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吴宓与家务女工

　　读全套十册的《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1965年以后各册，会看到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唐昌敏。

　　不过，这个“唐昌敏”既非教授、学者，也不是吴宓的亲友、学生，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务女工。

　　“四清”风暴中的小插曲

　　“毛泽东时代”的人际关系，许多都是被政治运动左右、制约或生发的。唐昌敏得以进入吴宓的生活中来，成为吴宓在以后日记中反复提到的重要角色，是因那场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四清”运动。

　　著名学者吴宓，当时孤身一人在位于重庆远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年愈古稀，日常生活靠已故妻子邹兰芳生前即从农村请来的内侄邹开桂帮助料理。然而，“四清”运动风暴中，各地加强“阶级斗争”，邹开桂这样的无业人员（何况又据说是“地主出身”），就成了怀疑和驱逐对象。

　　吴宓在1964年10月24日日记中记载：

　　“至2∶30至中文系全体教职在文娱室聚聆苏鸿昌副书记讲说目前阶级斗争加严，教职员之家属及亲戚中，其本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者，必须速即回乡，不能续留住学校内。此令立应遵行，云云。”（第六册387页）

　　一个月后，这一驱赶“地、富、反、坏”家属的要求便扩大到了并非上述“分子”的小青年邹开桂身上。1964年11月24日，西师保卫科限令邹开桂在两天内注销校内户口，搬出学校。年迈的吴宓，日常生活是离不开别人照料的，但当时的各级领导都以“阶级斗争”为重，不可能顾及老教授的生活。吴宓只得自行设法解决困难。于是，他想到了邻居田子贞教授家请的家务女工唐昌敏。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11∶30回舍，与田夫人郭毓琳言明，拟以其女仆唐昌敏大姐兼助宓办取饭、取开水之事，承允。旋与开桂议定……唐大姐正式工资三元，每月发薪之日付给，宓另于每月底，秘赐唐大姐五元，助其子贺国昭学费，实共月给八元。但在每月检查清洁及宓有某种特事时，须遣其长子贺国枢来助宓云云。以上均由开桂今晚告知唐大姐照行。”（第六册415-416页）

　　第二天，当地派出所又建议西师留邹开桂在校照顾吴宓生活，但“须在派出所交待其近年（1958以后）在西师之生活、行事、交际，并检查批判自己之错误行动及思想，经过教育改造后，再由派出所决定，或遣送回乡，或在北碚派给工作云云。”（吴宓1964年11月25日日记，第六册417页）。此后，西师保卫科和当地派出所把邹开桂视同“流窜犯”一般，加强了“管教”，有人还为邹开桂罗织了一些罪名，如“与西师右派分子往还”等等，派出所常把邹开桂叫去训话，还通知他参加“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学习”，经常要他写检查交待，甚至还要他“讦发宓之隐事”（11月26日日记，第六册418页）……吴宓这个堂堂的省政协委员、名教授，在派出所警察的眼里，俨然已是个随时可以由他们实行“专政”的对象了。

　　唐昌敏这时虽然还没有全部承担起吴宓的家务，但她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已经深得吴宓喜欢。吴宓在1964年12月29日日记中写道：

　　“秘付唐昌敏1965一月份特助5元。唐母子作宓舍清洁，得‘清洁’条粘户外，本月宓未尝拭窗桌、书架、床。总之，唐昌敏为宓服役远胜邹开桂，使宓舒适方便多多矣。”（第六册459页）

　　1965年1月7日的日记中又写道：

　　“唐大姐为宓服侍，甚忠勤，远胜开桂，使宓顿觉舒适。”（第七册8页）

　　1965年7月2日，邹开桂在经过大半年的反复教训、备受精神折磨之后，终于不得不灰溜溜地告别吴宓，返回四川万源乡间。从此，唐昌敏就承担起了吴宓的全部家务工作：从食堂取饭，烧开水、做菜，洗衣，买鸡蛋，打扫清洁，领取票证，甚至代吴宓寄信、汇款、存款取款……成为吴宓生活中离不开的重要角色。自这个月起，唐昌敏每月工资加为十元，以后又加为十五元、二十元，最高时还曾一度加到二十五元。

　　1965年8月10日下午，唐昌敏的丈夫贺文彬到吴宓家中拜访，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款以广柑酒，进茗，并同晚餐，各二馒、煮二鸡卵。谈次，知贺君隆昌县人，今年五十二岁，少贫，故虽保送中央大学中文系，而自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农业经济系。曾任农业银行职事，今为北碚废品收购处门市部主任，有子三人，长幼女二人，皆唐昌敏所生。”（第七册199页）

