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重庆:跟柏杨说“再见”(南方日报 200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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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柏杨说“再见”
2008-04-30 10:00:21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
文/吴重庆
柏杨走了,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捧读过《丑陋的中国人》的同胞,大概都有跟他道别的情感需求。
《丑陋的中国人》风行于中国大陆,得益于作者与读者彼时彼地一脉相承的感同身受。坐了近十年台湾国民党大牢的柏杨于1978年出狱,有心重新捉笔上阵,却受到国民党当局不准他暴露台湾社会黑暗的约束,只好拿“丑陋的中国人”笼统“说事”,其胸中块垒和内心积郁与置身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兴起的“文化热”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何其相似。
当年的中国“文化热”,既非高堂讲章,亦非炉边絮语,毋宁是人声鼎沸的前线号角。当时,“文革”还只是近在昨日的往事,虽然全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激情已如潮汐般在一夜间退息无踪,但人们还沉迷于直接型的现实参与和整体性的社会改造方案。人们告别“文革”,并不等于告别直接参与现实的激情;厌倦“阶级斗争社会动力说”,也不等于厌倦整体性社会改造方案的魅力。在此,“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当了一回冤大头,成为当时中国人人皆可喊打喊杀的假想敌。而进一层的奥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被作为“替死鬼”——人们缺乏直接参与现实、实现社会全面改造的渠道和机会,只好找一个死无对质的“替死鬼”,作一通夹杂义愤的激情发泄。
可惜,1988年《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刊行时,毕竟已近“文化热”之尾声。当柏杨说“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时,在当时的激荡中国,多少已显得轻飘与不合时宜。既不如龙应台在1988年3月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喊出的“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掷地有声,也远非1988年6月在中国热播的宣称“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的某电视政论片般具煽情效应。《丑陋的中国人》犹如掉队的兵士,挤不进冲锋陷阵的前列,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许多人事实上已经跟柏杨说过了“再见”。
20年后的今天,曾经的理想和激情并没有荡涤柏杨指陈的“丑陋的中国人”身上的污垢,这也让人进一步看到:没有丑陋的人,只有尚待改进的制度环境。虽然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的行为习惯、道德规范属于非正式制度,而且,我们对违反道德规范的人的惩罚也不能动用正式制度(如法律)。但是,正式制度却可以影响非正式制度的惯性,缓解甚至部分地改变“路径依赖”,正式制度的改进与创新恰是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在此意义上,指责“丑陋的中国人”绝非公允。因为,如果社会治安状况恶劣、恶性刑事案件频频发生或时有耳闻,这事实上对个人的道德勇气、道德实践能力和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在此情景下,我们怎能以诸如“舍身取义”的至高道德标准去要求普通人的道德作为?至于能否“自律”,同样与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受相关,即如果公共权力腐败成风,社会不公随处可见,贫富差距愈演愈烈,我们又如何要求作为无助的个体或弱势的群体进行严格的“自律”?对他们来说,“道德不作为”毋宁是“弱者的武器”。
跟柏杨说“再见”,不仅因为他的离去,也不仅因为他的迟到,为的是还给所谓“丑陋的中国人”一个清明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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