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村史》创作老人的哭诉与呐喊

作者：张新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11-14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14 1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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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国家民政部机关报《中国社会报》第3版“纵深观察”以整版刊登了我撰写的“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一文，随后《乡镇论坛》2010年第2期和第3期又作了跟踪报道和深入讨论，引起官方、学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一年来，全国各地不少离职村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不断给我来函、来电，诉说目前所处的尴尬处境和苦衷，询问中央有关部门是否出台了新的政策规定。最近，我又收到了来自江苏省姜堰市梁徐镇坡岭村退休老支书郑应松先生寄来的挂号信，信笺是用方格纸誊写的，一字一格，字迹工整，总共有7页，看得出这是老人用心写就的信函。这位自称“乡巴佬”的村支书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在前些年退休后用3年多时间自费编撰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村史——《百年坡岭村》，并于2007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郑老先生此次来信(祥见附件一)，主要诉说苏中地区离职村干部艰难的生活处境和困惑，但也代表了建国后在“土改”、“四清”、“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等重大历史时期参加农村基层工作的一大批老党员和老干部共同心声。
笔者在这里不打算对郑老先生的来信妄加评论，只想强调以下两点：一是从1999年安徽省率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算起至今已有10余年，但对于如何化解涉及全国3万多个乡镇和60多万个行政村长期遗留下来的上万亿元“历史陈帐”问题，中央有关部门迟迟拿不出一个可操作的具体方案而留下“政策盲点”，致使现任的乡村基层干部整天疲于应付“登门讨债的人”而无法正常的开展工作，他们甚至挪用上级政府下拨的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拆东墙补西墙”，顾一时是一时，哪管它“违法乱纪”与否呢?这是农村税费改革遗留下来的一颗涉及债务纠纷的“定时炸弹”，一旦触发它的“杀伤力”和社会危害性将难以预料。二是，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后，对于如何解决全国上百万离职村干部生活补贴的标准及其资金来源渠道的问题，中央有关部门至今也没有拿出什么新章法。2008年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长李源潮同志曾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494期上作出批示，认为“四川高县建立离职村干部生活保障机制的做法很好”。当天，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欧阳淞同志也要求“组织局加快制定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提升离职村干部待遇标准的文件起草工作”。但时至今日，除了四川、黑龙江等少数省份制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外，其他大多数地方仍在等待观望中央出台新的政策文件。这实际是一种让离职村干部“自生自灭”的拖延策略，极大地伤害了他们长期以来为党和国家兢兢业业工作、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荣誉感和人格尊严，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和周围群众也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冷漠、嘲笑、埋怨的心态，以至让不少农村老党员和老干部临终前陷入了极度绝望和厌世的困境。笔者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连续担任过10年镇党委书记，但说句大实话让我担任一个村支部书记也难以胜任，因为在科层官僚体制下的“国家干部”对于具有浓厚“地方性知识”的村落内部运行规则和行事方式是很难搞明白的。换言之，让一个土生土长的地道农民党员长期在自己的村子里担任党支部书记，这绝不是一个“外来人”可以攀比和企及的事情，而对于一个当了一辈子村支书的“不倒翁”来说，这是党在农村基层执政的一笔极其宝贵的政治资源而不能把他们离职后当作“财政包袱”看待。如果把建国后长期坚守村支部书记、主任、会计等职位的离职村干部“撂在一边不管不问”，这等于是在农村基层安放了一颗危及执政党政治权威能否稳固的“心理上的定时炸弹”。目前，在中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63%的农业人口、40%的劳动就业人口、66%的老龄人口和70%左右的少儿人口分散居住在380多万个自然村落，但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现在管事的只剩下三五个“准行政化”人员，党支部和村委会大多是交叉任职、混合运作，村一级的共青团、妇联会、民兵等群众性组织早就垮掉了，至于说到“党员之家”和“村民自治”平时几乎没有开展活动，其作用和影响十分有限，村子里“爱管闲事的人”是一些宗族领袖、非法宗教势力和地下黑社会组织。此外，还有2亿多“飞鸟型”的农民工流动于城乡之间，成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都不管理的“权力真空”灰色地带。特别是农业税取消后，乡镇基层政府、村级集体组织与农民群众的利益链条中断了，彼此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约束、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失灵了。但是，新的乡村治理机制、体制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笔者担心，偌大一个乡土中国长期处于一种无序混乱的状态，谁能保证今后不出“大乱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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