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钱锺书先生的学术纪念文（3篇）

钱锺书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
日期：2010-11-17 作者：王水照 来源：文汇报

■王水照
我第一次见到钱锺书先生是在1960年，距今整整半个世纪。那年夏天，我分配到文学研究所，直到1978年调离。在这18年中，我参加过《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两项集体项目，都在钱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是他引领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至今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是他的日常性谈话。他很少在全所会议上发言，我也没有领略过他做学术讲演的风采，但他日常性的随意谈话，挥洒自如，精彩纷呈，似乎更具魅力。编写文学史时，他是我们唐宋段的负责人，一起借住在北京西郊，与我对门而居，时时简短交谈；后来我利用办理公务之际，数次到他寓所作“一对一”的倾心对话，那实在是至今难忘的幸运。另一个好机会是《唐诗选》五人小组会议，专门讨论并解决唐诗注解中的“疑难杂症”，说是五人开会，实际上主要听取他的见解。这一系列的言谈，当时就给我以“若受电然”的感觉，他对诗歌的“鉴赏和评判”，他的妙思玄想，审美感悟，把我从大学课堂上所接受的一套阐释模式中引出，打开眼界，看见另一番迷人的风景。不仅仅被他的思维敏捷、巧喻联珠、警语迭出所折服，还开始知道学问海洋的深广奥妙，找准自己治学的立足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听讲所感受到的震撼并未减弱，但具体所谈内容细节却被岁月销蚀殆尽。我常常深以为憾，特别是不能与我的青年朋友们分享。
好在手边还保留他审读我文稿时的两份书面意见，谨作记叙，稍述心得，希能对当年耳提面命、尽兴倾谈的情景，仿佛一二。
我在1965年写过一篇《韦庄与他的<秦妇吟>》，投给《文学评论》，编辑部请何其芳、冯至、钱锺书三位先生审阅。为了便于我修改，编辑部把他们的审稿意见直接转给我，因能珍藏至今。钱先生的这份审读意见，约一千字。他起笔写道：“有新见，能分析细致，文笔亦明洁。同意何其芳、冯至两位同志的评语。可发表。但有若干处须修改，列举如下。”开宗明义第一条意见即关乎论文的主旨及立论方法，既抓住了要害，又巧妙地解决了审稿过程中的一些意见分歧。我的文稿原拟围绕韦庄及其《秦妇吟》的评价，论述两个问题：（一）从韦庄的作品可否称为“诗史”并与杜甫相提并论，谈谈科学类比和庸俗类比的区别；（二）从《秦妇吟》反对农民起义是否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局限性”，谈谈古代作家对农民起义的一般态度。在审稿中，有先生认为杜甫韦庄类比之说“并不普遍”，“用不着专段加以辨明”，建议论文集中解决《秦妇吟》的评价问题，其他均应删节、合并。这与我写作此文的初衷有些距离，因为我以为科学的历史类比虽然不失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极为相似的历史现象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又常常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韦庄的反对黄巢起义与杜甫的反对安史之乱，就不能简单比附而将韦庄作品也称为“诗史”。以韦杜之例，深入阐释不同的类比方法的意义，还是有学术价值的。因对这一删节建议，我正踌躇不决，左右为难，钱先生即敏锐地看出我的“心思”。他说，论文第一节“历举韦杜类似之处，欲擒故纵，欲破先立，虽见心思，而不免系铃解铃之病”。我原意不是要写一篇驳难之文，而是试图说明一个研究方法问题，但在行文中，确有虚设论敌之嫌，钱先生所言，一语中的。然而说韦庄作品为“诗史”者实有其人，说“端己生平心仪子美，至以草堂为居，浣花名集”的，还是我们尊敬的陈寅恪先生（《韦庄秦妇吟校笺》），韦杜相比之说，并非子虚乌有，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因而，钱先生的最后意见是：“我意此节作为冒子，可以保存，而改变写法。譬如说‘韦庄和杜甫表面上有些类似之处，但于杜甫认识甚浅，故古代文评家未有以之比杜者。由于《秦妇吟》的发现，近来有人抬出与杜“诗史”并称，这是不正确的’云云。”
有钱先生的这条意见，我的修改自然容易多了，也感谢他的苦心。但他并不仅止于帮我“解围”（第一节不必删削），而更进一步指出：研究作家之间创作的影响问题，应该采取“更科学，更有分析”的态度，他一一分析所谓“韦庄一生崇拜杜甫”的实例，揭示其论证上的缺憾。如韦庄编选《又玄集》列杜为首，似为尊杜之证，钱先生说：“事实上《又玄集》选杜五七律六七首，皆流连光景之作，于杜之有‘诗史’价值者，一概未选，是于杜之认识极为肤浅（尤其在元稹标举杜甫以后，更证韦之无识），而于李白，尚知选《蜀道难》，相形之下，可见‘一生崇奉’之实际情况矣。”“列杜为首”仅是表象，其选取标准和眼光，才是问题的关键。又如韦庄“临终时对杜诗吟讽不辍”问题，他写道：“乍见之大有《列朝诗集》记王世贞晚年尊苏轼，临终时‘手东坡集不释’之概，然事实上韦‘吟讽不辍’者，只是杜诗中两句，即《又玄集》所选《南邻》结句（‘相送柴门月色新’云云），是证据亦无甚力量。”又如“身世、住宅之偶合，亦似缺乏文学批评上的价值。韦庄杜陵人，买宅浣花溪上，自称‘杜陵归客’，名集曰《浣花》，理亦当然，未必为‘崇奉’杜甫之表示，与柳开之号‘肩愈’，王质之号‘绍陶’，具有倾向性不同”。振笔直遂，一气呵成，最后归纳为“文学批评中之‘考据’必须更科学、更有分析”，他已为我作了具体的示范。
