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文章-- 曲宗生

    年鉴要服务现实，明鉴春秋，这样的鉴之本身，就有镜鉴与鉴赏的双重涵义，这应该是年鉴的基本要义。尚丁先生早就说过：“称作年鉴的‘鉴’字，具有深义。一、鉴有镜之义：‘王以后之鉴予之’。二、鉴有照之义：‘光可以鉴’。三、鉴有借鉴之义：以古今成败为法戒，曰鉴。所以，我们说；年鉴是昨天的历史，今天的镜子，明天的见证。”⑴的确，一个鉴字，单纯而深邃，一个鉴字，平凡而神圣，一个鉴字，熔铸着历史和时代，岁月和心灵。鉴，能使“历史在这里沉思”，能使“现在从历史发生”，能使我们在匆匆走过之后，蓦然回首，找到一份回家的心情。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年鉴所具有的鉴人、鉴世、鉴知、鉴识、鉴别、鉴采等等，往往蕴涵着智慧的美，蕴涵着一定程度的鉴赏性；而一部年鉴的封面、卷首、照片、插图、补白乃至装帧、设计等等，往往独出心裁，引人入胜，又无不直接体现着形式的美，体现着直观的鉴赏性。显然，无论其内在品质还是外在形式，年鉴都具有鉴赏性。没有鉴赏性的年鉴是苍白的、弱智的，是缺乏品位、缺乏魅力的。

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对“鉴”的理解过于肤浅了，很少从“深义”上去做文章。谈到年鉴的功能，我们大多论及它的存史与实用功能，即把它当做一种“史册”和“手册”来看待，似乎还没有人重视它的鉴赏功能，即同时把它当做一种“画册”来看待。即便近几年开始注意了年鉴的实用性，也还是局限于它的资讯服务功能上，缺少对年鉴功能本性的全面的梳理与探讨，缺少对“鉴”之“深义”的发掘与求索。年鉴的鉴赏性功能，几乎从一开始就被我们忽略了，进而逐渐淡忘了。因而，年鉴在我们眼里，顶多是一种有用的书，实用的书，积因成业的书，而不会想到它应该还是一种“智书”，一种充满智慧的、积智成朗的书，一种可以让人鉴赏的书。

积非成是 —— 鉴之本性的缺失 

年鉴“鉴赏性”缺失的过程，是一种“积非成是”的过程。这种“积非成是”，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传统观念的局囿——我国年鉴大体都可纳入“官办”范围，理所当然地成为“官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府形象的代言人。因而，年鉴大多具有正史性、权威性的特点，冠冕堂皇，眼睛向上，往往只对政府负责，只对领导负责，只服务“中心”，服务大局；不太考虑读者的需求，不太考虑社会的需求，不太考虑“边缘”，不太考虑局部。我们的年鉴观念已经先在地设定了什么是应当记述的，什么是必须记述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什么是可以忽略不记的。那些被判定没有价值的东西，在以传统观念来设计的年鉴框架中，是找不到自己容身之处的，就是有人想把它们写进去，也不知道写在哪里为好。可是，如果年鉴记述的观念有所变化，视角有所变化，可能这些“边角废料”就会突然间显示出它们的价值，甚至一夜间身价百倍。因为，“边缘”和“中心”只是取决于观看者的位置，“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换一个鉴赏的位置和角度，我们自然会发现另外一道风景。 

对此，有识之士亦不乏呼吁，可惜影响甚微。如早在1990年，范作义先生就曾指出：“我国年鉴的内容主要是为领导机关、科研、文教、工、交、农、商、城建、财政金融等部门和单位服务，服务面窄，远没有走向社会，更没有走向家庭”。⑵十年后，肖东发先生再次强调：“年鉴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对社会应有的影响，这和我国年鉴长期以来的定位偏差有关。究竟存史是第一位，还是服务现实是第一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误，导致很多年鉴脱离现实。”⑶

