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毛泽东（26）]毛泽东不肯过河东的另一种解释

[反思毛泽东（26）]毛泽东不肯过河东的另一种解释

作者：公论 - 笔公

 一九四七年三月，当胡宗南的大军压向延安时，毛泽东先是以他特有的镇定^（1）拒绝着彭老总一次次地催促并坚持在最后时间才离开延安，离别前还不忘记让属下在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前加上一个“毛泽东居住于此”的标志^（2）以示不久就会回来，继而又在决定中央去留的讨论中对着任弼石等大发雷霆，并说“你们谁愿走谁走反正我是不过黄河”^（3）。中央书记处的大员们争论的结果，是把中央一分为三，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石三大书记为主的昆仑纵队四百人转战陕北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对外称工校）赴华北（后来选定了西柏坡）负责中央交办的工作，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赴晋绥督办陕北部队的后勤供应。

毛泽东的无明之火来得如此突然，让许多同事都大惑不解。毛泽东为什么宁肯冒了在陕北被胡宗南捕获之险而拒绝过河到相对安全的华北根据地去呢？

当然会有许多解释。比如毛泽东自己所言“只要中央在陕北，敌人的兵力就不会转移到其他几个战场”，比如传说的毛泽东还要亲眼看着延安光复，还有更悬乎的说是毛泽东要亲眼看看国民党兵的样子，等等。

笔者在审视了毛泽东在历史上处理主客籍矛盾和山头主义的基本策略后发现，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考察毛泽东不愿意离开自己经营了十年的陕北远赴其他根据地。那就是：毛泽东担心自己的的和不必要的但却可能是残酷的又一次党内斗争。毕竟，延安整风对各个山头到底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以至于影响到对中央决策层甚至毛泽东本人的个人看法，并希望趁着毛泽东寄人篱下时发作，都是毛泽东本人所不能控制的。而先派工委和后委打前站，则有助于洞察这种可能的事变。

“防人之心不可无”。在特定状态下，某些看上去更象朋友的人也许会比本来就拉开架子要杀人的敌人还要可怕。经历了多年党内斗争的毛泽东，不会忘记自己在党内朋友那里遭遇的一次次生命（包括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威胁。

在延安整风中曾经大力清算过的“宗派主义”（也称圈子或山头），一直客观地存在着。虽然，经过了延安整风的毛泽东有足够的信心认定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中最大的山头，但是，哪怕是最小的山头都可能潜在地呈现为危机。

延安虽然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但绝对大数地区还仍然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人脉是偏向于毛泽东的。再说，已经习惯了在白色恐怖和动乱环境下处理军务的毛泽东，并不觉得在敌人进攻下有多么地不适应。况且，无论如何，在地形复杂的陕北，已经呆过十年的毛泽东占有天然上的地利。这一切都让毛泽东宁肯选择看似危险的陕北而不愿意去尝试实际上可能危机四伏的“后方”。

一、土客籍

从井冈山时期起，主客籍之争就明显地存在着。在当时，处于湘赣边界的红军及其根据地，习惯于把原籍江西的人称为土籍，湖南的人称为客籍，并因数大多地方党掌握在土籍手中（如永新的龙超清、赣南的朱偕昌、王怀等）而湖南人则大多在红军中担任职务而有所谓“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说法。在其他根据地，则可以把当地人称为土籍，把外来者称为客籍。

土客两籍的矛盾不时地加剧和激化着。在井冈山，这种矛盾的极端表现是龙超清、朱偕昌等联合中央代表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对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的杀戮；在江西苏区，这种矛盾的高点则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后为红一方面军）前委对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红二十军的大肃反，以李文林、谢汉昌、段良弼等为首的江西土籍被中央支持下的毛泽东一网打尽。在此之前，则是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率张兴等对前委肃反大员李韶九、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毛泽东派在红二十军的参谋长陈伯钧等的反逮捕——史称富田事变；在福建苏区，则是张鼎丞、邓发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对当地农民领袖傅柏翠及其支持者进行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发生了可与富田事变相提并论的“坑口兵变”；在洪湖根据地，夏曦把当地的的员肃地只剩下了包括他和贺龙、关向应的四个；在鄂豫皖，张国焘对第三党的清算所制造的“白雀园惨案”触目惊心。

这样的矛盾和杀戮，不能不让每一个外来的革命者战战兢兢，小心翼翼。

二、山头

因为个人友谊、历史渊源、组织系统、政治观点、工作关系等方面接近并牢固化而形成的政治圈子，从来是任何正常都无法彻底消灭的。所谓“党内有党”，一直是人们对宗派主义的一种客观认识。

在不同的根据地，因为主导者对于异己者的打击而形成的一言堂天下中，因效忠而形成的亲信系统更是比比皆是。而在白区、外交、特情等领域，由必须的信任所编织的圈子也断然存在。

解放后高岗就曾经对这种圈子形象做过形象的描述，并把自己的山头理论称之为“军党论”。可曲子，在中共高层，对这种山头现象也是洞若观火的。

在五五年授衔中，无论是帅、将还是校、尉的授予，都较为充分地考虑和平衡了各个山头的势力和战绩。

如高岗所言，在共产党内，最大的两个山头分别是井冈山和延安，即所谓“大圈圈”和“小圈圈”。曾经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中共元老和将军，产生了五个元帅和二个大将，遥遥依靠于其他山头，便可见一斑。

