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女工生存状况调查

她们是一群或满怀希望，或带着无奈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
她们因文化水平不高，只能从事全球产业链中最末端、最艰苦的工种
她们因勤劳本分、劳动价格低廉，而广受厂方欢迎，但是她们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只能换来每月几百元的收入
她们为城市的繁荣献出了青春、健康，甚至生命，但是她们的生存状况却很少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
美国另类大片《边城小镇》的片头字幕写道：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
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在沿美国边境的墨西哥建造了工厂
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零关税
这些公司以极低的成本制造商品并销往美国
在华雷丝，有超过1000个这样的工厂被称为‘maquilaoras’
每3秒生产一台电视机
每7秒生产一台电脑
‘maquilaoras’雇佣年轻的妇女
因为她们的工资低
也不会抱怨长时间的工作和不利的工作环境
绝大多数的‘maquilaoras’是24小时运作的
许多妇女在深夜或者清晨上下班途中被袭击
公司没有为工人提供安全保卫设施”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片子的开头，身穿蓝色制服的女工在车间里繁忙地工作；广播里像机器一样重复传来让人焦躁的声音：“加快生产，加快生产”，“第一班结束，10分钟内赶快离开”。于是一批走了，另一批又来了，机器昼夜运转着！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不时会有新的加入。离开的人去了哪里，没有人会关心这些！
主流视野之外的真实存在
与融入全球化过程的墨西哥相比，中国现在的处境颇有些相似：开放地区的产业大多是作为跨国垄断资本的加工车间而发展起来的，车间中劳动的工人基本是刚刚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农民，他们仅仅受过初中甚至只有小学程度的基础教育，只能从事工厂的一线劳动。在这些地方，年轻女工往往受到格外的欢迎，她们容易接受严格的工厂制度的管理，勤劳本分。作为共和国下一代的母亲，她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城市，随着结婚生子，她们中的多数还要回到农村去，往往还带着满身的伤疤和精神上的创伤。
与墨西哥类似的还有，对于这样一个群体，除了在发生特大灾难譬如火灾，导致大量工人死亡的时候，才会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而平时除了几个进行专业研究的学者，她们是隐藏在主流视野之外的。
1993年11月，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一家专门为某国外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代加工的港资玩具厂，87名工人丧生大火，其中85名是女工；另外还有50多人被严重烧伤，20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一位长期关注珠三角女工生存状况的学者，当时正在学校读书，但是她组织了香港一些关注此事的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一起去看望受伤的女工。从此，女工的生存状态就成了她长期关注的主题。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潘毅决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上世纪90年代，珠三角80％的工厂都是港资的，进入其中并不困难。1995年11月，通过朋友的介绍，潘毅成了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的全职工人。这家工厂主要制造汽车导航仪，有500多名工人，其中80％是女工。潘毅和其他7名女工住在一间宿舍内，和她们一起起居作息，很快就取得了她们的信任。
