫陶家堰，也叫陶堰。陶堰是名副其实的江南人才名镇，光陶家堰村，就有四十二个进士，一百十一个举人，八十三个贡生。近代辛亥革命的陶成章、教育家陶行知等都是陶堰人。我虽然不姓陶，但是祖上一直在陶堰地方，也就借光了。
陶堰河网多，水面大，水质好，搞种植养殖有优势。我们村老老小小七百多个人，八百八十六亩田，有九百亩的水面示范方。村级经济都是“农字号”。村里的人都比较肯吃苦，特别是妇女，心灵手巧，真当个个是勤俭贤惠的内当家，他们又都是采摘红菱的好手。
说我孟松桥是红菱专业户，不敢当。就是我种红菱比较早，带出了一批菱农，都是邻居。了解我的情况，很简单。我今年五十岁，读完小学就做田畈了。那时，都是集体经济，生产队里我田作事情拿得起，工分是十折头。一九八八年，我参加党组织。我当过生产队长、植保员、治保委员，村长，支部书记。我这个人水性好，从小就喜欢在水里摸虾、抲鱼、踏河蚌，摘红菱也是快手。
当时，我们村有爿纺织厂，还有爿耐火材料厂。有一天，乡里的一位干部下村来走了走，说要用我，叫我把集体厂搞好。我说，集体厂搞不好了，还是承包给个人搞，集体收的承包款可以当利润，否则，年年亏损。结果，我的意见与这位干部不一致，别牢了。没几天，我支书就免掉了。我一身轻松，但有自己的想法，这年春节后，我在动脑筋，想办法，家里开门见到的就是河江，有句话，靠水吃水。我还是动水里的脑筋。全村有三百多亩水面，介大的水面都没有用好，完全可以利用好。我就想到了种大菱的事。一九八九年这年，我要把它用起来。有一天，我就走到专门靠抲鱼吃饭的则水牌村，听说这个村是种菱的，他们有菱种，我去采购了三斤种菱。我选择了可以育种菱的水面，一个叫仁排江的地方，我花八元钱，买来八个毛竹桩老头作桩头，又用编织袋绳搓起来，绷在水面上，再用断砖头吊牢，围成菱池，做了只一平方米的网箱，河底里绷了三张尼龙纸，放上污泥，种上菱种，河有一米深，我按红菱生长的长度，把尼龙纸和菱蓬沉下去。结果，到中途时，菱蓬都被鱼咬断了，我再将菱蓬撑起来，放入网箱里，到菱芽抽出，河底里的菱角就没有用了。这时候，特别要防草鱼咬菱芽，我精心看养，就经常用竹竿去搅去动，为的是把鱼吓开。头年，终于有收成了，菱种也多起来，鱼就咬不完了。
“水红菱水红菱，三只红菱长一溇，一溇红菱值万元，万元家家都有份”。这是我们村里人编的顺口溜。也就是讲了“菱蓬亲”的好处。因为，一只红菱繁殖开来，可扩大到一亩，理下去，只有一根菱蓬。头年试种了几亩水面，结果收了2000斤。开始时，我种菱的面积不大。但我当过村支书，有责任和义务推广。
为了扩大种植规模，我给每户提供种子，再到上虞东关去联系销路。第二年，我们一下就扩大到了近百亩水面，第三年扩大到三百亩。销路都是通过贩子的，贩的地方在东关大庙弄。那地方有个摆摊的徐荣根，他专门贩我的菱。这人今年已有六十岁光景。头一次，我去到东关卖菱的地方，就在他摆的蔬菜摊旁边，他看我的红菱行俏，就算计了向我买，我当日去当日回，每到回的时候，他定了明天要买的菱，价格是老规矩。好几年了，他都这样。我做买卖没有他精明，我与他已有多年交往，我们也叫双赢。
有一年，我专门记帐搞过核算，那年，我一共种了四亩水面，送人白吃的红菱除外，卖了四千八百元，我觉得好种种，这笔帐到现在还保存着。红菱从清明开始种，八月二十日就可采摘。我们村里现在种的都是红菱，这菱的颜色血血红，产量高，抗病。红菱今天不摘，明后天摘也不要紧，摘下存放十天、廿天也没有关系，浸在水里照样好吃。
每年菱市开始，在八月底左右，菱价最高两块钱一公斤，最少一块六角一公斤。种红菱不需要多少成本，平时主要防草鱼咬菱蓬，施点药水就可以了。红菱的市场蛮大，因为生的好吃，熟的也好吃，可当水果可当菜。
我们村成了红菱市场的集散地，村里卖菱买菱的船，在河里挤满了。从一九九五年开始，附近的兰芦、横北、横南、白塔、新建等村都有三百多亩水面，都种起了红菱，这些村里的妇女也都因为红菱忙起来了。她们划着小船，开着汽车、踏着自行车，有的用肩挑。一船船、一车车的红菱都集中到了三眼桥头，这里就是有名的横泾红菱市场。菱客大多是从上虞赶来的，也有绍兴市区骑车来收的行贩。采菱季节，妇女们每人一只小划船，一根竹竿，天蒙蒙亮就出江去了。过去，有只电影叫《洪湖赤卫队》，影片里就有赤卫队员采菱唱歌的镜头，我们村里有好多女的都会唱那只“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呀……”的歌。她们摘到中午十一点，多的可摘两百多斤，中午回村卖光，下午做田畈，洗衣烧饭。高兴的是我们横泾不种红菱，村里的水面水质反而不好。现在，我们横泾已是全县有名的种菱专业村。
37、鸭司令
大头大脑短头发，一脸黝黑的沈根生，左手挠着头皮，右手捏着电话，兴致十足地坐在自家堂前的办公桌旁，笑眯眯地谈着关于麻鸭和鸭蛋的业务——
真正的“鸭司令”是我爹沈宝昌，我是接他班的。我今年四十二岁，属老虎，我老婆跟我一起在养鸭做家务，我有一个儿子，今年十四岁了，在绍兴建功中学读书。我兄弟四个，都养过鸭，我们家连我，养鸭已有好几代了。我爷爷是一九四七年开始养鸭的，我父亲在十八岁时，就到上海卢湾区副食品公司去当学徒了，专门做豆芽、咸菜。他只读过两年书，文化水平较低，但肯吃苦钻研。那时，咸菜作坊有一百多个职工，他是副经理，职工感到活苦又累，要补助粮票，他说生活不好的应该补。那时咸菜作坊里新分配了大学生，头发很长，我父亲叫大学生剃剃头再来上班，这大学生就记仇了，把父亲补粮票时说的“生活不好”的话，汇报到组织上，说是对新社会不满，是反动思想。就这样，他被拿下了。一九五八年，他回到了白洋村。
我八岁时候，父亲开始养鸭。七十年代，他只养了三十只，村里开始叫他管牧场。当时，农民没有好去赚现铜钿的地方，我大哥开始摇石头船了。后来，父亲养了三百只，那时，我在读小学，每天中午我都要给他送饭去。记得当时鸭蛋每斤六角九分，肉每斤七角一分。种蛋往下方桥哺坊里送。人头熟起来后，再往萧山的部队农场和海涂里送。到一九七九年，鸭已经有七百多只了，这年，我十四岁，我们就把鸭放到在萧山的生产建设兵团两师八团的农场里去放养，这农场的田里，稻谷刚割掉。后来“一批双打”运动开始了，不准养那么多鸭，工作组的同志到我家里，说要重罚，共一万两千块。我二爹叫沈宝福，也养鸭，有一千两百只，生产队里将他的鸭卖掉了，把他关在大和乡渔场的天恩殿，关了三个月，饭有的吃，但他的心情很闷，一直到过年的时候，上面说又可以放养了。绍兴市食品公司正在搞科研，找到大和乡，叫我家养，这下放开胆子养了五千只，养了八十天左右，就可以卖了，听说上海市场价钱好，就送到上海去卖，每只鸭赚一块钱。我大哥那时为了取上海的经验，就到青东农场去参观，结果发现，他们的鸭都是关着养的，不是在田畈里放养，说叫“圈养”。
早请师傅早合算。我二爹就出价每月两千元，请了个技术一流的“圈养”养鸭师傅，作为引进技术、多产蛋的投入。我们的鸭本来是单一吃稻谷和玉米、小麦的，通过师傅传教，就改成了混合吃法，饲料用四号粉，有鱼粉、豆饼等组成，养好的鸭，全部给绍兴食品公司，他们的仓库就在绍兴市区大江桥河沿的禽蛋仓库。养鸭的成本低了，效益好了，我们就大力发展，当时，每户人家，各抽一个劳动力拼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下子扩大成了六个联合鸭场。这年(正是一九八五年)，蛋产到了十五万只，每天一万五千斤，食品公司吃不下了，我们就自己去市区新河弄三十四号地方开出了“绍兴宝昌禽蛋水产商店”，再与市面粉厂合股经营，办起了“绍兴宝昌联合禽蛋制品厂”，加工咸蛋、皮蛋，聘请了在偏门加工皮蛋的徐泉夫作为合股人，面粉公司投资六万元，用四号粉饲料折抵股本，徐泉夫出技术的同时，再出六万元现金，我们提供场地，利润各自分成，我们这里本来就有剩余劳动力，做工都要开后门，自己也有好多亲戚要进鸭场做工。
鸭棚多了，用电不够，村里变压器要改，我父亲出面打报告，还找县电管所。结果，同意了，但批不下来。一九八三年三月，我父亲在出席省六届人代会时，与当时管农业的副省长沈祖伦说了要用电要扩容，改变压器的事。后来只有三天时间，电管所就来人了，说是老沈去找了省长，让他们吓住了。改变压器这天，我们叫他们吃饭，他们再三说，只要一般性的菜汤就够了，不要多，多了，如果省长知道就完了。第二年，我父亲就被评为省里的“特级劳模”。
我当上了鸭场的场长。这年是一九八五年底。那时，鸭场运转正常了，蛋的销路也可以自己解决了，一个劳力，一年下来，年收入有八千多元，这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不巧的是我父亲身体有病了，是肝硬化，有腹水，病,带拖带看，才一年多，他就走了。我很悲痛，家里人都好几天吃不下饭。我接班时的鸭场就是现在这地方，是大和乡里的石料场，只有一亩半地，是花了一万两千块买下的地皮。我投资三十多万元把老厂的草棚，改建移建成砖瓦和混凝土结构的厂房，一九八七年，又建了新厂房，主要是加工黄泥咸蛋、皮蛋。一九九一年，村里叫我办“绍兴宝昌畜禽公司”、“大和万吨级饲料加工厂”、“畜禽加工厂”、“哺坊”，这些企业都以养鸭为根本，属于村办集体企业。
转制，一定要转制。到了一九九四年，这些企业都在县里的统一政策下，转制成混合型经济机制的企业了，主要的饲料厂也转给了科盛饲料厂。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蛋厂，我就利用市场里打听到的信息，去温岭引进无铅皮蛋无泥技术，这着棋是对产品创新的一个转折。
办实体，要有自己的商标。我在一九九七年，就注册了“沈宝昌”这只农产品商标，父亲的名字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这商标能对产品的升级带来机遇，带来市场。去年，产量有三千万只，共两千多吨。上半年时，我产生了新的思路，也要走跨越式发展的路。我前几年发展步子不够快，现在要抓机遇，就给县政府打了报告，主要内容是我要扩建厂房，需要用地四十亩，已选址。后来批下来了，征地费一期我已交了八十万元，土地的二期手续已按通知筹建，我正在委托设计院设计。总投资要一千两百万元。我要用三年时间，让“沈宝昌”重振雄风。鸭蛋要用恒温方式，提升蛋的档次，车间用恒温方式加工，顺利步入食品规范化生产，用“绿色蛋产品”打入上海、天津、福州等市场。同时，我还要与科盛饲料联合开发，从生产绿色饲料，到选择绿色鸭场，用绿色加工提升，预算产值上亿元，我的目标是实现翻一番。
“沈宝昌”还要引进高科技人才，引进先进设备。我已与浙江农业大学食品系联络，一次性设计新的蛋厂。我是农产品免税企业，每年上缴上万元的税，这样对我们养殖户是扶持。我今后要发展鸭农队伍，争取有五百户配套养鸭，鸭蛋达到五十万只，产蛋一万吨。这样，可对五百户鸭农带来新增的五百万元经济效益，户均收入可达一万元。我要把传统的加工技术，提升改造为现代的加工技术。我已好几次去日本考察，正在洽谈合资事宜，顺利嫁接后，创汇就可以源源不断了，这对我来讲，是零的突破。养鸭是件苦事，二十四小时要操纵，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要管鸭的胃口，又要管鸭的防疫。这一切，今后都得靠科学技术去提高养鸭产蛋的生产力，这机会已到了我眼面前。
38、“东风”吹得游人醉
浓眉大眼，个子瘦瘦的冯张法，笑嘻嘻地坐在落地式的样品酒柜前，一个劲地讲他的酒文化——
话起老酒，邓小平就爱喝。他曾说过，他每天要喝一杯绍兴的加饭酒。江泽民也曾到绍兴品过黄酒，在上海还专门参观过我们东风酒厂的“会稽山绍兴酒展馆”。绍兴酒是物质产品，更是精神产品。说是物质产品，这东西看得见、摸得着，能喝到肚皮里，嘴巴里有味道；说是精神产品，它有文化内涵，喝与不喝精神状态不一样。绍兴老酒源远流长。我不是因为现在是做酒的，就都讲酒长酒短的东西，主要是酒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既然是相关的，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它、认识它、喜爱它。
老酒是福水。我们绍兴人都讲某人老酒吃得多，是某人的福水多。其实，福水多少，不在于能喝多少，喝多喝吐，伤身，是祸水，我们叫醉倒哉。喝得适量喝得落胃，能养生，这才是福水，我们叫精神好。老酒，应该成为老百姓的福水。每个人的酒量有大有小，各人的肝脏对酒精的分解承受能力不同，有的人脸越喝越红，红的发紫；有的人越喝越白，白得发青。所以，我主张能喝多少就喝多少，会餐聚餐红白喜事不要强劝强喝，自斟自饮自有数，似醉非醉似神仙。
神仙是假，惬意是真。我以我爹喝绍兴老酒为例，讲讲他长寿的原因。我父亲叫冯金生，今年已经是九十五岁高寿，他二十岁时就开始喝绍兴酒，每天中午、晚上两餐，每餐要喝大半斤，每天就有一斤多，现在，每天喝半斤。这样，在一九七五年的喝酒史上，我算了一下，他已喝掉了二十多吨老酒。第二件事是他每天走六里路，风雨无阻。我老家在马山镇宁乐村，那时，村里到马山街里去，来回就有六里，都是石板路，父亲早上每天走一趟，一直走到前年这条石板路拆掉变成公路为止。仅这笔走路帐，就有十六万里。
我是一九五三年出生的，今年刚好五十岁，我有一个阿哥，一个阿姐，我母亲是今年元旦去的，活了九十岁。我们都会喝酒。我八岁开始在宁双完小读书，就会喝酒后来参加生产队劳动，评到十折头，到当大队团支书为止。一九七八年，我去马山公社农技站当站长，同时加入了党组织。一九七九年，我转为脱产干部，到孙端乡公社任副主任，两年后又到了斗门乡公社当主任，一九八三年，我调任马山区当副书记、区长。三年后，我分别到阮社、城南乡和鉴湖镇当过书记，一九九四年，我被调任城建局和柯桥开发委正局级副局长和副主任。一九九八年，我算是下海了，到了轻纺城股份公司的东风绍兴酒有限公司。这个过程我归纳起来是三句话，叫做“从行政转到经济，从官场转到市场，从一般号召到具体落实”。
说来也巧，我记得当时去农技站时，参加中央农业广播函授学校学的是“农业合成工程”，就是有关禾苗绿叶，吸收土壤中养分、水，通过光合作用，形成一颗糖类和淀粉等组成的谷物。现在，我从事做酒行当，这也是项“农业分解工程”，就是把一粒种子分解成淀粉、糖类，同时转化为酒精、氨基酸等物质，易让人体吸收。我老婆原是自来水公司的，与鉴湖水打交道。我做酒，除了要粮食，更离不开这神奇的鉴湖水。我女儿正在浙大外语系读书，我与她讲，毕业后，要多向国外推销用鉴湖水做的绍兴酒。我们东风绍兴酒有限公司，也称绍兴东风酒厂，始创于一七四三年，是一家具有二百五十六年历史的老厂。我厂的前身“云集酒坊”，其产品早在一九一五年就作为绍兴酒的代表，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而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国际金质奖。一九八三年，东风酒厂以古越五千年文明的代表——“会稽山”作为自己产品的商标。“会稽山”牌绍兴酒十五次荣获国际国内金奖，被国际友人誉为“东方名酒之冠”。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会稽山”被国家有关部门再次确认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惟一国宴专用黄酒。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远销日本、新加坡、港澳、欧美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我们在“国退民进”的体制运作下，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已是民营企业“精工集团”控股的公众上市公司，这样“东风”酒厂自一九九八年由“轻纺城股份”收购后，去年，体制顺移，整合其中。但是，“东风”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今年董事会刚开过，有新的发展思路。
发展绍兴酒业，弘扬绍兴酒文化，在社会各界中已形成了共识。我们浙江有好多名优特产，都有博物馆，现在追溯绍兴酒悠久的历史，为弘扬绍兴酒文化，我们专门筹建了绍兴第一个黄酒博物馆。会稽山绍兴酒博物馆，建筑面积三百多平方米，投资三百多万元，馆内陈列了各种古老的传统绍兴酒酿造器具，各种瓶酒、坛酒及不同时期获得奖章、奖品，展示了绍兴酒酿造的原始风貌。同时也展示了绍兴东风酒厂“会稽山”牌绍兴酒的历史。开馆以来，参观的人一批又一批，作为人们了解绍兴和绍兴酒的一个窗口。
我们还在柯岩风景点设立“会稽山绍兴酒楼”。将旅游、文化、酒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百万游客更深层次了解绍兴酒的历史，了解绍兴的文化，了解绍兴酒的精品。使石文化、水文化与酒文化更好地融为一体。增加了绍兴酒文化和“会稽山”品牌对他们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同时，设计制作了绍兴酒文化收藏卡，第一次用生动的画面，将绍兴酒古老神秘的传统工艺，形象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加深了人们对传统工艺绍兴酒的记忆，增强了对绍兴酒的浓厚兴趣。目前，这套文化图案已被广泛应用在会稽山产品的包装、形像宣传上，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绍兴老酒的水源，已申请了鉴湖水系的原产地保护。我查考过会稽山三十六条溪水汇入鉴湖，是中国黄酒的发祥地。而黄酒作为我国传统名酒，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载：春秋战国时期绍兴黄酒就很著名，著于公元前二百三十九年的《吕氏春秋·顺风篇》记载：越王勾践出师伐吴时，父老向他献酒，他把酒倒在河上流，与将士们一起迎流共饮，于是士气大振。历史上称为“箪醪劳师”。醪是一种带糟的浊酒，也就是当时普遍饮用的米酒。关于勾践的这些记载说明，是在二千四百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酒在绍兴就已经十分流行，绍兴酒在绍兴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它已集黄酒的大成。绍兴酒也是我国出口最早的酒，明朝时绍兴酒已开始远销东南亚各国。
炎炎夏日，许多消费者放弃了常饮的黄酒，认为黄酒后劲太足。我说这完全是对黄酒的一种误解。夏季由于气温较高，人体代谢速度加快，体表通过大量出汗将体内的代谢产物排出体外，人体能量消耗很大，为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代谢功能，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而“会稽山”绍兴酒中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要素比较全面，含量也相当之高，且可为人体直接吸收。所以，夏季适量饮用黄酒，不但可以补充人体正常的大量营养素，维持体内能量和营养平衡，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体内代谢产物的排泄，改善人体内环境，提高心血管系统的抗病能力。关于这一功能医学家李时珍早有论述：“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若夫暑月饮之，汗出而膈快身凉；赤目洗之，泪出而肿消赤散，此乃从治之方焉。”最近，日本也有科学家研究指出，适量饮用黄酒能延缓人脑细胞的衰老。
我们在上海、福州、武汉等市场上，都是以推介、质量、价位三者有机统一作为战略的。两年前，上海我们是四百万元的销售额，现在的销售额已超过了一千万元，那么，绍兴酒为何迟迟打不过长江去？对这问题，我在无锡地方，专门邀请了七、八个经销商，推举了两种酒，一种是传统的花雕酒，还有一种是有点改良了的精雕酒。有十个人边喝边品，都说后一种好，因此，我得出结论，绍兴酒不是让人来适应我，而是要我去适应许多人，这才是市场意识。从此以后，我生产略甜的绍兴酒，每年以30%的销量增加。原来，我们在苏州只销花雕酒，现在只有50%的量，其余则用精雕酒顶替进去了。
我们与浙江大学营养食品系联合研制了“帝聚堂”精雕酒，味略甜，销量很好。这只产品的第三代动能因子，可以保护肠胃，是目前我们“东风”拓展外地市场的增长点。这只产品，我们的年产量是十万箱，第一年生产了一万箱，每箱出厂价是一百五十六元，市场价是一百八十元。这只是量的增加，要比加饭酒有潜力，“加饭”是以本地为主，“帝聚堂”是以外地为主，全厂这只产品的经销商已达六百多个。出口形势趋好，去年我们出口额有一百五十万美元，我们的酒，不像法国干邑葡萄酒，那个只能本地产销，不像我们的酒，可以离开本地销售。
可以这么说，在国内、国际许多人不识会稽山的历史文化内涵，却知道“会稽山”酒口味醇厚可人。会稽山，作为地名，它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会稽山”作为商标，则更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商标是商品的形像和特征，是一个商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重要标志。一个著名的商标，常常是几代人几十年几百年的心血结晶。它代表了商品的品牌和特征，是企业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形像体现，也是企业生命的原动力。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在紧张的角逐和筛选中，我们东风酒厂的“会稽山”商标在全国几千万只商标中脱颖而出，被国家工商局列为首批国家重点保护商标，这是绍兴酒中惟一的一只国家重点保护商标。
如何再创东风酒新业，扬“会稽山”品牌？
现代市场，呼唤现代的经营理念。我们的经营理念是好酒、好包装、好营销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质量、品牌、信誉立厂三根支柱断一不行。首先，好酒是本。酒的质量不过关，商标最响也要贬值。因此，我们以“质量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广告”来要求每一位生产者。坚持质量否决制和质量面前“三让步”原则，即“当质量与产量发生矛盾时，产量让步；当质量与消耗发生矛盾时，消耗让步；当质量与用工发生矛盾时，用工让步。”做到万坛无疵酒。并投资一百五十万元对瓶酒过滤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在黄酒行业中率先解决黄酒沉淀过多的问题。生产更清澈、光亮、色香味俱全的优质酒，永葆国家重点保护商标的权威性和知名度。
其次，品牌是形象。我们要在现有基础上重塑“会稽山”酒新形象。一是改进产品包装，使其与国际酒类包装接轨，力争使绍兴老酒真正跻身于国际名酒之列；二是加强质量跟踪，从管理、信誉中树品牌；三是深挖企业、产品以及商标的文化内涵，改变传统宣传的招数，介入全新的产品宣传理念，使其进一步打响知名度；四是要积极深度开发新产品，生产适合现代人饮用的新品牌黄酒，创造出新的著名商标。
最后，营销是活力。现代企业不怕生产不出好产品，怕的是占领不了大市场。我们固然有“会稽山”国家重点保护商标的优势，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黄酒市场仅绍兴就有古越龙山、会稽山、女儿红、塔牌、黄中皇、王宝和六虎相争的态势。在这样激烈的竞争形势下，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抓营销、促营销。一方面要巩固现有市场，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新市场、新地区，要广泛寻求代理商，开辟直销点、设立经营部等各种形式，逐步渗透和提高“会稽山”酒的市场占有额。一方面要占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还必须进一步开辟国际市场，当前，主要是要扩大和拓展东南亚的黄酒销售市场，切实提高“会稽山”牌绍兴酒的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39、土货洋装
一张充满微笑的脸，圆圆的。一只普通的文件包，鼓鼓的。起早摸黑奔波在绍兴至钱清104国道上的郑家荫，为绍兴土特产做起了洋梦，穿起了洋装——
利康食品公司为何取名利康？出发点是为了有利于人的健康。
说到办厂、办公司，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我都有一些年头了。一九五四年我从金华农校兽医专业毕业后，在县农业局畜牧兽医站工作，八十年代我在当站长的时候，就在钱清办过鸡场、糟鸡厂。但到了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办了提前病退手续去了美国。其中的原因还会牵扯到一段历史，我岳父原来是国民党的官员，一九四八年去了台湾，一九八六年又移居到美国，岳母早年就去世了，所以九十年时，我老婆就去了美国。本来我也一起去的，因为单位里的人都劝我不要去。我们两老的出国手续岳父早就办好了，领事对我说，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办，所以拖了年把才去。到美国后，国内的朋友都叫我做些生意，我女婿在新建布厂，但要做纺织，我跑不出。在漓渚矿冶厂的同学对我说，美国镀铜多，可做些生意，结果，我了解了一下，根本不懂，一个美商问我，一只电动机里有多少镀铜，我答不出，他说，把钱骗光，你也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一九九二年，一个在美国的阿舅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是做食品生意的，这位朋友跟我谈到了做咸鸭蛋的事，通过议论，觉得做蛋黄生意比较好，因为在这方面我是比较了解的。当时，绍兴咸鸭蛋有许多厂家做，但做蛋黄的倒没有。我就马上回到了绍兴，找到了县科协，县科协主席陈志伟说要搞个合资企业。我与老太婆商量后，决定投资，好不容易凑到了二万美金，一万美金是我打工的积蓄，还有一万是向岳父借的。在国内的技术特长到美国是用不上的，因为千差万别，我在美国是打工，生活在最低层，我岳父是租房子住，几个子女也都在打工，挣的是几个辛苦钱。内资是科协的科技开发公司。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公司接到了第一张美国客商的订单。接到订单时，利康公司尚未建立，资金也还没有到位。订单要求是农历七月份交货，最迟到六月份我们就要把货发出去。我们心里很着急，但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做。公司在注册时，就卡住了：县工商部门说要十五万美金以上才可注册，六万美元不行。后来是原单燕玉副县长、齐宽明副县长出面，说工业企业十五万美元以上，但农业企业是弱势产业，又是绍兴农业加工合资企业第一家，应该开绿灯。到市里，外经贸不批，最后也是县里领导去说，才放行。办手续的时间共花了三个月。
我们的产品是要出口的，所以必须按照国际标准生产。但按照国际标准，“蛋黄”色要求在十二级以上，而绍兴的鸭蛋的蛋黄色只有七至八级，原因是绍兴县是圈养鸭，经过分析主要与饲料有关。于是我马上同市饲料公司协商，进行饲料攻关。饲料问题解决后，我们就在斗门西堰村开始试点，因为这个村是绍兴养鸭集中的专业村，但鸭农拒绝换饲料，因为换饲料，蛋产量在减少。我就采用单个试验的办法，依靠事实来说明养鸭户。我选了一个叫五云夫的鸭农，他有二千只鸭，每天产蛋二百斤左右。我对他说，要是产量低了，我赔；吃新饲料鸭死了，我也赔。按我们的测算，新饲料连续吃四天后，蛋黄色马上就可上去了。几天后，王云夫看到鸭蛋产量没有少，蛋黄色却上去了，就与周围鸭农说，这饲料好。这样就铺开了，村里一下订了三十多家，全部吃市饲料公司的“红心饲料”，鸭蛋价格高出当时市场价两角一斤，饲料价高出市场价五分一斤，从而，实现了“订单农业”，到三月份，共收了六十八万只蛋。
原料问题是解决了，但还缺少蛋黄与蛋白进行分离的机器。我们就到上海食品公司的蛋品加工厂去看，他们那里有一套分离设备，是美国进口的全自动全不锈钢机器，要一千多万美元，我们根本买不起。回来时，我们在火车上商量要自制设备。先是自己设想，再请市医疗器材厂帮助试样。试样成功后，搞了四台花了一万多元。机器结构比较简单，是一只中间钻空的圆盒，鸭蛋放进去转一圈后，蛋白流落，蛋黄就留住了，属于半机械化生产，达到了卫生要求。没有这设备，产品到商检时通不过。
为厂房问题，我们找过三四个地方，都没有谈成。最后与钱清东畈村谈，支书孔永华比较开通，同意把村委办公室让出来给我们用。同时，他对加工蛋黄很感兴趣，想入股，但我们说这不可能，价格及优惠政策定下后，场地就定下了，共有洋间房子，一千多平方米，楼上楼下，按防疫卫生要求进行布置后，加工生产了三个月。期间，我代表科协又作为发起人，长期住在厂里。中途，经常断电、停水，我们就买了发电机。因为蛋黄产品的冷冻要求很高，一断电，冰化了，就容易坏，有了发电机，就可以应急了。水没了，就到附近的西小江去引水。一九九三年七月，我们按时交货到了美国洛杉矶，在全省我们是第一家出口蛋黄到美国的企业。而厂是五月八日才正式开出的。
我们发出去的蛋黄是给美国洛杉矶一个姓蔡的越南华侨，他的祖籍在福建，专门搞食品批发的，蛋黄是针对洛杉矶的二十万左右华人，主要用于加工月饼，而“蛋黄月饼”是最高档的。我们连续提供了三年，是用集装箱运出去的，每箱可装五十万只，第一批五十万只，赚了七万美元，前后一共赚了二十一万美元。
问题是做蛋黄有个季节性的问题，只有在中秋节比较好。“利康”当时雇了三十多名工人，做了蛋黄后，干什么？经过市场分析，我们开发出了以生产糟鸡为主，兼顾生产干菜肉、酱鸭、红烧牛肉，糟、醉、酱三大系列二十多只品种，还有毛豆、千张、菜梗、冷冻、鱼丸、醉鱼等水产品深加工。
我们对社会贡献最大的是“红心蛋”。原来全国各地如江苏高邮、安徽贵池咸鸭蛋加工，都用“灰包、”“泥包”，出口是不符合要求的，后来也都改用“液浸盐制”再用真空包装的办法。我们是全国第一家采用真空包装咸鸭蛋的企业，原来咸鸭蛋用毛腌，一洗就要坏。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后，产品保质能放一年以上。我们之后，安昌、福全、华舍等地都改进了。现全县“红心咸鸭蛋”年加工量已超过一亿只以上。目前，我们的红心蛋已打入上海，比高邮蛋叫得响，在全国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武汉成都、北京等地都有，还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东欧。
现在，我们带动的农户有五千多户，同时建立了生产基地三万亩，今年我们投入了一千万元，新建了厂房，包括新的加工设备，主要是淡水鱼设备。一条是鱼糜制品流水线，主要生产鱼丸、鱼肉、香肠、鱼排等。还有一条是醉鱼生产流水线，统一品牌注册为“外婆家”。原来有的产品打“越味”，“越味”叫不响，为要创品牌，就改叫“外婆家”，意思是绍兴的土特产，要打到外面去，有句话叫“小来外婆家，大来丈母家”。冷冻与海涂天天养殖公司合作，组建了“绍兴县滨海水产合作社”，基地有两万亩鱼塘，实行草鱼保护价收购，每斤两块七角，高了按市场价，低于两块七角按两块七角收。我们还在齐贤设有霉干菜生产基地，有菜地一万亩。
为了保证生产发展后勤，今年我还组建了“利康农业产业化科技中心”，共十六人，开展社会化服务，以基地为主体，为企业产品开发服务。
第七章 湖纳百川
40、招兵买马
秃顶方脸，和善稳重。他支过农，当过兵，回忆十年前人才引进的奔涌热潮，时任人事局副局长的包月坤激情难抑，他说——
我是一九九O年到县人事局的，我原来在组织部当组织科长，我在组织部干了十二年，我到人事局时李德忠当局长。
我是绍兴人，绍兴的乡镇企业乘改革开放的春风，起步早、发展快，到八十年代后期，已是星火爎原、万马奔腾了。但是，由于一九八三年市县分开，原来一百二十多家在城区的企事业单位划给市区，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随行政区域的变动离开了绍兴县，据一九八四年的调查。全县几百家乡镇企业几乎没有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全靠一批能人厂长开拓局面。一九八五年五月全省召开了第一次人才交流大会，绍兴的乡镇企业积极参加，热情招聘。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为严肃和极为迫切的课题，就是人事工作如何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服务？
当时的人事局长李德忠是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他当过中学老师，思想敏锐，勇于探索。一九八七年，县人事局打破了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当国家干部的计划经济模式，一次将四名中专毕业生分到了大和印染厂，以服务期的形式开辟了一条新的人才分配途径。与此同时，县委和县府领导大胆将乡镇企业中的草木才子纳入全国事业单位职称评审的正常轨道，评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三千人。其中呼声最大的是建筑业，因为行业的资质评定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技术人才。我们突破了禁区，省里来总结了经验，我们人事局被评为全国的先进集体。到一九九一年底，全县乡镇企业的科技人员总数已有三千一百六十四人。但是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来比，还是杯水车薪。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
我和德忠商量，人事工作一定要为经济发展服务，要为科技人才服务，我与许多企业老总熟悉，我去搞个调查。这是一九九一年，我调查了一百五十八个企业，总共有靠百亿资产了。这些老总碰到的制约因素之一是技术力量不足和人才管理跟不上。他们提出质问：既然我们乡镇企业已经成为经济重心，三分天下有其二，为什么大学生不分给我们。传统的体制和传统观念束缚着许许多多人。
一九九二年初，县委书记纪根立要我们人事局在人才引进上加大力度，他说：“引进人才要大造舆论，要把广告登到《人民日报》上面去！”
这个时候，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新的开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山东肥城县率先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招聘人才。接着，又传来珠海重奖科技人才的消息。这使我们受到极大触动，在这以前，我们采取了大中专毕业生分到乡镇企业保留国家干部身份，工资不低于国有企业和户口挂在城区、与农村姑娘结婚可以转城市户口等优惠政策，全县十个区每个区都成立了工业技术人员服务站。这一系列的措施经《光明日报》记者作了连续报道后引起了不小反响。我们决定抓住时机，把引进人才工作做大。正巧，浙江合成纤维总厂建立了人才开发部，我们就利用这个接力站，政府与企业联手，在媒体上广告招贤。
登招聘广告要先到国家人事部的人才开发中心盖章，李德忠局长带着当时的办公室主任章长胜去办这件事。我分工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李局长总指挥，调配科长冯华欣管接待发函，章长胜负责发布新闻大造声势，这件事具体就我们四个人管。
这是一九九二年的六月初，先去光明日报社，因为记者叶辉帮我们电话联系过，所以比较顺利，他们答应尽快挤出版面刊登。到人民日报比较难些，广告部说广告比较多，要排到八月份能登出来。后来我们去找了一个来绍兴采访过的副总编，他派秘书到广告部去协商，答应充分考虑。后来又几次联系，终于商定六月下旬刊登。六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以“创重才环境引八百英才”的大字标题醒目地登出了绍兴县向全国招聘科技人才的大幅广告。接着，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也刊出了绍兴县广招天下英才的广告。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的影响相当大，只短短十多天，就有一千多个专业人才来信来电，有的本人亲自来，多的一天来六七十个。后来一天来几百人，章长胜每天都记录数字。这时，我们人事局推出三条服务措施，一是建立信息栏，发荐贤榜，欢迎企业随时来招聘。二是简化手续，不需档案调令，还加快办事速度。三是加班加点，晚上一直到九点半，星期天也有人接待。
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湖北一个工厂的总工程师杨德钧，这是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局长李德忠亲自接待的。杨总是绍兴人，他是一九六九年的本科生，学的机械制造。他是看了《光明日报》后赶到杭州出差的机会来洽淡的。李局长问明了情况，当即推荐给市冶金电子总公司，徐光林总经理接到电话马上赶来了，商谈后都很满意。徐总当场开出三条优惠待遇，一是给一套市区七十六平方的房子，二是家属随调，安排适当工作。三是户口暂放公司所在的钱清镇，子女在市区上学的赞助费由公司承担。从商谈到发出调令只两个钟头。杨总下午就启程回厂，他说还要介绍五六个技术人员来，他是我们县在全国招聘的第一个引进人才。
徐光林送走了杨总工程师后，仍然留在人事局翻一大堆应聘材料，他挑了二十多份人才资料离开人事局。走的时候他讲：“我明天要派两个人进驻人事局，合适的人才我都要！“
听说徐光林一口气拿走了二十多份人才意向书，嘉会汽车仪表厂的马祥林厂长着急得坐勿牢了，第二天，他派出办公室主任小蒋坐镇人事局，他给小蒋下达了招聘三十个中级以上人才的指令性指标，因为来迟了一步，小蒋只发掘了十四个人才。
湖塘镇管工业的茅明初听到全国的人才来应聘，他带了六个厂长来人事局抢人才。因为要开发十里湖塘，抓十家企业、上十大项目、突破十亿产值指标，他们要大量专业人才。斗门镇的陈张贵把“诚诏天下英才共创斗门大业”的横匾及“开发图”、“招贤榜”挂到了人事局门口，还派出两个人设摊招募。咸亨酒厂厂长张尚明七月四日在人才中心蹲了一整天，又招人才，又发广告。陶堰镇的书记严关龙带领十四个厂长经理来“采购”人才，他说“我要招四五十个！”因为天天爆满，为了维持秩序，人事局只好发红黄两种票子分批入场。到七月六日，有四十三家企业与一百五十名科技人员达成了引进意向。出于我们意料的是，县政府的一些机关部门也来人才市场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环保局长选中了一名搞水处理的技术员。统计局的宋局长花了两天时间，寻觅到了急需的三位计算机人才。另外，工商局、外经委、物资局、统计局、农业局、林业局都来联系招聘人才，先后有三十人达成了引进的意向。
为了使人才招聘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我们设立了“绍兴县人才市场”。在人事局门口挂了牌子，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是全省第一个人才市场，它的意义在于，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框，把人才当作商品，进入了市场。
对于来应聘的人，这样的招聘方式是一次改革，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湖北咸宁来的技术科长胡丹岩说：“沿海与内地在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别。绍兴作为一个开放城市，改革的步子迈得快，这自然成了吸引人才的有利条件。”湖南一位搞机电专业的工程师说：“乡镇企业经营机制灵活，对于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来说，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从杭州来的搞计算机应用的许涌波说：“我到绍兴的乡镇企业来，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但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总是会有收获的。”
我们广招人才的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报道这一举措，记得一九九三年有三百多篇报道。同时也得到了领导机关的支持和鼓舞，省人事厅刘厅长对我们人才引进工作有很高的评价。他说：绍兴搞人才引进全省是第一家，搞得这样活。人事工作如何适应市场机制，使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为服务功能，看来你们的路子是对的，我们厅里支持。我们对绍兴人才引进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绍兴县委、县政府的决策是很正确的，引进人才和发展经济是一致的。我们想在你们那里搞个人才市场，跟你们合作。你们人事局工作走出了一条为基层服务的道路，很好，你们的人才引进是浙江省人才开发工作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社会的肯定和领导的勉励促使我们把人才引进工作做得更好。随着企业的发展，高科技人才显得更为迫切。我们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先到郑州大学、开封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及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介绍企业家和大学生见面洽谈，又请来浙江丝绸工学院、中国纺织大学、西安纺大等十多所大学的学生处长来绍兴参观洽谈，引进高级人才好几百个，仅宝业集团就有两百多。
对于引进人才，我们县领导十分重视。县长、书记亲临人才中心视察和听取汇报，先提出“不怕困难，不惜重金，不拘一格”三个不，人才引进后又提出要“引得进，留得住，用的上。”为此，县委和县政府领导指示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措施，从才能发挥、生活安排到工资待遇都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形成了一个尊重人才和爱护人才的环境。只一个多月时间，原先登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的“创重才环境引八百英才”的口号不仅变成了现实，应聘人数达到了八千！
我们对所有来信来电和来访者一律热情欢迎。来信来电都认真登记编号，来访者做到象贵客般接待，体现我们绍兴人的好客和诚恳。合成纤维厂的人才开发部达成引进意向的有四百多人，已引进了八十八人，他们的措施是：大胆使用，落实岗位，配备助手，关心照顾。高级工程师万乃洪、傅燮宜和硕士生赖朝生一到厂就进入项目规划设计。厂长王永良讲：“事业需要人才，人才需要事业。”他们还给高级工程师配备大学生中的尖子作为助手，还专门为科技英才改建住房，新造浴室、食堂、配备床铺、桌椅、毛毯甚至碗筷，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
根据我们县的经济特点和企业的要求，十一月十一日，我们又在《光明日报》刊登了引进纺织、印染专业技术人才和建筑专业技术人才的启示，揭开了第二次引进人才的序幕。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还两次召开了招聘人才工作会议，促进科技人才与企业的洽谈和了解。
影响最广泛的一次造势是一年后在省城杭州之江饭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及省市三十四家新闻单位记者采访，省里领导沈祖伦、李德葆、张启楣出席，十一所高校的学生处长到会。
这次新闻发布会别开生面，先是表彰十佳重才厂长，再是表彰十佳引进人才。县长陈敏尔介绍了一年来人才引进的情况。他说：“我们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用大众新闻媒介招聘人才，创建全省第一家县级人才市场，派遣小分队上门求贤并下乡送贤，改革人才管理制度，开辟了绍兴县人才引进工作的新天地。截止六月十日，全国各地一万二千三百0多名专业人才来信来电来人应聘，引进到位上岗的已有八百一十七人，其中高级职称一百八十一人，引进的高级人才远远超过了我县原有的高级人才总量。以借用、聘用、顾问等形式引进的专业人才达一千多名，大大改善了我县人才结构，有力地推动了我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绍兴县将在五年之内通过外引内育增加科技人员一万名，绍兴县的大门永远向广大有志科技人才敞开！”
省委副书记沈祖伦和副省长张启楣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次新闻发布会又一次将绍兴县广招天下贤才的胆魄和气度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它对于引进人才，塑造绍兴形象，宣传绍兴改革成就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光明日报》以《绍兴县面向市场广引人才》为大标题作了深入报道，《文汇报》以《广贴招贤榜远水救近火》报道绍兴县的人才引进工作，《经济日报》的标题是《政府当红娘企业结连理》，《浙江科技报》的标题是《人才为何汇绍兴》。《浙江日报》在第一版以《扬重才风气创用才环境》作了大篇幅的宣传。这些宣传报道，再现了一千多年前兰亭集会那种“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浩浩鉴湖汇入了巍巍稽山的百流千川，我们绍兴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引入了五湖四海的人才贤能，出现了万马奔腾的经济建设飞跃发展的新气象。
当然，由于各种各的原因，有些当初聘来的人才又离开了这块土地。自然，又有大批新生力量来到绍兴。大多数留下来的科技人员，经过十年的奋斗，都大有成就了。最突出的是王茂云，现任县科技局的副局长，她和她丈夫一起从黑龙江来的。对，是位女同志，你可以去采访采访她。
41、日本来的门野
谦恭和善，方脸笑眼，花甲之年的老人充满精力和活力，日本籍的门野俊树来绍兴三年多了，他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他的故事——
我属羊，今年是本命年，六十岁。我是日本神户人，神户是港口，知道吗？我是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来绍兴索密克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任财务副总经理的，我懂财务，对。他叫大庭正博，是公司的副总经理，总经理也是日本人，我们是中日合资企业。
我们公司的名称叫SOMIC，这是英文缩写，它的含义是“创造·未来·挑战”，办企业就是创造未来，而创造未来必须接受挑战，这是现代的理念。我们公司是由原来的绍兴第二汽车配件厂和日本索密克石川珠式会社、日本丰田通商珠式会社三家组建的合资公司，以生产汽车转向拉杆、悬架球头总成、真空助力器和制动泵总成为主，我们的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装备先进、产品质量上乘，为中国许多知名汽车集团配套，有的远销国际市场。我们的目标是“产品质量行业第一”，我们的宗旨是“创造精品，服务社会。”
我个人的情况？是，我很早以前就来中国，第一次是一九七八年，那时候中国还不太开放，那时候来我有些害怕。我一个人来的，我来做中日贸易。我学过中文。为什么学中文？我在上中学大学时看过日文本的《三国》和《水浒传》，还有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很有兴趣，中国的文化和日本是同源的，所以我喜欢上了中文，正好我家附近有中国人，是中国台湾人，他教我中文，后来中日文对照的书没有小说了，只有《毛主席语录》了，我就学《毛主席语录》。
第一次来中国是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我学的中国话能听懂好几句，我很高兴。当时我做的是农产品生意，把红小豆、蚕豆、黄豆买去到日本去卖，那时来中国的人少，生意好做，后来竞争激烈了，后来我就做轻工产品，也买卖农副产品。有一次我去福建的沙县，是去买香菇的。接待我的一个年轻人说，他母亲对他说，日本人是很早以前中国皇帝派去的五百个童男童女繁衍下来的，中日是同宗同亲，所以要好好接待日本客人。我听了这番话，很感动，中国人是很重感情的。
后来我又去东北买木材。冬天很冷，河水结了冰，我在河上走。
我五十五岁时因为贸易环境变了，就不做生意了。但我还是经常来中国。后来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索密克，说日本在绍兴办了个合资工厂，需要一个会讲中国话的管理人员，我同意了，公司就派我来了。
在这之前，我来过绍兴。那是一九八五年，我到杭州做生意，朋友带我到绍兴来游览，看了大禹陵、兰亭、鲁迅故居，在咸亨酒店喝了老酒，吃臭豆腐，味道很好。我最爱喝绍兴老酒，现在我天天晚上在宿舍一个人喝老酒，我是现代的孔乙己。
到绍兴来我太高兴了，这里是鲁迅的故乡，老酒的故乡，我来过很亲切。我们来三个，总经理是杉山英治先生，我们公司在名古屋至横浜之间的滨松，我们坐飞机到上海，杜书记去接我们。
我们这个公司是一九九四年签的合同，一九九五年开始合资的。原来只生产球销，是转向装置中的零件，是钢铁制造的。合资后我们用新的设计和新材料进行改进，中间加了塑料球座，使它性能更好，寿命更长。另外还开发了其它产品。不少零部件的组装设备从日本运来，我们合作得很愉快，我们的客户有中国一汽、二汽，我们为重庆长安汽车、四川的丰田、天津的丰田、柳州的五铃、郑州的日产汽车，还有东风汽车和小红旗配套，今年的产值是一点五亿元。
中日双方的管理人员经常探讨如何开拓市场和提高产品质量。我与财务科长韩尧清先生合作得很好，他财务知识强，税法很熟悉。我们公司有六百二十位员工。中国的工人和日本工人一样，工作认真、勤奋团结、守规矩。女工比男工更好，男工中有个别人随便抽烟、纪律差一些。当然，日本也有不好的，日本企业中有的有帮派，搞不团结。
要说中国有什么要改进的，就是我们的工厂到宿舍路远一些，不方便。本来有机动三轮车，因为排废气被取缔了。骑自行车放在路边有小偷。生活上很好，我们宿舍有一个为我们做饭的陈阿姨，叫陈雅香，她给我们做绍兴菜，臭豆腐霉干菜，我喜欢吃，大庭他不喜欢。陈阿姨也学习做日本菜，适合我们的口味。
我的业余生活很丰富，我喜欢旅游、照相，到处跑跑看看。我去过中国好多地方，西安、兰州、成都、昆明、广东、福建、东北都去过。到绍兴来以后就在附近跑。十五日我和大庭先生到上虞白马湖参观春晖中学，这里出很多名人，如丰子恺、夏尊丐，还有弘一大师的晚晴山房，那里风景也很好。二十二日我们去了上海博物馆，看晋唐宋元的书画，有王羲之、颜真卿、苏轼、朱芾、赵孟頫的许多作品，真正是国宝级的文物，难得一看。二十九日我们准备去杭州市新建的雷峰塔。国庆放假，我去了宁波和普陀山，兰色的大海，金色的阳光，我五点起来爬山，真高兴！
我们三个月回一次日本，探家，我有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太太在家抱外孙和外孙女。我经常打电话回去问好，我的家庭很幸福。
我来了这几年，绍兴的变化很大，我把报纸上的照片剪下来，剪了好几本，都是绍兴新的建设，图片文章都有，您要看看？对，有四大本。柯桥的变化更快，我来时好多地方是农田和农村，现在变成了城市。绍兴的风景很美，我对绍兴有感情。绍兴老酒在中国好象不太重视，在日本很有名，日本人都知道，在日本名气很大。在日本讲中国酒，就是茅台酒和绍兴酒。
我夫人来过两次了。我说绍兴好，她也说好。
我星期天经常骑自行车到农村跑跑，和农民聊聊天，我不用翻译，附近很多人都认识我。大多数话我能听懂。听不懂的，笑一笑，显得更友好，这样不会失言。
公司要我在这里干几年，我愿意干几年。我说了，我对绍兴有感情。
42、洋女婿
白皮肤，高身材，深凹的眼眶。高挺的鼻梁上架一付儒雅的镜片。舒安迪是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德方首席代表，翻译小徐给我们架起了语言的桥——
我来绍兴已经三年了，我是公司指派来当财务总监的。到这里以前我不知道绍兴，西方不少人对中国不是很了解，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文字和语言不通。当然，知道中国很大，人很多，知道北京，知道长城，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
我的家在德国的东部，我们在德国看到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大多是一些德国人到中国来几个星期，就写成书出版，他们了解得不细，感受不深，有些还有误解。最好是中国人写的书翻译成德文，或上网发表，这样的信息就真实多了。我来中国以前，一些要扩大与中国贸易的商人必须先去找驻中国的德国银行老板了解中国市场。做汽车生意的德国人会问：“中国有路吗？”
的确，三年前，法兰克福的人只知道上海的虹桥机场。所以现在许多欧洲人到中国后都大吃一惊，他们看到了浦东机场和浦东开发区，看到了北京及许多地方的现代化。我来绍兴三年了，绍兴也变了，我的感觉绍兴每天都在变化。三年前，没有这么多高楼，住宅大多是公寓，现在有别墅了。
我来绍兴以前是德国布莱斯·戴姆勒集团驻澳大利亚的代表，我们的集团公司生产钢结构产品。我在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我工作五年了，工作一段时间又去读书。我在印度、尼泊尔、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工作过，我是回德国一个月后公司派我来中国的。开始要我住在中国我有些害怕。当然，这不是中国的原因而是我自身的差异。我认为中国太大，有些人思想保守。
我来的时候工厂正在建设，当初只有二百个员工，现在有一千名员工了，这三年发展很快。一个大公司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对困难不是回避，而是迎上去解决。中国的发展很快，公司发展也很快，我们要做得更好。中国与德国的区别在于，德国人安于现状，中国人有冒险精神，敢于尝试新的东西，这样就有许多机会。
我们这个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从事的是一种新型的建筑结构理念。流水线设备主要从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进口。原材料大部分是中国产的，如上海、马鞍山、武汉等钢铁厂，我们有许多供货商，板材有些是澳大利亚的、台湾的。我们每年生产各种钢结构十万吨。近几年，我们在国内外完成了几百项钢结构工程施工任务，我们获得了甲级设计和一级施工资质，像三十一层的北京城建大厦、辽宁国际金杯通用工程、温州国际会议中心，德国法兰克福机场、保时捷汽车制造车间和杭州西湖新建的雷峰塔等等，我们的工程赢得了中外客户的高度赞誉。
我们与中方的合作非常愉快，中方老板方朝阳是一位年轻的、有胆识的的管理人员。在他的带领下，公司遵循“以人为本，科技为先”的理念，与同济大学合作，成立了钢结构技术研究中心，我们有六十多位专业设计人员，有二十五个高素质的项目经理部，有三十二支经验丰富的施工安装队伍，形成了设计、生产、施工、安装一体化的全方位服务体系。
我们的公司是中德合资的，我的家庭也是中德合作的。我当了中国的洋女婿。我的夫人马寒萍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她是杭州人，在绍兴二十多年了，她当过外语教师，搞过进出口贸易，她很能干，也很漂亮，我们是今年十月份结婚的，县委徐书记还参加了我们的婚礼。我很喜欢绍兴的风俗，所以我们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办了喜酒，又到德国举行了仪式。我们的家庭很幸福，下班回家一起烧菜，我喜欢吃绍兴的霉干菜蒸肉，还有鸭血豆腐汤。夫人很忙，她下班回家也有很多业务上的电话和传真，工作的压力很大。她很温柔，我生病了，她也陪我去。她的美丽和贤慧，是我聚她的原因，我和她在一起，使我的心情愉快。
绍兴的历史风景引人入胜。我去过兰亭、大禹陵、鲁迅故居、秋瑾故居和周恩来祖居，绍兴是许多名人的故乡，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禹治水。我很有兴趣了解绍兴的历史文化，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书店里有许多书，但看不懂，我在杭州的外文书店买了一本林语堂的书，是英文版的，我买来读了。我还通过因特网来了解中国，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可是在网上只有五个页码，太简单，是大概的，讲陶瓷和古老文化。
我喜欢旅游。我通过旅游来了解中国。我去过上海、武汉、无锡、三峡、青岛、济南、西安、大连、厦门和长沙。长沙去过韶山毛泽东故居。厦门气候风景都好，在那里居住很好。这些地方大都是有工程去的，做业务时去的。
我来中国三年了，我一个人来，现在有了一个家，我的家庭就是中德友好的象征。对不对？
43、南腔北调
方圆脸中等个，嘴唇上留一撮小胡子的王冬文是江西贵溪人，他诚实厚道，不善言语。他来绍兴五年了。他的七个兄妹，五个在外打工。谈起打工的生活，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我老家在贵溪余加乡，我们那里穷。我和老婆还有两个孩子只分了两亩八分一厘田，割点谷子养两头猪种点还菜还是过不下去。村里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去了，只剩下老的小的。我父母六十岁了，在家种田。我是老三，老四老六两个妹妹在福建给人当保姆，老五老七两个弟弟在福建打零工学装璜，每月只五六百元。大姐和老二在家种田。我是一九九八年正月初出来的，以前我在福建邵武做蔑工，给人编箩筐，十八岁去的，做了五六年回家结婚，我的老婆和我同岁，都是一九六八年生的，我们两家差三公里地。
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困难，我只好出来打工。带了几百元钱在鹰潭上了火车，也没有目的地。车上碰到一个姓刘的老乡，他说他在绍兴踏三轮车，我就跟着他来了。从萧山下火车，坐汽车到柯桥。
我们很多贵溪老乡住在福年村。我挤住的是楼上楼下两间房，有两对夫妻，加上我有九个人，楼下烧饭，上面睡人，租金每月两百元，那时候房租便宜。人多没关系，都是老乡，有的用布帘拉一下，有的也不拉，不讲究，也有为一些油盐酱醋的小事吵架。
我一来先是擦皮鞋，钉一只木箱买一个小塑料凳到街头兜生意，擦一双鞋两元，后来只收一元。擦的人多了，光我们贵溪在柯桥擦皮鞋的就有一百多人。
擦皮鞋收入少，多时七八元，少时二三元。为了生活，晚上就踏三轮车，生意好时能挣二三十元。可是踏三轮车要领牌照，我们没有，就花三百多元钱买一部，偷偷摸摸拉生意。但是，没有牌照的三轮车警察要抓，抓住了车子就没收。没收了再买，再踏三轮车，只要两三个月不被抓牢，就算运气好了，半年不被抓住，就能存一点钱了。这些年，我的三轮车被警察抓了十多次，都没收了。
我到绍兴半年后，刚稳定下来，我就回家把老婆和老二接到了绍兴。老二是我的儿子，一九九四年正月生的，属狗。老大是女儿，放在老家叫父母带着，到二OOO年初也带出来了。
我踏三轮车时晚上经常在华联商厦门口等客。有一个胖胖的老大娘经常坐我的车，她说她儿子在华联商厦，她接孙女回家。从华联到浙纤宿舍。一路上，她问我什么地方人，来了多少时间，收入怎么样。她有轿车不坐，为的是让我多挣点钱。车踏到后，她总要多付几元钱给我，后来我知道了她姓韩，我叫她韩大妈。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二OOO年四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钟，我家出了大事。我和老婆在外面擦皮鞋，十一岁的大女儿带着七岁的儿子王宁出门到小店去买东西吃的时候，一辆三轮车冲过来，把我儿子撞到了，撞得头破血流，我花了一千多元钱，马上送医院抢救。到晚上九点，最终还是没有救过来，撞了太阳穴，活泼的儿子没有了。
撞我儿子的也是个外来打工者，四川人，只有十八岁，我只要他赔四千元钱，他也不给。他被法院判了三年牢。儿子的尸体在殡仪馆放了好长时间，火花了我都没有去拿骨灰，怕他们向我要钱。我没有钱。
我把儿子的照片带在身上。儿子穿过的衣服我也保留着。从此，我看到三轮车就伤心，我再也不踏三轮车了。我没有心思了，我不擦皮鞋了，儿子是我的希望，希望没有了。我懒得做事，半年不干活，心里只想我的儿子。
开始时韩大妈不知道这件事。有一次，也在柯桥踏三轮车的我的舅舅给韩大妈踏车，讲起我家出了事，讲小王宁没有了，韩大妈也很悲伤。她见过我的儿子，他给我儿子买吃的，还送过衣服。
这时候我搬到了综合市场后面，我整天在街上蹓来蹓增，不知道要干什么。我老婆姐姐的女儿来绍兴比我要早，她是做水果生意的。我对她讲，我跟你到绍兴去批水果去。那天起得很早，批回来桔子卖，卖了两天，挣了二十多元。我主要是心情不好，想借做生意散散心。
有一天，韩大妈在路上碰到了我，她关心地向我问寒问暖。她看我老婆心情也不好，她说你帮我搞卫生吧。韩大妈叫我“冬文”，她得知我住的地方不好，还要付房租，她就叫我搬到柯亭小区她的两间房里来，到现在两年多了，不收我们一分钱。她看我们睡的是竹片床，冷，就送来木板床。看我们盖的被子薄，就送来棉被。中秋节送我月饼，过年了送我年货。我送女儿回江西老家，韩大妈又送我好多衣服，叫我带给父母穿。
韩大妈叫韩仁金，她的丈夫叫沈玉林，他们老俩口对我们真是太好了。我们一起打工的人都说我碰到了好心人，真正是运气。
现在，我在做水果生意，我是装在车上走街穿巷叫卖，老婆挑着担沿街卖。卖水果也很苦，早上二三点去城里进货，夜里到十点十一点收摊。摆摊要有许可证，现在取消了临时摊位，只能在中午和晚上上街卖。还有，就是到小巷子小街弄里。如果碰到不好惹的一些人，白吃水果还要挨打。现在卖桔子、香蕉、苹果，春天卖杨梅、桃子，夏天卖西瓜。卖西瓜时韩大妈专门给我送来一把很大的阳伞，还有四个雨披。反正我缺什么，她就给什么。有句老话叫“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自从我碰到韩大妈，她就象亲人一样关心我。我来绍兴五年了，绍兴人都很好，都有同情心。苦我不怕，擦皮鞋、蹬三轮、卖水果我都能干，只要能挣到钱。绍兴话我也能听懂了，但讲不来，这地方的人好相处。
现在我的不少老乡仍然在踏三轮车，有的是向本地人租车，租有牌照的一辆三轮车，每个月要交七八百元，有的是两个人合租的，多多少少挣一些。也有些人吃不了苦回去了，但又有一帮人来。
我想继续干下去，一年挣三四千、五六千，挣到两三万元回家就能造房子了。去年我们两个人挣了五六千元，但是老婆做手术花了七千多。老婆结扎了，儿子没有了，又做了接通手术，我还想再有个儿子。
这里有韩大妈这样的好人，我也不想走。我小学毕业，前几天我看《绍兴晚报》，我想韩大妈今年六十岁，我要在报纸上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就坐车到市区，找到了《绍兴晚报》的陈记者，我把韩大妈关心我的故事讲了一遍，记者听了也感动，他帮我写了一篇稿子登出来，题目是《谢谢韩仁金大妈》，登在一月七日的晚报上，我没有什么可以荅谢的，这是我的心意，我祝福韩大妈一家平安幸福！
我儿子在绍兴，我不想离开绍兴。
44、朱大喜的悲歌
采访完江西的王冬文，又采访了湖北的严冬桂，两个外来打工者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冬”字，这是为什么？严冬桂圆脸短发，个子不高，讲一口难懂的方言，她是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朱大喜的妻子——
我是荆州人，湖北荆州。我是一九九八年到绍兴来的，我老公朱大喜比我先来一年，在柯桥染厂打工。那年过年回来他带回来五千元钱，第二年我就跟他来了。
我们是一九九二年结婚的，我二十二岁，他二十八岁。他家穷，他有五个兄弟，他是老四。我结婚住在他家，小房子。他妈跟我们分了六亩田，一亩田要交三百元的税，我们那里有时种一季，有的种两季。
我家跟他家差五六里路，婚前我们不认识，第一次见面他来我家，我看他人老实，身体好，我就同意了。我身体不大好，经常有病。
我们结婚后他先到沙市去打工，是跟他的叔叔去淘沙，生意不太好，干了一年，就到这里来了。
我姐姐先来绍兴。因为型塘的一个电工到沙市去做工，把沙市一个女的招到绍兴来结了婚，后来亲戚带邻居，带来不少，我姐姐就这样来的，她在柯桥染厂上班，所以我老公朱大喜也来了。过了一年，我带着小孩也到绍兴来了。我来了后和另外一对夫妻租房住在110附近，那夫妻是我们老乡，女的叫朱嘉香，每月房租一百一十元。我和朱大喜花三百元钱买了一部手拉手，偷偷到轻纺市场去拉布，拉一天挣三四十元，好的时候能挣六七十元，但是没有牌照要被抓的，我们被没收了三四部车。后来我们租了一辆有牌照的车，每年要交五千元钱，这样一来，也挣不了多少钱。
我们拉布拉了两年多。虽然很辛苦，但大喜人好，我们在一起也满足。
出事的那天天很热，大喜很早就骑了一辆三轮车走了，那天拉的布少，他走时我还在睡觉，我身体不好。
迷迷糊糊有人来喊我：“冬桂，冬桂，朱大喜救一个人，出事了！”我连忙爬起来，跟老乡走，我心里慌慌的，脚步跌跌撞撞。
后来我听也在西市场拉车的老乡余谋庆说，那天早上在长城钟表店门口他碰见了大喜，两个人往前走了几步，就看见运河桥上站了许多人，余谋庆先看到了河里有一个人，在沉浮，是一个女的。朱大喜要去救，他边跑边脱衬衣和鞋子，有人拦住他：“那么多人都不去救，你也不要去。”可是他不听，他连背心和长裤都不脱就跳下去了。
我听别人说，大喜从河南岸下水时，对岸也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向那个落水的女人游去，后来不知为什么，那个人又往回游了。大喜游过去了，他抓住那个女人的头发，拖了一米多，那个女的可能把他抱住了，就一起沉下去了。
我赶到的时候大喜已经被人捞起躺在轻纺城医院了，身上盖着白布。那个死了的女人也在。听说是四川的，夫妻吵架，那女的就跳河了。
见到大喜，我大哭，他为了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个无亲无故的人，就这样死掉了？当时有很多人看到，为什么别人不下去救，你就这么笨？
我听人说，那座桥下在出事半个多月前淹死过两个小孩。那个地方有邪气。
大喜走了，我苦了，我身体不好，有病。
朱大喜救人的事情很快登了报纸，上了电视。也有记者来采访我，领导来看望我，慰问我，给我痛苦的心情一些安慰。
大喜是个好人，他这个人就是老实。邻村的老乡欧阳到柯桥来打工，他没有地方住，朱大喜就把他领到家里来，吃住都在我家，还把新被子给他用，住了十多天，一直到帮他找到了工作。有个叫龚道龙的老乡生病住院没有钱，大喜就帮助他在老乡中捐钱。有的老乡没有工作，他就把好不容易拉上的业务让给人家，你说大喜这个人傻不傻？
他自己很节约，舍不得花钱。办暂住证要拍照，他把我们两个人的结婚照中间剪开，变成了两张单人照，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不好的兆头？
大喜走后，他的两个哥哥和我的姐妹都帮助料理后事。他的骨灰他哥哥拿回去了，我的公公来了半年帮我带小孩。
我小孩叫朱翠宁，女孩，今年九岁了，在实验小学上三年级。这是领导照顾的。大喜活着的时候有两个愿望，一是要挣钱回家造一座新房子，第二就是要让女儿翠翠像城里人一样上好学校读书。他的第一个愿望看来是实现不了了，女儿上学的愿望总算盼到了。实验小学是柯桥最好的学校，学生家长好多都是老板。老师给我讲，要我管好翠翠，要她做作业，她上课跟不上。另外学生有家长辅导，她没有，我不识字，她怪我没有文化。我也为难，小孩成绩不好，要扣老师的分。
老公死了我难过，我经常哭，我身体垮了。小孩怎么养大？我没有能力，幸亏柯桥人好，政府也好，给了我许许多多照顾和帮助，小孩念书不要我钞票，还在西市场帮我找了一份搞卫生的工作，每月有六七百元。柯桥街道还给我在上市头找了一间不要房钱的房子。我一个外地来的农村人，没有文化，身体不好，无依无靠，许许多多绍兴人来帮助我，安慰我，他们很多人捐款，有几百的，有一两千的，有些小学生把自己的零花钱也捐出来了，我真的很感激。
有一天下午，我在西市场拖地，有人告诉我，县里好几个领导来看我了。在会议里，戴眼镜的徐县长和我握手，他讲了朱大喜的许多好话，表扬大喜，说他的精神情操非常高尚。说本地人要善待外来人，并当作一家人。徐县长说，学习大喜见义勇为的精神，就是对大喜最好的纪念。县长还说，为什么当时很多人围观，却只有外来打工者朱大喜跳入河中去舍己救人？听到这里我鼻子酸酸的。是啊，为什么很多人看，没有人去救呢？人心还是不好，人心好大喜不会死掉的。可能是前世冤家，讲不清。
大喜死以后，县政府授给他见义勇为英雄称号，还给了一万元奖金。后来又要我去绍兴市和杭州开会，开见义勇为的报告会，我不会讲话，我感到很光荣，我也看到了其它许多见义勇为的人。
大喜死后，他的一个哥哥也死了，被电打死的。我给了五千元钱给老公公养老。
绍兴这地方很好，比我们家好，这里只要有力气干活就能挣钱，我们家没有地方挣钱。我三十多岁，发生这样的事，真的很难过。现在我只知道干活，把市场里的地擦干净，象我这样的人也不好再找老公，带一个小孩有负担。另外我也怕政策变，有人说我再找老公就不照顾了，我现在就盼着小孩长大。
45、瞧这俩口子
她是二十五岁那年满怀创业的激情投奔绍兴这片开放热土的。十年过去了，聪慧贤淑的王茂荣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一头随意的短发，显示出她的爽直与谦逊——
我老家是山东，北大荒出生的，在佳木斯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西安的西北纺织工学院。一九九O年毕业，那时包分配，我被分到阿城的黑龙江纺织印染总厂。我的先生赵鑫是大学同学，他被分到了牡丹江，经过一年的奋斗和相思，我调到了牡丹江，这样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结婚不到一年就到绍兴来了。说起我们两个东北人怎么来绍兴的，里面真有故事。我虽然是北方人，但我喜欢南方的青山绿水。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看《中国纺织报》，报上刊登了绍兴县需要纺织人才的消息，我与先生一合计，就决定先写封信来联系。我是质检科的，他是设备科的，听说我们要到绍兴去，办公室里另一个小伙子也愿意来。就这样，我们三个人给绍兴县人事局写了信，介绍了各自的情况，表示了自己的愿望。
人事局都给我们回了信。信中说，把我们的个人资料都贴在墙上，厂长们看中的话，会写信与我们联系的。时间不长，我和先生都收到了马鞍镇第六丝织厂的信，就是现在越龙有限公司，说厂里准备与韩国合资，很快要上无梭织机，如果愿意的话，请过来看一看。
赵鑫正好有机会到上海出差，这是一九九三年初，快过春节了，他在上海办完事后，就到了绍兴，来绍兴还有一个心愿，就是看鲁迅先生故居，看完鲁迅故居就到马鞍第六丝织厂去了。当时厂长朱智增和副厂长陈永潮接待他，介绍了情况，有六十多台织机，二十多台提花织机，马上要搞无梭引进，新厂房正在建，与韩国的合资也在谈，并表示非常欢迎他来厂里工作。我先生当时就答应了，他也没有跟我商量，说我们俩个一块来。他给我打电话，说我决定了，咱们一起来。我问怎么样？他说还行。我问是什么厂？他说是乡镇企业。我问在哪里？他说在绍兴的乡下。我一听有点凉，我原先想去广州这样的地方，有一种城市的感觉。他说电话里说不清楚，就搁下了。他在绍兴呆了一天回到上海。他知道我不太喜欢，回上海立即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准备去了，咱俩一块去。我问地方怎么样，他还是说还好。他妈妈来了，他对他妈说我不同意去南方，还说要是我不同意，他就不回东北了。他妈妈劝我说：“等你同意呢，你就同意吧。”我这个人心软，就说：“我同意，你快回来吧。”
回来他说：“我们准备走吧。”
结婚的东西刚买，洗衣机电视机都不要了，我们轻装出发。
因为听说马鞍是农村，父母亲叫我们户口不要迁，不好再回去。原来的厂里不放我们走，赵鑫正参加无梭喷水机的安装调试，这是引进的日本设备，他还要翻译资料。厂领导说：“我们培养了你，把你爱人调来了，你们在一起多好。”厂里不给我们转关系。“不给就不给”。赵鑫说。他收拾了衣服和书籍，书装了一大箱。同事们都惊讶，大家舍不得我们走，也有人不理解：“我们厂效益这么好，你们干吗要走？”送别时，大家难分难舍，赵鑫喝醉了。
火车到北京转车至杭州，路上走了三天。我是第一次到南方，这是三月六日。下了火车没人接，因为话听不懂，有个人走过来问我，我说不是。那人又来了，再问谁知他是副厂长小土。上了面包车，一路颠簸，那时路不好走，尘土飞扬，芦苇档道。我心里想，快到海边了，怎么到这样的地方来？下午一点多到，厂里给了我们二层的两间宿舍，放下行李我就躺下睡着了。吃晚饭了，车间主任和副厂长陪同，菜很好，有螃蟹，我吃不下。大家互相敬酒，一个个都挺高兴。吃完饭，已八点多了，朱厂长说：“早点休息，明天跟我去上海。”
半夜三点，赵鑫就与厂长走了，他们要去上海和韩国的一家公司谈判。
有人敲门叫我吃早饭。我头疼，不想吃，我想上街去看看，走过山坡走过田，河水有味，鱼虾很腥。买了点水果，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来。女车间主任和另一个女同志来看我，说了一会话，有些听不懂。下午又睡。我冷，打哆嗦。面包车送我到医院，一查是感冒发烧，挂了三天盐水。
赵鑫去上海谈判，他听得懂外国人的英语，但听不懂绍兴话，他只好一声不吭。因为行李没有到，他只穿了夹克衫和牛仔裤，外方认为他是驾驶员。第二天下午，他发言了，他把日本的无梭设备和韩国的设备作了一番比较，他的口语不错，韩国人很惊讶。厂长介绍说：“这是我们新来的副总。”
韩国人降低了价格，谈判成功了。