我这篇文章论及黄巢起义军，在当时主流思潮笼罩下，自然更强调它的“革命性”与“历史的正当性”，多处引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作为立论的根据，《秦妇吟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收入此文，编者在《前言》中还把它当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评论，从而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的例子”，这是编者的宽容，其实只是引用频繁而已，光引列宁语录就达四处之多。为了避免满纸必称马列的“党八股”气，有的地方我采取了撮述其意、不注出处的办法。譬如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云：“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杜甫《三吏》、《三别》产生于潼关——洛阳道上，韦庄笔下的“秦妇”从长安逃难洛阳，我以为其蕴涵的意义是不同的，因而化用了“悲剧”、“笑剧”之意而以自己语言表达之，未注出处。钱先生批云：“‘历史上这样现象’数句，若非隐承马克思语，则是与马克思暗合，请看《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一节。”我当时就明白：“与马克思暗合”云云，是开个小小的玩笑；引文必须注明出处才是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
钱先生在这篇审稿意见的尾注中说：“以上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写的，其它意见琐细，于四月十日与水照同志面谈了。”四月十日是个星期天，我专程去钱家听取他对此稿的意见，他倾筐倒箧，巨细罔遗，我听时且惊且愧，现今却印象模糊，无法准确记叙；他另一篇审稿意见，因是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笔意畅达，娓娓道来，颇具面谈时的现场感，也见出他一贯的指导后学的那份尽心、细心和诚心。
我执笔的《唐诗选·前言》一稿仅一万多字，他的这篇审读意见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六百多字。从开头第一段到末尾一段，他均有批评。我在文章开头说：“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大意，初稿尚待寻找），他分析道：“我意首句‘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宜改为‘中国文学史’更妥，因‘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在语言上血肉联系，且唐诗至今还是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此为开宗明义之句，应说得高瞻远瞩些。何况隔一句又说‘我国古代诗歌’似不须重复如此。鲁迅语可引，但其语意（‘到唐已被做完’）是绝后，而把它来承上句‘空前繁荣’，稍觉不贯，至少得说‘鲁迅先生还（甚至）说’这一类字样。”这篇文稿我是1977年8月写的，那时已有十年不写学术论文，笔舌滞涩，套话、熟词连篇，行文粗疏，鲁迅语中“绝后”含意，与上句之“空前”两字枘凿，我浑然不觉，钱先生却说“刺眼，请酌”，具见他敏锐的语言感觉和缜密的文思。
我的文稿接云：“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我们在下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探讨。”“不成熟”三字,引来了钱先生的一大段议论：“‘不成熟’三字似可删，因主观上是‘成’而大成、‘熟’而烂熟，方敢提出公之于世。此序又非即席临时发言或考场试卷，无人催促，非急就章，如觉‘不成熟’，不妨再加深思熟虑。虽客气话，亦当切合体裁。请酌。”“文革”也是一场民族语言的灾难，大话、空话、粗话、套话满天飞，汉语之诗性智慧、灵动美感已丧失殆尽，钱先生这里所发的感慨，似不仅仅针对“不成熟”三字而已。
这篇审读意见共九条，内容广泛，涉及文字锻炼、引文规范、例证增删，乃至立论要旨、研究方法等方面，是一篇值得反复琢磨、细心揣摩的文字。我在文稿中引用李德裕反对进士科的奏章，引文是依据《新唐书·选举志》，而以《旧唐书·武宗纪》为参看。他的批评先从文史常识谈起。他认为：“凡新旧《唐书》同记一事而内容不甚差异者，当以《旧唐书》为主，而以《新唐书》参看；此乃清代学者传统，未可厚非”，譬如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引述《唐书》即是如此。然后具体评论我文稿中的引文。我引《新唐书》，此处作“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然而他亲自查检《旧唐书》，却作“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他在“举”、“自”两字之下加了着重号，认为“意义远胜”。他阐发道：“《新唐书》仿佛‘显宦’是一门行业，自小就可学习，未做官已能上朝廷亲自‘目’击朝仪，都是语病。”而《旧唐书》的“自小便习举业”，说明“‘阀阅门第之家’虽仇视‘进士’之‘业’，而亦自有其‘举业’；与郑覃抬出‘诗三百篇’来抵制文家‘诗博士’之举可合观。”