由此，当毛泽东要从自己已经占据了多年的延安“山头”转向其他山头时，他不能不对在其他山头可能遇到的境遇做出必要的估计。虽然毛从陕北到华北，其中主要经过的两大山头，主要是贺龙为首的晋绥、聂荣臻为主的晋察冀，而这两个山头又基本上属于毛泽东的亲信山头，但是，绝对不能排除，还有一些支系山头，可能会对中央或毛泽东充满敌意。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纵是在聂帅领衔的城南庄（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也居然会发生有人造字后飞机轰炸毛泽东信住处事件。波诡云蹫，人心险恶啊。

三、毛泽东的五次寄人篱下

在转战陕北之前，毛泽东已经经历了五次寄人篱下的尴尬处境。虽然都已经闲谈信步中渡过，毕竟都属风险之局。

第一次寄人篱下，是受命组织秋收起义。而在毛泽东指挥下的四个团，还未曾经达成首期目标就已经反水或溃散了两个团（四团和二团），而以武汉警卫团为主的残部，也无时不因为指挥系统上的磨合不利而险象环生。

先是因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战死后的师长余某和团长苏先骏的不服从命令及开小差，后来是团长陈皓企图把起义队伍拉向国民党方面。如果说前者仅仅是对毛泽东威严的一般性抵制，则差一点就把毛泽东的家底输光。在宛希先等的抵制和毛泽东的铁腕下，这一兵变被扼制，陈皓等人被镇/压。

第二次寄人篱下，是在秋收起义第二团团长王兴亚（曾是贺敏学、贺子珍的旧识）提示并在龙超清、陈慕平的联系下，与井冈山二雄袁文才、王佐的接洽。这一次的交涉，因为毛泽东的足够诚意（分别送给二支武装百十条枪）而获得了成功。袁王二人不仅同意把自己的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第二团，而且还为了留下让他们发自内心尊敬的毛委员而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嫁。

可因为毕竟是寄人篱下，总要对主人保持必要的尊重，毛泽东后来一直坚持由袁王守山而自己的部队四处游击。若即若离的关系使得双方保持了相当好的合作。但是可惜，八月失败后的红四军远征赣南、闽西后，已经与毛泽东建立了浓厚感情的袁王二人却死在了湘赣边界土籍领导的枪口下。因为这一内讧之前，有关方面要把袁王武装编入江西红军第六军（前身是东固红军秘密武装）而遭遇了拒绝，处决二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其“受编不受调”。也因为这一次错杀，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毛泽东的一次报复行动——曾经同时错杀了毛泽东爱将宛希先和“把兄弟”^（5）袁王的江西土籍领导层，包括李文林、王怀等千百人，都在与富田事变有关的清算中被处决。其中对“东井冈”首脑李文林的处决，得到了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央苏区的批准。

第三次寄人篱下，是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挺进途中，在东固与江西红军李文林部汇合并在这里渡过了一段时间。在最初的时间里，毛泽东对同样出身小知识分子的李文林大为称赞。可随着后来矛盾的深入，二人已成水火。宛希先等三人的被杀、毛泽东连襟刘士奇的被撤在李文林等土籍领导身上的重大责任，以及在吉安所缴获的关于李文林父亲与AB团具有某种关系的亲笔信的发现，毛泽东开始了对李文林及红二十军的大力整饬。在毛泽东派遣李韶九前往东固和富田进行肃反的过程中，发生了刘敌主导下的富田事变和丛允中主导的反间计，这使得政治形势越来越对红二十军诸人不利。最后，经过项英、任弼石、周恩来等中央大员的反复处理，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的几百人遭遇杀害，士兵编入红七军后归红三军团节制。从此。“红二十军”成为一个中国红军历史上永远消失的番号，这与“红四军”这一番号先后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洪湖苏区、鄂豫皖苏区出现过三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到后来，以叶飞为师长、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一师、华东里战军第一纵队改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我真得不清楚当时的第一任军长刘飞、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会对自己这一有些不祥的番号有什么想法。

第四次寄人篱下是在长征途中与兵强马壮的第四方面军的会师。在军阀习气浓厚的张国焘眼中，已经脱离了中央苏区且损兵折将的中央红军，不过是一支已经丧失了底气和锐气的败军而已。他几次三番地向中央要求组织上的特别待遇，并在获得了红军总政委并实际履行了中革军委职权后做出了一次次“挟天下而令诸侯”的举动。为了避免被强行裹挟南下进行不利于红军前途的作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弃子”转身，仅仅率领不足万人的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次的主客易位，让毛泽东大大地为山头所滞。

第五次寄人篱下是到陕北定居。虽说“先入为主”，但因为陕北红军刘志丹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等正在受到肃反的威胁，毛泽东以中央身份加以制止，在一到陕北就建立了足够的人望。且因为毛泽东一到陕北，就如当年到井冈山一样只以主人的地盘作为后方，旋即投入东征和西征之役而扩大了原来地域狭小且并不稳固的陕甘宁根据地，并对当地干部（如刘志丹、高岗、阎红彦等）给予了扩大武装并委以重任的待遇，又对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有效的和谈，中央红军迅速在新的根据地站住了脚根。不过，高岗还是为他曾经接济了基本上可以说是走投无路的中央红军的趾高气扬付出了代价。

每一次寄人篱下都会因为隐藏了相当多的危险而让毛泽东不愿意轻易地去触及潜在土客籍和山头里的隐患。这样的警惕性，可能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在胡宗南对陕北根据地进行重点进攻时宁肯选择转战陕北也不过河东的决策。

注释：待补

2006年1月24日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