我感冒好了，他回来了。从此就忙碌了，赵鑫负责设备引进的前期准备工作，定金付了，厂房开始建造。六月七日，突然银根紧缩，已经审批的外汇指标因为款项还没有打到帐上必须重新审批。与省里银行联系外汇贷款金额不多，只好跑北京找光大银行，找投资租赁公司。九十八台喷水织机进口了，越龙公司成立了，赵鑫忙着设备的安装调试和员工的培训。
我的专业是企业管理，厂里安排我在办公室。我看到统计室三个人整天打算盘，从早到晚忙，我就想应该使用电脑，我的毕业设计是电脑编程。我就对朱厂长讲，他说行，你去弄好了。我编了一套统计程序，在原来用作打字的电脑上输入软件，分门另类地打印出来，每天的产量、质量、品种一目了然，第二天中午就下发到各车间了。
编了生产管理的软件之后，我又编了仓库管理、人事工资管理、财务管理几个软件，不但节省了人员，而且提高了统计质量，增强了时效，原先办公室八个人，后来只有五个人。生产统计、电脑维护、打字复印、考核验收全我一个人。
喷水车间建成后，我又做了生产监控装置，电路板一接，生产情况，设备状况都可以在显示屏上看到。我们厂生产不断发展，从我来时的六十多台铁木机到有九十多台无梭机的喷水车间，后来又上了四十八台的剑杆织机，二十多台大提花机。这样一来，工人增加到二百多人，因为大多是外地来打工的，我是团委书记，我就把他们组织起来，业余时间唱歌、跳舞、爬山、看海，使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亲如一家人。
刚来时语言不通，生活上还可以适应。绍兴人能吃苦，很勤劳，质扑。老头老太还在厂里搞卫生做饭，厂长和车间主任经常加班加点。还有人员精简，每个人都无怨无悔，这与国营企业大不一样。乡镇企业的领导文化不是很高，但是工作精神和事业心真使我佩服，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慢慢地，我能听懂绍兴话了，我也学讲绍兴话，我教他们计算机技术，他们把好的东西送给我吃，我已经融入了绍兴人中间。下半年，我和赵鑫把劳资、户口关系都转来了，我们决心在绍兴好好干，背水一战！
那时候，绍兴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我们在的马鞍镇有不少印染厂纺织厂办得都挺红火。我们有一种被重用、被尊敬的自豪感，我们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一九九四年赵鑫被评为绍兴县十佳引进人才。人事局要组织他们巡回演讲，他没有空，我代他写材料，我代他去演讲。
我们厂的团支部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经常搞文艺晚会，篮球比赛，镇团委的人也经常来参加，后来我当了镇团委的宣传委员，我也被评为全县的十佳团干部。
厂里很尊重技术干部，给我们吃小灶，一来就给楼上楼下两间房子，在国营企业每月工资只一百五十元，这里每月拿四百，年终还发了几千元奖金，后来厂里还给我们在市区买了一套六十多平方的房子。这些优厚的待遇吸引了不少人，后来又招聘了一位四川来的技术员，一位浙江丝绸工学院毕业的搞工艺设计的工程师。
我离开马鞍印染厂是一九九七年，当时县里搞“双推双考”，就是单位推荐和自己推荐，大幅度和笔试考核提拨干部。我不太关心这些事，是镇团委书记给我上报的材料。过了几天，镇里组织委员带我们八个人到县二招来报名，县里领导都在，告诉我们要好好看书，到时要笔试考核。我报的是县科委，镇团委书记给我找来八九本书复习。我白天忙，就晚上看书，看到半夜一两点。过了二十多天，通知到工业学校去考试，县科委副主任这个职位有四十八个人应聘，另外还有土地局、妇联、民政局、统计局、林业局共六个领导职位，土地局副局长有六十多人应聘。
笔试后是面试，我抽签抽了第一号，我有点紧张。在党校五楼，我上去已打铃了，组织部的一个科长见我上去，看了一眼一个劲地自言自语：“怎么人还不来？”
我说“我是王茂荣。”他一听笑了：“我以为是个男的呢。”
主考官是副县长。他说：“开始吧。”
面试题是抽题提问，半个小时答四个问题，其中之一是“你当这个职位怎么办？”
我的回答比较宏观。我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计划，一是先进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二是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三是加强与大专院校的合作，四是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
真没有想到我会考上，原先只想不要考得太差就行。这次“双推双考”是绍兴县公开招聘局级公务员的第一次，开始不少人认为选调机关干部都是一个圈子中的人，不可能选工厂的人，更想不到会选一个外地人。我回答完问题时，每一个考试官都朝我微笑。
不久，县委组织部来电话，叫我到办公室去。我一去，有五个人已经先来了，我不认识。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
“干什么会？”我问另外一个女的，后来知道她叫叶加林，是新考上的妇联副主席。她说：“我们被录用了。”
组织部副部长和有关部局的领导都来了。是集体谈话，向我们提了三点要求：一是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二是要尽心尽责做好领导工作，三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脚踏实地。
科委的吴存梅主任也是女同志，她带我见了局里的同事，介绍了科委的基本情况，要我回到工厂后就办交接手续。
我回到厂里全厂都高兴和惊讶。厂里很支持我，大家都祝贺我。我把车间管理的一套业务交给了我的徒弟勤理，讲了注意事项。
我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日来县里报到的。五年多了，我没有当官的感觉，我只是觉得换了个岗位。科技局这么多人我年纪最小，我尊重大家，遇事多请教，具体事情我自己做。我分管办公室，省里搞科技先进县的考核，我下乡收集情况，加班完成申报材料，又跑到省里去汇报，终于使我们绍兴县成为首批通过的科技进步先进县。接着，我们召开了“全县科技进步大会”和“全县信息化工作会议”，做好全县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的实施工作，使我们绍兴县跃升为国家科技工作先进县。因为我有一定的计算机技术基础，分工主抓计算机推广应用工作，我们结合轻纺工业发展的实际，为企业举办“CAD设计”及网站建设和网页设计的技术培训班，组织企业去浙江大学演示及企业之间的CAD技术交流。金昌电脑印花分色中心原是一家个体小作坊，我们认为它是推动轻纺工业向高科技发展的一个方面，就大力支持它，采取政府主导，企业为主，市场化运作，把它作为CAD示范企业，扩大了印花分色业务，开发了软件和激光制网，从服务型公司变成科研开发和科技交流的实体，使之成为绍兴县的轻纺科技中心，被国家科技部命名为“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与此同时，我们县成为全省惟一的CAD应用示范地区，成为全国纺织行业CAD应用示范县。
信息化，这又是一项新兴的高科技项目。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制订了《绍兴县信息化工程实施方案》，将这项技术从企业转向机关，转向信息化管理。徐纪平县长要听汇报，本来定好是四十分钟，后来他听了一上午，直到十二点多，他很有兴趣，他说：“信息化要搞个全方位方案。”后来，增设了信息化管理科，拨了专项经费。我们参与指导了中广有线的“柯桥城域网工程”和绍兴县有线宽带综合业务网络工程两个项目。新县城建设热火朝天，要采用现代化的高新技术，其中我参与了县行政中心的智能化系统工程，负责系统建设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的解决。我还负责组织实施“数字柯桥”的电子政务基础工程的招标工作。绍兴县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科技部门和科技人员都很忙，但心里非常高兴。形势逼我们要知识更新，要充电，我还读完了浙江大学的科学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绍兴已经成了我扎根的家乡，我的母亲和公婆也来到了绍兴，我有了孩子，真正是事业兴旺，家庭幸福。
我来绍兴是抓住了难得的机遇，这里山好水好人好，这是一片有收获的地方，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原先我们在黑龙江的好些同学同事不少都到南方来了。朝鲜族的金明先到大和印染厂，后去了萧山，现在又来绍兴了，他们夫妻俩在搞销售，买了房买了车，挺好。
46、救救陈天德
俊俏的陈凤平是陈天德的妻子。十年前他们从外地来到绍兴工作，后来丈夫患了重病。一位科技干部的病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你问我什么事？陈天德？他……他已经走了。
对，我和他都是诸暨人，我们是枫桥中学的同学，我们同年纪的，都属猴。他高中毕业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工系，我后来进了视北农机厂做工。那时候我们只是一般的同学关系，大家都认识。
后来有一次开同学会，讲起来啥人在哪里，啥人干什么工作，有人讲到陈天德，说他大学毕业了，分回到诸暨来了。
后来我在路上碰到他，他讲分配在化工研究所。他讲本来学校要留他任教，他不想教书，所以回家乡来了。那一天他说要到绍兴去，他很忙。
他这个人能力强，在高中时成绩好，办事很利落。另外，人很英俊，有知识分子样子，噢，就象香港的歌星张敏明，蛮象的。他的一张照片放在玻璃板下，许多人一看就说这是张敏明。他爱唱歌，他最喜欢唱的歌是《我的中国心》。
后来我们经常打电话，也经常见面。很快，我们相爱了，我们是一九九O年结婚的，婚事是在诸暨办的。这时候，他已经联系要调到绍兴来，因为听说绍兴要引进人才。好象是先借调到化工厂，一九九二年一月通过人才市场正式招聘到绍兴县供销社所属的绍兴县化工厂。
调来的辰光我们的儿子刚生出来，陈天德蛮喜欢的，他取了个名字叫“奇杰”。厂里很关心我们，给我们分了房子，在东双桥河沿，虽然是老房子，一楼一底，也勿错。
调到绍兴来以后，陈天德工作蛮积极的。因为化工厂当时亏损，听说亏一百多万元，厂里就他一个技术人员，所以他感到责任很重，大家对他都有希望，他总要把成果拿出来。
他建起了实验室，日日夜夜忙着搞试验。他要开发金属粘接剂和快速粘接剂两只产品。做了好多试验，小批生产好象也要成功了，到厂两个月后，他当了技术副厂长，他更忙了，跑杭州，跑宁波，他要准备组织投产。
这个时候，他很疲劳，经常感到吃力。有一天，他从宁波出差回来，饭也不想吃就睏到了床上，他讲头昏，人吃力，第二天也起不了床。我劝他去医院，他总是说很快会好的。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单位里的人，还有他的同学也劝他去检查一下。后来就到绍兴第一医院去作了化验，结果出来吓了一跳，肾功能勿好，是尿毒症。他勿相信，他讲“勿会的。”再到第二医院去复查，结果一样的。陈天德还勿相信，还讲“勿会的。”
病情越来越重了，按照医生讲要立即做血透，可是做血透一个星期要千把元，单位里效益勿好，工人们工资都发勿出。加上刚刚调来，还没有做出成绩来，陈天德不想找人家的麻烦，就先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
过了一两个月，病情更加重了，人有点浮肿，只好变卖东西，靠单位和同学资助及借钞票做血透。
可是，钞票花完了。病情开始恶化，他从浮肿到昏迷。这时候，他已送到了杭州浙二医院医治。林厂长和王正强科长一道送去的，住院后，虽然还做血透，但情况越来越重，医院一次又一次抢救。
因为孩子小，我的公婆从诸暨赶来带小孩，我要日日夜夜照顾他。这时候，全家都发动起来，亲戚朋友那里一次次去借钞票，我心里非常痛苦，天德得了这样的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是我在他面前不能哭，我还要安慰他。他这个人性格内向，对待疾病仍然是乐观的。
借来的钞票又花完了。医生说，要根冶这个病，只有换肾。
可是换肾要很多钱，而且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肾。看着他一次次地昏迷不醒，我的心里比刀割还要痛。
我们家里的困难得到了大家的关心和照顾。后来，供销总社把陈天德生病的情况反映到县里，县人事局知道了这件事，报告给了县里领导。当时的县委书记纪根立马上指示开展募捐。他说，要挽救陈天德的生命。后来我从报纸上看到，县里领导把对陈天德的治疗问题提高到能否使科技人员留得住、用得好的高度来认识。他说，要通过募捐形成爱才惜才重才的风气。
一九九三年的六月十七日，县人事局向全县的企业家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倡议“送一份温暖，献一片爱心”，为陈天德求医捐资。很快，许多厂长经理都来帮助我们。有一个纺织厂的周厂长说，重视科技人才的环境要大家来创造。
县报记者也来到我的家，他们来采访我，很快登出了《救救陈天德》的稿子。县供销社的干部党员带头在全系统开展“伸出友爱互助之手”活动，下属单位的职工都响应，许多人我们都不认得。县委县府机关和工会、人才开发服务中心都动员起来了。化工厂是水泥厂转产的，已经是半停产了，工人工资都发不出，可是为了救天德，厂里为他支持了近两万元药费，职工们把他当作厂里的人，为了救副厂长，大家都献出了一颗颗爱心。陈天德说：“如果没有化工厂和供销社领导和社会关心，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后来《光明日报》也登了全社会都帮助我们的报道，北京的同志也汇来钞票，河北的一个人寄来治尿毒症的偏方。香港的一位章传信先生看到报纸后，专门打电话到绍兴，他了解了详细情况及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他叫县侨办转来了他捐赠的一万元钱。
这么多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手来帮助我们，我们说不出来的感激。陈天德不顾病弱的身体，他要我抱着儿子，我们一起到县报，我们要报社转达我们的谢意，陈天德讲：“千言万语一句话，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住进第二医院以后，医生对我们很重视，安排住了干部病房，宋院长一次次来问病情，他说先作一段时间血透，还有吃药，要增强体质，为做肾移植手术创造条件，他们还组织专家会诊。这样，陈天德的精神上有了安慰，他有信心治好病，他一再讲：“我的愿望就是病好后多做贡献。”
大概住院住了一年多以后，经过会诊和联系，我们到上海长征医院去做了换肾手术。手术做得比较好，过了一个多月就出院了。这个手术是大手术，根据目前的医学水平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新换上的肾有排异性，所以每天要吃药，这种药一年要两万多元钱。另外医生再三叮嘱，不能感冒，否则要引起并发症，一有并发症就麻烦了。
回来后，我们就在家里休养。天德身体慢慢复原了，他很高兴。他记得领导和许多人对他的关心，他要做出成绩来回报，所以他在楼上搞了间实验室，买来烧杯、天平和许多试剂仪器，他要再开发一只叫做固体甲醛的产品。他到上海的书店去买资料，又作过市场调查。他讲，原料成本每吨只要六千元，市场价可以卖到一万五千。他已经写好了可行性报告，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上马。
只要干工作，他就忘了一切。一九九八年的春季，不少人得了流行性感冒。有一天，陈天德感到身上发冷，后来又发热，他觉得可能是感冒了。我连忙把他送到医院，马上挂盐水，高烧还是压勿倒。又给他吃阿莫林药片，还是没有效果。他脸孔烧得血血红，一般医院听说是肾移植病人，都不敢收治。我想勿好，立即要了部出租车到浙二医院。浙二医院有他的同学，住院方便一些。
到了杭州，医生立即抢救，二十四小时值班。因为连续高烧，天德的身体机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医生来查房时，他总要强打精神与医生打招呼。医护人员都讲陈天德这个人很坚强。他曾对医生讲，你们一定要把我医好，我希望能活下去。我孩子还小，我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可是有同学来看他时，他担忧地说：“这一次我可能逃勿过去了。”
后来他出现了便血，用上最好的药还是无效，直到送到无菌病室隔离。他有时昏迷有时清醒。有一次他对我说：“小孩要培养好，最好能上大学。”儿子长得象他。
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那天，他说：“我要到长征医院去。”我要了救护车开到上海。只有我一个人陪同。住院很难，我费了很多工夫找到动手术的朱教授。医生护士马上组织一个抢救队，朱教授亲自诊治，他说：“病情严重了，连续发高烧……。”
五月五日夜里两点钟，天德走了。他是在昏迷中走的。
供销社来人帮我办理后事，抱着骨灰盒我一路哭着回家。他还年轻，他只有三十六岁啊！
后来医生说，换肾手术后能活五年算是不错的了。和天德一批做手术的几个人，有一个活了三年，一个只有两年，另外一个只活了几个月。
回到家，我一个人望着天德的照片，好象做了一场恶梦。我整理了他的实验室，他留下的许许多多书籍我舍不得送人，更舍不得卖掉。那一份试验报告，我至今保存着。
儿子十二岁了，天德把他取名“奇杰”，这是他的希望，我要把儿子养好。
天德虽然走了，但绍兴人对我们的这一片深情，我永远记在心里。
第八章 寸土寸金
47、征地热
干练、务实、热情，黑发飘逸的马芳妹有水的柔情和铁的坚韧，她是大开发的先行——
柯桥大开发是一九九二年开始的，我也是一九九二年调到柯桥的，整整十年了。
一个旧古镇建成了一个新县城，这个变化多大！这当中有多少酸甜苦辣，局外人可能不太清楚。我是开发区拆迁处的，你要了解征地的事情，好，我讲给你听。
一九九二年时轻纺市场生意兴隆，四面八方的客商涌来，县里认为老市场要拓展，决定开发北交易区，并建一座轻纺大桥，需要征地一点五平方公里，有两万两千亩。这些地涉及到红建村、福东村和福年村及上谢桥村。红建和福东村的土地全被征用了。
当时的困难是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对土地的情结特别深，他们世世代代靠种田吃饭，农民失去了土地，今后靠什么生活。没有工作了，他们干什么？所以许多人认为不能抛弃土地，他们进行阻挠。二是征用土地的标准价掌握不好。当时企业、事业单位征用每亩地已经涨到十万至十五万了，而县里大片开发，每亩地的标准价是两万五千元之内，这使许多人想不通，他们有抵触情绪。
这些想法我理解。我也是农民出身，我六岁会游河，八岁会划船，十几岁就种田抲鱼。我读中专在诸暨农校，毕业后我分到双梅乡当文书，后来当副乡长，我了解农民。我和农民有一种天生的感情。因为要征地的几个村以前属双梅乡，我熟悉。我自告奋勇对新调来的镇长书记要求任务。我知道这个工作难度大，而县里要求柯桥镇三天时间完成征地，第四天施工机械进场。我和村干部一起到几个村去做工作，讲开拓轻纺城的重要性，讲个人要服从大局的道理。可是农民想不通，他们围攻我，态度很激动。村干部也一起做工作，农民还是不听。我们讲政府征地土地价格不可能随行就市，讲政策规定，并将农民分散开来分头做工作。
矛盾还是无法化解。运载填路石渣的拖拉机已经开到田边，农民们把拖拉机推翻，还拿去了摇手柄。纪根立书记和陈敏尔县长非常关心这次征地。我又当红脸又当白脸，对为首的几个人讲明利害关系，一场风波总算平息，路基上铺上了厚厚的石渣。
这是五月底六月初的事，到九月份，县里决定柯桥镇要“兴商建市、兴市建城”，柯桥要进行城市大面积开发，头一步规划是征地八平方公里。先搞道路框架，包括造金柯桥大道、鉴湖路、万商路和中兴大道，还有三四座桥。从这一点五平方公里的道路建设启动开始，又到南至104国道、北至北复线、西到稽山路、东到东浦东环线的十二点五平方公里，一直到县城搬迁时的六十平方公里，共征用了土地一万两千多亩。
拆迁这工作要说难真是难，但是我体会关键是看领导执行政策的态度硬不硬。我们按照政策将土地征用，算清青苗费，土地外偿费和劳力安置费后，立即进行审批、进驻。可是农民马上在地上种上青菜和农作物，等到你开工，他又要求赔青苗费。那次征用福东村的地建金柯桥大道向北延伸段，施工队要填路基，农民不让，我草帽也不戴脸晒得黑乎乎地骑着自行车赶去，我讲“勿赔，这是规矩！”我对施工队讲：“石渣填过去，要打先打我！”我蹲下去带头拔掉了地上的青菜。农民一看我这样坚决，就软下来了，说这么多青菜拔掉太可惜了。我想了想，一棵青菜从小长到大不容易，拔掉了浪费也可惜，我同施工队队长商量了一下，就作价卖给了他们，这样一来，农民觉得合情合理，也没有意见了。
最难的一次是九三年上半年鉴湖路向西延伸，工程处要架高压线，中泽村的农民不让路。白天打好的洞，夜里就被农民填平。白天去埋杆，农民把工程队人员层层包围，不让你架高压线。头一层是老太婆，第二层是妇女，第三层是男劳力。公安人员也去了，也没有办法。我们征迁处三个人都去了，我下车一看，这阵势很大，“今天弄要闯祸！”我说。
我轻轻地拉了一下老太婆的衣角，马上男人女人围拢来：“老太婆中风了你背去！”我只好一家一家走访。我到哪一家，其它人就跟过来围攻我。我苦口婆心地做老人的工作，拉家常、讲道理，有时候被骂几句也没关系。后来老太婆说实话了：“儿子叫我去，因为土地被征用，新房子还没有造，没有地方住了。”有的人家怕土地征用后转为城镇户口，想生第二胎的只能生一胎了。有的老人担心土地征用费被儿子拿去，自己拿不到。这些实际想法我分门别类解决，有的联系土管局批地，有的推迟户口转迁。
搞征地拆迁，既要坚持政策，也要注意策略，讲究方式方法。中泽村有一个叫徐荣土的人，他的正屋拆掉了，一间附屋属违法建筑，不能赔偿。如果赔付的话，可以有一万元的收入。他叫老婆天天到我办公室来磨。等我做通了他老婆的工作后，徐荣土打了他老婆两个巴掌。打了后他想想不对。应该来打我，就拿了一根铁杆来了。我正骑车要走，看到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我用了一个缓兵之计。我请他上办公室坐下，有话好好讲。我说：“你回家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手续，我也帮你到土管局查一查。”他一听我这几句话有道理，就回去了。第二天下雨。第三天去拆，我再给他讲没有手续属违法建筑，拆违建没有政策补偿的政策，徐荣土看看实在没有办法，也接受了。我还批评了他：“你拿了铁棍想打我，这是错误的，你打你老婆，也不对。”他连连点头。
仍然有一些不讲道理的人，他们组织农民到开发委来上访。他们打着“我要吃饭，还我土地”的横幅，吵吵闹闹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对付这些人的办法，首先是反对这种行动，但是作为政府领导，必须切实解决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和工作问题。
老省长沈祖伦曾经来绍兴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上大家算了一笔帐。我们柯桥镇原来人均五分八厘耕地，除了种子、化肥、劳力，一亩田的收入只五百元左右，一年两季，每个人年收入只五六百元钱，还是在贫困线以下，关键是发展经济是转变观念。
比如，轻纺市场扩大后，我们建议给征地的农民发放一千辆三轮车和五百辆手拉车的运输证。还有，我们在征地中适当留用十五至二十五亩地段好的一块地给村级经济发展三产，用这笔钱发放养老金。福东村办了轻纺城的第六交易区，红建村办了第七交易区，上谢桥村办了副食品市场，立新村办了农副产品市场，每年收益在三百万至五百万元，经济效益比种田要好一万倍！
土地征用是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也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大问题，县里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也多次研究要解决失去土地的农民养老问题。对于贫困的老年人，我们采取免交水电费和发放福利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县里准备出台的新的政策规定已经讨论了几次，凡是土地被征用的农村男性到达六十岁，女性到五十岁的，县里补贴一人一万元、村里也补贴一百元的养老金，这样就解决了后顾之忧的问题。
土地征迁这件事看起来难，其实也不难，就看政府工作人员肯不肯动脑筋。是回避矛盾，还是分析矛盾，认真去解决矛盾？现在，天下打落了，群众接受了，政策稳定了。当年几百人上访的村子现在尝到了甜头，许多村纷纷要求征地改造，群众看的是实际利益，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话确实是真理。
48、守望与希望
虽然住进了城市的公寓楼，立新村的村委主任仍然在当年的村委会旧楼里办公，四十三岁的滕伯炎黑红脸膛，朴实、忠厚。讲起拆迁的往事，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欢笑——
我廿三岁当村长，当了毛廿年了。我们立新村原有田四百三十五亩，三百二十三户人家，九百八十二人，从一九九二年柯桥大开发至今，田已全部被征用。山阴路北，现在邮电大楼、明珠花园那一片一百零八亩是原来一队的，电视塔西面，群贤路南北、笛扬路东的九十多亩是二队的，中兴大道以东、山阴路南那边两百四十多亩是三队和四队的。开始征地确实有点想勿通，政策勿太优惠，一亩地只有两万三千多元，以前我们乡镇企业也要算三万三千元一亩，还要安置三四个工人。福年村有一家企业来征地，一亩卖了十几万。
但是政策需要，总要服从的。政府是为老百姓，为绍兴的经济发展。我们村干部，总要做工作。
要讲农民闹意见，我们这里主要是房屋拆迁。一九九六年拆迁是因为造马路，山阴路要三十六米宽，明珠路廿四米宽，拆迁的农户统一安置到公寓式的楼房里，涉及到廿一户人家。因为一九九四年的拆迁是开发委另外给地皮，重新批手续，每平方补三百多元，许多人家盖起了三层的新楼，大多数人能接受。这一次是房对房调换，相同面积补几十元一平方的差价，超过面积按货币化标准贴。大多数调换，有的贴钱买了滨河花园的房子。公寓房漂亮，但农民开始时觉得不实用，要装修，多花钱。
闹意见大的是二OOO年，因为县城搬迁到柯桥，县政府迁来，福东、福年和我们立新村，全部弃旧换新，搞“城中村”改造。这一次政策变了，因为县里没有大量拆迁资金投入，全由村自己解决，柯桥镇政府牵头。
三个村人口差不多，我们田多一些，上面要求自求平衡。图纸上面积东西界限都有了，在这个范围内自己操作。因为经济基础不同，干部的想法也不同。福东村有轻纺市场的北交易区，经济上有优势。福年村虽然没有实体，但是开发商住楼后，有一千四百多万的土地征用费。我们村有个果蔬批发市场，钞票勿多，但有地。我们的计划是先拍卖土地，有了钱再启动建房。
县里很关心这件事，几次给我们开协调会，要求三年内安排好农民的住房。这个时间比较紧，我们认为要五至七年才能完成，当时县里规定二OOO年十月开始拆迁，分批建房。头一火真当难吃，老百姓想法蛮多，村里决定先弄三十三户试一试。我们向县里要政策，当时关于城中村改造的125号文件还没有出台，镇里已经登记了人口、田亩，他们认为先调查、评估再出台政策。但群众不同意，他们怕没有政策保证，这样一来我们村干部两头夹牢。建设局派人来丈量了，群众不肯。有两个党员王阿达、丁阿三带头。村支书杨老虎带着工作组和拆迁办的人去他阿舅家丈量，老百姓一看都包围过来，他们骂：“你们出啥风头！”
头炮打响，第三天大面积开始，好多人一上来就把丈量人员的讲义夹夺过去撕掉。拆迁办的人劝一劝，有个人故意倒在地上，说心脏病犯了，要住院。有人乱喊：“拆迁办打人！”
因为村干部带了头，有部分人就围攻我们。他们连续两个夜头敲锣召集人，涌到书记村委主任家门口，书记老婆刚刚住院动手术回来，一些人就用石头把书记家的玻璃窗砸破。另外一帮人赶到我屋里，把我的防盗门推拉坏，还用毛竹杠顶坏铝合金门，我的老婆小孩都受惊吓，因为他们说拆迁是我们村干部同意的，所以要来找我们算帐。这样一直闹到深夜两三点钟，后来公安局来人带走了两个为首的，事态才平静下来。
可是第二天，这帮人又冲进我家闹，接着又去冲公安分局，叫进了二十多人，教育了一下放了。
工作组来开了支部大会，村里四十二个党员个个表态带头。第一批要拆迁丈量的人集中公布政策，进行了对比算帐，比如两间三层楼是两百平方，现在估价二十五至三十万元，通过改造，价值五十多万元。周根弟有五百平方老屋和新屋，安置拿了四套一百四十七平方的公寓，本来只值四十万，现在值靠百万了。
但是社员不这样算，他们认为拆完评估后要贴两百元一平方，再增加面积，还要装修，起码要贴进去七八十万。于是有些房子小的人家、经济薄弱的、年纪老的人认为不要改凑乎凑乎算了。有的说“拿不出钞票”。有的说“年纪介大了还换啥个地方。”
算了帐的人有的又后悔了，因为他们听说拆迁房质量不好，他们要先造起来看一看才肯签字。我们一边做工作讲建设部有标准，一边把平面图、规划套型、间隔距离和效果图画好，叫大家到村委会来看，一批一批的人看了都较满意：“只要不走样，我们就放心了。”
今年初，头一批三十户人家搬进了新房。去年拆了两批，今年拆了两批，我们提前完成了任务。原来担心面积增加贴钱多的人家，现在要求再增加。因为每平方只贴一千三百元，商品房的价格涨到了三千多！七十多平方米的一套屋，每年的租金都收五六千！当初抗拒拆迁的人，现在都不好意思了，许多人都后悔，他们说：“拆迁改造是为老百姓造福，以前真当勿应该！”
49、地生地
中等个、方盘脸，四十岁的沈云康踏实而朴实，这是一位尽心尽职的乡村干部——
我爷爷种田，我爹爹种田，我十三岁开始下田畈。那时我们立岱村六百九十九亩田，八百个人，一人不到一亩。对于农民，田就是饭碗。
改革开放后，村里办企业，县里造公路，我们村里办钢厂、通讯设备厂、制线厂、砖瓦厂等十个工厂，用了近百亩田，329国道占用了我们七十亩，加起来近两百亩。
我们这里一向珍惜土地，用地控制得很严。土地是财富之母。关于土地整理的事情，最早启动是一九九七年，听说朱鎔基总理乘汽车从杭州到宁波去，路过高速公路绍兴段时，他看了看车窗外的风景说：“两边的房子可以，发展比较好，两边的坟墓发展也快”。后来，又听说省里派了秘书长来调查，问这段路是哪里的？得知是绍兴县齐贤镇的，县里就把当时的镇长章长胜找去谈话了，要他组织人在三个月之内，把高速公路两边的坟头搬迁，消灭白化。
消灭白化这项工作我们做得比较好，县里来开了现场会。当时主要是搬迁高速公路上能看到的坟墓，搬迁坟墓后种上树，变白化为绿化。
正式开展土地整理是一九九九年的四月下旬，县里发出文件，齐贤镇成立了指挥部，全镇五个村，我们立岱是重点。因为我们立岱离村一公里有个叫狼坂的地方，杂草丛生，阴森荒凉，五个村的坟头都集中在这里，总面积有一千多亩。
狼坂最早是晒盐的地方，低洼的地方有池塘，坟地有三百多亩，老坟寿坟有一千多个，长年无人进去，据说曾有野狼出没，所以叫狼坂，大人小人都有些怕。
搞土地整理其它村主要是填一些小池塘，动作不大。我们开始也填了三十多个池塘。因为搬迁坟墓我们已搞过几次，一九八三年我当村长后搞过两三次了，建新农村时也搬过一部分。所以对于狼坂这片地，开始我们准备用围墙把它围起来，因为原先花了五六万元钞票造了个小公墓，而且有一大半坟墓是村里的祖坟。镇里也同意这个方案，但县国土资源局的同志说，总归不大好，领导问起来，这里面是什么？怎么回答呢。
我们村委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要采取行动。具体怎么搞，我们支部和村民代表四十多个人开了一个联席会议，我们把上级的指示和村委的意见告诉大家。我先做了一些解释工作，讲了土地整理的重要性，然后讲：“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大家要发扬风格。我先带头。”
决定作出了，一个星期内进行坟墓登记，搬迁到金帛山。其中我们村有主坟五百零二穴，无主坟一百多穴，其它村有主坟墓五百多穴。普查登记后就发出搬迁通知。
通知发出第二天就落雨。我讲话要算数，我家有五六穴坟，我爷爷、娘娘，还有我爹娘的寿坟。我对我娘讲：“我勿搬勿好”。娘支持我，我叫来了八个人，冒着雨一个上午就搬完了。我对支委说：“这是一场硬仗，一定要打好。”
我们在金帛山花了一万九千块钞票买了一亩多地，村委主任在山上组织人开沟挖穴深埋，我在狼坂现场指挥人拆坟搬迁。按照村里的习俗，在破土时，点香燃烛放鞭炮祭拜祖宗，开始是两支队伍用拖拉机汽车运棺木，后来增加到六支队伍，五个人一支，掘、拆，三十多人抬，二十多人在山上挖沟，一共有一百多人，五百零二穴坟墓五天拆迁完成，没有一个钉子户，一百多穴无主坟也统一搬迁，提前两天完成任务。
结束后又开了会，将坟石板做了四百米长的水渠。三月二十六日，全县在我们村开现场会，县委常委、县委书记顾秋麟和县长徐纪平带了各镇长，局办领导来。那天刚下过雨，路泥泞，大家对我们的行动都给予肯定。
十月份，全省来我们村开土地整理现场会，省国土资源厅的领导来进行验收。这时候我们已经将这片地平整好，三台推土机、两台挖掘机和五台泥浆泵昼夜不停工作。推土机的转动轴断了，我连夜赶到萧山去配零件。我们还填了二三十个池塘、两个溇底，花了一百一十万元钞票，净增土地三百三十亩。整理出来的土地指标按每亩两万元回购给县里，净增收益六十多万元。
我们县里有一百多个村搞了土地整理，净增了土地一万多亩！由于进行了整理项目股份化和折抵指标商品化，形成了“钱生田，田生钱”的良性循环，缓解了城镇化建设的用地矛盾，壮大了村级的集体经济。
我们将平整后的土地建了现代农业园区修了六米宽的机耕路，大部分都栽种了花木，成了苗圃花木基地。有雪松、香樟、玉兰、水杉、杜鹃、紫薇、女贞、桂花，狼坂这个乱葬岗成了花木园。我们立岱村建成了文明村和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现在全村一千两百多人，人均年收入达到八千多元。我们还不算富，以后还要好来！欢迎您随时来。
50、土地官
四十岁的丁泉海沉稳而干练，从部队转到地方，他有军人的忠诚和执法官的刚正——
我一九八O年入伍，一九八四年退伍，回乡分配到县公安局刑警队，后来到治安科，又下去到派出所当所长，一九九一年六月调到土管局，从司法刑侦到治安土管，干的都是执法。
执法就是调整老百姓的行为规范。通过制止和处罚，让民众知道哪些行为是违法的。从执行《治安管理条例》到对《土地管理法》的实施，我执法快二十年了。
《土地管理法》是调整人们对土地行为的一部法规。按照传统的思想，我在自己的自留地上造房子，肯定是我的财产。按照一九八八年实施的我国第一部《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对土地权属明确规定了国家集体两级所有。我调到土管局后，就当监察科长，当时执法不太规范，我们先从抓内部开始，一九九七年先搞了个土地执法办事程序。为了与新法配套，我们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代县政府起草了《土地估价中介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经营性项目用地实行招标、拍卖暂行办法》、《农村私人建房暂行办法》和《县属企业改制土地资产处置的若干意见》等十二个规范性政策文件。中央11号文件刚发，冻结土地审批。一部分群众不理解，有部分人确有困难，在新法出台前，我们依法办事，加强对土地的巡查，我率领土地监察大队十二个人，一年查了三百八十个村，积极宣传中央11号文件及政策，对村级擅自批准建房的四十多起给予查处。
土地执法这一行看上去简单，不象公安执法那么复杂，但处理比较难。农民花了许多钞票，要叫他拆掉，简直象身上割肉，我们也为群众利益受损失而心痛，但政策法规不能马虎。一九九九年八月初，柯桥镇有一个村民，县政府批给他两间房的地基七十六平方，这块地旁边是他的承包地，且已交了规费，就又多占了三十八平方的地基。群众反映上来了，我们和镇土管所一起去制止，要他自行清理，并给他宣传道理，他很快作了改正。过了两个月到十月一日国庆节，他利用假期把清除地基又恢复了，抓紧抢建了起来。十月八日一上班，又有群众来举报，我立即赶到现场叫他停工。我说：“擅自占地造房法律不允许，造了损失是你自己的。”我发给他一张《停建通知书》。在这之前，我叫他到我的办公室，耐心地教育过。他是个养鸭的专业户，他讲两间屋不够用，有客户来没有地方接待。
发了《停建通知书》后，他不听，建了一层以上。我又把他叫来，教育批评了五六次，他仍旧不听，抢速度赶工期突出装修，春节期间搬进了新房。
这是明显的违反政策事件。我们给他送达了《处罚决定书》，要求他过年后拆除一间。他不肯，通过亲戚朋友来说情，承认他错了，他愿意罚款，说要拆的话损失太大。
他的房子比较讲究，硫璃屋顶，钢砖外墙，楼上造了凉亭，屋里装饰布置也很好，要拆除确实损失巨大。但是，为了维护土地法的严威，为了教育群众，我们局里整体决定坚决拆！这是一起典型的违法事件，并屡教不改、屡禁不止。作为执法部门，我们已经仁至义尽，对于以身试法的人，就要坚持执法！
我们按照法律程序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强制执行。执行前，我们到现场踏看，并与拆迁户耐心协商，如何保护合法建筑的安全，如何顺利拆除。他有了思想准备，拆除了铝合金窗。执行那天，我们一早就组织施工人员进场，始终用人工拆除，不用推土机。法警、干警、省市记者、镇政府、村委干部都到了现场，因为在公路边上，围观的人也多。开头还较顺利，后来他的一些亲戚起哄闹事，被公安干警拘留了两人。他本人说：“我不怨你们，是自己不好，我没有听你们的话。以前管得不严，想勿到如今真当执法如山，这是一次教训。”
这次教训不但教育了他本人，也教育了一大片群众。这个村另外有两户群众也有违章建筑，发出《处罚决定书》后，都自觉拆除了。
相对于个人来说，单位的土地违法处理难度更大一些。单位违法的特点是用地手续不到位和不完备，涉及的基本上是县属部门和镇一级，为了发展经济，他们有时采取“先上车，后买票”的先斩后奏办法。土管部门是执法单位，其实也是服务单位，就是如何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执法。一方面我们要帮企业做好征地前群众的思想工作，主要是有一个合理的征地费用标准，对上访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使企业能顺利地征地基建。对于不经审批擅自用地或用地手续不全的，我们监察大队就要监督企业法人规定用地意识，发出限期办理用地通知书，切实照章办事。
在全县乡镇中，齐贤镇的土地问题矛盾较多，信访群众也多。一九九三年建造329国道钱陶公路段，为了解决资金困难问题，沿线乡镇把土地出让给当地农户建房，用这笔出让费用来造路。但是，土地出让的手续没有办，只办了一小部分农户的土地证。当时有的农户也不催，但随着《土地法》的贯彻实施，群众的法制意识增强了，剩下的九百多农户要求乡镇发给土地证。他们知道，没有土地证就没有合法保护。一九九八年开始，不断有农民来人、来信、来电话反映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涉及面较大的问题，它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事，也是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我们将情况反映给局领导，局长指示先搞调查研究，重新丈量面积，按照户型户主登记造册，上报补办审批手续。我们深入农村进行检查，在执行中碰到的难题是涉及费用问题，按规定要缴耕地占用税和管理费。开了多次协调会，最后县里批准减免了一些费用，到一九九九年初所有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拿到了土地证的农民再三向我们感谢。其实，我们的职责就是服务大众，要求群众依照土地法办事，用地要有审批手续。
现在，不论单位还是个人，用地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一九九二年时光，有些乡镇、企业，为了发展经济，不经审批报告，自发搞圈地运动，一块一块圈起来再说，还认为是大手笔、大开发，后来补办了两万多亩的手续。以前村干部对群众用地擅自答应，擅自收费，现在都按手续到县里审批。
执法是规范，重点是预防。我们加大了宣传力度，另外健全了土地监察网络，从县、镇机关聘请了二十五位干部担任行风及土地执法监督员，各镇土管所聘请了二百五十多个监督员，并与纪委、监察、法院等部门联合行动、协同作战，近两年，我们纠正镇政府非法批地行为四起，撤销越权批地两起，立案查处了各类土地违法案件一百二十二起，拆除非法建筑物近五千平方米，没收非法建筑物九千平方米。当然，我们还有不足，有些群众感到到我们单位办事手续比较繁杂，办事周期较长，查询不够简便，我们要尽快改进。
我？是齐贤镇上人，当时，我们二十四人退伍回来，二十三人进了公安局，我是四个党员之一。是党员工作总要做得好一些，对不对？
51、领导来视察
田金耀外号田大炮。年到花甲，风趣机智，浓眉细眼，质朴豪爽——
这里叫钱清镇凤仪村，名字有些古典，老年人能讲出故事。我是土生土长的凤仪人，书包背过几个月，读勿进，屋里穷。爷爷讨过饭，爹爹做蔬菜生意，四个姐妹，阿哥三十多岁生病死。我八岁下船，十六岁当生产队长，三十一岁当支部书记，当了二十九年。以前我们村有靠千亩田，七百多人，做一年有三百六十元，这个收入主要靠卖甘蔗、开豆腐店挣来的那时光“以粮为纲最重要，拔掉茭白种晚稻。”说我搞资本主义，躲来躲去。我做豆腐卖是为集体，又不是我个人做生意，光种粮食收入没有这么多。
当干部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学习“三个代表”要真学。我转制前年薪三十万，转制后我拿八万。今年开始我一分不要，我还要从自己屋里拿出二十万来，叫儿子拿出十二万，一共四十万，给村里办事。邓小平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先富了，我要帮还没有富的人共同致富。当干部的打铁先要鎯头硬。以前老书记沈祖伦每年到年三十夜中饭吃过回杭州家里，乡村里海涂送来的鱼都分给驾驶员工作人员吃。车子开过钱清，他才停下来，到肖山买两条鱼拎回杭州家里去过年。他说：“我不当书记了，再来吃绍兴的鱼”。这种作风就是“三个代表”。明早，我要到舟山去买鱼，全村每人发三斤海洋鱼，三斤淡水鱼，是我田金耀送给乡亲们过年吃的，祝大家年年有余。正月初八我出钱来演绍剧《龙虎斗》，让全村人高兴高兴。
这几天我在看《长征》电视片，毛主席多少苦！领导红军打仗，真当是共产党的部队，三个代表。没有共产党领导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当干部70%的精力要考虑群众。现在有些人只晓得怎么上去当官，勿晓得怎么当好官。调干部是寻路头，找关系。以前抓农业，干部到田头。现在抓工业，有些领导连车间都勿进。饭一吃，打扑克。乡镇干部旅游成风，一年要花费三十万，一辈子干部当落来全世界角角落落都嬉过。党要管党，现在种花人多，种刺人少，你好我好大家好。共产党里坏干部有勿有？有，勿多，主要是对干部教育少，一只牛从生出来到会耕田，是要教的。
我们钱清有个典故，东汉时有个刘宠当会稽太守，离任时光，老百姓拿钱相送，他只收了一枚大钱，到西小江时，他将这一个铜钿丢进江里。湖江里的水立即清澈见底。后来，我们这个地方就叫钱清。为了纪念这位太守，江边建了清水亭。做人总要清清爽爽。现在多少人吃饭自己掏口袋？现在时兴大笔一批签单。你们来吃饭我自己掏口袋。县里来开联欢会我要他们开发票，写我田金耀的名字，不开凤仪村。我为什么愿意钞票拿出来，因为我读过《为人民服务》，我仍然信服毛泽东。今天我富了，我认为仍旧要毛泽东的思想，邓小平的经济。有些人碰到了困难，车子撞了，业务没有了，都来寻我，我总要帮他们想办法。我一年拿出五十万元钱给村里，搞村镇建设，给老人福利。我们村里有五百万的积累存在银行里不用。我们村里现在比我富的还有，全村三十六部小车，好的有一百多万元的宝马。
凤仪印染厂转制给了我，八千多万资产。明年要大发展，我儿子与香港老板合资，在海涂买了一百零八亩田造厂，七万一亩。我还要买四百亩，与香港老板联营，一亿五千万投资，一人一半。我媳妇在柯桥开布公司，一家人一年挣一千万，现在是吃勿完、用勿完、还勿完，银行里贷款近一个亿！
噢，讲造田，讲土地整理，好好好，我讲。造田造出来九十六亩，前后造了三年。从九八年下半年开始的，我们凤仪是全省土地整理试点。以前地块小，高低勿平，排灌勿畅，有些池塘烂泥淤积，产量勿高。镇里搞东小江疏浚，在南洋印染厂那边清淤，河泥没有地方堆，我讲推到我们的北池里来。北池有三十多亩大，原来是一池污水。船开过来，管子接过来，泥浆灌了好长时间，大概有几万立方，把北池填满了，我们用拖拉机平整了土地，把小田改成大田，把横田改成直田，每块田长一百米，宽廿四米，重新做了田塍，重新分了田交给村民，大家都话好。
除了北池，我们村里还有南池、大池和小池。另外东小江我们有七十三亩水面，县里统一要疏竣这条江，我们就去联系。搞来了一只转旋式吸泥船，船上三个人，我们给一千元一人补贴，吸了一年多时间，将三个池四十亩面积填满了河泥。这几个池原来种过藕、种过稻，有了印染厂，变成了污水池。建了排污管后，这几个池成了废水池，现在烂泥填平，租来推土机推了二十多天，春耕时打进水，牛车一推，成了蛮好的水田。河泥田开始种土质硬些，过几年就好了。
就这样，填四个池就增加了七十多亩。另外还有迁坟，是两千年五月份开始的，县里布置，我们开会，去齐贤参观，回来决定干部带头，这件事体要硬弄。先做思想发动，我的爹娘坟头就在屋背后，我带头迁。我们支部七个支委都带头，带动了四十多个党员，再带动全村群众。我们迁了四百多个坟，用了个把月工夫，都顺利。有的在屋前屋后，有的在田里，都迁。当然，我们也作了恰当的安排，我们到外枢村的小山上造了公墓，整齐统一，村里花了五十多万元，村民都去看，都话好，公墓村里造，墓碑自己立，迁坟又造出了十三四亩田。
我们凤仪村是全省带头开展土地整理的试点单位，填埋了四万多立方土，增加了九十多亩田，将总共六百九十四亩田地重新平整规划，造了三千多米水渠，造了三千多米水泥路，种了四千多株树，建成了省级市级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做到了农田园林化、布局区域化、作业机械化、农艺规范化、经营规模化和管理科学化。
我们凤仪土地整理的事情得到上级的肯定，许多领导都来参观指导。顶大的领导是国务院副总理。他来视察是二OO一年的八月十三日，天热，他穿一件藏青色T恤衫，深灰长裤，戴一副白边眼镜，蛮和气的。当时开来十多部面包车，一直开到田里的水泥机耕路上。当时稻刚抽头。我们本来领他往东边走，东边有凉亭，有泵房，有示范园区，可是领导转过身往西边走。看见田里有农民在削草劳动，他挥挥手向大家问好。市县领导向他介绍我是大队书记时，他握着我的手，看了看田畈，问：“你改田花了多少钱？”
我话两百多万。他又问：“这笔钱从哪里来？”
我回答：“村里办企业的收入，县里也补贴了一部分。”
总理又问：“农业收入有多少？”
“每亩五十到一百元，总共三四万元。”我话。
“老百姓收入有多少？”领导顶关心老百姓。
我话：“每个人平均一万元。”
“村里可用资金有多少？”他又问。
我话一百万。
“你一百万资金哪里来？”
“企业上交的。”
副总理蛮随和亲切，我一些勿紧张。他又问：“你的厂是承包的还是集体的？”
我讲“已经卖给我个人了”。
他讲“这个好。”
停了一停，总理又讲：“你富了。”
我连忙话：“我富了，但还不算富。”
总理关心我话：“你苦了。”
我话：“我勿苦。我只管这么小的一个村。你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你辛苦。”我把两只手伸开，作了一个姿势。
副总理笑了。
我连忙又接上去：“我听省里市里县里的领导讲，你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总理。”
省委张德江书记刚从北方调来，他表扬我：“南方还有这么好的村书记。”
县委徐书记话了：“不要看他放大炮，他是我们绍兴一宝！”
大家都笑了。
副总理上了面包车，沿着机耕路来到村口，村里的群众在路边拍手欢迎。我们市委顾书记说：“这是凤仪的老百姓。”
“我要下去看看。”首长讲。
“总理好！总理好！”许多人边拍手边喊。
副总理握住了一个老人的手：“我要耽误你一点时间，请问你一年收入有多少？”
“每年有八千。农业里还有一点收入。”老人答。
“干部下农村吃不吃您家的饭？”副总理又问。
“我们不请客，不送东西。”
领导点点头。他转了一下身子，又问杨金水：“您有多少收入？”
“他有一千万资产，还不止。”有人替扬金水回答。
杨金水笑着指了指村里的一幢楼对副总理说：“那幢新房是我的。”
“您的钱哪里来的？”副总理问。
杨金水又笑了：“轻纺城里摆布摊挣来的。”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讲：“靠领导支持，党的政策好。”
副总理也笑了：“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凤仪确实是个好地方，十六大开过了，以后的形势还要好来！
第九章 路路通
52、大路通天
忠厚质朴、勤恳踏实，交通局长冯华欣三十年前在东北林区修过三年公路。今天，全县五纵五横的交通线和水路运输线全装在他的心里——
要讲绍兴县的交通，这方面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以前，载客载货全靠船——小划船，夜航船、坦畈船和埠船。四通八达的江河构成了绍兴的交通网。公路只有穿境而过的104国道，还有沙石路的绍甘线和绍大线，长度是四十四点五公里。现在有多少？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总里程是八百六十六公里，后来扩市迁县，划出了五个镇和十五个村，现在通车总里程是六百九十公里，公路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是六十公里，形成了贯通全县、连接四邻、快速便捷，四通八达的开放式交通网络。我这个交通局长赶上了好时代，我是绍兴县历任交通局长中管辖公路水路最多的局长。
说起建公路，我三十年前就干过筑路工。那是一九七O年从绍兴到黑龙江去支边，我到的地方叫加格达奇，就是产木材的大兴安岭。一去就到林区筑路，筑一条从加格达奇到红花尔基的环山沙石路，七点五米宽，当时叫国防公路。工具是十八磅大铁锤，用钢钎打炮眼炸石头，我在采石场。这工作很危险，我们有几个浙江青年炸瞎了眼睛炸断了手。也有的人在林区挑沙石铺路，用铁锹清淤泥，用铁镐刨石头平整，基本上手工作业。体力消耗大，可是伙食不好，吃的是高粱米、苞米面、大糌子，一个月只有五斤面粉一斤大米，副食品吃南瓜干土豆干，因为没有新鲜蔬菜，绝大多数人都得夜盲症，人面对面看勿清，只听声音来辨认。住的是帐蓬，夏天小虫牛虻多，叮得人又痛又痒。一共有八个连修路，我是四连，实足修了三年，非常艰苦。
修这条路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林业开发，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大量木材。冬季搞采木高潮，机关干部也上山去搞大会战，大兴安岭是我们国家主要的林业基地。
通过修路磨炼，七七年调我到自来水公司当经理。加格达奇是个只有八万多人口的小城，我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终于把自来水接到了家家户户。但我这个人家乡观念重，我家属也是绍兴人，父母也盼望我们回来，当时政策也允许，虽然不同意放我，但最后还是调回来了。
我八五年调回绍兴在县人事局，九二年底到斗门镇当镇长，九四年到劳动局当副局长，九八年五月就到交通局当了副局长，还兼任交通投资公司的常务副总，那时候政企不分。
我到交通局上任时，104国道南复线已经有了，北复线市交通局建了，钱清到陶堰的钱陶公路一期工程也建成。我来以后，建了几条路，头一条是绍大线到与诸暨交界的琥珀岭十四点五公里，这是一条自己设计、自己建设、自己收费和自己还贷的四自公路。第二条是绍甘线，也是二级公路，一共三十公里，已完成二十一公里。第三条是柯桥到钱清的一级公路，九点五公里。还有轻纺城的东环线改造，绍齐公路新建的西环线，又建了从谢家桥到秋湖三公里多的谢秋公路。今年柯桥到滨海的十七点五公里快速干线要建成通车。现在正在修的福全到漓渚的十一公里福漓线其中部分资金是社会捐资的。县委副书记徐林土是联系漓渚的领导，他专门参加了捐资仪式，鼓舞了士气。我算了算，我们县只有四年多时间，就新建了这么多公路，速度真当快。
想想以前的交通状况，出门真当困难。有两件事情我到今天勿会忘记。头一件是一九七O年去支边，规定十二月十日走，九日夜头吃完饭看绍剧《沙家浜》，看完有十点钟光景，因为要去千里之外闯关东，听人家讲天冷得耳朵要跌落，对爹娘依依不舍，还要再去见一面。就连夜走，从县府出发走到华舍是深夜一点多钟，那时候半夜里船也没有，只靠两只脚步行。在屋里讲讲话一会儿天蒙蒙亮，早上五点多钟乘卜卜船两个钟头到绍兴，赶上十点钟的火车，回一趟家一夜勿困觉，多少苦。
还有一桩事情是我调回绍兴后在人事局领受的第一次任务，因为要去考察县委办准备调来的三个机要委员，两个是漓渚的，一个是大和的。我与借调来的姓童的一个同志去。一早乘轮船，乘到已近中午，吃过饭找人谈话、了解，回来没有船了，只好脚走。从漓渚五羊桥走到绍兴，走得脚起泡，有十六七里路，回家已经天黑。这一次我记忆很深刻。我们人事局下去考察干部常常当日回不来，经常要住下来。现在多好，车子一开，哪怕到平水斗丘里，一天照样打来回。现在村村通了公路，公共汽车一日好多班，出门确实方便了。
我到交通局时，公路建设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南复线已建好，钱陶公路一期也建好了，但公路等级低。我听人说，市里开人代会，有人笑话我们绍兴县，说绍大线诸暨段宽阔，绍兴段窄，琥珀岭是分界线，“向南望，社会主义阳关道。向北望，资本主义羊肠道。”
一九九八年县委书记顾秋麟、县长徐纪平上任，开始了绍兴县公路建设的第二个高潮，当时的口号是“建设大交通，促进大发展。”这以后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争”，争取银行贷款，用首期的投入来发展自己。我们争取到了四条四自公路，就是十五公里的东泾线和十公里的柯桥钱清段，还有十七点五公里的杭巨高速公路连接线和杨汛桥立交，这几条线路可以收费，以收费还贷。
第二件事情是连结四邻。将轻纺城与周围县城连结起来，我们连结了杭甬高速和杭衢高速，连结了到诸暨的绍大线和到嵊州的绍甘线，还有福漓线连诸暨的店口镇。
第三件事是积极引资融资。比如杭衢高速的连接线，需投资四点四亿元。我们采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办法，用市场化手段筹资。宝业集团控股，各镇企业参与，政府也入股。又如改造钱陶公路，因为这条公路要经过104国道和铁路，经常出事故，一九九六年出过几次人命，必须改道从铁路下穿过，要投资一千五百多万元。还有就是柯海线，要投资两亿九千五百万，由县、镇两级政府建造，沿线乡镇出资25%。福漓线也采用这种办法，就是市场化运作，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在公路施工中，我们强调抓质量、抓廉洁、抓队伍。造公路是为了发展经济、方便人民，所以我们的公路修建和改造要解决县城到各镇的客运公交化，公交是城市的概念，这也是城市化的需要。我们将一家一户式经营的招手车收购后，投放新车规模化经营。一九九二年县政府提出“村村通公路”，因为资金缺口五个亿，我们采用先易后难的办法，准备到二OO五年基本实现村村通客运的目标。
我上任后已经投入了四亿元人民币来修造公路，现在工程量越干越大，投入也越来越大。已经开工的杭巨线连接要投资四点四亿，即将开工的柯桥到袍谷工业区的公路要投入五个亿。这条路规格高，标准高，路宽有一百三十二米，三十二米的主车道，两侧各十米高标准的绿化带，外面再是七点五米副车道，两旁是三十二点五米的绿化，这条路建成后，将是我们绍兴境内有景色、有气势和有特色的高等级公路。
每修好一条路，我都很兴奋，有一种成就感。我为人民做了事。修桥铺路，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积德的好事情。我修路，是政府的决策，是各乡镇大力支持，也得益于我们绍兴县经济的大发展。反过来修了路又促进经济发展，方便了人民生活，塑造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良好形象，既然有这么重要的作用，我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正在开工的另一项重大工程是杭甬运河的拓宽改造，要拓宽到六十米，标准是四级运河，全长四十二公里，有三十二座桥梁要改造和重建，投资五点一亿，省里出49%，地方出51%。这项工程完成后，我们绍兴县境内的交通除了五纵五横的公路网外，从杭州到绍兴的主干线是杭甬高速、大运河、杭甬铁路和104国道，形成公路、铁路、水路并驾齐驱的壮美图景，这不是规划，年底就能看到了。
53、船头脑
手板上结了层层老茧，河两岸有看不厌的风景。瘦长的个子，爽朗的个性，清河运输公司船工沈泉水，吃了三十多年船饭——
呵，走出去，只要话起我们绍兴，都晓得是水乡，实际上是河江多。绍兴人讲的“落船会摇，上岸会挑”，都是因为河江多。我从当初手上摇起泡摇出茧，到现在手底板像牛皮一样。我上岸挑货也从当初肩膀磨破皮磨出血，到现在肩膀像面包一样，突起一块，摸摸石石硬。
我今年五十五岁年纪了，从七、八岁开始，就跟着我爹吃船饭了，船由我爹摇，我捏牢橹板索荡。到十八岁时，我爹去世，我就顶了职。摇船全靠力气，我们背挑、搬运都做。摇船是“晒个大热头，吃个冷饭头，立个后稍头，淋个大阵头”。早上爬起来看到顶船风要愁了。那时候桥洞小，遇到天落雨，桥洞口水陡，有尺把高。
河江又小，在钱清的浮桥、坝桥，米装满船要搁浅，就要拖，十二月也要拖，现在四十吨头也好开，那时，我们娘也下河拖。我娘跟我爹一九五八年进运输单位。
我货船摇了六、七年，每日都是困在船里，大米从钱清装到钱江，每次都是上岸后用脚底板走到局里去通知。
船板里头，只有两个平方要睡三个人。自已糊个泥灶烧饭烧菜，烟头熏出眼泪，还要叫我劈柴，我真当讨厌煞。还有木头船渗水，每天要舀水，七月里太阳一晒，缝就绷大了，每日早起，船帮都要泼水，船板潮了就勿会渗水。船是八吨头的船，我去装米时，都先用木头垫好再放米上去，两百斤的袋头我十八岁就会用胳膊夹了就走。在船上装米有讲究，一档四层，米袋头要拎直，力要吃在船档上。从阮社装米到钱清，运费每吨八角，一船六块多钞票。老酒也装过，装酒时，特别要小心。
到一九六八年时，单位有只机船了，是一只用煤烧的汽车头改的木头机船。后来，有五、六只机船了，船的马力是八匹头的，拖船拖勿多。一九七二年开通到夏履的客班，是我去开的，有廿二里，开到要一个半钟头。当时公路没有，来来去去的人都坐船。开了两年后，单位增开了江桥到海涂班船，因为那时候全县要围海，班船在全县很有名气，要开五个钟头才能到，现在开汽车只要大半个钟头就可以了。
据我晓得，到一九七七年时，全县有客运航线十八条，其中国营航线五条，县属集体航线有九条。一九七八年后，城乡经济发展加快，物资交流，人员流动多了，水上客运可以说进入了“黄金时期”，客运客驳大量增加，人力、埠船、快船更新为机船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但是到一九八五年后，由于不少地方都通了汽车，水上客流量开始下降。到一九八九年全县客运单位恐怕只有廿多个了，航线也不会超过三十条。
我想，改革开放后，船勿用的原因：一个是绍兴北面水网地带到一九八八年已乡乡通车，大家都喜欢坐车出门；第二个是农村道路一年比一年好，自行车也一年比一年多，短途大家都骑自行车进出；第三个原因是公交车多起来了，像绍兴至柯桥，绍兴至三江斗门等热线，每隔几分钟就有班车；勿通公交车的地方，招手车和三卡车也逐年增加了。这样，客轮的范围自然一年比一年小起来了。
到一九九O年初，我的单位从水上改变到陆上发展，在柯桥办起了托运部。
现在单位转制、职工分流，我个人买了只六十吨的钢质船，花四万元，给钱清电厂载煤，每年有两万多块好赚。船上两个人，叫了个机手，在钱清火车站搞短驳，开半个钟头。“打铁、摇船、磨豆腐”是苦生活，苦的事体就记得牢，我看现在公路铁路都蛮发达，水路客运和小的货运已经勿要像以前那样苦。唉，想勿到，我们夏履的交通发也这样发达了。
54、山道弯弯
尖尖的下巴，瘦瘦的个子，常年爬山过岭奔波在九个自然村之间的陶谢法，作为稽东镇高阳村的党支部书记，最大的心愿是造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
我勿怕苦，只要路能通，全村人都能享到公路的福，我什么苦都能吃。我爹娘都七、八十岁了，他们都与我讲，当书记，要为村里多做事体。对我们高阳村来讲，路就是最大的事体。我今年四十九岁，还是得力时候，老婆叫王水珍，比我小两岁，儿子陶德华二十三岁，都是能干活出力的年纪。前几年，村里的公路修通后，他们的思想都新多了，有了公路，车辆进出多了，信息也多。在村里，山上的香榧种植技术，在山外，到发达乡镇企业做工学技术等，这些都是有公路后的好处。我弟弟上门成家在临安农村，他也是村干部，是上届的村委主任。他回来时，就常讲，高阳的公路，弯头是多，但是，这一个弯头就是一条路，说明弯头越多，路脚越多。
我们高阳，共有六十三户人家，二百一十二个人口，有高岗、大洋坑等七个自然村。过去群众主要靠一根扁担去挑货来养家糊口。村党支部第一任支书王阿华和第一任大队长黄阿福，都是五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对村里当时的情况，他们的心里很着急，专门开会研究，他们拿着《党章》和入党申请书，在全体党员面前，重新回顾入党誓言，之后针对村里“人心似散沙，山上地头荒秃秃”的困难进行解剖分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认为是党支部的作用没有发挥好，党员干部为群众谋利益的认识不到位。从此，村党支部立下一条规矩，就是在每月一次的组织生活中，每个党员必须重新回顾入党誓言。
我们高阳村的党员干部提倡实干。每次党员活动，都要安排义务劳动；而每次坐下来开的会议，几乎全安排在晚上，过去从未记过一个工分，现在也未抵销过一个该分担的义务工。起初，群众以为我们开会搞活动是计工计酬，了解后，才知不是那回事。我们高阳村全村找不到一块一亩以上的平地。七百亩山地面积，大多数是荒山沙石坡。贫困使我们高阳村抬不起头。党支部一班人因此千方百计寻找着高阳的出路，最后形成共识，就是要摆脱贫困，走上富裕路，必须坚持艰苦创业。早在六、七十年代，高阳村就先后成立了“猛虎队”和“铁姑娘队”，由村里年轻的后备干部陶承金和李金素分别出任队长。“猛虎队”的四十多名壮劳力整天在荒山上砌石墈招石头；三十多名女劳力，都握着炮杆，抡起了大锤，终于在狮子岩、上落弯、百斤地等一个个荒山坡上垒起了一条条青石墈。
党支部带领群众在石头堆里起早摸黑地干，老支书王阿华的手指被石头挤断了关节；党员李太山被一次闷炮溅出的沙石炸得遍身是血；陶承金在抬石中，为了保护群众，将一块要滚落的大石块用肩顶住，腿被压伤……。为了早日让荒山有粮打，党员干部都是天不亮上山，天一亮就动工。群众看到后，也跟上来了，手上的皮勿晓得脱了几层。相康友接班后，用四年时间，完成了前任支书未完成的砌墈任务，四十四岁这年，他也去世了。通过一任接着一任干，终于在荒山上垒起了一百五十多公里的石墈，从山岙里硬是开出了十五丘共二十四亩水田，高阳从此开始收起了稻谷。
第四任支书李金素是出名的“铁姑娘”，她铺开了全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战图，先后组建了茶叶、山林等五个专业组，走出了一条山上搞种植，山下搞加工的路子。
我们高阳村历任村干部为公的思想都是很重的。有一次，陶承金的娘在山上捡回几根玉米杆，当了猪栅栏里的编织条，他晓得后，一声不吭地走到村里分玉米杆的地方，把自家的一份全充公了。有一年的热天，他在玉米地里值夜，老婆赶来对他讲，大儿子高烧发得厉害，要他回去看看，他到家摸了一下儿子的额头，说不要紧的，转身又去了玉米地，等天亮他踏进家门时，儿子已失去了挽救的机会。之后，他自己也累倒在了砌墈的山坡上，他的肝病其实已到了晚期。在乡卫生院里，他大口大口吐起了血。而这辰光，他十岁的小儿子为看护村里的竹笋，因天热在水塘里洗澡淹死了。三天后，不到四十岁的陶承金也去世了。
以前，我们高阳没有一条可通车的公路。世世代代的高阳群众即使要赶个最近便的集市，也要翻山越岭，把茶叶、竹笋、毛竹等土货卖掉，挑回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必须品，一个来回至少要花大半天时间。
记得是一九九一年十月八日，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沈祖伦与当时的县长陈敏尔，翻山越岭来到我们高阳村，在走格辰光，沈书记在我屋里要了一根扫帚柄当下山的拐杖，笑着对我说，到村里通公路的这天，我再把这根扫帚柄来还给你们。”当时，我感到肩上压上了一副重担。
沈书记走后，我、村委主任王志林和负责妇女计生工作的李金素一起到全村最高的山顶——高岗头上，开了个特别的支委会，商量的主要事情，就是造路。
村党支部根据规划测算，公路从村委所在地起，到龙东公路的童家岭桥接线，有近三点五公里，要穿过三座山，绕过三十六个弯，造价至少要百余万元。而当时高阳的家底是每亩五至十元的山地承包款，全村人均可使用的公有资金每年只有四十三元。
我们高阳村要造公路也引起了绍兴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县交通局专门对我们这条乡村公路进行设计墈测，前前后后还拨出四十余万元专项资金。缺口的八十万元资金，在党支部的倡议下，靠群众每人捐款一千二百元，又筹集了近二十五万元。
一九九二年，工程开始施工。施工中缺的是炸药，更缺的是资金。党员干部带头捐资并率先投入义务工。我五年前准备的九块预制板，打算在房前搭个沿廊，造路一开始，我把它搁到一边，钱凑到了路上；通路前去世的王阿华，在儿子得绝症，老婆疯瘫卧床欠下六千多元债的情况下，照样捐款；陶承金的女婿陶善炳，是个立过功的退伍军人，在知道自己已到胃癌晚期，还参加义务工，包下了脚踝头自然村这一段公路，但他在四十三岁时也像他岳父那样去世了；陶承金的老婆与女儿及未成年的一对外孙男女，把起草摸黑编的竹垫、养鸡养猪买来的钱都捐到了公路上；八十多岁的黄阿福俩老太婆，是全村的寿星，也带上烧饭的煤油炉，中午在工地上做饭，从一早出门干到天黑才回屋里去。在一段最难打通的二百四十五米长的大坡下，为用巨石加固十三米高的档土墙，全村人前后用了三年时间，四十多吨炸药。
党支部一班人，更是勒紧裤带把钱分分用到刀口上，村里省去了一切能省的开支，又用“让集体揩点油”的办法，省去了村干部应得的报酬，十年内，村里只零零碎碎支出过四千多元。村委用于通信联络的装备有四只电话，唯一能打外线的一只计费电话，村里定为急救电话，一般不往外打，其余三只，是摇把子电话，每年只要十二节电池就够了，铅丝线路都是自己架设修理的，书记、村委主任与会计，家里连通，一响都响，这样既省钱又方便。
一九九七年，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我们高阳村的公路终于正式通车了，这条路一共穿过三座山，绕过三十六个弯，长有三点四三公里。后来，县委专门发文，号召全县上下学习我们高阳村艰苦创业的精神。当时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市广电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谢牧人，专门牵头组织作家到我们村来采访，他们自带铺盖，吃住在我们村委的几间平房里，挨家挨户地了解情况，没多长时间就写出了一本《高阳精神》的书。这年的《浙江日报》对我们村造路的事迹，发了题目叫《大山深处的战斗堡垒》的头版头条，使我们全村老百姓很受鼓舞。
我们高阳村的日子开始一日比一日好起来了。现在，全村造起了九只大水池，家家用上了土法上马的自来水，在县有关部门和镇党委政府的支持配合下，家家又通上了有线电视，六百多米高的山里头也可收到十八个频道。现在，村党支部前几年请林业专家规划指导的一百亩香榧，五十亩板栗、一百亩茶园、一百亩毛竹已成了村里的绿色银行了。
55、路 魂
平头短发，个子瘦小的宋荣炳，二十年如一日，是县乡公路管理所的长期临时工。现已八十五岁的老父说，儿子倒在浇柏油马路的地方——
我叫宋长庚，荣炳是我的儿子，他已走了五个年头。我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真是白头送黑头。说起他，我眼泪都流干了。
我一直住在山里头，我们这地方是平水王化进来的日铸寺村。到我们村里来，有王化公路，路旁有鸡笼山和鸡笼水库，这条路有七十二个小弯三十六个大弯。我们村是个只有八户人家的自然村。下车穿过凤凰桥大溪，村口黑洞洞的的小台门上，有红红的“五好家庭”牌的人家，就是我儿子荣炳的家。
荣炳是我的独生儿子，命苦。他三岁时，娘就去了上海当保姆，到现在也没回来过。我爹过世也早，是我与我娘把荣炳养大的，给他读书识字到小学读完。后来，到东湖农校速成班和县会计速成班读书，入团。回王化后，当过西岰口大队会计和寺山村记工员。他心细，做帐一清二楚，还当治虫的植保员。
我记得，荣炳是四十出头那年，被县乡公路管理部门招用的，做公路养护临时工。到绍三公路上班报到这天，荣炳是一大早背着行李沿王化公路走出去的。我后来听他回来时讲过，他们扫石子、填水坑、浇柏油，每天要忙十多个钟头，除了吃饭，坐落功夫也蛮少。一九八五年，他当上了小组长，蛮负责。后来他调到东浦路段，被工友推选为班长，做了六年，又调回绍三公路当记勤员，做了五年。他手上扎过上千把扫把，也扫破过上千把扫把。
我儿子的想头是每天都要做好。他工资低，从每月三十元，到后来的六十元、八十元、一百五十元、二百元，最高是三百元，我跟他讲，要节约，干活要对得起工资。钱陶公路养护站的站长徐世忠，是荣炳生前的工友。世忠到我们家来时讲，荣炳养路二十年，调过四次工段，都是石砂和泥路，车多、人多、水坑多。雨雪天，养路是最忙的，晚上收工回来，荣炳还要扎大扫把到深夜，从不要报酬。一年到头，他没几天休息日。至多每个月回家两天，他路上就要花一天多时间。他一直住集体宿舍，小食堂里烧饭的杂事他是包下的，回家来，总要给工友带干菜带笋干。
荣炳给我留下了三个孙女，都已出嫁。现在靠我媳妇，种着毛两亩田和十亩杂山、四亩茶山。以前农忙时，荣炳来帮过，他总把养路的事，看得比家里的事还重要。有一年“双抢”，他赶回家准备割稻。哪晓得，第二天，他就接到上级要去他所在的路段，进行养路质量检查验收。他一早就回养路段去了，他在家时间还是路上时间多。结果，他们路段在验收中，得了个全县第一，他比什么都高兴。
平时，荣炳不管有头痛身热，总不肯休息去医院。一九九七年，刮十一号台风，荣炳被调到绍三道班，这里是只有一个人的道班。台风大雨，海塘公路的救灾车辆都要通过这里。他穿着雨披，昼夜上班，对水坑路段紧急抢险。第二年的六月四日，荣炳出事了。这天是下雨天，上午九点，荣炳刚好在钱陶公路钱清转盘地方，现场抢险浇柏油，他一下全身发冷，头晕，手里的铁耙捏不牢了。这时，沙石车转到西小江大桥一边时，荣炳就瘫倒了，工友把他送到钱清镇人民医院抢救，又转到市人民医院，昏迷了五天，他就走了，没有跟我留下句话，也没有跟她老婆、小孩留下句话。
不过，荣炳还是个临时工，在医院抢救时，欠下了两万多元医疗费。家里的几千块积蓄也都被用光了，荣炳老婆东借西借，凑到了一万多元，但还差个大数。后来，是荣炳公路管理所里的人挤了三千元出来，再后来是交通局里的人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的……共捐了两万多元。办后事时，他们还送来花圈，又专门来看我们。我真当要好好谢谢，可惜我没有用了，只有心里记着他们。本来，他当时再过三个月，就可办理退休手续了。我不愿看到他留下的东西，就都烧了，免得看到了，刺心地痛。
后来，县交通局说荣炳是因公殉职的，他们还发通知号召向荣炳学习。我想，荣炳在九泉之下口眼也好闭了。
56、最后的渡口
左手一只篮，右手一根索。歇了自行车，起早摸到渡口的金阿土，胡子拉渣地喘着粗气，他点起烟，等人早渡——
我每日这样，都是头鸡啼的时候，从被窝头坐起来。过会，落床烧口水泡饭，吃好就理理篮头绳索到渡口去。我们这个渡口叫仙家汇渡口，是西小江上江面最宽地方的渡口，有一百五十米宽，江里的轮拖昼夜勿停，嗦嗦地长期响。轮拖一过，浪头大的象小肉猪一头头的滚过来。我们村叫先进村，是杨汛桥镇西北与萧山接界的村。江对面是萧山裘江乡。我歇渡船的地方，正好是萧山市校办自行车厂的大门口。这里有个大踏道，我在大踏道旁边用钢丝扎了十多道汽车轮胎，乌油油的。再往右手望，只有半里路，有座庙，叫裘江庙。晴天层光，这座庙黄通通的，烧香拜佛的人蛮多。坐我这只渡船的人勿少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婆，摇渡时，我特别小心，勿好有个失手，一失手，老太婆掉到介大的河江里，就闯祸哉。我摇渡船，真当日日背风火。碰到大风大雨，我最担心的是轮拖在河江中央打螺旋桨，我船勿能摇过去，要稳牢，浪头劈来劈去。有几个乘船的是本村的，要催我摇过去。这个时候，我就气煞，就要骂人，命勿要哉！叫我撞过去，碰轮拖，船就要浪沉。
我们村的渡口，是农渡。上面有规定，农渡是由农村生产队为成员服务，自己经营管理，交通部门协助性质的渡口。开早辰光是木渡船，用渡绳自己拉渡时，村里有人翻船，结果淹死了几个。后来就改成水泥摇船，现在交通局专门配用了钢质船，不会沉了。渡口还专门有规定，航管所经常有人来检查，上面蛮重视，节头节尾叫我们特别要注意安全。
到吃中饭的时候，我早上吃的几口水泡饭，老早在肚角里了。大概在十一点的时候，就靠岸等饭吃，肚皮贴牢哉，力气也用光哉，饭是我老婆专门送来的，干菜蒸肉，腌白菜，两碗晚米饭落肚，力气有了。大半个钟头过去，摆渡的客人已经等齐了。就这样，一个下午来回要摇好多次，到天暗蒙蒙，我就收拾竹篮、绳索回屋里去。
我们村里还有几个渡口，在张家堰，那里也有个摇渡船的。不过，摆渡的人没有我这里多。多少年了，我们村里至今有七个男劳力摇过渡船，我已经摇两年多了，因为村里是用轮的办法来摇渡船的，生产队时候就记工分对照。分田到户搞承包后，就收费，每人每次收五角钞票，一般情况一日十多块钞票，少时，也有两三块，多时，二十来块，不过，这样的日子极少极少。我摇渡船一年到头，基本上一日勿停，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也勿停。有时候，万一我头痛身热动勿了，也要雇人商量好对象，叫他们帮帮。因为渡是勿能停的，一定要有人。
我真当盼望这个地方造座大桥，叫我在摇的这只船光荣退休。绍兴经济发达，杨汛桥也是发达镇，我听说上面各级头头正在考虑。不过，也勿是件容易的事体，这座大桥与萧山有直接关系，要两个地方都来关心就好哉。我想，这日子肯定会到的，可能勿会远哉。如果这一天来了，我一定头个来放炮杖。