1996年，潘毅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的民间团体，她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团体确定了四个工作方向：推动劳动权益保护；提高女性意识；推广职业健康安全；实践女工自主。
根据自己的近距离观察，1999年，潘毅完成了《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一书，经反复修改，最后于2005年以《中国女工——新型打工阶级的呼唤》为题出版。该书被美国C. Wright Mills评审委员会评为2005年最佳书籍，潘毅成为了该奖自1964年创立以来的首位亚洲获奖者。
2006年，三联出版社又主编出版了潘毅的《失语者的呼声》一书，书中通过16位打工妹的口述，记录了她们在打工中的种种快乐和痛苦，潘毅称这种记录为“小历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小人物”的历史往往被忽略，主流文化都认为这些都是必然要发生的甚至是必需的，这本书就是要为这种主流意识画上“休止符”。
外出打工：充满着希望，同时带着无奈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齐秦的这首歌可说是打工妹最好的心灵写照。
这些年轻女孩外出的原因多种多样，不光是单纯的经济压力，外部世界的诱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川女孩秋月将这种诱惑说得很浅白：“当时同村的女孩子出去打工，出去前穿的衣服都不好看，打工回来穿的却好漂亮，而且皮肤白了，人也漂亮了，这对我真的有点诱惑哩。”
慧的父亲是国企煤矿工人，上世纪90年代末下岗，每个月只有119元的补偿金和生活费，而且常常一整年发不出来。她的母亲患有脑血管疾病，而且还有肾结石、肝炎、子宫肌瘤和胃病，每次治疗都要几百元，家里的钱几乎都花在了母亲身上，而且弟弟还要上学。家里拮据的经济状况使她的父亲脾气非常暴躁，不时打骂她和母亲，没事也要找出一些事情来骂。母亲说：“如果不是你和你弟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早就去死了。”年仅15岁的慧，便渴望逃离家庭，“跑得越远越好，外面的日子会很逍遥”。借了同乡的一张身份证，她就跑到深圳去了。
华是广东人，她选择外出打工，是为了逃避父母安排的婚姻。她6岁时，父亲突然得了胃病，动手术需要6000元钱。“我妈妈和他妈妈关系很好，爸爸在医院开刀动手术的钱全部是他妈妈交的。”父亲康复之后，华的父母为了报恩，将她许配给了对方的儿子。两家人的儿女经常一起玩，华只当对方的儿子是哥哥，一直都不知道那是自己的未婚夫。直到华上初中二年级，妈妈才告诉她这件事。那时她已17岁，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华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一方面她对那个男孩只有兄妹之情；另一方面，她在学校认识了另一个男生，两人感情很好。华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们交往，“他（父亲）给我两条路，如果我不跟订婚的那个男孩结婚，他就要自杀”。华觉得留在家里实在别无选择，只有出去才能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于是带着满腹的忧伤和怨恨来到了深圳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
受骗：她们的第一堂课
刚刚逃离农村生活的她们，没有任何的城市生活经验，农村中朴实的人际关系，也使她们对各种骗术缺乏辨别能力。从广州火车站下车以后，最先迎接她们的往往就是一伙骗子，有要带她们乘车的，有硬要她们买金项链和戒指的，有设局行骗的，有向她们借钱的，不一而足。而这些和她们之后的受骗遭遇相比，通常还都可以算是小儿科。
