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剖析 救赎灵魂——也谈红卫兵公开道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3 04:09:34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报头条,很醒目: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标题是:历史深处的来信。其实,“历史深处的来信”倒不如上一句来得震撼,我就是被上一句“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吸引的。
在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心至喉咙处始终有热流在撞,我是在为终于有人敢于承当、敢于直面良心的拷问而激动吧,我想。
我一直记得徐晓在《半生为人》里说过的那句话:“我们承受着被侵害与侵害的双重不幸。这不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也许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而是能够忏悔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罪人”。
我好像也一直期待着能有这样的罪人英雄的出现。
在《南方周末》报第一千三百九十四期上,我终于看到了。
文革,这个特殊的词汇,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最浓重的一笔。其影响之深远之重大,肯定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史无前例”。
我在众多关于文革的文章书籍中,都读出其惨无人道,其灭绝人寰。因此,我非常痛恨文革,在痛恨的同时,我常想,那会儿人的良心都哪儿去了?为什么曾经的同事同学兄长师生,可以在忽然之间翻脸,自相辱骂残杀?
文革,实际上是一场规模极其浩大的政治运动,人人参与其中,除去那些被迫害致死的,每个人都无可逃避地既是施者又是受者。既然官方已公开承认这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为什么参与过这场错误的人们,在过去的这许多年里,却不再反省?
承认错误和反省错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承认只是初级阶段,能够深刻反省,敢于直面剖析,才可能不会重蹈覆辙。也才有可能救赎众多有病的心灵。
《南方周末》报登出的只是几个人的道歉,而且“有道歉者把致歉行为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其实,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傲。任何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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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来信
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文/南方周末记者 朝格图 杨继斌
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一封道歉信,“带了一个好头”。
有道歉者把致歉行为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1968年,上海,某高校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大会。(杨秀云/FOTOE/图)
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的更长。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暴力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程璧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程璧、关秋兰和李煌果于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们的一些同事则被计入了死亡数字;申小珂、胡滨与郭灿辉都是当年的红卫兵暴力组成部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在信件往来中,申小珂将程璧比作自己的妈妈,程璧则对超过60岁的申小珂说“你们都是好学生”。老人们的语气,一如几十年前的孩子与老师。
坚硬的历史正在反思之盐的催动下溶解。发生在程璧与申小珂和胡滨之间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另外一些老师与学生之间。在本报记者寻找的范围内,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尽管在历史的真相全部抵达之前,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殴打过老师的学生,
返校的校友人数超出预料,
在最初的构想中,庆典中将会加入一段默哀,以献给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长
莫平已经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杀”身亡。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在本报发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几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滨人在国外。1968年离校下乡到内蒙三年,1971年回城后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终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
申小珂发道歉信是为了消解内心的一些东西。他写过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说,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故事并不复杂:曾经饱受酷刑A逃出后,放火烧了敌人B的家,并且带走了敌人之子。多年之后当A叫B领走自己的儿子时,B选择跳崖而死。“B见到自己的儿子,能说什么呢?”申小珂认为这同样不可能发生在现实当中:一个殴打过自己老师的学生,
但今年初夏,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那封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
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我用各种流行的观点攻击过老师们,包括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泽东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郭灿辉是1965年北京矿业附中四班的班长。他
实际上,他
但在同学张大中他们看来,
张大中等学生们在聚会中
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两次
近几年来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显,不能吃饭不能说话,意识也陷入混乱。他是否知道有人谢罪,一时无法求证。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尔叫出其中一两个的名字。她的意识好像清醒些了。她的爱人单忠健在身边告诉她,下午你的学生来看你们了,来道歉了。李煌果点了点头。
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1996年,时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学生到关秀兰家探望,买菜吃饭。席间一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毕恭毕敬把关秋兰从客厅请到卧室,扶她坐下。这位军官学生承认曾打过她,以一个笔直的军礼道歉。关很诧异,她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记不得了。”
回到客厅她对同学们说:“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饭吃饭本身就意味着友好。抹去风尘人心如镜,客厅里充满了静默。
关秋兰已经81岁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师不愿意提及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批斗,只是淡淡地说:“十年啊,根本没有安稳过”。
“文革”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革”中被批斗女老师的李煌果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也或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国内,昔日的学生张大中和王凤慧也参与到了照顾
郭灿辉的忏悔无法改变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对李的爱人单忠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让他非常欣慰。“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单忠健把这次道歉看成是一个班级的反思和社会的进步。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
他甚至第一次对本报记者提及当年对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郭灿辉1966年底声明脱离红卫兵组织,至今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他会想起“文革”还未开始时,经历过反右并被开除党籍的
“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
小学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滨大哥的信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希望程书记能看到我们愧疚,也幻想莫校长的在天之灵能理解我们的忏悔。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个后来也
初一一班的一个女生这样写:你们信中的话语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可能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翻过去了。
初一二班一个男生身在美国。他打算迅速行动:“争取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定当面向校领导
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被红色洪流裹挟了整个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势”的,不只是申小珂他们这些“红小兵”。当年同样遭受迫害的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个喧嚣的年代,保存于民间。收到道歉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晚上偷偷约会没有“解放”的“反动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巨大风险的。关秋兰一直内疚于一件事,当时学校一个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因为怕李洁的“问题”会连累他们,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洁说话。
当年的北大附中的主体为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弟,关秋兰班上工农子弟不足10人。同样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周总理批示“从小培养,打好基础”后,1965年,五千多人报名者中仅招录四百多。近半个世纪过去,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很优秀。”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