57、一年等于二十年
说话快言快语，做事快手快脚。上旺村党支部书记韩银根望着山外的世界，渴望有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
以前我天天盼着高高的老岭何日能低些，翻上翻落实在是苦头吃足，太勿方便了。我是土生土长的富盛人，上旺村是我的根基。
说到我们富盛，文化资源蛮多的，有战国龙窑、东汉建初买地刻石、南宋六陵遗址等许多名胜古迹，现在还成立了绍兴历史文化研究基地。我们富盛不光历史文化出名，人也是有名气的。六十年代，我们上旺村“八把山锄创大业”建设新农村，红遍全国，来参观的人是一批接着一批。陈永贵讲我们上旺村叫“青山绿水好地方”、“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
我们上旺村另外都好，就是交通不好，村里的人进进出出都要翻老岭，当然，里面还有勿少村进出也要翻这道岭。老岭是我们山里头的叫法，按书面话叫富盛岭，是我们上旺村的出入关口。听老辈们讲，抗战时，日本佬把老岭封牢三天三夜，岭里面饿煞了勿少人，老岭顶上有十一株大树，日本佬把我们老百姓吊在树上示众。据我了解，国家在一九六九年修建了盘山公路，又叫战备公路，一九七O年底通车。但这条盘山公路是弯来弯去绕着山脚开的，多走勿少冤枉路，上旺村进出仍旧不方便。由于交通不便，交通事故经常发生，还死过人。我们村里骑自行车跌死过一人，叫董岳根，四十多岁。以前村里曾办起过六家企业，但都因交通不便停了，只留下一家老牌的茶厂。改变老岭的交通条件，可以说是我们老百姓日也盼，夜也盼的事情。
我是村里第七任、第九任支书，一九九五年辞职半年，后又回到村里工作。说到老岭的隧道工程，前前后后经过了很多变化，但在政府部门的关心下、村民的拥护下，这桩事体终于做成功了。有些事情我有过参与，另外我通过查看了一些文件资料，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不一定十分准确。
一九九五年时，镇里决心要改变老岭的交通，郑镇长的决心很大。这一年，县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也提出了老岭要降坡道的建议，村民都很感激他们。后来，这只提案被评为“人民最满意的提案”。
第二年底，镇里决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降坡，另一个是打隧道，对后一个方案90%以上的村反对，调马场村书记的反对意见是，隧道涉及村里的公路。
同年底，根据我们富盛镇交通现状和县人大代表的要求，县交通局、绍兴公路管理段、富盛镇政府等部门组织召开了协调会。会议最后的意见是老岭降坡是改善我们富盛人民生活，发展富盛经济的一件大好事，是政府为民的一件大实事，老百姓盼望已久，这一项目必须实施。砂石路面，概算一百六十多万元，加上土地征用及其他一些费用需资金二百万元。确定降坡工程在农历一九九六年内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一九九七年三月份开工，争取在一九九七年内完工。
会议后，镇里经过实地分析和今后长远利益考虑，向县交通局打报告，认为降坡只是解决眼前权宜之机，还影响施工和行车安全。路段降坡还是改道取直为好，这样既解决了高度和弯度，又缩短了路面零点三公里。但工程概要增加到两佰万元。
一九九七年月一日八日，镇党委、政府在我们上旺村召开了上旺、文山两片十二个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会议，对老岭改道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落实了筹措资金的任务。四月十日，富盛镇正式下达了老岭改道工程筹措资金任务的文件。要求受益重点村以村户口人数为准进行筹措。文件下达后，各村都专门建立了筹措资金领导小组，分工落实，集中精力，任务分解到户，村支部书记负总责。
我们村里是这样处理的：困难户、六十岁以上免交，小人要交，刚生出的也要交，这是我们村里的政策，有的村是个个交的。最后统计有八百四十人左右，每人六十元，不到五万元，另外的村里贴补三万多元。我们村里的老书记王金友，户籍不在村里，但他捐了一千元，老干部都自愿捐在村里。我们村里还通过银行、企业，通过宣传之后捐给我们五千多元，这是我们的关系。
涉及到的土地、青苗都由村里负责，我们有三十多户，涉及茶山、地，村里都处理好关系，完成了向镇里的承诺。
同年四月，县交通局批复，同意按“民办公助”原则进行改造。并明确了具体的技术指标：工程起点为西上线，全长一点六公里。公路等级为山岭重丘三级公路标准，路基宽七点五米，路面宽六米，最大纵坡6%，坡长一百五十米，设计行车速度三十公里/每小时，为八厘米厚沥青砼，工程投资概算则又增加到了二百三十万元。交通局同意补助给我们四十五万元。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在富盛镇政府三楼会议室公开进行工程投标，投标时我在场，我们是三个村的代表之一。参加投标的单位大概有十三个，结果是新昌县交通工程公司中标。八月，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然而，好事多磨。开工当月，县交通局在关于富盛岭改造工程的再批复中对工程设计方案提出了改变方案，认为富盛岭段，由于急弯陡坡，是西上公路的卡脖子地段，随着经济发展，交通量日益增加，矛盾突出，设计方案需要更改，即由改道方案变为打隧道方案。改造段可比老线缩短四百二十三米。工程造价又提升到了三百零二万元。
九月，市公路管理处批复同意部分改线和隧道方案，并指出隧道施工时，要尽量减少对围岩的扰动和超挖，应采用光面爆破，处理好隧道渗水和排水工程。明确一次性补助工程施工款六十万元。
由于工程建设时间很紧，许多手续没有办好，不符合建设规范。十二月市交通建设质量监督站发出停工通知书，要求工程进行整顿、改进。
在之后的二个多月的时间里，按照有关规定，先后向县交通局、市公路管理处、市交通局、省交通厅补办了工程建设的相关审批手续，并落实了质量监理单位。
一九九八年三月底，市公路管理处在批复中要求根据岩体开挖情况，及时调整设计和施工方案。
鉴于施工过程中岩体发生了变化，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工程一度停工。这件事引起了上级部门高度重视，三月下旬，县人大常委会、市交通局建管处、市公路管理处、县交通局、富盛镇政府、市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绍兴公路管理段、新昌县交通勘察设计所、新昌县交通程公司等单位的代表进行了专题研究。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对隧道采用全断面衬砌，对有滴水地段设计设置防水设施。新增工程款八十万元。
到二OOO年底，隧洞长二百多米，总投资四百多万元的老岭隧道工程终于顺利建成开通。
从隧道打通情况看，我们村里得益是实实在在的，环境改善了，观念也变了。
隧道打通后，四家停掉企业的闲置厂房又有人来承租了，原来村里只有三家企业，现有有十一家了。闲置厂房共有二OO多间，现基本租完投用。村级经济收入增加了十多万元。前几天，在谈的一家溶剂厂，过几天执照批出，春节就可投产，厂房村里在调节。
农户的实惠更明显，村里到镇里公里缩短了，原有三点五公里，现在二点七公里，走走很方便了。我以前是一半骑自行车，一半用走，还危险，改与不改不一样。为大量的毛竹、四季笋、有机茶的生产运输和发展生态观光旅游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现在我们上旺就是通过省级验收的生态村。
第十章 山河唱不尽
58、山阴道上行
头戴鸭舌帽，身穿毛领时装，脚登尖头皮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走路、办事风风火火，充满青春活力的包秀萍在柯岩风景区当了五个年头的导游了——
旅游业是个无烟工厂。绍兴是个旅游资源相当丰富的地方，我在北方生活过，就进行比较，对我们江南水乡非常亲切。绍兴县的旅游业发展以前步子我认为不是很大。我从一个导游的身份看，要讲真正起步，听权威人士说是在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县里专门成立旅游局就在九十年代，当时第一任局长是现在的齐贤镇党委书记徐之澜。现在的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志奇，是一九九六年以后全县铺开旅游业发展蓝图的一个办实事的第三任旅游局长。我听说当时除县一级在开发我们柯岩景区外，镇一级开发的有皋埠镇的吼山、齐贤镇的羊山、安昌镇的古镇风情、湖塘镇的香林花雨等景点。从而，使全县的旅游文化建设形势好起来了。现在的市委常委、副市长茹关筠，当时作为县委副书记、县长对旅游局的工作很重视，还有现在的诸暨市委书记，当时是绍兴县的副县长、柯桥经济开发委员会主任兼柯桥镇党委书记，他同时作为分管旅游的领导，对旅游局工作一抓开发、二抓促销、三抓行业管理的战略给予充分肯定。我听旅游局的领导回忆说，金志奇局长在任期间，全县的旅游局面有起色，设立了资金达300多万元的绍兴县旅游基金，还成立了绍兴县旅游协会。这些突破性的工作，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从事旅游业的员工都是一种激励。
我父亲是辽宁人，母亲是绍兴人，我母亲曾到辽宁支过边。六岁以后，父母考虑到绍兴的气候环境和教育质量比那边好，就把我送到绍兴来读书。父母亲对我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要给我以最好的教育。幼儿班我是在市区东风幼儿园上的。因为北方说的都是普通话，所以我也习惯用普通话跟同学们交流，同学们都感到有些异样，现在想想我从事的导游工作，还真离不开那时在辽宁打下的普通话基础。我喜欢唱歌，记得有一年的“六一节”前，班级要选送一个演出节目，我和班上的另一位同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是通过投票的方式确定由我去唱，演出的节目是群舞《泥娃娃》中的演唱，后来这个节目还被学校作为保留节目多次进行演出。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外公、外婆后，外公、外婆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还写信告诉远在辽宁的父母亲。这一年父母亲回来途经上海时，专门给我买回来一套衣裳，当作对我的奖励。除了唱歌，我还学过小提琴，六年级的时候参加过学校射击队。我的兴趣爱好是很广泛的，但就是不够钻研。应该说，我读书不是那种很用功的人，但特别调皮，老师、同学都很喜欢我。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使我从小习惯了独立生活，也养成了比较坚强的个性。
我是浙江贸易经济学校商务文秘专业毕业后，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到柯岩风景区做导游工作的。通过这几年做导游工作的体会，我认为，游客到绍兴来旅游，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人文资源比较丰富，水乡风光比较典型，风土人情比较引人。绍兴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素有鱼米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绍兴自古就是世人称颂的旅游胜地。绍兴有许多光彩照人的人文景观，如：大禹陵庙、越地王宫、会稽刻石、新昌大佛寺、书法圣地兰亭、古纤道、印山越王陵、南宋六陵，沈园、青藤书屋、三味书屋以及像徐渭、秋瑾、徐锡麟、蔡元培、鲁迅、周恩来等名人故居。绍兴的水乡和自然风光也独树一帜，像鉴湖、会稽山、东湖、吼山、柯岩等风景名胜数不胜数……游客到绍兴来，吃住也不用担心，据我了解，目前，全市星级酒店总数可能已经超过六十家，像绍兴咸亨大酒店、绍兴国际大酒店还是五星级的。
说到我的工作单位———柯岩风景区，我感觉是比较自豪的，柯岩风景区目前是全市惟一一家“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景区的规模和接待能力为全市之最。去年又相继通过了ISO90001质量管理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成为全省首家获得质量、环境管理国际通行证的风景区。景区好、景点好，我们导游起来就兴致勃勃，为游客可讲的内容就丰富。柯岩风景区是以石文化为主要景观特色，融自然、园林、宗教及娱乐休闲项目于一体的旅游胜地。追溯到三国时期，这里曾是一处采石场，经历代匠人采石，造就了千姿百态的石景，到宋代已成为揽胜之地，明代建造的寓园曾是中国造园史上的经典之作。到清代，又形成了东山春望、炉柱晴烟等八景，历代誉柯岩为绝胜之地。柯岩风景区依托文化，注重内涵，保护自然，展示特色，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幅度开拓，多方位展示。石佛景区出世入俗，集高擎入云的云骨、七星岩、八卦台、文昌阁、蚕花洞、经壁回音、孤岩石佛为一体。镜水湾景区理念色彩浓厚，以三聚同源为主，以戏台、越女池、乌毡帽等为点缀，透出古朴的越文化气息。越中名士苑依山势建造，将绍兴历代名贤镌刻在一块块岩石上。圆善园庄严肃穆，气势恢弘。新开发的鉴湖景区，建有东汉笛亭、南洋秋泛、五桥步月、葫芦醉岛等景点，独占风光。香林花雨景区内有景点十余处，有千亩古桂花林，为国内罕见。
几年来，柯岩风景区接待过乔石、铁木尔·达瓦买提、经叔平、陈慕华、吴邦国、铁瑛、汪道涵、周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他们在参观后，都称赞柯岩风景区的景色、建设不错，有大气、有文气、有灵气、有乡气，是一个雅俗共赏的风景区。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柯岩风景区接待游客近十万人，再次成为全市接待游客最多的风景区。
柯岩风景区能够借助二块石头，做到每年都有新的变化，真是不简单。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先后推出了石佛景区、镜水湾景区、越中名士苑、圆善园、鉴湖景区，建成的面积近三个平方公里，加上控股的香林花雨景区，柯岩风景区总面积达到近七个平方公里。在短短五年时间中，柯岩风景区能有这么大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柯岩风景区旅游资源的丰富和开发的能力。从大的方面来说，靠的是政府的支持和体制、机制的灵活。风景区开发成功，主要是满足了当今游客求知、求新、求变、求快的欲望，突破了绍兴传统旅游格局小的框框。
我的个性属于外向型，我喜欢从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现在，我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做导游工作。但我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听过不少不满意的声音。刚到景区的时候，我每天抱着景区的有关介绍资料又看又记，随后又听了一些导游的讲解，跟了几次团。二十多天后，我第一次带团心里比较发虚，而且是给一个爱挑剔的上海团作导游。记得我带着他们进景区大门没走出几步，他们就发难我，说迎面石亭中“柯岩绝胜”石碑，“柯岩”两字怎么在门口看不到，而要走进来才能看到？是不是设计错误？另外，这四个字你说是王羲之的字，怎么没有王羲之的落款呢？我心想，这帮游客说话怎么这样尖刻？幸好我了解其中的原因，就解释说，“柯岩”两字在门口外面看不到不是设计错误，而是有意这样设计的，因为景区在景点设计上，讲究悬念，移步换景，这样才能引起旅游的兴趣。至于缺少落款，是因为王羲之并没有专门写过这四个字，而是我们从他写过的字中挑选出来加以组合的。在那次导游中，我只知道按照景点文字介绍资料为他们进行解说。他们对我的导游表示不满，我在前头走，他们在后面指指点点地说我不会导游。最后，我只好实话告诉他们，自己是第一次带团，请他们原谅。我感到他们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我的导游只有照本宣科的解说，缺少相互交流，不能融入到游客中去。
我觉得一个好的导游，需要有比较丰富的知识，能够使游客感觉你的导游能激发他们的乐趣，最关键的是要与游客发生对话、交流，进而相互融合。与游客进行对话交流，本身也是一个吸取信息的过程，挑刺、提建议对景区的发展，对导游自身素质的提高都很有帮助。现在，游客对我的评价是：一个很容易融入到一起的导游。
导游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意味着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棘手事情。二OOO上半年，我带一个老年团队，团里有一位七、八十岁患哮喘病的老人，走着走着，这位病人突然在镜水飞瀑仙人洞桥前喘得不行了，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联络协调，头脑中一片空白。情急之中，我央求摆小摊的准备了担架，请两位本地的游客抬到景区管理处，由管理处派车送往轻纺城医院进行抢救。最后，这位老人专门向我表示了感谢。类似这样叫人着急的事情还有一桩，也是在二OOO年，我带一个学生团队，在游览的过程中，团里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学生，我和学生的班主任都担心走失，赶紧四下寻找，可找遍了风景区的每个景点，还是没有找到这位学生。给学生家里打电话询问，家长说没有回来。此时天快黑下来了，景区早关门了，我和班主任两个人却还在景区内焦急地寻找这位学生。最后，学生家长打电话告诉我们，说已经回来了，原来这位学生在景区内游览时碰到了他的亲戚，就坐亲戚开来的便车回去了。真是虚惊了一场！
作为一名导游，我有一点很深的体会：就是与游客能从开始时的相互陌生到后来的互相了解，甚至成为朋友，这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在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我为一个来自广州的家庭散客团导游，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在市区中心路上看到了柯岩风景区的宣传牌子来的，我为他们导游了三、四个钟头，等出来时，景区的接送车已经开走了，最后是他们用车把我送到绍兴的，并请我到绍兴饭店吃饭，我为他们点了绍兴的特色菜，吃后，他们感到很满意。他们问我：晚上绍兴有什么好玩的，并要我全程陪同，我就安排他们到东湖旅游，因为那里的夜景不错。我想，是因为我的真诚得到了游客的信任。到现在，我们还在联系。
我起点不高，学的又不是导游方面的专业，但我工作的柯岩风景区却是一个大舞台，需要继续努力。我既然已经从事这项工作了，并且又是自己比较喜爱的工作，我想，最主要是学习。风景区在快速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员工素质，不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就会被淘汰，我时时刻刻有一种危机感。
59、天下第一石
浓密的眉毛，秃亮的额头，高高的鼻梁，上架着眼镜的章耕虎，说话严谨，一副书生模样。他钟情园林，想的做的都是为了让风景这边更好——
每年有一、两个大动作、新动作，这是我们柯岩风景区的个性，要让旅游景点经常能吸引人的眼球，就必须要走创新之路，创新是永无止境的。
电视中有句“来自青山绿水间的问候”的广告词，我是这广告词的家乡的人，这就是丽水缙县。我一九九三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园林专业，这年被分配到绍兴县城建局风景园林管理处，又到县规划设计院工作了一年多。一九九五年调任柯岩风景管理处副主任，还担任了柯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经理。可以说，我现在的工作与我的专业是对口的。旅游是种产业，是一种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特殊性、综合性的产业。当时政府在这方面的思想是明确的，我们县建设局主要领导带领全局上下出谋划策，一起参与开发。柯岩风景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开发方针，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赞扬。
市场运作就要企业化、社会化，一九九八年十月成立了绍兴县柯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公司注册资本五千二百万元，这也是总资本，有四十八家股东，董事长是局主任领导兼的，股东都是相关投资方的法人代表。过了六个月后，我们把有限公司改组成股份公司，是浙江省体改委审批的规范化非上市公司，按照上市公司标准规范化运作，从而解决了风景区的市场机制问题，使开发资金有了充足的来源，确保了风景区投入、管理、宣传、营销等方面的经济效益。而政府的引导解决了相关的政策扶持以及土地、财政和周边相关部门的支持问题。按照“八字”开发方针进行运作，使柯岩风景区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投资三千万元的圆善园景点建成对外开放。圆善园景点的建设有过一定的波折。景点的设计工作在一九九六年前就搞好了，当时准备搞石文化博物馆，但感到与市场接轨有点问题，存在不同观点，后改成佛文化博物馆，实际上就是要搞庙，因为当时看全国有庙的景点，旅游就旺，但佛文化有政治原因，有精神污染的因素，于是暂缓。到一九九八年，又打了基础想建好，但因为缺资金，又搁浅了。到了一九九九年，景区开发融资条件变好，三千万元是小事，很快解决了，短短四个月景点就建起来了。从一月开始到四月底对外开放，建设周期短，投入资金多，影响巨大。当时是景区四期工程中投资量最大的一期，一期是石佛景点、二期是镜水湾景点，三期是名士苑景点。通过四期工程的连续开发，从而使老柯岩划上了圆满句号。
一九九九年十月，柯岩风景区又与香林花雨景区强强联合，投资一千万元，组成了绍兴香林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开了绍兴风景区旅游联合开发的先河。
从二OOO年开始，风景区又着手对鉴湖景区的开发建设进行策划、规划、设计、调研、市场讨论等工作。二OOO年十二月鉴湖景区正式开工奠基，二OO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鉴湖景区建成开放，投资八千万，面积一点五平方公里，把绍兴的母亲河找回了。在开放仪式上，浙江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毛阿敏、余秋雨、徐沛东等文化界名士联合创作、演唱了歌曲《找回鉴湖》。记得请余秋雨作词，开始我们是托广告公司的，余秋雨一口拒绝。后来又通过他的文化界朋友去讲，把鉴湖开发理念、意义、效应同他讲了一下，说到底是打文化品牌，他于是答应了，一个晚上就写好传真给我们。在考虑叫谁唱上，我们想，鉴湖是秀丽、有品位的，又有想象空间，最后确定了让毛阿敏演唱比较好，作曲则定位在徐沛东，因为毛阿敏对徐沛东作的曲比较擅长演唱。这首歌，目前已由省内向省外推广，省内外市级以上电视台、电台当作经典播放。今年千年柯岩由中央电视台制作，在绍兴电视台做专场晚会，主题“非常今宵”，刘斌演唱了这首歌曲。
在鉴湖景区成功开发的同时，我们又组织专门班子，研究筹划鲁镇景区。鉴湖景区开放后，鲁镇景区立即实施启动，二OO一年十二月，鲁镇景区策划大纲起草完结，经过三个月的调研论证，从二OO二年三月到六月底，鲁镇景区设计规划方案完成。十月份完成设计方案，并正式动工。目前，景区已完成工程量的30%，按计划将于今年底建成开放。鲁镇景区体现的是江南水乡名镇、鲁迅笔下的绍兴，主题是弘扬鲁迅文化，工程总投资二亿元。
在鲁镇开发的同时，我们着手筹备景区的配套设施建设。包括度假、娱乐、休闲以及景区相关的软硬建设，目前，投资四亿元的假日饭店于去年年底动工，投资数亿元的景观房产项目，也已进入规划设计阶段。
目前，风景区的经济效益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去年是一百二十万人次，经济效益二千五百万元。宣传营销主要在华东五省，但在广东、北京等地也有影响，柯岩风景区在媒体出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
去年年底，随着管理体制的调整，柯岩旅游开发管委会的成立。柯岩将实施大板块的旅游开发，开发的范围更大，办事的效率更高，后劲更足，影响更大，交通更方便，区位优势也更多了，风景区迎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二次创业”的大好机遇。最近，我们景区又获得了全国旅游知名品牌，这在全省只有两只，另一只是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故居。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面临新的挑战，原来是封闭运作，干扰少；现在是开放运作，竞争激烈。“大旅游、新社区、越文化”是新柯岩一百平方公里旅游开发的定位，所以我们要力求更高的速度，追求更高的文化品位。重点是要解决力度、投资总额、发展速度和创新问题。要依托柯岩，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完善、提高柯岩、鲁镇、香林花雨，鉴湖景点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基础上追求更大的突破，在投资总量、景区规模、品位以及市场上寻求更大的突破。
60、印山探秘
瘦长的身材，白净的脸膛上架着一副近视眼睛，加上沉静的举止和谦逊的话语，组合成一个典型的文人模样。出身书香门第的绍兴县文保所副所长周燕儿对文物考古和研究有着十分敏感的触角和浓厚的兴趣——
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芾棠一生从事文化工作，曾任共青团市委宣传部长、鲁迅纪念馆副馆长、市群艺馆副研究员等职务，写过《鲁迅小时候的故事》、《乡土忆乐——鲁迅亲友忆鲁迅》、《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等著作，现在已经七十九岁了。由于我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所以比较喜欢绍兴文史，目前我研究的主攻方向是越窑青瓷。说到工作经历，我是高中毕业后开始工作的，当时工作单位是县文广局下属的文化服务中心，业余时间爱写些名胜古迹、乡土文化方面的文章。一九八四年县文保所成立，准备开展一项全县性的文物普查活动，由于缺少人手，就把我借调到了文保所，时间大概是一九八四年的十一月二十四号。通过那次文物普查活动，使我对绍兴的文物古迹有了一个初步的综合性了解。
我所晓得印山大墓的时间是在一九八八年底、一九八九年初，那年我和所里的其他同志去兰亭里木栅村参加兰亭变电所文物勘探发掘工作，前后有一个多月时间，当时吃住都在里木栅村村民家里。在与村民的闲谈中了解到附近的印山有一座王陵。村民告诉我，木栅村原来叫木客村，印山原来叫木客山，山上有一座王坟。至于有关这座王坟的细致情况，村民就说不清楚了。当时出于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职业敏感，我对此比较关注。在当地老人的引导下，我们去印山作了一些调查，觉得从一些露出的土层断面来看，印山的确是堆积而成的，看它外部的规模，很可能是一座王陵，我还发现山的四周有角尺型壕沟(后经考证为隍壕)。回来后，我查找了有关史料志书，并得到了有关的文字记载，如史书上记载，古代印山一带森林茂密，系伐木的场地。当时称伐木的人为“木客”，连地名也称为“木客”。据《越绝书》记载：“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冢也。”经过整理，我将有关的情况写了一篇题为《越王允常陵寝何处寻》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九O年十一月四日的绍兴日报上。后经文保所多次组织考察调查，一九九五年，绍兴县人民政府正式将印山大墓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说到印山大墓缘何发掘？事情还挺有戏剧性。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和所里的其他同志再次到兰亭参加变电所的文物勘探发掘工作，因为变电所要进行扩建。期间，听参加扩建工程的民工讲起，印山上有三个盗洞，其中有一个还是春节前刚刚挖开的，叫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到印山一看，果然发现有三个盗洞。盗洞位于印山最高点南侧，成“一”字形排开，每个盗洞间隔十米左右，其中的两个盗洞周围已有绿苔、杂草，看样子已过了一段时间，盗洞成长方形，长一米四左右，宽七十至八十公分，深十余米。另一个盗洞的洞口周围则满是新鲜的泥土、青膏泥、木炭及朽木，另外还有编织袋、可乐瓶、香烟壳等杂物，说明盗墓者挖这些盗洞曾费了不少时间，这个盗洞的长、宽与那两个盗洞差不多，深则达二十米的样子。类似这样的盗洞，我们在平水、福全一带也有过发现，只不过这次发现的盗洞略微大一些。从散布在洞口周围的东西来判断，知道盗洞已经到达墓室。我们十分焦急，立即向所领导作了汇报。所领导当即赴现场进行察看，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面派人昼夜值班，进行现场保护；另一面立即向县委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后来经过省、市、县专家的多次调查考察，经研究，并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决定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县文保所联合组成印山大墓考古队，对印山大墓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县委县府对印山大墓的发掘相当重视，考古发掘经费也是县里出的。考古队大概是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开始进场，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结束发掘工作，前后历时十七个月。
在印山大墓发掘过程中，我有幸作为考古队的业务人员参与了部分的发掘工作。刚开始的阶段，我做的工作主要是大墓外围的勘探工作，重点勘探外围四个角尺形壕沟的连接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探，得出四个壕沟间并没有连接关系。记得每阶段工作结束后，我都要写一份工作小结向考古队陈元甫领队汇报。在写第一阶段工作小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定名这四个壕沟，于是，向陈领队请教，陈领队也难以确定，说先称它为壕沟吧，“隍壕”是后来经考证才确定的名称。随后我又一道参加了大墓封土发掘工作。一九九七年后的一年半时间，我在杭州大学历史系进修文博专业。
印山大墓是迄今发现的第一座越国王陵。它的发现，首次揭开了越国王陵的神秘面纱，对考古学、越国历史及越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断面呈三角形的长条斜坡形结构木椁墓道和六米独棺构成了王陵鲜明的特色。可以说这种墓室结构在全国也是首次发现。以前我们发现的是长方形或正方形，有盖板成箱式的，如：在皋埠镇凤凰山就发现过多座。从形制结构上比较分析，这种形制独特的木结构墓室虽前所未见，但它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石式土墩形墓室相像，如在越城区禹陵乡大二房村山上就有一座大型石式土墩墓，长有三十多米，宽两米左右，高四、五米左右，墓室成三角形向上收拢，只不过没有收到顶，上面有一块石板盖住。这种三角形结构很可能是绍兴本地的传统作风。
印山王陵的外貌宏大，气势雄伟。它的南北两侧有两条高山带，其间由东北到西南依次分布着五座相对独立的小山包，印山是最东面的一座。发掘前大墓的封土墩呈长条形覆斗状，长七十二米，宽三十六米，净高十米，当时我们是用竹棒、皮尺丈量出来的。虽然类似的古墓我们在平水等地发现过好多座，但规模都要小得多，印山王陵是我们发现最大的一座。印山王陵四周用隍壕围护，围护的占地面积近十万平方米，其气势确实是很恢弘的。
墓室的豪华，可以说前所未有。墓室采用的材料是巨大的枋木，每根木头加工极为平整，结合严密，油漆讲究。以至于在发掘出来时，竟难以找到木头之间拼接的缝隙，局部油漆仍油光发亮，墓室内安放的独木棺长六米多，是目前考古资料中所没有的，由此可见墓室主人地位的显赫。
墓室的防腐措施科学、讲究。在三角形的墓室外，依次用木炭、树皮、青膏泥层层精心包裹，以起到密闭的效果。墓室下面所垫的木炭层厚达一米六十五，两侧及顶部覆盖的炭层近一米，木炭的颗粒普遍细碎，炭层经过夯筑显得极为紧实，树皮分里外两次包贴，有一百四十多层，分层填筑的青膏泥质地细腻，厚达六至八米，夯筑的也非常结实，圆形的木夯印窝发掘时仍清晰可见。据测算，墓室所用的木炭有一千四百立方米，青膏泥有五千七百立方米。大量的木炭、树皮和青膏泥共同构成了墓室外围的多重防潮设施，这样的防腐措施在全国已发现的古墓中也是罕见的。只因为有了这样的防腐措施，大墓才历经两千多年得以保存下来。
大墓四周的隍壕体现出墓室主人高贵的身份。大墓四周的角尺形隍壕一方面起着框定陵园范围、明确结构布局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起着围护的作用，类似于城壕。普通百姓的墓地是不可能挖掘隍壕的，只有那些有着高贵地位的人才可能挖掘隍壕，因此隍壕本身也体现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据查，隍壕在长江以南地区还没有发现，但在陕西凤翔的秦公陵有这种隍壕。由此可见，隍壕很可能是从北方借鉴过来的，也说明了外地文化的影响力。
出土文物非常精美。印山大墓历史上经过大规模盗掘，只剩下少量的劫后余物。在封土、填土中发现的遗物主要是少量的印纹陶、原始瓷片及一些青铜器。在墓坑和墓道填土中发现的遗物主要是木夯、青铜器、藤箍和竹编。在墓坑青膏泥填土中出土的青铜铎和木质夯具，保存完整，十分珍贵。在墓室中发现的遗物有玉剑、玉镇、玉镞、玉珠、玉饰、玉钩等文物，共四十多件，所用的玉规格比较高，玉质细腻，且制作、雕刻精美。如：出土的小玉珠、管在放大镜下均可见到细小的穿孔，其加工之精细令人惊叹；大多数文物雕刻的花纹是卷云纹，如玉饰上下两面均饰浮雕状卷云纹，体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印山大墓的发现，为研究缺少记载的越国历史提供了实证和线索。印山大墓的规模之大，在当时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不知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得以完成，这是一般老百姓所不能达到的。它至少可以说明，建造这样的陵墓需要强盛的国力和较好的社会环境。另外，大墓的发现，对研究、了解越国埋葬制度，推动越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印山大墓的文物价值，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和领导用“北有秦宫，南有印山”加以概括。印山大墓在发掘结束的当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二OO一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印山大墓获得这些殊荣，可以说是受之无愧的。
印山大墓重见天日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敏感的商界人士将“印山王陵”作为商标进行注册，文保所得知这一情况后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异议，有关这些事情的前前后后我不是很清楚。但受这起企业界与文化界的商标之争的促动，引起了绍兴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二OO一年，专门成立了印山越王陵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王陵的保护与利用进行公司化运作。
印山大墓虽然已经得到发掘，但其神秘面纱并未完全撩开，有关王陵被盗的时间、有否为空墓或已被迁移的可能、有否陪葬墓等方面仍有待文物考古研究者的努力。
文物考古发掘工作是一项神圣的工作，苦中有乐。作为文物保护者，经常要到野外作业，跋山涉水，吃不好、睡不好，有时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在参加市里的一次文物调查活动中，曾进入了危险境地。那是在调查宛委山文物古迹时，由于领路的向导带错了路，把我们带上了一处悬崖绝壁。当时天色已晚，感觉又渴又饥又乏又怕，蛇虫八脚不时出没在身边的草丛中，蚊子围着身子嗡嗡作响。最后，我们是脱掉鞋子赤着脚，匍匐翻过悬崖，才找到一条通向山下的道路。但每当发现有价值的文物时，总是相当高兴。二OO一年下半年在对全县历史文物普查时，我和所里另外一名同志一起到稽东镇友谊村老祠堂，村民告诉我们，这个祠堂原来叫作永兴公祠，我们问有没有老匾存在？村民说，有一块，在村委办公室，但已有些破了，有个文物贩子想出六十块钱买下，但村干部认为这匾有些来历，是文物，不肯卖给文物贩子。到了村委办公室，果然有一块积满灰尘的残匾，用湿布头揩清爽后，露出“攀龙附”三个字，缺损的地方也是“凤”字的位置，旁边还留有落款，仔细一看，原来是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所书，我们十分高兴，马上与村委办了有关文物接收的手续，把匾额收藏到了县文保所。
在正式发掘印山大墓过程中，我吃住都在兰亭村方传中书记家里，住宿的条件是竹榻，好几个人住一家。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作业地点至少四趟，路是坑坑洼洼的小路，作业的地方没有遮阳设施，工作条件很艰苦。所里还有一位同志和我一样作为业务人员一同参加发掘工作，他叫符杏华，上虞人，四二多岁，有很严重的哮喘病，连自行车都不能骑，但他带病坚持工作，每天都由队里另外一位同志带着他到作业地点。一九九八年初，符杏华在印山大墓考古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之前，因哮喘病日趋严重，导致心律衰竭而过早去世。符杏华是一个非常热爱文物考古事业的同志，具有很强的吃苦精神和丰富的野外发掘经验，十六、七岁时作为业余文保员参加了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因工作表现好，发掘结束后被留在省文物研究所从事文物修补工作。一九八六年因袍谷遗址文物需要修补，县文保所把他借调过来，可以说他为文保事业贡献了一生，他热爱文保事业的精神令人敬佩！
61、古镇旧貌
在一间不足八个平方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木柜里放满了各种线装典藉和各类志书。头发花白、年逾古稀的倪守箴老先生说起话来不时引经据典，显得有板有眼。十三年前，从安昌中学退休后的他不甘寂寞，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整理安昌镇志和古镇旅游开发事业当中——
安昌的旅游文化能有今天这样的喜人局面，我们安昌人是不会忘记为古镇开发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的县旅游部门领导的。现在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当时的县旅游局局长金志奇真是个办实事体的人，他对我们安昌的古镇旅游文化作过整体的打算。当时，县委的李钜华副书记作为分管旅游的领导，对旅游局和镇里的古镇旅游文化开发建设从方案到实施都进行帮助指导。记得我们举办首届腊月风情节前，金局长带着几个同行到安昌来了好多次，他们走街串弄，细心地看，找问题、想办法，做“古”文章。当时，影剧院附近有两座桥，其中一座是廊桥一样的格局，桥旁边有个小便池，大煞风景，金局长就与当时的镇长丁生产讲，要拆掉，后来经过整治，问题解决了。再是金局长还创意用安昌腊月里挂香肠的习俗，与水上的传统婚俗结合起来，形成有乡土气息的腊月风情。后来，金局长还对安昌的师爷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他又与镇里的领导商量，建议买下现在的师爷馆房产，当时镇里有些犹豫，结果还是下决心买下了，经过整修后的师爷馆，重建的部分如果修旧如旧就更好了。
我和金荣昌老师现在就在从事古镇旅游文化建设这项工作。我们是一九九一年被安昌镇政府聘用来写镇志，镇志写好后，因经济比较困难，出版有过波折。镇志的出版，与后来的镇长丁生产的重视有着直接关系。当时，丁镇长刚调到安昌工作不久，他在查安昌镇城建资料时，看到了我们整理好的镇志资料，他认为资料很好，需要整理正式出版。于是又把我们叫了回来，因为中间有一年半时间，我和包老师被分别安排在新桥居委会、寺桥居委会担任党支部书记。镇志经完善后，在一九九九年底正式出版。
安昌古镇开发的起因有多方面的因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关古镇开发兴起，并形成一个潮流，像西塘、周庄等，这对安昌古镇开发有所促动。配上丁生产这样的镇领导，就一些些开发起来了。他对旅游开发的嗅觉比较灵敏，在湖塘镇工作时，他就开发了香林花雨景区。他认为要用镇志的资料来开发安昌古镇，于是我们又留下来搞安昌古镇开发。当然也有负面影响的促动，一九九八年，安昌三里长街受到萧山的印染水污染，杭州一个老年摄影团到安昌采风拍照，回到杭州后，将有关污染照片送到钱江晚报反映，钱江晚报立即派记者到安昌进行采访，不久，就在钱江晚报上登了一篇《安昌河在哭泣》的文章。据说，文章登出的当天晚上，县领导就把镇领导叫去了。
安昌古镇厚重的历史文化、原汁原味的水乡风光，使得安昌有条件搞旅游开发。
安昌在《越绝书》、《嘉泰会稽志》等志书中均有记载。安昌的历史已有四千年。早在新石器时代，越族先民就利用境内交流内外越的白洋深水港和海岸滩涂，从事渔盐生产和贸易活动。夏朝，大禹在这里会盟诸侯，并在涂山娶妻成家。现在走进古镇广场处可以见到画壁，在古代，出皇帝的地方才能有画壁，安昌的画壁，是因为大禹在涂山娶妻成家，才建造起来的。在安昌后白洋古文化遗址发现：早在两千年前这里已形成村落。一千一百多年前得名安昌，当时齐贤也属于安昌管辖范围。唐朝以后，白洋江就有大商船开来，五百年前郑斗南开发安昌商市，安昌是当时绍兴乡间最大的商市。明朝洪武年间在大和山上建有白洋巡检司城，这是经过朝廷批准建造的，建城的目的是屯兵驻扎，抗击倭寇，康熙年间巡检司迁到安昌，因为有城才有镇上的城隍殿。安昌是第一批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的古镇。
安昌古镇开发的特色是原址旧貌再现。每一处景观都取材于历史，每个景点都不是随意塑造出来的，都有真实的历史资料作依托。景点的旧貌在镇志中有记载，只不过镇志是概括性的东西，而景点是形像化的东西，其内容都是镇志的内容。安昌现有城隍殿、师爷馆、民俗风情馆、穗康钱庄和中国银行旧址等五个展馆。
安昌何以有城隍殿，《明史》记载，成化七年，侍郎李颙受命修复山会海塘。功成之后，安昌百姓颂其功德，祀以香火。明末，“敕封永镇侯李”为城隍，在安昌建殿以祀，命其永镇后海塘。城隍殿前后三进，前大殿在一九五八年毁于大炼钢铁。
师爷馆是清末奉天府幕僚娄心田的旧居，开发时，家俱随房子一同买下来，包括衣裳、帐桌、眠床等，并按原来的样式进行布置。安昌多师爷，是因为安昌的古商市发达，落榜后谋生，农艰商轻，最大的出路是做师爷。安昌老街出过三十一个师爷，都是有据可查的。著名的像许思湄师爷，其《秋水轩尺牍》，曾作为绍兴幕学教材、全国幕学教材，后来又成为从事师爷职业的必读书。姚润师爷精研律例，辑成《大清律例统纂集成》，很不容易。据了解，北京故宫博物馆有关师爷的手稿资料还是空白，而我们的师爷馆有二百五十万字的秘本手稿资料。记得刚弄起来时，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薄一波女儿提出利用这些手稿共同进行司法研究，而我们出于对手稿本身的稀罕性考虑，以只有展出水平，缺少学术研究水平为由予以谢绝。这些手稿中，有十本成案手稿，共二百二十四个案例，大多数是全国性的典型案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有一份外交公函是写给英国大使馆的，内容是要求大使馆协助查办从香港走私军火到广东的案例。
民俗风情馆依托谢家台门而设，谢家台门建于晚清，为店居结合的建筑格局，其“宝树堂”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馆以大量的实物、图文、彩塑模型，分生产、生活、礼仪等九个方面，有重点地展示了安昌的民俗风情。
穗康钱庄和中国银行旧址也均设于原址，陈设依旧，可一睹昔日安昌金融风情。
除五个展馆外，古镇的三里路长街古色浓郁，风貌依旧，街河两岸廊轩紧倚，粉墙黛瓦，屋脊挑檐，店铺林立。街河南岸至今还保存着绍兴现存最古老的手工作坊——创建于光绪十八年的仁昌酱园。义和台门、义和当铺等古建筑也均在原址得到修复。
为开发古镇，镇里专门组建了安昌古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作开发。开发公司内设营销、管理和开发三块。镇政府还设有一个旅游办公室。我和包老师是临时人员，身份比较特殊，既不属于开发公司管，也不属于旅游办公室管。我们的工作听娄老师的安排，娄老师是镇里的秘书，他现在有病在家休息。我们的职责是利用镇志，进行景点的具体形像设计和文字撰写工作。除此，有关房子的修建、展品的设计布局、展品采购也是由我们来做的。因为摆设的东西应符合当时的年代，现在的东西用不着，缺的东西需要采购补齐。在展品采办中，数师爷手稿的收集最难，也最珍贵。师爷馆的建造分一、二两期，一期是在二OOO年建好的，展出的内容主要是生活场景的布置和有关师爷的概貌性文字材料。二期工程建造的目的主要是想收集有关的文献例证。为了及早收集到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向不少古货商放了线。一段时间后，安昌一个姓郭的收藏家告诉我们，说绍兴一个叫王德轩收藏家有，于是，我们在他那里收购到了一部分师爷手稿。随后又在一个姓张的古董商那里采购到了一部分手稿，巧的是，两部分手稿凑起来，正好是清末山阴孙云章师爷一家的资料，这部手稿一共花了五六万块钱。
举办安昌腊月风情节的事情是丁生产提出来的，具体内容由我们提出，主要有庙会、社戏、婚礼、祭祀、搡年糕、裹粽子、灌香肠、扯白糖、箍桶、车木、做布鞋等传统习俗。具体由开发公司及其它部门去落实。如：婚礼一项专门寻找那些准备结婚的年青人，第一对是镇计生办的同志。二OO一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现场直播了安昌腊月风情节，用于《祝福祭祠》节目。导演说，选择安昌的原因是因为这里的传统民间习俗仍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发展。现场直播那天，来参加旅游的人数最起码超过了五万。
古镇开发后，带来了不少好处：首先是古建筑得到了恢复。像穗康钱庄由于年久失修，使用前快要漏倒了。中国银行旧址，使用前是空关房，房内杂草丛生，衰败严重，经过整修，使这些古建筑的寿命得以大大延长。
对古镇民俗风情的加浓、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安昌整条老街都是香肠，最过一个多月时间，你可以看到沿街都是笋煮干菜。二OO二年春节，香肠买断行，数量估计在万斤以上。二OO一年春节，一位台湾游客带着家人为看到原汁原味的水乡古镇风貌，慕名来到安昌，品尝美味的笋煮干菜后，一家人大包小包买了一大堆。
安昌古镇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发，如何深入开发？我认为有两件事情需要做：
一是历史资料要发掘起来。师爷手稿资料需要开发利用，这对研究清史、官场习俗、礼俗、司法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需要逐步整理出版，要组建班子专门整理、研究、出版，使学术界可以利用，也有利于提高安昌古镇和师爷馆本身的知名度。二是划分旅游区块。古镇的旅游资源需要划分出相对集中的区块，如可以将城隍殿、文史馆，安昌发展历史壁画作为文史区块；恢复安昌古商市，划分为古商市区块；以穗康钱庄、中国银行旧址为内容，划分为金融区块；以及街上商市区块等。不知道现在的详规有否考虑？
62、书圣的书香
圆脸，笑眼，背板结实，浓重山里口音的王仕根，自担任中王村党支部书记后，脑子时常围着村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转。近一段时间他忙东忙西，为的是打响他们是王羲之后裔集居村这块牌子——
历史上，我们中王村家家户户都有舞文弄墨的习惯。出过绍兴第一个状元王佐。现在我们全村一百七十九户人家，七百多个人口，有一百六十户姓王，都是王羲之的后裔。我是羲之公的第五十五代孙。我爷爷叫王其龙，他在世时，一手毛笔字写得是个个像样，在村里村外很有名气。村里凡造屋买田、订婚、寿庆，需要写字都首先想到请他出手。他写的一本小楷字还在我手头，真像买来的字帖一样。我父亲叫王永茂，母亲叫厉玉梅，都为我爷爷写字，磨得一手好墨。我是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属兔，我从象纬小学读书开始到初中毕业，也练过字。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我在第一生产队当了出纳。后来，我当村经委主任，中王沙发布厂副厂长。一九八三年，我加入党组织后，是村支委，同时负责村办厂。
那时，我很想吃文化饭，就想到了在城里的堂兄王云根，当时，他在县文广局当副局长。有一天，我一早就骑自行车到杨汛桥，再乘汽车到绍兴，办完事，到堂兄办公室里已近中午。他听了我的意图后，就打电话，给我介绍了个单位，叫文化经济协作公司，主要是跑业务。这个工作我干了两年后，因父亲年老体弱，常要照料，我从乡下到城里来来回回不方便，就回到了镇工艺纺织厂。一九九六年八月，我回到村里担任支书后，感到在外面转了几圈，回村里总要做些有价值的事。二OOO年的一天，我还是去找城里的堂兄王云根，他在当县文联的主席了，他是文化人，给我的答案我预想八九不离十。果然，他拿出了县里的文件，是县委书记顾秋麟和县长徐纪平的讲话，说在全县范围内要建设一批文化特色村。堂兄的话，自有他的含义，我也听进去了。
就这样，在镇党委和镇政府的重视下，我们中王村率先在全县建设文化特色村。我们以村落人文遗存为资源，先后修复和重建了琅琊楼、右军台、状元亭、越女阁等景观，创办了少儿图书馆、儿童电影院、书画百姓堂、老人娱乐厅等文化场馆，成立了村民书法协会、村民读书协会、村民影评协会等文化组织，创意开展由书法迎春、戏曲敬老、吟咏《兰亭》、诗歌讲座、电影展映、作文比赛、故事演讲、艺术培训、科技辅导、对外交流、民俗研究和高朋品茶等每月一个专题的文化十二月活动，使村里古已有之的民风，重新得到了发扬光大。
文化特色村的创建，吸引了我们村周围学校师生。杨汛桥镇中学的学生文艺社团——王右军青少儿书画院把我们村作为基地，开展中学生书画培训；杨汛桥象纬学校的王羲之少年书画院也将我们村作为课外活动场所。青少年学生的加盟，给我们村古老的历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形成了老少欢心的“村庄文化与校园文化”。县文联把我们村当作“专业文化与群众文化”相结合的典型，建立了“绍兴文艺创作基地”，开办了以“收集地方文献、展览民间藏品、举办学术讲座、提供著述环境”为职能的绍兴著述馆。县委副书记章长胜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吴晓多次实地指导文化山庄的建设。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徐康看了后评价说，在绍兴小山村里，能搞起一个打文化牌的大山庄，非常了不起。
二OO二年十二月六月，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我们村举行揭牌仪式，把我们村作为浙江民间文艺采风基地。远在大洋彼岸的著名社会活动家、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陈香梅，为我们山庄专门题写了一块“越女阁”匾额。“越女阁”展示馆是为展现绍兴当代杰出女性的巾帼风采，与县妇联一起推出的人物图文陈列室，有小百花越剧团的“十朵小百花”，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杰出女性，展示了“现代越女”的群体风貌。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的时候，以迁井乔为团长的日本作家访问我们村，对乡土文学创作的一系列问题，与绍兴作家进行了交流。他说，在绍兴的一个小山村里，我看到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各级领导对我们村很关心，省委副书记梁平波、市委书记冯顺桥、市委副书记袁长寿、顾秋麟、县委书记徐纪平等领导分别到我们文化山庄现场指导，还题了词。现在我们文化山庄已有了点名气，市文化旅游集团已看好我们文化山庄，要把我们村与兰亭风景区联起来，让海内外游客多到我们山庄来作客。村民都拥护这件事情，我们要把文化山庄真正搞出名堂来。
63、百花争艳
一头微黄、干练的短发，一身轻松自如的休闲装，眼前的吴凤花透着时尚和成熟女性的魅力；但她那双英武有神的大眼、坚毅而又略带疲惫的神情，让人体会到这位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当家小生的荣誉与艰辛——
“我是怎样走上越剧这条路的？我又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这既属偶然又非偶然。我出生于绍兴东浦，父母长辈都是农民，除了我妈妈比较喜欢看越剧听越剧之外，家里没有一个人是和文艺有关系的。我妈妈是个乡下知青，原本是江苏无锡人，她的确非常喜爱越剧，那个时候她为了看一场戏，和我二叔从老家赶了几十里路到城里。我不知道是受了我妈的影响还是天性如此，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是文艺，就是喜欢唱唱跳跳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懂甚么越剧不越剧的。当时叫我填志愿，问我想干什么，我就填了演员，就是想当演员，看着他们在台上穿的花花绿绿的，很好看的样子，我心里很羡慕，也希望像他们那样。
一九八三年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绍兴县成立了一个戏曲培训班，于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我和另外一个报考戏曲培训班的学生，又挤公共汽车，又坐船，到九里那个养蚕的地方去考试。我记得那天天下着大雨，我的班主任在挤公共汽车的时候裤腿被锯子锯开了。反正那个时候交通跟现在是没法比的，就这样，我最终考进了这个戏曲培训班。当时，这个戏曲培训班分成三个班，一个曲艺班，一个绍剧班，我进了越剧班，可是进入以后，情况却远非我想像那样，我被分去练老生，像我那个时候才十三岁，一个小姑娘，很怕丑，觉得小生花旦才漂亮，所以心里万般不愿意。而那个时候练功又很苦，很多小姑娘都在那儿偷偷的哭，我也一样，也在那里哭，有一段时间我还经常逃课，不去练功。过了一段时间，随着身体发育和外形上的变化，老师又让我改行演花旦，两年多后最终又让我改成小生了。我当时觉得，这老师简直在跟我作对，因为老生、花旦、小生这三个角色之间，所学的东西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每改一次我就要从头再来一次，我心里着急啊，生怕赶不上人家，学了三年却毕不了业。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完全是基于我一个简单的信念，就是要离开农村，不要当农民，要当城里人。我还深刻地记得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号的那天早上五点，我爸爸带着露珠，把我带到我们自己家的田里，他跟我说：“如果你出去成功了，你就再也不用回到这里了，如果不行，你就再跟我下田。”这一幕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是这个想当城里人的坚定信念，让我“熬”过了在戏曲培训班的三年。不过现在想来，那段时间倒是有苦也有乐。我还记得一些很有趣的事。那个时候我们在九里那边的山下住，而练功是在山上，冬天的时候下大雪，早上我们六点半起来，由老师先去扫雪，然后我们小朋友才手拉着手一起跑上山去练功，数九严寒的，苦则苦矣，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很值得回味。还有就是我们那时候老是跟老师唱对头戏，其实老师挺不容易的，是既当老师又当妈，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小姑娘，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妈妈最多一个星期来一趟，而我则是最多一个月回去一趟，所以老师不仅要指导我们上专业课，还要洗衣服，安排伙食。为了保护我们的嗓子，老师规定我们不能吃酸的，可是我们当时住的九里有桑园啊，于是我们就把老师的话抛到脑袋后面，偷偷的去采桑子吃，吃得满嘴发黑，被老师抓住了，可以说是人赃俱获，我们还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吃。老师是用心良苦，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啊！
虽然在戏曲培训班我学得不是十分顺利，但是我终于还是毕业了。一九八六年二月，我们三十几个小姑娘从戏剧培训班毕业出来，因为当时县政府领导的关怀和特殊照顾，我们三十几个农村小姑娘在那一年全部农转非了，之后我们进入了当时刚刚组建的绍兴县小百花越剧团，正式开始了我的演艺生涯。
进入小百花越剧团后，有两个人对我的成长和成功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一个是我们小百花的老团长洪春台，另一个就是我的恩师范瑞娟老先生。说到洪团长，有一件让我更加难忘的事情就是，洪团长每天是最后一个离开剧团的人，他每次都是等到晚上九点半，我们熄灯了以后，他才准备走。每天都是九点半过后大约二十分钟，洪团长会走到剧团天井停自行车的地方，打开他的自行车，然后“叭叽”，自行车的脚架弹起，洪团长就骑上他的自行车，在那条青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地响着走了。我们这些小姑娘不懂事，摸熟了洪团长这个规律以后，只要听到他的自行车的停脚架发出“叭叽”一声，我们过不了一会儿就会打开灯继续聊天，玩闹，结果第二天练功又不精神。
说起我的恩师范瑞娟老师，应该先声明一点，我原来不是学范派的，而是先从师陆金花老师，学的是陆派。但陆金花老师不久便去了美国，老师不在身边的感觉就像孩子没有父母一样，让我觉得非常虚，非常不踏实。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时候，我当时正在排《穆桂英挂帅》，范瑞娟老师来到了绍兴，住在绍兴饭店。十二月四日那天，我登门拜访了范老师。之前，范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我非常崇拜她，当时我去见她的时候心里甚至有点害怕。没想到范老师非常的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范老师说她看过我演的戏，对我已经有点了解，接着她就同意受我为徒。而这个拜师大礼也是非常的简单，范老师说她不喜欢繁文缛节和铺张浪费，于是我给范老师鞠了三个躬，献上了一束鲜花，我和老师的照片登在当时报纸上，这样就拜了师了。而范老师给我的见面礼就是在绍兴饭店后面的天井上教了我一出《回十八》。范老师在艺术上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在上海的演出，范老师几乎是每场必看，看完以后她会叫人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演出时的不足和缺点。
其实我出名是迟的，而小百花的另外两位成员吴素英和陈飞，她们出名比我早多了。我是在一九九一年后上演的《吴王悲歌》、《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等剧之后，才崭露头角有点名气的，之前，在那些折子戏里面，我只能演到二号、三号小生。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我第二次上北京(第一次是在一九八八年，我们小百花去北京，在香格里拉和东方歌舞团同台演出，我们演了《回十八》和《盗仙草》两个折子戏，当时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夫人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凭着《陆文龙》，我赢得了第十三届戏曲“梅花奖”。我觉得能取得这点成绩，也并不是说我占有多大的优势，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我做事认真，比较肯吃苦。一九九八年，我们在武汉演出，在最后一场，就是《白蛇传》中“断桥”的这出戏中，因为之前一直发烧感冒，所以在做一个“吊毛”的动作时，身体往后摔，造成胸六、胸十二肋骨压迫性骨折，但当时我不知道，只觉得胸闷，还以为动作做过头了，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了，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演了下半场。后来我知道这个情况我也很害怕，我不清楚当时如果我知道这个情况的话，我是不是还会再上台演出。因为这次受伤，从一九九八到一九九九年，我脱离了舞台整整一年。而巧的是复出后我的第一次演出又是在武汉，当时因为吴素英怀孕了，而陈飞又刚有了孩子，所以我是和一帮小演员一起去的。
到现在，我从事越剧这个行业，整整有二十年了。想当初我们小百花越剧团成立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东街的一个小剧院里，那是一个二十年代的建筑物，条件很差，破破的木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有时我们练功的时候一蹬腿，可能会把地板捅个大窟窿，腿都陷到里面去了。下雨的时候经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可是当时的越剧很有市场，我们的演出任务也很重。我们当时是拿固定工资和演出津贴的，没多少钱，但是我只要有戏演就很开心了。但不久后，越剧就开始不景气了，我们面临很多问题，像经费不足，演出减少等等。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一方面和两代领导的关心扶持分不开，一方面也靠小百花的团队精神和改革创新意识。我们一直在走文武兼备的道路，改变了女子戏重文弱武的缺点，有了自己的特点。
剧团剧团，剧本是根本。记得这曾是县委副书记汪柏江在指导我们文艺演出工作时讲过的话，我认为这话真讲到了点子上。剧团有了立身之本，就有了发展的基础和实力。现在小百花越剧团的发展正在“两条腿走路”：一是替城市打品牌；二是要和基层形成文化交流和沟通，并且要创造经济效益。在这方面，我们小百花现在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对于我自己的未来，我认为虽然我今年已三十三岁，不算年轻了，但近五年内我想我应该还有能力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对于越剧的将来，我想说的是，我的恩师范老师都对它还抱着美好的希望，对它充满信心，我有什么理由，什么借口不为它的延续和振兴而努力奋斗呢？反正我是肯定和越剧结一辈子的缘了。
64、鉴湖莲花
原汁原味的绍兴话，给人以轻松幽默的享受。国家一级演员的倪齐全把莲花落唱出浙江唱到了全国——
记得刚到曲艺团时，有人曾表示怀疑，说我这个人莲花落能唱得出山？这对我的触动很大。作为三十年绍兴莲花落史的继承者，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别人花三分努力，我则要花十分努力。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到好的台词，就随时爬起来写。我不是科班出身，从事曲艺事业前，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可以说是凭我的天资，无师自通的。小的时候，家里很贫苦，我有五姐妹，我当大，三个阿妹，一个阿弟。家里只有一间屋，墙的外面是用黄泥涂的，有一次墙还被台风刮倒过。读到三年级时，母亲叫我去打柴，不要背书包了。学校的教导主任知道后，对我母亲说，不让我读书太可惜了。通过教导主任做工作，我读到了四年级上半学期。在农村，我什么活都干过，上山会打柴，下田能插秧，落船会摇船，我捻过河泥，耕过田地，还到城里换过料，出过氨水。十四岁时，我已能挑着一百九十五斤的担子走田塍。力气活我能做，挖脑筋的事我也能做。十六岁那年，我做起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叫我“小会计”。
从小有一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听戏文。那时农村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但田头广播时有唱莲花落的节目，有线广播上安装的是舌簧喇叭，声音是从纸板壳里发出来的。但即使如此，每次听过筱昌顺、陈鹤皋、陆长胜、筱芳锦老生的唱腔，我总要回味很长时间，常常忘记了吃饭的时间。胡兆海演唱的《送表》，我就是一边耕田，一边散猪粪，跟着田头广播学唱的。
我最早上台表演的时间是在九岁，当时，在班上参加《卖西瓜》方言话剧的会演。十七岁时，大队排《红灯记》，我做送密电码的磨刀人。做鸠山的人没有，富盛中学的老师王楚宝说叫我试试，一试，鸠山我能胜任，说明我具备演正反两方面角色的能力。接着，我又排演了《智取威虎山》等节目。后来，公社为搞大宣传，成立了公社宣传队，大队也跟着成立宣传队。公社要我去，大队不放。最后，我还是被公社借去了，半脱产，主要是跳忠字舞，三个月时间。那时，我老婆也在这个宣传队里，她也跳忠字舞。当时看上我的姑娘也不少，她们一直等到我结婚成家。
一九七二年四月，我代表皋埠区参加了绍兴第一届故事员培训班。培训班设在大树下党校，时间一共三个月，培训班吕永年老师给我们讲了《不平静的山村》、《紧急电话》等故事，七天后，开始试讲，我是第一批试讲的人。培训班结束后，我又参加了全县故事员巡回演讲。
我演唱的第一只绍兴莲花落《茶乡春雷》是一九七四年元旦。内容是反映上旺八把山锄闹革命的事情。之后，我代表东方红大队，在上旺接待站大庙上街头经常演唱，有一天我在唱《送表》时，绍兴县革委会政治工作组组长沈永华听了后说，这个人的形象不错，不简单。绍兴县曲艺团长听了沈永华给他们的消息，就来富盛看我的演唱。后来，我作为唱莲花落的业余演员到了县曲艺团。到曲艺团七天后，我就参加排戏，排出了《两个稻穗头》，男女双档，半个月后又排了《养猪阿奶》，接着就跟着曲艺团去乡下演出。后来我又创作了《垂泪哀歌周总理》、《挖塘泥》、《808号票根》等曲目。但尽管排了这么多戏，在曲艺团我还是当了五年临时工。在这段时间，富盛倪家溇平绒厂厂长李天荣曾派我的好友俞林龙来邀请我到他们厂里去。放假回家时，我与老婆说，要不要回来？她说，你自己定。我说我喜欢唱。在这五年中，工资每月二十四块五角元，在倪家溇大队四小队，交队十二元，自用十二元，做到省吃俭用。一餐六两饭，分三次买，每次买二两多些，一两太少打不出来，中午买一角一分的芹菜炒肉丝，吃一半，剩一半，晚上买三分钱的青菜拌在里面，第二天早上买一分钱的咸菜下早饭。有一月，我吃剩还要买一件的确良衬衫，七元钱，淡灰的。
苦尽甜来，村里人都讲我进城出山了，到一九八O年元旦，我参加县政治工作组到消防中队、人武部进行慰问演出。沈永华跟我说，县领导讨论过了，把我作为特招指标，但户口不能抽。说过后，团里又搁了六个月考验我，到六月一日，办了手续，是曲艺团编制，户口农村，性质大集体。一九八四年，胡兆海夫妻俩辞职后，曲艺团所有演出任务都压到了我肩上，演的都是老节目，我排不出新戏。一九八五年，小百花从集体变全民，有两个户口指标，文广局把这两个指标给了我和汪水法，当时，我和汪水法是曲艺团副团长，我们两个人户口抽上后，一直挂在柯桥电影院。这也了却了我一桩心事，让我能集中精力搞曲艺了。
后来，曲艺团搞承包，多余人分到绍兴书场、文化馆。我开始一边养三、四个人，一边搞创作。自从一九八六年下半年，我参加全省调演的《疯姑娘》获创作、表演、音乐设计、伴奏一等奖后，接着我又表演了《阿Q与辫子》、《阿Q进城》、《郑知府遇难》、《徐文长卖桥》。一九九O年我去南京参加中国首届曲艺节，我演唱的《阿Q与辫子》获荣誉奖。第二年我被评为省第五届艺术明星。一九九七年《傻瓜闪光》获文化部第七届文华新节目奖、剧作奖、表演奖。一九九八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鲁迅文学艺术奖、优秀成果奖提名，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卖座》到南京参加文化部第七届群星奖戏剧曲艺决赛，获创作金奖，一九九九年该节目又获省新曲书目比赛最佳演员奖。二OOO年，创作的《小宝吃苦》获文化部首届蒲公英创作金奖。二OO一年，《救爹》获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创作表演金奖。二OO二年我在轻纺城大剧院举行了个人专场演唱会，紧接着，又带了《救爹》节目赴京向党的十六大献礼。
第十一章 凝固的音乐
65、南征北战
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个性爽朗，快言快语的张翼鹏，说起来建筑行业管理，他有许多感慨——
我们绍兴不仅是轻纺强县，也是建筑强县，八万建筑大军成为绍兴县与轻纺工业并举的又一支柱产业。绍兴的乡镇企业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与走南闯北的许许多多建筑老板有密切的关系。这批建筑老板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又认识好多外面的老板，介绍了许多业务。不少建筑老板后来就改行搞纺织或其它企业了，象精工集团的金良顺、马鞍赐富集团的赵张夫、永利实业集团的周永利，还有光宇集团的冯光成等等一批人。
所以说，我们绍兴的建筑大军是绍兴县经济改革的一支生力军，实力强大，享誉中外。我从一九七八年进入水电系统工作，前后十七年。一九九五年调任县建筑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又先后调任副书记、副主任至今。我们管理处主要负责建筑队伍管理和建筑市场管理，我们为这支队伍感到自豪。上海是我们县建筑业的主战场，有的企业已在上海扎根了几十年。抓建筑队伍是我们建筑管理处的一项主要工作。
建筑业是劳动强度大，流动性大的行业当初是为了解决农村劳力的出路，农民为了致富而组织的一些乡镇建筑队，造一些小房子，搞点修修补补后来乡镇企业发展了，当建筑工人的不多了。从全国情况来看，经济发达的地区建筑业发达的不多，全国十强县中只有我们绍兴县是建筑业发达的强县。我们绍兴县的情况很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号称八万建筑大军中本地人只有两三万，这两三万人大都当管理人员，真正第一线出力施工的是外地人。就是说，绍兴县近四十家建筑企业中的老板凭着自己的精明和聪明，利用廉价劳力来做大做强建筑业这块大蛋糕。现在，绍兴县的建筑大军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涉及工民建、市政、建筑装饰、公路等十大专业。去年总产值达九十多亿元，今年是一百二十亿！