　　使吴宓甚觉高兴的是“贺君愿从宓问学，其读《吴宓诗集》颇细”。初次交谈，贺文彬就向吴宓询问了“吟诗惯诵南帆句”中的“南帆”是何意，吴宓作了回答。贺文彬又问“忍使曹仓居蠹鱼”中的“曹仓”，这却把吴宓难住了，他一时“愧不能答”--因为此句是吴宓的姑丈所改。这逼得吴宓第二天一早就起来翻检《辞海》、《辞源》，找到答案后，给贺文彬写了详细的解答。

　　以后，贺文彬有时还来向吴宓请教英语方面的问题，或向吴宓借书看。有了贺文彬这层关系，唐昌敏与吴宓之间显然就比一般的“女仆”与主人的关系更融洽、亲近了一些。

　　相对平静的生活很快又被打破了。比“四清”运动更为狂暴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吴宓与唐昌敏一家都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受了水深火热的煎熬，他们的关系也接受了严峻的考验。

　　毫无“政治觉悟”的女工

　　在文革之初，中共重庆市委派驻西南师范学院的工作组发动教师们互相揭发批判，吴宓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他的邻居田教授也不得不写了批判他的大字报。

　　1966年7月20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

　　“唐昌敏来，密报田子贞写成（108）大字报，唐欲窥读，急掩盖之。唐谓‘宓亦可写大字报反攻田君’，云云。宓乃于晚饭时作短函致唐夫贺文彬，托劝告唐切勿窥读田君所写之大字报，亦勿来报告宓知，盖此举对宓非徒无益，且有害，云云。”（第七册491页）

　　唐昌敏大概以为这样的批判类似于街坊邻里之间的斗嘴吵架，天真地想帮吴宓一把。可见她对这样的“政治斗争”一窍不通--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始终没有与“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吴宓“划清界限”，而始终只把他当作一个可以付给她工钱的雇主和需要她帮助照料的老人。

　　9月2日，吴宓被“官办”（由党政领导支持建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抄家四次，抄走大批书物。

　　9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官办”红卫兵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批斗由市委工作组圈定的以副院长王逐萍、方敬为首的“黑帮”。吴宓被挂上“反共老手”黑牌陪斗。据吴宓所写备忘录记载，被揪到会场陪斗者108人（中文系14人），从此他们就“受红卫兵之管制，监督劳动改造，不能自由。”（第七册532页）

　　此后，因8月24日至11月底经吴宓整编誊抄的日记全部被红卫兵拿走，看不到这段时间里有关唐昌敏工作的记载。直到11月24日的日记中才又出现了唐昌敏的名字：

　　“以1.80元购广柑（学校给票证）十斤，28枚；赐予唐昌敏家14枚，杨妪6枚，宓自食8枚足矣。”（第七册538页）

　　三天后的11月27日：“近午贺国琼姊妹来，云：其母唐昌敏须休息两月养病。宓以广柑14枚交付贺国琼带回家……”（第七册540页）

　　第二天，因唐昌敏病休，吴宓不得不自己“初次”去员工二食堂办公室购买饭菜票。

　　不过，唐昌敏只休息了两天，11月30日，“唐昌敏仍来工作，今日午餐唐自制豆腐干炒肉丝（二角）……”（第七册542页）

　　由此可知，唐昌敏并未被“反共老手”之类罪名和抄家、批斗之类“革命行动”吓倒。

　　12月2日：“唐昌敏献江津油酥米花糖一纸匣，系其子贺国昭串联至江津购来呈赠宓者云。”（第七册544页）

　　唐昌敏的儿子是参加“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却买来外地的名特食品“呈赠”吴宓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可见唐昌敏平时回家后对儿女们介绍的吴宓只是个年迈的“吴爷爷”。

　　难得的“美食”、“美味”

　　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真使吴宓这样饱经风霜的老人也瞠目结舌。先是工作组撤走了。“官办”红卫兵掌了权。不久，西师的造反派“杀出来了”，成立了八三一战斗纵队。1966年12月4日，造反派在重庆城里与“官办”的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保守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冲突。