从新旧《唐书》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异文对勘，说明从史源学而言，应以《旧唐书》为正，而以《新唐书》为辅；然而钱先生这里不在提供一条传统史学信息，而是把问题展延到更重大的学术课题。唐史研究中有个重要观点，即士族世家以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新兴的庶族寒门，并以此作为解释唐代一些文史问题的理据。我在文稿中也接受这一见解，用以说明唐诗繁荣的一个原因。钱先生显然不认同此说。他写道：“仇视‘进士’不仅（‘仅’字下有着重号）是世家子弟反对选举，还包含着自周、隋以来经学对词章的仇视，即‘儒林’对‘文苑’的仇视（在宋如道学之于诗文人，在清如考据家之于词章家，在现代欧美如科学家之于人文学家所谓‘两种文化之争’），文中不必详说此点，但措词须稍减少简单化，除非能证‘明经’派都是贵族世家。”他举了韩愈《答殷侍御书》，指出寒门出身的韩愈向大经学家殷侑倾心学习经学的诚意，最后说：“足徵‘进士’和‘经书’是两门学问，但‘进士’与‘明经’不一定是出（于）两个社会阶层。”在不同观点的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学科背景和研究范式，正表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开放性。钱先生富有理据的质疑，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精细化和深化，实在应引起重视。
我在文稿中还说到，“唐代诗歌，特别是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强烈地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他又有一大段批语：“也只能如此接受票面价值。李、杜姑存疑，杨炯、王维之伦有多少忧国安民的志向，我只大胆怀疑而已。”虽然是勉强接受了，他提醒我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与后面作家小传矛盾：《前言》中俨然志士，小传中却说是吟咏山水风月之士，如王维。二是刚说过诗歌在唐代是社交之具，进身之阶，那么“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岂学书生辈，窗间一老经”等语，其“真诚性”就“大可斟酌”了。末了他还不忘幽默：“但是，看来大话不可不说，正如袁嘏诗篇无只字可传，而一句大话便能名登《南齐书》、《南史·文学传》也。”袁氏的这句大话是：“我诗应须大材迮之，不尔飞去！”
涉笔成趣，然而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极其严肃的。研究者、解读者与面对的史料、文本之间，横亘着三重障碍：一是无法彻底了解古人的具体语境；二是无法摆脱已有的对该史料的认识和解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影响；三是无法脱离自身的时代、环境、经历、学养的限制，由此造成的“文字之执”是必然存在的。钱先生经常告诫我们不要死于古人句下，不要迷信“票面价值”，要穿透文字表面而看其底蕴真相，所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的文稿带有明显的应时性，现已不为自己所看重；而钱先生的两篇审稿意见，却具有学术的长效性，岁月流驶而光景常新。时时展读，仍能读出智慧，读出对后辈的提携深情。版，2010.10.26） 不忍之心——钱锺书先生百年祭
不不忍之心——不忍之心钱锺书先生百年祭忍之心——钱锺书先生百年祭不忍之心
不忍之心------钱钟书先生百年祭
日期：2010-10-26 作者：钟叔河 来源：文汇报
在我的心中，钱先生是一位大智者，又是一位大仁人。三十年前，他光凭几本新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便给了我这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外省编辑许多指导和帮助，完全是出于对学术——天下之公器的关爱，出于对我们这个历经坎坷的古老民族如何才能快点“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关心。这是真正的大不忍之心，大仁人之心，我永不能忘。
为了纪念钱先生，今发表先生1982年3月28日给我的第一信，并将先生托《读书》编者董秀玉转信便函同时发表。
秀玉同志：
又来麻烦你了——但是你也“咎由自取”。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费神至谢，即致
敬礼
范用同志前并问候
锺书上，杨绛同候，星期日晚。
函末署“星期日晚”，应在3.28晚饭后。原信封上四分钱邮票的盖销戳，“3.28.20”字迹清晰，“20”显示二十时即晚上八点钟，晚饭后去附近邮局正好赶上，即此便可见先生的热心了。