绍兴县的建筑队伍二十年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始终强调“质量兴业”的结果。质量就是市场。为了抓质量、树信誉，我们首先抓建筑队伍的素质，每年我们都办项目经理培训班和上岗人员培训班，还设立了县建设技术服务中心，引进人才。省建筑职工育才大学在我们绍兴设了点，还组织企业骨干上函授大学，做到引育并举，帮助企业引进技术人才，我们聘请了造南浦大桥的总工程师，购买了一批大型建筑设备，使企业不断提高资质标准。现在我们有一家特级资质企业，八家一级资质企业，二十五家二级资质企业，近千人获得专业技术职称。有二百八十一人获得项目经理资质。由于有这样一支高素质高资质的队伍，我们在全国各地的建设项目许多被评为优质工程，创省级以上优质工程一百多项，仅一九九七年连夺三项全国建筑行业金奖“鲁班奖”！为了鼓励创优，我们县政府每年一次召开表彰会，给创“鲁班奖”的企业奖励人民币三十万元，对于获得“白玉兰杯”、“钱江杯”、“兰花杯”和省市优质工程的，我们也给予表彰。我们要求在承担业务的同时承诺项目评优。上海牙膏厂厂房和科研中心被评为上海市“白玉兰”杯优质工程奖，我们专门赶到上海向建筑工人们祝贺，对于采用先进工艺的建筑公司，我们及时召开现场会给予推广宣传。
通过抓质量、创优质，我们的建筑企业树立了信誉，提高了知名度，扩大了市场。这几年，建筑行业竞争很激烈，要在市场上立足，并不断拓展市场空间，需要相当实力，也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自己也去拓展市场，到新疆、沈阳、武汉、重庆、深圳等地去开工作会议，把好的经验介绍给外地的建筑企业。另外，召集一些业务单位开推介会。我们到各地去了解市场、研究市场、捕捉热点。当前，热点不少，北京、上海是两个大热点。上海市场我们已经占了一定的份额，但必须巩固和发展，花极大精力去苦心经营，一定要扩张、扩张、再扩张。北京市场商机无限，我们要求所有骨干企业都要鼓足勇气，进军北京市场。另外杭州湾也是一个大热点，杭州湾大桥已获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这座桥的建设，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施工任务，我们要抢占这个家门口的市场。
为了拓宽市场，我们建设局专门在沈阳、重庆、上海、武汉、新疆等城市建立了办事处。沈阳办事处主任任杰在东北长驻十多年，帮助企业联系业务，开拓市场，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国内市场，我们还努力拓展国际市场，境外市场的份额代表一个地区建筑业的发达程度和综合实力。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在新加坡、孟加拉和贝宁开拓业务后，中设集团又进军老挝，并与柬埔寨和马尔代夫签订了施工合同。我们的建筑大军不仅在国内南征北战，还走出国门，享誉世界了，他们承建的项目，被当地政府评为优秀工程，受到当地人民的好评。
队伍在扩大，市场在扩大，但是，制约我们建筑业发展的是体制，绍兴的建筑企业基本上是乡镇集体性质，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就必须实行体制创新，为建筑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改制的模式不能套用国有建筑企业，也不能抄袭乡镇企业。所以，我们局里就带领有关部门和企业领导到宁波象山去取经，他们的建筑行业改制早，他们的经验是先改制较差的企业，好的暂时不改。后来，我们局里带领大家去调查，征求意见，在这个基础上，为县政府起草了《关于加快建筑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接着，通过试点在面上推广开来。一年后，全县八十八家建筑企业全部成功改制，宝业、中设等几家龙头企业在改制后得到了快速发展。
为了建设经济强县，绍兴的建筑业要有新的发展，我们对建筑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发展趋势及建筑业的现状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科学预测，编制了《绍兴县建筑业发展战略规划》。在全国“建筑之乡”联谊会上，这份规划得到了与会领导和专家的肯定，并获得了国家建设部颁发的《科技成果鉴定证书》，这是全国县级建设局的首创。
我从事建筑管理已有八年。我感到向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过程中，对建筑业而言，商机无限，我们绍兴县的建筑业市场在国内外将得到进一步拓展，综合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前景会越来越好。
66、我为上海添精彩
细眼睛的矮个子满脸皱纹，牙齿被香烟熏得焦黄，年近古稀的孙裕骏乐观直爽。他带了一群农民从山区里杀进大上海，二OO二年创造了七亿的产值——
要讲我的经历，话蛮长来！我新年七十岁，老屋里是王坛的长岭大庆岙，是山里山湾里湾的山区，解放初我看牛耕田当农民。一九五四年参干，两溪乡当文书。算起来，我当干部至今有五十年了一！
后来当过团委书记。那时候思想好，勿怕苦，勿计较待遇，一心搞工作。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组织上要我回长岭村当大队支部书记，我背起背包就走。长岭有前山后山大庆岙，大庆岙最高。全大队千把人，有六百多亩田，千把亩茶山、千把亩竹山、千把亩柴山，守着青山没有饭吃。长岭是个落后队，当时又是困难时候，当务之急是要吃饭，我这个支部书记如果让全村人饿肚皮，我对勿起天对勿起地对勿起全村百姓也对勿起我自己良心。为啥是个落后队？主要是田地没有水，天晒煞。我在村口一喊：“要吃饭的跟我来！”
“有饭吃当然跟你走。”群众最实际。我带领全村人日日夜夜挑塘做水库，做了四库八塘，解决了自流化。三年后田里丰收了，家家户户有饭吃，袋袋里还有几张钞票，到一九六七年，我们大队贮备粮有三十五万五千斤。
饭有得吃了，下一步就是要解决用钞票的问题。那时候，我安排农忙搞农，农闲搞副。除了种茶种竹，还有一项副业就是抲画眉相思，我们那里山多鸟多，那时候也勿讲保护鸟类，那时候思想也没有现在这样现代化，农民只晓得做生活挣钞票。我们用网拉起来，然后用竹竿赶，起码一网有几十只，多的时候有几百只上千只，拿到上海杭州去卖，杭州土产花鸟公司专门收购，抲画眉一年能抲七八万元，那时候的七八万元多少值铜钿！
好时候勿长，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孙裕骏在红雨公社被批斗，批判我长岭大队是“劳动外流防空洞，资本主义急先锋。”我一看形势勿好，生产勿搞，还要批斗我，我就死人勿管，一个人走了。
我独个人走到江西，先到弋阳的磨盘山，在深山里砍柴烧木炭，烧好炭挑出去卖。那里人少，日子还好过。后来我又到乐平做小工，是造乐平至文山的公路。破山开石头，扁担挑泥土。那里是风化石，又是红泥山，一元四角一立方，我一天挑两方，一天挣两元八角。做了七个月，过年我回来了。其实我心里勿想回来，我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就气，我也不想再当支部书记了。
到了六八年的下半年，说解放我了，要我当大队革委会的组长，还要我当大队书记。我这个人记得当干部入党时组织上找我谈过的话，当干部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勿可光想自己，当大队书记就要为全大队的人生活好起来，就要想办法让大家吃穿勿愁，过好日子。口粮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要搞副业，要抓经济收入。我在江西开石头挑土方做公路觉得蛮有味道，我想让大家都出去做些小工，挣几张钞票回来。
我们长岭有十一个小队，我对小队长讲，我到外面去摸摸市面，寻些生活做做，你们把田种好，生产搞好，寻着生活了出去一半劳力也可以。开始有人勿给我出去怕我出去不回来，我讲“放心，我要把大家都带出去。”
头一次联系的业务是打平水隧道，就是横绷岭。要凿通山洞四百公尺，我们长岭大队出来三十多个人，从里往外打，稽东从外往里打。做了一年多，吃过用过，净挣两万元。
这是我们长岭村头一次承包的工程。我们尝到了甜头，还想再找生活做。我想上海是大地方，一定有生活做，我在上海有朋友，村里有个叫孙浩的是上海九星化工厂的技术员，他有个朋友叫何妙福，是区委的秘书，区里水利局有个工程，要开淀浦河，副指挥姓范。得到这个消息，我就去寻范指挥。那时候我们还抲相思鸟，还做鸟笼子卖，卖鸟笼一年也能挣四五万。农业这么多山这么多田也只有四五万。我趁去上海卖鸟卖鸟笼时一趟一趟去寻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的范指挥。后来他答应了，他说要看看我们做的工程，就来绍兴看了横绷岭隧道，看了他说：“好”，工程就定下来了。
可是，那时候外出务工是要计划指标的。劳动指标要到省里去批。我打了报告一级一级盖章，到了省城建局说勿可以。城建局的主任讲，外出务工要照顾贫困地区如金华、丽水，你们绍兴是鱼米之乡，杭嘉湖地区，不能批的。一瓣冷水从头浇到脚。我这个人勿怕碰鼻头，我决心大，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好，我一连去了二十多次，都没有结果，我还勿回头，话好了的工程勿能够给人家做，我要想办法。
后来我打听到越南区汪区长的老婆在杭州当教授，汪区长也是杭州人，我就先找汪区长，讲了一大通苦头。汪区长做通了老婆的工作。他老婆果然有办法，总算谢天谢地省城建局给我批了五十个劳动指标，这五十个指标是我们进入大上海的一张红派司一张通行证。我们是浙江省进入上海做市政工程的第一家，还有一家是海盐长川坝大队，也是五十人，我们做同一个工程。
现在想起来，真当罪过。我们一部拖拉机，载着廿多个人，十付土箕，从王坛山里开出来，开到绍兴乘火车去上海。路里有人看我们的土箕好，要走了两付，我们是八付土箕进上海。到了上海莘庄，河已经掘好了，这条河有百把里长，我们是做石方，先做节制闸，海盐的人也做石方。这是一九七六年，我在工地上检查，哪里人手少了就补，后来我们增加到六十多人。我记得当时领导我们是上海市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因为开始主要是石工，我们成立了石工队，后来所有水闸都叫我们做，一九七八年我们做了四个水闸，还有驳岸，是大治河水闸、华槽浦水闸、小练湖水闸、大练湖水闸。
我们做石方出名了，都话我们的水闸做得好，连宝山钢铁厂的长江江堤加固工程也来请我们去做。这时候我手下有一百多人了，我把我们红雨公社的劳力也动员出来了，长江边也是石砌驳岸，还做混凝土，整整做了一年才完工。这边还没做完，那边又开工了，工程真当做勿完，上海实在太大了。一九八O年前后，我们做蕴藻浜的东水闸，光闸门就有十米宽，我投入了一千O八十个人做，做了三年，钞票挣了一百多万！
后来我们进入市区了，到市区里做工程，先做驳岸，再做马路。上海师范大学后面有个曹阳污水处理厂，我们投入一千多人做这个工程。还有整治苏州河，也是砌河岸。河水臭，我们打桩。还做浦东炼油厂的道路、桥梁。高桥石化公司的管道桥梁，虹桥路道路拓宽等等我们都参与施工了。生活做勿完，人手不够，后来我把越南区的劳力发出来。还是不够，又招收邻近的嵊县三界、上虞章镇，还有平水、新昌、诸暨的农民一起上，都跟我到上海做工去，最多时我有四千多人马，先叫“绍兴县红雨石工队”，后来听听这个单位名字太小，就申请叫“绍兴县建筑工程公司”，下面有五个队。1001队做水闸，1002队做土方，1003队打桩，1004队是石工，1005队人少一些，也做石工。这个时候，人顶多，工程也多。上海人勿做的生活，我们都做。他们主要做混凝土洋生活，我们还做土方。
做土方蛮辛苦，水里泥里，风里雨里，打石头挑湖泥，既是体力劳动，也是危险。农民都勿怕苦，也不怕吃力，爬上登高造桥架管子，我们强调注意安全。二十多年来，我们造了十八只水闸，驳河岸有靠千公里，我们不少工程都评为优质工程，莘庄到闵行的四号线还得了上海市政工程的金奖，浦东的汤家浜驳岸工程也拿了上海的市政工程金质奖。
浦东大开发我们也是建设者。浦东的许多马路是我们做的，哪一条？话勿清爽了，只要路，我们都做。浦东的云莲小区河道整治，博山路的下水道工程是我们做的，莘松高速公路的立交桥，桥桩是我们做的。扬浦大桥的十对桥墩、徐浦大桥的引桥都是我们做的，黄浦江隧道的顶管，是我们和隧道公司一起做的，那是个水下工程。还有淮海路、虹桥路、内环线、外环线、浦东国际机场等许多重点工程，我们都参加了。青浦现在我们还在做，淀山湖水上运动场的驳岸与驳堤。另外还有上海三十万吨乙烯、上钢五厂的钢棒基础工程，都是我们做的。
还有来，还有上海人民广场旁边市政府门口的市府广场和市府大道，也是我们做的。你去走过没有？怎么样？勿错吧！
真当想也勿敢想，当初八副土箕进上海，廿多年时光，发展得这样快，发展得这样大。一九八八年我们改为“绍兴县市政工程公司”，九十年代转制，改为“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集团公司了，真当想勿到，现在我们有职工二千多人，工程技术人员三百多人，评为一级资质，今年产值有七个亿！
我一九五四年入党，五十年了，我心里想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长岭村我带出来有毛两百个人，现在有三十多个大老板，全乡注册的有一百五十多个项目经理，都是老板，都做市政道路工程，我们长岭村带动了一大片，有劳动力都去，现在王坛镇十八个村千把人都做这一行，挖掘机有毛三百台，推土机、压路机工程机械有许多，工程做到了嘉兴、温州、宁波、安徽，连西宁和成都都有项目。我们村里新屋造了许多，许多人在绍兴、杭州、上海买了房子，轿车有靠两百部。贫困户基本没有了，有的话我们帮困。我们出资把王坛到长岭的山路铺成了水泥路，花了五六百万，这钞票应该出。裕众公司，就要富裕大众。
我退休了，一九九六年退休的。公司还聘我当名誉董事长，叫我走走看看，开开会。我儿子接班了，是老三，老三叫孙益忠，十六七岁跟我到上海做小工，现在当了集团公司董事长，年轻人思想开放，他不但做市政，还要搞建筑，开发房地产。
话勿清爽，真当话勿清爽，这廿多年象做梦，山里的农民做了介许多工程，想都勿敢想。现在的形势真当好！
67、走出国门
岁月的风雨在他的脸上雕刻了太多的沧桑。二十多年的市场闯荡，陈永根从马鞍山走进了大上海，走出了国门。不变的是农民的忠厚和勤劳——
我是泥水匠出身，我老丈人也是泥水匠。那时候是一只灰桶，一把泥刀。开始是修建组，做些小项目，修灶筑漏，造大队仓库、蚕间。
后来到一九七O年，我们马鞍镇成立了修建队，这时候眼界就望到一些建筑社，想从他们那里找一些外包清工或者小工程。这样子东做一些，西做一些过日脚。这当中也去过湖北的武汉和十堰做承包清工。走出了马鞍和绍兴，我们的人也有两百个左右了。但还是小弄弄，修建服务队连办公室还是借来的。
这时光我当土地负责人。我读过初中，我慢慢学习预算、学习统计、学习管理。经过一九七八年的实践，我们的修建队已经小有名气，我也是个骨干了。
时间勿长，镇里领导看中我了。给我讲，你会施工，还做会预算，谈业务也懂，镇里研究过了，想叫你当修建队的领导。
我一听连忙话勿好勿好。我这个人只会做事体，没有当过领导。另外主要怕负责任。还有，当领导有啥好？我当时是多劳多得，收入不低。去当队长，一个月工资不到四十元。那辰光就是这样想的。
可是回到屋里再想想，镇里要我当队长，也是看得起我。一个人做工作也不能光想钞票。修建队搞好了，也是为集体出了一份力。所以，后来我服从了镇里的安排，当起了马鞍镇修建工程队的队长。这句话是一九七九年。
我当了队长，总要弄些花头出来。农业要搞副业，修建队也要发展一些产业。因为农村里造房子的农民都要水泥预制板，可是水泥是计划供应的，很难弄。我就出去想办法。我到外地水泥厂去找门路，总算给我找到了，是计划外的，搞来了几百吨，我租了拖轮运回来，运到河埠头，许多人来看，都话我本事大。
以前修建队做预制构件是加工的，现在有了原料，就生产好了对外出售，自产自销。因为和外面的联系协作多了，业务关系也多了，修建队开始忙起来，承接的工程一个接一个。每年除了开支，还有积余，我们就考虑买些机械设备。
当时做的都是小工程，效益不太好。大工程我们想也不敢想，所以还是跳不出自家门前的圈圈。眼看着别人办的企业越做越大，生意蛮好，特别是几家印染纺织厂。还有听说另外乡镇的建筑队到杭州、上海去包工程了，我心里发痒，也发急。我们马鞍修建工程队要发展，就一定要到外面去，靠在本乡本土一定做勿大。我下了决心，到上海去。上海是个大城市。可是，进上海施工当时要劳动指标。我不知道哪里去批指标，我们先在郊区寻些工作做做，为当地建筑队做小工。
时光勿长，有个好消息传来了。上海要办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有不少工程要开工。我立即给大家开会，我们拼老命要打进去，这是一次机会。
当然，也有人讲，全运会工程是大项目，全民的大建筑公司多多少，还轮得到你们？我们队里也有人信心勿足，认为我们乡镇修建队有啥个资格做这么大的工程。我讲一定要去试试，那怕碰鼻头也勿怕。后来到处联系，找门路，托关系，总算寻到了项目，做江湾体育场里头的池塘、假山、凉亭，还有九曲桥。但要求我们第二天拿出施工方案来。
我们一刹时拿勿出来，当时确实没有这样的实力。但我态度好，我讲了我们的计划，再三保证使他们满意。大概看我们绍兴人忠厚可信，终于把工程交给我们了。时间紧，要求高，我们三班倒保证质量，如期完成。一检查，都很满意，表扬我们做得好。后来索性把主体工程也交给我们了。我肩胛上吃斤量了，这个工程关系到我们修建队的名誉，也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上海做下去的前途。于是，我一日到夜在工地上来回督促，到处仔细查看，真当一些都勿能马虎，我关照手下每一个人，好好做，一些都勿能出错。
大家同心协力，这个工程总算也勿错。这样子一来，人家相信我了，我胆子也大了，接着又承接了淀山湖水上游泳池和虹口体育场，还有一只项目是江湾体育场的造波游泳池。一连串做了这么多工程，我们的技术提高了，经验也多了，工程质量也好了，我们的单位名称改做绍兴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了。上海的报纸表扬我们，我们的工程评了不少奖，有上海市体委发的立功奖，有优质工程奖，样板工程，评上了“巨力杯”、兰花杯和白玉兰奖，还有许许多多。
这段时间是我们二建的起飞阶段，好象一只鸟，从笼子里放出来，飞到天空中去了，翅膀硬了，天地大了。回想起来在上海打天下的过程，我们就是靠实实在在的苦做，发扬不怕困难精神，从勿敢做到和大单位竞争，从做外包清工到做双包工程，真当是苦出来的。
那时光，还有人怕做双包工程。双包工程就是包工包料，自己当老板，要发展一定要做双包。有一次，我们在南汇一下子包了五个工程，当时上海市场上有些材料要有计划，我就到浙江来采购，运输有困难，我租了拖轮从水路运到上海去。
在上海做工程有许多好处，眼界开阔，见识多，但是技术要求高。有些古建筑蛮难做，还有一些施工难点要攻关，比如屋顶漏水，还要懂理论，这方面我就有不足。
我们专门乘飞机到云南，去看中缅边境的寺庙建筑，吸收东方古建筑的精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里的寺庙金碧辉煌、宏伟精致。无论外面造型还是里面的细部雕刻，都很精美。
记得是一九九三年，省里组织我们到日本去考察他们的建筑技术。这是我头一次出国，我蛮新鲜。乘飞机时间勿长，一落地就看到了高楼大厦，搞建筑的人就是看工程。在东京街上转了一下，我吃了一惊，小日本真当厉害，发展得这样好。后来我们去参观清水建筑公司，清水公司是全世界十大建筑公司之一，我真的勿敢相信，那时候是十年前，他们已经能造三四百米高的大楼了，他们承包了不少境外的项目，他们的建筑已经工厂化生产了。到建筑工地去看，真当漂亮，没有灰尘飞扬、断砖跌落。他们的安全工作特别好，措施严密，设备先进，安全经费占到整个造价的15%，一个建筑工人不要说在高空上面施工绝对安全，就是想寻死也不可能，封闭式的，跳不下来，现场的电门开关带保险的。你想伸手去触电，有保护器保护，脚手架上面连厕所都有，我们想都勿敢想。我当时觉得，我们与日本的差距，起码有五十年到一百年。
看了以后我开始有些灰心，后来一想，我出来是来做啥个？是来学习的，学习回去要好好做，要高水平，也要搞现代化，这就有了信心。
后来我还去过朝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到过法国、德国。到外国去看看就是学习比较，灵灵市面，另外也想寻找业务。
最近这几年，我们绍兴县在各方面都有快速发展，我这个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已经发展成具有一级施工资质，下属五大公司，有六家控股投资公司的浙江中设建工集团，获得全国集体建筑企业综合实力前五位，全国建筑企业信用AAA企业和全国诚信企业称号。公司以立足绍兴，开拓省内，辐射全国，走出国门的经营方针，承建高、大、难、新等重点项目，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获得了包括鲁班奖的优质工程有三十多项。我的队伍现在湖南、安徽、江西、山东和云南，上海是我们发迹的基地，我大部分时间在上海。
要做大做强企业，一定要有国际眼光。所以我老早就有想法，我要把队伍拉到外国去，要去承包境外工程。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九八年，我们承接了缅甸三点五亿元的分包道路工程。但从协议签订后，由于资金不到位，一直不能施工。我不肯放弃，又带领人员捕捉境外工程信息。二OOO年初，得知老挝要建一个大型水泥厂，准备向国际招标。我立即带五个人去实地考察，老挝是与我们云南交界的国家，那里是山区，交通不便，气候炎热，言语不通，生活和施工条件比较艰苦。
这时候，由一位副总经理带领的另外一套班子广泛收集信息和预算标底在国内外十多家建筑公司激烈的竞争中，我们中设建工集团一举中标。投资一点六亿多元的老挝万荣水泥厂由我们承建。
为年产六十万吨水泥厂工程配套的一共有二十个项目。为了做好这个境外工程，我们认真研究，严密组织。由质量科副科长、高级工程师童小毛为首的十七名管理班子，带领二百名各工种搭配的施工队伍五月初分三批从云南勐腊出境。另一路由副总经理负责的组织材料设备的队伍也从国内开始运载。
当时正是雨季，老挝的条件比国内要艰苦，还有蚊虫很厉害，叮了就容易生疟疾，又是发冷又是发热。面对着这样的困难，进场后只几天，员工的思想就发生了波动，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干了，他们要求回国。这一下弄得项目经理童小毛束手无策了，他立即向公司报告。
我知道了情况后，马上派出一个副总经理去现场解决问题。协调好以后，他还在回国的路上，工地上又闹起来了，大多数人都表示不干了，而且态度坚决。我又派出总经理等几个人再去工地，通过教育和协商，事态总算平息了。
可是，总经理回国半个月后，因为每天几次的雷阵雨影响出工，影响员工多劳多得的收入，加上其它原因，这次要求回国的决心更大了，有人甚至说要向中国大使馆去反映。工地负责人向我报告后我感到事情严重了。我立即乘飞机到云南，连夜坐了十一个钟头的汽车出境赶到现场。情况和小毛讲的一样，职工人心涣散，有人要求增加工资，有人吃不了苦，大多数人都表示要回国。
真当开国际玩笑了。好不容易中标的境外工程，难道能够说不干就不干吗？我到了工地后，不住宾馆，和员工一起住工棚，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对大家讲，我们在国外施工，是为中国争光。我们中国人要讲国际信誉，不好随便换队伍的，大家生活上有困难，我们想办法尽量解决，制度上政策上可以调整。我还对大家讲，离我们一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十年前日本人造的小水泥厂，我们要和竞争对手比质量。
经过一番教育，加上我董事长和大家一起干，员工们都安定下来了。我在骨干会上讲，如果你们吃不了这个苦，我和大家一起做到工程完工。骨干们都表态，说一定好好带领工人施工。他们要我放心回国，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的。
骨干又发动了员工，工地上恢复了正常。我六月底回国后，工地上进度和质量都很好。八月中旬，我接到业主的一个电传，说老挝国家总理西萨瓦一行人视察了我们工地，表扬中国工人质量好、进度快、管理有序。我八月底去以后，老挝总理府派老中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麦燕到现场来看望我，我们在工地的小会议室里亲切交谈，他对我们的施工情况十分满意。老方的一位施工员说：“你们的实力超过了日本造的那个水泥厂。”
这个大项目我们在二OO一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其中的窑房工地获得老挝国家优质工程奖。后来业主有很多的配套工程主动发包给我们承建。
通过做境外工程，我们增进了两国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企业在管理、技术、质量上进了一大步，也结交了一批跨国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们浙江中设建工集团的知名度打到了外国，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做了境外工程，我们熟悉了国际市场，也了解了边境的经济。为了促进内地和边疆的交流，我们与云南勐腊县合作承建了一个一万多平方米的商业集贸市场，还在老挝磨憨边境开发了两个大型的边贸市场。我还想到缅甸去开发业务。开发什么？这个以后再讲。
我们马鞍是农村，以前我们是农民。办了企业以后，我总觉得我们的农业也要发展，我看了日本的农业企业以后，回来就想发展农业企业，投资效益农业。在一九九六年我们利用企业的积累资金投资七千万元，占地三千余亩，兴办马鞍特种水产养殖公司，年产一百万只中华鳖的工厂化养殖为主体，及养虾、蟹、淡水鱼、鸽、种植为一体的大型农业企业。当时的工厂化鳖是畅销热门货。随着生活提高，我们改革为工厂化与野育相结合，现在又成为市场的抢手货，并列为全国星火计划。我们还利用低档鱼类、鸡蛋、螺蛳、豆腐、玉米实行配制等饲料发展家庭养鳖，成鳖上市的贩运，鳖蛋、鳖苗的培育供应，带动了周边农户的致富。随着养殖业逐步扩大，又迅速改革为鱼、鳖混养，实行全野生加热量圈养法，随后又扩大鲟鱼养殖。还与浙大农学院联营开发种籽、种苗工程，研究了礼品小西瓜、各种礼品甜瓜并列为国家科技项目。去年又研究发明铁皮石斛(又名救仙草)，栽培，现已取得成功，今后准备办成种植、加工一条龙服务的高科技药用植物企业，中设建工集团发展农业企业已迈出了工商业投资效益农业成功的第一步，这个事业也有影响力，不但使企业能得到较好的经济回报，还能带动广大农户致富，这是实实在在有价值的事业，我们的养殖公司被评为省百龙农业企业，多次获得县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称号。我还要开发其它养殖和种植业，这叫多种经营。我是老党员，我不但要把企业办好，也要帮助村里的农民富起来。
68、从建造到制造
西装革履，英俊潇洒。气度不凡的庞宝根谈吐不凡，他的讲述中，经常出现“信息化”、“工业化”、“产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样的现代词汇。他经常出席国内外高层次的建筑研讨会，因此，他的理论和实践，是前瞻性的——
年轻？您看我年轻？不年轻了，我是建筑队伍里的老兵了。您算算，我二十一岁进杨汛桥修建队当泥水匠，二十八岁当领导，当了十八年的法人代表，我干了二十五年的建筑了。到明年我们企业创业三十年了，一般的企业干三十年不容易啊。
我们宝业集团是一九七四年从公社里借了两千元钱起家的，当时属杨汛桥房管会，开始是六十个人，主要为了解决复退军人和知识青年的就业。我是一九七八年杨汛桥中学毕业后进来的。我从做小工开始，不懂就学，老老实实向老师傅学技术，踏踏实实干，干了七年，我们修建队人增加到两百多了，资产仍然少得可怜，就在这时候，杨汛桥镇党委任命我当了领导。
这是一九八五年，绍兴轻纺工业蓬勃发展，不少建筑业的骨干去开印染厂做布生意了。我当时想，乡镇建筑队不能光在乡镇，要打进城市里去做工程。我骑着一部破自行车东奔西跑联系业务，还要抓紧时间学习技术和学习管理。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打进绍兴后第一年做了三百多万的产值，虽然只有十多万元的利润，但是拿到了建筑施工四级资质，我们被县里命名为绍兴县第六建筑公司。
因为我们承建的供销技校在全省质量大检查中被评为优良工程，企业破格升为三级资质，这是当时乡镇建筑企业中的最高级别。这以后，我们中标承建了绍兴供销大厦和交通银行，这个项目在当时是绍兴市的标志性建筑，有自动扶梯和中央空调，工程最大，施工难度也大。我们使用了先进的建筑技术，精心施工，决心把这个项目做成精品工程，结果夺得了绍兴惟一的“兰花杯”一等奖，在全国全省的检查中多次受到表扬。
我们赢得了荣誉，也锻炼了队伍，我们不满足，不骄傲，更加严格要求，制定更高的目标，一九九二年承建的咸亨大酒店连获“兰花杯”、“钱江杯”和“建设部优质工程奖”，接着又荣获了中国建筑业的最高奖“鲁班奖”。
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我们向上海市场进军。头一个工程是两幢益民公寓，我们下决心，要在上海创精品、创名牌，因此精心组织、精心施工，连获了“白玉兰”奖和“鲁班奖”。
这些年来，我们承建了嘉兴秀洲区行政中心、台州市体育中心、绍兴市电力调度通讯中心、浙江人民大会堂主会场、浙江移动通讯枢纽大楼、上海少儿出版社等等工程，连获了六个“鲁班奖”。我们已跻身全国建筑业四十三家特级企业的行列，今年汇拢货款的销售额达三十亿元，纳税一亿五千万！
这些成绩的取得，原因很多，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我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我们国家正在大力加速城市化的建设。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尔茨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说：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最主要的有两件事，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二是新技术革命。
我刚从香港回来，我听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演讲，对我很有启发。杨振宁博士给我讲过：二百年前，美国的农业人口占80%以上。现在只占1-2%，而且农产品还出口。美国的城市化率从30%，提高到70%，用了一百年，日本用了七十年，我国估计只需要三十五到四十年的时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快速进入城市化，将对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最近几年我国的城市化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就是说每年有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的农民进入城市。城市化的发展，对建筑业是个巨大的发展机遇。近几年，我国每年的住房竣工面积超过十亿平方米，其中城市化40%，城市基础设施二OO一年投资两千五百多亿元。二十世纪的技术革命成果相当于前十几个世纪的累积，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我们的建筑业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为我们建筑业的发展创造了无限的空间。
我们长江三角洲经济走廊的城市化率高于其它地区。我们宝业集团所处的地理位置离杭州仅二十五公里，距绍兴三十公里，天时、地利都对我们有利。还有就是我们有了一个灵活的机制，从一九九三年探讨股份制到一九九八年顺利地改制，成为全县股份制企业改制的试点，这是一次和平演变。现任副县长的孟柏干、时任我们杨汛桥镇的党委书记，他总是以改革的思路，引导我们企业不断创新，给我们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从而，使我们赢得了机制带来的机遇。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用科学技术武装我们的队伍，改变“远看象要饭的，近看是建筑的”老观念，我们集团聚集了三百多位工程师以上的高科技人才，形成了以年轻的技术精英为主的中高层管理人才体系。当然，我们还需要大批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未来的力量是文化的力量。在省党代会上我听到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浙江经济何以发展，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文化。我在集团公司的管理人员大会上讲：“有技术不等于有知识，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有些人还不服气。我理解，文化的内涵大于知识和技术。我文化不高，但我崇尚文化，我渴求文化的滋养。我获得了建设厅办的职工大学的毕业文凭，我还要学习。我从小受过家庭文化的熏陶。我的父亲读过英语，他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改变了一些传统的习俗。我母亲也是有思想的人，她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二五减租运动。实际上，文化是思想和观念。
今天对于我们中国的建筑行业来说，就是要以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用新材料来代替秦砖汉瓦，走建筑工业化的道路。
改革开放使许多产业引进了国外的先进设备和先进工艺。我们绍兴的轻纺工业进口了国外两万多台无梭喷水织机，使绍兴成为亚洲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基地和贸易中心。我们建筑业也要吸收国外的现代技术，把中国的建筑业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
最早推行建筑工业化的国家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急需医治战争创伤，法国每年需建造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套住宅。依照传统的手工作业每年只能建造八万套，为了社会的需要，他们采用标准化工厂化的生产方式，减少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前苏联和日本继汽车和家电产业后，在六十年代提出了住宅产业化的思路，他们的住宅工厂化生产率达到了85%。
什么是住宅工厂化呢？就是房屋的结构部件按照标准由工厂生产，然后用紧固件组合拼装，主体现浇需七天一层楼的速度，工厂化生产只需两天就够了。它从混凝土搅拌到贴好面砖，从墙壁门窗到玻璃安装，全在工厂里生产包装后运到现场。这样，降低了噪音减少了环境污染，不需要木模钢模节省了木材钢材，还节约了用水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施工速度。打一个比喻，这是建筑的方便面。据统计，城市的污染一半来自建筑业，去年全国城市建筑的污水六百二十一万吨。
住宅工厂化将以人性化为设计理念，今后的住宅遮阳避雨、冬暖夏凉，还能降低造价。比如墙上贴的面砖，我们的主要原料是水泥，夏天在温度达到四十度时，一下阵雨，绝大部分面砖都要开裂。而日本用稻草、石灰和水泥制造，重量轻，又隔热，造价还便宜。工厂化生产还可以用钢结构代替钢筋水泥的肥梁胖柱。因为美国反倾销，我们国产的一部分钢材积压，朱鎔基总理专门找建设部长俞正声，要他将钢材用于建筑。我到日本、法国、意大利去考察过，我与日中住宅产业协会洽谈，他们支持中国的住宅产业化，我们宝业集团引进了德国豪迈的木制品流水线，引进了意大利的幕墙玻璃生产流水线。我们和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了高性能预拌混凝土研制及应用技术的试验。过去一台搅拌机二十四小时只能搅拌五十至六十立方混凝土，今天我们的一台机器一小时能搅拌二百立方混凝土。小姑娘一压按钮，顶了几百个工人的劳动。鼠标加水泥的时代来到了！
上海已经在推广住宅工厂化，国家建设部在我们宝业集团搞试点，是浙江省惟一一个住宅工厂化的试点企业。第一期工程我们投资四点六亿元，引进了德国的流水线，在柯东工业园区建了宝业住宅产业化股份有限公司，预拌混凝土和高强预应力基础管桩两条生产线已建成投产，还生产梁、板、墙、屋面的水泥制品。二OO三年在县政府给我们的柯西一平方公里土地上，建造木制品标准件厂和幕墙玻璃厂，预计六月三十日投产。这样，住宅产业化由理想变成了实践，这是一次革命。如何适应市场，我们要逐步做。如何形成产业链，即从建材生产开始到加工成部拼件到物业管理的全过程，我们将继续探索。海尔集团的整体厨房给我们信心和启示。国际技术中国化，中国市场国际化是挡不住的潮流，中国的三千四百万建筑大军，九万多家建筑企业，最终都将被工厂化所替代，这同样是挡不住的潮流，这是科技革命的潮流，这是从建造到制造的飞跃！
企业经营者与企业家之间的距离犹如歌手与歌唱家，我仍然是一个经营者，从经营者到企业家这段路非常艰难。我认为，比尔·盖茨是企业家，通用的老总是企业家。通用老总斯隆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了一句话：“我的本事是用了超过我的能力的人。”
从小我就铭记父母传下来的一句话：“铜钱银子短，人情长。”没有钱的时候做事是为了赚钱，有了钱之后赚钱是为了做事。所以我主动把10%的股权让给其它经营者，连每年的奖金我都拿一半，为了什么？为了事业，我欣赏这句话：“我们在做企业，更是在做事业。”我把它作为企业的宗旨写好挂在墙上。
一九九七年我到美国去时花六十美元买回来一袋草的种子，我把它种在公司的院里，它郁郁葱葱，四季常青，祝愿我们的事业也象绿草一样生机盎然。
这个世界充满机遇，这个世界也充满风险。一个人要有危机，一个企业也要有危机意识，我对九百多位管理人员进行了一次考试，要求每人写一篇论文，题目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为宝业规划未来》。我们制订了《宝业的基本法》，前言是这样写的：
昨天，中国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造就了数以千计的愚莽老板和企业；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日趋规范，亦将消灭成千上万把偶然当成必然的老板和企业。那么对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建筑企业中的一员——宝业集团，面对市场经济的逐步规范与建筑业的新形势，我们的路又在何方？
日本人是最具危机感的。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预言：“再过七年资本社会行将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进入混合社会。”
混合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才智社会和个性化的社会。
日本的一位政府官员问一位期货官员：“期货交易中有中期、短期和长期的时间要领，请问‘长期’是多少时间？”
经营期货的官员答：“十分钟。”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一个竞争和拼搏的时代，我们还等什么？我们等不及了！
第十二章 中国轻纺城
69、红盾与万商
高挺的鼻梁和深凹的眼睛组成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他说话不紧不慢，每一个数据都记在心里。外柔内刚的沈宝根当过高射炮兵，他象捕捉战机那样在万商云集的轻纺城不失时机地实施一项项行动——
对，我当过兵，37高炮的六炮手。一九七九年从部队退伍回乡分配到齐贤工商行政管理所工作。那是个小镇，我干了五年，后来党校学习了两年，学习结束就受命到柯桥造轻纺市场，我当市场科长，一共造了八年。先造老市场，再造东市场，中市场，后来又造北市场，我从头到尾都参加的。
市场造好我又去负责造与港商合资的咸享大酒店，造价一亿六。接下来到环保局去当副局长，具体抓了污水外排工程。十个月后又调回轻纺城，当县工商局副局长兼轻纺城分局局长。
再回到轻纺城是一九九八年的五月，当时市场规模大，生意兴隆，交易繁忙。但是问题也很突出，就是市场环境脏乱差。我去的时候顾秋麟书记和徐纪平县长找我谈话，要我去整治市场秩序，提升市场质量，并提出实施轻纺城二次创业的发展目标。当时，副县长陆连生带领一些部门的同志组成工作组指导开展工作，我带领所里干部首先调查研究，只见地面泥泞，灰土有几公分厚，通道上塞满钢丝床搭出的临时摊位，连消防栓旁边也堵得严严实实。缺尺少码的争执告状一天好几次，摊贩之间为争抢生意小打天天有，大打三六九。陆副县长说这是“肉猪市场”。
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实行强化整治。头一步是取缔九百八十九个临时摊位，这桩事体难度交关大。放一张钢丝床一年能收十万元的租金，取缔这些摊位意味着一年少收一个多亿的钞票，这涉及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更加难办的是，能够在市场里放临时摊位的不是一般的人，要么是横蛮凶狠的地头蛇，要么是手眼通天的关系户，所以有人把这些摊位叫“权力摊位”。你想想，要取消一张钢丝床，一家人要减少十万元的收入，你断了人家的财路，人家能轻易答应吗？所以一开始就阻力重重。但不取消直接影响场容场貌，还有堵住消防通道，一有火警，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规定到年底结束。一九九九年元旦开始临时摊位一律取消。
消息一传出，有人对我们工商干部送礼说好话。利诱无效，又开始恐吓，我屋里经常半夜三更打进来威吓电话，要我手下留情。我老岳母为我担惊受怕，我不能后退。我是工商干部，我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秩序。可是这班人不放过我，他们又到我家属的单位去恐吓，又在我儿子上学的路上拍了照片，说要绑架。甚至有人说要用五十万元钞票买我的头，我听了哈哈大笑，我的头值这么多钞票？
我对参加整治的同志们讲，县领导态度非常坚决，都支持我们搞好整治，我们一定要当好经济卫士，为经济发展服务。
元旦刚过，我们和公安干警一道采取行动，绝不让一个临时摊位在市场上占道经营。虽然许多人吵骂，围攻我们，我们寸土不让。我想起刚开始造轻纺市场的时候，因为占用了独山村的土地，一部分农民也天天围攻我。村里的书记出来做工作，那些人把粪便倒在他家门口。我们砌起的围墙造好一次被推倒一次，一共推倒了五次！第六次派出所干警督牢才建起来。所以要执行文件，照政策办，总会有矛盾，总要付出努力。
好在我们这次整治既有领导支持也有群众拥护。因为轻纺城里上万个有正式门市部的经营户都支持我们，清理了临时摊位秩序好了，他们少了对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公平，做到一视同仁，不留情面。不管你有什么背景，有的是我们协管员的亲戚家人，一律取缔，没有余地，什么人讲话都不灵，还欢迎群众监督。这一来，弄得所有人都佩服，都话真的是硬碰硬。
通道弄清爽了，空间的感觉仍然勿好。为啥？挂出来的布匹样品乱七八糟。一间十八平方的门市部，有的人从门顶上要伸出四米长的杆子来挂样品，弄得上面一些空间都没有。所以我们作出规定，统一伸出八十厘米，其它的一律拆掉，统一制作样品挂杆，划定了布匹堆放的红线，整齐划一，这就有品位了。
第三桩事情是关于车辆停放。原来是不管什么车，汽车摩托三轮车自行车随便停放，横七竖八。我们划区分片，指定停放。你想想轻纺城一日十几万几十万人，来来往往，载客载货都用车，乱停乱放不仅影响交通，也影响做生意。凡是影响做生意的事我们都要管起来。
还有一桩事情也是蛮头痛的，也是一桩大事体，就是有一段时间，大概在一九九八年时光，外地本地不少客商写信给县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轻纺城的布缺尺少码，这样的信转到我手里也不少。这样的欺诈行为不仅侵犯了客商的经济利益，严重的是拆了我们轻纺市场的牌子，丢了我们绍兴人的面子，所以我们不能姑息迁就，不能心慈手软。我们进行突击抽查，第一次发现一百个经营户中有十三户存在缺尺少码的现象，最严重的一米布只有八十多厘米。我们作出规定，第一次查出给予警告并发出整改通知书。第二次重犯进行罚款。第三次再发现停业整顿，一个不卖帐。经过一年多的整治，情况明显好转。我们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一千八百多份，立案查处二百六十四起，罚没金额二十七万元。同时追根溯源，对缺尺少码的源头即码布行业进行整治，共收缴违法布匹标识十九万多张，没收无照经营工具七百多台。此后，我们不间断地开展整治工作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加大力度，重拳出击，规范了轻纺市场的交易秩序。
为了实现长效管理和制度管理，我们不满足于急风暴雨式的整治，我们下气力搞规范化。一九九三年我们到新加坡、泰国和香港进行了一番市场考察。感觉到新加坡对市场的管理好，泰国也不错。他们是超市的形式，用电脑管理。他们的管理形式我们不好借鉴，因为我们是千家万户。一个市场是一个单体，国外市场规模都小，没有我们这么庞大。我们还到沈阳五爱市场、常熟招商城和义乌小商品市场去参观学习，特别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加强日常管理的经验对大家很有启发。
我们是全国最大、也是全亚洲最大的纺织品一级市场。全国五十多家二级批发市场的轻纺产品都是我们这里进的货。中国轻纺城的市场秩序和市场信誉关系到整个中国轻纺市场以至于国际轻纺市场对中国绍兴的印象，也关系到轻纺城能否长盛不衰保持活力和发展。所以我们从下大力打造信用市场和建立信用工程。讲诚信讲信用首先是自律。我们组织力量调查研究，充分征求意见，用两个多月时间制订了近三万字的一套市场管理工作规范，制订了三十六项管理岗位职责，三十八个工作制度改变了工商部门由粗放式管理到制度化管理的意识和方式，确立了全新的市场管理机制。一本蓝色封面的规章、规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行为和议论。
有了制度如何去执行和检查，我们建立了考核体系，专门设置了一个监督检查办公室叫监察室，他们的任务就是每天监督管理人员的言行，是否勤职在岗，是否违反制度，根据得分数进行考核和奖励。对经营户我们建立了《不良行为记分制》、预赔制和信用等级制度，树立了正反两面的典型，以激励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我们还在市场里设立了司法所，使经营者和客户投诉有门，进行矛盾调解。外地来绍兴的人觉得这里不受岐视和欺侮，投资环境好，经营很顺手，现在每年有四五百个老板回流到绍兴开店经商，轻纺城现在有两万多经营户，配套服务的有三万多人，共计五万多人。
工商管理部门的职能是市场管理。具体地讲就是对经营户的经营资格管理和经营行为管理。记得朱镕基总理也有指示，大意是把好经营进入关，做好裁判员，三是当好经济卫士。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我们的职能不断扩大，我们的职能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有地位，更要有作为。
我们绍兴县的各行各业都有创新精神，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我们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走出一条改革的路来，不断有创新。所以，我们也动了不少脑筋。比如不少布商经过几年的积累，掘了第一桶金以后，如何引导他们发展？因为有些富起来的人挥霍浪费，走了邪路。我们与人事局和教育局联手，开办了培训班，给经营户讲法律知识，讲WTO，讲纺织业务，方方面面都讲，请专家学者上课，我们出钱，无偿培训，每年十多次，这对于提高他们素质很有作用。使他们懂得要不断努力，要把业务做大，于是现在有一百六十家经营户投资二十亿元走工贸结合的道路，他们在绍兴办了纺织印染厂，大的投资好几亿。象乐清的布商徐杏木徐杏地两兄弟，还有本地的俞金方和潘云兴，都办了大厂。老太太周冬梅是卖布最早的，她也投了两个亿，自己办厂，自己开发产品，自己营销，前店后厂，产销结合，他们做大了产业，绍兴留住了人才和资金，这就叫传统产业带出了一个市场，市场发展促进了产业升级，二OO二年的销售额达到二百二十六亿元。
市场在变化，我们的思路也要不断变化，这也是与时俱进。进入WTO以后，我们带领一些经营大户走出国门，到美国、到欧洲、到土耳其去考察访问，去参加纺织博览会，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回来后，一些本来只做半年生意的客商，现在打开了市场，既做夏天商品，也做冬季商品，不少人把商品打到了国外。现在，轻纺城有三分之一的商品出口，高档的销欧美，中档的销韩国，低档的销中东市场。外贸业务的扩大，也引来了新的外商，现在柯桥有常住外商三四百人，多的时候上千人，日本、韩国客商还在这里设了办事处。
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发展，使我们有新的危机感，这就是要跟上形势，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提高自我素质，所以我们在不断充电，强制学习，我们三十八个工商干部都通过自学考试办监考的执法资格考试，领到了执法资格证，我是中级，考了七门，目前是最高的，初级的通过了五门，这个考试相当难。
从建设市场到管理市场，我在轻纺城二十年了，看到从一片田野到今天成为世界注目的纺织品交易中心，我当然高兴。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来视察，有胡锦涛、李瑞环、李岚清，李铁映，陈慕华等等。我们绍兴县有这样一个大市场，是我们绍兴的光荣。我要兢兢业业地工作，带领大家把这个市场管好，促进轻纺城更加繁荣。
70、烽火黄金线
精干、机敏的朱天星，方盘脸，大眼睛，一副威武相——
我是一九九八年三月，作为县公安局的民警去负责柯桥运输市场治安的。当时我带队，配给我两个民警，再配了二十个保安，都是当年的退伍军人，与轻纺城运管所一起组成了联合整顿领导小组。我们一进点时，运输市场有两个乱：一是抢货组车，主要是钟家湾的空壳市场到柯桥来组货引起争斗；二是平安装卸队与北京托运部的械斗矛盾引起的错纵复杂的事件。
从一九九五年始，各个托运业主之间为争夺地盘，办起了不少托运部，对轻纺市场托运行业的冲击产生了巨大的治安冲击波。周边托运部开出的线路与轻纺城市场托运部相同，他们千方百计在柯桥暗中设点组织货源，甚至雇用打手强迫组货。柯桥托运行业再次纷争四起。在此期间，柯桥公安分局迅速成立了托运联防队，并会同市、县两级交通运管部门，作出了周边托运部不能到柯桥设点组货的决定，使柯桥托运市场治安形势渐趋平稳。然而，自一九九七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一些社会恶势力和不法分子的插足，致使柯桥托运行业的治安形势更趋紧张。为争夺货源，一些人持枪械斗，伤人性命。柯桥托运行业治安问题再度成为焦点话题。
为争货源，一些人采取暴力手段强行组货，直至围攻民警，对抗执法。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二日十四时许，柯桥美食街和水上世界一带，有一伙人携带刀具、铁棍等凶器在强行拉货。托运市场值勤室民警接报后，带领十五名保安队员迅速赶赴现场，发现美食街中间的过道上，有七、八个人正在把货包装上一辆农用货车。经查实，这伙人是钟家湾某托运部到柯桥组货的。民警对该托运部何某、李某的落脚点进行检查，从中查出铁制护手两把，何、李两人也交代了暴力组货的企图。
但许多货主怕招麻烦，勉强让其托运。而遇到不愿“就范”者，“火星”便随即点燃。一九九八年六月二日十六时许，群众举报，钟家湾兰州托运部的十多个人在柯桥东华饭店门口持械收货，已发生斗殴。值勤室民警带领保安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尽管这伙人已呈鸟兽散，但民警还是查到他们落脚的独山道口附近的某出租房。经突击检查，当场从该出租房中搜出三把马刀、四根磨尖的自来水管和九根木棍。非法携带管制刀具的嫌疑人张某等十多人被留置盘问。据交代，该出租房是钟家湾兰州托运部设在柯桥的一个收货据点，张某是负责人。在张某的授意下，这伙人已两次携带器械到轻纺城强行组货托运。柯桥分局对有直接违法行为的张某等四人作了治安拘留处罚。
虽然大部分不法分子慑于公安执法部门的威力不敢公然对抗，但有少部分不法分子已经发展到对执法人员的处理结果置之不理、采取强硬手段对抗执法的程度。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柯桥托运市场运管所稽查队稽查到钟家湾抚州线托运部，再次在柯桥实施不正当组货，便按规定将其运输车辆和货包作为证据暂时保存在中联宾馆内。当天十八时许，该托运部以宁某、熊某为首，纠集了十二多名闲散人员和五、六个自称是货主的人赶到中联宾馆，不顾该宾馆保安的劝阻，私自撬开大门门锁，将车上货包强行抬到大门口，准备拉走。值勤室民警与十名保安队员闻讯后迅速赶到中联宾馆，当即对宁某等人开展教育和劝导工作。但宁某一伙不但不听劝告，还强行阻止宾馆员工拉货。当民警发出警告时，这伙人目无法纪，恶意围攻民警，强行拉、殴打保安，击撞警车。为了维护秩序，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民警当场传唤宁某和熊某。气焰嚣张的宁某一伙挡住警车不让走人，同时用手机与外界联系，继续纠集人员前来助阵。柯桥分局接报后，迅速带领二十多名民警赶到现场，在说服教育的同时，对故意寻衅滋事的七名当事人传唤至市场值勤室留置盘问，终于平息了事态。
周边托运部暴力插手托运市场，着实令柯桥托运市场的业主们头痛。为了生存，个别托运业主竟然采用残忍的暴力手段与之对抗。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午饭后，在柯桥月亮城409室午休的钟家湾阿图什托运部老板亚力坤(新疆籍)刚躺下，五名歹徒突然闯进房内，直奔亚力坤，连续在亚力坤的左手臂猛砍数刀后逃离现场。案发后，钟家湾阿图什托运部的新疆人情绪激动，聚集三十余人赶至柯桥公安分局要凶手。民警马不停蹄地开展走访调查和摸排，初步圈定柯桥至阿图什线托运部的合股人吴荣正有重大嫌疑。此后，专案组派员赶赴义乌，获取吴荣正的照片，经月亮城员工辨认，确认吴荣正案发时就在现场。七月十六日，民警再赴义乌布控缉捕时，当晚就收到恐吓电话。由于警方行踪暴露，缉捕组被逼撤回。
这期间，绍兴县公安局和柯桥分局召开了七次专题会义，研究和调整侦破方案。七月二十日，柯桥至阿图什线托运部老板余某被抓获。余承认在案发当天，吴曾打电话给他，称：事情已摆平，新疆人手已砍下。至此，案情已明朗化。九月二日，专案组三赴义乌，在义乌警方的协助下将吴抓获。审讯中，吴荣正交代了雇用打手，跟踪亚力坤并将其砍伤的犯罪事实。
残酷的暴力竞争，使一些人私藏黑枪弹和各类凶器械，给社会治安埋下严重隐患。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绍兴市汽运公司下属汽车东站从事零担货运的绍兴至武汉托运部与柯桥至武汉托运部，为争夺托运货源，发生持械斗殴，双方均有人负伤，其中柯桥方一人左胸中弹(钢珠枪)。经柯桥公安分局架网布控，柯桥方五名湖北人落网，其中一人被刑事拘留。专案组经深入追踪，于六月二十四日在上虞将零担货运方的五名江西人截获，当场收缴管制刀具两把，自制左轮手枪一支、子弹两发。
随着暴力争夺托运货源之风的愈演愈烈，不少托运业主开始暗中购置窝藏黑枪黑弹、非法刀具，给托运业、轻纺市场乃至周边地区的社会治安埋下了下严重隐患。七月二日下午，柯桥分局民警在基础工作摸排中获取一条重要线索：一托运部老板手下的一些人，非法购买枪支弹药，欲用暴力抢夺货源。他们的据点安置在柯桥滨港新村四幢一单元二O二室出租房内。获悉此情，柯桥公安分局立即向市、县公安局领导作了汇报。三级公安机关迅速研究制定了行动方案，成立了突击行动小组。当晚七时四十五分，行动一组赶往母某所住的华联商厦某出租房，行动二组直赴滨港新村，包围了母某的据点。为争取时间，民警从该屋后门强行爬上二楼阳台破窗而入。屋内一名男子手握匕首欲行反抗，被箭步逼近的民警迅速制服。经搜查，民警在室内当场收缴自制左轮手枪两支，改制的猎枪两支，小口径手枪子弹十五发，猎枪弹六发。针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一九九八年三至五月份，县公安局、交通局联手对柯桥托运市场进行了一次集中整顿，情况有所好转。社会稳定中治安是重要因素，在当时分管政法党群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现任县政协副主席李杏芬和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林思民心目中，柯桥的治安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责任很大。
71、忠诚的卫士
山里人的坚韧，当兵人的勇敢，公务员的职守，瘦瘦高高的叶仁苗，在中国轻纺城运输管理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牢记看“稳定发展”四个字——
要话我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负责的运管办是非政府序列的常设机构。主要的任务是协调公安、交通、财税、物价、工商五个部门去管好联托运市场。运管办两套班子、两块牌子合署办公。另一块牌子就是中国轻纺城联托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我是董事长，总经理，是国资企业，都为运管办服务，线路都由公司操作。运管办是线路老板，做裁判员，但不做运动员。所协调的五个执法部门，都派驻执法人员常驻运管办。目前，轻纺城运输市场共有一百二十五条线路，覆盖全国一百七十八个大中城市，大陆各省都有，现在有二百三十二个经营户，其中经营铁路十七户，经营航空八户。
据我了解，由于轻纺市场托运行业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收益稳定，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托运业主为争夺地盘而群体斗殴事件不断发生，一度成为困扰一方的治安焦点。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县政府发布《对托运行业的管理规定》之后，又落实了托运部一律领取《治安许可证》、一律实行一点一线经营、一律派驻保安人员、从业人员一律登记等“四个一律”的管理制度，从而有效地稳定了托运业的治安秩序。
二OO一年十一月我从王坛镇党委书记调任运管办主任的时候，正值严打斗争，全国上下进行行业整顿，除黑打恶。我到的时候，市场正处于整合阶段，主要是线路相峙的厉害，有条好线路就可以发财，大家都盯住线路。暴利出暴力。一时间，看轻纺城是否稳定就看运输市场是否稳定，运输市场稳定了轻纺城就稳定，轻纺城稳定了绍兴县就稳定了。
二OO一年开始，政府对线路不搞垄断。实行开放式有序竞争，适度开放，把线路扩大，增加经营业主。如柯桥到北京，投标报名要交一百万元押金，而机会是五百分之一，收了三点四亿，形起了金融风波，实际上有六十亿，现金一麻袋一麻袋背出来。县里采取荷枪实弹，武装保卫。二OO二年取消了押金，招标线路和联托运营业房一样，投中者可以自由选择线路，也可以共同做条线路。对入局者的素质进行政治审查，由当地派出所出具证明，确系守法公民，没有违法前科，已有五百万元的企业作担保，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同意报，有条件地开放。平时，加强日常管理：一是制度管理。完善了动态管理考核办法，五个局办都有动态管理考核权利，以前只有公安一票否决制。每个托运部如扣分超过四十分，就取消线路经营权资格，从二OO二年开始，五个部门都有否决权，每次检查扣分情况上墙公布。并通报运输市场和执法单位领导，如中途扣到四十一分，就取消线路经营权资格。由于完全是透明运作，实际情况比较理想，去年没有一家被取消资格。而二OO一年，取消了十七家。我认为考核的依据，说出去要站得住脚。有上诉，要有说法。运输市场秩序的好坏要靠制度管理，要靠依法守法。今年柯桥搜出十一支枪，我们联托运市场没有，虽然今年有三十户的经营户亏本，但运输市场与大要案无关，没有发生刑事案件。
联托运市场作为轻纺城布匹交易市场的重要配套工程之一，因其行业的特殊性，它的深化改革工作特别是经营权的获得方式，历来受县委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根据中国轻纺城联托运行现状，在前几年改革的基础上，运管办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在充分征求成员单位和广大联托运经营者意见的基础上，经县政府同意，于二OO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出台了《绍兴县中国轻纺城联托运市场深化改革若干实施意见》。把改革总体思路从量的扩张调整到质的提高上来，这个政策的出台为深化轻纺城联托运市场公路、铁路、航空货运代理服务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操作过程中，具体遵循四个原则，即有序竞争原则、扶优汰劣原则、准入管理原则和让利减负原则。市场面向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开放，共有来自十二个省市的一千二百二十八家企业和个人向联托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递交了申请表，其中最远的来自新疆、珠海等地。运管办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审核申请者提供的各种材料，经严格审核，共有一千一百七十四家符合市场准入要求。去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在轻纺城大剧院，联托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省拍卖行绍兴县分行获得营业用房承租权，县公证处当场为中标者办理中标手续。三月四日，获得托运营业用房承租权的经营户，按规定自行申报公路货运配载专营线路。通过当场透明运作，四十三户经营户共申报了二十五条专营线路。
为了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逐步接轨现代物流业，运管办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的联托运市场深化改革政策中提出了“公司化经营”的新思路，即在自愿、平等、利益共享、培育优势的原则下，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实行公司化试点。公司实行股份制形式，要求有不少于五百万的注册资金，由东北地区货运配载专营线路的经营者自愿参股。参股的经营者地位平等，按持股比例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公司经营范围暂定为原东北三省的联托运线路，其他线路的经营遵循成熟一条审批一条的原则，依公司开展经营情况再予以增加。围绕创造一个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货畅其流、治安良好为目标的联托市场，在理顺管理体制、改革经营机制、优化经营环境、提高队伍素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较好处理了联托运市场的发展和稳定关系。轻纺城联托运市场的治安稳定，一直是我县的重点。近年来，运管办通过强化现场管理和治安队伍建设，实现了联托运市场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在队伍建设上，加强了治安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实行保安队员轮岗制，并出台了《运管办保安队岗位目标考核办法》，调动全体保安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另外，通过健全六个基层治保组织，发挥治安信息员的作用，没有发生一起重特大治安事件和刑事案件。
去年上半年，我们以中国轻纺城范围内的从事公路、铁路、航空货运代理业务的单位、个人、货运交易站场为对象整顿经营秩序。这次联合整治，大大打击了了市区托运机构到市场非法组货的气焰，规范了轻纺城联托运经营户的经营行为，市场内无序存放布包的现象得到明显遏制。
为了提高联托运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联托运市场的整体品位，运管办开展轻纺城联托运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培训结束后，进行了严格的考核，考核合格者发给从业人员上岗证。
为依法行政，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运管办一手抓内部，一手抓外部。一方面化大力气对本办的规章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坚持有章可依、有章必依、以章治办。特别是今年年初，运管办修订完善了《绍兴县运管办岗位责任制考核细则》，对照各种岗位职责层层签订责任书，并纳入年度考核，实行奖罚挂钩。《考核办法》还在以下两方面作了较大的修改：一是加大了工商、财政、物价的处罚力度，只要任何一个部门的考核分低于六十分，就一票否决；二是规定了托运部从业人员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致使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就取消该托运部的经营资格。这从源头了杜绝了腐败滋长，也确保了考核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
现在，轻纺城国际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已经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由绍兴县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该项目总用地面积三十占七三三三公顷，总建筑面积三十万九千七百九十二平方米，其中联托运营业用房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二平方米，仓储用房十九万七千七百二十平方米，物流中心综合楼一万五千平方米，工程总投资二万五千三百五十八万元，整个工程一次规划，分两次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动工兴建，可望在明年三月底完工。物流中心项目经营班子已经建立。明年年初定位为“服务轻纺城、覆盖全绍兴、通达全世界”的轻纺城国际物流中心将建成投入使用。该中心占地四百五十亩，总投资二点五四亿元，是县委县府审时度势，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潮流，提升绍兴轻纺产业，增强绍兴纺织品竞争力的英明之举，是实现县委县府提出的建设“两个中心”的必备基础设施。中心的启动将对现有轻纺城联托运市场各种资源进行有效地整合，包括经营主体、经营机制、经营方式，目的在于把轻纺城物流中心建成一个网络健全、功能齐全、管理科学、服务一流的现代物流企业，全面提升轻纺城运输市场的品位。这对于联托运市场产业升级来讲是一个极好的机遇，但存在着很大的难度。运管办今年将立足中心作专题研究，着力解决“如何引与如何留”的两个问题。“如何引”方面将出台优惠的园区政策，包括对园区建设者的政策和对进园企业的政策；加快公司化经营进程，规范与整合打卷业，为物流服务创造条件；解决好短驳难题，防止市场外移至周边地区，造成中心功能流产，资源浪费；利用市场手段解决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矛盾，避免出现全行业亏损。在“如何留”上面，除应强化在“如何引”上所做的工作外，要督促中心提供完善的园区配套服务和高效的行政管理，确保这个现代物流中心的正常投运。
72、OK，小马路
Taza.Gul!这个巴基斯坦商人有一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新华，他三十六岁，有些言过其实，瘦瘦高高的他，一双深邃的眼睛，透着惬意的神情，谈到生意，他眉开眼笑——
柯桥有条小马路，OK，OK！名气大大。我就住在小马路上。我是巴基斯坦人，在中国工作已经十三年了，来柯桥也已经有五年了。虽然我的中国话说得还不是很好，复杂的也不大听得懂，但在做生意这方面，我可以说是个“中国通”了。我以前在义乌、广州、上海做过生意，在义乌主要是做小商品的买卖，在广州和上海主要是做服装生意。我之所以到柯桥来，是因为我听说这里生意好做，布料比别的地方便宜，而且质量也不错。所以五年前，我来到了柯桥。
我刚来柯桥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人不多，没有现在热闹，外国人就更少了，我几乎没有看见。那个时候，我先是自己买货，从各个纺织厂买布料，然后运回巴基斯坦卖，这样的直接买卖我做了好几年。二OO二年，也就是去年，我成立了这家公司。严格来说，这也只能算是一家办事处，我在巴基斯坦也成立了一家公司，现在的这个就是巴基斯坦公司在绍兴的办事处，巴基斯坦那边，我弟弟在经营。我这个公司其实已经不直接做布生意了，而是相当于一个中介。如果有国外的客户要布料的话，我就去工厂下订单，把客户要求的花样、品种、数量告诉厂家，然后，挑选一家要价最低的工厂做。等工厂把布料生产出来以后，我再去验货。然后把这些货运到客户所在的国家，我所赚的就是客户给我的佣金。目前，我的客户主要是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成立公司这一年来，我觉得我的生意很好，而且会越做越好的。从现在柯桥这里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可以看出，这里是很有市场的。
就说我现在住的东方大酒店吧，我想这个地方在柯桥小马路上算是比较有名的。因为这里大部分的房间都被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包了下来，其中像我一样从巴基斯坦来的，就很多。你看我住的这一层，都是巴基斯坦人开的公司和办事处。虽然规模都不是很大，但生意做的还是挺红火的。据我所知，常住在柯桥的外国人大概有九百多个，当然是平时，现在刚过年，是没什么人的。而每天外国人的流量，可能会有两三千人，主要都是来自巴基斯坦、韩国、日本等国家。不过，像我这样经过国家批准的公司，是不多的，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批准的。
说到我在中国，尤其是在柯桥的生活，我只能用三个字形容：非常好。这里的天气不热也不干，比在巴基斯坦舒服多了。中国的食物很丰富，很好吃。因为我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我不吃猪肉，别的我都很喜欢吃。我一般白天十一点起床，下午去各个工厂查货，晚上和客户谈生意，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我是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我的爸爸妈妈妻子小孩都在巴基斯坦。你们不要以为我有四个妻子，其实不是，我只有一个妻子。虽然我们的教义规定我们可以有四个妻子，但一般的人都不会有的，除非妻子不能生小孩，我们才会娶第二个。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见过有四个妻子的男人。我觉得中国人的一夫一妻制很好。
柯桥这几年的变化特别大，不光是热闹了，地方也比五年前漂亮整洁了，最主要的是更安全了。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有三四个人威胁我，说我不能在这里做生意，我有点害怕。现在好了，这些人都不见了，也没有人来威胁我了，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做生意了。
73、外方代表
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白白净净的面孔，韩国三光织物的刘相昊部长真的很像韩国人。其实他是来自东北的朝鲜族人，和他的韩国老板共事久了，谈起工作和业务来，感觉也像个“洋外商”了——