　　吴宓在12月6日日记中记载：

　　“十二月四日下午重庆市工人纠察队在重庆体育场开成立大会，与在场之八一五及八三一纵队发生冲突，斗殴，互有死伤甚多；昨本校之八三一纵队竟捕去食堂之厨工（炊事员）数名，送城中拘押不放，今日西南师院全体厨工一致罢工，多人无所得食，--宓幸赖有唐昌敏，仍可得美食如恒。”（第七册547页）

　　每天在劳改队被监督劳动、学习的吴宓，信息来源是十分有限而且不尽准确的。在重庆体育场发生的“一二·四”大规模流血冲突是在上午而不是下午，“死伤甚多”只是当时以讹传讹的谣传和造反派为扩大事态以打击“黑市委”和“保皇派”的宣传，实际上并未死人。不过，关于西师的炊事员（自然是工人纠察队人员）被八三一抓去数人后引起全体炊事员罢工，“多人无所得食”的记载，应是无误的。而“宓幸赖有唐昌敏，仍可得美食如恒。”则可以从字行间体会到吴宓对唐昌敏工作的非常满意。

　　12月中旬，唐昌敏因甲状腺病到西南医院检查后准备住院动手术，吴宓愿意资助她手术费，12月16日晚，“幼女贺国琼呈其父贺文彬短柬，索宓愿助唐昌敏住医院所需之用费百元；宓即批复，另以现款100元付贺国琼带回家中，呈贺文彬收。”（第七册557页）

　　虽然吴宓每月有两百多元的高工资，但是一次就拿出一百元资助一个非亲非故的家务女工治病，仍非一般的慷慨大度可以做到，由此也可看出他对唐昌敏工作的满意程度。

　　“一二·四”事件后不久，造反派便以其“革命的暴烈行动”压倒了“保守派”，八三一纵队在西师占了上风。12月23日，教师“牛鬼蛇神”劳改队正式由八三一接管。从此，吴宓等人便改由造反派监督劳动与学习了。

　　1967年2月25日，吴宓去领取2月份工资，却被告知：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只发给15元生活费，其余“减发”（吴宓原工资为272.5元）。次日“下午3-4唐昌敏来，宓与细谈昨减薪至15元事，并表示宓当给予其入西南医院动手术之全部费用。”（第八册52页）

　　工资被减至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了，吴宓还要资助唐昌敏治病的住院手术费用（当然是从他的存款中支付），可见唐昌敏的工作对他的重要。

　　此后，因造反派的内部矛盾，局势又紧张起来。已经在西师掌权的八三一战斗纵队，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冲突加剧。以重大八一五为首向原重庆市委、市人委夺权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和北碚区的支左部队、公安机关，对西师八三一展开了逐步升级的批判、打击。监管吴宓等“牛鬼蛇神”的八三一人员在每天早上点名训话时警告他们：八三一并未失败，不要蠢蠢欲动，乘机翻案。

　　于是，惶恐不安的吴宓在1967年3月4日的日记中有了如下记载：

　　“午餐，米饭四两，唐昌敏特制豆腐干炒肉片一小罐，贺国琼送来，并为爇炭炉煮热供食。宓复柬致谢，但戒其勿再制送肴馔来，恐致责讥，谓宓罪人反不满于员工二食堂之供给耶！”（第八册57页）

　　接下来几天，唐昌敏遵嘱没有“制送肴馔”来，吴宓吃的是在食堂买的菜。但唐昌敏仍每日来帮做家务，其小女儿贺国琼每晚来为吴宓热牛奶。

　　3月7日，北碚区驻军宣布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次日，革联会所属的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其主要负责人七人被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拘捕。西师改由新成立的春雷造反兵团掌权。

　　处于“劳改”地位的吴宓对这样的形势变化毫无所知，日记中没有记载，但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唐昌敏又开始给他“制送肴馔”了。

　　1967年3月12日：

　　“唐昌敏自制素炒青菜头一罐（一角）。”（第八册65页）

　　此后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吴宓继续每天在“劳改队”劳动或学习（只是监管者换成了春雷的人员）。唐昌敏继续为他做家务，并不以他为“罪人”而逃避。吴宓对她工作的满意，可从4月24日的日记中看出：