26岁的小燕来自陕西农村，曾经性格开朗，因被同学所骗参加传销，被骗取大量钱财后变得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往。在她看来，被骗去的不只是金钱，还有人际间最基本的信任。2000年，她被同学邀请到肇庆一家公司做“工作轻松、工资高的科室人员”。到了之后，同学和公司的其他人员将所谓的“连锁加盟公司”说得很好，还经常在她面前给其他员工发几千元的工资，逐渐解除了她的思想戒备。同学让她筹集7000元，其中的3800元上缴给总部作为风险抵押金，其余的作为自己的通讯费和生活费。她向家里打电话，刚刚做完眼科手术的父亲去银行贷了款，还向她的舅舅借了2000元。没想到她交完钱刚刚一个月，那家公司就被查封了，负责人和秘书早就带着骗取的40多万元跑掉了。“大家的心情都糟透了，谁都没心情吃饭，不知该怎么办。多数人的钱已经用光，没钱交房租。我和同学只好去深圳的另外一个同学那里落脚。我不敢回家，也不敢打电话，没脸见任何人，父母的血汗钱都没了，那种滋味真是难受极了。”
阿红来自重庆，8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有次和大嫂吵架，一气之下上吊自尽了。小小年纪的阿红只能和二哥一起寄居在大哥家里。大嫂经常打骂他们，大哥毫无办法。一旦大哥责备大嫂，大嫂就以死相逼，最后只能作罢，睁只眼闭只眼。由于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她二哥12岁就到江西打工去了。14岁时，很多人开始给阿红提亲，其中有个男孩很有诚意，阿红也很喜欢他，于是就定亲了，后来她不想太早结婚终于又分手了。
19岁时，阿红在去宜昌打工的路上遇到了那个毁了她一生幸福的人贩子。“他说能帮我在安徽找工作。我跟他到了安徽之后，他用自行车带我到乡下，同行的几个女孩都分开了，没想到那人竟以2400元把我卖给了一个比我大10多岁的男人，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当时我很讨厌他，但没办法逃脱，连上厕所都有人监视。他家里很穷，除了两间茅屋什么都没有，而且又脏又乱，当天晚上我就不想活了。可是，我连寻死的机会都没有。”丈夫和婆家人担心阿红跑掉，白天看着她，晚上婆婆就从外面把门锁上。“他曾经买过一个四川女孩子做老婆，可是那个女孩子三个月后就喝农药自杀了，他害怕我也这样。当我求他放我回去，并答应把买我的钱如数寄还给他时，他同意了，甚至还借钱帮我回家。可是他买我的钱就是借的，现在又身无分文，所以根本借不到钱。”就这样，阿红被迫与这个陌生且没有任何感情的男人一起生活。“半夜做梦也总是梦见自己回家，梦见和以前订过婚的那个男孩结婚。”
“很累很累”：女工的共同语言
阿春是广西南宁人，1996年她第一次来到深圳南山区打工，进了一家生产收音机的电子厂。当时阿春负责剪灯脚。“工作时没有手套，剪十几个花灯脚，手就起了水泡，水泡烂掉时很痛的。后来，我的手全都起了泡，并且肿了起来，所以就不想做了。”不巧的是，她还遇到了一个很凶的主管，经常骂她做工不积极。她的第二次打工经历是在一家生产VCD的电子厂，工位是补锡铁、执锡拉，每天工作8小时，工资15元，比以前的工厂还好一些。可是，焊锡线的工位释放出很难闻的气味，而厂方却没有给工人配发口罩。“那些烟熏得脸很痒，毛孔都大了。”那时，她还不清楚焊锡线释放出来的气体对工人身体是否有害，更不懂得向厂方反映。当时，工厂为了赶货，竟然不批准工人辞工，阿春受不了那些焊烟，辞工又不批，结果舍弃了一个月的工资自行离厂了。后来她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开了一家小店，结果还是“两手空空地出来”，只得再次回到生产线。这次，她进了深圳南油一家印刷厂，每月底薪600元，包吃包住，若在高温的工位还可多100元。虽然表面看起来还不错，但她的工位是将纸放在烘干机内“过胶”，因为烘干机温度很高，工作岗位非常热。此外，印刷工序中还使用化学品如天拿水，又没有空调，工作非常辛苦。自从她接触这些化学品后，和其他女工一样，自己也变得有时会出冷汗，经期也不准了。
春梅，一个“过劳死”的悲剧。
当潘毅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她已经沉睡在冰冷的停尸间里等待火化了。那时，才18岁的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决意到深圳打工。她进入了深圳松岗的一家港资玩具厂，负责剪线头，每天要在两个不同的厂区跑10多个小时，十分劳累，可工资只有几百元。