其实你们要采访的是在这小马路上经商的外国人，而我只是一个朝鲜族人，也是中国人，写我似乎有点找错了对象了。不过，我在这家韩国公司已经工作了很久了，而且我通常是跟韩国人打交道，再加上我来自沈阳，和韩国比较近，文化和饮食习惯也比较相似，久而久之别人看我就和那些韩国人没什么差别了。所以我对这小马路上外商的经商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家公司其实是韩国三光织物公司的子公司，一九九九年七月在柯桥成立的，是国家正式批准成立的境外办事处。之前，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沈阳、上海、北京设过办事处，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把韩国的商品拿到中国来卖。后来，我们发现了柯桥这个地方，这里是一个很大的纺织生产基地，布料便宜，而且质量也不错，我们就考虑改变我们的经营策略，把在中国卖韩国产品，变成把中国的纺织品运到外国去卖。于是我们就来柯桥成立了这家公司。跟这里大部分做纺织品生意的外国办事处一样，我们这个公司只是一个中间商，国外客户想要布料什么的，找我们，由我们按客户的要求找工厂下订单，产品生产出来以后，由我们进行检验，然后送到外国客户手中。我们就从客户那里拿佣金。现在，我们国外的客户不只是韩国的，还有好多别的国家，像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当然还有东南亚的。而我们下订单的工厂是以绍兴的工厂为主，主要是生产一些化纤类的布料，像全棉的、丝绸的布料我们是去江苏的一些工厂进的。总的来说，我们公司的生意还是很不错的，去年我们的成交额大约在三百万美元左右。
刚来的时候，我们公司也碰到了不少困难，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绍兴的那些纺织厂对外销的认识不足，他们生产出一些次品、不良品，国外公司要求索赔的时候，他们往往没有那种要赔付的意识，结果就需要我们公司来赔偿这些损失。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我们赔给了外国客户四十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损失啊！不过，现在好多了，因为这些纺织厂外贸生意做多了，逐渐也有了这种外贸意识。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来承担责任，而且相对于以前来说，现在的纺织品的质量普遍提高了，国外客户要求退货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了。
现在，在这里有办事处的韩国公司越来越多了，保守的说也有四、五十家。其中，70—80%的公司是做纺织品出口的，还有20—30%的公司是做纺织机械进口的，也就是把纺织机等设备从韩国运到这里来卖。
我对我们这个公司的前景是非常看好的，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人检验的，但不是所有的国外公司都能在柯桥设办事处，所以很多客户需要我们的服务。而且绍兴最近几年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里的金融环境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有利，硬件设施也在不断加强，就像柯桥正在建造那个世贸大厦，等它造好了，我们就可能从现在的金城宾馆搬到那里去，改善办公设施。目前，我们惟一感到有点遗憾的是，中国国内的外贸公司有自营进出口权，而我们这些境外机构的办事处却没有这个权力，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同样拥有这样的权力。
说到韩国人在这里的生活，说实话，刚来的时候很不适应，主要是饮食习惯的问题，我们爱吃辣的，喜欢口味重一点的食物，而绍兴这里的菜一般口味都比较清淡，也很少放辣，像我们这种三天吃不到辣泡菜的人怎么受得了，所以前两年，我们是从东北招来会做韩国料理的师傅给我们做饭吃，但这样很不方便。现在嘛，从我的名片上可以看出，我们开了一家韩国料理店，叫高丽宫，我不仅是这里三光织物的部长，也是高丽宫餐饮有限公司的部长。现在，柯桥这里的韩国人一般都在高丽宫吃饭，中国人也有，正在慢慢增多。目前，高丽宫50%的生意是韩国人消费的，还有50%是中国人消费的。我想，如果中国人的生意可以增加到80%的话，那我们高丽宫的生意就会比较好的。我希望我们的外贸生意和餐饮生意都可以蒸蒸日上，越做越好。
74、专业市场第一股
英俊潇洒的周会良，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他对轻纺城，一直很关注，感情也很深——
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头脑灵活，因为我是轻纺城市场公司的头。其实，说我灵活，不如说我笨脑筋，要在市场里洗洗更贴切。“轻纺城”是中国专业市场的第一股。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轻纺城”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总股本八万七千七百七十五万股，流动股二千九百五十万股，发行价六点七八元，开盘价十五元，最高价十五点二元。我对轻纺城，一直很关注。我在二OO一年二月，从共青团绍兴市委直接跳到了市场公司，起初当副总经理，现在当总经理。我到市场公司后，在我手上有三件事：一是花三百万元，对老市场二十二万平方米六千多间营业房进行了电力改造；二是花了近三百万元，筹建了有四百零四间营业房的针织品市场，同时免费为经营房装修了门面；三是对老市场的常规性维修，续租权转让等管理。我们的老市场，始建于一九八八年，现已拥有东、西、北四大交易区十九个专业市场。连续名列全国百强市场第二名。纺织印染的生产经营是轻纺城的核心产业，几年来一直是轻纺城股份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东风酒厂等黄酒生产企业的“会稽山”品牌，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墙煌建材、彩色涂层钢板，正逐渐成为公司业务新的增长点，公司新增的住宅开发业务发展顺利，土地储备较为充足。“轻纺城”是上市公司，有二十二万平方米市场；我们精工集团是轻纺城里的第二大市场公司，有天汇广场、服装市场、纺机市场等，我们参与轻纺城市场建设的规模已达十三万平方米，比“轻纺城”上市公司只差了九万平方米。
我回忆起轻纺城房价的今昔，眼前就好比出现一个不断向上的阶梯。前年八、九月份，轻纺城的房子炒得异常红火，不少房子已经炒到了“天价”。一九八八年以前，柯桥并不存在一个布市场，只是一条“布街”，进行交易的大部分是本地人，一张床位就是一个店铺。
说起市场，我简单地说，主要是当时绍兴纺织厂太多，有人聚集在柯桥进行批发，为了给厂家的布有销路，就产生了市场。一九八八年，轻纺城老区正式开业，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老区。那时实行的是三年租赁权，—楼每个门市部七千元，二楼每个门市部五千元。那时，更多房子是纺织厂集体购买，很少有个人买下，是在一片泥地中拔地而起的，不少人为此从市场中退了出来。三年后的一九九二年，老区的房子变成了六年租赁期，仅二楼—个门市部的租金就涨到了十五万元。
接着，老区的营业房开始迎来了黄金时代。一九九八年，六年的租金已经高达十五万元，租金涨了十倍，而其被转租的租金最高是一九九八年，东升路外围的一个门市部，年租金高达一百万元。老区租金涨了，营业房房价也是飞一样地往上蹿。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房价高到一百万元，到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两年，就增加了50%，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元。后三年，依然以50%的速度递增，单间高达三百万元，到二OOO年的时候，有所回落。—般人认为，这已是老区房价“头部”，并因为这个高价，在今年的炒房热中，老区的房子成了“冷房”，因为已经无人能接下如此高价。在老区房子止不住地上升时，轻纺城的营业房面积也在日渐扩大，而不管哪里的房价都依然是涨势喜人。一九九一年，东交易区建成，当时，仍然采用与老区同样的方式集资建房，经营户购买的仍然是六年的租赁权，首期一般二楼的门市部是每间一万多元，但当时，仍然没有吸引太多的个体经营户，大部分仍由纺织厂购买，其房价变化大致如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六年样子，约为十多万元。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二楼达到二十多万元，而一楼已经到三十多万元。二OO一年，新区改造后，今年其一楼一间门市部已经达到一百五十八万元。再如一九九二年开始建立的中区，当时，建成后通过投标，记得当时有一个叫颜永灿的福建人，以二十八点八万元的价格，投下了过道旁边的一个门市部，这是当年投标的最高价。随后，在一九九四年中区印花布生意最红火时，一个福全人以二百八十万元的价位，买进了一个门市部，创下当时轻纺城营业房中成交额的最高记录。
随着政府部门对轻纺城发展的战略调整，今天中区已经不再存在，成了停车场和绿化带。但当时印花布生意的繁荣，人们至今仍津律乐道。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六年，是轻纺城人山布海的时期，一九九四年，轻纺城北区也以集资的方式建成。当时一楼的房价是四万元，二楼三万元，三楼因为人太少，不少人退掉了。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的时候，房价大约是二十八万元，而到二OOO年达到了二十万元，二OO一年是四十万元，在今年的炒房中，北区—楼的房价已经到达七十多万元。在一片涨声中，围绕”轻纺城”的商品房，房价也不断攀升。早在一九九二年时，柯桥老街是商品房的集中地，最高也不过每平方米六百多元。但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柯桥大约有四家房产公司，这时，商品房每平方米的中心价已经达到了一千多元。
老市场建成之后，生意日渐火爆。在“轻纺城”尚未建立以前，乐清客商就是“小船户”的常客。当年，有很多乐清人就长住在绍兴许多乡镇企业里。聪明的乐清人开始在市场里摆摊，在柯桥淘第—桶金。
一九八八年，“轻纺城”老市场建成以后，乐清人一批批地来。至今，老市场里仍然有很多乐清人在经商。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进口布的进入，给“轻纺城”带来了巨变，这个变化就是乐清人推动的，我说这功劳要给他们。当时，许多乐清人将广东的布运到了“轻纺城”，带来了“轻纺城”所销布匹的结构创新。乐清人讲，当时，他们只怕拿不到货，只要到手，根本不用担心卖不出去，利润也高。这个创新丰富了布的种类和档次，还带来了绍兴纺织市场的优化。当时，广东布质量比绍兴布质量高档，但现在，很多经营户反映，两者之间的差距已很小，绍兴纺织品已是全国的领头羊。现在，“轻纺城”的乐清人有一万多，是所有外地人中最多的。他们大部分经商，很多还以此拓展了相关产业。设在柯桥的乐清商会，有三百名左右的会员，大概有一百名已开起了公司或工厂，有些工厂投资规模已达到上亿元。
不仅如此，有些乐清人在柯桥已经开发了写字楼；有些则办起了教育事业，一些年轻的乐清人在轻纺城发财了。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又开始寻找更多的机会。前几年，就有乐清人到西部搞开发。但是，许多在“轻纺城”奋斗了将近二十年的乐清人依然留在柯桥，对他们来说，柯桥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在这里的奋斗历程让他们终身难忘。
市场看好，参股有大利可图。为使未来的“轻纺城”纺织品，从经营范围由单一的纺织品，转变成纺织、服装、纺机等多个专业市场整合的市场群体，我们精工集团已有了先发的规模优势。市场物业租金收入，每年达到一亿元的水平，继续保持交易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功能最齐全的专业市场声誉。我们精工集团的目标是更大地参与市场建设。因为通过整合专业市场资源，能进一步规范绍兴纺织品专业市场管理，提高服务功能，并能结合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基地的建设，强化绍兴在全国纺织行业的地位，带动本地纺织产业的发展。“公司化交易区”功能的定位，使我们能更好地利用现已建成的精工商务大厦，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科学地规划建设“公司式交易区”的“网上轻纺城”。
75、精明的“精工”
不管最忙，总是停下脚步给人一个正面的招呼。足智多谋的金良顺很少有愁容。他的微笑充满信心——
作为“轻纺城股份”的控股企业，这担子不轻。我们精工集团的摊子也不小。我作为这两家企业的老总，感到压力很大。但，这是我的事业，我一定会把它做好。我知道不能光戴帽子，更要挑好担子。我先讲讲精工集团，它是在杨汛桥起步的。我是杨汛桥镇高家村人，高家村以前也叫新一大队。我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出生的，在小学读书上课不多，课堂上主要读毛主席语录，读到四年级停课闹革命。
一九六三年，村里成立了一个小手工业组，从属于生产队副业组，主要是做木工活。我十五岁学徒进入村办企业，叫新二大队木业组，学的是箍桶。年底，木业组并到镇办厂，叫杨汛桥综合工厂，一九七二年改成机电站，开始搞农机维修。上面提出，小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区，当时，中央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样，各地都成立了机电站。
我看图有能力，从圆木、方木到机械模型都比较内行，尤其是木工图纸看得懂，一九七五年被杨汛桥公社选去武汉搞建筑，一做就做了四年，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这四年，是我人生的转折时期。我从农村到大城市开了眼界。从木工的角度与甲方打交道多，主要是与福建的一名工程师打交道，他是解放后在浙大土木系毕业的，叫陈书凤，我经常与他在一起交流建筑技术。当时建高楼大厦，通常加班加点，收入比在农村做高。我当时是五级工水平，按照平时做，每个月有一百块工资，我父亲干了二十多年，工资当时是五十三元，我到武汉搞建筑几年，结交了一帮朋友，经济上宽了些，建筑技术大有提高。
一九七九年回绍兴杨汛桥后，身为杨汛桥针织机械厂厂长的孙镇发，叫我一起与他研制Z503袜机，我因此成了县里组织的袜机攻关小组成员，主要承担针筒铸造(木模、翻砂)任务。我想，自己制造电动袜机，得首先知道电动袜机是什么样。我们这个只生产过手摇袜机的小厂，关在小屋里，是想不出电动袜机模样的。我们就去上海第七纺机厂参观。然而，初次联系的结果是被回绝。大路不通，走小路。我们利用本地一名上海知识青年与该厂一名人员的亲戚关系，跨进了上海第七纺织机械厂的大门。但是，袜机的心脏部位——针筒的生产车间却不允许参观，陪同参观人员也不愿意透露有关袜机针筒的任何消息。我们不甘心。礼拜天，从工厂附近一个老师傅那里，打听到袜机针筒不在厂里生产，在乌鲁木齐路，具体在这条路的哪一段上，不清楚。
当日，我记得孙镇发开始在长长的乌鲁木齐路上搜寻，他一处处地用心去观察，一点点地用心去查找，像个侦察员，终于在一个弄口发现了针筒制造的蛛丝马迹。原来该弄口有铁屑、冷却水和皂滑油的痕迹，他断定针筒生产点在此。周日工人在加班，厂门口管理较松，利用这个机会，他看到了生产针筒专用机床等设备，胸有成竹地断定这个部件自己能制造。废物利用。袜机针筒的最关键部件是“针筒钢皮”，俗称筒子筋。手摇袜机因转速慢，对筒子筋的要求比较低，20号钢材便可用于制造。而电动袜机针筒因转速快、磨擦力度大，对筒子筋的硬度要求加大，起码要45号钢材。
这样硬度的筒子筋材料从哪里得到呢?我们想到了上海第七轻纺机械厂，他们搞筒子筋生产一定有下脚料，就先让针筒的生产从利用国营企业这些废弃品开始。这样，经过联系，厂里允许去捡下脚料，要求每根筒子筋付二角钱。由于筒子筋的规格有多种，厚度也大不一样，为了挑选出自己所需要的规格，他们得用尺子一个个地量选，工厂只允许他们上午九点到十点三十分，下午二点到四点挑选，每日三个半小时的宝贵时间，我们紧张地忙碌着。三天之后，就将捡好的筒子筋包装成箱运回厂里。当时我们为了省钱，没有租车去火车站，而是靠手搬，肩扛，挤公共汽车。当我们把几件每箱重达一百公斤的货物，从旅馆搬运到火车站时，肩头都磨出了血。
这是逼出来的。一切都在按照设想悄悄进行，我们生产筒子筋设备的试制搞成功后，我把上海金属针布厂的老师傅请来试车，老师傅望着这套机器设备惊呆了，他问，是国营大厂的机器设备，小厂是怎么造出来的！一九七九年，电动袜机针筒的生产试车成功。当时一个针筒的价格相当于一辆自行车的价格，效益好极了。随着农村织袜企业的发展，针筒的市场很大。使企业的产值达到四十万元，利润达到十万元。当年，职工人均收入达七百元。
我从车间主任做到了技术副厂长。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国不少针织厂家陆续从国外引进了新型等提花机，由于引进设备需要大量外汇，配件订货困难，对原料及生产条件要求较高，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设备利用率不高。一九八二年，我们杨汛桥经编机械厂大胆提出一个新的设想，参照经编王国德国卡尔·迈耶公司RJ4—l型提花经编机，试制新型国产拉舍尔提花经编机，弥补ZJ2—1型提花经编机速度慢、不适应化纤原料的不足。
这一想法，立刻得到了绍兴县计经委主任李剑光的支持。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县科委将该项目作为试验项目，正式立项拨放研制费五千元。这是县科委有史以来，对乡镇企业下达的第一个项目。不能不说这使RJ4—1的研制开发更增加了一份历史的辉煌，也给予杨汛桥经编机械厂以莫大的鼓舞。此时，隶属二轻系统的绍兴花边厂由于设备的陈旧、落后，效益不景气，不得以使30%的人在家拿70%的工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也想搞进口的RJ4—1，而无力支付一台机十六万美元的费用。当时，在杨汛桥公社任工业办公室主任的谢阿义同志，及时与绍兴花边厂书记取得联系，于是达成协议，由绍兴花边厂与杨汛桥针织机械厂共同承担这一项目，由绍兴花边厂出预付金八万元。
研制RJ4—l提花经编机开始了。厂里成立了指挥部，我是副总指挥，并配备了资料组、模具组、工袋组、材料供应组、精加工组和装配组。全厂上下全力以赴。我们从《针织工艺》刊物中，找到了搞经编研究教授专家的名字，向编辑部询问教授的地址，请他们到厂里指导。自此，便有了与中国纺织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们的联系，这些教授为我们翻译了大量德国方面的经编资料，还有国内的有关资料，他们还把自己平时的理论研究成果介绍给我们。
说起来，试制RJ4—1的设备条件，比白手起家时，强不了很多。首先是设备不齐全，连磨床、铣床都没有。凭着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我在龙门刨床上加上了铣镗头来代替铣床、镗床。铣镗头是在杭州齿轮箱厂的废品堆中找来的。我又在普通铣床上加进了一个装配件，将其改成了凸轮铣床。当时，为了少花钱，办大事，不花钱也办事，我们一次次跑杭州，向大厂的老师傅请教，将大厂的一些废部件进行加工利用。没有走过的路，是陌生的，困难也就更难以避开。凸轮部件是该机器的心脏，凭着学习钻研的劲头，我们攻下了做凸轮的专机。一九八四年五月份，拉舍尔经编机通过鉴定。一九八六年，实施国家级生火计划，主要是经编机编纺织物系列产品开发，得到省和国家科委重视。一九八三到一九九一年，共投入一千五百多万元技术改造资金，新建了精加工车间、总装车间、实验车间、教学培训中心等大型建筑一万多平方米，添置了八十多台套攻关设备和测试仪器。一九九三年，厂里先后投资对出口经编织物，对仿真丝一步法倍捻机进行技改攻关。
面对市场剧变的形势，我一方面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活动；一方面鼓励全厂职工献计献策，让每个工人填写一份征求意见表。我带着老师傅和自己的助手走出去做调查。到温州、宁波走访经编机用户，查看用户对经编机的使用情况；出省到福建的经编县——常乐县，调查经编机械的市场潜力；到石狮考察经编产品的种类及销售情况。走访、调查使他们摸清了基本情况：一是经编产品销售势头良好；二是经编机械用户对机器操作不很熟练，影响了经编产品的质量；三是私营经编业很有活力。我派出三支小分队，为用户免费维修，保养机器，把所有用尸的机器开动起来。三支小分队一支去江苏，一支去上海，一支活动在本省。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每个用户，为用户进行义务维修、保养，仅收零件的成本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为用户解决了机器使用中的困难，也了解到了对经编机械生产方面的具体要求。同时，以这种形式、在这种时候出现在经编用户面前，更具有意味深长的活广告效应。
趁这个生产、销售的淡季，培训职工。织机滞销，转销织品。成立织物分厂，以此来缓解经编机滞销。为多种机型一起开动起来，进行织物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一九九二年，我们总厂扩建厂房，需要一种轻型且跨度较大的材料做屋顶。经人介绍，我找到了上海晓宝轻质建筑有限公司。我在定购建筑材料的同时，搜集信息、分析信息，我看到有一种兴起时间不长的新型建筑材料——软质隔热夹芯板。它的两面均为彩色涂层钢板，芯材为阻燃性聚苯乙烯，通过自动成型机，用高强度粘结剂粘合，经加压、修边、开槽、落料制作而成，被誉为“浮在水面上的夹芯饼干似的”复合板。我曾在武汉葛洲坝建筑队锻炼过四年，为这种建材比之其他建材无法比拟的显著优点而吸引：这种建材结构新颖，轻质高强，安装快捷，应用广泛，并具有良好的隔热、隔音和防潮等物理性能，又具有较好的抗弯等性能。
我得知为了尽快占领这种新型建材的生产市场，要把他们原有的生产线引进来，设备价值达四十八万美元，技术转让费二十四万美元，真当昂贵。我到车间里，观看了这种新型板的生产设备，凭着多年在经编机械领域的经验，我说自己的厂有能力仿制这种设备，估计成本为二十万人民币。很快，对方厂长到经编机械总厂考察，我们两个厂签定了意向书。我趁热打铁，在上海晓宝轻质建材有限公司的帮助下，一九九三年底，投资一百五十万元，开辟了一个轻质建材厂分厂，建厂八个月，就收回了投资。
中国轻纺城购物中心与汽车新站相对，依瓜渚湖风景点，占地二十四点五亩，首期投资二千万元。投资方由三个单位组成，其中，中国轻纺城开发办公室以土地投资约占30%，我们厂投资六百五十万元，约占35%。另外，我们利用绍兴县对中国轻纺城开发的优惠政策，投资五百万元购买一百亩工业用地，利用轻质建材建造数幢标准厂房，用以出租。这样，既为厂里的轻质建材产品做“广告”，也可以获取级差地租。
依靠科技的推动力量，我们企业已经走向集团化、大型化。由我们总厂、中国华能集团华能综合利用开发公司等股东发起，已于一九九六年组成了浙江精工集团。集团确立了以机械制造、轻型建筑、建材为主导产业，超市、房地产为补充的经营发展策略。为使钢结构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去年，国内六个分公司，分别在上海、北京、沈阳、武汉、成都、广州。同时，在上海同济成立钢结构研究中心。在北京搞合资，在五洲建钢结构工厂，从而，从单一纺织机械发展到建筑建材机械和工程机械。作为主导产业的机械制造业，近年来，我们集团继续加大科技力量的投入，先后开发成功了一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机电一体化纺机产品。
我搞合资不是以前单一的资金合资，或单一的资金引进，更引进思想、技术、管理、理念。一九八六年，我们与中国华能集团综合利用开发公司合作，以项目合作为主，到一九九三年退出，组建了浙江经纬企业股份发展有限公司，引入新的市场机制，开始推行内部合作股份制。一九九九年又搞了两次改制。一次是一千万股，我占15%。体现了“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控大股”的原则。一九九六年，我们开办了华能超市。三年后，又与德国布莱斯戴姆勒集团公司合作，成立精工钢结构公司。当年，销售额超过二亿元，第二年三亿元，第三年六亿元，今年预计十亿左右。
76、控股
去年是马年，我属马，一马当了先。我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当先，就要有当先的样子——
“轻纺城”经历了一场变故。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的前任老总是谢方员，现在我金良顺的名字已与“轻纺城股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们集团非常荣幸，在去年九月十七日，得知彩虹实业公司股权要转让的消息后，感到“轻纺城”的资产质量较好，并能通过收购其股权，迅速达到公司与资本市场的对接目的，且与其下属企业浙江墙煌建材有限公司的产品有上下游关系，便决定参与竞标。当我们收到了县里关于重组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投标邀请书后，我们集团就接受投标邀请，愿意在揭标后，如被选择做为“轻纺城”的重组方，承担相应的权力和义务，对重组及治理方案所涉及的内容，我们很快起草了标书。
结果，“轻纺城”其控股股东股权发生了可喜变化，原第一大股东绍兴县彩虹实业公司，改制为绍兴县彩虹实业有限公司，而县彩虹实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我们精工集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民企身份，正式接管了轻纺城的“帅印”。
事情是这样的，二OO二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一，县里决对轻纺城实施“国退民进”方案。十七日下午三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让具备条件的企业报名，第一次报名，宝业、精工、光宇、永利、永通、金昌、远东、赐富、日月、庆盛、展望等企业集团都要求参加竞标。我们在九月二十日下午，就把重组方案做好了，一是书面的准备，二是要企业老总亲自汇报。时间很紧，只有两天。从第一个方案中，我们不是行业之列，按县统计局口径，要求竞标前资产是三点四亿元以上，当时我们只报了产业部分，不包括其它如房产、流通、设备等资产。其他企业也有列出的，后来是要求销售价在全县企业的前三十位的都可报名，九月十七日，我们又去报了，我们按政府要求，条件比较具备：一是行业的相关性，二是资源优势，三是重组条件，四是经营者素质。我后来的消息知道得迟了点，有些准备还做得不充分。
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一九九三年三月，是全国第一家以大型专业市场改组的股份制企业，并于一九九七年二月，作为全国首家以市场为主体的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流通。其主营业务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纺织品销售及加工、市场租赁、黄白酒、新型建材等。根据我们对轻纺城过去几年运营状况的分析，认为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总体上看，是一个经营相对稳定的具有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的上市公司。
我们是轻纺城里的第二大市场公司，我们有市场资源整合的优势。产业的优势，“轻纺城”有墙体建材，后做铝塑复合板，现做彩镀钢板，是我们精工钢结构公司的上游产品，可与我们对结。市场我有主导，有利于划行归市，资源共享。三是人才优势，我们精工集团人才为团队型；对轻纺业，我们有多年做纺织机械开发、行业熟悉的基础。当时，我们的重组方案做得非常认真。我提出中不中标，是一回事。但既然参与了，就一定要全力以赴。这从中的收获得益于上市公司对我们精工集团的券商辅导，我们在做规范化股份公司的过程中，首先有了条件，说的都是行内话，做的方案也占了优势。当天参加会议的有县里的五套班子领导和九个局办的负责人。股权协议转让采取的是现场打分的竞标方式，竞标企业仅限于本县的企业，且净资产要在三十五亿元人民币以上，才具有竞标资格。
我们集团，拥有总资产十一亿元，净资产四点二亿元，员工二千余人，控股公司七家，参股公司三家，分公司二家，设有省级技术开发中心一家，科研所三家，具有自营进出口权，通过ISO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通过前几年的努力拼搏，我们已走出了原始积累阶段。资金问题，到九月一九日，我们有各银行的流动资金二点一亿元。县里提出，依法、规范、稳定原则下操作，寻价应价。开始定标时，每股五点二六元，有公证处公证，县四套班子旁听，九家中我们是每股；四点零八元中标。根据综合优势评判，共六千多股。九月二十日下午的竞标十分激烈，最高的竞标价到了每股五点九元以上。通过综合评分，我们精工集团最终以二十五亿元的总价，从彩虹实业公司手中接过了对“轻纺城”的控股权。
我们认同轻纺城股份公司过去所取得的成绩，也愿意以股权合作的形式，成为轻纺城的战略合作伙伴，以结合自身优势，为轻纺城未来增长和绍兴区域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由于本次轻纺城公司控股股权转让，相应重组行为系优质上市公司主动性重组，而非亏损绩差公司的被动性卖“壳”。因此，重组方案的重点及购并，以后的主要工作，不是常规资产重组中的资产置换及债务处理，而是如何继续做大做强轻纺城的现有业务和增加新增长点。我认为，重组方案和重组以后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股权转让，目前轻纺城的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县彩虹实业公司的股权比例为12.84%，第三大股东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的股权比例为3.57%。本次重组，我们精工集团以协议受让部分法人股及国有股的方式进入轻纺城，共受让第一大股东及第三大股东合计16.41%的股权，计六千一百零一万股。
根据董事会议精神，我们精工集团在按照上市公司的运作方式，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获得更多的发展良机，有利于“轻纺城”实行内部企业资源重组，使下属企业形成以民营经营机制为指导的集团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做大、做强“轻纺市场”，提高纺织品专业市场的服务水平，进一步扩展市场规模。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抓住两大难得的机遇：一是县委、县府大力支持中国轻纺城进行升级改造的政策机遇。县委已经召开了关于轻纺城市场升级改造的专题会议，明确由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轻纺市场现有市场区域附近进行资源整合，滚动开发，逐步完善信息网络等配套设施，强化面料出口等市场服务功能；二是强强联合后有利于“轻纺城”产业对接的机遇，利用墙煌建材与精工集团的钢结构，建筑在建材产业上各具优势的有利时机，实现业务和资源上的整合，进一步扩大彩钢板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拓展市场、开发出市场前景更广的新产品。东风绍兴酒公司要抓住民营经济为主导，给公司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的机遇，充分利用“会稽山”黄酒的品牌优势，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抢占国际市场，稳步提高“会稽山”黄酒的市场占有率。
做优市场主业。抓住县里打造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和新县城建设的机遇，进一步改造中国轻纺城传统交易区，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强化市场整体服务功能，加大市场培育力度，提升轻纺城市场品位。做强纺织主业。抓住体制、机制转换的机遇，将占公司资产三分之一的纺织印染业，进行内部整合，组建轻纺城纺织印染集团，建立“产品开发、市场营销、计划调度、财务结算、企业管理”等“五大中心”，并实行统一管理。同时，通过积极引进国外同类大型企业的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提高纺织印染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规避产品进入低档次竞争带来的风险，实现纺织产业的优势互补和企业效益的提高。
做大房地产业。把握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律，加快发展房产公司在安徽合肥、柯桥新县城等地的房地产业，把现有的房地产项目运作好，通过提升品牌形象，增强房地产公司的开发和赢利能力。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切实改变国有体制下的行政管理模式，进一步改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建立健全各项企业管理制度，规范内部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风险控制意识，促进企业的规范、科学、高效运作；进一步建立以“创新、诚信、向上”为特征的轻纺城集团企业文化体系，通过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和经营业绩，重新塑造“轻纺城”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
第十三章 乡村都市
77、新城蓝图
朝气蓬勃，精明干练。属龙的吴绍军说：规划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龙头。最近他从事城市化的规划——
我们建设局规划处将近三十个人，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都比较年轻。我二十七岁，一九九八年杭州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毕业。我就是绍兴人，我家在山区，真没有想到我能参与绍兴县的新县城规划，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是规划处的副主任，我们主任叫杨健，他很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他要我来介绍。
新县城的规划是二OOO年六月省政府决定对市县行政区划调整后，县委十届七次会议提出了“建设全省一流县城”的目标以后，县人大常委会李会鹏主任多次组织代表审议新县城的规划编制方案。他提出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规划。规划期间我们邀请了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和省市规划研究院等高资质的设计单位参与，对城市的性质、规模、发展方向、总体布局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当时确定，县城建设按照城市总体框架，充分体现水乡特色，辅之以绿地、水系等体系规划，把城市建在花园中。到二O一O年，县城达到二十五平方公里，二十万人口的城市规模，编制了《绍兴县县城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当年建成了七路九桥两涵。
第二年，城市建设招商十一个项目签约，总投资三十四亿多元。有投资十八亿的世贸中心，投资四亿元的世贸花园，投资四点五亿的国家康居示范小区和华宇医院、电力小区、汽车销售展示中心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投资三点四亿的县行政中心。它是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等机关的办公大楼，也是县城建筑的点睛之笔。从讨论到选址，五家设计单位设计了十个方案公开评标，最后是浙江大学的方案中标。它以富有水乡特色的乌篷船作造型，将主楼和会议中心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屋顶设计是乌毡帽。
规划是建设的灵魂，也是经济发展的龙头。我们县领导十分重视城市的规划，强调要高起点，大手笔。我们曾经登报在全国范围内招聘城市规划专家任县长助理，年薪一百万，可是找不到。后来聘了一位南大退休的杨教授当我们规划处的总建筑师。因为专家的眼光与我们不一样。他们对外部形态、内部结构和空间环境的把握都比较好，杨教授来后我们就放心了。因为我们经验少。我们有规划技术审查小组，一周一次例会，所有项目都经过探讨。局长、副局长及相关部门领导都参加，靠集体的智慧。
在规划编制中，我们在以下几方面与过去和周边县市有较大突破：一是注重规划方法创新。引用新的规划理念，采用新的规划技术手法，使规划更具科学性、更符合实际；二是注重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对城市空间布局、城市街景，尤其是对城市的轴线和节点进行了设计，不但使规划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较好地把握了城市整体形态，塑造了城市个性；三是注重城市的绿色生态环境塑造。水、路、绿相结合，形成五条绿轴，构筑城市景观轴线；四是注重城市形态的开放性和规划的弹性。远见性地考虑城市发展空间的可能，对远期发展预留相应弹性余地，城市形态具有开放性；五是注重城市整体布局和城市管理要求。区块上以集约、规模为原则，充分体现区块功能性质，并考虑满足人的生活需求和城市管理的要求；六是注重专家的参与。我们先后邀请近五百余人次的专家教授参与各项规划的论证和评审，保证规划的科学性。
说规划重要，因为它一旦变成工程，发现问题就很难更正了，而且是一笔很大的浪费。有两个地区共同修一条路，因为各自的规划部门没有统盘考虑，结果在连接处出现了高低差。有的建筑造好再拆、拆了再造，造成了重复建设和极大浪费。规划是一门科学，它包含了许多学科的知识。所以一定要广泛听取意见，既要通盘考虑，还要有前瞻性。
去年，我县按照“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和江南水乡名城”的城市建设目标，根据城市建设的实际，建立了自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县城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等五级县城规划体系，并将城市设计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各个阶段。在完善规划体系的同时，又不断进行规划手法的创新，编制了柯北新城概念设计，着重于对柯北新城空间形态分析的控制，为柯北新城的有序建设提供了蓝图。
根据“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基本建成现代化新城”和“两个中心”的目标要求。二OO二年，我县以柯北新城建设为重点，相继开工兴建了柯北新城区“六路八桥”等城区“十大工程”，以及柯岩大道绿化工程、法检税务中心等工程。据统计，去年列入计划的城市建设项目共有七个，总投资达四十一点三五亿元，都比上年有大幅增长。同时，拆迁工作难中求进，共完成拆迁项目二十只，拆迁面积达三十多万平方米。
现在，县城规划上的蓝图正在变为现实。大方的行政中心、板式的华宇医院、二十层的世贸中心、灰色的轻纺城高中和投资十亿的华联国际商贸城等等大型建筑已经建成或正在拔地而起。宽阔平坦的新建马路有四五十条，住宅小区星罗棋布，瓜渚湖公园绿树碧水，金柯桥大道的绿化带象翡翠装点着新城。去年是城市建设年，县城建设投资了三十多亿元，今年是城市会战年，投资将达到五十五个亿！
今年开工的新项目有行政中心南侧的三馆一广场，即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市民广场，还有与世贸中心隔路相望的商务办公大楼，三十五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将加速人口集聚，市政工程和城市景观及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也有不少。
现在真的是规划跟不上发展了，我们的思路与形势真的有距离。经济的腾飞，城市化速度的加快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柯桥这个县城从最早的一平方公里开发区起步，到后来的八平方公里、二十五平方公里、三十平方公里。目前已经启用了预留的五十平方公里，到底要建多大，我也说不准。
昨天刚刚开完全县三级干部大会，我们建设局今年的工作思路是“规划大整合，建设大手笔，管理大举措，事业大发展。”二OO三年是绍兴县实现跨越式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关键一年，也是城市建设大干快上、出形象的一年，县里决定按照“北工、中城、南闲”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按照“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和“江南水乡名城”的性质定位，编制完成县城发展战略规划和修编县城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按照市场与城市功能并进的理念，坚持“巩固市场繁荣，提高市场品位”的原则，编制完成中国轻纺城老市场改造升级规划与新市场拓展规划。
现在，我们处全体人员都忙，忙得加班加点算正常，日里夜头都工作还来不及，连周六和星期天也不放假，经常跑杭州、上海，与外单位联系。这么多的项目，不仅要规划，还要组织专家开评标会，一个月一次。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的专家要邀请，要接待，要准备资料，要布置会场，要整理归纳意见，要送。经常是深夜两三点睏，早上六点钟起床。平常的审查会一个月两三次。我们处里每天加班是平常事，不加班是不正常了，有段时间一连加班两三个月，天天到夜头十一点钟。
昨天我跟杨健主任到上海同济大学找专家，商讨关于笛扬路的改造项目。下午三点走，六点多到，研究到夜里九点多。因为今天上午有会议，杨主任要跟徐书记一起去调研，所以昨天夜里我们住在高速公路旁的一个小旅社，为的是能赶在上班前赶回来，我们早上六点钟从上海出发，吃了一碗方便面，到杭州因为碰到高速公路上出事故，耽误了大半个钟头。九点钟才到办公室，杨主任跟徐书记走了，我又参加了一个会。真当一些空闲工夫都没有。
话句玩笑话，我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我爱人是县人事局的，她正常上班，我常常不能约会。我一个多月前结婚。结婚只放了一天半的假。头天忙了一天，第二天上午去东浦岳父岳母家回门，吃过中饭就上班了，真忙。
78、新县城
瘦长个、瘦长脸，鼻梁上架一副玻璃瓶底一样的近视镜。五十二岁的陈家檐对古镇的路桥街河如数家珍。他是柯桥历史变近的见证人——
要讲柯桥的变化，我当然晓得。我生在柯桥，长在柯桥，在柯桥五十多年，每一块石板、每一间房子我都记得清爽。我欢喜柯桥，我专门收集柯桥的资料，河江街路，店铺桥梁，历史典故风情地貌我都要。旧社会的、新社会的，档案报刊、照片文书，我都收集，我收集了一提包。有空翻出来看看，随手写篇小文章，登上报纸，让更多人晓得柯桥，也是一桩快乐的事，我在《绍兴日报》、《绍兴县报》上登过不少了。新旧对比，抚今思昔，能晓得时代的变化。
这地方为啥叫柯桥？老辈人有个传说，过去时光，有个姓柯的长工在现在融光桥旁造了一座单孔石拱桥，以方便人们来往，大家为了感谢他，就把这座桥叫柯桥。后来这个地方渐渐繁华，变成集镇，柯桥这个地名就这样传下来了。至于说到啥辰光开始闹热起来，过去城隍庙里有副抱联，上联是“市开弘治七载”，下联是“庙建赤乌两年，”这说明柯桥开市在明朝弘治七年，而建城隍庙的历史比这更早，是在三国时期。由此可见，柯桥在绍兴的集镇中，历史悠久，所以绍兴九埠十八镇中，排名第一。
柯桥地理优越、交通便利，有铁路与公路、运河四通八达。穿镇而过的运河过去有二十三座石桥，有寺桥、公济桥、红木桥、永丰桥、引凤桥等，以融光桥最为有名。店铺街面依河而建，以运河上的融光桥为中心，桥以西叫西官塘，桥以东叫东官塘，东西官塘都分上岸、下岸，南边是上岸，北边叫下岸。旧时，这里大多是米店粮行，河边歇满乡村来的抲鱼船和乌篷船，也有药店和豆腐店。融光桥以南叫上市头，桥北叫下市头。上市头是最繁华的闹市，有布店、茶店、钱庄、当铺、酱园、药店三百多家，下市头的直街虽一百多米长，却青石铺地，木楼相连，酒店饭馆、油车镬厂、肉铺炭行应有尽有。从上市头到下市头一里路，街窄路小，你挤我拥，行人要走一个多钟头。据我调查，柯桥在一九四O年有店铺七百多家，抗战以后最为繁华，因为它处山区与水乡之间，是山货与稻米的集散地。当地有句话叫“枫桥有千支扁担，柯桥有千支撑竿”，形容从四乡八村来柯桥赶市的船多。又因柯桥的年收入抵一只金元宝，故又有“金柯桥”的美称。
那时虽然热闹，但破旧狭小，有名的小马路俗称电灯弄堂，只有一百多米长，两块石板阔。柯桥都是小街小路，我小时上街，走路都是推着前面人的背走，两个人就挤不过去。街路对面两支长烟管可以对着点火，您想想，真当狭！
现在勿好话了，小马路延长拓宽改名笛扬路，有十几里路长，二十多米宽！过去老街的店面只有一两层，柯桥只有一间三层楼，现在金桥大厦二十一层，精工大厦也是二十一层，十几层的楼房象雨后春笋造起来。还有桥，现在柯桥新城造了百把座桥，市场大桥、轻纺大桥多少漂亮，还有许多桥早就造好了，名字还没有，县政府登报征求取名字，真当是规划跟不上变化！
讲到变化，路的变化实在大。改革开放后，柯桥轻纺市场兴起，人如海，车如潮，马路新造了三四十条，名字取得也好，如山阴路、万商路、云集路、东升路，一条条大路通到柯桥下面的每一个乡村，柯桥直发的汽车通到全国各地，真所谓“要想富，先修路”。
老柯桥还保留着古色古乡的水乡风貌，新柯桥在老柯桥的旁边一天天发展。站在融光桥上向西望，沿河长廊修葺一新，太平桥如长虹卧波，朝东看，思美商厦、笛美公园尽收眼底。如果在晚上看夜景，那时如银河彩霞，明珠霓虹，一片灯火灿烂，宛如天上人间！
碑牌头也是一条老街，是运河旁一条窄窄的青石小路，现在旧迹荡然无存，替代它的是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宽广的马路，林立的高楼一直向东延伸。这一切的变化，都是近二十年的事，特别是最近三五年，新县城搬到柯桥来以后，真正是翻天覆地。新的县政府行政大楼、华宇医院、明珠广场、世贸中心，有的还在新建。还有柯东工业区，柯西工业区，合资企业，外商独资，民营企业，都是大工厂，到处是马路绿化带，这一大片过去都是田，都是农村，农村也不见了，农民都住进了新公寓。我一两个月不去新城区，我就不认识了。有一次我到新城区去迷了路，转来转去转了好半天还回不来，想想真好笑，老柯桥不认得柯桥了。我写了一篇《迷路》，登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三日的县报上。
讲讲我个人，我个人的经历也有时代变化的烙印。以前我屋里穷，七姐妹我当大，还有爷爷爹娘一共十个人，靠爹爹在饭店工作一月四十元工资过日脚。一个人只有四元钱的伙食费，您想想，穷到啥地步？我记得我爹做夜班，有一碗光面当夜餐。他勿吃拿回家来。那一夜，我们五兄弟都勿困，等我爹一碗光面拿回来。听见开门声，一下子都跳起来，每一个人嘴巴张得老老大。我爹拿一双筷，一个人一口，没有几口一碗面就见底了，爹只好喝汤。那时候我们十个人住一楼一底两间屋。
我只读到初中，屋里穷。另外文化大革命了，高中勿上了。一九七一年我进了食品工场当工人，做豆腐干，每月工资是二十七元。柯桥豆腐干本来蛮有名，是特产。可是当时黄豆少，是黄豆和豆饼掺起来做的，一股乌焦味，味道也勿好。工场里有二十多个人，一眼望进去漆黑一片，人的面目都看勿清，工具全是石头木头，用石头压豆腐，工艺和设备都是旧社会原始的手工操作，师傅把我当作旧社会的学徒，日里背柴，切豆腐干，下午烧，烧好到河埠头甩豆腐布，全身一股生豆浆的味道，还做豆腐、千张、油豆腐。
那时光物资紧张，买豆制品要凭票，一早就有人排队，或者用篮子摆好，一个居民一个月计划供应只有三块豆腐。挤的人多，队伍乱，柯桥只有东管塘一个供应点。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护到改革开放之前。七七年我调到下市头官墅供销社当会计，一年后再进供销社的食品工场。我三十岁结婚，是一九八一年，刚刚改革开放，婚礼很简单，老婆嫁妆一些没有。我们向房管会租了一间房，到绍兴去买了一只收音机，拿过去彩礼三百元，比贺老六好不了多少。
现在勿好比了，话出来年轻人勿相信，认为三百元讨一个老婆是大头天话。现在形势好了，钞票多了，条件好了，小青年勿晓得过苦日子的时光。现在的年轻人真当时髦来，穿一套衣裳几千元，头发染黄色、染红色，手机好拍照片，电脑上网直接与外国人对话，一结婚买房子起码百把平方，有的还买了轿车，现在有钞票的人多来，轻纺市场里老板成千上万，大老板几千万几个亿的都有，真是一个天一个地。这都是这几年发生的变化。
我？我从供销社下岗了，现在开个食品店，马马虎虎过日子，还可以。我对文艺有爱好，写写稿，练练字，我还教学生写书法。儿子上了大学，在浙江育英文理学院读工商系。对，一代比一代好，明天比今天好，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柯桥成了绍兴县的县城，肯定要大发展，现在直接和高速公路接口，瓜渚湖开发成漂亮的公园，柯岩开发成风景旅游区，农民住进了城中村、新未庄，变得真当快，变得真当好。我要用手中的笔，记录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记录柯桥这座新县城的历史。
79、农民变市民
属虎的沈伟国朴实而干练，他思维清晰，侃侃而谈。他是管理全县户籍的公安干警，谈起农民变市民的话题，他感触很深——
市民老式叫居民。居民与农民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当时的人都羡慕居民户口，乡下人挖空心思想当城里人，农民为了跳出“农”门当居民，想了多少办法吃了多少苦头。世世代代的农民做梦都想当居民，这个梦只有到今朝才实现了。
我今年四十二岁，年纪不算大也不算小，从我懂事起，我就晓得农民与居民是有区别的，居民户好，招工、当兵、读书都有政策照顾。吃饭有粮票，吃肉发肉票，样样式式政府都发票，当农民就少得多了，所以农民伯伯低人一等，好多人看勿起农民。
我是柯桥人，老早柯桥镇只有一万人，七个居委会两个村，其中居民户七八千人，两三千农业户口。我运气好，生在居民户家里。虽然计划经济时期生活困难，可是我爹在汽配厂当工人，五十六元工资加四元米贴，全家六个人的饭米不用愁。米一角多一斤，保证勿会饿肚皮，菜吃得差一些，蔬菜下饭。那时候我上小学了，我晓得铁路南面的舅舅是永进村的农民，春花时节，屋里经常没有饭吃，外婆手拎一只米袋，到我们家来借二三十斤粮票，买些米回去掺掺杂粮菜蔬度春荒。我们是居民，一个月二十五斤粮食有保证，勿会饿肚皮。
读中学时的印象更深刻了。柯桥中学是全区九个乡镇招生的，当时在校的要算火车站的铁路职工子女条件最好，他们国营单位工资高，有的还是双职工。农民的子女带来的中饭是冷饭头加干菜。
有段时间居民户口的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家里两三个子女，去支工的进去就是十八元一月的学徒工资，自己吃吃足够了。可是支农的就自己顾不了自己，只好靠屋里。我家旁边好几家邻居都有支农的知青，他们的困难我晓得。
当时农民户口的人都想当吃供应粮的居民。我妈妈是永进村的农民，亏得她嫁过来早，是五十年代结婚的，所以户口迁到了我爸爸这里，变成了非农业户口，就是居民户口了。后来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农民嫁工人户口刹牢了，我家旁边一个姓程的妇女是梅墅嫁过来的，现在六十多岁了，户口一直在农村迁不进柯桥镇。那时候出生的小孩是随母申报户口，所以她的一儿一女也报勿进城镇户口，又不甘心去报农村户口，所以一直到派出所去哭、去吵，过了好多年才解决。还有一个从傅家坞嫁过来的姓唐的妇女，她是一九六五年以后嫁来的，儿子三十六岁了，他想长期挂起来又不是问题，就报在农村里，但心里总不甘心。直到一九九七年以后户口制度改革，儿女可以随父随母申报户口，他才变为供应户。那时候他人不去农村，但口粮在农村，就拿着钞票到生产队去买口粮。供应户发的票证他没有，我们一个月有三块豆腐，还有肉票老酒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他就比我们少，三块豆腐票没有的。
那时候，因为国家困难，财政负担重，就业压力大，所以要压缩城镇人口。
我是一九八四年从部队退伍回来参加公安工作的。我能有这个岗位，也全靠是城镇户口。因为按照政策规定，城镇户口的退伍战士国家安排工作，农村户口的退伍兵仍然回农村种田。所以在部队里不少农村兵都死干活干，想提个干部跳出农门。我到公安局后，先在越北区派出所，就是现在的滨海区。
我记得有一个老教师。妻子在齐贤镇，他没有劳力，也没有收入，单身一人在海涂，一次又一次地到我们派出所来，口头书面打报告，想把户口迁到齐贤镇。可是，按照政策规定，象他这样的情况，只有在千分之二的非农人口比例中解决。类似的情况打报告的人有一两百，每年的指标只有一两个，是计经委下达的。你想想要等到哪一年？
还有的农民子女进城做了临时工，只要户口迁进城，就可以转为正式工。转为正式工有工资有劳保一辈子就是城里人了，于是托亲眷朋友一次次来说情，来说情也没有用，政策是铁板上钉钉子，没有办法的。
我刚才讲，早辰光有千分之二的人可以农转非。讲是这样讲，条件蛮苛刻。要有特殊对象，如矿工，教师、卫技人员，还有就是讨一个农民老婆要共同生活多少年以上，老爹老娘在农村孤独一人要靠城里子女，都要打报告，一级一级申批，一级一级上报。对确有困难，条件符合的，报到县公安局户政科初审，一年审批一次，由公安局党委会决定，相当困难。
大概因为困难的人实在太多，后来又想出了一个“自理口粮户”，就是户口可以农转非，但粮食关系没有，就是国家不发粮票，口粮自已解决。这是八十年代初，实行的时间勿长，解决的人也勿多，条件之一是父亲非农业户口的，儿子女儿才能办“自理口粮户”。
农转非的户口政策开始松动，是一九九一年或者一九九二年，那时候叫蓝印户口，两万元钱批一个，这笔钞票叫“城镇扩容费”，意思是人口进了城，基础设施要跟上，所以要收费。当时两万元的钞票，一般人家很难负担，绍兴有支建筑队在深圳，他们有一些人要为子女办蓝印户口，所以我们公安局户政科专门赶到深圳去上门服务，这是一九九二年的下半年。一九九三年上半年第二批蓝印户口，降到八千元一个，这一年农转非的全县有一万多人。
真正比较放开这一道闸门是二OOO年，我记得是一九九九年绍兴县政府发的106号文件。文件的精神就是取消多年来规定的农转非千分之二的指标限制，购商品房达到五十五平方可以申报两个城镇户口指标，购四十五平方米的解决一个指标，另外在城镇居住多少年以上，夫妻团聚投靠子女等都放宽了政策。
彻底放开是二OO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放开户籍政策的意见》，就是市政府二OO二年的79号文件。这个文件规定购房人均达到十五平方米、在城市投资办实业、搞个体私营企业、在城镇有固定营业房做生意的、外地务工履行合同一年以上的、大专以上学历的、初级职称或中级技工以上的、土地征用的、夫妻投靠的、祖孙投靠的等等都可以农转非农户口。这份文件我们马上转发，实际上，我们县政府早在二OO一年发出的41号文件中，已经将政策放宽了，不少规定我们早就实施了，如购房落户，投靠落户，经营落户，务工落户等我们早就放开了。县政府的文件中第四条专门讲“鼓励农民离土离乡进城镇落户”。所以，农转非的户口申报问题，现在实际上不是问题了。
这些文件关于放开农转非户口的目的，是加快人口集聚，推进城市化，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沿袭几十年的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它的意义是建立起有利于城镇发展的集聚机制与政策环境，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人才的合理流动，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户口制度放开以后，一九九九年农转非的人最多，我们全县转了七千四百五十三人，一九九八年和二OOO年以后，每年农转非的人都只有二千多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起伏态势呢？这是因为城镇户口的优势正在淡化和消失，而农业户口的优势在显示出来。说到底，是经济这只手在起作用。
我对你讲，在县城柯桥，现在城镇户口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反过来，许多城镇户口的人要求“非转农”了，特别是城中村改造以后搬进社区的和土地征用后住进公寓的，他们要求再改为农业户口，因为农村的集体经济每年有分红，年纪大的还发养老补贴，夫妻可以生育两胎，这些待遇城镇户口的人是享受不到的。
所以现在要推进城市化，人口集聚这一点比较难。在柯桥经商的外地老板成千上万，乐清的，四川的，湖北的，不少人住了七八十多年了，在这里买了房买了车，可是户口就是不迁来。为啥不迁，一是有人认为总是家乡好，办事方便。二是当地乡村不让他们迁走，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和可以赞助公益事业。现在迁入社区的，多数是土地征用后的农民。要集聚城镇人口，推进城市化的步伐，关键是发展经济，上规模的项目上马，大量的工人招聘来，消费又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购房的人多了，人口就集聚起来了。以后轻纺城的客商直接到工厂进货和网上交易，做外贸生意，市场的人有可能少一些。不少在柯桥上班的人早出晚归，家在绍兴市里，是候鸟式的集聚。
当然，柯桥正在大兴土木建设新县城，工业区也在招商引资，柯岩开发前景灿烂，大交通的网络四通八达，随着经济建设的大发展，她正在吸引四面八方的人在这片热土上扎根，我估计最多三五年，绍兴的新县城是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你信不信？
80、新未庄
他是老柯桥的一个农民。六十六岁的周小狗背不驼，耳不聋，只是眼睛花了。他从柯岩村搬进了新未庄。他是新县城中的新市民。谈起新的生活，他满脸的皱纹象盛开的秋菊——
这个地方好，做梦也想勿到，农村建设得这样好！搬来有三年了，政府真当有办法。以前这里是田畈，一霎时造起来四百七十一幢新楼房，一式朝南，小桥流水，白墙乌瓦，真当漂亮，看看高兴，住住舒服，做人做到介幸福，想都想勿到。
旧社会多少苦。我从小在柯岩村，老屋就在云骨下底。我太爷爷是从钱清后马搬来柯桥的，我爷爷手里造了一间平屋，一间茅草屋，我爹一直租田种，打短工，下半年做老酒，日子当然苦。柯岩村有两百多家人家，好人家只有做老酒的章家、做举人的毛家、上海开店的丁家、富农朱家，还有一个潘家。大多数人家都是半饥半饱。
改革开放前柯岩村共有两百九十七户，虽然人民公社搞了许多年，日子也好勿到哪里去，穷人家也勿少。我当队长，我晓得。顶穷的是朱顺焕，只有他一个劳力，老婆神精有些错乱，爹娘年纪老，一儿一女小，自己有肺结核，出勿了力气，全靠大队照顾，倒挂钞票减免。
劳力多的人家也勿是太好。朱来顺有四个儿子一个囡，都年轻力壮。可是没有钞票，大儿子到四十多岁才找到了外地再婚的，一直打相打，怪爹娘勿着心。爹娘有啥办法，那时光穷，生产勿发展，做一年找进一两百元算好人家了。来顺另外几个儿子都是开放后结的婚，都造了新房子。那时光村里顶好的人家是鲍阿牛，他生了三个女儿，全部会挑花边，三把大铁耙顶勿过三根绣花针，他一年能找进三百元。一年挣三百元就是全村最好的人家了。
文革以后头一个造屋的是何松国。他的一个哥哥在香港，回来望爹娘，带回来几张钞票。还带回来几件旧衣服，有涤确良、毛料，多少人围着看，洋打打的，当时蛮稀奇来！
同我们隔两百米宽鉴湖对岸的州九村，真当顶穷，光种田，另外一些没有花头，大队部连办公室都没有。现在也搬进了新未庄。
柯岩村富起来是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当时政策可以搞副业、养猪、做小生意了，村里办了石料场，还有线厂袜厂，后来又办纺织厂，倒挂户少了。我是一九八二年造屋的，是两层楼、五孔板、预制结构，勿装潢的。我有三个儿子，造了三间，大儿子已经十九岁了，在纺织厂当保全工，二儿子当小学老师，连爹娘全家十二个人，只有一间屋。造好花了一万多块，钞票借拢来的，我自己只有一千多元。那时三分半一张洋瓦，到萧山买来的。砖头七分一块。
我是五八年入党的老党员，后来当大队书记，我总归要想办法让大家过好日子。可是七七年以前只能社办厂，不能搞村办厂，这是政策。柯岩村办勿来厂，就发展山林，山上种竹、种桃树、种桔子，我发展村级经济。头一批种八千株桔树，第三年摘了两万多斤桔子，卖五角一斤，得了一万多元。这样一来，公社不同意，话我把猪粪挑到山上是勿重视粮食生产。我话我保证每亩田里放四十担土肥勿少。我就发动大家掘塘，岸上割草，湖江里捻泥，大造土肥。粮食也增产，山林也有收入，后来嘛，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办厂，个人做生意，日脚好起来哉。
搬过来以前我们村里绝大部分人都造了新屋，有六七户人家造了别墅。大多数人在轻纺城里卖布、拉车、做小工，现在人均收入六千多。
通知要我们村整体搬迁是一九九九年，县里要建设柯岩风景区，头一批四月份前拆迁，我们村要拆一百五十多户。我屋就在云骨底下，当然要先拆。当时，一般人家勿想拆，为啥？几十年百把年祖祖辈辈住下来，人熟地熟，生活习惯，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对勿对？另外还找钞票出去，各有各的想法。我当然要先带头，我勿讲条件，政府啥个政策，我都没有意见，我是老党员。
很快政策出来了。老屋折价，旧的两三百一平方，新盖的质量好的五六百。新房按造价每平方只有五百二十元。
想也想勿到县里领导安排得十分周到，造的新村叫“新未庄”。以前我勿晓得“新未庄”是啥意思，后来才知道鲁迅先生老早辰光写绍兴的文章，话我们绍兴农民苦，有个叫阿Q的农民就住在未庄。他还写文章话，旧社会绍兴的乡下是“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现在翻身了，现在生活好了，现在是新农村了，所以取了个名字叫“新未庄”，要是鲁迅先生还在的话，他可能会把我们这个新未庄写到文章里头去。
新未庄的格式真当好，起先拿图纸来给我们看，有些人话风凉话，“这是纸头上画画咯，画出来当然漂亮咯。”建设局的领导来讲给我们听，啥个样式，里头啥格局。还是有人讲：“话话好些个，实际勿晓得咯。”
时间勿长，路对面动工掘地基了，村里勿少人每日来看。后来看到浇水泥了，都回来讲“现浇咯，还是框架，好咯。”“以前是空斗墙，现在都打实心墙。”
新未庄设计真当好，整齐美观有绍兴特点，有山有河，路也宽，根据人口分配中户大户小户，两三个人分小户，占地五六十平方，中户八九十平方，大户人家一百二三十平方。钞票贴得也勿多，小户贴一万三，大户贴两万，我三个儿子都是中户，我和老太婆是小户，四家人家一共贴了八万多元。政府真当关心农民，柯岩风景区一共拆迁六个村，新未庄安置四个村，就是柯岩村、柯山村、西泽村、州九村，一共拆了十三万平方米，可是造了二十五万平方米，面积增加了将近一倍。一共投入了两亿三千七百万元，实际只收回了两千多万元，全部补贴给了我们农民，这样好咯房子五百二十元一平方啥地方去买，现在的价钿起码值三千元一平方。政府做事体，总为老百姓着想。
新未庄造好了，我们先拆的头一批有的直接搬过来了，有些先拆后安置，从动员到腾空两三个月时间。第二批拆迁户只用了十天工夫，都看到新未庄好，环境好，房子质量好，都抢着搬，路上车塞牢！
我们柯岩村的人搬过来以后相对集中，住在新未庄南片，都是老邻舍。大家都话空气好，新房清爽，环境绿化，活动室里可以去搓麻将，打扑克，还有健身乐园，做人真当舒服哉！这里的自来水也好，平水山区小舜江接过来的，比矿泉水质量还要好。
勿习惯的事体也有，以前农民人家屋里乱七八槽，现在新房子要摆放整齐。顶麻烦的是旧家具破东西坛坛罐罐七石缸，这个问题政府也想到了，他们来折价回收，收了五百车！这里还规定勿许养鸡种菜，农民习惯了，屋前屋后总要种些东西，开始搬过来辰光，有一些人家种几株菜，种些葱。个别人还有偷偷养鸡的。顶起码，现在随地小便的人没有了。农民的习惯，农民的观念，一刹时间要改变过来，也难。只有慢慢来，迟早会变的。
我们这里已全部变成城市户口了，我们这里叫“新未庄社区”，和城市里的小区一样管理，都有规矩，有人搞卫生，蛮好。年纪大了，田头地脑勿用去了，大多数的田都征用了，还有一些人家附带还有些田，勿多。我们老了还发补贴费，女的五十五岁，男的六十岁，每个月发六十元，零用够了。以前讲要奔小康，只想饭吃饱就好了。现在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现在真当小康哉！
这个新未庄是县建设局规划设计院和上海同济大学的老师一道设计的，真当有技术，有眼光，还得过全国奖。现在外地游客游过柯岩风景区后，不少人要到新未庄来参观。外地人外国人看了以后，都眼热，勿相信绍兴的农民有介大的福气，住得有介好，许多人都想搬到这里来。
柯岩开发得也好，原来只有一块云骨大石头，一尊石佛，现在开辟得风景木佬佬，看也看勿完，每个景点都蛮好看，还和鉴湖连起来，面积大，景点多，每天人和车一班班一帮帮来，看过的人都话好。
过年格辰光，上海杭州外地人来参观的人蛮多。徐纪平书记带着北京来的作家协会的领导到新未庄来，有一班人，领导叫金炳华，也是绍兴人，他走进农民家里，看到饭桌上有鸡鸭鱼肉，门口还停着刚买来的两部小轿车。他问钞票哪里来，回答是轻纺城里在卖布。金炳华领导连连惊叹：“想不到，想不到，真是难以置信。”我们这里的人家生活都勿错。
真当好，真当好，柯桥变县城，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市民，这个变化想也想勿到，现在的形势真当好！
81、新风村新风
瘦长个，黑肤色，大眼睛，亮嗓门，打扮斯文，举止沉稳，新风村村委会主任陈来张对现代化新农村建设颇有信心——
我今年四十九岁，属羊，一九七六年参军到海军后勤技术装备部，一九七九年退伍那年入的党，在部队的时候我到过天津、北京、江西等地方。我爹早就过世了，我娘还在，今年已有八十二岁。兄妹五个，三个阿哥都在村里，老大已经退休，在搞绿化；老二是养猪专业户；老三在村里经营大棚。阿姐在管墅顺利村，是做豆腐的。老婆在本村印花制网厂，儿子在柯桥中学读高二。
新风村原来的村名叫廊桥村。新风村原来是柯桥镇下面的一个村，二OOO年，县政府从市区迁到柯桥后，柯桥镇分为柯桥街道办事处和柯岩街道办事处，新风村成了柯岩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村。新风村是浙江省省级文明村，村级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全村现有三百二十五户人家，九百九十七人，改革开放以来，村里相继办起了热电、印染、纺织等九个企业现有职工一千多人，固定资产三亿多，年销售收入四亿多，去年全村人均收入九千七百二十元，实现了小康目标。
新风村在全省得过好几个第一，一九八四年，新风村补贴每户一百元购买电视，成了浙江省第一个电视村；一九八六年，村里投资七十万元，鼓励村民装电话，成为全省第一个电话村；二OO一年，又投入一百多万元，鼓励村民购买电脑，每台电脑村里补贴三千元，使新风村又成为浙江省，甚至可以说是全国的第一个电脑村，因为我们到江苏华西村这样全国有名的明星村去考察，发现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像我们这样的村，在绍兴找不是很困难，但每家每户村民都配上电脑，都上宽带网，却还没听说过。二OO一年，副总理到过这里，村干部带他去看的几家他都不看，路上碰到了村民陈新祥，副总理说，就看他这户。这户的条件在村里不是很好，但住的也是别墅，也配了电脑，总理看了，相信新风村确实是名不虚传。
村里家家户户配上电脑，不是摆摆门面，装装样子，给人看看的。现在村务都在网上公开了，村里已经建立了局域网，村民只要打开电脑，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各项村务的情况；村里做各种生意的人不少，特别是做布生意的，你也知道，信息就是钞票，网上各种信息都有，查找又方便，生意谈成了，甚至可以直接在网上开展交易，现在连网上订单的事也有了；再说了，电脑这个东西毕竟是现代科技发明出来的，年纪大的，可能学不会了，但是对年青人、小孩子的影响却是蛮重要的。新风村既然是省级文明村，就是要走在前头。现在上网费每月个人只需负担四十元，超出部分由村集体支付，村里还请来专家为村民作信息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
这几年来，村民富起来了，想盖新房子住的越来越多，村委班子考虑，如果各盖各的，难以形成好的村容村貌，又浪费土地。因此村里通过做思想工作，并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让村民陆续住进村里统一设计、统一建造的别墅区。村民只要花上十几万元钱，就可以住进二百多平方米的三层别墅，现在差不多有80%以上的村民住进了别墅。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到现在，村里共投资三、四千万元，建造了村级公路，安装了自来水、有线电视等，搬迁了坟墓，拆除了露天粪坑，建起了夕阳红老年活动中心和农民公园，还种植了六条绿化带和一万多平方米的草坪。
村里通过对住房的拆旧建新和搞基本建设后，村容村貌已大不一样。有人是这样评价新风村的，说新风村是花园式的村庄，村庄中的都市。
新风村现在还有三百五十二点八亩土地，但已全部流转。说起土地流转的事，有人说是绍兴的第二次土地革命，而新风村是搞得最早的。村里以每亩二百元与村民签合同，实际上每亩付给农民的有六百六十七元。村民们自然也乐意，因为如果种水稻，每亩收入不到一千元，还有各种成本、费用，划不来。何况，现在各行各业都提倡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业也一样，每家每户来种，也不是个办法。现在热电公司集中经营了一百五十亩，搞连栋大棚，种植蔬菜、瓜果、花草、盆景和绿色水稻，投入资金全面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做到田成方、旱能灌、涝能排，建设现代化农业观光园区。同时，对其余农田伢也实行了规模经营，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发展城郊型农业。
我们这一代人不识几个字，更不懂外国字，吃尽了苦头。现在生活好了，不能耽误了下一代，所以，村里对教育十分重视，这几年来，新风村不但医疗有保障，村民的子女从幼儿园到高中，每年的学杂费都由村里统一开支，考上大学的还有奖学金。另外，村里还为老年人每人一份养老金，住院费报销70%。
为丰富村民的文化娱乐活动，村里添置了广播电视站、闭路电视、图书室、棋牌室、乒乓球室等设施，男男女女都可参加，传统的农村生活在新风村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82、农民学者
脚下穿着解放鞋，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握着一支圆珠笔，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跟着放大镜在书稿上来回扫瞄的农民胡世庆，钟情文史研究四十多年——
我是农民。前几年，我印过名片，上面就定“中国农民胡世庆”，下面落款是浙江省绍兴县湖塘镇西跨湖村和邮政编码312032，初认识我的人总认为我有些头大，农民也印名片。我有我的用处。因为我在搞文化史方面的东西，与全国各地有关专家教授有来往，要联络，寄信寄资料方便些。我今年已是花甲之年，搞文化史的研究整理已有四十年了。这么多年，我种田养猪的活都做过，但我追求的目标一直没有变。县里领导对我很关心。记得现在的嵊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月亮，是九十年代后期分管农业农村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绍兴县委副书记，他对文化工作很有思路，特别对象我这样的农民搞文化史研究给了很多关心，他专程来看望过我，说我是绍兴农民的自豪。去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我本来在赶时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再版百万字的《中国文化史》。结果，给我拖迟了。这样，我也不急了，准备再搞五年，扩成一百六十万字，到六十五岁时出成书。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我的伯祖父胡文达曾在蔡元培、鲁迅、沈钧儒等学界泰斗门下读过书，父亲也是一个书迷，识诗文、通经史，母亲茅素耐也识得不少字，通读过《红楼梦》、《封