传统观念的局囿导致年鉴的失语、失信，这已是多年来不争的事实。“年鉴最常见的毛病是‘失语’。几乎所有年鉴都将一组重要的照片置于卷首，成为一部年鉴的‘窗口’，然而我们从这个窗口中所能见到的均是光可鉴人的正面形象，很少有年鉴敢于在这个窗口中将‘引以为戒’的‘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照片‘立此存照’；几乎所有年鉴都有‘概况’，但很少有‘概况’能一分为二，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见成就，不见缺点与不足；几乎所有年鉴都有‘大事记’，‘大事’本是个中性词，无论好事坏事，大了就成为‘大事’，但你在‘大事记’中很难找到那些不光彩、不好听、出了娄子的‘大事’。只‘鉴’一面，不‘鉴’另一面，无疑是片面。”⑷年鉴应该“如实记录历史，报喜还要报忧。”“然而，在目前的年鉴中，总结失误教训的内容太少了，几乎很难找到……以整个事业来看，成绩是主要的，所以年鉴也应以正面反映为主，但有矛盾不敢揭露，有问题不敢触及也难以发挥‘鉴’的作用。”⑸

“失语”的后果是失信。当一部年鉴失信于史，失信于民，那么它除了劳民伤财之外，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呢？ 

传统趣味的局囿——为了与“官书”、“正史”的形象相契合，我们的年鉴从内容到语言，无不正襟危坐，“清心寡欲”，宁可“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不约而同地排斥“异己”，排斥正统之外的“异彩纷呈”，害怕自己不小心成为“异类”。我们以“无趣”为上，以“不华”为荣，不屑于追求年鉴的可读性，不屑于追求年鉴的艺术性，甚至寡淡无味，面目可憎。我们生产出来的年鉴中大多数东西不是必需的，不是实用的，不是建立在社会需要或个人选择的基础之上的；而往往是惟我独尊，大而无当，往往只是为了满足官方形象、官方行为运作下滋生出来的虚荣感。

传统趣味的局囿导致年鉴的“失宠”。由于缺乏“低级趣味”，缺乏必要的知识性、可读性、鉴赏性，缺乏日用、民用、实用的基本价值，我国年鉴也缺乏在社会读者中的影响，在基层、个体中受欢迎的程度不高。“我国年鉴的发行量普遍偏低，没有一本年鉴是畅销书。据统计，省级年鉴的印数多在3000册左右，有的地市级年鉴只印1000册上下，单从印数上就可以反映出我国年鉴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有限。很多人甚至还对年鉴缺乏最基本的了解。”⑥     显然，年鉴的“不好看”、“不实用”，是其 “失宠”的直接原因。

缺少鉴赏性功能的年鉴居然在我国迅猛发展，积因成业，说明八十年代以来二十多年的“年鉴热”中，我国年鉴事业的确有点“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急功近利”，相互模仿，缺乏追求，缺乏创意，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缺乏对西方年鉴编纂思想和编纂理论的合理借鉴与深入研究；也说明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需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观念，而观念的“合理性”存在于人们对它的“认同”之中。不幸的是，当积非成是的时候，“习俗既久，为患实深”，不免积重难返了。

     “总结我们实际的年鉴编纂经验和从世界各国年鉴发展史中汲取学术成果，是发展年鉴学的重要途径。”⑺今天，“我们确实应当用十六大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清理一下年鉴的编纂思想和编纂理论，清点一下我们一向觉得很自然、很正常的做法。年鉴界要创新，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瞄准世界水平，学习借鉴一切外国的先进理论和先进做法，力争把我们的年鉴办成世界一流年鉴。”⑻一个“清理”，一个“清点”，准确地指出了目前我国年鉴界改革、创新与发展的要害所在。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需要蓦然回首，需要翻然醒悟，需要重塑自身形象，找回已经失落的精神家园。如此，我们的创新与发展才有一个稳定而准确的立脚点，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失魂落魄，我们才有可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而对年鉴“鉴赏性”功能的考问与追索，正是“清理”之中的发现，“清点”之后的必然。