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利益集团（1）

转基因利益集团(1)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摘要：不足十年，转基因棉花就“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再来个十年，复杂生态系统的轻微改变，是否还会带来单一化转基因种植的系统性坍塌甚至崩溃？转基因一直与产业化、规模化相关，世界上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解决大规模农场的破产问题？“中国开放转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是迟早的事情；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这样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迫在眉睫的挽救措施应是，学习美国，利用国家集中体制来做转基因基础研究，避免技术分散、资金分散、人员分散带来的一系列的可能弊端。

一、有关转基因的五大谎言 

1. 转基因增加产量？

举个例子，2008年11月，我去意大利做有机农业和社会农业考察。有一位在罗马北部Viterbo的意大利农民，给我讲了他这些年由产业化种植转向有机农业的历程。在1970年代，他的农场率先采用美国机械化技术，配合高产种子，施用大量化肥和农药，最初五六年，产量连年增长。这位农民，也成为欧洲种子革命的典范。美国的种子公司，不断地带各国的人过来参观，让他们学习这个欧洲的样板。那些年，他们的作物长得非常好，产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随之悲剧就发生了，有一种来自北美的昆虫，由于已经有了抗性，而此地的生态系统，又没有它的天敌，遂大肆繁衍，农场的产量开始连年巨幅下降。美国的种子公司马上不来了，他们转到其他地方，继续扶持新的样板去了。而这位意大利农民，则陷入了生产危机之中。痛定思痛，他意识到转基因和产业化农作技术，不仅害苦了自己，也威胁到周围的农场，破坏了周围的生态环境。所以，他从1980年代起，开始转向有机耕作。

有调查表明，这类状况也已经出现在中国。一直以来，不少农业专家认为，南方稻作区鳞翅目害虫越来越严重，Bt抗虫转基因水稻推广后，将会减少用药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在2001年～2004年刚推广的头几年，对其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当时普遍反映，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确带来好处：一是农药使用量下降，二是种植成本下降，三是亩产总量上升。可是，我们留给自然的观察期太短了，不足十年，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就形容转基因棉花“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比如，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从2001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近年来优势逐年下降。转基因棉质量越来越差；抗棉铃虫的基因的确发挥了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成为近几年最主要、最让基层焦头烂额的问题，抗性风险凸显，用药量不减反增。据绿色和平组织调查，2009年江苏盐城大丰市转基因棉花55万亩，近40万亩有黄萎病，其中3万亩棉花死亡，病情严重的田块减产七成①。

2. 转基因提高质量？

2007年9月，我在美国中北部做农场调查的时候，有一位助手叫Claudia，来自德国。她很喜欢吃马铃薯，但到了美国以后，她变得很讨厌马铃薯了。为什么呢？她告诉我，本来，自然界至少有四五百种不同种类的马铃薯，个头、色泽、口感和风味，各不相同。但是，在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之下，美国只留下了四五种经过转基因处理的马铃薯，其他的马铃薯基因，全部被这些种子公司收到他们的博物馆了（这无异于一场系统的生态灭绝）。被推广的这几种马铃薯，个头很大，肚脐很浅，产量很高，淀粉含量也很高，但是，吃各种风味的天然马铃薯的幸福感，在Claudia身上，再也没有了。

中国的稻种、豆种及各类作物，与中国地理、气候、文化、风俗的多样性相适应，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多样性特征，同时这也是传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今天，这些遗产正在消失，因为转基因作物与产业化种植捆绑在一起，不仅在消灭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在消灭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消灭支持这些佳肴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消灭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物种资源和生态环境。由此，消灭了我们的幸福和未来。

3. 转基因降低风险？

在实验室里，许多条件是可控的，所以许多技术可能成功。但大自然不是人类的烧瓶，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单一化的种植，必然会聚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在短期内看不出来，但从长期看，一旦有一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复杂生态系统的轻微改变，就可能带来系统坍塌甚至崩溃。可以设想，转基因作物若得到大面积推广，一旦自然系统中随便一个小小的不可控因素发生，我们就极可能面临生态灾难、食物威胁。到时，人们可以勒紧两三年，甚至更多年的腰带，去渡过生态恢复、转基因作物过渡期的危机吗？19世纪中叶，爱尔兰土豆单一化种植的病虫害，曾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惨剧，前车之鉴不可忘②。但即使存在这样的风险，孟山都外协部主管仍宣称，“孟山都不必对生物技术食品的安全性做任何承诺，我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卖出去，确保安全是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工作”③。

凡是单一化的投资，必然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只有多样化的种植，才能既降低地域性的系统性风险，也降低各类的非系统性风险，这是风险投资的基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农作物种植。

4. 转基因减少成本？

其实，算个大账，转基因技术不仅不能减少成本，反而会加大农业生产成本，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转基因技术在生产环节，不断地加大成本。从近些年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转基因与水、肥、药、机械、信贷等等，都是相配套的，是一整套的体系。就像微软视窗配套了一系列的软件进行捆绑销售一样，转基因技术也捆绑销售它的一整套体系，这加大了农业的成本，而非降低。

比如，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是和草甘膦捆绑的。正如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孟山都对农达(Round Up，即草丹膦)农药的引进一样，90年代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抗农达(Roundup-Ready，即抗草丹膦)的基因种子引入，这使得农达的喷施，可以更加无所顾忌，而且更加必要。转基因种子，对水肥条件、对机械投入的要求也很高，这要求必须大面积种植，才有规模经济，才能降低单位成本。而这套系统要求必然加大农业投入成本，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根本无力承担的。

5. 转基因减少贫穷？

根据对阿根廷、韩国、印度的研究，转基因技术和产业化种植相捆绑，使得小农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继续依靠低成本的天然农作生存。于是，就会出现农民的分化：大部分农民破产以至无家可归，少部分农民与资本联合，成为资本的奴隶。

转基因一直是与产业化、规模化相关的，因为小农负担不起产业化、规模化的投入和成本，最终不得不卖了他们的农场，离乡背井。美国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与制度安排，其他国家则不成。美国的政府，在农民破产以后可以对他们进行培训，安置到城市就业，但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少数欧洲国家外，世界上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解决大规模农场的破产问题？至于中国，有两亿多农户，美国只有两百万个农场经营单位，百倍以上的差距，怎能简单类比？（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