神演义》等古典名著。一九五六年，我考入柯桥中学，父母亲凑凑刮刮准备了几块钱，让我去读书。那时，柯中有位老校工，叫盛秀根，也是湖塘人，与我是乡亲。他患着哮喘病，因体力原因，早上起不来，很想找个助手帮助打钟，我便成为他眼中的合适人选，他从自己的工资中，每月拿出三块钱，给我作工钱，我很乐意有这个勤工俭学的机会。在柯桥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常往学校图书馆里泡，到后来，图书馆里的书差不多都给我翻遍了。找不到书读，就像缺少了什么似的。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到绍兴城里参观了鲁迅纪念馆。午饭后，有一段自由活动时间，我发现了城里的一个古旧书店，那里的书，是不用花钱就可以翻看的。从此，每逢星期日，只要家里没事，我就往返四十多里路，跑到绍兴古旧书店读书，书店里的人，都与我熟了，还经常倒水给我喝。
在我十四岁那年，父母因经常吵架，离了婚。母亲带走了我们兄弟俩，因无力抚养，我被送到了姨母家中。两个姨母都是独身主义者，终身未嫁，没当过母亲，尤其是大姨母认为我出身不好，又偏偏喜欢读书，将来肯定是饿死的坯子，因此，对我很冷漠。还劝我母亲，对儿子不要抱什么希望，不过是他伯祖父的翻版。这无疑给我少年时代留下了内心的创伤。
到十九岁那年，我离开姨母家，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那一年，我租了一间年租只要五毛钱的名叫“花笑轩”的小屋，一块铺板，一条破被，就是我的家当，虽然穷得不能再穷了，夜里还经常有老鼠在打架，但我感到很自在。
我想买书看，就只好设法去挣钱。往往是半夜起身上山捡柴，等到天亮，挑到集上卖完回来，已是午后。午后的时间，便是我读书的时间，因为这时不用点灯耗油，是看书的好时光。《鲁迅全集》等百余部书，连看带买就在这阶段。
但那时，绍兴城里的书也很有限，往往买不到我要的书，我就开始瞄准省会城市——杭州。每当手里有了一点钱，我就背上几双自己打的草鞋，半夜起程，沿着杭甬铁路线，一直往杭州走。草鞋走破了，就换双新的再走；累了，坐一会；饿了，吃点带在身边的炒米粉和熟番芋；口渴了，就跑到河边用手舀几口水喝，就这样步行上百里路到杭州，在书店里看好书，买了书后，再从杭州往回走。
“只认衣衫不认人”这个毛病，城里人表现得特别突出，对此我深有体会。有一次，我狠狠心，做了件新衣裳，哪知，这件新衣上身后不到半天，就又变成书了。事情是这样的：这天上午，我从杭州回来途经萧山，在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了一部题为《金玉良缘》的《红楼梦》，是线装的，共十六本，很难得，实价四元，不买十分可惜，但我身边没有钱，就用这件刚上身的新衣裳来换书，围观的人都说我穷得连衣裳都穿不上，还买什么书啊！但我哪里还顾得了这些，换了书，就赶紧离开了。
就这样，在十多年中，我自己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杭州。
天有不测风云，我也没有逃脱文化大革命。原因是我的书在当时已属“四旧”之列。幸亏买书的发票我都完整地保存着，当“小将们”拿着书来责问我时，我就说：什么叫“四旧”我搞不清，反正我的书都是从公家的书店里买来的，发票可以作证，这样，造反派对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手上的七百多部书虽然躲过了造反派，却躲不过我姨母。姨母趁我外出时，就把这些书全部烧光了，我真当肉痛煞哉。
不久，我被编入了“黑九类”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开始埋头读《毛泽东选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等当时准许阅读的书，通过读了这些书后，我写出了《阶级斗争不是历史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惟一的动力》的论文。
然而，真正激发我研读著书的是这样一件事。那年，绍兴稽山中学在接待一批日本客人时，收到一幅小中堂的字，上面有“司马温公”几个字，在场的一个中学老师在念到这四个字时失神地停了一下，而那位日本客人则抢先说了这就是“司马光”。我正好也在场，见此情景觉得有失自尊。一个文化古城，应该与外国人在学术上争出高低，就下决心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干出点名堂来！
一九六二年，我的户口从柯桥中学迁回湖塘，我一时成了没有归属的闲散人员，连参加生产队劳动当一名社员的资格也没有。这问题拖了两年多才得到解决。但作为一名正式社员，我的底分只有四折(分)，一年后加到五折半。你也知道，农村的生活是十分单一的，有些空的时候，我就给村里的人讲故事，他们听得有滋有味，分配我什么活，象管山、管牛、割草，我从不计较，一段时间后，社员们对我渐渐有了好感。但我心里想得最多的是希望能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机会终于来了，生产队养猪场要物色一个饲养员。因为猪场在一个名叫镜水寺的地方，这个地方孤零零的，四周都是田野，一般的人不太喜欢去，生产队决定叫我去，给我的底分也由五折半增加到了七折，我马上同意了，这样我就成了镜水寺里的一名猪倌。
镜水寺，在西跨湖大队的西边，背面是一个湾塘，南边是鉴湖。晚上，寺里静得出奇，仿佛与世隔绝了。但我很喜欢，这里正是看书学习的好地方，每天固定的活做好后，就可以用来看书，晚上还能用上60瓦的电灯，不用交电费；粮食有了保障，十折劳动力要干力气活，多吃两碗饭，就把三折工分吃掉了，在这里养猪不用大力气，每天可省两碗饭，这样算来，与十折劳力是一样的，我感到心安理得。
这期间，柯桥王星记扇厂知道我的画画得不错，想招我进厂，专门搞设计。这是个不错的工作，但我的兴趣在于学术研究，写出一批文章来，于是，就谢绝了。
到了夏收夏种的双抢季节，刚打下谷粒的潮气很重的稻草都堆到镜水寺，我无法在室内看书。当时，我正在看一部叫《御批通鉴》的残缺书，这部书是向别人借的，两天就要还，于是我就戴上大笠帽，在岸边太阳底下抓紧看书。
我在镜水寺一过十二年。一九八二年，牧场解散了，我在镜水寺的生活也结束了。期间，我公开发表了二十多篇红楼梦研究以及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文学报》还就我指出的《红楼梦学刊》的一个重大错误，发表了我与著名红学家吴世昌的通信。
然而，我作为一个农民，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又谈何容易？搞学术研究与搞文学创作是两码事，搞学术研究要紧的是掌握信息和资料。在农村搞学术研究，要想弄出点名堂来，争取社会公认，难度之大，代价之高，是可想而知的。
我有一名好邻居叫陈家檐，今年大概有五十多岁了，写得一手好书法，每当我写完一部分书稿，就让他帮助抄写，为抓紧时间，他总是争分夺秒地抄。为使书稿准确无误，他干脆花上了一段时间，把《现代汉语词典》的繁简字体及释义从头到末翻看了几遍，写了许多随身携带的用来对照背诵的纸条，我十分感激他。
在我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代宗师丰子恺。至今在我的书桌上方还挂着一张7寸大小的丰子恺的相片，下面有丰子恺的亲笔题词：“世庆惠存，子恺时年七十又七”和一方丰子恺的印章。我与丰老通信起讫达十四年，丰老先生有五十四幅书画作品送我。他对我的生活十分关心，多次在信中夹寄粮票给我，治学上，在肯定我有阅读古籍能力、文字也较精通的同时，又指出我的症结所在：兴趣太广，专攻不一。受丰老的点拨，我就将精力集中到了文史研究。丰老还寄给我一张自己在二、三十年代执教于上海大学时的上大师生合影，参加合影的有瞿秋白、邓中夏、周建人、沈雁冰、陈望道、丰老和于右任、邵力子等，他把这件珍贵的文物寄给我并嘱咐收藏，可见丰老对我的厚爱。
一九七五年立春，丰老以龚自珍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为题作画赠我，过了几日，又抄录全诗寄我。然而，入秋后，丰老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近来丛病交生，疲备不堪，已不克应付世事矣……望你再接再厉，一如既往，有志者事竟成，勉之！勉之！这年九月十五日，丰老在上海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八岁。我在悲痛之余，又感到遗憾万分。绍兴到上海，乘火车半天即可到达，可我始终没与丰老见过一面。我怕去上海给丰老家人招惹是非，就托人专程去上海，代献了花圈。现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我当了人民代表，又当上了政协委员，丰老在九泉之下也可放心了。
我这个人，不迷信权威，读书常常采用比较法，发现问题，我就寻根刨底，先弄清楚我所关注的问题学术界是否已经解决，以免重复他人的劳动。如果尚未解决。就再设法弄清楚和这个问题有关的，迄今为止有哪些必读的资料，等我心中有了底，就马上行动起来，有时候甚至请朋友为我奔波。
我的《中国文化通史》，重在对史实的考订，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难以估量。如写到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纸的始造到底是在什么年代？当时我在《光明日报》看到一则关于马圈湾纸的考古消息，据考证，马圈湾很制造术早于历史记载的蔡伦纸一百七十年。为此，我接连给有关专家、学者发出十多封信，回信有认同的，也有反对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归纳，短短百十字，就牵延了好几个月时间才正式写完。要宣扬中国文化，最好的办法是举出史实来，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事实上，在著书过程中，可以说一小半时间用在给有关的专家、学者写信，通过书信，请教疑难问题，获取学术信息，交流研究心得。
搞学术研究极度需要有科学态度，不能急功近利。我有个朋友在西安，研究中国钱币史，曾对我说，将有《中国钱币史》问世，后来这位朋友到绍兴作客，亲手赠给的书是《陕西钱币史》，这位朋友因为出书经费问题，才将“中国”两字换成“陕西”，这样一改，西安的有关部门还给他颁发了一笔奖金。从书稿的内容看，书名由“中国”易为“陕西”也不过举手之劳。这位朋友因此奉劝我，不妨将《中国文化史》改为《浙江文化史》或《绍兴文化史》、以期在出书的经费和其他问题上，能更直接地得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撑。
对此，我说：陕西钱币完全可以代表中国钱币，绍兴文化却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文化，名实不相符，怎么能妄改？绍兴是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应当对中国有较大的贡献，《中国文化史》出自绍兴人之手，如果能站得住脚，就算是我对家乡的贡献。
《中国文化史》我已修订出版了两次，容量一次比一次大：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四十六万字《中国文化史》是第一版。出版后，我觉得还没有真正完成这件事情，于是重新字字句句校订，并进一步充实内容，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八十万字的《中国文化通史》。第二次出版后，我又想，要与国际学术接轨，必须对书中所述有相关内容，注明出处，同时，也便于发表自己对史料的研究分析判断。《中国文化通史》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生活、学术、宗教、科技、文艺、语言文字、图书文献、少数民族以及中外交流等领域，昭示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总体系，工作量非常大，目前我还在继续努力，争取第三版早日付梓。
83、山水总相依
长方脸，瘦高个。浓眉下戴着老花镜，喜欢收藏史书、字画的徐关浩，做的要比说的好——
来写我与高阳村结亲，我有个建议，不要光讲我们帮高阳做的事体，重点要呼吁让高阳村搬迁到我们盛陵村来。只有这样，才是个长远的办法。我想，只要上面的决策和政策下来，这桩事体做起来勿会有大困难。
高阳村在稽东山区。那里山里山，弯里弯，空气是好，人也朴实，就是发展慢。大家都晓得，要发展就要钞票，钞票靠帮助，只能救救急，不是长久之计。对高阳，我们已经五、六年亲眷结下来，有情有义，就像自家人了。我时常挂念高阳，一直在动让他们好起来的脑筋。我现在的角色是弹钢琴，自己村里的事、企业的事、高阳的事，许许多多的事，我要把它弹成协奏曲。本村本厂的经济不搞上去，要想帮高阳也是句空话。
我就生在盛陵村，今年五十七岁。我父亲曾是上海针织六厂的党委书记，他一九四五年到上海参加革命，一九五O年当干部。小时候，我是在上海静安区凯旋路读小学，上了两年学。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我在第五生产队当副队长，七十年代当队长，还是大队里的植保员，管生产。当时村里穷，穷到十折劳力年收入只有百余块钱。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过好日子，家家户户都富裕。我们盛陵村有织绸致富的基础，这是一代代人打下的底。全村现有六百六十四户人家，集体转制企业四家，个私企业五家，村每年可用资金二百万元。
一九八一年，我是管农业的副大队长，支部里叫我管纺织厂，头年效益好，赚了五万多块利润，村里活了。一九八三年，我们村成了做鞋专业村，每天做的鞋，装在五吨车上有一车，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咸波曾来我们村看过。我主持村里工作后，因为印染赚钞票，就把第十生产队的陈金富调来，叫他当印染厂长兼农工商公司副经理。印染厂自一九八七年开始，创利一百零二万元。
我们成了全县的亿元村，是在一九八八年。我们将本来要办水泥厂的一百五十万元，全部投到印染厂，结果，我们产值超亿元。我们办的中外合资企业——浙江万亨盛印染有限公司，现已发展到了五个车间。去年，在柯北开发区已投入一点五亿元，新办了两个厂，一个叫东盛印染有限公司，是与浙江中大股份公司合资的，主要做外贸产品，还有一个也是搞印染的，但印染设备、产品不同，以棉、麻为主。
村里富了，六十岁以上老人每月能发到补助费三十块，春节每个老人发一百块压岁钱，再送慰问品，今年发被头，去年发大衣，前年发羊毛衫。农户里除农业税，费用都由村里全包，吃的自来水也是村里付钱，每户五度，多数用不完，除电费照明自费外，农管都是村里的。我们村是不夜村，晚上灯火通明，光每月路灯电费就要支出五千元。学生考入初中，就发奖学金，从三百元、五百元、一千元，到进入大学为止。老校舍拆掉造新学校花了二百五十万元，县教委给了五万元，电脑都配了。现在，村里顶缺的是医疗保险，生大病的费用采用一次性补助的办法，基本上年年有。烈军属除镇补助外，外加二千元优扶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出去旅游一次。我今年用了十八万元，共有三百多人，去了南京、杭州、北京、上海，宁波、奉化、千岛湖、普陀山等地。目前，全村企业的固定资产达三亿元，人均收入在一万元以上。村里存了一千万元，专门留给村里的子孙后代用。
攀上高阳这门亲，我要感谢当时的县委副书记、现在的县政协主席赵六四。他叫我们到高阳去办个厂。记得那是一九九七年，县里正好掀起学习稽东镇高阳村艰苦创业、开山造路的事迹，镇里组织我们到高阳。我就带了村里的两套班子成员和三个印染厂长陈金富、徐卫东、陈建刚去，高阳的村支书陶谢法，向我们介绍了村里的情况，他要我们支持。陈厂长说，你们这里交通不便，我们就给你们村六十岁以上的三十多个老人，发补助费，与我们村里老人一样，每月三十元，再一百元压岁钱。老年人是个宝，他们是指导员，在督促年轻人，这样，有什么事都顺当了，老年人心情好，也可以安度晚年了。后来，我们春节前每年都去拜年。记得一九九八年春节，我们准备去高阳，买好了水果等东西，结果，第二天下雪了，去不成，我们一直等到正月初七雪开始融化，才开着面包车去。这天一大早，村支书陶谢法就与村里的老小开了雪路在等我们，当我们进村时，这个小山村里的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了，我看他们的样子特别高兴。
前年，他们要造学校，我儿子徐卫东出了二十多万。当时，我认为扶贫村，给些经济帮助是情义，因为我们村经济发展了，每年拿出几万块钱，也不觉得什么，这也是支持他们村干部工作，能使他们村里更有凝聚力。说实话，陶书记压力也大，每年，他们来我这里，都送几只鸡来，几只猪腿来，我们吃不下。早些日子，他们送来茶叶、香榧，我送给他们两条中华香烟，他们说，很难为情，村里全年的收入用于招待的费用，也没有两条中华烟那么多，真不敢当。我就把全年的帮扶款都给他们了。
我做人做到现在，讲的是情义。去年上半年，稽东镇裘村要修条路，资金不够，向我们借十万元，我们就借给他们，希望他们早日通路。我是县人大代表，已有四届了，我年年是县里的优秀党员，我们村是“新农村示范村”，市里的“奔小康百强村”。我有好几次与陶书记讲，平时多来我们村里走走，东西少拿些来，我一年几十万元，蛮宽裕的，我们两个支书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我们两个村是结对村，是大家庭，要当亲眷走下去。
84、情深深
齐贤口音的娄文荣，做事严谨，为人诚恳。他心中充满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工作的热爱——
用县委徐纪平书记的话说，经济强县，应该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强县。做社会保险管理这项工作，我的理解是在编织一张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全网”，这张网是要用深情去编织的。现在我作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兼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首先要围绕我们局中心工作，积极配合局长，与同事们一起，尽心尽职以一项项具体工作去编织好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对此，我们新上任的陈宝祥局长接过原任局长现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工作委员会主任宋国梁的担子，对如何编织好社会保险这张“安全网”，已经作了多次调研。他要我们钻进去，在捕捉相关信息、处理有关信访中，锤炼自己，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联系我们县的实际，我感到做社会保险管理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我们绍兴县是“纺织之乡”。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勤劳智慧的绍兴人民，秉承传统美德，弘扬创业精神，从一个农业大县、资源小县，建设成了一个以现代化乡镇纺织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强县，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昔日，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贺老六的后代，今天已丰衣足食，迈入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救济、工伤有保障、生育有补贴的新时代。据统计，目前全县参加养老保险职工的人数已超过十四点六万人，基金积余一点六五亿元，支付能力已达二十四个月。我们县的企业都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后，发展壮大的民营企业。据统计，在全县近五千家各类企业中，有职工总数近十七万人。从中，我们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等新情况和新问题，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索。
有句诗叫“春江水暖鸭先知。”这里的“先知”两字，对我们而言就是机制，机制只有创新才有活力。一九九九年，我们绍兴县在全省率先进行了社会保险机构的改革和调整，将人事、劳动、民政三家管理的社会保险机构合并，对社会保险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构筑了“三位一体、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险工作机制。“三家合并”后，县委、县政府按照“稳中求进”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推进社会保险稳步健康发展，达到了“1+1+1>3”的工作效果。促进了各项社会保险工作的发展。我们社保中心共有二十八名工作人员，其中管理企业社会养老保险的只有七个人，这在浙江省的县级社保中心中，是人员最少的，工作量最大。因此，探索一条顺应经济强县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保障之路，十分必要而迫切。
开弓没有回头箭。从二OO一年起，我们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全县各类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全覆盖。我们着重解决“非公有制企业参保从无到有”的问题。县委书记徐纪平坚定地说，养老保险早抓早主动，不是一阵子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因此，我们在调研摸底的基础上，注重利益导向，完善参保政策，出台了《绍兴县养老保险扩面若干意见》，做好有关政策的衔接，完善了参保政策。
考虑到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流动性大的特点，我们规定养老保险关系可以转移至新单位，缴费年限前后合并计算。因故中断缴费后养老保险关系可保留，再次参保的，采取“去中间、加两头”的办法累计缴费年限。还有是考虑到外地职工较多的情况，规定外地职工因特殊情况需终止保险的，由单位或本人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允许一次性领取个人帐户储存金，终结养老保险关系。最后是考虑到与农保的衔接，规定已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允许采取折算或补缴的办法，与城镇养老保险并轨。这些规定的出台和实施，充分照顾到企业和职工的实际利益，既完善了政策，又扫清了扩面障碍，为全县顺利推进扩面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中心在探索一条顺应经济强县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保障之路中，对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深有体会，首先是顺应经济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县民营经济日益发展，民营经济的总量已占全县的97%，产权多元化必然要求养老保险社会化，如果不把占绝大多数的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纳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劳动力无法合理流动，企业组织结构无法有效调整，现代企业制度就难以建立。再是把养老保险由城市扩展到农村，由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扩展到非公有制企业，尽快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管理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制，是顺应社会稳定中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需要。全县现已进入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社会，户均家庭成员仅三点零七人，而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已占总人口8.89%，超过国际人口老龄化标准一点八九个百分点，家庭保障功能逐步弱化，“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正逐步向“社会养老”转变。
我们的目标是扩面实现全覆盖，保面达到100%，即巩固率、收缴率均要达到100%。扩面之初，我们对部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具体方式上，我们一是“现身说法”。二“反面启迪”。三是“算清细帐”。四是“虚实结合”。从而，使企业职工意识到参加养老保险比商业保险实在，比钱存银行实惠；针对部分职工担心参保后会受制于企业的顾虑，他们把保险手册由企业集体保管改为直接发放到本人，彻底消除疑虑。我们还定期开展汇报交流，编印扩面工作简报，及时推广好的做法，全县呈现出踊跃参保的良好势头。在开展全方位的宣传中，现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云耀多次到现场给我们动员鼓劲。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设摊咨询，开设专栏等形式开展宣传，并发出了十七万份《致企业职工一封信》，同时，创新宣传手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绍兴“莲花落”等形式，制作了专题片《老有所养靠保险》，还编排了专题文艺节目，形成了良好的养老保险扩面氛围。
对此，我们出台了《绍兴县养老保险征缴保面暂行办法》，以计税工资为基数征收养老保险金，对不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加大在土地征用、优惠政策享受、工商执照年检等方面的制约、惩罚力度，使投保者不吃亏，不保者不得利，建立健全扩面、保面的利益导向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新扩面人员养老保险金的征缴力度。全县将在开展的全县养老保险金征缴专项执法稽查活动的基础上，根据欠缴企业的缴费能力进行分类，实行分级监控和跟踪督查制度，定期公布补缴情况，确保养老基金及时足额征缴入库。
按照我们县确定的用两年时间实现全县非公有制企业养老保险的扩面目标，我们中心花大力气抓非公有制企业养老保险扩面工作，强化考核，县人大常委会李会鹏主任多次组织督查，做到层层落实，分级负责，建立了齐抓共管机制。我们与财税、工商、法院等相关部门做到形成合力。
我们社保中心的工作处在特殊位置，服务对象涉及千家万户；办理事项关系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去年底开始窗口—条龙服务，搞不好直接影响中心形象，乃至影响政府形象。因此中心是从迁址窗口服务开始以来，严抓管理、考核，在大厅公开办事程序、设立投诉电话、信箱，职工挂牌上岗。在加强队伍建设上，我们建立了各镇(街道)劳动保障所，在企业层面上，对大企业设了专职人员，小企业也有兼职人员，做到有人管事，有章理事。从而，使各项工作服务井然有序。
事非经过不知难。尽管我们社保中心成立只有短短几年，我们已全面提升了养老保险计算机软件，实行投保、计帐、征交、给付一条龙管理，建立了社会保险机构、地方税务部门、银行三方实时征缴系统。征缴网点已从四个扩大到了现在的二十个。有利于正确、及时做好社会保险基金到帐处理，简化手续、减少环节、方便单位，提高了工作效率。
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千辛万苦换来了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理解和支持，换来了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几倍、十几倍的增加。但这仅仅是第一步，面临着新的工作是新增十余万人的相关资料要全部输入电脑，但在输入新增参保职工数据的几个月里，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经常是连续几年星期，甚至几个月放弃休息、加班加点工作。中心工作人员中，本来视为“重要会议”的学生家长会，经常缺席。在连续加班加点中，我们担任计算机管理员的吴华淼同志在深夜回家的路上，被一辆货车撞成左腿腓骨骨折，当晚就住进了医院，他打上了厚厚的石膏。医生要他最好进行手术治疗，可他身在医院，心在单位。他从住院的第三天已是月底，正值中当月结算的时间。计算机管理岗位只有他一个人，我们离用担架把他抬到办公室，为让他少些疼痛，同事们他的伤腿用垫子搁平。就这样，吴华淼边养伤边工作。由于腿脚不能动，吴华淼的活动受了限制，我们社保中心的同事又轮流背着吴华淼上厕所，帮他打饭、倒开水，接送他上下班，吴华淼也没有怨言。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一要发展，二要稳定，这与我们的工作息息相关。平安绍兴，好在我们齐心协力编织了一张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从现实和长远来看，我们县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社会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好坏。每月十三日，是我们绍兴县浙江精功集团退休职工王雪琴拿养老金的日子，每当她如数从银行拿到600元养老金的时候，王大妈总是笑着说，我这个农村妇女，今天也能像城市人那样拿上养老金，全靠当时参加了养老保险，这是社保中心帮我解了后顾之忧。
一枝一叶总关情，齐心编织安全网。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作实施以来，在我们社保中心取得明显成效。原来有关信访事件和人大、政协有关提案接连不断，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全县企业职工的流动性也明显下降，有效地稳定了企业的人才和在岗熟练工，缩短了职工的平均岗位适应时间，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使企业能够更加健康和快速的发展。真正起到了社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作用。对此，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担任浙江省书记时，曾对我们绍兴县花大力气抓非公有制企业养老保险扩面工作批示说，绍兴县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经验很宝贵，应当认真总结推广，所取得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因此，省政府当时就在我们县召开了现场会，推广我们县养老保险扩面的经验。
第十四章 思路决定出路
85、创新的火花
为人和气，说话有条有理的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志奇，穿着一件藏青色羊绒一手衣，宽宽的额头，憨厚的面容，智慧、踏实——
我高中毕业后，插过队、下过乡。一九七八年，我被组织选调到县机关内务局时，正当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记得进机关大院那天，我看到的是大门进去两边还都是大字报。后来内务局改成劳动局，我就在劳动局。当时，命运给我开了个玩笑，我原来是插队等分配的，却做起了给别人去分配工作的事。在劳动局的八年时间里，其中两年，组织上派我到绍兴师专中文系学习。一九八七年毕业后，我在城建环保局当办公室主任。一九九二年初，我到柯桥镇当了镇长。当时，领导找我谈话，我的工作主要是搞建设。到一九九二年上半年，全县乡镇搞撤扩并，柯桥变成了大镇，我当副镇长，负责柯桥的开发。当时，成立了柯桥轻纺城开发建设办公室，我是主任，上面领导已有思路，镇里也把轻纺城当作开发主题。那时，运河以北还是一片田野，轻纺大桥还没有影子。后来，在设计轻纺大桥时，我记得现在圆弓下面两个石墩之间的距离，当时与设计人员商量时，我说是否可以定九十二点一O米，说明是一九九二年十月建造的，这就有纪念意义。一九九二年八月，县里提出“兴市建城”的思路，要提高柯桥的开发档次。这就由原来的小打小闹，变成了集全县之力的开发。开发的名称也改成了中国轻纺城开发建设办公室，我在综合处当处长。关于轻纺城名字的由来还有个故事——
我印象是在一九九二年二月至三月，当时，柯桥区长孟文涌和我，还有双梅乡党委书记章国金，我们三个人一起到义乌市场考察“如何出让土地”的问题，本来讲好考察后，将柯桥建设和开发情况，马上向县委纪根立书记汇报。当晚，我们三人在二招住下，在一起碰头时，我们想，柯桥要开发总要有个名堂，认为光是开发柯桥，柯桥还只是个小镇，不够全面。因为，有一大部分土地涉及双梅乡。后来，议论都围绕到了布的上面，布是轻纺产品，就说，柯桥布多，可以叫轻纺城。这样，一议定，三人都说好。向纪书记汇报。纪书记听了后，很高兴，马上拍板，说好，就叫轻纺城。当时，还议论说，叫邓小平题词。因为，那时听说孙端有个军属，儿子在邓小平家里烧饭。
要我谈谈思路决定出路的问题，因为这个题目很大，也很难谈，还是让我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谈点比较粗浅的认识。绍兴县发展的整个过程，我的理解主要是抓住了三个方面：一是坚持改革，突出个“放”字，我认为人的积极性都是放出来的。所谓要解放，就是要松绑。人一旦受束缚，就如履薄冰，任何事都惟命是从，积极性难发挥。作为领导，重点是解放思想，放手让群众去干。改革的目的就是放。县委、县政府抓技改，外贸、乡镇企业的发展都如此。在放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如轻纺市场从萌芽到发展，是船头脑、路边摊搞起来的，布商有要求，才建起了临时的普通贸易市场，再到建轻纺城，这说明领导的推动作用。又如“走出去”战略，搞国际贸易。当时也是我们有些企业老总在轻纺市场经营，天地小了不满足，或者说，这地方竞争激烈，通过到外面市场的外贸渠道，推销自己的产品。这一搞，带动了产品开发，设备更新，带动了营销理念的变化，县领导在一九九九年就说过，不能只停留在国门内的市场，更应看到国门外的天地。
二是坚持发展，突出一个“活”字，机制要活、市场要活，所谓机制要活，是指这几年，绍兴县能够坚持发展乡镇企业，喝到了“头口水”。别人在搞国有时，我们在搞乡镇企业，这在机制上赢得了优势，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当乡镇企业机制优势减弱的时候，县委、县政府及时开展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企业转制，创造了“界定集体股、量化要素股、匹配现金股”的做法。给乡镇企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市场要活，亚洲最大的轻纺市场在柯桥，这是家门口的市场，必须紧紧抓住，同时更要盯住国门外的市场；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但也要重视市场占有率，扩大产品的覆盖面。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围绕这一思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产生了企业改制促进了外贸拓展，外贸拓展引发了技改投入，技改投入带动招商引资的裂变效应。最近，又提出了打造“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和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把绍兴县置于全球市场中来定位，使市场更大、更活。
三是坚持创新，突出个“特”字，特色是一个地方的生命力，特色就是优势，特色也是竞争力，纺织是我们绍兴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特色。这几年，县委、县政府的坚持做深做透特色文章。在特色中注重创新，在创新中发扬特色。以前企业融资主要是通过银行，现在企业家观念变了，敢于到资本市场中去融资，资本市场风险很大，有句话“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今天你是上市公司身价百万的老板，明天也可能变成身无分文的打工者，我们的企业家敢冒这个风险，说明他们成熟了。去年，“浙江玻璃”在香港上市H股，开全国民营企业先河，接着“永隆纺织”也在香港上市，今年还有几只。争取形成股市里的“柯桥板块”，这在体制上是突破和创新。
机制上创新，主要指激励机制的创新。多年来，县委、县政府不断完善干部的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用这一“指挥棒”抓落实、抓发展，成效明显。这几年我们在企业中推行了“三个一批”、“50强”，鼓励企业争先、争优、争强，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的逐渐完善。我县的企业家素质都不错，他们之间的不服气不是表现出嫉妒和相互拆台，而是想方设法，比你发展得更快。这里最明显的是“浙江玻璃”的上市，一下使绍兴不少企业都要上。我们县里的激励，不是物质为主，而是精神为主，这些企业家已腰缠万贯，不在乎政府几千、几万元的奖励。政治上的尊重，精神上的鼓励比什么都重要。
思路决定出路。这几年，我们在产品结构上，始终坚持“特”字。以前，是跳“涤丝科”，这几年，照样是。过去有人怀疑过，主要认为产品结构单一，这实际上是对自身优势认识不足。肯德基是快餐为主，可口可乐是饮料为主，他们照样成为世界著名企业，并始终坚持原有产品。实践证明，一块布的文章我们这里没有做深做透，也永远不会做完。有句话叫“只有夕阳的技术，没有夕阳的产业”。我们加大了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为主的技改投入。光去年的投入就是常年投入的两倍，在这方面，前几天，我跟着徐书记去了“亚太”濮匡正老总那里。他是县印染协会会长，他说，现在绍兴县织物年生产能力已有一百一十亿米，印染能力已达七十多亿米。一个县拥有这样大的生产能力是绝无尽有的。
尽管纺织是我们的主业，本届县委、县政府领导非常清醒，他们认为，我们与其他地区的县市比，我们的面料是“中间产品”，没有“终端产品”，服装始终没成气候。县委徐书记说，我们要加快服装业的发展，延长产业链，既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又可以提升产品质量。现在，要搞服装的企业有很多，县里把它作为今年发展的重点，抓住不放。搞服装只有三年时间的钱清红光服装厂今年计划要到巴黎设办事处，他们的服装出口额前年是五百万美元，去年是七百万美元。目前，在柯西工业区县里八点一三平方公里的服装园区正在建设规划。
86、三九的算盘
披着黑色羊绒大衣，一头黑发，双手捂着茶杯，嘴上吸着香烟的茅三九，原是南钱清村的党支部书记，饱经风霜的脸上，写着闪光的人生——
搞股份制我们村比较早。我当了南钱清村十八年的支书，这桩事体记忆最深。我今年六十一岁，属羊，刚好是本命年。我没有文化，只读过三日夜书，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三九”，“茅”字是后来硬学会的，“三九”两个字好写，学会四十多年了，用到今朝。文化真当是好东西，火烧不掉，贼偷不走。接我班的支书叫高振土，他接替我五年了。我当书记的时候，他是村长。我一直叫他振土，习惯了。村里搞股份制这笔帐他也清楚，群众也都晓得。我们村五百多户人家，过去叫胜利大队，有十三个生产队；现在有六百多户人家了，我们村是钱清镇四个大村中的一个，联村干部叫方惠琴，她是镇里的宣传委员，对我们村里的情况也熟悉。
我现在清闲些了，儿子自己开了爿厂，叫绍兴县欣盛针纺织品有限公司，我从一九九五年开始到今朝，就给他管管摊子，接接电话。他在外头跑东跑西，我在厂里坐坐。平时，我也在想，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一听爹娘的话，二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所以，我做事体都要对得起爹娘，对得起共产党。一九七O年，我在任支书前，村里有个电镀厂，后来又建了沙发布厂，只有八张机器，两个厂的资产共七百万元。到一九七八年时，有多少资产我记不清了，会计有数。那时，电镀厂只有十八个人，沙发布厂也就十多个人，都是我筹建的。我是那时的大队副书记，后来叫我当大队长。沙发布厂的设备是到杭州丝绸厂弄来的几张提花铁木机，正月初六去，正月十五回来。
那时，要发展，钞票没有，当厂长报酬不高，所以积极性不高。一九九一年七月份，钱清区里组织到深圳考察，那里已经有股份制企业了。我们回来后，沙发布厂要倒了，我提出要搞股份制才有出路。以前，生产队里有批股金，大概为三十多万元，首先，都分到农户手里，作为合作基金，到时候，再根据农户意愿入股；第二批是经营者，车间主任以上，鼓励要多入股；第三是厂长要比中层多一点，要风险共担。否则，干好干坏一个样。
那时，开会拟章程，我不能是空话，村里两套班子，我要统一思想，就向县里纪根立书记去汇报搞股份制的情况，我直接到他办公室，当时，县里的几个局长都在他的办公室里。纪书记问我，为什么要搞股份制，我回答，一是钞票没有，贷款难；致于我个人报酬从优的问题，我瘾头不大。他说，好。搞试点，他叫农经委来帮。他就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把我推出来了。这样，我们南钱清搞股份制试点的事就上上下下都知道了。
回到村里开始拟章程时，大家思想有斗争。电镀厂里的徐金富当时说好，还有个人说不好，说大家钞票少，如何入股。后来思想统一了。在县农经委和经济发展办公室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董事会，我被推任为董事长，总经理是徐金富。在派股时，我是多出的，占了五十万元股份，其中，现金十八万元，积累股三十万元左右，徐金富也一样。小厂长每人是八万元股份，车间主任是两万元到四万元股金。
就这样，钱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这名字还是当时的县委书记纪根立取的。我记得成立大会是一九九二年十月份开的，市县两级的乡镇企业局、农经委都来的，纪根立书记和钱清区里的书记也到了。在大会上，纪书记响亮地说我们是真当的老板啦，叫我们要风险共担，并希望“钱兴公司”要大力发展经济。那天，我们村里有个老农民，叫徐双青，他胡须老老长，用手摸摸胡须，捧着一本我们自己设计的《股权证》，高兴煞哉。那时，徐双青已有毛七十岁，现在，他已不在了。有个报社的记者给他拍了照片。
股份制的情况《农民日报》登过，后来《浙江日报》上，报道我们搞的股份制是《伟大的创举》，我走开去许多人都认得我。
“钱兴公司”要大力发展经济。这话是县委书记讲的，我就记牢，照着去做。我召集董事会决定，由电镀厂抽出来一百万元，沪绍纺织厂抽出来一百万元，共二百万元，再加上入股弄来的钞票扩大项目。一是办了印染厂，叫兴德印染厂；还有办了“出租公司”，组织了十辆桑塔纳，开出了绍兴第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还办了家金属压延厂。
我要对股份制负责，有段时间，就是我去当厂长前，学会写草字头的“茅”字的，我要批发票，签字，我怪就怪在签发票之前，先把发票压在台板下，叫来文书，给我读一读，对的，我就签个名，不对，我就不签。有一次，厂里的定型机上拉花线，电工实际上已报过五百块钱的发票，他们自作聪明，过了段时间，又来报了，我就叫文书读了读，一想，不对头，就亲自到车间里去了解，知情的人讲，电线没有装过第二次。我与那个电工说，不能再报了。这个电工后来把发票拿去，再也没有来找我签字了。
年底，企业效益好，一块钱的股本有三角多红利好分，盈利一下子有一千三百多万元了。一九九五年，我在退下来前，曾带着一批退休的支部委员，共八个人，到北京去了趟，来回五天，专门去天安门瞻仰了毛主席遗容。他们都是批记着“稻谷加稻草、赤膊穿棉袄”往事的人，能有这一天，都很高兴。我们来回都是乘飞机的，住在北京的“劲松宾馆”，住宿费是每人二十九块钱一夜，吃饭是八个人一起，五百块钱一天，人均花了五千元，一共开支了三万多块钱。
公司效益好了，我就搞公益事业。我办了幼儿园、老年乐园、青年舞厅三件事，我说年纪小的要打基础，年轻的一定要欢乐，老年人要安度晚年。那时，他们都取我为“草木才子”。直到现在，我做的几桩事体，老百姓还都在称赞，说，做得好。
我现在想，股份制能调动积极性，但是，也不是权宜之计，也是需要创新的，这样，才能保持活力。村里的剩余资产我听说只有七百多万了。我从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只几年，说剩余资产只有三百多万了，再到后来，他们说，一分没有了，都亏损了，我真当肉痛。我们村里的会计叫唐其荣，我都叫他唐老师，我们帐他都给保管着。
87、回头看
身材高大，办事扎实的高鑫泉，边翻资料，边喝茶，细细回想着过去的事情——
对“回头看”情况，县里当时在钱清搞了试点。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当时我还在乡镇企业局当副局长，现在经贸局工作。组长是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徐茂龙，我是试点组的副组长，另外两个副组长是农经委的主任陈楚卿和当时的钱清镇党委书记陆连生。我们按照县委九届五次全会要求，为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桐乡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从而，完善规范企业经营机制。
我们对转制企业普遍进行一次“回头看”的主要内容是“五查五看”。对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查股份意识，看干部员工的股份意识强不强；二查产权股份，看资产权属明不明；三是查组织机构看“三会”组织健不健全；四是查内部管理，看内部机制活不活；五是查年度分配，看股金分红对不对。对“租卖包”企业是一查集体资产，看是否保值增值；二查合同协议，看是否照章办事；三是查债权债务，看是否处理落实；四是查运行机制，看是否正常有序；五是查三退现象，看是否妥善处理。对这“回头看”中“五查五看”，我们在具体工作上做到全面细致。
为解决这些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先后召开镇机关干部和村厂干部会议，对试点单位分别召开了中层干部和职工代表会议，分层次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在教育中，注重引导干部员工正确把握深化改革，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意识；严肃政策，我们选择了如钱清热电厂、南钱清村、宝隆公司等一批企业作为典型，其实这些企业对我们搞“回头看”是很有意见和想法的。
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镇、村两级企业的现状，我们在试点一开始，就对全镇企业转制的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从调查分析中，我们了解到，由于企业面临市场经济的宏观新形势，对产权制度改革不同的认识程度，干部员工中暴露出不少思想认识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怀疑改革，一些人认为，国营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贯彻实施《公司法》，而乡镇企业实行的是股份合作制和租卖并包，两者是否相矛盾，转制的路还要不要走下去？也有个别认为，绍兴转制步子迈得这么快，担心改革搞过了头；再是抱怨转制，认为企业转了制，干部员工均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和责任，不如回到集体承包制，尤其是一些租卖包企业感到转制投了票子、压了担子，绞尽脑子，弄得不好会既失票子，又丢面子。特别是市场行情变幻莫测，有的想推倒重来，有的想退租退包，有的想减免租金。不少人有等、看、望的思想，一些企业牢牢盯住几家问题多、效益差的企业，提出别的企业怎么搞，我们也要跟着怎么搞，给我们带来较大的难度。
对加强集体资产的管理问题，我们增设了资管组织，由镇、村两级分别建立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组织，同时，建立了以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内容的考核机制，把资产保值增值，列入各级岗位的经济责任制与经营者报酬挂钩。钱清镇普遍搞了企业产权登记，建立了“两本帐”，达到清资产、澄家底、理关系、健制度、增资本、促发展的目的。我记得为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注重提高企业效益，当时有不少企业卖掉“小轿车”、“大哥大”，出门改骑摩托车、自行车。艰苦创业精神重新得到弘扬。如新甸工艺绸厂，原为租赁制，因投入发展，上无梭织机项目等，需要转为股份合作制，在资产清核评估，承租者承担四点零二七万元资不抵债款的前提下，同意转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总股金为九十七点三四万元，干部员工参股四十万元，占41.09%，其中，经营者参股十万元，中层干部参股十八万元。他们转制后，卖掉了桑塔纳桥车和东风牌货车，用于归还高息贷款。
我认为当时搞“回头看”，形式上是解决新机制运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企业转制进行“刹车”。后来“回头看”就在全县推开了，从现在的眼光看当时，这“回头看”对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结果是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对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反而造成了资产流失的后果。这个“回头看”使企业在发展中经历了一段曲折，走了一段本来没有必要走的弯路，我们要引以为戒。
88、再回首
平头、方脸、大块头。说话硬爽的冯光成，心里珍藏着脚手架上的许多故事，他将故事变成资本——
一九六九年，林彪是个红得发紫的接班人，父亲说“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大队里造反派说父亲是说林彪本事小，就是诬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关帝庙。这使我们全家在文革的年代里，没有一天安稳过，全家人吃了话勿完的苦。我们是贫穷人家，兄弟姐妹共有七个，从我爷爷、父亲作泥瓦工起，我冯光成也与建筑打了二十四年的交道，一直到一九九二年专门从事建材生产。我出生在杨汛桥马社村，新年五十三岁，我不会忘记过去，我要把握现在的发展时机，搞好资本运作，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我读到初中两年级，下半年从农村出去跟着父亲做泥工。父亲说了头上这句话，发泄对形势不满，还搞些迷信活动，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坐牢了。当时，我体会最深的是红卫兵叫我去斗爹，我不去，红卫兵叫我扫雪、搭台。现在一想起这些往事，眼泪水就会流出来。我不相信日子老是会这样，我想重点是要刻苦学习。一九七二年开始，上面有了一些政策，那时叫大人有错误，与小孩没关系。当时江桥成立了修建队，共三百多个人，有五个人技术最好，每天工资一块七角二，年纪我最轻，我当组长。我家庭成份勿好，有人说我是九类分子。但这时政策放松了，因为我技术好，所以进了修建队，乡党委书记批准了。我一进入修建队，就被派到杭州清河坊的杭州工具厂工地，包清工。几年功夫，做了几百个单位。
我们杨汛桥现在几个可以排排的老总，都是泥水工出身，现在的集团企业里有五个老总都去过武汉工地。我在武汉工地是副队长。一九八O年，我有一千九百七十元的年收入，在当时相当于四个党委书记的工资。另外的人，都只有三十多元一月。农闲时，我们都要回到生产队里劳动，种田、拔秧、捻河泥的事都做过，我是十折头。成份好的人都在造反、开会。我成份不好，就天天在田里干活。
一九八O年，我从武汉工地回来转入杭嘉湖一带，主要是开辟建筑工程的业务点。光宇集团的前身就是绍兴江桥第二修建队，我们是靠自己的积累搞起来的，政府没有花过钱。我当队长，是主要负责人，一开始是三兄弟和亲朋好友，还有临时工，那时候上面号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从一九八五到一九九O年，我从事建筑已成气候。一九九O年，我们改名成绍兴县第五建筑公司，是国家二级资质企业，这在全省当时的二十二家二级企业中，属于乡镇企业性质的只有三家，在绍兴县，我是惟一的一家。那时，我的建筑队伍已有好几千人，但建筑业务清淡了。一九九O年月，省建设厅在东阳召开调整会议，提倡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会上，有许多企业发言介绍，我深受启发。不少建筑公司办了纺织、机修等项目。我回来后，就着手研究发展方案，我办了两个厂。一个是羊毛衫厂，还有个是绍兴钢模板厂。办了一年后，钢模板厂就收回了投资。我成了全省建筑业的典型。当时，省厅里的魏廉厅长，还有分管建筑的倪松年副厅长，到我们这里来总结经验。我就这样上了路。
钢模板生意好，我开始发起来了。羊毛衫厂我没有什么基础和市场，亏损了，一百万元把它卖掉了。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发展的机会到了。我决定发展建材。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六年，我投资五点五亿元，搞了浙江华强墙地砖有限公司，还有浙江玻璃厂，这两个项目搞了后，我的步子就大多了。因为杨汛桥还有宝业集团，我们相互竞争。我想，还是错位发展有利，于是，就放掉了建筑，搞起了建材。遗憾的是一九九六、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这三年，全国经济处于低潮，国家在抓清理三角债的问题。我的项目在投入与产出上，就碰到了经济软着落。那时，玻璃每重量箱是二百四十元，到项目竣工投产时，产品的市场价已跌到每重量箱五十元，每箱足足要相差一百九十元。这样，我就到了全负债的地步。当时全国玻璃行业是全行业亏损。
我由建筑向建材转换中，融资比较困难。因为，我的投入是天文数字，再加上投产后的形势不利。县委、县政府很重视。当时，纪根立、陈敏尔、茹关筠等领导都给了扶持。在税收上、融资上，都为我创造发展条件。一九九二年时，我没有转制，我挂着的是集体企业牌子。县里多次研究过我们光宇集团的问题。在机制上，我要创全国一流企业。一九九六年，县里搞规模化，组建集团，我就组建了浙江光宇集团公司。我的各项成本管理指标是全国最低的，每项指标质量、能耗、产量、内部管理都是领先水平。后来，全国70%的玻璃厂都来这里蹲点学习。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亚洲金融风波后，我们光宇集团真正起步。一九九八年，我们是全国乡镇企业首家通过国家级集团审定。
一九九八年改制，县里书记、县长很重视，杨汛桥是试点，有三个企业，各有模式，一是“宝业”，已转过的；二是“大集团转制”，我没转过的；三是小企业，濒临倒闭的，如江桥砖瓦厂等，这三个点，县里搞了调查组。我是自己去要求转制的，市委书记董君舒鼓励我，徐纪平县长也积极引导我，我在转制时，开始别人都奇煞，我100%负债，经营不好，都为我担心。我主动要求转制的道理是，已向董书记、徐县长要求了好多次。我说，一是当时我们投入五亿多元时，社会上传言很多，县信用联社压力也很大，都说我是花集体的钱，就盲目地搞。这对政府、还有信用联社造成较大压力；二是为了产权明晰；三是凭产品优势和市场，我的集团就一定有希望。在全县转制会上，我讲了三、四次。当时，我的净资产评估后，是二千二百六十万元。要签字时，我的手发抖了，负债五个多亿，我感到压力很大。
我占了股权的47%。转制后，形势好。内部管理上职责明确，自主权积极性都提高了。一九九九年，我搞了第二条玻璃生产线，抓住了机遇，在全国玻璃行业的大企业都不敢投入的情况下，我又上了大项目，是二点五亿元的投入，因为我估计到全国玻璃行业的局面会回升。民营企业只有我一家，我的成本最低。我上项目时，玻璃产销的低潮已过去。玻璃市场一回升，我的第一条线就上去了，最高的利润达到每天一百万元。这时，我想到了如何做大做强的问题，我要争取全国的龙头地位。
于是，我有了更大的决心，要搞资本运作。
从二OOO年三月开始，我就开始筹划资本运作方案。二OOO年七月，第二条生产线投产成功，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那时，我了解到国家经贸委在“十五”计划中，要培育三到五家的大型玻璃企业集团的消息，我咬着牙也要冲进去。这时，光靠自身的积累已经不行了，资本运作成了我的惟一出路。到二OO一年初，我到中国证监委，说了我的情况后，证监委很支持，鼓励我们到境外上市。因为，中国证监委对境外上市也是项重要工作。浙江的杭甬高速公路也上了香港H股，但那时，刚刚碰到了金融风波。我到香港去上市，是悄悄地做的。我上市成功时社会上才知道。中国证监委对我评价很好，说这是中国的骄傲，民族的骄傲，民营企业的骄傲。香港上市这天，是二OO一年十二月一日，当天，我们共募集到五点四亿元港币，折人民币六亿元，我上市的总股本是一点七八亿股，每股二点九六港币，当时，香港三十多家媒体报道，境内的就更多。徐纪平县长专门为我上市去讲了话。现在，我的H股是一点二五港币，每年五月分红。去年五月分红时，我分到二千八百万港币，我注册资本四亿元，上市后注册资本达到五点七八亿。在上市前后的整个过程中，国家和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都给我们集团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在引进人才上是跨大步的，集团现在有五百多个本科生，县处级的行政人才十多个，研究生以上八十多个，中专以上的员工已达90%。现在，我与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资，不久前成立了“浙江科技有限公司”。现有一百五十名员工，都是本科以上的人才，已整体转移到我们杨汛桥，主要从事电子、蕊片、程控系统等软件开发。
在全国玻璃行业中，我排行第四。我认为企业要加快发展，上市是最好的途径。我上市后，企业就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去年，我投入十亿元，今年是二十亿元，明年我准备投入三十五亿元。这样的投入，是为了有大的产出。去年，我们集团的销售是十亿元，今年是二十亿元，明年能到八十亿元。目前，集团资产已到了二十四亿元。去年，利税一点七亿元，增值税四千万元，地税四千万元。我刚接到全国建材协会通知，要我到福州参加全国建材协会会长会议，会长原来是建设部长兼的。这次我被推荐为副会长人选，我原是省建材协会副会长、县建材协会会长。我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充满信心，过去像父亲这样的事是不会再发生了，我在向前看。现在，我最深的体会是，我这代人很幸运，赶上了好年代，这个年代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年代。我下一步的前进目标是，进军西部开发，兼并杭州玻璃厂，同时为集团扩张征好地，现已决定在杨汛桥征地二千一百五十亩、柯桥五百亩、滨海四千八百亩。
89、攻坚克难
眉毛浓密的陈楚卿处事果断，他谈起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有条有理——
对企业改制问题，用老省长沈祖伦的话法叫“捆绑机制”。这就是把企业的命运与厂长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
我是柯岩彤山村人，自一九六九年入伍到一九七七年转业回家乡工作已经三十四年了。期间我搞了多年的农村政策研究工作，现在我虽然已从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对对企业改制中的攻坚克难过程记忆深刻。绍兴县的企业改制从一九九三年以来县里搞试点，到后来全县形成大气候、大环境，主要是好几任县委书记对企业改制工作考虑周到，从纪根立、陈敏尔到顾秋麟、徐纪平等，对企业改制都作了实践探索。
但是在一九九五、九六、九七年县里根据上面的有关精神，搞了企业改制“回头看”后，使经营者在思想上、发展上、积极性上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如果不走回头路，全县企业发展会更快。当初我们对“小小公司”设了“优待股”，“日月集团”老总虞阿五，听他们福全镇的领导汇报说，转制后他的收入是50万元一年，结果反响较大。省里也来人在绍兴饭店听我们的情况汇报。后来的结论是从集体企业到个人所有制，经营者一夜间就成了富翁，不符合党的分配制。其实，当时搞“优待股”就是对经营者劳动成果的认可。但是，这在当时我们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到一九九八年，顾秋麟书记和徐纪平县长对这个问题抓得很紧。下面企业最早要求转制的是现在“宝业集团”的老总庞宝根。顾书记当时在听汇报时也叫我们去听的。庞宝根是与象山县的一个建筑公司在比，那个公司机制活，在外承接工程多。庞宝根很赞赏他们的机制。后来，我们就叫庞宝根带路去了象山考察，县里对改制很有决心，但一时不知如何搞。徐县长很有思路，进行了试点工作部署，由副县长孙云耀带队，在杨汛桥镇选择了宝业集团、光宇集团、金城实业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用二个月时间改制试点。
现在看这试点的收获就是党在十五大中提出的按生产要素参加分配，坚持效率优先的理解到位了。这次试点有两大突破，一是为原来的“优待股”说法在理论上找到了依据。要素股中的要素有管理、生产、经营、资金等内容；二是经营的者持大股，中层以上多入股的说法实打实了。这样搞了以后，对改制就有了明确的方案。全县从过去的“回头看”时停滞不前，到又重新动起来。一九九九年，县里在福全专门搞试点，徐纪平县长提出了“改制的彻底性”问题。我当时想，只有革命的彻底性，改制的彻底性怎么去理解呢？徐县长对我们说，企业改制已到了早改早主动、迟改要被动，不改走进死胡同的时候，这说明我们就要着重研究改制的彻底性，徐县长引导我们研究提出了如何做到彻底性的三条标准，一是现金股要到位，不能入虚股，二是债仅债务要落实，三是工商执照要变更。
这次企业改制试点后，全县就铺开了，我们工作抓得很实。当时我们分了中、东、南、西、北片，还专门成立改制领导小组，书记、县长是组长，改制办公室就设在我们农办，改制中我们还作了验收。第三次试点在漓渚，主要是围绕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乡镇一级组建了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另外还有村级企业的改制等。这几次改革，较好地解决了“大而赢、大而亏”企业改制相当难的问题。如对一个大企业有一亿元资产，钱如何分，如亏了一亿元，债务由谁背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从设立“要素股”入手进行突破。“三条标准”的提出，就较好地解决了上述的难题。如果说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县里不如此改制，后来的技改就没有大投入的后劲。据统计，全县当时有20多家企业先后设立了要素股性质的“优待股”。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企业的机制问题，适应了新的发展要求。
改制给企业带来了活力和后劲，增加了积累。光宇集团的老总冯光成在一九九八年进行改制试点后，在我们试点组告别时，他请我们吃饭，我与他握手时说他的手冰冰凉，又说他在改制签字时双手发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压力吃足了，不知今后能不能搞好。我对他说，一定能搞好的。现在这家企业已成了全国民营企业中首家在香港上市H股的企业，玻璃产销形势喜人。
有一条我们县里做得也有特色，就是徐县长提倡的现场办公各部门都配合。一条龙服务零收费，从领导到群众齐发动、齐参与。当时，虽然有些部门一时为了既得利益，搞了服务收费，引起了一些企业的不满。有一次，记得已是晚上11点了，我接到徐县长的电话，他听到我们对企业在工商执照变更中，有个资产评估问题，对评估工作县里说过是零收费的，可是还是有收费的。为啥又收，企业有意见。徐县长当时一定要我说出是那个部门在收费，我只能说实话，我说是“会计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结果他就叫我当夜打电话给这两个所的管理部门，要求按零收费服务。
结合上述实际，关于企业改制的问题，我的感受是企业改制的过程是个不断提高认识、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探索思路和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
我们绍兴县的乡镇企业到九十年代中期，占了全县经济的97%，国有集体占的比例很少。转制前，企业的厂长任命、报酬待遇以及成本投入、生产方向都是政府行为，乡镇企业家的两只眼睛一只盯着政府，一只盯着市场，转制后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降低了，要从经济规律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两只眼睛都盯着市场，用自己的努力，筹集资金，吸引人才，采购原料，推销产品。过去是厂长负责赢利，企业负责亏损，银行负责贷款，政府负担责任。企业赢利了厂长有奖金，企业亏损了是厂里的，银行贷款有多少呆帐死帐收不回来，全由政府来负责，这不正常的“四负”是政府干预、企业依赖的结果。因为企业厂长是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所以企业亏了他可以不负责任，是政府任命他去的。政府担任了董事长的职能，厂长担任总经理角色。有了矛盾只能听政府的，根本问题是产权不清，导致职责不明。转制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实际而重大的举措。于是就有了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乡镇企业转制。
任何一场变革，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和内在迫切性，促使绍兴县一九九八到一九九九年乡镇企业改制攻坚战的动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巩固完善前几年改制成果的必然要求。早在一九九二年，绍兴县在全省率先开展了乡镇企业改革，拉开了改制的序幕。当时称转制，即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经过六年的模索尝试，一部分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不少企业实行了租赁制，企业资产结构有了一定改善，活动有所增强。但总体上看，由于局限于理论和观念的框框，改革的小气候与大环境未能很好地相呼应，可以讲胆子虽大但力度不足，数量不少但攻难不足，进程较快但规范不足。到一九九七年，全县尚未改制的企业有六百六十六家，占当时应改制企业的35.6%，且已改制的企业中。面对现状，如果不加大力度，改制无疑将停滞不前，原有的改革成果也将付诸东流。
二是重组县域经济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当时正值市场经济大变革和大转轨时期，绍兴县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困扰了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抓住产权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以机制创新为前提，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培植新的经济优势，从而加快全县经济发展。
三是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的必然途径。由于历史的原因，绍兴县乡镇企业产权关系在法律上虽然明确，但在事实上长期模糊不清，政企关系没有得到根本的调整，政府部门习惯于通过人事权力和财产管理干预企业运作。同时，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还很强。这种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状况，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要改变这种状况，惟一的途径是按市场经济要求加速企业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整个改制攻坚战过程中，基本做法首先是明思路，确立改制的总体框架。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目标，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按“抓大、活中、放小、兴民”的改制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改制形式，不搞一刀切。规模大、净资产较多的企业，必须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按《公司法》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有条件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规模中等、效益尚可的企业，直接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在先卖后股的基础上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可整体转让；对小微亏企业，坚持能卖则卖、力求彻底；对少数资不抵债企业，原则上以零价转让给原经营者，或采取“切块改制”、“先卖后股”、抵贷返租等加以突破。