　　“午餐，米饭三两，唐昌敏自制豆腐、鸡蛋、鲜笋汤（二角），宓喜其素淡，叹以为美味。”（第八册112页）

　　一个平民家庭在武斗中的遭遇

　　然而，吴宓不知，就在他品尝美味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武斗已在酝酿之中。

　　从4月份开始的“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打破了前一段“镇反”运动高压造成的表面平静。八三一纵队恢复活动并得到平反，视春雷兵团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两派展开了势不两立的斗争。而全重庆在此前的“镇反”运动中遭到打击的一派群众组织，这时都已经重新起来，形成了以“砸烂革联会”为目标的“砸派”（后改称反到底派），与革联会和八一五派的冲突日益尖锐激烈。

　　终于，1967年6月5日，在西南师范学院爆发了重庆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冲突。吴宓当天日记中记载：

　　“晚，闻唐昌敏报告：今日八三一进攻春雷总部（居高临下之新图书馆），大败，伤多人；校大门及校后门均严闭，禁人出入，为阻春雷之外援冲进校内，云云。”“晚间八三一广播不断。8-9时，忽来怪声巨响，类抗战时期之空袭警报鸣笛，而更粗厉，闻之心跳、欲呕，且若晕眩……”（第八册147页）

　　6月7日：

　　“闻唐昌敏言：（1）昨日校内之战，八三一死八人，伤二百余人。（2）大雨，暂止；然今日仍有战斗。（3）大小校门已摧毁，故今日出入无阻。（4）校内电话线已割断；自昨晚起，不复闻八三一之广播矣。（5）昨日下午军工队来援八三一者，为八一兵团阻击于井口，战斗死伤。（6）八三一今势蹙，故凡家中有大人或子女为八三一队员者，其家今皆栗栗危惧，恐春雷及其友军来抄家、捕人；吾邻左右数家，已将重要衣物送至校外藏匿，且送幼孩至乡间暂住云云。”（第八册150页）

　　唐昌敏向吴宓报告的消息中，有关死人的多系不实传闻，其他情况则大体属实，特别是“凡家中有大人或子女为八三一队员者，其家今皆栗栗危惧”，实际上也代表了唐昌敏的心情。吴宓很快就听到了她的告急。

　　6月8日：

　　“夕，唐昌敏率其长女贺国俊来，贺国俊系八三一队员，今惧为春雷方面搜捕，决即逃走，而旅费尚缺15元，求宓赠助，宓袋中仅有9.30元，即以九元与之。”（第八册151页）

　　6月9日：

　　“唐昌敏之次子贺国昭为八三一队员，本月六日校内大战中，有人见其左颊负微伤，仍续战斗。是日，战前，曾来见其母（唐昌敏），以其八三一队员证章等交其母，且为诀别之辞。……至今日下午，犹不见回家。悬知必已战死矣！……唐昌敏告宓时，涕”（第八册152-153页，原文到此中断，以后部分日记被抄走后失去。）

　　唐昌敏之子贺国昭，当时是重庆市第十三中学（在北碚）初中学生，说他是“八三一队员”其实不确，只能说是八三一这一派的人员。十三中九八战斗团，是与西师八三一有着相同观点并且在“镇反”运动中一起受到过打击的学生组织，是北碚地区砸派（反到底派）的主力之一。

　　吴宓大概也为之担忧、焦虑了一夜。第二天，6月10日：

　　“宓谓唐昌敏云：贺国昭或未战死，而随八三一军撤退。果尔，下午贺国昭竟生还，来见其母，匆匆又去，将续在八三一军中作战，以潜伏校内之军工队之援助，准备抗击再来攻击之八一兵团云云。”（第八册153页）

　　后来吴宓在一次学习发言中说：“此次‘武斗’中，许多家庭、父母力图劝阻子弟勿往参加‘武斗’，然其子弟固皆少年，年富力强，轻生而好勇，坚决参加，一若非冲锋陷阵，流血战死，则不足为人者。--于是顺逆正邪各组织、皆易鼓动少年为之效死。”（1967年8月18日日记，第八册219页）吴宓平时以“反动权威”、“反共老手”之身被监督劳动、学习，并无机会接触到造反派的武斗人员，对他们那种“轻生而好勇”、“一若非冲锋陷阵，流血战死，则不足为人者”的狂热表现，很难有所了解。显然是贺国昭“诀别”母亲的情景使吴宓有了这方面的见识。

　　祸不单行。1967年7月4日，吴宓又记载了唐昌敏家新的不幸消息：

　　“上午8-10菜圃上班；到者四人（同昨），所闻……（2）在碚市，两派沿街挨户搜捕敌派人员（唐昌敏言：其长子贺国彦已被捕，送至江北安置）……”（第八册172页）

　　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