在事发前几天，春梅对她姐姐说很累，想辞工，但厂里不同意。一天夜里12点钟才回去休息，栽倒在了卫生间里。当别人发现的时候，她已经七窍流血，昏迷不醒了。她姐姐说：“春梅出事的时候，老板娘没有立刻为春梅急救，还说出什么事由家人负责。当我们抱着春梅赶到医院时，她已经不行了。”“我父亲赶到深圳，质问老板娘为什么要工人加班那么长时间时，她盛气凌人地坚决否认，还凶巴巴地威胁说要干掉我爸爸。”院方开出的是“非工伤死亡”的证明，只说她是急病致死，但又不说明是什么急病。要验尸的话，还要多交2000元。后来她们去松岗劳动站投诉，负责人只愿意拿出2万元的赔偿。“我们曾去市劳动局投诉，他们说根据目前的《劳动法》及有关的工伤法律，没有任何有关过劳死的个案，没有办法为我们出头。”她姐姐和年迈的父亲每天奔波于厂方、政府部门和医院之间，但得到的却是除了冷漠还是冷漠，他们实在没有信心支撑自己和老板打一场漫长的官司，最后无奈地接受了厂方3万元的赔偿。这就是一个年轻女孩生命的市场价格。
1993年深圳那场大火中幸存的小英，十年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工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可以随便掐死。”虽然极端却有一定的代表性。
抗争：学习着，成熟着
这些年轻女工们有时也会采取消极的方式对工厂的管理进行对抗。锡焊室的管工就曾经告诉潘毅：当这些女孩子们不高兴的时候，她们就会慢悠悠地把零件装好，再慢悠悠地传给下一个女孩，慢得简直像乌龟一样，如果你催她们快一点，她们就会故意出错，害得你重新返工。
潘毅在这家工厂工作时，也曾亲身观察到一场围绕收音机展开的斗争。一天晚上，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车间里的收音机突然被关掉了，工人开始发牢骚，几乎所有人都同时放慢了工作节奏，流水线停了下来，工人们开始悠闲地说笑。组长们被叫去开会，9点钟，工人准时下班。第二天晚上，收音机照常播放，生产线也恢复了。
秋月来自四川蓬溪县，初中毕业，是个喜欢思考的女孩，别的女孩子喜欢逛街，而她却喜欢跑到图书馆去看书。就是她，领导了一次由几百名工人参加的对厂方的抗争。
由于长时间加班，有些女工晕倒在车间。另一方面，宿舍条件十分艰苦，20多人挤在一起，且200多名女工共用一个卫生间，走廊里布满了垃圾和蟑螂。秋月及其他女工曾经写信给厂方，要求改善宿舍环境和工作条件，但厂方没有答应。她还曾给劳动局写过信，当劳动局来调查时，厂方让工人放假，结果什么也没有改善。
当连续加班之后订单减少时，工人被安排轮流休息，每周做3天休息4天，休息时间没有工资，而且还要扣房租、水电费，工人生活大受影响。秋月起草了员工致劳动部门的信，要求工人的工资必须符合最低工资的标准，厂方需要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在放假期间工人要享有生活费的补贴，改善宿舍的生活条件，如降低水电费等。
第二天，几百名工人在劳动局门外的草地上热情踊跃地签了名。大家筹备了路费和联络电话费，做了分工，有6个工人代表来到区劳动局，另有8个人到市劳动局投诉，有1人发电子邮件到香港总公司，两个负责联络记者，其他员工则集合在一起等消息。
厂长坐着偌大豪华的房车赶来了，一下车就开始责骂工人。秋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他只是凶巴巴地问我们干吗，集这么多人在这里做什么。全体员工都愤怒地伸长脖子跟他吵，说工资、宿舍问题。最后厂长说不上班给每个员工5元的生活补助，但我们没有理他，我们还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他只是想打发我们走开。但是，我们要求的不只是这一点，那么多的条件，他一条也没有答应。”厂长争论不过工人，竟找来工业村内的保安来驱赶她们。
尽管后来的经过很复杂，她们最后也只是得到了一小部分结果。经过这次失败，秋月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工人内部的分化，厂方恰恰利用这种分化解决了这次抗争。但她没有被这次事件所吓倒，反而促使她更主动地掌握《劳动法》以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尊严。这次事件还使她想起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我们进厂后老板剥削剩余价值，而我们仅能得到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秋月最后还是离开了这家工厂。
离开这家工厂不久，她又进入了另一家电子厂。她希望，自己与其他打工姐妹们的关系能更密切些。
文 潘毅 郑现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