再是定政策，提供改制的操作依据。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政策的制定和把握，两年中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全面彻底抓好乡镇企业改制的若干意见》、《绍兴县盘活存量资产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乡镇企业改制中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关于搞好租包企业续租续包和鼓励实行资产重组的意见》等六个政策性意见，对改制中的有关原则、要点、程序、要求和经济利益关系处理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还有是重数量，突破改制的难点重点。县委县政府把攻克难点焦点作为改制新战役的突破口，改革的重点是大而盈和大而亏这两类企业。与此同时，在政策上加大力度，一方面，在产权界定和量化上，县委、县政府创造性地在全省率先提出了设置“要素股”；另一方面，对资债基本持平和资不抵债的企业，一般以“零”价形式整体转让给原经营者。这样一来，极大地推进了改制的步伐，一批知名度较高的企业纷纷吹响了改制的进军号，成了改制的主力军，并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改制。在改制中求质量，当时，我们在徐县长关于改制彻底性的思想指导下坚持了改制的“三条标准”。一九九九年下半年，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及时提出了全面彻底改制的新要求，转移改制的工作重点，即以抓数量为主转到以抓质量为主上来。抓环节，确保改制的圆满成功。为使改制工作落到实处，改出实效，各地在具体操作中牢牢把握了三个环节：一是突出一条主线——抓住产权改革这一主线；二是坚持三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改制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是把好三个关口——资产评估关，贷款转移关，档案管理关。
我们县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全县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构筑了坚实的平台，同时构建起了多元化的经济格局。通过对产权的界定、重组和转让，原来单一的集体所有制格局被打破，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混合型、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在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上，单纯的集体所有成为多方所有。据二百二十三家公司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统计，在二十一点四九亿元的总股本中，集体股权占24.3%，个人股占到68%，社会法人股占7.7%；在企业属性结构上，清一色的集体企业已不复存在，大部分企业已转为个人所有或个人经营。不仅如此，经过产权制度改革的启发和触动，民众创业的观念和意识进一步增强，大大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也是人、财、物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组合的过程。在人力这一特殊的要素方面，彻底打破了企业原先凭印象、靠任命的用人制度陈旧模式；在资金要素方面，通过“盘活存量，吸收增量”，从根本上堵住了集体资产的显性和隐性流失，减少了资产的风险度，提高了资产的实际效能；大量的社会分散资金入股的入股，受让的受让，纷纷在被看好的企业里找到了归宿。
增强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由于明晰了产权，调整了政企关系，使企业从政府的附属物真正成了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牢固树立了以市场为导向、效益为中心的意识，逐步由国内市场为主向国际国内市场并举转变，从数量扩张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转变。
回首上世纪末，绍兴县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攻坚战令人震憾，其意义之深、力度之大、影响之广，不亚于当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第一次改革。通过一九九八、一九九九两年的攻坚，全县累计完成乡镇企业改制一千八百五十一家，占应改制企业的99%。其中，实行公司制的一百七十四家，占9.4%；股份合作制的四十九家，占2.7%，拍卖的六百三十家，占34%；租赁的九百九十八家，占53.9%。现在，全县已有七百三十四家的营业执照已变更为民营企业。
90、公婆变公仆
白皙的脸庞仿佛一个书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孙爱保是个三十四岁的年轻人，他思维敏捷，情况熟悉，谈起干部的作风，他滔滔不绝——
我们陈建光部长在传达县委常委会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时，他说过这么一段概括性比较强的话，绍兴县这几年的经济大发展，有许许多多原因，其中有一支能力强、素质高、作风正的干部队伍是重要因素。
无论纵向比、横向比，绍兴县的干部的确是一流的。绍兴的干部最大的特点是听话，政令畅通。第二是务实，只做勿说，或者只做少说，虚花头没有，不事张扬。绍兴的企业家也是这样，怕出名。我们头痛的一件事，就是上级和新闻单位来采访，有些人不愿接受采访，他们不喜欢宣传。
不足之处也有，就是有点自我满足感，认为经济形势好，就安逸了。也有追求享受的苗头，有的在用车上攀比，旧车想换新车，低档的想换高档的，公用的想变成专用的。昨天县里干部大会上，徐书记讲了，绍兴县能有今天，是靠作风吃饭，以作风取胜，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仍然要大力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去年年底，县委、县政府几次组织干部到省内外参观学习，省内到萧山、义乌、鄞县、慈溪，省外到上海浦东、江苏昆山、广东南海，县机关部门的正职和乡镇主要领导共一百多人，参观回来开读书会，学报告，学先进，谈体会，谈感受，谈发展新思路。原来有自满情绪的人，发现还有差距，发现没有跳出绍兴来看绍兴，我们工业化不如萧山，城市化不如义乌，信息化不如南海，国际化不如昆山。
这次读书会还形成了一种共识，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进步，我们的干部也要与时俱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定要加强作风建设，切实为经济建设服务，做人民的公仆。
改革开放的深入，给我们党的组织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归根结底，就是干部如何适应新形势，概括起来大致有“三变”：
第一就是从单一型干部向复合型干部转变。以前因为以农业为主，我们又是农业大县，所以干部大都跑田头，习惯对农业生产的指导，对农村工作这一套熟悉。如今不行了，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企业了，现在的干部要懂工业、懂内贸、外贸、三产、懂法律，总之要一专多能。我们有一位镇领导因为感到乡镇的企业经营者经过不断培训和出国考察，眼界大开，思路新鲜，讲出来的话有理论有实践，他觉得自己无法同他们对话了，自己跟不上形势了，他要求调动。这就给我们启示，要抓干部的学习，什么都要懂一点。我们县里注重对干部的教育培训，专门组织县镇两级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五十一人办了个清华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另外办了两期省委党校设点的县镇干部工商管理本科班，组织村干部到市委党校大专班学习。还有业务培训和岗位培训，三百多机关干部分七个班用两年时间强化学习英语，城建干部送到同济大学培训，乡镇干部分批到浙江大学学习。总之，要懂经济，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要有一技之长。现在，你随便问哪一个干部，都能说出一二三来。外地来我们县里挂职的干部，普遍感到，绍兴县的干部，说起经济工作来头头是道。
第二个转变就是态度，要由过去的威严型转变为随和型。以前是计划经济，政府部门发出指令性计划，命令下面干这个，做那个，当公公婆婆，高高在上，自然而然的有一种威严感，否则下面不听话。群众因为什么事都要靠政府，所以也唯唯诺诺。现在市场经济了，群众依赖政府的少了，群众认为，只要不偷不抢，政府管勿着。况且，群众的民主意识增强了，碰到问题要来找你，解决不好要骂你，再不解决直接找镇长书记，有的找县长、县委书记。过去是群众怕干部，现在有的干部怕群众。在这种形势下，干部讲话命令式口气少了，大多数都是商量式口气，征询式的态度，说话也温和了，态度也随和了，现在很少有干部脸难看的了。
第三个转变就是由被动型变主动型了。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过去情况大都是群众有什么事找上门，干部去帮助解决。现在确确实实树立了当勤务员的思想，当好人民公仆，主动去为群众服务，这方面我们采取了不少措施，如政务、党务、村务三公开，使干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让群众透明地监督。部门行风评议，行风对话，乡镇干部的政绩卡上墙公示，岗位责任制考核，实施先锋工程建设，就是在带领致富、精神文明和为民办事三方面带头。
县机关部门有“三联系一承诺”，我们号召干部为民办实事当人民公仆，首先从机关各部门做起。现在每个部门都联系一个乡镇，都有一个经济较落后的联系村，还有联系一家农户。服务态度、服务纪律和办事效率在媒体上公开承诺，并设立监督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乡镇干部有“两卡一窗口”，政绩卡每月都填，本月做了哪些工作，张榜公布。干群联系卡象一张名片，发到家家户户，上面有一句话“有事请找我”。这一来方便了每个群众，一个电话就找到了干部。但有些干部叫苦了：“我的手机费一个月用了两百元！”逢节假日，乡镇还设立办事窗口，照常办理或受理群众要办的事。
村干部有“三谈一代理”，重大决策民主商议，叫“民情恳谈”；走访农户，叫“民情访谈”；夜晚串门，叫“民情夜谈”。总之，是要密切联系群众。群众有要申批的报告、执照，找干部一律无偿代理。乡镇干部每月有三天到村里“民情固定访谈日”，下村接访。镇村干部还必须“学一技、懂一技”，为民服务。这样一来，我们的干部减少了过去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公公婆婆式作风，真正变成了为民服务为民办事的勤务员和公仆。对干部的考察培养、使用，也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我们是凭德才看干部，凭实绩用干部，凭公认论干部。
改革开放还带来了一个新变化，就是村支部中出现了一批“老板书记”。一些先富起来的党员为了帮助村里共同致富，回村任党支部书记，他们不要一分钱的报酬，自己出资来建厂办企业，使村里增加积累，改变面貌，带动全村一起富起来。象齐贤镇倪家浦村的书记徐光贤，一直到外办厂；湖塘街道湖滨村的支书钱木根，原来是永通集团搞外贸的，还有钱清镇东畈村的书记孔永华，原来是个建筑包头，群众选他当书记，他放下工程回村里，发展经济，引进企业，去年村收入有三百三十万。象这样与民同富和先富带动大家富的党员干部有一大批。
我是穷山村出来的，当过教师，当过乡镇干部，后来到土管局，再调到党委部门。单位调了六、七个，但每个单位的干部作风都很实，我很受教育。也正是有这么一批好干部，有这么一支好队伍，才托起了我们这个经济强县，才成了全国十强县。
我这里有不少《民情日记》，是乡镇干部们写的，记的都是具体的事情，您看看，有没有用？
齐贤镇政府：娄利兴二OO二年三月十二日
事由：今日上午，兴浦村村民金泉荣急匆匆、闹哄哄来我办公室，向我声诉邻居金启权建造新房，对他的住房安全构成了威胁，要求我作出公断处理。听罢他的讲述，我表态明日来实地踏看解决。
过程：第二天一早，我骑车来到兴浦村委，经村委主任介绍，得知该两户早在前年就因建房而引起纠纷，已势不两立。村委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听完村里介绍，我建议村干部与我一起到金泉荣家看现场。到了现场，我用尺子丈量了两户屋的间距，并走进金泉荣家察看一层、二层的地面、楼面及墙体。实地踏看后，我心中已基本有数，然后将两户主叫来。原来，金启权新房位于金泉荣二楼旧屋南侧，于一九九八年建造，两屋间距平均为一点零二米，金泉荣屋底楼南山墙墙脚与地面有六厘米左右的直裂缝。二楼墙体拼接处确有明显裂缝。我从事城建工作已有十多年，也专业进行过省级建筑结构培训。以我的经验，金泉荣屋出现的裂缝主要原因是自身房屋加层及建造时结构不合理而造成，金启权新屋建成后基础沉降，也少许影响金泉荣屋南沿墙下沉。对金泉荣屋前后沿墙裂缝扩大也有一定的影响，至于对金泉荣屋的安全危险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开始按建筑原理和实践，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一开始金泉荣态度很差，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告状吃了倒戈，但我不能因为他是原告而误判，我继续耐心地给他说建筑知识，举了一系列例子，他慢慢地有点服了。但口上还是不服，于是我给他说，你恐怕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请上级来断定，他们两户都说好。
结果：第二天，我与县建筑工程学会联系，请他们来兴浦村。过了七天，技术鉴定报告出来了。报告结果，与我处理时的解释完全一致，金泉荣房屋裂缝再增大可能性不大，仍可安全使用。这时，双方心服口服了。
这件事给我启发很大，一是解决任何纠纷要耐心、细致。二是公正、公平、公心，这样，老百姓才会相信我们。
陶堰镇政府 钱张法 二OO二年三月三十日
事由：一直以来，谢家埭村级干部之间关系不融洽，党群关系矛盾不断，导致不能开展正常工作，更无从谈起为民办实事。二OO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到村里担任支部负责人工作，谈起村内一千多米长坑坑洼洼道路的修理问题。当时，现任村委主任也打算修好这段道路，但由于他生病住院，致使开展工作时，碰到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具体负责人的难度。
要求：1、尽快筹集修路费。2、解决具体负责的人。
解决过程：我回来后，把这想法向镇领导作了汇报，镇领导非常支持，为我办此事开了一系列的绿灯；另一方面，我得知原村里办厂时群众有一笔八千元的义务工款，由于村干部调换，无处兑现而搁浅，因而决定用来为民办实事修路。关于具体负责人，我通过党员民主推选会，选任办事比较可靠的村妇女主任来办事，由文书负责登帐，帐钱分开；由老支书负责监督。同时，明确了各自的分工和路面的招投标工作。
结果：在一系列具体细致的工作后，仅用了七天时间，使一条原来坑坑洼洼的路顺利地浇成了水泥路。同时，有效地解决了干部之间、干群之间矛盾，受到了领导、群众的好评。
华舍街道韩丰二OO二年四月一日
事由：绍兴县新升纺织有限公司在二OOO年九月份申报获取了自营出口权，由于企业内销形势较好，没有产品出口，因此一直没有办理获权后的各类出口手续。现企业为适应形势需要，降低市场风险，决定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产品出品。
要求：要求经发办同志提供服务，帮助企业办理登记进入“中国电子口岸网”及其它有关出口产品手续。
解决过程：1、海关注册登记。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到绍兴海关领取《企业海关注册登记表》等资料。下午，整理好所需的各类资料到绍兴海关进行了注册登记。
2、法人代码变更。三月二十六日随带企业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法人私章、身份证复印件到县技监局办理了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变更手续。
3、外管局领取“两证”。三月二十七日，我花费一天时间，带着以上已办材料复印件和其它需企业提供的资料，办理领取《外汇核销员证》和《外汇核销单领证》。
4、赴杭州上电子口岸网。带着绍兴已办各类资料，我又花费两天时间，跑省工商、国地税、技监、杭州海关等六部门，办理了各种手续帮助企业成功上了“中国电子口岸网”。
处理结果：新升纺织有限公司老总对我的办事效率非常满意，对此表示感谢，公司于三十日发出第一笔出口到国外的纺织产品。
马鞍镇政府 孟文刚 二OO二年八月十八日
事由：加安村是我镇的蔬菜专业村，是上虞、余姚等地蔬菜加工厂的生产基地。全村一百七十四户农户今年种植蔬菜面积四百亩，主要品种是包心菜和大白菜。由于加入WTO后，贸易壁垒被逐渐打破，但取而代之的绿色壁垒加重。使生产厂家对原料生产基地的要求提高，如对灌溉用水、大气环境、土壤、农药残留都有严格的标准，即要达到绿色农产品的标准。因此对许多农户来说，要达到这些要求难度很大，如何在生产中进行实际操作，无从着手。
要求：提供生产绿色蔬菜的技术，协调与厂家的购销关系。
解决过程：了解这一情况后，我及时与村干部和该村的专业大户进行了商量。主要采取三条措施。
1、由镇农业发展办进行专业技术指导、培训，并把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标准下发到每个农户；
2、要求农户做到连片种植，以利于统一管理；
3、由贩销大户牵头与厂家签订购销合同，使农户能按照厂家的要求进行生产。
结果：与上虞、余姚等两家厂签订了二百八十亩的生产合同，合同规定由厂方提供种子，并以每公斤零点二五元的保护价保证收购。目前已陆续开始进行播种，广大种植户感到比较满意。
漓渚镇政府 张贺芬 二OO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事由：漓渚铁矿有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老职工，年龄已大，又不识字，其女儿谢国美是一个智力残疾人，现年三十六岁，但其智商还不如一个二岁的孩子。因为给她办一本残疾证需打一张户籍证，老父亲在兰亭、漓渚、绍兴来回奔波却找不到其女儿的户口。
要求：帮助老人家找到其女儿的户口所在地并打一张户籍证明。
结果：我想这件事我办会更方便，快捷，就应诺了。通过与兰亭和漓渚派出所联系，得知当天停电无法查找。第二天我又放下手中的活再次进行查找，结果在漓渚铁矿的户籍名单中找到了，并将打印好的户籍证明交给了他，他表示非常感谢。
备注：有些事情，没有文化的同志去做会忙上一阵子，而由我们去做会方便、快捷得多，你为他做了，他会记着政府工作人员为他做了一件好事。
第十五章 高唱国际歌
91、发洋财
端庄文雅，意志坚强，天生一副热心肠的外经贸局局长施平平，鼻梁上架一副秀琅镜，她平静的表情下掩藏着说不尽的苦与乐——
不要写我个人，我在局里只不过做了些组织牵头的工作，工作都是大家干的。要写，就写我们外经贸这个团队。团队精神是我们外经贸局的一笔财富。我从小就在充满团队气氛的集体里成长。
我出生在绍兴市区一个干部家庭，一九七O年初中毕业后由于受海外社会关系影响不能上高中，待过业、做过居委会工作。支工到绍兴汽配厂，当过车床工，师傅陆耀根，是车床维修的七级工，他在厂里技术最好，我干工作也像师傅一样。我不甘落后，工作之余就自学高中数学、语文等课程。由于工作出色一九七五年我被厂里惟一推荐顺利通过考试，进入浙大机械系金属热处理工艺及金属分析，我的成绩较好。一九七八年，毕业回厂后，我一个人搞起了金属热处理材料试验和分析实验室，建立了全厂汽车配件的热处理工艺管理。一九八四年，我被调到经委科技科负责新产品开发、技改、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分析和管理工作。一九八七年底被抽调到对外经济工作办公室、先后担任外经贸委(局)外资科长、副主任(副局长)。一九九八年一月起担任外经贸局一把手重任，我县外经贸工作由此又开始了新的起点。
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纺织品销售市场受到较大影响。我们采取内贸、外贸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在抓好宣传发动的基础上，走了三步棋：一是千方百计让大量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并通过业务培训，改变了一直搞“隔山卖牛、信息不灵、效益不佳”的状况；二是不辞辛劳，多次组织企业参加国际展览会，重点开拓纺织产品国际市场。在此以前，我们企业参加广交会的还是凤毛麟角，而现在，一批又一批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参展拓市场；三是出好政策，及时兑现。每年制订三外政策意见，当好县领导的参谋。到去年底，全县三百九十九家企业有了自营出口实绩。
“引领、扶持、激励”这六个字，是我们针对当时清一色搞内销的企业提出的，县委、县府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每年春节一过，县委、县政府召开的第一个会议，都是开放型经济工作会议，这就是引领。而作为扶持，我们是最大限度地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为绍兴自营出口企业解决资金难的问题，光是去年县里就从财政中拿出了四千万元扶持资金。
趁加入WT0的机遇，我们就赶“鸭子”下水，要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以前，有不少企业老总习惯了家门口的市场，对自营出口有恐惧感，我就发动全局上下，到企业挨家挨户、苦口婆心搞动员，做到了有求必应。华舍镇曾是纺织业的老大哥，但自营出口却是一片空白。我们下去先与老企业家马仕秀讲，叫他在出口上也要带好头，马仕秀虽对国内市场熟门熟路，但面对国际化潮流却是疑心重重。我们多次与他算帐，小帐、大帐、内帐、外帐都算过，算得马总自已认为搞外贸合算为止。现在，他外贸已经做红火了。他的儿子“小马总”推出的一款“新牛仔”，已成为进军国际市场的“敲门砖”。龙头企业的领头效应，使这个曾经外贸空白的乡镇，出现外贸这边风景独好的局面。去年，全镇自营出口总额超过了一点五亿美元。
说服只是一种手段，真心消除企业“恐外”症，还须解决经营者外贸业务生疏、人才匮乏的问题。为此，我带领全局同志深入企业、乡镇组织外贸知识培训班，除亲自为企业讲授外贸政策和WTO知识外，还专门组织海关、商检、外汇管理局、国税、地税等方面的有关人员下基层举行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同时，联络有关部门引进培养外贸人才，逐步改变了全县外贸企业无人、无路、无权的局面，营造了一支强有力的，自觉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家队伍和外贸工作网络队伍。现在这些慢慢渗透的政府扶持措施已在绍兴县见了效，彻底改变了以往“隔山卖牛、信息不灵、效益不佳”的状况。
另外，积极引导企业参加各种展销会，激发他们走出去推销自己。记得在最早的广交会上，绍兴县的乡镇企业只能在门外“打游击”，就像头些年在中国轻纺城那些没有摊位进不了场的无证布贩一样。为了争取广交会上较多的参展摊位，我们外经贸局一班人想方设法让企业“挤”进参展行列。二OO二年的春季广交会，是绍兴县历史上参展企业最多、携带展品最多、组织人数最多和外贸订单最多的一年。我们千方百计争取到了八十个摊位，全县有二百五十多家企业参展和光顾，合同和意向加起来占到全市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恐怕在全国县一级是独一无二的。
这还不够，我们还领着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走出国门，把眼光和视野直接瞄准了外面的世界，瞄准了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精彩纷呈的展销会和博览会。
在许多人眼里，组团出国是一桩美差，是体面和风光的。但是，在我眼里，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我们具体组织的出国经贸团，担负的其实是绍兴纺织业“形象大使”的角色。近年来，我多次具体组织过去境外的招商参展工作，但每次都无心欣赏美丽的异域风光，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满负荷的日程安排和座谈会、推介会、恳谈会，为的是能让所带的团队满载而归。我认为出国参展如同长征。它是播种机，播下的是绍兴纺织的希望，播下的是企业和产品的名字，播下的是诚信和实力的种子；它是宣传队，带着绍兴产业的特色和形象而去，带着绍兴比较优势、多彩样品而去，载着订单和收获而归，载着新视野、新思维而归。现在这股飘洋下海热的触角已延伸得更广更深了。去年以来，亚太集团、永通集团、五洋实业等全县已有三十家境外公司开张运作，时刻感知着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企业们早就由被动向外转变为主动向外了。
我的办公室好比门诊室，每天都要接待不少企业和乡镇的同志，我总是不厌其烦，热情开导、解释，并落实好业务科室。同样，下基层好比出诊，有什么问题，就对症下药，只要我能解决的事情决不含糊。我还经常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向县领导反映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为县领导当好决策参谋。如前年六月份，我了解到不少自营出口企业因出口退税滞后导致流动资金紧张，有单子但缺钱的情况，就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向县领导建议，最后以退税抵押货款的方式，缓解了出口企业流动资金困难这个问题。去年底，我县创立行政审批中心，我在局党组会议上明确表态，坚决拥护县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大胆压缩不必要的审批项目，将必须审批的主要审批科目全部移至审批中心审批，做到不流于形式，真正方便企业。并且重申了审批窗口的政务公开和廉政纪律，在我的严格要求下，在审批中心管理下，外经贸局窗口已多次获得红旗窗口称号。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有一个理解、支持、鼓励我工作的丈夫。我们俩平时都很忙，碰面的机会很少，但一有空总是相互探讨工作、谈论时事、关心生活。我为有这个家感到欣慰，对工作、生活充满信心。然而，正当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不幸降临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中旬，身体非常健康、从不生病的丈夫，在我即将赴香港参加绍兴县纺织品面料展示和市场考察活动的前几天生起了病，经我多次劝说，住入了医院作全面的身体检查，我把丈夫托咐给我母亲照顾之后，踏上了香港之行。当时我想，丈夫的病应该是重感冒之类，不会有大碍。谁想到，到了香港不久，就接到了我局同志打来的急电，说我丈夫的脑中长了三个肿瘤，而且是恶性的，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当即泪流不止。但是我随即镇静下来，在安排好了工作之后，赶回了绍兴。由于他的病情已到了晚期，动了两次手术后，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翻身、喂食、大小便都得有人照料。在家人的全力帮助下，我一边照料我丈夫，一边继续勤奋地工作。那段时间，我经常独自流泪，但在亲人面前却只哭过一次，在同事们面前仍与以往一样始终保持着镇静。白天依然上班，履行着我的职责，有时加班加点到晚上十点才离开办公室，再到医院忙上大半个晚上或通宵，第二天早上又照常上班。那时我一天常常只睡两、三个小时，但从未因此而影响单位的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机关各部门、镇街的配合下，仅短短几年时间里，全县自营出口总额就从一九九八年的一亿美元，猛增到今年的十四点六一亿美元，从全省各县(市、区)第六位，跃居全省各县(市、区)首位。对此，领导和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荣誉。面对成绩和荣誉，我觉得，我的工作仍有很大差距，我的责任更大了。说真的，作为一名外经贸局局长，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县“三外”经济能越走越强，其他的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
92、老总打“飞的”
天天是沙哑的喉咙，常常以分计算工作时间的赵旱雨，夹一只精小的公文包，在“天龙集团”进进出出——
我的财富在国际市场上。只要我在“天龙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位置上，这话字字当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国外跑的时间在二百五十天以上，出国回国坐飞机，我如同打的，有人看到我，讲我在打“飞的”，我就笑笑，点点头。
我办企业到这一步，尽管是“飞速型”的。但这之前，我是经历了较长时间市场探险的。我这个人是左撇子。人说，左撇子的人思维敏捷，反应快，有冒险精神。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我喜欢冒险。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上有姐姐，下有弟妹，他们就说我胆大。我一九六五年，出生在“日出万丈绸”的华舍，家就在华舍街里。当时，我们的户口都在第一居委会里。我父亲叫赵松林，是乡镇干部退休的，他当过初解放时的华舍镇长；我母亲叫马金花，是县属手工业联社做工退休的，他们俩都六十多岁，在家里享清福了。父亲就对我讲，我现在正当年华，是该拼该搏的时候。
一九八O年我在柯桥中学毕业后，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最感兴趣的就是数学，我对数字十分敏感。后来，我虽然只读了一年多大学，就放弃了机械专业学习，出校门涉足工业贸易，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学，特别是英语和涉外贸易方面的知识。
现在，我在搞技改，今年四月前要结束，五月份要领照，目前正是券商辅导期，还要到韩国去，时间紧得一分钟当十分钟用。绍兴有三批客人等着洽谈业务。企业里面，我只抓住分管的，一个月要生产三百多万米布。今年，进出口超一亿美元，销售十四亿元，贸易销售四亿元，纺织一亿米，印染一点一亿米，出口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我技改投入四点八亿元，在柯桥的柯北工业区，我有新建的企业园区天龙数码、天龙纺织。以天龙纺织为母体，改成浙江天龙股份集团有限公司，经理是法人，这种结构采用的是二级法人制。总资产达到十一亿元，今年春节过后，我的企业员工总数将超过六千人，其中国外的专家七个。
贸工一体、人体合一、市场一线，这是我们集团扩张的总战略。“天龙”从无名小卒到出口大户，在经营上我就紧抓市场。当然，首先得益于当地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支持。在多年的商海搏击中，我逐渐意识到，企业仅仅靠获取销售附加值“进销差价”，而不在商品的其他附加值上如劳动力附加值、技术附加值等方面化功夫、拓路子，竞争空间就会狭小，经营必然被动。其实，思路决定出路，市场决定规模。我采用顺势而发，多管齐下办法，实施贸工一体化策略，在一九九七年，我收购了负债累累，停产歇业的绍兴天煌印染厂，经过整顿改进，该厂重现生机。接着又大胆兼并了绍兴三环纺织厂，租赁了处于停产的国营绍兴红光绸厂，同时，投入近亿元资金，办起了中外合资企业——浙江天龙纺织有限公司。从而，使规模扩大成为集纺织、印染和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企业。这也是在资本进行中，抓住低成本扩张机遇后，实施中资外资嫁接、国有民营嫁接、贸工并举的结果。我的摊子在不断扩大，前两年就已有绍兴天龙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天龙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天龙印染有限公司、绍兴三环编织印染有公司、浙江天龙编织有限公司、浙江天龙实业、绍兴织造厂等七个公司。
古人讲，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这是我们“天龙”走出国门找市场的经营谋略。企业经营如同下棋，“谋势”就是谋划经营思路。五年前，我主要为北京某外贸公司经销外贸产品，后转改为代理。期间，在经营上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市场营销技能和进出口贸易知识等。不久，我就组建了天龙贸易进出口公司，长期拥有了出口自主权，这为我今后开展对外贸易创造了前提条件，也是在当时国内轻纺市场激烈竞争下采取的最有效手段。事实证明，先搞贸易营销，再受市场洗礼，到摸准市场后，随即实施兼并、租赁、自建“三步曲”，是我走出国门找市场，使企业既具备先后效应，又具备后发优势的一大转折点。
我每年要用大半年时间跑国外市场，为的是捕捉市场信息，体察纺织产品的潜在需求。因为市场永无止境，更有规律可循。如在中东市场，我获取信息后，决定把国内已处于滞销的“涤塔夫”销住迪巴市场，现在已三分天下有其一了，此外，我每次出国回来，就要给中高级员工讲课，用贴切的事例、详尽的数据反馈国际前沿信息，传授先进营销理念及新近需求行情；二是带队出去考察，掌握面料更新趋势，用新原料、新工艺开发新产品。车间是后方，企业的一线在市场。市场活，信息足，公司自然活。集团目前已开发了二十余只新品种，现正源源不断地发往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谓牵着订单“鼻子”走。
“入世”以来，我们“天龙”集中精力在参与新的竞争。市场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相信，“火车要靠龙头带”这句话，许多时候，一定要学会调头。这话的意思是指有时要把车头挂到其他车箱上去。在企业运行中，我们采用的是“圆心管理”，这比“塔式管理”先进得多。我们集团的圆心，就是一切围绕出口转，沟通系统、纠错系统最重要。在天龙集团中层以上职员中，手机没有关的时候。我们的时差是适应国外市场的，从集团老总到下属公司和办事处，晚上九点以后，就是工作的黄金时间。企业除谋取产品附加值，通过资本的有效运作等充分条件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就是人力资源的优劣。我分析过那些已被兼并、租赁的企业，他们原先也有辉煌历程，最终为何曲终人散？后来我找到了他们的症结就在于人才缺乏、管理松散、产品无拳头、市场没有气候而被市场淘汰的病症。
我们集团的外贸型人才，要求都要具备国家四级以上的英语水准，在我公司内部国内人才最高学历为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国外人才在我身边有韩国、印度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十多个中高级人才。我有这样一个比喻，物流，就是人的手与脚；资金流，就是人的血液；信息流，就是人的大脑；剩下的是人的躯壳。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都是活的，我就只管活的东西。今后，我还要继续引进技术型的高级人才，充分利用好他们的“一技之长”，改进产品工艺，缩短生产流程，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聘请高级管理人员，逐步理顺规范管理方式，以适应市场竞争。这些人才既有来自乡镇企业，又有来自国营企业；既有来自商海大战中的经验型老将，又有来自高等学府的理论儒将。运用这支高素质的管理和营销队伍，我才能真正尝到借智管理、借脑开发的大甜头。
有了人才，就有了产品开发和技术开发的条件。我们近年来，从组建科技开发中心后，由营销人员和科技人员组成的产品开发智囊团。他们通过对市场部带回的信息进行分析后，大胆采用新原料、新工艺、新花样，开发出新产品。从而，也有了向“老外”讨价的资本，至今，公司已开发出三十多只新产品，企业牵着订单“鼻子”走，使企业产销两旺。在市场销售上，我们以创新的思维，设立了六个进出口部，细化了业务职责，实行分地区贸易、分人员专营、积极开拓市场，获得更多的订单。随着外贸业务的不断扩张，我们已在华舍和市区开辟新的纺织生产基地，与原有的印染厂形成了坯布、印染一条龙生产线。我在国际市场上，根据市场信息，调整生产计划。同时，我还鼓励业务人员出境、出国访问用户，考察市场，出境次数越多，旅差费报销越优惠。对于一些有影响的国内外产品展销会，如华交会、广交会及香港、中东、欧美地区各种展销会、洽谈会等，我都带他们出去。
然而，与高速增长的外贸业务相比，我这样生产还是滞后。为此，我在前年引进喷水织机五百零四台，使印染能力达到一点二亿米。后来，又投入四亿元，上数码印染、纺织扩建项目。同时，在韩国开设专门从事产品研发、市场调研、信息收集的天龙纤维株式会社。目前，我们企业已拥有先进的无梭织机一千三百多台、印染设备二百余台套，资产总值超过十亿元。
93、网络联世界
浓浓的一字眉，方方的国字脸，嘴角边微微带着笑意，永通集团董事长万爱法设立了十八个外贸部——
我这个人做事，向来都是比较低调的，我不大会说话，并且我一直有一个信条，就是少说话，多办事，这样才能成功。我想永通能有今天这个规模，或多或少跟我这个信条有关。
其实，我的经历和别人相比也没有特别之处，一定要话有啥个特别的话，那就是我干过勿少行业，也在勿少工厂做过，所以经验和阅历可能丰富了一些。我是一九五二年出生的，属龙，出生的地点是绍兴钱清余江村。家里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兄弟，六个姐妹，我父母的负担是很重的。所以我也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我十三岁那年从钱梅小学毕业之后，就勿再读书了，一直帮父母做生活。十六岁那年的下半年，我在我们村第二生产队当小队会计，后头又做过赤脚医生。从一九七六年开始，我进了我们生产队办的企业余江针织厂，我的工作是跑供销，当时针织厂的厂长叫钱阿根。跑到一九七九年，也就是我在针织厂跑供销跑了三年后，我到了钱清的知青纺织厂当供销副厂长。又做了三年，我又调到钱清工业公司当副总。再是三年后(我发觉我和“三”很有缘)，我到杭州毛纺厂帮他们采购原料。做了两年后，我终于自己搞个体了，主要也是搞纺织原料这一块。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当上了钱清镇生产福利纺织厂厂长，我还记得当时的镇长是王绕全，书记是杨再兴。话到我做外贸，是从一九九O年开始的，主要是搞医用的纱布，我的头一笔外贸生意是和科威特的客户做的，当时他们定了三万米的医用纱布，六美分一米，总共是一千八百美元，数量虽不多，但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
话到浙江永通集团，实际上就是以前的浙江永通染织厂。这个染织厂是一九八九年组建，是由当时三家快要倒闭的亏损小厂：钱清印花厂、知青纺织厂和福利纺织厂合并而成的。这三家小厂的其中两家我都曾经做过，还是比较熟悉的。染织厂刚刚成立的时候，企业还是相当困难的，厂房陈旧，设备落后，对于发展生产很不利。我作为厂长，压力也很大，我同厂里的干部、职工一起努力，也算是熬过了三年的困难时期，针对厂里的实际情况想了勿少办法，采取了勿少措施，总算起了一定的成效。到一九九二年的时候，我们投入了二千八百万人民币，去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漂向、平幅流水线各一条，四百二十四轧染生产线和前后道处理设备。并且，我们还请了国外印染方面的专家到我们厂里作现场指导，讲授一些印染方面的要领，这使我们引进的设备充分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这一步非常重要，它使我们永通染织厂慢慢走出困境，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并且扭亏为盈。我觉得这只是取得了初步的、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勿能满足于眼前，要想立足于勿败之地，增强竞争能力，我们必须使企业形成一个规模优势。所以，一九九五年八月的时候，集团化企业，浙江永通染织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成立了，它是以浙江染织厂为主体的。集团新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依托技术进步，加大技术改造投入的力度；拓展市场空间，目标瞄准国际市场。当时，好像是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们用于技术改造项目的资金，每年要多四千万元。我们是采用滚动投入的方式的，做到成熟一项之后实施一项，成功一项之后再开发一项，这一用法可以避免每年的技术改造项目的重复投资。这样，通过两年时间的努力，我们的生产能力翻番增加，达到了投入与回报同步增长，基本实现了当年投资，当年回收，并且当年见成效。永通逐渐发展壮大，从97年开始，永通逐渐收购了一些负债累累，濒临倒闭的企业，像原绍兴市永盛印染总厂、绍兴自行车厂、浙江国益敷纺集团等企业，实行跨行业重组，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在成为永通的一部分之后，这些企业都盘活了。就这样，永通集团通过不断地努力，终于形成了现在集纺织、染色、印花、植绒、服装、化工、建筑、房地产、物业管理于一体的大型企业，成为了浙江省及绍兴地区纺织印染行业的龙头企业集团。
实际上，我们永通能通过短短的几年功夫，扩张到这么大的规模，并且正在持续不断地发展，勿是虚的，也勿是泡沫，而是因为我们把目光锁定了国际市场，我们的成绩是扎实地建立在国际商贸的基础上的。做任何一种产品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销路，而我们纺织品这一类产品的国内销路，九十年代，就已经趋向饱和了。如果我们不能另辟市场，开拓销路，那我们的企业就只能等死了。早在一九九二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国内的纺织印染行业的市场，是越来越淡，并且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我们只有努力开拓，并且巩固国内市场，同时再开发国际市场，争取内外贸并举，这样才能在纺织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啊！一九九二年，我们出口创汇还只有一千三百万人民币，自从一九九六年，我们公司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拿到了自营进出口权之后，一九九七年我们的外贸交货值就达到二点八亿人民币，到一九九九年达到了六点三七亿人民币，其中自营出口就有二千九百三十五万美元，二OOO年的外贸交货值又上升到了十四点五五亿人民币，自营出口的有七千二百三十美元。而二OO二年我们的外贸交货值为二十三点九亿人民币,自营出口值就达到一点六亿美元，这个增长可以说是相当快了。而我们今年也就是二OO三年的目标是实现外贸交货值三十亿人民币，其中自营出口争取达到二亿美元。在出口创汇的节节增高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产品也有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出口的产品原来是单一的医药用布，现在品种就多起来了，像啥个涤棉、纯棉、高档衬衫布、服装、床上用品以及一些化工产品。我们永通的产品现在已经远销到了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像欧洲、美洲、非洲、澳洲、中东、日本、台湾、香港等等，永通这个牌子也响起来了，在国际上还是有一些知名度的。针对外贸这一块，永通各个下属工厂也逐步形成了那些出口产品的生产、外销、报关、调运等的一条龙的生产销售格局，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外向型生产基地。
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我发觉要做好外贸这一块，实际上要比内销还不容易，因为国外的客户对产品的质量，以及交货的时间方面，要求是很严格的。这就要求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要严把质量关，还要竖立企业的商业信誉。话句实话，到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外贸也不像以前介好做了。有勿少外商把产品的进货价压的蛮低，而且质量要好，生产的周期又很短。勿少厂商都因为利润太少而勿敢接。对于这种情况，永通就敢接这个单子，通过挖内部的潜力，实行增产节约等内部管理措施，降低生产成本，这样把利润挖出来。
永通开发国际市场的成功和公司里的这批员工是分勿开的。我们公司有二十家生产企业，二个进出口公司，十八个外贸部，一共有一百八十个从事外贸业务的员工，这些都是精通外贸业务的高素质人才，他们年轻好学，肯吃苦，敢于探索国际市场，善于把握国际商务信息，捕捉商机，是我们永通的骨干，为我们永通的外贸事业挑起了大梁。
不过，我们永通对外贸业务员的管理，采用了一种在另外公司很少见的方法。我们业务员的自由度相对比较大，而且收益和业务直接挂起钩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我们的业务员一般和公司商量，每年上交一定的费用，然后不管你拉了多少个单子，赚了多少钞票都是归你的。对于一笔出口贸易，业务员拉到单子后，要自己找一家纺织厂去下单子，让他们把白布织出来。然后，再把这些布送到印染厂印染，最后把布打卷包装好以后，再通过公司出口。这里的每一道工序之间，都是客户关系。比如说，业务员同国外客户谈，客户决定以七元每米的价格来买某一种布二十万米，而这个业务员在纺织厂织布是三元一米，在印染厂染色是两元一米，打卷这种包装生活大约要零点五元一米，所以从生产到出口，一共花费的成本是六元一米，而中间的一元差价，就可以被业务员赚到，而外商要二十万米布，所以这个业务员就可以留下二十万元。除了上交公司少量的费用之外(当然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剩下来的就是业务员自己的人。
当然，因为在下订单的时候，业务员必须先把钱交给织布、印染等工厂，有很多业务员都没有那么多钱，所以要向公司借，永通就通过申核这个业务员的客户信誉度，再把这笔钱给他去做交易。贸易做成后，业务员归还本金的时候，需要付给公司比银行利息还高上那一点点的利息。所以，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我们永通是“以人为本”去开拓市场的，我们的这种利润分配制度给了员工极大的激励，也使他们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我们永通对人才流动这个问题是很看得开的，有些业务员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固定的客户网，自己手里也有了一定的积蓄，想自己独立搞外贸生意，我们勿但勿会怪他，还会给他成立自己的公司提供帮助。如让他的公司挂靠在永通之内，只需上交少量的管理费，就可以利用永通的种种资源，比如自营出口权，本来这个权利是需要公司在成立一年之后才能得到，但现在只要挂靠在永通下，马上就能用这个权力了。同时，永通的知名度和信誉度，也为那些刚成立的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当然，我们虽然支持好的员工独立，但我们永通内部也需要好的人才来支撑，永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是从普通的员工当中，挑选出资质比较好的，给他们去大专院校培训，这里我们的头一批骨干，像现在的永通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裘菊兰，就是那时候培养的。她本来是永通里头的一个小小的会计，只有高中文化，没有啥个花头，现在却已经是一个全年出口值为四千万美元的公司的老板了。还有，就是我们也在不断地引进人，外语人才、外贸专业的人才等。只有人才集聚，我们集团的基础才能够打扎实。
除了需要人才之外，我们永通对管理也是抓得很紧的，一个好的企业的内部管理，必须要规范、严谨，不能紧散、拖踏。像集团本部的高层领导班子的组建，我们就是严格按公司法的章程和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办的，人数勿多但很精练，基本没有吃闲饭的人，而且个个都经验丰富，办事效率高。像企业的财务管理，我们有常规的年度审计制度。我们对集团内的资金流向把关是非常严的，采用的是内部统一结算，适当调度，集中使用周转的方式，来确保下属各企业资金占用的需求，降低资金运用的成本，使生产销售的资金占用达到最好的程度。
永通现在拥有固定资产八亿多，职工一万多人，是全国生产型企业出口创汇二十强企业之一，浙江省自营出口第三位，绍兴市自营出口第一位。取得这些成绩，我觉得跟绍兴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因为县里的政策比较开放，对我们在做外贸的某些环节上头，也是经常开绿灯。像在退税这个问题上，县政府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因为浙江省的出口额增长很快，但国家当年拨落来的退税指标不够，比方说，我们永通今年可以退二百万的税，但国家拨落来的指标只有一百万，还有一百万要明年才能退，有时候，企业也会资金周转不灵，是不可能等到第二年了。这时，县政府就会先从银行里把这笔资金贷出来给企业，等到下一年，这笔资金拨落来后，再还给银行。而利息，就由政府补贴。还有，政府会给我们解决一些出口企业的困难，帮我们牵线搭桥，开展览会，和外商取得联系，鼓励我们的出口积极性。
我们永通现在日子过得还勿错，但我们没有忘记回报社会。我在上面提到过公司兼并收购了一些亏损倒闭的国有、集体、乡镇企业，与其说我们是扩张壮大，实际上是回报社会，尽自己的社会义务，像二OOO年七月，原浙江省国益敷纺集团快要倒闭的时候，他们的负债高达二亿人民币，拖欠职工工资、集资款又有六百多万，他们的职工已经集体上访到浙江省人民政府那里去了，这是个烫手的山芋，我们的董事会也是商议、分析了很久才下的决心，当时我们内部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多的。
我是看着永通从诞生到慢慢发展壮大的，我对它就像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是很有感情的。我希望永通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定好自己的位置，保持并开拓新的市场，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作为一个“永通人”新年最大的心愿。
94、手牵手
George M? Moujabber?浙江永科热电有限公司的美方老总，中国名字叫马家宝，这位年近花甲、高大清瘦的美国老人很有绅士风度；虽然“独在异乡为异客”，但孤独和疲惫却并没在他脸上出现，他很风趣，也很幽默，谈到“永科”，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一九九四年来到中国，当时去的城市是广州，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而那时我已经五十九岁了。一九三六年，我出生在黎巴嫩，一九五九年去了美国，后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学的是工程方面的专业，所以现在我在永科工作，我既是总经理，又是职业工程师。
我们浙江永科热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燃料发电供气为主的中美合资企业，总投资大约是二千九百八十万美元。其中我们美方占了投资总额的87.5%。中方占了12.5%。永科美方的投资公司是ENSERCH公司，主要是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而我们ENSERCH的上级总公司是TEXAS OTLLTIES COMPANY(德克萨斯公益事业公司)，这是一家全美第四大的公益事业公司；永科的中国合作方是浙江小小企业集团的下属企业绍兴县永科热电厂。永科的经营主要是供热发电，目前经营情况良好，我们美中双方都是比较满意的。这就是我们永科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我现在是永科的总经理，公司里大部分的事情我都管，但主要还是管生产技术。我们这个合资公司，虽然在控股方面，我们美方是占了绝对优势，但我们碰到问题时，特别是美方和中方有意见分歧时，我都会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协商，找出办法来解决问题，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美方占有大多数的股份，而单方面或强制性决定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集团，也就是一个团体。虽然美方占多数，中方占少数，但这样并不防碍我们的合作，我们可以有分歧，但是我们决不会打架。就像你们中国的篮球运动员姚明，他现在在美国NBA的火箭队打球。在火箭队里，中国人就姚明一个，其他都是美国人，可是他们很团结，合作得很好。永科就像是火箭队，很团结，合作得也很愉快。
不过，公司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去年夏天，我们公司供热发电后有一些水排入了河道，当地的村民非常不高兴，他们认为河道受污染，水发臭，是我们公司排入的水造成的，但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和村民发生了争执，我们双方有些僵持不下。不过，这件事还要感谢绍兴县政府的有关部门，是他们出面帮我们协商，虽然最后我们还是补了他们一些钱，但问题总算解决了。
排水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现在可能会碰到一个更严重、更棘手的问题，据说今年电价要下调，本来我们供电的价格是这样的:如果是供电十四小时的，每兆千瓦是五百八十八元人民币;如果是供电十小时的，每兆千瓦是二百九十四元人民币。而二OO三年如果电价下调的话，十四小时的就变成了每兆千瓦五百三十八元人民币，十小时的变成每兆千瓦二百四十四元人民币，这样我们在每单位电中就各损失五十元人民币。而我们供热的价格是不变的，而现在煤的价格却又上涨了，这对我们公司很不利，利润将会大大减少。这就是我们公司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了。不光是我们，还有两家合资的热电公司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公司已写了一份要求不要降低电价的书面报告，送到了绍兴县对外经济贸易局，据说已经把报告送到上级有关部门，希望他们能够不实行这个政策，以免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不过我也作了两手准备，万一电价真的要下调的话，我想采取两个办法;或者是从我开始，永科的所有员工全部减薪，因为这部分损失不能光靠公司来承担，我们所有的员工应该也有义务来分担;要不然我们就抬高供热的价格，因为我们对煤价的上涨是无能为力的。但这样势必会影响到我们扩大供热的市场，因为本来我们计划今年要把市场进一步扩大，供热要超过四十家，如果抬高价格，计划就会受到阻碍，我不希望因为政策的变化而影响合作，我希望我们能长时间的合作下去，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
我是三十九个月前来到绍兴的，我觉得绍兴虽然城市不大，但发展很快，三十九个月前和三十九个月后的变化是令人赞叹和惊奇的。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绍兴的城市还没有现在漂亮，绿化也没那么多，道路很窄，房屋也显得陈旧而又不整齐，卫生状况也不太理想，交通也不是很方便。那个时候，我从我现在住的国际大酒店开车到永科公司需要四十五分钟，而现在好了，道路也宽敞了，交通也更方便了，从国际大酒店到永科只需要二十分钟。城市也变得更整洁、更古典、更精致了。就连国际大酒店也从四星级变成五星级了。我知道现在绍兴还有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那就是咸亨大酒店。
绍兴不光自然环境变好了，它的投资环境也变得很不错。虽然我们的公司也碰到了一些困难，但总的来说，和中方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和我合作的中方副总经理姚益明，他是一个好人，非常实在，非常敬业，我和他合作三年多了，非常愉快。绍兴县的政府部门对我们公司也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绍兴县对外经济贸易局的局长施平平女士，她非常热心，非常和善，经常帮助我们解决各种问题，我很感谢这些热心的人。
虽然我们公司在这儿遇到了一些问题，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在绍兴的生活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好，也非常质朴，绍兴人也是一样的。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和宗教，也喜欢绘画和摄影。对我而言，我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问题，中国话太难学了，我只能说几句简单的普通话，还会几句绍兴话，像“侬好，明朝会”等，但这对我和绍兴人的进一步交流没有帮助，我也没有办法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在我是一个人住在绍兴，我的妻子和女儿都住在美国西雅图。我觉得平时我过的还是很充实的，有时周末不在永科的时候，偶尔会觉得有点孤单、无聊，不过这种情况不太多，我在永科有很多朋友，他们经常在周末陪我吃饭、聊天，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我觉得绍兴的改革和发展都会越来越快，吸引外商的投资也会越来越多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三年多前，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国际大酒店里还没有几个外国人，可是现在，这里已经有很多外国人了。所以我相信绍兴的前景是美好的，我也希望永科在绍兴的发展能一帆风顺，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第十六章 新跨越
95、沧海桑田
忠厚、踏实、质朴、诚恳，他具有绍兴人的个性和本色。土生土长的朱元洪一直生活在滨海的沙地里。沧海桑田。从千顷稻浪到工业园区，他目睹了历史的巨变——
我是马鞍人，马鞍在绍兴县的北部，靠海。过去，我们村里能听得见潮水卷来的涛声，我们那一片是绍兴县最年轻的土地。历史书上记载：马鞍以马鞍山而得名，是越国先民捕鱼晾网的地方，又叫晾网山。明朝嘉靖年间，太守汤绍恩率民众建闸造塘。不久就有人拓地晒盐，开始在塘里种些作物。到清朝康熙年间人口渐渐多起来，成为乡镇。我们那里是盐碱地，以前大都种棉花、络麻和花生、番薯，绍兴人称那片地方叫“海里”，或者“沙地里”。鲁迅先生作品里写到的闺土，就在“海边的沙地上”。马山和孙端，也有一部分地是海潮淤涨形成的。
当然，这讲的是解放以前。解放以后，主要是一九六九年开始“农业学大寨”，绍兴县千军万马连续三十多年围垦海涂，增加耕地十多万亩，绍兴县的版图扩大了七八十平方公里！
我今年五十二岁，我是齐贤中学六七届初中生，毕业后支农到湖山大队，就在马鞍山旁边。后来调到绍兴县塘闸管理处，在三江闸那地方，归县水利局管。一九八七年六月又调到围海指挥部，又叫海涂建设工程管理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我分管水闸和海塘。绍围桥旁边的这座三层楼房里我工作十五年了，不久改名叫海涂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我当了管农业的副主任。今年六月，绍兴县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实现新的跨越，决定将北部的大片海涂和马鞍镇共一百平方公里土地开辟为滨海工业区。这是一个宏伟的规划，这片年轻的土地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滨海这块土地历史不长，海涂围垦从开始至今只有三十三年，这三十多年的故事，真是动人心魄、感人肺腑、令人惊叹。
我主要讲围海。我在海涂指挥部里听老同志讲过许多往事，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情。
围海大战开始是六八年的十二月，县里一声号令，四千多民工从全县各区、乡集中到马鞍，以各乡、村为营、连，有的搭棚住，有的住当地农民腾出的空房。三江、斗门的农民每日起早落夜，走路来回。运石头、挑泥土的队伍中有不少是区、乡干部和县机关干部，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周照火和副县长高晓明吃、住在草棚里，和民工同甘苦，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那时候的人思想好，勿怕苦。围了一星期，围了八千亩地。离开海涂的时候，许多人的脸因为日晒风吹变黑了，由于伙食不好，人都消瘦了一圈。
留下来的人仍然住在草棚里坚守，他们背一把铁锹，日日夜夜在堤坝上巡查，发现渗漏，就填土补洞。
顶苦的要算堵潮流沟。一九七五年修复七三丘，红湖口的潮流沟有四五米深，两百多米宽。当时秋雨连绵，水急浪涌，副总指挥葛行善同大和乡的副书记一起披着草包，整夜蹲在沟边观察潮水位置。第二天组织两千人背石渣包挑泥土。许多人赤膊劳动，血水和雨水一齐流淌，日日夜夜轮班干。吃饭的时候，泥土和汗水雨水一起吞咽下去，经过三天三夜奋战，十多米高两百多米长的一条大堤挡住了汹涌的潮水。
有一个人是家喻户晓的，他的名字已经刻在闸上面了，他叫徐长洪，是一九七O年四月十七日夜里在防潮护塘中被浪潮卷走的。这个身体壮实的州山公社主任，是和另外六个人一起被潮水夺去生命的。七天后，徐长洪的遗体在六十公里外的杭州湾找到。为了纪念他，在他牺牲的地方修建的那座塘闸命名为“长虹闸”，以表扬他和他一起牺牲的同志们气贯长虹的精神。
围海涂是蛮危险的。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九日，十三号强台风和天文大潮袭击浙江沿海。绍兴地委和县领导带领两千多人一起守护海堤。凌晨一点左右，汹涌的大潮冲决了堤坝，大堤全线崩溃，有四十六个人丧生。我们村里也有人去了，到天亮，马鞍街里的河水都混了。上午组织人去寻人，我们生产队去了二十多个，我也去的。走了大半个钟头，看到海涂里船翻屋倒，死猪死牛水上漂着，桌椅板凳和床铺都吞在水上，好几具尸体已经捞上来挺在堤坝上。我看见有一个民工的尸体半埋在沙土里，腰上还捆着一只钢精饭盒子。大家把他拉起来，是一个年轻人。这一次，我们大队死了两个人。据说，有十多具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后来我又参加修复海塘，在残塘上再铺石渣。到山上去运路远，我们就在倒塌的泥水里挖，脚都戳破了。
每年四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是汛期，主汛期是七月到九月，有台风大潮。大潮来的时候，海浪翻过塘，有十多米高。为了筑堤护堤，我们海涂指挥部有一支运输队，有三四十只船，专门从马鞍、陶里的石场里运石头。南塘头的跳跳鱼山开了三十年了，石头山开去了一大半。斗门的金鸡山开平了。
八五丘围垦时，县长陈礼安当总指挥，王咸波书记也去了，具体分管的是副县长单燕玉，她是副总指挥，这个女人蛮能干，蛮泼辣。那时候就靠人海战术，动员了两万人围两千亩地，规定一个星期堵口，十天围好，山区平原都来人，每个公社划分界线都有任务。有测量的，有监工的，谁都不愿意落后。早上三点起床，吃过饭，五点到工地就干开了，都赤着脚挑土抬石。越南区的人筑塘缺少经验，加上冷饭头泡白开水，做到下午做勿动了，有几个人逃回去了。那年难度大，水回流。
一九八八年我任围海指挥部主任和海涂建设工程管理处主任，就是从这一年起，我们开始了机械化围涂。因为这时候三中全会开过，搞生产责任制，农民可以做生意，乡镇企业起来了，人海战术召集农民困难了，正好听说萧山用泥浆泵疏竣河道，我们向钱宝荣县长汇报后得到支持，就买来了四十台，用起来效果不错，海堤筑起来了。
可是，过了春节后，堤被潮水冲垮了。正月初六，单燕玉副县长去看了现场，她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她讲：“挫折不可怕，要有信心，一定要拼，前面机枪扫也要冲！”我们当即从五个乡镇组织三千民工，重整旗鼓再堵缺口。堵口成功后，我们开始春季围垦。本来都是冬围的，因为四月十五日春汛到，雨水多，难度就大了。
我们绍兴县开创了机械化围垦海涂的先例。接下去，九O丘我们围垦了五千亩，九一丘围了一万六千五百亩。在这中间，我们的机械化围涂技术比较完整了，采用了新材料和新工艺，比如大型的编织袋土工布的应用，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并推广到上虞、萧山、慈溪、余姚、海宁等县的围涂工地。
随着海涂资源越来越少，上级对围海要求也越来越高。省里出台了堤线整治规划，要求把围涂与治江结合起来，结合曹娥江出口江道整治，改善萧绍平原排涝的条件。有段时间、外江的水位比内河高，省里专门拨款十五万元请疏竣公司来排涝。所以八九丘以后的围垦都叫“口门治江围涂工程”了，现在还在围垦的是东片三千多亩，每天一百多台泥浆泵、三百辆卡车拉石头八九千立方。其实，从过去围海搞“人海战”，到现在围海机械化作业，全县上下都紧密配合。尤其是民兵预备役队伍都起到突击队作用。对此，现任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长邢柏生说过，只要哪里有急难险重的任务他们的队伍就决战在哪里，这对我们工作在海涂的同志是极大的支持。“口门治江围涂工程”，估计春节前能堵口成功，这真是场决战。
海涂围起来后，开始是将田分给各公社、大队，每个大队几十亩。我在的小队分了十几亩，因为土咸，只能种甘蔗。为了改良土壤，我们将一船船的田泥运出去，再加上甘蔗叶、稻草烧灰，或者沤烂。后来再种西瓜、花生，一直到种水稻。
最早动员移民是马山的豆姜村、合作村，一些穷苦人家从里畈搬迁到海涂来开荒。这是一九七七年的下半年，全县动员，开始有两万移民。按照原来的地区，新建了鉴联村、越联村、新马山村等等。后来因为怕苦，逃回去了千把人。留下来的人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为海涂变绿洲作出了贡献。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集体所有，大概一九七八、一九七九时光，县里的一些局办在海涂试办机械化农场，先县农业局办，在“不吃洋糖、不受洋气”的思想驱使下，种甘蔗办糖厂，后来亏本改了啤酒厂，也不行，现在叫王宝和酒厂了。东湖农场来办了二分场，龙虎山茶牧场来办了分场。接下来八五丘、八九丘由水利局开发试验场，养河蚌养鱼养鳗养蟹，也搞不起来，这一丘现在搞工业区了。
九O丘的五千亩和九一丘的一万六千五百亩给了机械化农场和农垦场。农业局和水利局是主管部门，各种条件好一些，他们领导的农场和垦殖场后来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粮食、蔬菜、水果、水产的产量逐年提高，成了全县的农副产品基地。一九九九年成立了海涂资源开发管理委员会，二OO一年成立集团公司，以行业为基础，打破行政地域建制，组建了六个分公司，有围垦建筑公司、天天养殖公司、舜耕种植公司、绿神特种水产品有限公司、中大饲料有限公司和新地农业科技研究中心，这是一次新的经营机制的探索。
根据新的形势，县委县政府对滨海的开发有了新的战略部署，总的趋势是工进农退，整个工业区一百平方公里，采取逐步占领的步骤，最终的目标是建造一座工业新城。
我作为开发区的副主任，虽然是分管农业的，但我要以大局为重，支持和配合搞好滨海工业区的开发建设。有关工业区开发的启动和实施的情况，陈吉安主任全盘掌握，你可以去采访他，我帮你联系。好，我就讲这么多，不知行不行？
96、滨海宏图
海风吹黑了他的脸颊，粗硬的头发象迎风斗浪的芦苇，陈吉安有海的气魄，他话不多，说一不二。办事果断，个性倔强——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一早就很忙，拆迁的问题，施工上的问题，还有几位台商来洽谈，等一会还要去开会。
我们滨海工业区是今年六月二十七日成立的。这以前原有的田地是农业局、水利局等有关部门所属的国有土地，两年前改制，分成六个种养殖公司，三百多职工，有海涂资源开发办管理，职能是农业的综合开发利用和防洪防汛抢险。
我们这个工业区一百平方公里由两大块组成，一块就是县属的国有土地四十五平方公里，另一块是原来的马鞍镇五十五平方公里。我们这里的历史要说悠久，仙人山和凤凰墩文化遗址，证明这里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要说短暂，只有二十多年的移民史。悠久和短暂，构成了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
为啥要办工业区？您是知道的，我们绍兴县近几年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发展的空间小。尽管有十八个工业园区，由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土地少了，且不少是山区。这一片广袤的土地，地广人稀，又濒临杭州湾，有环境的优势，临钱塘江和曹娥江，离高速公路四公里，距萧山国际机场只二十五公里，十七公里的柯海快速干线明年五月建成直通中国轻纺城，与县城的商贸城只要二十分钟的车时。还有市县合建的污水处理厂在这里，印染等水污染的企业有利在这地方发展。
从大的背景来讲，滨海工业区可以作为绍兴县跨越式发展的新基地，招商引资的主战场和工业发展的新载体。一百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只有一万四千一百二十六人，拆迁量小，有利于大面积地开发。
我对这片土地很熟悉，我是马山人，二OOO年七月从华舍调到马鞍镇当书记。马鞍是经济强镇，今年产值达七十五亿。我们绍兴县是纺织大县、经济强县和财政强县，开发滨海有很强的经济支撑和依托。成立滨海工业区、体制上、政策上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是大开发、大政策、大体制。具体的是四句话；充分授权、镇村托管、封闭运作、滚动发展。工业区作为县的派出机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党工委书记是县委书记徐纪平，我当副书记。作为工业区的行政班子，我当主任，下面四个副主任。马鞍镇及下属五十个乡村由工业区托管，领导与被领导，组织上非常明确，工业区有人事任免权和推荐权。
县委县政府放权给我们，县府六个部门授权，经济贸易局、计划发展局、外经贸局、建设局、环保局、国土资源局都给我们发了委托书，我们建立了投资服务中心，需要这些部门盖章的，我们见章盖章。
此外，县里给了我们一点二亿元的启动资金，财政收入十年内全额返还，土地净收益全部返还，作为建设资金。有这样好的机制和政策，我们对办好工业区充满信心。
现在我们主要抓三件事，就是边规划边建设边招商。开头半年，抓总体布局。第一期二十三平方公里，建设绍兴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是一座开放型、现代化的工业新城，集聚人口十八万，总时间为十五年，分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园区中建两个商贸区、三个居住区。工业用地占47.5%，道路广场占14.5%，市政设施占9.5%。工业区分为：纺织印染区、化纤原料区、生物医药、精细化工区和高新技术区。