“咎由自取”当然是诙谐，意思是董秀玉带我上门，才惹来转信的麻烦。原来我于1892年3月奉召入京开会，会后见到董秀玉，她告云“钱先生很欣赏《走向世界丛书》，说是编书人如果来北京，愿与见面谈谈”。于是立马便跟她搭乘公共汽车去了钱家。
我自幼体弱，晕船晕车，很怕出门，至今连北京都只去过四次，八二年这是第二次。当时喜出望外，忘了在上车前服晕车药，很快开始晕车，发了晕即服药亦无效了。这就是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钱先生，却又不能不“走得匆忙”，以至“没有留下地址”的原因。
钱先生“抽空翻看了几本”的，即是我和董秀玉带去的《走向世界丛书》，也就是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的李圭《环球地球新录》、斌椿《乘槎笔记》和张德彝《欧美环游记》。
下面便是董秀玉转寄给我的信。叔河同志：
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
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点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我下月起，应中华要求，须校订一部旧作，怕没有工夫细看这些书，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供参考。
（1）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你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里似乎忽视了这点。李圭是南京人，最有名的著作是《思痛记》（讲太平天国事），记得胡适、周作人都在著作里称赞过（是否值得称赞，那是另一回事）；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君前年赠我所编中国《纪录文学集》也把这部书的译文收入。
（2）斌椿《乘槎笔记》。你在序文里列述以前中国人讲西洋的书，说斌椿是“地理学家徐继畲、数学家李善兰的朋友”，又特引李善兰为本书所作序文，加以发挥。这似乎轻重得失当。徐继畲不仅是“地理学家”，他还是个有影响的大官，而且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尤其是他也为斌椿此书写了序文。他的《瀛寰志略》有不少常识性的地理错误，但是充满了“走向世界”的心愿，引起当时人的攻击。例如你常引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就骂过《志略》，我记得陈夔龙上过一个奏折,把徐继畲和魏源并举为洋务的罪魁祸首。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继畲，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我认为可以重新考虑。
（3）你删节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顾虑的必要么？假如有，似乎这套书里该删节的多着呢。
（4）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那些没有注明的其实都可以补出（例如77页“格郎局晒”是“grande dluchesse”）等等，这且不去管它。注明的洋文里有些错误。76页“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141页“Holy（神圣的）”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张德彝的英语读音似乎常有问题，例如直到《八述奇》时代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惴尔者唱圣经人也”，就是把“Choir”的“h”误读出来）。120页“五（午）夜回思”，（午）不必加，“五夜”常见古诗文中，即五更。128页“敖尔柴斯特立邦”，“邦”必“那”之讹。191页“美万海西……美克万海西”，两“万”字必讹，请查对原本，因这里是对译“you”的音。你序里特意提到“侯爵德理文”那一节，那就是《乘槎笔记》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七、二十九日所提到“译唐诗”的“德侯理文”，原名MarieJean Léon[理文]d’Hervey[德]（他的Poésiesde I’Epoque des Thang等译作早被遗忘了，也许亏得近代法国小说巨著Marcel Proust,Sodome et Gomorrhe提起他的姓名）。
我在《抖擞》上发表的文章，蒙你夸奖并引为同道，是给我的鼓励。我有一个改定本在秀玉同志处，准备将来编入一本小集里。《观自得斋丛书》想已找着了。
贵社袁、高两位同志远道相访，我很惭愧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请你代我向他们道歉并致谢。
几次客来打断，写不成字，语不达意，请原谅。此致
敬礼！
钱锺书，二十八日。
钱先生指出的“零星小节”，其实都是我的重大失误。如：