现在，我们在建设施工方面道路设施全面开工，到二OO三年年底，十七条路、三十二座桥竣工，三十万吨污水处理设施投入使用。今年年内七路七桥竣工，投资三亿元的柯桥至滨海的快速干线明年五月通车，投资一点八亿元的天马热电厂明年四月投产，投资四千五百万元的第一期日供水十二万吨的水厂明年五月竣工，明年还将建设两座十一点二二万伏的变电所。
工业区的开发千头万绪，我一到，首先搞启动区规划。原来只有两点六平方公里。后确定为三点四三平方公里。第二天我带了四位副主任去现场察看，一看吓了一跳，其中有五千亩是废弃的鱼塘。原来认为项目可以放下去了，这一来压力很大，回来研究必须马上平整土地，测量预算。七月十五日正式招投标，预计要五百万元，三个月时间。投标结果，只需四百多万元。可是三个月时间要等到十月十五日，已经引进的项目都等着。平整后再做路又要八个月。我八月十五日去一看，觉得不行，工程进度太慢。下午四点，我把围垦建设公司中标的陈总叫来，我对他说：“你不能向我提任何要求，不要讲任何理由、任何代价，我给你三点要求：一、必须八月底完工；二、质量保证，三、办法你自己去想。
陈总说：“好，回去后今晚开分管负责人会，明天一早汇报。”
第二天上午八点，他手拎笔记本走进来：“会开过了，保证完成任务，我们增加四十台泥浆泵，两台发电机，八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二点前坚决完成任务！”他们昼夜不停，五千亩鱼塘里灯火通明、昼夜不停地清淤泥，运石填池，半个月时间干了一个月的工程量。有时候，任务是压出来的。
现在，我们工业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势头很好。我们去北京、福州、深圳、上海设点招商，到台湾、福州、厦门、上海开展招商活动，落实进区项目二十七只，总投资四十一点五一亿元，其中外商独资五个项目，计五千零六十万美元，外方合资项目八个，计八千三百三十五万美元。达成意向的十一只，计五亿多元。正在洽谈登记的有五十多只项目，总投资四十二亿元。现在，投资的客商每天都有，我天天在接待客商。开头三个月，我从早上八点到下班一批接一批，一点空都没有，还有不少人在外面等，反正没有半个钟头是空闲的。现在投资的客商一半是本地的，一半是外地外资的。第一只外资项目双方联系了好几次。洽谈中间，招商局长汇报说，其它开发区也在争取这个项目，有人说我们这里供热供不上。这时快下班了，我心里急，这关系到我们工业区的形象。我马上打电话给这家外商的上海总部老板。那位老板说，“你怎么知道有这件事？”
“有没有这件事？我们是不是交谈一下，我们的承诺保证兑现。”
“我叫筹建经理在考察，这事还没有定下来。”外商说。
我连忙找到招商局长，我要他找到正在柯桥搞筹建的张经理，转告他：“今晚轻纺城大酒店我请客。”
吃饭前，我向张经理具体介绍了工业区的情况，请他们认真比较。我说：“如果条件差不多，希望能签字。关于热电问题，我们按承偌的保证。”吃饭后，我们继续谈。正好这时，上海总部的老板又来电话了解情况。张经理作了汇报。他们商量了一下，认为滨海有优势，有信誉。经过又一次考察，一家印染企业定下了。这是我们工业区的第一只外资项目，开出的第一张土地证，又是第一家开工。
我们工业区从六月二十七日搬来，五个人，工作人员进行了招聘和调配，包括门卫共五十六个人。我们机构精简，内部运作只有一个办公室，一个投资服务中心，四个局，即招商局、规划建设局、国土资源局、农业发展局。我们的口号是：海纳百川，宾至如归。
工业区的工作人员实行市场化运作和企业化管理。全体人员一律实行年薪制、打破基本工资制，进行岗位责任考核，与薪金挂钩，30%的工资留年底发放，我靠政令，不用开会。我看结果，不看过程，任务明确、责任明确。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听汇报、思考、抓落实，布置任务，到工地去看，去督促。
我一九六三年生，农民出身。我参加过人力围海，一九八五年我当皇甫乡乡长，带着四百三十六个民工来，搭草棚、挑石渣，组织突击队，从十月六日到十月二十六日的整整二十天。我们当年围垦的八五丘就是今天工业区开发的启动区，厂房已经造起来了。
我在深圳的浙江旅外乡贤聚会上说：“滨海工业区踏着新世纪的开发浪潮，以朝气蓬勃的良好形象，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来到了您的面前。她是一方崭新的投资热土，是您再一次开拓事业、再一次展现辉煌的难得机遇。我们将以全新的开放理念热忱欢迎您前来考察咨询，投资兴业，共图发展。
过年后你再来，这里一定是一片新的面貌。欢迎你来指导！
97、柯岩新篇
高人一头的谢兴长书生气十足，他瘦削的脸上戴一副有相当度数的近视镜。搞规划出身的他新任了柯岩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
说来也巧，我与柯岩开发有缘。八年前，我到柯岩开发风景区，做了石文化的文章；八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柯岩，不过，这次面对的是一百平方公里的旅游度假区，开发目标按徐纪平书记的话说叫做：“大柯岩、新社区、越文化”。
说到开发建设，我已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了。我一九八五年从王坛镇新联村跨进杭州大学校门，到城市规划专业大专毕业，分配在县建设局规划股工作，就与开发建设打上了交道。一九九五年我提升为建设局局长助理兼柯岩风景处管理处主任后，与开发建设联系得就更为直接了。当时柯岩风景区管理处刚刚成立，作为景区的创业者，我们只有四个人，有一部桑塔纳，两间办公室，县里给了三百万元启动资金，条件很艰苦，眼前只有一片田野。五月十三日，县委书记陈敏尔到柯岩作了调研，随后召开了一个常委会，决定柯岩要搞大开发。在当时建设局局长蔡刚的领导下我们请东南大学的杜顺宝教授来搞柯岩的规划，当时景区的规划面积是六点八七平方公里，准备投入五亿元资金，用十年时间把它建成。一九九六年二月十日，一期石佛景区建成开放，社会反映良好，增强了我们开发建设的信心。踏着一期开发的步伐，我们建设局党委一班人咬定开发目标，又领导我们铺开了柯岩后续开发建设的项目。
绍兴没有像黄山、泰山的自然景观，绍兴搞旅游，就要做别具一格的景区，绍兴给人的印象是小绍兴，多的是文化积淀，需要强调有个性特色的文化。但如何体现绍兴文化？采石文化就是绍兴的特色，柯岩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发挥。此外，还有水文化，绍兴因为有水，才有黄酒，绍兴的水有灵气、有精神、有文化，酿造文化是得天独厚的。在柯岩二期开发中，我们搞了镜水湾、瀑布等景点，做到动静结合、水石结合。之后又搞了越女春晓，体现的都是水的魅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绍兴多名人，是名人造就了绍兴，绍兴因名人而得名。在柯岩第三期开发中，我们想到了名人文化方面的内容。我想一般的人物馆中，人的形象缺少差异性，我们强调搞差异性，抓人的灵魂，抓特征所在。像蔡元培是大教育家，做他的眼镜时，眼镜背后采用了线浮法。同时，又把与蔡元培相关的文化找出来，找到了他的手迹“城中石宕柯岩最”。这样，就把蔡元培的精神凸现出来了。还有马臻，是因治理鉴湖而得名，也因鉴湖而死的，在雕塑上凸现了他的头像，在鉴湖后面的浮雕上刻有“功也鉴湖，泪也鉴湖”。我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亮点，歌颂名人也要看他的亮点，任伯年是绍兴的印人，我们就将他的功绩体现在八方印上，印头上是他的头。鲁迅凸现了他的一只手，挟着一支烟，主要刻划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刚毅与深情。我们把名人文化与园林艺术紧密结合，形成独特视觉冲击力的旅游物品，从而达到了教育、娱乐、游览的目的。
后来的柯岩建设者们，在总结我们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把柯岩推向了国家AAAA级景区，创造了“柯岩现象”。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后，我当了建设局副局长，九月份，我又受聘为柯桥经济开发区总规划师，主管规划业务工作。从此，我踏上了规划县城的初级道路，主要做了两桩事体：一桩是组织编制了柯桥经济开发区规划，是经县政府依法批准的；第二桩是主持制订了柯桥经济开发区规划管理办法，这个办法的特点是削弱规划管理部门的自由裁定权，使规划管理程式化、法制化、规范化。这个规划管理办法由省建设厅向全省推荐。一九九九年底，我又回到局里搞规划，参与编制了县里的各项规划。
柯岩南部是一片新水乡区域。如何把柯岩开发与城市的自身特征结合起来，这是规划柯岩的重点。绍兴是水网密集地，柯桥作为绍兴县的新县城，纺织有相当规模，是绍兴、华东、全国乃至国际的纺织中心。柯岩从地理上讲是杭州、绍兴、柯桥交界的地方，它的东西北面有三个高速立交桥口，在半小时行程内有国际机场。再是柯岩有三大资源，一是风景文化旅游资源，区内有柯岩、香林花雨、千年古桂、清代民宅为特征的十里湖塘等风景资源；二是有鉴湖最精华的地方；第三有建于清代一七八四年的鉴湖会稽山酒厂，这是融水、石、自然景观为一体的风景旅游资源。而且植被资源丰富，自然条件极好，直接可用的土地有三十五平方公里。
我认为柯岩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定位的理念是“融入大绍兴，服务大杭州，接轨大上海”。成为大绍兴的休闲中心，搞些超过咸亨、国际大酒店的超五星级酒店，完善城市休闲的不足。同时，按城镇要求，建造宜人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居住质量。为杭州提供休闲，成为大城市框架的飞地，在设施配置上，针对杭州的消费者进行差异式布局。为大上海提供一流的居住环境，搞大片生态型的观光农业，还有原生态的原始森林，从而成为杭、沪消费者候鸟型栖息地。
今年初，柯岩旅游度假区的设立，柯桥南部地区的旅游大开发，不仅是绍兴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美化妆扮全县环境的载体和亮点。
我们的运作机制是：委托受权、封闭运作、市场机制、滚动开发。我们对开发建设实行统一管理，专门成立了柯岩旅游度假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实行资本经营和企业化运作；县旅游局与柯岩旅游度假区实行合署办公，两块牌子，—套班子做到集中高效。我认为开发与管理统一的体制，不仅可以整合旅游业力量，保障开发和管理的顺利实施，还理顺了关系，加快了速度。今后，对土管规划、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宣传营销和风景区管理等工作，我的方法是搞责任人制。目前我们正在启动鉴湖南北两侧两区块十平方公里的开发，我估算基础设施投入先期二十亿元，区域内每年开发投入在二十亿元以上，计划五年内的总投资一百亿元以上，其中民间资金将超过60%。
我们致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旅游度假区。把柯岩建成以生态园林为风貌的集休闲、居住、娱乐、健身、社交、会议、游览于一体，自然和人文相结合、历史与现代相融合、动态与静态兼备、高雅与通俗兼容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做到一年出形象，三年有模样，五年建成样。
98、特色牌
中等个子、瘦长脸庞，比两年前上任时憔悴了不少。漓渚镇委书记周建鑫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谈兴很浓——
我是前年秋天调到漓渚镇当书记的。以前在县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漓渚我蹲过三年，是当农技站长，所以，漓渚的情况我了解一些。
漓渚是越王勾践种兰花的地方，王羲之也喜欢种兰花，这里的不少人家世代都是花农。可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以粮为纲，“砍资本主义尾巴”，这一行就冷落了。
真正兴旺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平原地方的乡村办社队工厂，我们这里有一部分人开始种兰花，种茶花卖，一时也比较兴旺，但是因为信息不灵，加上花木价格的泡沫，后来出现了“龙柏烧狗肉”的困境。
但是，富裕起来的人们需要花卉来美化生活，漓渚的花农又活跃起来了，他们种植各种花木，满足市场需要。
从走向绍兴、杭州、上海开始，卖花的漓渚人开始从南到北闯市场了。他们把绍兴的兰花、茶梅、五针松等花木盆景销往各地，又把各地有特色的花木带回绍兴种植。他们呼朋唤友，三千二百个人占领各地的花木市场，全国除台湾、西藏外，各大城市的花木市场里，都有卖花木的漓渚人。广州市的陈村花木市场和芬村花木市场是全国著名的花市，这里有二百五十个绍兴花农，他们的价格，可以左右市场的行情。昆明又叫春城，春城无处不飞花。那里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是适合花木生长的好地方，昆明花木市场也有好多漓渚的花农。做得最大的要算徐洪尧，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既做花木批发，又做绿花工程，前几年昆明办世界博览会，这个徐洪尧就承接了世博会的一些工程。
从家门口的自留地种栽小苗木到今天的生意兴隆通四海，主要是观念转变。因为自产自销产出慢，五针松、茶梅、雪松等要五年左右才能产出，时间长，所以从开始背蛇皮袋挑担卖到经营萧山的苗木，后来越跑越远了。我们漓渚干另外行当的一些企业家，大多也是贩花木起家的，因为他们开了眼界，市场意识强。
有一天，县委常委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章生建来漓渚调研时，对我说，作为镇里的一把手，重要责任就是要扶持农民发展经济，在漓渚就是要关心好花农。我经常出去，我到广州花市去过两次，到昆明去过一次。漓渚花农在广州的影响很大，花市主要靠他们在撑市面，当地的工商部门很关照，有什么困难都能帮助解决。他们对当地的经济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在当地租地种花，每亩每年的租金要八九千元，好的地要一万多一年，大部分人租七八亩，搭起大棚，前店后圃，主要是做批发生意，量很大。他们还做进口生意，不少铁树和巴西木都是外国的品种。
花木生意现在越来越好，因为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都知道要美化生活，美化环境。还有，城市化大力发展，街道、社区、市民广场都要绿化种草种树。这样一来，一些资金雄厚的脑子转得快的花木经销户又转行搞绿花工程。现在我们漓渚上规模的绿化工程公司有八家了，都是评上了级别的，象张汉成，他的大地园艺有限公司评上了二级工程企业，杭州国际机场、杭甬高速公路、绍兴市环城河和瓜渚湖的绿化工程他都参与了。所以，我们漓渚花卉特色园区的产业链已经拉长了，由原来单纯的种植到销售又到做绿化工程，正在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去年我们漓渚的花木销售量比前年增长了25%，达到四点一亿元，净收入有九千八百万元。人均收入四千一百元，占人均收入的60%，全村人均收入是六千七百零一元。我们那里的收入比较平均，大部分人家都是一两百万元，棠棣村十万元以上有一百多户，五百万以上的有廿多家，基本上都别墅，买车的人勿少，十月一日漓渚到福全的公路修通，买车的人还要多来。全县山区镇八个，我们漓渚平均富裕程度最高。这支三千多人的销售队伍每年到十二月廿八九回来，正月初三四走，到今天一半人出去了，苦也蛮苦，真当无日无夜。
现在我们漓渚的花木基地一共有一万七千两百五十亩，我们自己可以种花的地都种满了，有五千亩是包外地的地。我们本地的一万两千亩苗木地是绿色银行，大苗迁出去卖，小苗补进来种。现在漓渚的土地出租种花木每亩每年值八百至一千元，别的地方只要一两百元。我们镇里最近又扩建了“绍兴花市”，有一百六十多个摊位，政府搭台、花农唱戏、绝大多数是本地花农，生意勿错。
除了绿花苗木，漓渚顶出名的是兰花，绍兴兰花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名气。兰花是我们绍兴的市花，绍兴漓渚是兰花的种质资源库。春兰、精品兰资源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就在我们漓渚。二OOO年被评为“中国春兰样品县。”目前我们正申报“中国春兰之乡”。我们镇里有一批专门种兰花的大户，每家都有一两个、两三个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品种。台湾、日本、韩国的客户经常来。品种最好的一株兰花叫“红太阳宝鼎”，红芯、荷瓣、一尖双花，真当漂亮，是金定先收来的。日本客户出价五十万他不卖，他说值一百二十万。六十七岁的金定先是兰花世家。他的兰花值一千多万元。还有象给朱老总种兰花的诸友仁一家，他的阿弟、儿子仍然在种兰花。
县委和县政府号召提神、提速、提质，全力推进我县跨越式发展。因此必须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工业特色园区。我们县里一共有十九个工业园区，其中柯桥开发区和滨海开发区规模大，级别高，另外十七个镇街园区都要求办出自己的特色。比如杨汛桥的经编，平水的针织，齐贤的纺织机械、福全的家俱们漓渚主要是花卉，还有湖塘的酿酒，孙端的小商品、亭山的沥青厂等等。我们漓渚工业园区有三块，一块是花卉，是特色，另外还有一块是针织，还有就是工业陶瓷。
我们镇党委和镇政府把发展花木生产当作重点，现在我们集中精力，要把花卉行业做大做强，提出了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平面扩展向立体提高转变。当前不少地方都在发展花卉生产，花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我们不与他们在同一水平竞争，我们已经有了原始积累，我们引导花农要从扩大种植面积向销售和绿化工程转变，变赚小钱为赚大钱。第二个转变是由散兵游勇式向网络营销发展。以前我们的三千两百个花农基本上各自为战，最多也是家庭式的几个人，现在我们要发挥花卉协会的作用，运用互联网手段进行市场运作，达到信息共通，资源共享，效益共增，提高组织化和信息化程度，共同打造漓渚的花卉品牌。第三个转变是从传统种植向现代种植转变。主要是引进先进栽培技术和绿花新品种，提高绿化工程的档次，引进科技人才。我们春兰的株培一年发一次苗就算不错了，日本和台湾兰花一年发三四次苗，所以我们要突破。
为了开阔视野，增加知识，与国际接轨，去年和前年，我们镇领导带领五大花木公司的老板到法国、荷兰和澳大利亚去考察了两次，很有感触，也很有收获。对照发达国家的花卉生产和绿化工程，我们只是刚刚起步，我们只是点缀绿色，没有艺术的含量，就是生产技术档次低，科技含量低。他们的生产工厂化了。可以准确决定什么时候出苗。他们组织化程度高，科技开发、市场营销、新技术应用都很先进。我们是千家万户种苗木，千军万马搞销售。荷兰的郁金香一个品种做大了一种产业，我们还靠原始的推销手段走南闯北。荷兰的花卉通过拍卖形式销售，这种差距不是一年两年。当然，差距大也是潜力大，发展空间大，我们要靠科技发展花木业，要和国际接轨。
漓渚的花农忙在秋冬，现在正月里都在掘苗，掘出来拉去卖。从云南、广东各地来的长途棚车进进出出很多，业务做得蛮好。
欢迎你再来，漓福线开通，来去更加方便。好，再见！
濮匡正说：你勿要看我今天块头大，有两百斤重，三十年前我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那时候穷，没有饭吃。我一家大小八个人，爹供销社会计因病退职了，全靠娘纺花织布，六姐妹我老大，三个妹两个弟。靠什么吃？中午摸来螺蛳当饭吃，夜头一人一盅罗汉豆，真当苦煞！七三年我一个人到上海浦东砖瓦厂挑泥工，一天能赚两元多。一九七四年大家一道去了，有马鞍的费来大，还有肖山长山头一个人。挑泥吃力，从早上到夜头十二点，挑得流鼻头红血，星期天到徐家汇买碎肥肉红烧，当宝贝吃。热天挑泥土热，到河里沉一下凉快一次，夜头挑到十点十二点船板上一倒就睏，洗也不洗。半两粮票三分钱一根的油条，排队排半天排到了再回出来舍不得买。
做了一年多，人熟了，几个弟妹有书读了，我介绍了一大帮人出去，头一批五六十，我当了包工头，专门联系业务，他们都听我话，我待遇高了，每天有八元到十元，手下有百把个人。七五年下半年，我包了四个地方的土方工程，有浦南砖瓦厂、青浦赵巷砖瓦厂，佘山粮库填河造房，还有川沙造牧场挑土，我有了四个基地，发展到一千多人了。
虽然我在外面轰轰烈烈，可回到家里默不作声。因为当时要割资本义尾巴，所以我是偷阴伴脑不出名的包工头。我廿八岁结婚，当时只能温饱，因为爹要看毛病，结婚仍是破房子，十二月廿八好日，凑不齐六十元好看钱，丈母娘先把钞票送来再送过去。拜堂的灰色的卡中山装是借来的。我老婆是挑烂湖泥时认识了老丈人介绍的，老丈人看我人好，就把囡许给我，夹灶人。
我挑泥土后做生意了。啥生意？买卖粮票油票饲料票，从下三府去买来，到柯桥来卖掉。有一次天还勿亮，是二月份天冷，我在柯桥大桥贩粮票时，被工商所抲牢了，我一急，把粮票一包跳下河，游到对岸一口气跑了十八里回到家，一路上的人都用惊奇的眼光看我全身湿淋淋的水。
我又当包工头又贩粮票，一批双打运动一来，把我叫进了法纪学习班，我乘别人不注意，逃出去了。
我看长期在外面不行，有些钞票了，我回村里来办了安昌全新印染厂。我当业务员，我到嘉兴，吴江等地拿布到村里印花。当时设备落后，一只缸两根棒，用手工刮花。也是运道来了，七七年停停做做，七八年业务多了，一年挣了十万八千元，好象孙悟空翻跟斗。党支部开会要奖励我一千五百元。第二天齐贤区委委员找我谈话了，说不应该拿这笔钱，老百姓一年只有一百多元的收入。我说：“我还不知道要给我发一千五百元奖金。”我说：“不拿这笔钱没有关系。”区委委员把我的想法对支部讲了。支部书记说我们明年还要发展，这事交给村民讨论。结果老百姓一致同意给我发奖金，他们说：“拿一万五也不多！”兑现大会上放炮仗。
第二年我长驻嘉兴，又增添了设备，银行给我货款，这一来我们厂在绍兴打响了，成为与独树、大和并驾的三部马车。到一九八二年我们厂变成了第六印染厂，生产形势更加好。乡办工业主任想调我去，印染六厂勿肯。当时我是供销副厂长，带出了一批供销员。乡里一定要调我去当工业公司的副经理，后来又当安昌工业供销部经理，既做生意又管企业。
一年多以后，是一九八四年的十月，镇里要办福利企业，准备做涤纶丝。钱宝荣县长来，他讲这是个好项目，可惜政府没有钱。乡里决定印染厂的单阿福来当书记，阿福一想没有钱怎么办厂，他勿来。我要求和阿福一道去，我当厂长。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上任了。当时有人编顺口溜话当时的情况：“两个人的班子，一颗工厂印子，一千三百元的款子，一幢房子，外加几个跷子。”
第一天我们两人坐在办公室里研究资金从哪里来。我说：“做涤纶丝是个好项目，就是投入太大，不如先办个纺织厂，定位高一点。”
两人商定先出去考察一次。到了上海、杭州。为了节省，住的是防空洞，买糕饼当饭吃。有个安昌人叫赵兴发，他是东风印染厂厂长，他介绍我们到杭州胜利试样厂，看到一只新开发的高档产品真丝提花。我求他们希望给我们做，有偿服务。两个工程师满口答应了。
回来凑钱从苏州买来十四台K274全铁丝织机，每台三千多元，当时这种机器也紧俏。我们碰到了好时机，这个辰光西装热流行，我们先织真丝领带绸，工人每人带资两千元进厂。接着又织迎宾窗帘绸，产品打入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第一年产值一百万，赚了二十一万利润，这一下震动很大，第二年又贷款两百万，蛋糕做大了。一九八八年时增加到四百台全铁机，织出人造棉卖给宁波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出口。
我们一边发展一边创业。一九八八年后稳定了一段时间，一九九二年传来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展的机遇来了。这时我一人厂长兼书记，就考虑如何配套搞印染加工。搞印染因为污染厉害，政府已经控制了。
我找到县长陈敏尔。我说：“现在低档次的产品太多，没有很好的后整理。我想做高档次的化纤布，投资一点三亿，引进四条流水线。”他说好，淘汰低档次产品正是我们考虑的事情。我说污水处理的问题，他讲：“我去解释。”
环保局那里卡得很紧。局长要县长承诺必须以关掉几家印染厂作代价。陈县长作出保证，关掉了全新印染厂和高温染厂等几家。交通银行支持我，我从日本和德国引进了四条流水线。这一来引起了许多厂长的议论，说濮匡正要死在这里了。不少人为我捏一把汗，都耽心我要蚀老本。有一家报纸说：“八国联军”进入亚太。那时候我的厂叫浙江亚太布厂。
县委县府办的两位主任礼拜日来看我，他们很关心，两个人给我算帐，从投资到产量到折旧到利润还利息，一笔笔算，结果都不太乐观。
我先感谢他们的好意，我向他们解释。我说，绍兴的化纤布为啥是地摊货？主要后整理勿好。我去过外国，外国好的布与次的布价格差十几倍二十倍。
他们问我：“你有把握赢利？”
我讲：“有”
当日夜头，陈敏尔县长给我打电话，他说外面呼声很大，你要仔细测算投入和产出。我讲：“县长你放心，勿成功我跳楼自杀！”
果然，我机器一开，改变了产品结构，低档次的布勿吃香了。其它设备印一米布收七角八角，我这里加工一米从三元五到六元。我这里出来的布质量比韩国的只差一点点，价格便宜好多，客户都来买我的布。一九九五年好多人引进这种流水线，这就叫跳跃式发展。
到一九九五年许多厂搞无梭化，引进喷水织机做涤纶布。我出国一看，认为做涤纶布没有前途，今后方向是棉麻。我从日本引进了一百台喷气织机，一九九七年开始做棉麻，我赚钱了。后来不少人跟着我做棉麻布。
去年我们国家进入了WTO。我有新想法了，就是产品如何打入国际市场？县外贸局施局长来，我向她建议：我们绍兴年产布七十亿米，一定要打到国际市场去，明年目标争取自营出口二十亿元，再造一个轻纺城。
我要做高档棉麻布，国际市场需要，沙发、窗帘这些装饰用布欧美国家占了市场的42%，我们中国只占10%的份额。去年我投资两亿五，引进了年产四千万米的有三米四特宽幅的生产线，现在生产形势大好，订单不断，证明这一步我又走对了。
我从一千三百元资本起步，到现在的十亿资产，主要是我走的几步棋子没有失败，一路走来还算顺当，我成功的秘决是要看准。
八十年代靠胆量，廿一世纪靠知识。我早五年就觉察到，中国勿搞政治运动了，会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关键是人才。过去为啥被外国人压牢？一是政策勿开放，二是技术落后，现在要自己人去掌握先进技术，所以我把儿子和女儿送出去，去学习知识，学习管理，女儿上外毕业到加拿大读了五年书回来，女婿从瑞士读完书回来，儿子从日本读了三年书也回来。我叫他们先到下面去锻炼，懂得生产以后再来搞管理。一定要走这条路。象我这样的乡镇企业头代祖宗话起来大专学历，主要是外面跑得多一些，实际经验多一些，真正搞现代管理勿懂。所以，企业要做大做强要靠年轻人，靠年轻人的知识和技术，靠他们的创新精神。
我对女儿讲：“你认为勿对的就改，老框框可以打掉，朝鲜穷就是老框框勿改。”
女儿雅萍现在当总经理，我暂时还当董事长，主要放手让她做。今年做了几件事情我蛮佩服。比方改进食堂，原来我阿妹负责，雅萍一定要换人，阿妹哭了：“侄囡把我饭碗敲破哉！”我支持雅萍，后来效果好，工人都满意。我女婿也蛮好，他负责外贸，40%靠网上交易，最近在巴西。儿子在下面管一个厂。都要给他们压斤量，轻纺城的老板前几年挣了不少，现在勿来事了，国际市场上最简单的方法都勿懂，怎么去搞销售？新时代一定要靠有文化的年轻人。
99、新生代
她会讲标准的美式英语和纯正的上海话，自然，忘不了一口地道的绍兴方言。短发大眼、秀丽质朴的濮雅萍是浙江亚太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濮匡正的女儿，她已经掌管了总经理的职权，她毕业于加拿大莱斯布力奇大学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她和她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代人——
濮匡正说，你勿要看我今天块头大，有两百斤重，三十年前我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那时候穷，没有饭吃。我一家大小八个人，爹供销社会计因病退职了，全靠娘纺花织布，六姐妹我老大，三个妹两个弟。靠什么吃？中午摸来螺蛳当饭吃，夜头一人一盅罗汉豆，真当苦煞！七三年我一个人到上海浦东砖瓦厂挑泥工，一天能赚两元多。一九七四年大家一道去了，有马鞍的费来大，还有肖山长山头一个人。挑泥吃力，从早上到夜头十二点，挑得流鼻头红血，星期天到徐家汇买碎肥肉红烧，当宝贝吃。热天挑泥土热，到河里沉一下凉快一次，夜头挑到十点十二点船板上一倒就睏，洗也不洗。半两粮票三分钱一根的油条，排队排半天排到了再回出来舍不得买。
做了一年多，人熟了，几个弟妹有书读了，我介绍了一大帮人出去，头一批五六十，我当了包工头，专门联系业务，他们都听我话，我待遇高了，每天有八元到十元，手下有百把个人。七五年下半年，我包了四个地方的土方工程，有浦南砖瓦厂、青浦赵巷砖瓦厂，佘山粮库填河造房，还有川沙造牧场挑土，我有了四个基地，发展到一千多人了。
虽然我在外面轰轰烈烈，可回到家里默不作声。因为当时要割资本义尾巴，所以我是偷阴伴脑不出名的包工头。我廿八岁结婚，当时只能温饱，因为爹要看毛病，结婚仍是破房子，十二月廿八好日，凑不齐六十元好看钱，丈母娘先把钞票送来再送过去。拜堂的灰色的卡中山装是借来的。我老婆是挑烂湖泥时认识了老丈人介绍的，老丈人看我人好，就把囡许给我，夹灶人。
我挑泥土后做生意了。啥生意？买卖粮票油票饲料票，从下三府去买来，到柯桥来卖掉。有一次天还勿亮，是二月份天冷，我在柯桥大桥贩粮票时，被工商所抲牢了，我一急，把粮票一包跳下河，游到对岸一口气跑了十八里回到家，一路上的人都用惊奇的眼光看我全身湿淋淋的水。
我又当包工头又贩粮票，一批双打运动一来，把我叫进了法纪学习班，我乘别人不注意，逃出去了。
我看长期在外面不行，有些钞票了，我回村里来办了安昌全新印染厂。我当业务员，我到嘉兴，吴江等地拿布到村里印花。当时设备落后，一只缸两根棒，用手工刮花。也是运道来了，七七年停停做做，七八年业务多了，一年挣了十万八千元，好象孙悟空翻跟斗。党支部开会要奖励我一千五百元。第二天齐贤区委委员找我谈话了，说不应该拿这笔钱，老百姓一年只有一百多元的收入。我说：“我还不知道要给我发一千五百元奖金。”我说：“不拿这笔钱没有关系。”区委委员把我的想法对支部讲了。支部书记说我们明年还要发展，这事交给村民讨论。结果老百姓一致同意给我发奖金，他们说：“拿一万五也不多！”兑现大会上放炮仗。
第二年我长驻嘉兴，又增添了设备，银行给我货款，这一来我们厂在绍兴打响了，成为与独树、大和并驾的三部马车。到一九八二年我们厂变成了第六印染厂，生产形势更加好。乡办工业主任想调我去，印染六厂勿肯。当时我是供销副厂长，带出了一批供销员。乡里一定要调我去当工业公司的副经理，后来又当安昌工业供销部经理，既做生意又管企业。
一年多以后，是一九八四年的十月，镇里要办福利企业，准备做涤纶丝。钱宝荣县长来，他讲这是个好项目，可惜政府没有钱。乡里决定印染厂的单阿福来当书记，阿福一想没有钱怎么办厂，他勿来。我要求和阿福一道去，我当厂长。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上任了。当时有人编顺口溜话当时的情况：“两个人的班子，一颗工厂印子，一千三百元的款子，一幢房子，外加几个翘子。”
第一天我们两人坐在办公室里研究资金从哪里来。我说：“做涤纶丝是个好项目，就是投入太大，不如先办个纺织厂，定位高一点。”
两人商定先出去考察一次。到了上海、杭州。为了节省，住的是防空洞，买糕饼当饭吃。有个安昌人叫赵兴发，他是东风印染厂厂长，他介绍我们到杭州胜利试样厂，看到一只新开发的高档产品真丝提花。我求他们希望给我们做，有偿服务。两个工程师满口答应了。
回来凑钱从苏州买来十四台K274全铁丝织机，每台三千多元，当时这种机器也紧俏。我们碰到了好时机，这个辰光西装热流行，我们先织真丝领带绸，工人每人带资两千元进厂。接着又织迎宾窗帘绸，产品打入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第一年产值一百万，赚了二十一万利润，这一下震动很大，第二年又贷款两百万，蛋糕做大了。一九八八年时增加到四百台全铁机，织出人造棉卖给宁波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出口。
我们一边发展一边创业。一九八八年后稳定了一段时间，一九九二年传来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展的机遇来了。这时我一人厂长兼书记，就考虑如何配套搞印染加工。搞印染因为污染历害，政府已经控制了。
我找到县长陈敏尔。我说：“现在低档次的产品太多，没有很好的后整理。我想做高档次的化纤布，投资一点三亿，引进四条流水线。”他说好，淘汰低档次产品正是我们考虑的事情。我说污水处理的问题，他讲：“我去解释。”
环保局那里卡得很紧。局长要县长承诺必须以关掉几家印染厂作代价。陈县长作出保证，关掉了全新印染厂和高温染厂等几家。交通银行支持我，我从日本和德国引进了四条流水线。这一来引起了许多厂长的议论，说濮匡正要死在这里了。不少人为我捏一把汗，都耽心我要蚀老本。有一家报纸说：“八国联军”进入亚太。那时候我的厂叫浙江亚太布厂。
县委县府办的两位主任礼拜日来看我，他们很关心，两个人给我算帐，从投资到产量到折旧到利润还利息，一笔笔算，结果都不太乐观。
我先感谢他们的好意，我向他们解释。我说，绍兴的化纤布为啥是地摊货？主要后整理勿好。我去过外国，外国好的布与次的布价格差十几倍二十倍。
他们问我：“你有把握赢利？”
我讲：“有”
当日夜头，陈敏尔县长给我打电话，他说外面呼声很大，你要仔细测算投入和产出。我讲：“县长你放心，勿成功我跳楼自杀！”
果然，我机器一开，改变了产品结构，低档次的布勿吃香了。其它设备印一米布收七角八角，我这里加工一米从三元五到六元。我这里出来的布质量比韩国的只差一点点，价格便宜好多，客户都来买我的布。一九九五年好多人引进这种流水线，这就叫跳跃式发展。
到一九九五年许多厂搞无梭化，引进喷水织机做涤纶布。我出国一看，认为做涤纶布没有前途，今后方向是棉麻。我从日本引进了一百台喷气织机，一九九七年开始做棉麻，我赚钱了。后来不少人跟着我做棉麻布。
去年我们国家进入了WTO。我有新想法了，就是产品如何打入国际市场？县外贸局施局长来，我向她建议：我们绍兴年产布七十亿米，一定要打到国际市场去，明年目标争取自营出口二十亿元，再造一个轻纺城。
我要做高档棉麻布，国际市场需要，沙发、窗帘这些装饰用布欧美国家占了市场的42%，我们中国只占10%的份额。去年我投资两亿五，引进了年产四千万米的有三米四特宽幅的生产线，现在生产形势大好，订单不断，证明这一步我又走对了。
我从一千三百元资本起步，到现在的十亿资产，主要是我走的几步棋子没有失败，一路走来还算顺当，我成功的秘决是要看准。
八十年代靠胆量，廿一世纪靠知识。我早五年就觉察到，中国勿搞政治运动了，会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关键是人才。过去为啥被外国人压牢？一是政策勿开放，二是技术落后，现在要自己人去掌握先进技术，所以我把儿子和女儿送出去，去学习知识，学习管理，女儿上外毕业到加拿大读了五年书回来，女婿从瑞士读完书回来，儿子从日本读了三年书也回来。我叫他们先到下面去锻炼，懂得生产以后再来搞管理。一定要走这条路。象我这样的乡镇企业头代祖宗话起来大专学历，主要是外面跑得多一些，实际经验多一些，真正搞现代管理勿懂。所以，企业要做大做强要靠年轻人，靠年轻人的知识和技术，靠他们的创新精神。
我对女儿讲：“你认为勿对的就改，老框框可以打掉，朝鲜穷就是老框框勿改。”
女儿雅萍现在当总经理，我暂时还当董事长，主要放手让她做。今年做了几件事情我蛮佩服。比方改进食堂，原来我阿妹负责，雅萍一定要换人，阿妹哭了：“侄囡把我饭碗敲破哉！”我支持雅萍，后来效果好，工人都满意。我女婿也蛮好，他负责外贸，40%靠网上交易，最近在巴西。儿子在下面管一个厂。都要给他们压斤量，轻纺城的老板前几年挣了不少，现在勿来事了，国际市场上最简单的方法都勿懂，怎么去搞销售？新时代一定要靠有文化的年轻人。
濮雅萍说，我很佩服我爸爸他们这一代人，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艰难地创业。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极大的勇气闯出了一片天地，凭着苦干和聪明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前进，把企业做大，真的不容易。
爸爸经常给我讲当初的故事，讲他到上海挑烂湖泥，讲家里没有饭吃，讲三千二百元钱办厂，讲冒着风险进设备，做棉麻布、阔幅布。他十七年的创业史是一笔精神财富。我爸爸还有一点也是我佩服的，就是他有眼光，他虽然文化不高，但他对文化的重要性有相当充分的认识。
记得还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他就说，绍兴的教学虽然严格，但眼光不如上海，所以在我初中毕业后，我爸爸就把我送到上海南市十六中学读高中。到了上海，我去港口，看市场，确实眼光有了变化。高二时，爸爸对我讲，以后到澳洲去读书，要去外国看看。高中三年还培养了我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前在家里我只读书，也不洗衣做饭，到上海读书一切我都学着自己动手。可是听说要我去澳洲读书，我妈妈我娘娘都反对，说一个女孩子漂洋过海的，不去。我爸爸又一个一个地做她们的工作。我当时也不理解，我说要出去就要去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要有良好的语言基础。我提出我想先适应一下国内大学的氛围。爸爸同意了。因为我在安昌中学英语最好，在上海读高中又有了进步，于是我考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
在上外我听了一位加拿大教授的讲座，我对加拿大有了兴趣，而加拿大又靠近美国，我产生了去北美留学的想法。爸爸支持我的设想。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踏上万里之遥的加拿大的土地，我被南亚伯达省理工学院录取为工商管理系的学生。这所学校在加拿大的西南部，靠温哥华。一到不太习惯，虽然我的英语水平在国内算不错的，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不同，所以听力方面比较吃力。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生活习俗等方面都难以沟通。我提着两只箱子，去租了只有一个窗户的一间地下室，这在加拿大是下等人的住所。走进这又黑又冷的房子，我很心酸，一方面是思念家人，另外想到家里这么好的条件，我为什么要来吃这样的苦？
开始时吃不饱，只有黄油面包、烤土豆和比萨饼，最好的就是面包了。我拿出从绍兴带去的干菜，用水泡着一点点地品尝。我的心很酸，我哭了。
开学了，我有了同学，也有了学业上的压力。加拿大的老师注重学生的团体教学。四五个学生一组，互相辩论。我表达慢，想讲又不敢，总有一种不能融合的感觉，我很痛苦。
全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另外的同学来自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公共课要当场演讲，时间是十分至十五分钟，大多是即兴表演。开始我有些怯场，很快我就适应了。两个月的语言课过关后，我提早进入了专业课的学习，半年后我基本上都适应了，几门功课我都是顶尖的成绩。我学习用功，与同学友好相处，我的言行改变了某些外国人对亚洲人的看法。
半年后我搬进学校住宿，我申请了四室一厅的套房，每个学生住一室，大家和平共处，这样便于交流，能接触更多的同学。可是我不会做饭，饭烧焦了，锅烧坏了，我只得吃面条和饺子。爸爸来加拿大考察，他来看了我。知道我不会烧鱼烧肉，临走时他专门给我示范烧了一个大肘子和许多红烧鱼放在冰箱中，又认认真真地写了不少菜谱贴在冰箱上，教我如何烧中国菜。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至今仍保留着爸爸写的这张菜谱。后来我的烹饪水平很好了，同学都抢着来我这里吃中国餐。
第一年后我换到了莱斯布力奇大学，进入了MBA的学习，我读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两门课程，我要拿双学位。第一学期我读七门功课，我从早到夜不停学习，很少有人读这么多功课。这所大学只有一个人读过七门，导师劝我不要急，我要努力，我读下来了，成绩全是B以上。第二年我又是七门，第三年也是七门，每天夜里读市场营销。我对读书产生了兴趣，我又读了调酒专业，夜里实习要到十一二点钟。我想多学一些总是好，有这样的机会虽然辛苦，但是回国一定有用。我爸爸希望的，就是要我多学习一些外国的先进科技和先进管理，做新一代的企业家。
为什么学调酒专业？说出来是因为缘份。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时我认识了高一届的陈昊，他是昆山人，我们常在图书馆和英语角碰到，他人很实在，能力蛮强，外表也不错，我们相爱了。我出国后，他到瑞士读酒店管理专业，两年后毕业转到加拿大南亚伯达读工商管理专业。实际上他已经在太平洋五星级，酒店寻到了不错的职位，收入可观，工作很出色，上司要提升他。
关于要不要回来？我们也斗争了好久。我也在房产公司打工，发展空间很大。毕业前我们一同回来过，看到中国的变化很大，但我们在国外已经有了事业的基础，如果回来有许多不习惯，一切要从头开始。
我知道爸爸的希望，他想我们回来接班，把企业做大，把我放出去是希望能收回来。我们是二OO二年春天结婚，爸爸电话催了好几次，讲企业的情况和发展的计划，有时讲个把钟头。我下决心回来，我先生也很明理，他说：“爸爸创业不容易，现在守业更难，我是你家的一分子了，你出力的时候，我也要作贡献。”
当时爸爸的企业正开拓国外市场，陈昊回来后马上去法国参加展览，推介我们亚太。参展获得成功，拿了不少的订单。十月参展，十二月就发运第一批货。一年多了，我们打开了法国、加拿大和巴西的市场，我们自营出口产品的一半以上销往这三大市场，现在他去了巴西，他去拜访客户，落实明年的订单。
我？我协助爸爸搞管理。我把现代企业管理中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用于实际工作。我认为办好企业人是主要因素，我们公司有两千七百多员工。企业要有凝聚力，必须尊重每一个人。我首先和工人主动联系，在厂区挂了十一只总经理信箱，并承诺“来信必答”。
不久，信箱里有了一些信。我自己拆阅，工人们提出了不少意见，主要是门卫的来客登记不严格，员工进出没有安全感；食堂菜不卫生，价高量少，态度不好；宿舍管理混乱，卫生不好。
我立即向工人公开答复，表扬提意见的员工，并立即改进。我第一刀砍的是我的姑妈，她是食堂负责人。因为她不称职，请她下岗。我整顿食堂，饭菜核价、增加了卖饭菜窗口，卫生好了，秩序好了，饭菜便宜了，大家满意了。门卫的问题，严格登记制度，员工实行挂牌，来客凭证，增加巡查人员，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员工的宿舍里取消了烧热得快和电热器，设了蒸饭间兼烧开水，寝室长负责内务，雇佣人来打扫卫生。这样一来，工人有了安全感，吃好，住好，环境好了，干工作就有积极性了。
可是我姑妈不高兴了，她说我砸了她的饭碗。我爸爸支持我。在我刚当上总经理的第一次例会上，爸爸对中层以上干部说：“旧的观念要打破，新的规章才能树立起来。总经理有权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各部门都要支持配合。”他要我胆子放大，他说：“你当主管，我协助你。”
对于爸爸，我真当很感激。他信任我，放手让我干。在准备回国的时候，我在电话里问过他：“我回来可以，但可能打破你的老框框，可能会有磨擦，你怎么办？”
他说：“我有思想准备，时代变了，我把你送去，就是要你搞现代化管理。你我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们可以探讨，但我一定支持你。”
我去年做的主要事情是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修订了许多规章。比如《公司员工守则》、《公司例会议事规则》、《技术津贴制度》和《数据信息管理办法》、《物资设备管理办法》、《产品质量检验管理办法》等等。比如外地员工反映有歧视，我要求一视同仁同工同酬。为了留住人才，技术干部评级考核。至今我收到了员工来信二十四件，通过“总经理信箱”，我加强了与员工的联系，也发现了一些人才，有的及时调整岗位。
当前的总体框架是三个方面，对分厂采取“放”的政策，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招聘了七八十个专业人才。扩充外贸队伍，增加外资份额，招了十多位外贸人员。还有就是拓展海外市场，我出国考察一次，主要是打入美国市场。另外的项目是调整产业结构，考虑多向性发展，如粮食市场开张，准备资本运作，规范股份制运作，争取成为上市公司。总之，一切都顺当。爸爸把希望寄托给我了，我一定要运作好。因为，它关系到中国民营企业的明天，民营企业已是中国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象我这样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我们绍兴有不少。因为我爸爸他们这一代人，好多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奋勇拼搏，为绍兴民营企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要发展企业，必须后继有人。不少老板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大学，送到国外求学，为的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作为我们年轻的一代，绝对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我是绍兴人，我要为绍兴的经济发展献出自己的才智。
100、再创新局面
瘦高的身材，瘦长的脸孔，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停地闪动。他以经济学硕士的眼光，在统领全县物质、政治、精神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县委书记徐纪平，在不断地思考和谋划美好的建设蓝图——
我不是绍兴人，我是宁波人，我来绍兴三十多年了，我对绍兴有深厚感情的。我经常讲，我比有些绍兴人还要绍兴人。
我是一九九八年一月从市政府机关调到绍兴县来的。作为一个县的领导，我经常想，为官一任，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呢？是起到推动作用？还是停滞作用？这个结论要由历史来评价。但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定堂堂正正做官，实实在在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一个地区形势好不好发展快不快，领导的决策作用非常关键。当然，人民创造历史，但人民群众需要组织和领导。我经常说，我愿意心甘情愿为绍兴人打工。
我来绍兴县足足五年了，回顾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我支农三年，大学四年，在工厂当过技术员，当过车间主任，也在机关工作过，但最有成就感的是到绍兴县的这五年。绍兴这片土地给了我干事业的天地，绍兴县的七十多万干部群众支持和帮助我开展工作。所以，我要感谢大家。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绍兴县从农业大县、资源小县迅速崛起为全国经济强县，去年全县人均GDP达到三千九百十一美元，初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成绩令人瞩目。从本届县委县府任期的五年来看，我们绍兴县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在面临东南亚金融风波、信用证还贷高峰和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我们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锲而不舍、全面彻底地进行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将传统乡镇集体企业机制改为民营机制，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一九九九年后，我们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开发产品、开拓市场”活动，特别是确立了建设出口大基地的目标，主攻外贸，依托轻纺城，超越轻纺城，形成千军万马做外贸的格局，拓展了大市场，带动了大投入，促进了大发展；一九九九至二OOO年，我们顺利完成了市县区划调整，经济社会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工业经济出现了利润增速高于销售增速，销售增速高于产值增速的良好态势。我们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力度，连续四年实施“双”字号工程，改善了农村环境面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今年，县委县府遵循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提神、提速、提质，努力打造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和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实现跨越式发展再上新台阶，使绍兴县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二OO二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二百三十五亿元，增长14.7%，增幅首次跃升全市首位；预算内财政收入二十四点零五亿元，增长27.7%，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十点五亿元，增长36.3%；完成自营出口十四点六一亿美元，增长71.8%，跃居全省第一位，绝对值连续四年居全省首位；增长6.9%。今年的技改投入也是历年来力度最大的，全年可达六十亿元以上，是去年的两倍；还有城市建设，近两年投入了近六十亿，建成区面积由迁址前的十一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二十一平方公里。尤其是两个“中心”提出后，柯桥的地块、楼盘价格出现飙升，差不多翻一番。这五年，是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给老百姓实惠最多的时期。在行政区划调整时人口划出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减少五分之一的情况下，我们边划边上，最近《经济日报》进行的第二届全国百强县评定，我县重返十强，为第九位，这确实来之不易，非常令人鼓舞。五年来的成绩要正确的估价，充分地肯定，以增强信心，鼓舞士气。
总结我县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最突出的经验就是抓机遇，谋发展。面对喜人又催人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犹豫一年，落后十年；失去一个机遇，就会落后一个时代。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历届领导抓得紧，抓得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后，基础设施抓得早。电力不够，就用柴油发电，向华东电网买电。后来建立轻纺市场，引导技术升级、招聘全国人才、开发特色园区、开拓外贸业务，我们都及时地抓住了机会，喝了头口水。
第二条经验是树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理念。这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新发展思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因为改革、开放、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有机的联系，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不改革，开放是无源之水，难以进行；不开放，改革将行而不远，半途而废。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不改革不开放，中国就谈不上发展。开放是深化改革的动力，改革是扩大开放的条件，开放也是改革，入世后的开放是最大的改革，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绍兴县实际来看，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主要是靠改革来推动。现在，相对于其他地区，我们的体制机制先发优势正在被同化，低成本优势也正在弱化。这就需要我们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开放的大势，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通过开放的倒逼机制来进一步推动政府转换职能，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通过开放，做大出口、引进外资，推动我县轻纺产业的升级与发展；通过开放，加速吸引各类经济要素的集聚，推动物资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相互融合，催生“流量经济”发展，营造要素集聚高地；通过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从而以大开放促进大改革，推进大发展。
绍兴县坚持高速、持续发展的经验之三，是各级干部的作用好。我们政令畅通，政通人和。布置的任务，不用太多的督促检查，完成得比规定要好。绍兴的干部务实苦干，不事张扬；他们以事业为重，民众为上；党政团结、温和本份。中组部和科技部举办了一个培训班，要我去介绍一下绍兴县的改革和发展。我讲了半个多钟头。有一位市长站起来问我：“没有钱如何发展？”
我说：“绍兴的发展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干部和群众艰苦奋斗，较早地进入了工业化社会，靠双手创造，在滚动中发展。经济的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他又站起来了：“叫你去西藏你还有什么作为？”
我说：“是的。我到西藏很可能干得比你差，但你到绍兴不一定比我干得好。”
他不说话了。东西部干部在观念上有差别，有的人怨天尤人。我回来向省里汇报，我说我们要大力宣传绍兴人的艰苦奋斗，我们三百六十五天有几天休息的？绍兴县的干部队伍听话、能吃苦、事业性强，看准了的大胆闯，绍兴人象绍兴老酒，值得品尝，有味道、有后劲。
当然，我们有差距，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为此，前段时间，县委组织四套班子领导、各镇(街)和县级各部门负责人，赴本省的慈溪、鄞州、萧山、义乌，江苏的吴江、常熟、江阴和上海南汇区，浦东新区进行学习考察。这次考察，使我们大开眼界，大受触动，大有启发，确实不虚此行。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竞争加剧，不进则退。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有的同志说，看看人家眼红，对照自己心急。我们和他们相比，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有差距，发展的思路和目标上有差距，发展的特色上有差距，发展的理念上有差距，发展的气势和力度上有差距。承认差距，是为了缩小差距。认识自我，是为了超越自我，我们要在坚定清醒中负重前进，在不断创新中奋起直追，攀登新高峰，实现新跨越。
从大的角度来讲，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是迈向现代化的时候，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从绍兴县来看，现在处在推进城市化、提升工业化、融入国际化的时代。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体现这样的时代性，根据所处的时代、所处的阶段，顺势应时地推进工作。体现时代性，其实质是一种进取精神。纵观当今时代，至少有三大特征：一是知识奔流、信息密集；二是强手如林、竞争加剧；三是社会转型、产业升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惟有积极进取，奋力开拓，努力攀登，才能体现时代性，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勇立潮头。
十六大报告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对我县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要按照“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各项工作有新举措”的要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努力开创我县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今年，是我县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第一年，实现新跨越、再上新台阶的关键一年。我们的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财政总收和增长20%，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2%；自营出口突破二十亿美元，增长40%；我县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二OO五年工业销售达一千二百亿元，其中二OO四年超千亿，人均GDP比二OOO年翻一番，达到六千一百六十六美元；到二OO七年工业销售超二千亿，人均GDP达到八千美元。
面对未来，我们靠什么实现新的跨越，使全县人民同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作为在绍兴县与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工作了整整五个春秋的一名领导者，我依然感到任重道远。我们要进一步十分珍惜良好的外部条件，继续精心经营“绍兴县”这个品牌，我们各级干部要紧紧依靠全县人民，咬定发展不松劲、不懈怠、不自满、不骄傲、不浮躁、不停滞，把跨越式发展进行到底。把党的十六大以“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为宣言，充分体现到我们正在描绘的绍兴县全面开创新局面的蓝图上。
有比较就一定有差距，有发展就一定有比较。处在区域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我们绍兴县的干部和群众已形成了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的共识。我认为客观地认识自我，清醒地审视我们发展所处的方位，是今后发展中需要认真加以把握的一个思想方法。过去，我们坚持增强合力求发展，审时度势谋发展，突出重点抓发展，优化环境促发展，强化党建保发展，这是在实践中取得并被实践证明了的经验，这也应当成为我们今后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原则。面对艰巨的任务和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将更加珍惜优势、扬长补短，巩固独一无二的产业优势、内外兼备的市场优势、率先改革的机制优势、迅速崛起的县城优势、干部队伍的作风优势，着力于在农业产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纺织业结构、维护人民利益等方面做补短的努力，继续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科技，在创新中超越再超越，建设“经济的绍兴”、“文化的绍兴”、“卓越的绍兴”。
说实话，绍兴真是个大有可为的地方，在绍兴县能干成大事情。在这样的一个党群和谐、内外宽松的环境中，我付出的一切都心甘情愿。我愿意在绍兴县干一辈子，当然这并不可能如愿，但我一定会对得起这片充满无限希望的土地。
长　　　　歌　　　　当　　　　笑
——代 后 记
写这本书，既是我们久远的愿望，也是我们赤诚的心意。
对于故乡，对于生育我们的摇篮，作为别离故土的游子，日日魂牵梦萦，岁岁心驰神往！
从十八岁离开绍兴，我们奔赴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金戈铁马的军营，锤炼了我们的筋骨，也生长了我们的相思，那是一种剪不断的乡情。
在部队的岁月里，我们能以绍兴人而自豪。因为，我们有卧薪尝胆的遗风，我们是大禹王的子孙，我们吟诵“听我长歌歌鉴湖”的诗句，我们膜拜“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我们敬仰秋瑾的坚贞侠骨，我们高歌古越千秋的名士乡风。
投身革命，我们四海为家。我们到过冰封雪舞的北疆，我们去过蕉风椰雨的南国，我们在东海小岛站岗，我们在西藏边防采风，无论到哪里，我们常把千山万水的风景与稽山鉴水媲美。看不厌的是会稽山，喝不够的是鉴湖水。故乡给了我们智慧和力量，我们拿枪的手拿起了笔，我们在崇武的营盘里展示了从文的风采。
因为需要，我们中的一位在经历了十多年血与火的部队生活后转业地方，贫苦农民的儿子成了浙江省委机关报的记者。他有机会经常奔走在故乡的土地，他用笔讴歌这块土地上激动人心的故事，他陶醉在故土的怀抱里。他从十多年新闻采访的积累中，疏理出了许多沉淀在新闻报道背后的典型人物和故事，于是，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一部改革开放以来真实反映绍兴人创业历史、充分展示“绍兴精神”的书，成为他的追求和夙愿。他著书的想法得到了绍兴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投入创作前，他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在部队的尊师，并得到了赞同和帮助。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年长一些，自然也多一些人生沧桑，多一些对故土昨天的记忆。他从军四十年了，四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在龙腾虎跃的部队采风。他任《解放军报》记者多年，至今仍任职军队的专业作家。对生活的激情和对故土的爱恋，使他们有了共同为家乡做点事的愿望：写一部关于绍兴的书，关于绍兴的昨天和今天，关于绍兴的父辈和同辈，关于绍兴的贫困和腾飞，关于绍兴的前景和未来。
自然，写这本书有许多的困难。首先是写什么，即内容和主题，其次是怎样写。对于我们长久离开故乡的人，今天的绍兴既是我们熟悉的，又是我们陌生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只是浮光掠影，只是雾里看花，或者是冰山一角。我们需要对绍兴有一个全面的本质的历史的认识。作家要有激情，但燃烧的激情不能代替艺术的创造，而艺术是需要具体化的、个性化的、形象化的东西。要掌握这一切，我们需要指教，需要介绍，需要了解和体验。
好在我们和这块土地有着血肉的亲情。我们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我们熟悉这里的语言历史，我们了解这块土地的今昔变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和故土上生活的众多乡亲一样，我们出身劳苦人家，我们了解父辈的艰辛，我们经历过贫困的煎熬，我们有幸看到了繁荣兴旺的今天，因此我们用平民的眼睛看世界，我们用普通人的心态体验生活，我们咏叹真挚的心声。
走在古纤道的青石板上，我们看到石板上斑驳的洞孔和光滑的路面。我们想到父亲背着纤绳，穿着草鞋，躬身挥汗的身影，想到父亲在黑暗的岁月里饱受欺凌和苦难的日子。波光粼粼的鉴湖水，刻印下我们饥寒童年的啼哭，也刻录下我们少时的天真和幻想。
面对今天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作为新闻记者和专业作家，我们书写着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现实，我们用笔讴歌了千千万万人的奋斗和创造。故乡的巨变，激动着我们的心。她使我们感到欣慰，感到自豪，感到要抒怀，要咏叹，要唱一首激昂的浩歌，这是一首献给故乡的歌！
于是，相约在二OO二年的冬季，我们来了！我们回到了故乡，带着一种重新认识和重新发现的目光，带着审视现实和艺术审美的目光，再一次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凝视这锦绣山河，仿佛凝视多年不见的母亲。我们走进了乡镇，走进了工厂，走进了社区，走进了许许多多人的心灵世界。
我们发现，故乡的土地上田野少了，工厂多了；乡村少了，社区多了；船只少了，汽车多了；平屋少了，高楼多了；农民少了，市民多了；穷人少了，富人多了。总之，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地发展着，安居乐业的小康社会已是现实，现代化的绍兴正向我们走来！
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我们要奋笔疾书。感谢绍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他们在百忙中给我们介绍情况，接受采访，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接受我们采访的热情好客的乡亲们，无论他们是机关干部、乡镇领导、企业老板或者工人农民以及外地、外国来绍兴县工作的朋友们，他们以坦诚的心态和朴实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经历和故事。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书。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不同时代的成长经历以及不同的创业途径和不同的奋斗历程，是富有人物个性的一片特殊的风景。他们的故事和语言充满着艺术的魅力—因为真实、因为具体、因为独特，多少次我们被感动和被震撼。我们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了解和熟悉我们情同手足的乡亲。他们已不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阿Q或者祥林嫂和贺老六，当今的绍兴，是很难找出这样贫困潦倒、落后愚昧的民众了。
我们见到的，是勤劳、质朴、忠诚、坚毅、智慧、温情和具有开放胆魄及现代意识的绍兴人。这本书中，有创办乡镇企业的先行者，有艰苦创业的奋斗者，有支持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有"四千精神"的卖布郎，有科技革命的探求人，有再造鉴湖的环保干部，有种粮大户的喜怒哀乐，有茶农新事，有酒乡新曲，有鸭司令发家史，有水红菱丰收歌，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有土地开发的启示，有大交通的赞美，有新景点的推介，有凝固音乐的写意，有轻纺城市的描绘，有都市化的聚焦，有大外贸的礼赞，有体制改革的大手笔，有腾飞跨越的大格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我们力求通过这一百个绍兴人的亲身经历反映绍兴县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真实图景，这是幅壮志凌云、意气奋发、雄风万里、高歌猛进的改革长卷。这是一曲山呼海啸、感天动地、云水翻卷、人心激荡的开放长歌，她是七十一万绍兴县人民用二十几年的不懈奋斗书写的史册，她记录了这个非凡年代的非凡人物和非凡故事。当然，这些人物和故事，不全是金色红色辉煌耀眼的英雄和英雄故事，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和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我们笔下的英雄和英雄故事是多彩的丰富的平凡的可敬而可亲的，因为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他们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经历和心灵，但他们又是千千万万绍兴人的代表，他们是艺术化的典型或典型人物的艺术化。
为了尽可能使这部书写得真实些，因为它记录了四分之一世纪，并可能留给二十一世纪或二十二世纪的人们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及绍兴县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采用了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纵向的记实和横向铺陈的手法，运用散点透视的艺术形式，提纲挈领而又全方位地展示了绍兴改革历程中重要节点和主要人物，其中有一些是至今可能仍有争议的人物。我们认为，一些当时的名人虽然今天已不是名人或不再是名人了，但这是一页历史，他们对绍兴的改革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或者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历史应该对他们有恰当的评价。真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
记述绍兴县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有很多形式和角度。我们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目的是希望能通过一个个鲜活人物的生动自述，展现每个人物的改革故事及个性化的人物命运，从而使人们生动地领悟到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以及绍兴人民与党同心同德奔小康的伟大实践。这本书没有理论性的提纲章节，没有总结和概括，可能这样的形式难以一目了然，但因为她是文学，她与理论不是一个品种，她以人物的故事来解读绍兴腾飞的秘密，她便于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作品主人公所提示的意义。
自然，我们写某些人物的不足或对某些事件的某种倾向，首先是出于对故乡的挚爱，其次也是文学的需要，文学需要揭示一些深刻的东西，以引起读者的深省。可能，我们的描写和评价有失偏颇或者不甚准确，不够完整。那么，恳切地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本书收尾时，得到了文学青年蒋兴华、杨恒华的协助，在此表示谢意。
限于我们的能力和水平，也限于时间仓促，我们创作的这本书是与绍兴县二十五年来奋进的改革历史相比，只是沧海中的一滴水。但是有人说，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感到了些许的安慰。
本书采写期间，正逢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绍兴县把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新的形势召唤着新的进军，而新的跨越必将谱写出新的奋斗篇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们借用一位诗人的话，来作这本书的结尾。祝我们的故乡绍兴繁花似锦、宏图万里！
作 者
二OO二年十一月—
二OO三年二月于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