（1）序文本应介绍作者背景，《环游地球新录》为最先出版（80.8）的第一种，于此竟付阙如。此固与当时有人不看好这套书（说一年最多只能出四五本，说编者不该自撰长篇前言）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自己腹笥馈乏，日本汉学家的书从来没见过，胡适1937.1.13夜写给周作人的信也是朱正同志告诉我才知道的。蒙先生指点，益知须多占有材料，始能争取话语权。后来八五年三月新版《环游地球新录》，我撰写并署名的叙论，字数便比钱先生所见署名“谷及世”（谐音“古籍室”，以免“突出个人”）的这篇多出一倍半；在加写的“痛定思痛”一节中，又将李圭家中遭难“男女死者二十馀”，他本人被太平军裹胁去做了“写字先生”，后据亲见亲闻作《思痛记》等有关情事，作了必要的介绍。
（2）总序两引魏源之言，而“只字不提徐继畲”；《乘槎笔记》有徐继畲和李善兰等人序文，又只引李序并加以发挥，都确实“轻重得失当”。我只看重魏、李的士人身份，又以为魏撰述在前，影响也大些，举以代表便行了。殊不知徐氏的《瀛寰志略》一书，也是据泰西地图册子，“就米利坚人雅裨理询释之”，“五阅寒暑”而成的；徐本人还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过京师同文馆，确是“走向世界的大官”，忽视他真的不对。读先生信后，深感自己率意为文的积习难除，写学术文还欠缺修养和能力，不能不努力再努力。
（3）《乘槎笔记》的刻本我有三种，第一种为“同治辛未镌，醉六藏板”，分上下卷；第二种署“三品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斌椿纂”，不分卷；第三种署“三品衔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亦不分卷。一、二两种的文字相同，第三种则稍有删削。我写的序文全未介绍板本情况，只笼统写道：“此次据原刻本校点排印，除二月十八日记新加坡土人删去四十字，四月二十三日赴英王宴舞宫会宴感想删去二十九字外，完全保持原貌……”钱先生质疑我有这种删节的必要么，对我确是及时的警勗。因为赴宴后“几疑此身在天上瑶池所与接谈者皆金甲天神蕊珠仙子非复人间世矣”二十九字，虽为第三种版本所删，“惟土人则黑肉红牙獉獉rr殊堪骇人使柳子厚至此必曰异哉造物灵秀之气不钟于人而钟于鸟”四十字，却三本咸同，是我“援例”删去的。我不分别作出说明，完全是在“删书衙”积威下养成的奴隶服从性自然流露。《走向世界丛书》纪录前人跌跌撞撞走向世界的历程，价值全在真实具体，有啥说啥，难道还能要求前清同治年间的官员按“三个世界”的划分，用“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说话么？猛省以后，我的脊梁就硬一点直一点，《丛书》就再没有删削原书了。不久前《小西门集》在上海被要求删改五十几年前说过的几句话，我即断然拒绝，宁可不出书，拿几千元退稿费了事。这一点点勇气，也可以说是拜先生之赐吧。
（4）“把原书里外国字的译音一部分注明洋文”，这件事我实在是没能力做好的。我只在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未毕业）学过一点英文，做起来正如《兰学事始》书中描写的那几位日本医人，只诵习过几百言和（荷）兰话，便发愿翻译医学专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茫茫无可倚托”，遗漏和错误自然不少。钱先生给我指出的《欧美环游记》77页原文是：“是夕所演，系法朗西之戏文，齣名格朗局晒，译言大公爵夫人也。”译言“大”的“格郎”是grand我还明白，“大公夫人”英文则原本不识，“格朗局晒”该还原为grande duchesse更不知道了。76页的原文是：“言罢众皆举酒大呼曰，额卜额卜额卜，贺来贺来，以示宾主欢洽之意。”我从未出过洋，未听过洋人这样呼喊，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英文程度低，于是“望文（辨音）生义”，将“额卜”注成了“up”，将“贺来”注成了“hurrah”（印本又错成了hurroh）。至于“张德彝的误听误解”，还有他写到的外国人物的生平行事，要予以订正，进行考证，就是再努力几年十几年，我亦未必能行。思之再三，只好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取消脚注，不再事倍功半地还原英文，只在书后做一“人名索引”和一“译名简释”（今昔译名对照），这样至少避免了漏注和错注的毛病，守住了《丛书》质量的底线。仅仅此一点，先生对我的帮助即很大很大了。
先生信中说，他应中华书局的要求，要校订一部旧作，这应是两年后出版的《谈艺录》；又说，有稿件在董秀玉处，准备编成一本新书，这应是三年后印成的《七缀集》；他写信时“几次客来打断”（其中有一次恐怕还是“贵社袁、高两位同志”，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的），可见先生当时确实很忙。忙中还能写出如此长、内容如此切实、词意如此恳切的信，连夜投邮，对一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进行指导和帮助，又确实罕见。他为什么能如此做呢？照我想，恐怕只能是为了学术，为了使我们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大业”吧。
这就是钱先生在我心目中万不能及的地方——他的仁人之心，不忍之心，对民族和人民的不忍之心。
（20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